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47：汉斯·巴尔敦·格里，《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约1520年，《马丁·路德博士的行动与成就》扉页，柏林国家博物馆
路德
维滕贝格，1517年10月31日。不，路德教授应该不可能自己带着锤子和钉子走到小城的诸圣堂，在北门钉上一张大纸，贴出95条论纲让人们辩论。这件事应该是校舍管理员去做的。张贴论纲的场景在许多画作和电影中出现，但只是一个传说。关于那一天的画，画的是一个手拿锤子的僧侣，他的敲击声穿越了深秋时节的维滕贝格——路德说这里处于“文明的边缘”——传向远方的萨克森，甚至传响整个欧洲。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熟知神学著作的大师，他决心瓦解罗马教廷千年的统治，他是一个启蒙者，是让中世纪摆脱宗教束缚的第一人。但事情比这更复杂。
1483年，路德出生于艾斯莱本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市民阶级，他父亲汉斯的祖上是自由农民，种田之余赶上了当时蓬勃发展的铜矿业大潮，当起了铜矿主，最终在皇家城镇曼斯费尔德做了议员。他供儿子进大学读法律，但路德在1505年进了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转而学习神学。路德很快就获得了上级的信任。为了为修会服务，他曾花了几个月时间前往罗马；对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文化却无动于衷。返回后不久，他被擢升为会长副助理。1512年，他在10年前成立的维滕贝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担任释经教授。
1517年10月31日事件之后，现实依旧平淡，路德博士——他根据希腊人名，称自己是“埃莱夫塞里奥斯”（Eleutherios），意为“自由者”——发表论纲是希望引发辩论，但他不是以“民众”为对象，而是希望引起一些同僚的注意。他的论纲是用拉丁文所写，当时还贴在维滕贝格好几个教堂的大门上，主要是关于赎罪和赦免。要被拿来辩论的不只是神学概念，更是一门将来能长期繁荣的生意。人们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摆脱炼狱或缩短被炼烤的时间。至少对那些思维较为简单的人来说，牺牲金钱可能就让真正的忏悔和痛悔变得多余，尤其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敕令宣布赎罪券对已经死去的人也有效。清醒地来看，赎罪券的生意绝对有积极效用，捐款的信众得到“对生者和死者的全面照顾”〔托马斯·考夫曼（Thomas Kaufmann）语〕，类似于一张天堂的通行证——这样也得到一丝安心。而罗马教廷创收颇丰，华丽的艺术应时而生。例如，圣彼得大教堂就主要靠赎罪券的筹资得以竣工。
奇怪的是，这座象征着教会万能权力的纪念性建筑，也给教会带来最严峻的危机！罗马教廷让人联想到一场非常可怕和恐惧的交易。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1490—1545）刚刚被推举为美因茨大主教，但他在资金上却捉襟见肘。可是，因为他已经管辖其他主教管区，这是教会法律禁止的，他必须向罗马教廷支付很高的税款——换算成杜卡特金币也是不小的开支。教皇利奥十世为阿尔布雷希特的教区提供赎罪券买卖权，以此帮他筹集税款。富格尔家族向他提供了过渡性融资。为了安抚罗马，阿尔布雷希特不得不接受这笔贷款，并用赎罪券一半的收益偿还这项贷款，另一半的收益都被圣彼得大教堂吞没。在富格尔家族代理人的陪同下，传教士蜂拥而出并试图劝服世人改变死后的命运。正是这种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商业化，促使路德高呼改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批判那些兜售赎罪券的人动机不纯。掌管多个教团省的美因茨大主教又放任赎罪券买卖，终于让路德愤而起笔。
在长期的内心斗争后，路德从神秘的虔诚和奥古斯丁的悲观思想中得到了信念。奥卡姆是路德神学的教父之一，他同样惧怕死亡。在论纲的第一条，路德就开宗明义，当基督说“忏悔！”时，他想表达的是整个生命就是忏悔。这样，路德就开辟了另一条救赎之路，不是机械地诵念天父，也不是仅仅买一张纸，而是劳其心智，进行自我探索和悔悟。只需要文字，“唯独《圣经》”，就能触及信仰。仅此一点，“信仰”——而非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过多争论——就是一切美好的起源。仅仅依靠上帝的恩典，人们最后就可以摆脱罪责：在这个堕落、混乱的世界，他仍对恩典充满信心。“唯独恩典”，就是说绝不是出于善行，当然也不是因为赦免。路德所呼吁的争辩最终因为未知原因而偃旗息鼓，但他的纲论如星火燎原，很快被印刷出版、再版并不断再版，激励着许多读者。
罗马就没那么振奋了。多明我会强烈要求异端审判，他们同时也希望用路德打击对手奥古斯丁会。核心问题一直以来都不是教皇有多少权威。奉命评审路德的论纲的其中一位神学家大胆宣称，教皇的管辖权已经扩展到炼狱。这场审判没有马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路德要感谢他的国主“英明者”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1486—1525年在位）。由于继承权被分裂，腓特烈三世仍是萨克森选帝侯，是韦廷王朝“恩斯廷系”分支的领主，而韦廷王朝“阿尔伯廷”分支则管辖着王城设在德累斯顿的另一个大公国。
选帝侯腓特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精选收藏了许多圣徒遗物。比如，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桌布，以及还剩下的面包屑。圣物能给人免除超过10万年的炼狱折磨。正是腓特烈具备的这种超乎当时标准的深刻宗教信仰，使得他认真考虑年轻释经教授路德的想法。这些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关乎他自己灵魂的救赎。
另一种情况也有利于宗教改革讨论的继续传播：帝国皇位更替。他们都需要争取萨克森选帝侯的支持。不管是青睐法国国王的利奥十世，还是哈布斯堡的查理，都不想在此时与选帝侯腓特烈发生龃龉。因此，路德的论纲仍被允许继续出版。在争辩和后续的文章中，神学虽然因赎罪券备受抨击，但轮廓越来越清晰。在一次奥格斯堡议会期间，路德曾在罗马教皇的使节面前为自己辩护，使节也只能徒劳地命令他撤销论纲。海德堡大学的辩论为路德在艺术学院的硕士和大学生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后来，其中的一些人也成为德意志地区南部的帝国直辖市的改革者。
1519年6月底到7月中旬，莱比锡的普莱森堡遭遇了一场路德和教廷之间的激烈争论。代表教廷的是约翰内斯·艾克（Johannes Eck）博士，他是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教授，无论智力上或体力上都是一个强者，他强有力的声音令他的论点掷地有声。反对教廷禁收利息的决定已经让他大名鼎鼎，而作为最睿智机敏的德国神学家之一更让他声名大噪，最后因为鼓动反对犹太人并参与编造犹太世界阴谋的灾难性传说而臭名昭著。在年轻同僚路德面前，艾克更胜一筹。他成功地诱使路德说出危险的想法，如宣称不能从《圣经》中证明炼狱的存在，或者教皇的权威仅仅取决于信徒的认同而非神授。最后，艾克甚至唆使他的同行抛出定论，说就连宗教会议也会犯错。路德恰恰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和它对胡斯的一些判决为引证，因为路德认为胡斯派确实是清清楚楚的新教教徒。这样一来，艾克成功地把他的对手塑造成一个近乎异教徒的形象。从那时候开始，路德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异端气味。旁听了这场座谈会的阿尔伯廷分支大公格奥尔格因为争议给其留下的印象，成为路德坚定的反对者，而他本来是主张支持教会改革的。
莱比锡争议的结果标志着路德与罗马教会的裂隙继续扩大。鲁汶和科隆两地的大学与路德观点划清了界限。从列日到美因茨，路德的文章都被付之一炬。这场争论继续升级，路德发现自己的文字反响巨大，备受鼓舞，笔耕不辍，大部分论文都用德语书写，因而为民众所熟读。与胡斯派一样，他要求教众在做完弥撒后也有权利分享圣酒。在1520年发表的三篇檄文中，他对古老教会进行正面攻击：《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掳巴比伦》《论基督徒的自由》。它们勾勒出一幅宗教生活改革和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的草图。这三篇宣言在出版商那里简直供不应求。它们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知识分子的圈子，流传甚广。
1517年论纲的目的还是修复教会、拯救教会，而对“基督教贵族”的呼吁则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路德把“罗马的吝啬鬼和强盗”拖上审判席，并强烈谴责罗马从德国土地上攫取巨额资金。他希望把教皇降格成一名《圣经》学者，并剥夺他对释经的垄断权。还有两面墙要推倒：一个是他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利；另一个也是最需要取消的是教会权威对世俗权力的凌驾。罗马不应该对世俗事务有影响。“向教皇行吻脚礼”这样以示尊重的仪式，在路德看来却是“恶魔般的傲慢”。他攻击朝圣之旅和圣人崇拜——“我希望人们不要去打搅亲爱的圣徒”——反对托钵修会扩大规模，要求废除将教徒逐出教会的做法，甚至废除所有的教规法。他想在等级制度瓦解坍塌的废墟上推行普遍的圣职：每个受洗的人都是牧师。这意味着，以后不需要神职人员，教区把教会取而代之。所有的提议旨在改革教会系统，针对的是社会的道德化。路德反对高利贷、卖**甚至过节——节日只能给各种罪孽提供温床。此外，他还呼吁废除独身主义。没过多久，他自己就娶了从西多会修道院逃脱的修女卡塔琳娜·冯·苞拉（Katharina von Bora）。
《教会被掳巴比伦》一文认为婚姻不是圣礼，那不过是世俗约定，只有受洗、圣餐和忏悔才能归于圣礼。仅仅这些是《圣经·新约》中有迹可循的“记号”[25]，只要有信仰就能让面包和葡萄酒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这样，教士的萨满长袍被扒掉，他们的法术也被剥夺。教士接受圣职的仪式，还有坚信礼和临终涂圣油仪式都是罗马的骗局，都是为了让“童话”显得逼真，让人们相信教士阶层是救赎的必要之物。普通教众只能领圣餐，不能分享圣杯，这是对上帝不敬的专制举动。
