插图50：特奥多雷·德·布里，《微观宇宙、人和宏观宇宙》，铜版画封面：罗伯特·弗拉德，《两个世界的历史》，1617年，奥彭海姆

文艺复兴的魔法：言语和事物的力量

魔法是一种人类实践。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文化中，魔法都应该帮助人们躲避痛苦和危险，或者得到好处。萨满、佛教僧侣和道士身处魔法的圈子里，就跟犹太教的创造奇迹者或欧洲的治疗者、探宝人和“智慧女人”一样。对相似性进行思考，探究邻里、友谊和亲和力是一种好方法，可以让人们在刚刚来临的新时期里为世界面貌重塑秩序，揭开现象的寓意。人类将自己视为反映宇宙的微观宇宙——在拉丁欧洲是这样，在中国或印度也是这样。“世界自己转动，”福柯这样说道，“地球是天空的重复，脸庞映射在繁星上，青草的草茎里藏着为人类服务的秘密。”对相似之处的探究，即菲奇诺所谓的“叠合一致”（Kongruenzen），成为认知的中心。外观被视为内在的标志，形式应与特性和效用相对应。象征和被象征物并非两样，人们更相信它们被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因此，谁找到一座原始崇拜的偶像，那他同时也找到了偶像本应反映的形象。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意识到自己正面临挑战，要分析相似之处，揭开隐藏之物并让它发挥用处。菲奇诺认为，魔法结合了“恐惧、数字、图形和质量”：无非就是基于自然知识和几何创造的科技。

魔法师或牧师使用的词语的效果也是基于这种“野性逻辑”。词语似乎与它所指代的东西不可分割，这种共生进入现代才消失不见。单单词语貌似就有巨大的可能性，甚至是无限的。词语的能力从《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上帝仅仅用“道”就创造了宇宙，而这个高度复杂的概念可以被翻译成“词语”。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相信，人可以赢得上帝的造物力量，只要他破译《圣经》或卡巴拉中数字和词语的含义，就能发现上帝的秘密。只要他知道如何使用大自然的力量，那么词语、标志和行为就能使他掌握宇宙。皮科认为，这样人类将是“自然的王侯和主人”，只有上帝的无所不能才能限制住他。

也是出于对主导世界的词语的崇敬，约翰内斯·罗伊希林为拯救犹太书而抗争，他的著作《论卡巴拉艺术》和《论奇妙之语》都试图向基督教人文主义介绍犹太著作。基督教的祈祷词尽管是不合逻辑的套话，也属于仪式的一部分，即便在祈祷中，语言也是一种魔法般的方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通常人们还需要一些稀有的、难以获得或令人作呕的东西——如被处决之人的身体部位、蛇或蝙蝠。

圣事可能带来益处，却又非常危险，因而需要人们的敬畏之心。魔法仪式要求最大的精确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魔法释放的力量不会变成破坏力。最轻微的偏离可能就会让仪式无效，就像“寻常”祷告中的错误会冒犯神灵。如果说错一个词，那么恶魔可能就会从用粉笔绘制的、起保护作用的圆圈[36]里挤进去，从而扭转召唤者的脖子。错误让界域不再固若金汤。尽管魔法仪式经常施行，但它们有些强迫的意味，而祈祷只需要请求上帝。虽然魔法师可以申明自己只调动自然力量，与医生的行为没有区别，但他很容易被怀疑和魔鬼做过交易。无论如何，教会怀疑魔法师的所作所为。但是，天主教神父手里有圣体、圣物和仪式，这些都是有巨大力量的魔法道具。16世纪，神父越来越热衷于削弱魔法师的竞争力，以免他们与自己抗衡。

石头和星星的力量：炼金术士和占星家

文艺复兴时期，“神秘”与拉丁语中“occultus”的含义一致，并不是什么超自然或恶魔的力量，而是事物中“隐藏”的力量。这些力量根据相似的模型——或如菲奇诺所言，在用爱促进生命的原则下——被激活，圣体施展力量时就像一块磁铁、一株植物或一颗宝石。例如，红玉髓本身是红色，应该对身体的汁液（也就是血）产生效果——淬去怒火，在流鼻血或月经不适时发挥影响。许多著作都把关于这些力量的知识汇集起来，如艾尔伯图斯·马格努斯的《秘密》（Secreta），其中的素材除了来源于中世纪，还包括古代和阿拉伯流传下来的资料。一本丰富的“秘密”之作对出版商来说是高销量的保证，最成功的此类作品之一是1555年的《秘密》，作者是化名为阿莱西奥·皮耶蒙德斯（Alessio Piemontese）的意大利炼金术士。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它为所有的解药——肥皂、颜色甚至果酱——提供了配方，到1700年已经有超过100个版本。