第三篇檄文《论基督徒的自由》直接针对教皇利奥十世，路德之前对教皇的抨击足以令人惊诧，现在又称他为“最神圣的父上帝”。教皇在艾克的建议下，同时颁布了《斥马丁·路德谕》，威胁路德如果不在60天内撤回他的异教宣言，就将他逐出教会、开除教籍。路德说教皇是“狼群中的绵羊”，想说服教皇进行彻底改革，或者解散教廷，这当然是幻想，或者纯粹是一种战术。路德向教皇呼喊，因为信仰，基督教教众的内心是自由的。而从外在来看，人愿意顺从周围人只是出于博爱。这样，人对周围人来说就是耶稣基督，而在世界秩序中是一个奴仆，臣服于当权者。
动**的1520年以路德的一场疯狂表演告终，他在维滕贝格埃尔斯特城门前的剥皮场当众焚谕，这里本来是城市为了市容丢弃动物尸体的地方。他的同僚和战友、希腊学者腓力·墨兰顿（Philipp Melanchton，1497—1560）张贴布告，宣扬12月10日的这次行动。学生和一些教授目睹了一场焚书运动，扔进火堆的还有教规法大典、艾克的著作和方济各会修士安吉洛·卡莱蒂（Angelo Carletti）的“总集”——一部包含659篇文章的道德神学全面指南。路德本来很想把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的论著也付之一炬，但图书管理员可能是心疼大开本的古籍被烧毁，不肯交给路德。当火焰呈熊熊之势时，路德把教皇通谕也扔了进去。
这个轰动壮举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教皇利奥十世就把这位“马丁努斯”（Martinus）和他的追随者及保护者逐出教会。他本想把这个牙尖嘴利的僧侣烧死了事，但因为路德的演说和著作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他本人又受萨克森大公的庇护，只好作罢。后来，路德被传讯到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他决定出席，必是怀着非凡的勇气、对上帝的信任和坚如磐石的无罪确信。
1521年4月18日，路德站到了皇帝和帝国面前，此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僧和普通教授。他解释说，他不会收回自己的言论，只有用《圣经》才能说服他。这一场景深深地印在德意志民族记忆中。他著名的结语——“我无话可说了，悉听尊便。愿上帝保佑我。阿门。”——不是真的，但符合路德在议会演讲的简短基调。皇帝查理五世一天之后的回应也举世闻名，他在议会面前宣读了声明，是他亲笔手书。皇帝说：“区区一个僧人要反对一千多年的整个基督教界，那他一定是错的。而我，查理，将奉献我的国家、朋友、我的血肉之躯和我的全部身心去捍卫天主教信仰。”
作为一个深受西班牙征服者文化影响的统治者，他这么说并不出人意料。几个星期后，查理颁布《沃尔姆斯敕令》，剥夺对这个反叛者的法律保护。选帝侯腓特烈把路德绑架到艾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给予他安全的“保护性拘留”。在这里，路德有大把时间在武加大的通俗拉丁译本基础上着手用德语翻译《圣经》。1534年，路德翻译的《圣经》首次全文出版——一部充满语言创造力的作品，从此成为一本新教徒的家庭必备书，比以前所有的版本都更成功。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读懂上帝的话语。“我生为德国人，”路德曾写过，“我为德国人服务。”而在图林根城堡之外，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整个德国都陷入暴乱”，教廷大使向罗马通风报信。民众开始崇拜新圣，在各式各样的铜版画里，他浑身散发圣光，头顶是圣灵的鸽子在盘旋（插图47）。
德意志的发展空间
路德的演讲和写作正好出现在一个万事失控的社会里，编年史家记录下当时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动**。他们的发言人反对税赋压力，要求消除经济弊端。鉴于当时宗教在德国社会中引人注目的影响力，不难想到教会将受到攻击，但人们只想净化教会，而不是颠覆它。大多数批判教会现状的人，同时也是失落的早期教会最热心的追随者。
在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一个匿名者就发表意见，希望重新建立早期教会。为了强调他的论点，他援引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权威观点。他所写的论战性小册子，也因此命名为《西吉斯蒙德改革》，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和教会弊端与经济困难的关联——这是成功改革的前提。作者抱怨法律被无视，特别希望消除猖獗蔓延的仇隙情绪。他援引基督终究是为世间所有人而牺牲的典故，试图开展社会改革，如废除农奴制。他要求保护普通人远离货币经济的弊端，免遭垄断商、中间人、海关和高利贷的威胁。他的宣言生硬粗暴：“教会权力病入膏肓；皇权和属于它的其他一切都是错误的。人们必须质疑并打破这种局面，且必须这样做。如果大的睡着了，小的必须清醒。”他所说的“小的”是指“圣洁”的帝国直辖市，而不仅仅是人民。他看到的主要问题是神职人员及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财产。“损害是神职制度造成的。”所以他呼吁将教会和国家分开，“精神和世俗的生活应该明确区分，且处处有别，与最初一样明确，我们的祖先就曾提出，而今天的各种权力却断然拒绝这种区分。”这个匿名者书写的论战手册留下约17本手稿和8个不同的印刷版本——这表明，他所持观点确实一呼百应。
社会亟须教会改革，并提出问题、抛出疑虑，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应该算是一位关键的见证者。他没有向神学家咨询，而是求助于施蓬海姆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1462—1516），希望得到与健康的人类理性紧密相关的答案：为什么人信仰上帝，为什么人不能像天使一样辨认上帝？为什么《圣经》充满谜团？上帝真的关心人类事务并且无所不知吗？新艺术的现实主义给人们提供了最确切的例证，比如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于1515年在科尔马完成的《伊森海姆祭坛画》。饱受折磨、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无疑已经死去，而他又容光焕发地复活，战胜一切顷刻无常之物。
在改革之前的欧洲，人们对于灵魂救赎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在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虔诚的千花地毯上可见一斑——朝圣者、布道人和朝觐之旅，神奇信仰、神秘主义和遗物崇拜，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既陌生又令人着迷的起源世界。怎样才能过“正确”的生活？人们可以翻阅《遵主圣范》等著作，或听取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等所作的有说服力的个人演讲，接受他们的感化，从罗马却得不到任何答案。教皇为他们的私生子举行奢华的婚礼，枢机主教为自己兴建宫殿，这些都与效仿基督和使徒的贫穷没有多大关系。许多被托付给普通信众主持的修道院落入贪婪的贵族手中，他们剃发不是出于虔诚，而是为了舒适的生活体验。有些人还是半大孩子，就被强行送入修道院。不少教士偷养情妇，他们对人体构造的了解远远超过《圣经》，因为他们连拉丁语都看不懂。
这些消息来源可能夸大其词；丑闻居多，而日常生活则不太常见。盛行的反教条主义也为改革添柴送炭，但它本身没有可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诋毁****的僧侣和恶臭的僧衣，批评贪婪的教会或买卖圣职的教皇。从但丁的佛罗伦萨到乔叟的伦敦，处处回响着对僧侣的嘲弄。例如，巴黎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尼古拉·德·克拉芒热（Nicolas de Clamanges）就写了一篇论文，谴责教廷贪婪的世俗欲望。教廷的上层等级中也有人拍案而起，比如库萨的尼古拉就曾反对庇护二世：“如果你能听到真相，这个教廷里发生的一切都令我厌恶。一切都腐化了，没有人履行足够的职责。你和枢机主教们都不关心教会。”所有人都野心勃勃，贪欲横行。“如果我在枢机主教会议上提出改革，肯定会被耻笑。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请允许我离去！”
可能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遭受攻击，罗马对“路德事件”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肯定有人警告过他们，怨言不只出现在诗人的笔下。1311年维埃纳的宗教会议上，教廷就听到了“彻头彻尾”的改革的呼声。不久之后，奥卡姆斥责若望二十二世为异教教皇。作为路德之前的路德派人物，威克利夫也持有改革观点：建造教堂的基石不是教皇，而是基督本人；人类的命运已经预定；《圣经》是最高权威，一切都关乎上帝恩典。他认为好的经典当然也要发挥作用，这一点与路德不同。
由于无法从上到下改革教会，运动的失败让“德国民族的控诉”这一潮流高涨。人们在教会会议、等级会议和帝国会议期间举办论坛，抨击的重心是买卖神职、赎罪券交易和随之而来的金钱流失。德国在回绝贪婪的罗马教廷时，找到了一部分身份认同。“自由万岁！”这是乌尔里希·冯·胡腾写给路德的一封信的开头，他指的是脱离罗马的自由。这个改革派用措辞出彩的抨击表达出许多人的想法，他的教诲播撒在这片被仔细耕耘过的土地上：授职权之争主要出现在德意志公国，公民和贵族与他们的主教争夺权力。在德国之外，神职人员绝对不会这样深陷在世俗政治的纠缠中，并因而经常与世俗权力角逐。一些出身于贵族支系的主教甚至修道院的院长都拥有对小国的统治权——这种悠久独特的历史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在一些地区，教会持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市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摩擦在城市中也司空见惯。他们就税收问题斡旋，争论教士神职的任命，或市议会是否可以设立学校。神职人员很容易处处被人责骂。改革前的德国已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而其他不得不向神职人员纳贡的国家，还感受不到这样涌动的暗潮。西班牙教会已经“从上至下”进行了改革，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路德。比如，城市公社起义中几乎没有对教会进行批判，他们只单独提出取消宗教裁判所。