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在骗术、实验和经验之间摇摆不定，这一领域的奠基文件是《翡翠石板》。它的神话起源于阿拉伯，后来传到欧洲。根据一版改编的传说，它在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墓中被发掘出来，人们传言说他的墓藏在胡夫金字塔里。石板上的文字应该涵盖了原始智慧的所有知识。“奇迹的效用是通过一个东西激发的，就像各种物质的东西通过唯一一种过程生成，”12世纪的西班牙语译文中这样写道，“让土远离火，然后火会照耀你！”无数学者都试图阐释这些句子。炼金工艺——粉碎、蒸馏、熔化——的目的都是净化原材料，并用获取的绝对纯净物质影响自然界中隐藏的过程。

幸有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翻译，赫尔墨斯的石板文字在15世纪就已经流传，希腊传统炼金术很晚才为人知晓，即多梅尼科·皮奇蒙蒂（Domenico Pizzimenti）在1573年翻译的《伟大艺术》。有了这些和许多其他文本，炼金术的时代终于降临，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达到顶峰。为了实际目的，人们要通过实验得到一切可能的解药，不管是金子还是“魔法石”。这一“贤者之石”应该是一个融合所有元素之属性的完整的微观宇宙。如果触摸了这块奇迹石，那么根据圆满法则，人就会触发渴望，拼命想要完善自己。银会变成金，病人会变健康。罗杰·培根把动物血看作“贤者之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元8世纪的阿拉伯人贾比尔·伊本·哈扬（Dschabir ibn Hayyan）更青睐汞，他写过一本畅销的炼金书。

对炼金术来说，宇宙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为自己存在，一切事物都直接或间接相关。“上层来自上层，下层来自上层”，这是《翡翠石板》的低语。它也知道：“精致比粗俗更高贵——谨慎、聪慧。它从地上升到天空，从高处带来光；它再次降到地上，兼具上层和下层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宇宙被视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伟大的存在之链从地球、泥土和人类到达天使直至上帝，社会等级就是从中找到范例和合法性的。天使和恶魔是中间人：理性、热情和不朽的生物。因为宇宙的秩序预见到，更强大的、更高的会对不那么强大的、不那么高的产生影响——如博纳文图拉所言——所以星星影响元素，并影响这些元素构成的躯体。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流传一种信念，认为更高的天体上的能量是可以被引到地球上来的。因此，人们需要在医药和哲学的帮助下开拓世界上各种元素的未知力量，精神的力量通过宗教仪式，天空的力量通过数学和占星术。炼金术与后者息息相关，一个穆斯林学者称之为“尘世占星术”。哥白尼抨击托勒密的世界观，但并没有削弱占星术的意义，甚至这个波兰天文学家一开始做研究的目的可能就是反驳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对占星术的大肆批评，前者在博洛尼亚时对此曾有所涉猎。

对于占星家来说，人是所有天体运行过程的参考点。行星运动就像一出道德剧，人是唯一的观众。行星劝告人类，威胁人类，做出承诺，但它们也引发变化。宣布和影响人类命运应该就是它们的目的。星体散发出力量，目标就是这些月球下的微小生命。这些力量对自然影响深远，对人体也一样。托勒密就曾指出，人类不同的身体特征与出生时不同的行星位置有关。借用汉斯·萨克斯的话，这个“天文学家”知道，“接下来是丰收年/还是物价上涨、战争逼近/或是许多疾病蔓延”。

像魔法实践一样，“星体辐射”的效果遵循类比和同感的规则。例如，如果魔法护身符上有太阳标志，那么一旦它正式进入太阳的“能量域”，就应该有效。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天空游**的行星相对于黄道十二宫处于什么位置，这时形成的象征符号就有多强大的力量。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性格特征都来自行星星座的力量，曾经国家就是基于这一力量建立起来的。在一些思想家看来，甚至整个历史进程都受到星星的影响。例如，彼得罗·德·阿巴诺将世界历史的高度与天体的和谐形势联系起来。与之相对应，衰退应该和与夜晚相关的天体的前移有关，在古代人们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天体秩序的变化，并猜想它有干扰作用。公证员塞科·达斯科利（Cecco d'Ascoli，1257—1327）与彼得罗·德·阿巴诺生活在同一时代，他惨遭厄运，因为据审讯者称，他让“一切”都臣服于星体的权力。他甚至相信，星座的创造者基督也被行星决定了命运。塞科最终被判为异教徒而送上火刑架。