1511年一场轰动的争论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前的德国局势已经一触即发。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 Pfefferkorn），现在变成完完全全的基督徒，皈依了多明我会，他想要烧掉犹太人的书。他遭到法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1522）的反对，后者还编写过希伯来语的语法。罗伊希林发问：如果不懂《圣经·旧约》的语言，如何实践基督教神学？如萨鲁塔蒂等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坚信在《塔木德》和卡巴拉中隐藏着古老的智慧。他认为犹太人的经文是上帝的见证，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崇拜上帝。他援引皮科·米兰多拉的话，说最能证明基督神性的科学就是魔法和卡巴拉。当科隆审判官对这位人文主义者展开异端审判时，形势变得危险，但罗伊希林得到了德国人文主义精英的支持。他们选择了反对狂热最锋利的武器：幽默。1515年，他们发表了用蹩脚拉丁语写的虚构信件，并把普费弗科恩和在科隆担任教授的审判官冠为作者。这些“蒙昧主义者”把自己看成是“懒惰****的公鸡”，喜欢饕餮大餐又爱酩酊大醉，为荒谬的神学辩论花费精力。这场风波在宗教改革的风暴中渐渐平息，但它显示出，知识分子圈会迅速为反对僧侣、大学神学和“罗马”做出反应。
对路德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印刷机，其让学者之间的争论演变为人民运动。1520—1526年投放于市场的传单数以百万计，路德的通告也在不安的德国市民世界中找到了最早的读者群，他们是识字的中产阶级，还有熟知批判性争论的人文主义学者。从一开始，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和追随者都全力以赴。例如，匿名的“庄稼汉”把一个淳朴的农民塑造成一个明智的圣经专家，与反对改革的方济各会修士托马斯·穆尔纳（Thomas Murner，1475—1537）进行争论。穆尔纳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天才辩论家，他1522年发表了极具讽刺的《伟大的路德派傻瓜》用以反击。这次争辩让我们看到，路德的反抗已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力量。穆尔纳在标题《路德派打着“自由”大旗的非法要求》一节中抨击路德教会无视一切人类诫命。在他看来，除了上帝，他们可能不听从任何人，他们希望主会允许他们的一切行为。“如果牛不肯套轭/马不愿上颈圈/农夫不想犁田/地肯定耕不好。”
末日阴影：农民起义
路德在城市中得到很多支持，此外还有贵族圈子，特别是在帝国的骑士阶层——他们觉得自己被挤在越来越有钱的市民资产阶级和亲王侯爵之间，饱受压榨。王侯现在不再需要骑士，而是依仗雇佣兵、枪炮和法律来统治国家。大多数骑士都不得不融入这种环境，只有马上比武能让人匆匆一瞥他们昔日的荣光。但有一个人试图抵抗这种时代，他是莱茵河中游地区的一个富人，名叫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他为许多王侯领导过雇佣兵，也算比较成功。路德最早的支持者、与他地位相同的诗人和辩论家乌尔里希·冯·胡腾让他接触到令人振奋的新学说。济金根为受迫害的改革者提供庇护，在他的一座城堡中，教士可以用德语布道，并与普通教众分享圣杯。复仇欲、掠夺欲以及拥有自己的公国的欲望，这些都融汇成了更高尚的目的，让济金根想从罗马的暴政当中解放自己的“祖国”。他曾袭击特里尔选帝侯，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一支贵族联盟的军队击溃了这支骑士队伍，并攻入济金根藏身的堡垒。这位雇佣军将领失去了生命，也让特里尔地区失去了宗教改革的所有机会。早期现代国家又一次赢得了一场战斗。
宗教改革的焦点维滕贝格也展现出路德的学说中一些隐藏着的一触即发的东西，而且它们不仅仅威胁着教皇和他的各地神父。路德离开的日子里，一些追随者占了上风，他们在这里对教会和社会进行更彻底的净化。神学院院长安德烈亚斯·博登斯坦（Andreas Bodenstein，1486—1541），又称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对路德来说是亦父亦友的存在。他也加入了激进分子这一方。他发表反对独身主义的演讲，后来自己付诸实践举行婚礼。教士们受到攻击，僧侣们离开修道院，圣像画和雕像堆成柴火堆并被付之一炬：一场革命的成功总是首先在摒弃旧仪式和废除旧崇拜物中得到实现。卡尔施塔特和他的追随者净化教堂是为了拯救灵魂，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他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尊崇天父。即便对圣像画和雕像的崇拜最终也不过是偶像崇拜，这是魔鬼乐于见到的。此外，艺术可能会妨碍人们专心致志地虔诚敬神。
路德呼吁的思想宗旨被这般滥用，他人虽在瓦尔特堡，忧虑却越来越重。他马上意识到，激进分子如此利用他的计划，让他的规划受到了威胁。他先是向世人发表了一篇论文，警告他们面临的动乱和愤怒；1522年春，他回到维滕贝格并成功地平息了局面。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一直保持谨慎，并顾及弱者，而不是用胁迫达到目的。他坚信上帝的话语是不言而喻的。他一再强调，世俗权威应该服从上帝。卡尔施塔特现在和路德一样被逐出教会，他逃离维滕贝格，然后逃离萨克森公国，等待他的是颠沛流离的辛酸生活，但他在去世前在巴塞尔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教授生涯。他不是左派，人称“茨维考先知”的三位从故乡被驱逐到维滕贝格的牧师也不是左派。受牧师和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约1490—1525）的影响，这三位牧师找到了一种神秘的不需要牧师和圣经学者的信仰。他们也拒绝婴儿洗礼。路德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魔鬼的诞生，他们侍奉魔鬼，企图摧毁刚刚开始的改革。因此，他拒绝了“假兄弟”的教诲，并确保他们不得不离开维滕贝格。
当时苏黎世发展出另一种改革方式，俗人教士乌利希·茨温利（Huldrich Zwingli，1484—1531）深受人文主义和苏格兰经院哲学的影响，他传播路德思想，称路德是“归来的以利亚”。1522年斋戒期刚开始时，茨温利目睹一群人食用香肠，他的在场就意味着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他因而与罗马传统决裂，这被看作基督徒自由的征兆。通过两场争论，茨温利说服苏黎世议会通过了他的计划：教会改革，征用教会财产，废除圣体圣事、圣像画和独身主义。议员和牧师组成了一个婚姻法庭，很快就负责监督所有风俗和道德事宜。这个法庭得到越来越多的授权去反对**、过度饮酒、赌博、跳舞等烦心事，支持路德的许多城市也这样折磨市民阶层。宗教改革提供了手段，让市民的救赎变得更神圣一些，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上帝的赐福，避免遭受瘟疫或饥饿等惩罚。
茨温利和路德推崇的释经原则在信仰问题上也未带来新的确定性。不过，经文与传统、宗教会议决定和教皇谕令之间不再有什么联系。路德从《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得出结论，权威也需要顺从。权威的王国和上帝是两回事，奥古斯丁如是说。路德只允许人们从狭义上反抗世俗政权，而路德为自己的良心所留的这些余地，也敌不过更仔细的阐释。他自己怎么去反对皇帝、帝国和教皇的呢？答案是：路德误以为末日将临。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他就批判教皇是末世的敌基督者，这一观点很快在新教教徒的出版物中广泛传播。“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和毁灭者”表现得像是使徒的继承者，而他的统治与新教徒之间就如同基督与路西法、天堂与地狱。如果真把罗马教皇确认为基督的最后一个敌手，那么通往永恒之门必须大开，由此引发了不同教派之间无惧生死的争论。再者，哪怕所有的权威都要遵令服从，人们也可以对敌基督者发动战争，不需要任何理由。
不仅路德看见了世界末日，另一位末日的先知是闵采尔。“茨维考先知”事件让他不得不出去游历避风头，直到来到布拉格。最后，在图林根小城阿尔斯特，他终于找到了宁静的居住之地。闵采尔最初是路德的追随者，他对礼拜进行了改革。他引导德国人进行礼拜仪式并唱他自己创作的德国圣歌。他的虔诚根植于神秘思想中，他曾把这种思想传递给“茨维考先知”。像路德一样，他希望说服权威当局同意他的净化计划，而路德对这个叛教者怒不可遏。1524年7月13日，闵采尔在阿尔斯特的城堡为萨克森大公约翰（Johann von Sachsen）和其子布道，讲解《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与先人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一样，闵采尔认为当下摇摇欲坠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但以理预言的世界帝国序列中的最后一个王国。他呼吁贵族保护被选定的受迫害之人，把那些无神论者——他们应该没有权利活下去！——从世界上消灭，让教会回到起源时的样子。如果贵族不付诸行动，他们将被剥夺佩剑。
这是一个几无掩饰的威胁。正当闵采尔与志同道合的人结盟，想在地球上建立神之国度时，教会权威出手了，他又一次逃离。他在传单里诅咒路德是“无德博士”和“维滕贝格软弱之躯”。他公开抨击贵族，称他们是“高利贷者、抢劫和偷窃的汤底”，想把一切据为己有，包括“水里的鱼，空气中的鸟，地球上的植物”。现在它不再关乎教会改革，如托马斯·穆尔纳所预言的那样，社会秩序将被重置。
随着德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几十年前就在德国南部和匈牙利之间爆发的起义达到**。欧洲自人类记忆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地震的“结构性”根源是不断增加的赋税压力和马尔萨斯陷阱导致的不断收紧的现状困境。此外，文盲无法理解广泛传播的书面法律，这也激化了矛盾。宗教改革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他们感受到新教中宣扬的自由福音，所以认为对神圣权利的诉求是使命，超越一切人类法律和古老传统。1524年，威胁人类的大事是行星交会，可能会引发充满恐惧和痛苦、血流成河的“大洪水”——这是“抢掠”的后果，纽伦堡一个修女院的院长写道。
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点燃了火苗。即使在1523年和1524年爆发的第一次骚乱中，呼声已经清晰可闻，人们想要在布道时听见未经篡改的上帝之语。1525年1月，德国西南部孤立的起义已经变成一场广泛的运动，最终席卷了成千上万人。3月，农民起义者在帝国直辖市梅明根起草了《十二条款》，该文本涵盖了他们的诉求。他们首先希望由整个教区自由选举牧师，布道中讲述“未经人类补充”的纯正福音，并要求废除农奴制——毕竟基督拯救了所有人，“牧羊人和最高阶级的人都一样”。另外，《十二条款》并不想完全推翻当前局势。“我们想要自由，并不代表我们不想要权威的监管”，作者强调过这一点，这与穆尔纳预言的凶兆不符。他们关注的只是公正和公平，以及停止滥用权力。他们想废除非法征税和徭役，并可以重新使用森林和共有地——这些资源在违反旧风俗的情况下都被领主没收了。他们也要求自由狩猎和捕鱼，并要求法律程序不可因为优待和专横跋扈而偏离。决定这些要求是否有合法性——听起来像路德的口吻——只需遵循《圣经》中的文字。
《十二条款》指明了今后起义的方向，起义关乎上帝的荣誉、上帝的权力、上帝的言语：这些是让起义合法的口号。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抗个别领主，整个村庄和地区都投身其中。在很短时间内，起义覆盖了上施瓦本和阿尔萨斯地区，蔓延到蒂罗尔和萨尔茨堡。它波及弗兰肯和普法尔茨，一直渗透到德国中部，进入路德的大本营。1525年4月，图林根陷入混乱。在帝国南部挣扎度日的闵采尔匆匆赶回家乡并宣战：“向前，向前，趁火正旺……向前，向前，吾辈正逢时！上帝引领我们，跟上，跟上！”修道院被冲击，城堡被摧毁，而另一些地区则幸免于难，如巴伐利亚、德国北部和几乎整个东部。
参加起义的除了农民，还有矿工和一些像闵采尔这样的神职人员。许多城市之所以会改旗易帜屈从于革命只是迫于农民压倒性的人数。作为真真切切的帝国贵族，符腾堡的乌尔里希（Ulrich von Württemberg）加入农民义军有其特殊理由：因为他先前试图强行占领皇家城市罗伊特林根，所以1519年施瓦本同盟的一支军队将他从自己的公国驱逐出去。农民军似乎对他有些用处，他们可以与瑞士雇佣兵一道助他从哈布斯堡手中重新夺回自己的领地。
在大多数地区，革命只是几个月的插曲。农民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战术上缺乏经验，武力装备又不足，内部还经常意见不一。到了夏天，施瓦本同盟和贵族的军队已经肃清了大多数的叛乱武装，屠杀了大批义军。符腾堡的乌尔里希的冒险在3月就宣告失败，德国中部的农民战争于1525年5月15日以弗兰肯豪森战役而告终。这场人民战争的威胁让路德的追随者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和路德的反对者萨克森的格奥尔格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军队对农民武装力量造成沉重打击。闵采尔被俘获，在遭受酷刑后被斩首。他是否真的全心全意认同共产主义般的早期基督教原则“一切皆共有”，或者是折磨让他这样呐喊，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同情劳苦百姓大众，不与汉萨权贵为伍”的人。他的想法不是共产主义的先期萌芽，而是来自神秘主义和末世情结。
路德最初呼吁双方和平谈判。当图林根被革命席卷时，他还是冷静地与闵采尔保持距离，如他自己所写，闵采尔是“撒谎的魔鬼”和“世界的吞并者”。现在他撰文反对“掠夺成性、杀人如麻的农民帮派”，并呼吁人们把叛乱分子用刀刺死、用棍打死、用绳勒死。他很清楚，他的宗教改革只能与世界保持协调，且依靠萨克森的势力其才得以幸存。闵采尔的想法隐秘地传递下去，尤其是在再洗礼派。在茨维考的前奏之后，再洗礼派运动于1524年前后在茨温利所在的苏黎世发端。他们以《圣经》的名义拒绝给婴儿施洗，人们应该在自愿、有意识的情况下决定是否皈依基督。他们很快就与卡尔施塔特搭上了线，后者已经在维滕贝格表达了对给婴儿施洗的反对。虽然再洗礼派是和平的，他们仍然遭到无情的迫害，甚至出现了第一批被执行死刑的信徒。
农民战争提醒着人们德国历史的渺茫机会。有一段时间，它开启了不可思议的前景：虽然革命事业在军事上几乎已经完全失败，但在海尔布隆召开了农民议会，人们希望起草一部新的帝国宪法。为宪法提供了框架的是曾担任德国南部某伯爵的大臣的文德尔·希普勒（Wendel Hipler），他的政治经验丰富；另外一位是美因茨选侯国的公职人员弗里德里希·威甘特（Friedrich Weygandt）。根据他们二位的计划，除了农民之外，学者和市民与皇帝、王侯和贵族都应该共同参与到帝国转型当中。可惜一切都是一纸空文，蒂罗尔农民领袖米夏埃尔·盖伊斯迈尔（Michael Gaismair）的计划也有同样遭遇。他规划的国家秩序已经预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废除教会的世俗权力。盖伊斯迈尔认为在更远的未来会出现农民和矿工的共和国。1526年，施瓦本同盟终结了这一场民主的遐想。盖伊斯迈尔在多年逃亡后途经帕多瓦，一群搬运工为了获得赏金将他刺死。
据说这场起义有7万多名牺牲者，胜者从叛乱村庄收取了大笔罚金，把叛乱头目割舌剜眼，但农民的血并没有完全白流。在一些地区，不公平的税金被取消，徭役被废除，一些农民联盟成为受认可的农民代表公会。战争的经历仍然深深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单单是贫苦大众可能会重新起义，就让国家和领主不敢施以太多高压。事实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动**的锁链从未停止摆动。路德的宗教改革取得了广泛的根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际政治的发展，查理五世的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影响了德国为净化和改革而进行的斗争。
罗马的混乱和夜莺的歌喉
1520年6月，加莱附近的“金衣会”，此时路德正在维滕贝格校对关于“善行”的布道书。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针对他的驱逐圣谕已经颁发，而在加莱的阿德尔和吉尼斯之间则是辉煌的景象。在广阔的天空下，法国和英格兰的年轻国王于此地会面，弗朗索瓦一世（Franz Ⅰ，1515—1547年在位）和亨利八世（Heinrich Ⅷ，1509—1547年在位）。他们身后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只用木椽和彩绘帆布搭起一座外墙；城堡前面是一座小型的红酒喷泉。帐篷挤得满满的，像一整座金丝绒搭建的城市，为一万名宾客提供住宿。6月7—24日，在观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之后，两位君主最终会晤，马上比武、丰盛宴会、假面舞会和祈祷仪式令人应接不暇。
这次会晤显示出，欧洲古老的战士之国已经接受了许多精致的文明熏陶。随行人员——一个编年史家记载单是英格兰一方就有超过3000匹马——可以毫不费力地击溃几支农民军队，但战争只以马上比武的游戏形式进行。有一次，弗朗索瓦曾经无视礼节偷偷溜进了亨利八世的寝殿，但他没有杀死亨利。这是权力、温柔和高贵的体现。我们此时在《廷臣论》的时代，不是在莫斯科或萨莱[26]，距离那些“天性难驯”的国家也很遥远，毕竟游牧民族的首领可是会摸进对方的帐篷亲自进行暗杀的。人们可能有过片刻幻想，觉得法国和英格兰联盟可以带来普遍的和平。同时，通过这个节日人们也感受到了当美丽被当作武器时所呈现的微妙的较量。他们争夺威望，这可是国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最重要的资本。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当时英俊年少的统治者，还看到了代表不朽国家的王冠的荣耀：从玫瑰战争的灰烬中浴火而生的都铎王朝和统治法国的瓦卢瓦王朝，现在似乎都已经坚定而稳固地占据领地。
除了皇帝查理，这两位君主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宗教改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与弗朗索瓦一样，符合人们对文艺复兴王侯的设想：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者，艺术的资助人，所有女人的恋人。他们二人的肖像在画家的画中也有相应展示：小汉斯·霍尔拜因笔下的英王亨利两腿叉开，手肘挑衅似的叉在腰间（附图21）；让·克卢埃和弗朗索瓦·克卢埃给法王画的是四分之三侧像，他身着闪闪发光的丝绸，面带微笑。然而，统治者之间的协议就跟“金衣会”的假宫殿一样稍纵即逝。这个庆典并不是美好友谊的开始，而是出于权力的要求。在自己的岛上，亨利不得不警惕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向来对英格兰的王冠充满敌意，而他们历来与法国交好。而不列颠的统治者仍然拥有法国国王称号，提醒人们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去，也意味着不间断的挑衅。亨利先于弗朗索瓦投靠皇帝查理，毕竟他们之间已经有共同的商业利益，哈布斯堡治下的尼德兰有压倒性的纺织业，是英国羊毛出口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尽管计划宏大，他们并未达成更加重要的军事合作。
查理皇帝与弗朗索瓦国王之间有久远又深刻的对立。查理在加提纳拉拥有各种合法头衔——如西班牙国王、皇帝、哈布斯堡君主——让他拥有法国南部的一半地区，包括勃艮第、米兰、热那亚和阿斯蒂。1525年，在胶着的几场战争后，查理的军队在帕维亚成功击败法国军队，并俘虏弗朗索瓦国王。弗朗索瓦把他的骑士荣誉排在了国家利益之后：在获释后，他并未遵守被囚时立下的誓言，继续率军作战。他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雷芒七世、米兰大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起组成干邑同盟，现在连亨利八世也加入其中。国际政治再次遵循通常规则：一方权力太大，这次是哈布斯堡，导致对手纷纷结盟。帕维亚胜利的影响就在于此。1526年，皇帝查理与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成婚。一年后，这对夫妇迎来一个儿子，他就是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的继承人腓力二世。