占星家的思维模式一直存在争议。乔叟认为，他们的行为连苍蝇都比不上。而神学担忧的是，人们太信服于星体的影响，便会质疑上帝的全能。赞成占星术能让人们获取知识的人纷纷为之辩护，他们的论点简明扼要，星星可能会统治人类，但指挥星星的可是上帝。行星可以“引导”，但它们不能强迫。蓬波纳齐同样如此辩称，开普勒也持类似观点。如果是这样，那么占星术的推测和对天体运行的简单观察一样，最终都指向对上帝决议的认定。在这当中，虽然逃不开宗教信仰，但有一个更深层的动机不容忽视，甚至在一些科学革命史中它扮演着主角，即追问和不断继续追问。

学者、骗子、科学

因为占星术允诺多方面的好处，甚至包括未来的统治地位，所以多数时代和许多文化中的统治者都推动了占星术的发展。在欧洲南部，占星术或者说天文学——当时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自中世纪后期开始成为大学的专业。例如，1459年克拉科夫大学设立专业，拿到教席的人每年必须占星一次。这里还开设了关于阿布·马沙尔的《伟大引言》的系列讲座。16世纪初，由于有更准确的托勒密译本可供参考，占星体系经历了另一次扩张。连领军带兵的将军都被建议掌握占星知识，因为在占星的帮助下可以更好地评估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并认识到发动战争的有利时机。

从一开始，哥白尼想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给预测和历法计算提供新的基础。许多人虽然抨击他的主要论点，但很看重他的著作，因为它们确实提供了比其他书籍更准确的数据。相信星星会传递信息和产生影响并不代表预言一定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这个复杂的占星系统只有专家能看透。如果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基础数据肯定也不太准确。不过，即使预言没有兑现，雷吉奥蒙塔努斯也不把错误归咎于占星术思想模式本身，他认为要让观察方法更加精确。为占星目的而获取的天文数据在制定日历和远洋航行中也发挥作用。同时，人们积累了“严肃”知识，这有助于打破一千年来的世界观，尽管这些知识积累不在计划之内，且是顺带而得的。

占星学能够持续存在下去是因为很多因素，而魔法系统同样因为这些因素幸免于难。魔法提供的程序也同样非常复杂。错误的时间点、错误的词语和缺失的物质可以解释一切失败，如有必要还可以推测是上帝的干预。人们也不知道痛苦来自何处，也不确定人类行动在其中有多大影响。人们永远不能排除，一种疾病可能有道德原因或源自上帝的惩罚。这样一来，人们很容易就撇开魔法本身的缺陷，而在具体应用及其实证基础中查找错误。

炼金术是占星术和魔法的姊妹，在14世纪被教会禁止——但这只是徒劳。炼金术像魔法仪式一样也许诺强大效果：财富、健康和青春，也许还有永生，前提是如果能成功地完成炼金杰作并找到“贤者之石”。此外，炼金术还把自己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康茨坦茨宗教会议期间出版的《神圣三位一体之书》就为他们提供依据。政府，甚至高度理性的企业家如富格尔家族都在炼金术实验中进行“风险投资”，当然很少得到回报。像浮士德博士一样的神秘大师不知道如何制作黄金，只知道怎么从资助人的钱柜里骗取金币。像人们经常说的，他们在绞刑架底下干活：这是他们最后的利润。金属提炼的先驱万诺乔·比林古乔在他的《火焰学》中说，他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相信炼金术士承诺的东西。

尽管如此，炼金术在科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直拥有合法地位。与占星术一样，从蒸馏和尝试中也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对“贤者之石”的找寻和对事物神秘特性的追问让人们孜孜不倦地进行实验。炼金术士的厨房为创建科研实验室做出了贡献。集伊丽莎白一世的占星师、数学家和地理学家、魔法师、天使的交谈伙伴、不拘一格的亚里士多德派人士以及受柏拉图灵感启发的神秘主义者等身份于一身的约翰·迪（John Dee，1527—1608）认为，魔法是一门实验科学，而不是“艺术”或魔鬼的实践。事实上，顺带也可以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在处理汞时，人们揭示出它与其他金属结合的快乐意愿，这是对银或金冶炼的重要见解。炼金实验中最著名的偶然发现是18世纪初萨克森黄金生产商约翰·弗里德里希·贝特格（Johann Friedrich B?ttger）对瓷器的再造。当然，炼金术士走过的弯路也数不胜数。

通过试验和错误而不断进步、反复练习，炼金术士的实践开拓了未来。在“试验和错误”中学习，是迄今为止科学活动的基本原则。最终天使与魔鬼、类比思维和对上帝神迹的信仰都从科学话语中被驱逐，现代科学尤其是医学才得以发展，但当时还远远没达到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