而在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和干邑同盟之间的战争则是另一番模样。皇帝的仆人最终赢得了这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但却无法支付佣金。1527年春，群龙无首的雇佣军前往罗马洗劫财富。5月初，2万或更多的人涌入奥勒良时期建造的城墙，瑞士卫队掩护教皇逃往圣天使城堡并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异国雇佣兵把可见的一切掠夺一空，强奸妇女，勒索赎金。他们自己人之间也为赃物互相争斗，如狼群一般。一些人呼吁路德现在应该成为教皇，而有的人将这位改革者的名字刻在礼拜堂拉斐尔的壁画上。罗马陷入九个月的混乱，街上遍布横尸，瘟疫帮助雇佣兵继续杀人。克雷芒七世逃到了奥尔维耶托，西诺雷利曾在这里为他绘制了一幅描绘世界末日的湿壁画。在附近的佛罗伦萨，美第奇政权瓦解，教皇失去了庇护人。共和国再次等到了机会。
有些人在“罗马之劫”中看到了对文艺复兴之都的末日审判，罗马就像是一座巴别塔，在混乱中有花魁争奇斗艳，还有远离一切神学的缤纷庆典和人文主义讨论。一位目击者认为这次事件是“路德风暴”。许多人都想知道，现在末日真的要来了吗？况且奥斯曼人正威胁着东方，曾经在马加什一世的统治下兴盛起来的匈牙利的文艺复兴文化被彻底摒弃。
哈布斯堡一边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并在意大利北部作战；另一边不得不承认无法阻挡宗教改革在德国步步推进。虽然有一批人很快组成方阵反对路德和他的事业，但宗教改革也已经深入许多坚固的城堡，尤其是维滕贝格和萨克森公国。有时民众暴乱夺得决定权，有时邦国阶层（Landst?nde）抓住主动权。重要的是修道院的态度，它决定了领主的选票或市民团体的态度。理事会机构大多数时候是被驱动的力量而非驱动力。宗教改革在某些地区——例如巴伐利亚，哈布斯堡治下的某些地区或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并没有得到推行，但它不仅渗透进了萨克森、黑森和其他领地，近三分之二的帝国直辖市也纷纷响应。即使在德国以外，它也经常先赢得市民阶级的支持。在波兰，宗教改革征服了那些德国人居多的城市；在挪威，一个没有大学和印刷厂的国家，它在商业城市卑尔根站稳脚跟，在这里它也得到了强盛的德国商人公会的支援。
很早就决定支持路德的纽伦堡工匠们如今是何态度，从汉斯·萨克斯的一首长诗中可以看出。他让“维滕贝格的夜莺”，即路德，在阳光灿烂的清晨歌唱吊嗓，然后与天主教教士激烈辩论。在一些地方，天主教作为少数派而幸免于难，如奥格斯堡，反宗教改革的哈布斯堡的金钱盟友富格尔家族仍旧坚守古老信仰，并以此捍卫他们源源不断的进账。1525年，随着普鲁士条顿骑士团转变为世袭公国，首次出现了不隶属于名义宗主罗马教廷的国家，其公爵有义务效忠波兰国王，并改信路德宗。
另外，效忠罗马的人也聚集起来。1529年，施派尔帝国议会决定采取措施阻止宗教改革的蔓延态势。而与他们相反，新教王侯正式提出诉求。这就是他们被称为“抗议者”（Protestanten）的原因。当然，尽管奥斯曼的压力不减，他们却不得不重新考虑皇帝的意图。克雷芒七世于1529年6月与查理达成和平协议，此后不久，法国也止戈休战。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伏依的路易丝（Luise von Savoyen）与查理五世的姑母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在坎布雷缔结“夫人和约”，巩固了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1530年2月24日，教皇在博洛尼亚为皇帝查理加冕，这是欧洲最后一次举行这种加冕仪式。
克雷芒七世期望的回报是查理支持佛罗伦萨回归美第奇家族之手，西班牙雇佣军再一次进军托斯卡纳。尽管人们任命米开朗琪罗监督佛罗伦萨的防御工事，但并没有起到作用。1530年8月12日，佛罗伦萨陷落。它的新主人是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美第奇家族的教皇让他成为家族的第一位公爵，但七年之后就被谋杀；凶手是他的一个亲戚，他称自己是共和国自由的捍卫者。但是，这个用药丸装饰徽章的家族别无选择。来自较年轻家族支系的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Cosimo Ⅱ. de' Medici，1537—1574年在位），深谙政治手段且有军事天赋，成为新任公爵。教皇和皇帝都赐予他大公头衔。狂热的佛罗伦萨终于决定把纵向联姻作为补救措施，教皇将他的侄女凯瑟琳·德·美第奇（Katharina de' Medici，1519—1589）嫁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儿子，未来的亨利二世，以此为自己赢得政治上的活动空间。这个曾经的银行家家族一直都能够让欧洲高等贵族满意。
分裂与再分裂：维滕贝格，苏黎世，明斯特
当皇帝查理于1530年6月中旬抵达奥格斯堡时，佛罗伦萨的围攻仍在进行中，帝国议会也被照会此事。除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之外，宗教再次成为协商重点。新教阶层向皇帝递交了忏悔书，从中首先能看出，他们的观点和罗马教义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文件的第二部分则是关于差异，但当时是否有任何相互理解的真正前景，非常值得怀疑。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带来惊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或者进行强有力的改革——或者相反，他们愿与皇帝结盟，但皇帝必须给予他们同样的报答。
反之，他们也一直认为路德运动已经自行瓦解。在维滕贝格和苏黎世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教条差异，争议的原因是对圣餐的不同观点。路德宗认为，根据基督之言，面包和酒实际上就是享用他的血肉，而茨温利熟读柏拉图教义，物质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他把圣餐仅仅看作象征性地表达忏悔。他们唯一一致的是拒绝天主教理念，即圣体可以神奇地转变为另一种物质。路德和茨温利等人都参加了马尔堡的一次宗教讨论，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因此，除了路德宗的“告白书”，帝国议会上还出现了茨温利个人的信仰声明以及林道、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斯特拉斯堡等帝国直辖市的宗教自白。皇帝和帝国议会大多数人都重新转向《沃尔姆斯敕令》的严苛处理方式，并将证词视为异端邪说。现在，帝国已经注意到了这群新教徒，令他们处在威胁中。连皇帝也希望一次宗教会议就能带来和睦相处，可惜希望渺茫。但是在当时和后来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追求的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通常不会在教条问题上领会妥协的艺术。在圣餐的争论中终于涉及一个千年问题：关于上帝本质的问题。为了保护他们认为的真理，神学家们自己也置宗教改革的统一性于不顾。
在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和尼德兰，宗教改革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殉道者。第一次宗教战争发生在瑞士联邦，追随茨温利的苏黎世与效忠罗马的瑞士人相对峙。1529年的第一次交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用出现肉搏。另一场冲突以苏黎世的失败告终。这时，茨温利也去世了。1531年达成的和平可以为欧洲提供典范：人们达成一致，联邦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信仰。当时的人很清楚，如果战争持续，强大的邻国可能会出手干预，从而导致国家垮台。这种和平不是出于宽容，而是人们对政治的制约和危险洞若观火。
在德国，走瑞士路子的时机还不成熟。战争的第一步意味着新教王侯和城市结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其政治目的是阻挡哈布斯堡的霸权，从而捍卫自己已经取得的宗教改革成果。由于皇帝需要帝国出手相助，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并希望让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成为继承人，所以并没想对路德宗动武。但很明显的是，强权政治和信仰问题正在成为一个难解之结。
在许多方面，路德的维滕贝格的规定都为教会的具体构架树立了榜样。在新教地区，旧的祈祷方式让位于圣体圣事的魔法剧，在庆祝活动中沿袭拉丁式的规定和言谈方式，虽然也有祈祷和唱诗，但重点是以德语布道。与路德最初的意图不同，国家和城市市政府在所有宗教事务，特别是在神职人员的授职仪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取代了教会的地位。主教不再出席等级会议。新引入的“公共钱柜”——铁质柜子——装满了被没收的教会财产的收益，这些钱被用来支付牧师的薪水、支援教区的开支，并用来救济穷人——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筹集的资金一般都进了当权者的腰包。
宗教改革覆盖了中小学和大学，影响了家庭与婚姻生活。很快，新教的意象世界、赞美诗和宗教建筑等新的文化环境出现了，这些都是因为礼拜仪式的变化和对布道的重视。德语版《圣经》的书写准则以及路德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之前就撰写的两份教理问答都激发了人们阅读的兴趣，从而鼓励人们识字。宗教改革还与纸张、眼镜和凸版印刷相互作用。非文盲的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新教国家。
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意味着欧洲出现了现代化和宗教的多元化，连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路德都为之震惊。游**的牧师穿越德国和欧洲，继续推广改革思想。有些人，比如路德本人，大肆渲染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并要求转变。先知们一个个站出来，描述他们看到的幻象。他们想要更彻底地进行净化，比国家同盟和路德宗或茨温利派还要彻底。一位特别著名的“绝对派的梦想家”是来自施瓦本的皮衣工人梅尔基奥尔·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n），他曾在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德国北部和尼德兰工作。他最初是路德的信众，后来发展成一个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他宣扬上帝国度的到来，根据《启示录》，它会在末日之前来临，他和之前的闵采尔一样宣讲与无神论者的最后一战。信仰路德宗的斯特拉斯堡议会将他收监，但他的想法得到很多人的追捧。
这些追随者在德意志地区的西部城市明斯特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1534年，一群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成功接管城市，他们拥立一位熟练的裁缝——莱顿的约翰（Jan van Leiden）加冕为王。他希望建立一个《圣经·旧约》中的乌托邦，引入财产公社和多妻制。他的新耶路撒冷将迎来众多人口，能够把整个世界变得焕然一新。再洗礼派国王拥有广阔的宫廷，又喜爱异国情调的庆典。据称，在他的16名妻子中，有2人因为不肯温顺从命而被他亲自斩首。当明斯特大主教派一支军队围攻城市时，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开始恐怖的统治手段。谁敢违反基于十诫的道德法则，都会被莱顿的约翰赐死。教堂中的圣像画被清理一空，雕像被砍得面目全非（插图48）。再洗礼派国王派出传教士，命令他们改变世界，几乎所有人最终都被送上断头台。
插图48：某贵族女性的纪念雕像，约1290年，1534/1535年在再洗礼派占领期间被毁坏，明斯特，圣保罗大教堂，圣坛回廊
在明斯特，这出荒唐的闹剧持续了一年多。1535年6月，这座城市因叛徒被攻陷。为了恫吓百姓，遭受审问、饱受折磨的反叛分子的尸体被放置在铁笼中，直至腐烂。直到今天，高高挂在教堂塔楼上的笼子仍然警醒世人，统治的欲望如果和宗教的非理性结合起来会有什么后果。尽管再洗礼派声名狼藉，遭到罗马的信徒和新教徒的纷纷谴责，但还是在地下偷偷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梅尔基奥尔·霍夫曼在斯特拉斯堡的地牢中饿得奄奄一息，直到1543年咽气。
在结束明斯特闹剧的部队中就有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指挥下的特遣队。在捍卫社会秩序面前，宗教差异也可暂且搁置，就像他们在农民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早期的现代国家在明斯特城墙下也取得了胜利。在前一年，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在黑森的菲利普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雇佣兵的帮助下成功夺回了他的公国，至关重要的是战胜哈布斯堡派来的总督及其占领军，符腾堡发展成为路德宗的堡垒。
无论是明斯特战争，还是10年前的农民战争，皇帝和帝国都没有插手。这场信仰和权力的争端中，胜利者是主权邦领，无论是支持路德的还是反对路德的邦领都扩大了它们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力。当菲利普的骑兵在符腾堡**，以及明斯特再洗礼派的锡安山崩塌时，查理五世远离欧洲所有的纠缠，正身处遥远的北非。他率领强大的军队扑向突尼斯，在阿拉贡的费尔南多时代，这里就已经是西班牙虎视眈眈的目标。1535年7月，帝国军队攻破城墙。这次成功被大肆宣扬，举行了胜利大游行，传单满天飞，扬·弗米尔（Jan Vermeyen）还为此创作了珍贵的系列挂毯，今天仍在马德里和维也纳备受赞赏。突尼斯的奥斯曼统治者是一名海军上将，曾经的海盗巴巴罗萨·海雷丁（ad-Din Barbarossa），他是一个睿智的战略家，很快又去侵袭西边地中海沿岸的天主教城市，眼见大军到来就及时撤退。几年后，帝国又对巴巴罗萨·海雷丁的大本营阿尔及尔采取军事行动，却惨遭失败。北非的征战就像博洛尼亚的皇帝加冕一样，是中世纪帝国历史的终结场景：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后一次在进攻“异教徒”的行动中御驾亲征。
英国式离婚：亨利八世的改革
对于宗教改革的历史而言，比明斯特事件更为重要的是欧洲边缘发生的事。自1527年韦斯特罗斯帝国议会以来，瑞典一直走在路德宗的道路上，丹麦——路德的知己约翰内斯·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一直在此地推进改革——和挪威紧随其后。这两个国家的“最高主教”自1537年由丹麦国王担任，他利用占有的教会财富巩固他的权力。在匈牙利看来，这还不是奥斯曼式的政教合一，但这种做法是引路德为经、据维滕贝格为典。
在英格兰，亨利八世因为想要离婚便发起改革。一方面，亨利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Katharina von Aragón）未能诞下男性子嗣；而出生的孩子中，只有后来的女王玛丽长大成人。另一方面，国王垂涎于凯瑟琳的女侍官安妮·博林（Anne Boleyn），而安妮要求先结婚再圆房。只有教皇才能解除现有的婚约，但谈判进展不顺。迄今为止无所不能的大法官沃尔西枢机主教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国王将会谈的失败归咎于他，幸好他很及时地自然死亡，使他免于被送上绞刑架。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约1485—1540）这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大臣，在他的建议下，亨利试图向教皇施加压力。即使这会导致两人关系破裂，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1532年，神职人员被迫批准一项文件，即教会颁布法令必须获得国王的首肯。此外，下议院起草了一项法案，要夺走教皇在英国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圣职首年收入”——这是神职人员在任职第一年的薪俸。如果罗马不让步，国王就威胁要执行此项法律。然而，克雷芒七世仍然不为所动，结果教廷失去了一个王国。1533年1月，亨利无视罗马而娶了安妮·博林，她已经有孕在身，说明她接受了国王的求爱。
国王的后续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为了避免任何异议，议会通过了克伦威尔起草的《限制申述法令》。接下来的100多年里形成了一个传统，英国的法律判决不受外国上级势力的管辖，正是这一法令有效地阻止了教廷的命令。在新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的主持下，教会法庭宣布亨利与西班牙人的婚姻完全无效，而与安妮·博林的婚约是正当的。9月7日，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名正言顺地呱呱坠地，有一天她会戴上英格兰的王冠。她的继承权——在亨利长女、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之前——有《继承法》可依。随着新女人和新生儿进入亨利的生活，整部法律未能持续其效力，但它的核心内容是，“罗马任命的主教和圣座本人”绝对不应该干涉王位继承权。
直到1534年，反罗马法典才在《至尊法案》之后变得无以撼动。《至尊法案》虽然短小，但它使国王成为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并授权他可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教义。这样，亨利成为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所期待的那样：集教皇和国王于一身。因为另一项法案，反对这项新法规可以被判处最严重的罪行——叛国罪。因为拒绝对《至尊法案》宣誓，前大法官，同时也是《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被送上断头台。他曾经身体力行地以国家利益为名反对异教徒，亲手判处六名异教徒火刑，现在却成了这种同样无情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首席大臣”克伦威尔继续切断对罗马的供养。教会的法律自由和神职人员的特权消失，朝圣和圣物崇拜也销声匿迹，中世纪晚期丰富的欢乐庆典被取消。税收不再流向罗马，而是流入王家财政部。1536年10月，英格兰北部爆发了一场亲天主教的起义，该起义同时反对王权扩张，而亨利诡计多端，用外交手段便平息暴动。叛乱分子的军队还没有解散，他就砍下叛军首领的脑袋。这次主要由修道院院长们资助的“格雷斯朝圣”（又称“恩典朝圣”）让亨利有借口大规模关闭修道院。不久，英格兰的修道院生活就此消失。雕像被粉碎，圣像画被毁，修道院成了采石场。
克伦威尔被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建筑师。他是普特尼一个手工艺人的儿子，对许多人来说，他是英国民族的缔造者之一，“议会中的国王”就宣示着英国的主权。这位学识渊博的律师通过行政改革赢得了名声。克伦威尔的前任创立了“枢密院”，现在这个国王最核心的顾问圈子里也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身影。贵族仍然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军队中。通过无数次对下等阶层的提拔，亨利拥有了与旧贵族抗衡的力量。
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通过法律且以法权为武器赢得了胜利。1529—1536年的这次横向合作在英伦岛的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前从未有哪一场横向合作可与之相提并论，国王和议会通力协作，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清扫教会”相对顺利地取得了成功，因为驱逐教皇势力符合议会多数派的意愿。英伦岛上的宗教改革从未发展成德国式的好战的民众运动，但由于市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争议，英国城市中的动**看起来比其他所有地方都更加频繁。再洗礼派和罗拉德派的组织在英格兰改革期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个王国也与路德宗相去甚远。就教条和学说而言，亨利仍然保守，路德宗和归尔甫派都受他迫害。例如，他甚至下令放逐神学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后者曾在维滕贝格把《圣经》译成英文，却被监禁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城堡，后被处死。在改革党领袖克伦威尔垮台后，罗马神学又短暂地站稳脚跟。1543年，老百姓甚至被禁止读《圣经》。国王对《圣经》经文释义的灵活多变心知肚明，也非常清楚，如果社会抗议和宗教信念混合起来，就是危险的爆炸物。这个道理不仅教育了德国，也教育了英国农民起义者。
亨利受过神学教育，他赞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剧作家。他也喜欢作曲，他的歌曲《好伙伴一起消磨时光》在伊丽莎白时代风靡酒吧，今天仍然可以听到。他通过法律谋杀上帝的恩典，又患有躁狂症，但他还是拥有阴郁的名声。他从安妮·博林那里也没有盼来期待已久的男性子嗣，于是就把她送上了断头台，他后来的爱人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也有相同的命运：因为被指控与别的男人幽会，她不得不赴一场与刽子手的约会。亨利与德意志公主克莱沃的安妮（Anna von Kleve）离婚，因为安妮对他来说太难看了。在缔结婚约时，他只在宫廷画家小霍尔拜因的一幅画里见过他未来的夫人，这幅画明显非常讨人喜欢。克伦威尔促成这次联姻，希望借此与安妮在莱茵河下游的强大家族建立联盟，他于1540年失去了职位，也掉了脑袋。此前，亨利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Jane Seymour）生下了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她不是死在斧子底下，而是在分娩时身亡。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王后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交了好运，亨利于1547年离开人世。这个蓝胡子[27]国王费尽心思，想让他的王国有一个正当继承人；玫瑰战争的记忆仍然鲜活。单是因为这个，他的行为就可以通过国家利益至上得到解释。
英国宗教改革完成了14世纪以来历任强大的国王开辟的事业：教会必须臣服于王冠。亨利比同时代的其他所有统治者都更加坚定地要把国家主权浇铸成一块“青铜之石”。克伦威尔重新更订的《限制申述法令》的序言就是这条路上的一块里程碑。文中模糊地引用了“古老但可信的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编年史”，简明扼要地得到结论，“英格兰这个王国是一个帝国，世界公认，由有史以来最高的首脑和国王统治……有完整的、全面的和所有的权力”。1538年，托马斯·贝克特在坎特伯雷的坟墓被砸毁，这象征着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国家王冠向世人展示，就连一位圣人都无法拯救圣格里高利七世和卜尼法斯八世统治过的高傲自负的罗马。
在外交方面，都铎王朝的国王心知他与哈布斯堡和法国势如水火，令他纠结的是选择在英伦岛上完全隔绝，还是发展有利可图的同盟。1542年，哈布斯堡和法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亨利这次选择站在皇帝的一侧，他的筹码是查理必须承认他是英国教会的首领。此外，他的统治也喜忧参半。苏格兰人在索维莫斯战役中惨败，但又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威尔士进一步融入了王国；爱尔兰在恩威并施之下，基本上处于英国掌控之中。亨利现在称自己为爱尔兰“国王”，不仅仅是“领主”。尽管有大规模的军队部署，但法国北部的战役只是让他短期占领了布洛涅。再加上另一场针对苏格兰的战争，一共花费了超过200万英镑，大约是王室年收入的10倍。亨利曾经梦想与法国国王结盟，共同成就“伟大事业”，这时也失去了所有可能。
直到亨利去世，王冠和议会之间的权重一直都未平衡，宗派问题似乎也悬而未决。继任者爱德华六世（Eduard Ⅵ，1547—1555年在位）是一个9岁的孩子，在严格的新教环境中长大。大主教克兰麦周围拥簇的改革者现在终于有几年时间可以大展拳脚，反对新秩序的起义则仍然没有任何机会。然而，罗马的拥护者对玛丽·都铎（Mary Tudor，1553—1558年在位）翘首以盼，希望在英格兰迎来一位未来的天主教女王，而且又能得到西班牙的庇护力量，这支庇护军似乎已经准备对这个异端岛国进行十字军北征了。1550年，英格兰与法国达成和解。作为补偿，布洛涅回到瓦卢瓦王朝之手。现在，与苏格兰人进行清算的道路也铺平了。
弱化的改革
文艺复兴全盛期及晚期正值繁荣的顶峰，而对教条和教会争论不休的竞技场却远离这一切。路德论纲诞生的同一年，贡扎加的廷臣马里奥·伊里科拉（Mario Equicola）出版了一本对女性进行赞美的书。朱利奥·罗马诺在曼图亚建造的得特宫和朱利亚诺·达·桑加罗在罗马修建的梵蒂冈宫渐渐成形。在威尼斯，提香作为新星正在缓缓升空。1517年，他正在为弗拉里教堂的主祭坛绘制《圣母升天》。同年，拉斐尔完成了在梵蒂冈宫殿的工作，安德烈·德尔·萨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0）在佛罗伦萨为他的《在鸟身女妖宝座上的圣母》（又称《阿庇埃圣母》）签上了大名。1521年，米兰建筑师塞萨尔·切萨里亚诺（Cesare Cesariano）出版了内附大量插图的维特鲁威的著作。1525年——德国的农民军队刚刚被屠杀时——他在威尼斯出版了《论爱情的本质》，其中不仅涉及古代作家，还把目光投向了普罗旺斯民谣歌手那些温柔的爱情诗。
世俗性渗透到意大利的艺术和文学中，但这不应该掩盖一个事实，即如果仅仅统计标题的数量，那么宗教文献仍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在艺术领域，情况也类似。虽然在1480—1539年，根据对署有日期的画作的统计，“世俗画”的比例从5％上升到22％。反过来，还是有近80％的画作与圣人圣物有关，不过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丽，技术上更加完美，也更加富有想象力。在帕尔马及周边地区，科雷乔（Correggio，1489—1534）创造了那些香气扑鼻、光线和色彩都拿捏得很准的神圣场景、神话和因为大胆的平面构图而灿烂夺目的湿壁画。在佛罗伦萨，天才的蓬托尔莫（Pontormo，1494—1557）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在圣费利奇塔教堂所作的壁画《基督下葬》是一幅跨世纪之作。
意大利既不是异教所，也不是圣地。即使当时意大利文学生活的中心明星阿雷蒂诺，一个狂放不羁的、商业化的作家，在书中除了描写**生活中的愉悦体位，还要穿插一些圣母玛利亚和圣凯瑟琳（Katharina von Alexandrien）的爱情逸事。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回应刺激了宗教的文艺复兴，然而，它似乎也让一些诗人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例如，阿里奥斯托在《疯狂的罗兰》的最后一版中增加了五首虔诚又严肃的歌咏，而这部书其他多处都是毫无道德可言的娱乐。
意大利的贵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与教廷联系最为紧密——这是因为通过裙带关系、受俸神职或者司库大臣分发给他们的金钱，他们没有任何兴趣要将教廷变成一个虔诚的、苦行僧式的修道院。当深受“现代虔诚派”影响的荷兰人哈德良六世（Hadrian Ⅵ，1522—1523年在位）试图严厉打击买卖圣职和裙带关系，也不过是命人宣读了对教皇罪过的忏悔书，为他喝彩的人寥寥无几。罗马人聚集在帕斯奎诺雕像——罗马市中心一尊古老的躯干雕像——前表达对这位北方来的嘟嘟囔囔的教皇的愤怒，人们平日里也会在这里粘贴字条，经常挑衅式地对政治事件评头论足。人们只忍受了他一年的教诲，之后他就被召唤到上帝的怀抱，意大利终于可以喘息。在地方宗教会议和教团内部，改革热情不减，其中包括新成立的教团修会，即所谓的德亚底安修会。
彼得罗·本博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教廷与文化的衷心结盟，几乎有些可怕。在费拉拉和乌尔比诺工作多年后，我们发现他为教廷服务，并且还拥有很多受俸神职。为了从虔诚的哈德良教皇那里挽留这些俸禄，他很快就承诺遵守修会誓约。尽管如此，他仍然和一个女人藕断丝连。这个女人虽然与另一个人结婚，却给本博生了三个孩子。作为作家，他也硕果累累，他创作十四行诗、书写优雅的信件和威尼斯历史，讲述了1487—1513年的故事。他喜爱古典和神圣之物，把圣母玛利亚比作“闪闪发光的仙女”。尽管他的生活不是完全遵循神圣的规定，1539年他还是被提升为枢机主教。这样一位教会高层对神学问题兴趣不大，对路德完全没有兴趣，这一点也不奇怪。
精英与教廷的纠缠以及精英们所受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浸染是路德宗思想在意大利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一位意大利人在宗教改革前曾游历德国，当他看到当地人对礼拜和教堂建设的重视时，他非常震惊。“我们那里贫乏的宗教信仰”让这种震惊久久不能散去。意大利宗教改革无法立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的弱势，它们缺乏公共权力。如果没有这种权力，大概德国的改革既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幸存：大家都公开通过市民阶级推动它，城邦机构会容忍它，并且它还有对救赎的渴望，帕斯奎诺也无法取代这种公共权力。虽然意大利也分发过传单，然而就标题数量和副本数量而言，这种传播度与德国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
除此之外，还有压制。因此，许多人伪装他们的宗教倾向，他们被称为“尼哥底母”[28]。有些人被迫逃离。1525年出生于翁布里亚的彼得罗·比扎里（Pietro Bizzarri）想要通过历史学家的身份保命，却被英国国王当作间谍。他曾在热那亚、萨克森、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海牙等地露面。1586年后，他销声匿迹。有些人不得不为他们“异端”的观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罗马教廷掌印官皮耶罗·卡内塞奇（Piero Carnesecchi）。当他1567年在罗马登上火刑架时，据说他穿着纯白的衬衫，戴着白手套，如同一场宗教热情对民间人文主义的处决。
卡内塞奇在那不勒斯加入了一群固执任性之人中，他们簇拥在胡安·德·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1490—1541）身边。这个卡斯蒂利亚人受他的故乡西班牙的一场思想运动的影响，在那里被称为“光照派”（Alumbrados）[29]运动。早在中世纪晚期，我们就已经遇到过类似这种“光照派”的虔诚组织。人们希望过着充满爱的谦卑生活，勤奋地阅读《圣经》，和神秘主义者约翰内斯·陶勒尔一样在自己内心寻求上帝。伊拉斯谟和路德神学的思想带来心灵的亲和力，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有关。由于改革进展，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更加严酷——约有130名“光照派”成员被处死——巴尔德斯本人也避居到依旧宁静的总督辖区那不勒斯。
因为他的孪生兄弟阿方索（Alfonso de Valdés）是查理五世的亲信，巴尔德斯本人受到严密保护，而他圈子里的其他成员与比扎里一样，不得不在半个欧洲大陆辗转逃亡。他们当中包括前嘉布遣会将军贝尔纳迪诺·奥齐诺（Bernardino Ochino，1487—1564）和遵循奥古斯丁学说的修士彼得·马蒂尔·菲密格理（Pietro Martire Vermigli，1499—1562），后者也在教团担任高级职位，两人后来都参与了宗教改革。菲密格理在苏黎世找到了停留之地，而奥齐诺在那里也引发了反感，不得不向摩拉维亚的奥斯特里茨行进，结果在途中死于瘟疫。最后，受巴尔德斯圈子的灵性影响的还有16世纪最著名的女性之一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根据保罗·吉维奥（Paolo Giovio）的描述，也可以判定她为当时最美丽的女性之一。她的诗歌深受柏拉图启发，在当时就受到赞扬。米开朗琪罗的一些十四行诗可能就受到她的影响，所以才有虔诚、痛悔的基调。
仍然忠于旧信仰的欧洲国家主要用两种方式来应对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挑战：一种是暴力、驱逐，可能还会处决新教异教徒；另一种则是通过自身的改革在宗教改革中占据上风。巴伐利亚在兰茨胡特的继承权之战后通过对长子继承权的一致承认联合起来，很早就决定双管齐下。早在1522年3月，反对新学说的授权就已经颁布，新学说的追随者都将会被驱逐。五年后，路德宗神学家被当作异教徒施以火刑。与此同时，公爵们和主教们商定，废除教会弊端。与新教一样，最重要的手段是巡视教会。因为神职人员本身缺乏热情，国家开始展开巡视督导。
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西班牙则走了自己的路。对伊拉斯谟，甚至柏拉图、菲奇诺或皮科·米兰多拉的研读都是危及生命的事。伊比利亚国家固若磐石的天主教传统深受征服者文化、早期的宗教改革——以西斯内罗斯为代表——和深深的虔诚的滋养，这种虔诚是基于神秘体验和对基督之爱。阿维拉的圣特雷莎（Teresa von ávila，1515—1582）可谓一例，显然她的虔诚甚至能够让她产生性体验。
西班牙天主教的杰出代表是出身于巴斯克贵族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von Loyola，1491—1556）。1521年，法国、西班牙战争的一段插曲发生在潘普洛纳围城，依纳爵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长期卧病在床，让他面临生活危机。这个士兵把骑士小说放到一边，开始阅读《金色传奇》和西斯内罗斯的《精神生活练习》等著作。启蒙终于让他虔诚地悔悟，这些书引导他去耶路撒冷朝圣，最终专注于神学研究。依纳爵成为路德的天主教兄弟，他的虔诚可能与他的同胞巴尔德斯有着相似的精神前提。不管怎样，他有时被怀疑是一个“光照派”，可能是路德的追随者。
像改革者一样，依纳爵渴望纯洁。他用自己的罪折磨自己，并寻求仁慈的上帝。和路德看法相同，虔诚对他来说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剖析自我的过程。他的《精操》一书让人想起中世纪晚期的圣像组图，其通过启发性的场景，将耶稣的生活呈现出来，以便帮助人们谦卑而怜爱地模仿这种生活。它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把一切自我的东西都上升为上帝的旨意。与路德不同，这个巴斯克人在一开始转向内心时找到的是满足。在依纳爵看来，这种转向并不属于对“纸基督”的批判或当局机构的缺陷，相反，这个终生跛脚的矮小圣人建立的修会后来发展成为一股最强大的力量，窘迫的教会也被迫让位。
法国也保持着天主教传统。索邦从一开始就谴责路德学说，改革派的一名追随者甚至被送上火刑架。但是宫廷让整件事情不断推进，整个国家处处都有亲改革派的圈子。一起被称为“海报事件”的丑闻让局势愈演愈烈。1534年10月18日清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市民吃惊地看到一则宣言，即反对滥用教皇弥撒。这是一次前所未见的对公共领域的征服，弗朗索瓦一世也感到头顶的王冠岌岌可危。25名嫌犯被处决，从这时开始，王室颁布一系列敕令禁止新教活动。信仰哪一种宗教成为关乎性命的大事。审讯异教徒的法庭——人们称为“火焰法庭”，提到它就瑟瑟发抖——有堆积如山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新教徒离开了这个国家。例如，克莱芒·马罗就发现自己不再受玛格丽特王后的庇护。他不得不逃离，在费拉拉（他遇见拉伯雷的地方）、威尼斯和日内瓦寻找避难所。1544年，这位当时最重要的法国抒情诗人在萨伏依王朝统治下的都灵去世。
上帝的牧犬：加尔文
皮卡第人约翰·加尔文（Johannes Calvin，1509—1564）也有类似的逃亡经历——从玛格丽特的宫廷逃往费拉拉。他的父亲在努瓦永的大主教手下为座堂教士咨议会担任高级官员，让他有条件接受完整的法律教育，也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约翰很早就对改革思想着迷，甚至因为其异端立场而差点被捕。1533年底，他不得不从巴黎蜿蜒而出，这里是字面意义的蜿蜒：密探把大门敲得砰砰作响，而他在住所里把布接成一条绳子蜿蜒爬下。他放弃了一直以来维持生计的在努瓦永的受俸神职，在“海报事件”后彻底背弃法国。1535年，他出没于巴塞尔，一年后，他的《基督教要义》出版，这本书很快使他声名鹊起。直到他去世前，他一再修订，让这本书成为一部不朽之作。一开始只有6个章节，最后却有80多章。他的神学教父包括奥古斯丁和邓斯·司各脱，尤其是“基督最出众的使徒”路德和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1491—1551）。加尔文蔑视神学的吹毛求疵是出于人文主义的想法，主要探究的是赐予人恩典和亲近的上帝之子基督与超越一切理解范围的上帝形象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传教士，加尔文必须用简洁明了的句子和日常话题来说服众人。
加尔文神学的核心是宿命论。从出生到生活或死亡，人都是被预先设定的，他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为什么一个堕入地狱，另一个成为天选的上帝之子，对他来说是一个谜；在他看来，似乎就连这个问题都不该被提出来。他和路德一样，觉得要指引人们找到纯粹的信仰。但和他的一些追随者不同，他不认为生活的成功或失败能让人们推断上帝的审判。
即便把人降格为等候上帝判决的芸芸万物，他也不认为这是被动的存在。相反，他要求与罪恶持续斗争，并呼吁慈善、友爱和热心来赞美主，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食物和饮品都应该为此服务。至于获取利息，他又与路德观点一致，倡导人们共同遵循西塞罗的公平原则。就圣礼来说，他认为只应该包含洗礼和圣餐。
加尔文把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从日内瓦扩散出去，这座商业城市自1536年以来一直支持宗教改革。1541年，他在此处定居。他是一名富有魅力的传教士，被看作“新教的萨沃纳罗拉”，成为这座城市的代言人。他没有在日内瓦湖畔建立拜占庭式的神权统治，而是打造了一个追求虔诚和纯洁的共和国。上层当局必须为教会和神圣使命服务，并且不能辜负教区信任，要监督人们的生活是否合乎道义。教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教会监理会，最初由城市的牧师和12名普通信徒组成，即理事会选出的“长老”。根据加尔文教义，世俗权力在教会中没有任何影响力。如果上层当局无视上帝诫命，那么基督徒有权利抵制这种当局。这不是呼吁革命，相反，实行抵抗运动的人应当是被选出的人民代表，“较小的当局”。这一学说为未来反对渎神君主的庄严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件稀罕事，追求纯洁和建设道德国家的思想在民主思想，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加尔文认为贵族和民主元素的结合堪称完美，这是日内瓦宪法的雏形。从神学上看，加尔文主义建立在普遍圣职的理念之上。
加尔文希望成为“上帝的牧犬”，他在日内瓦设立的学院很快吸引了来自半个欧洲的神学家。在三座教堂，每日都有布道，但如教会监理会所愿，圣餐——有面包也有葡萄酒——每年只分发四次。在外部局势紧张和欧洲大陆日趋阴暗的背景下，加尔文主义的道德政治变得越发严苛。同性恋者被送上火刑架；通奸者，即使是沉溺于无害的舞蹈消遣，也遭受公开羞辱。牧师和长老们对市民进行家访，以检查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受洗的名字也不再是自由选择，而是根据一张列表分配：有一次，一个教士不顾父母的怒火，坚持给他们受洗的孩子起名“亚伯拉罕”，而非他们期望的“克劳德”。有几个星期，监理会甚至关闭城中酒吧，并在原址开起“修道院”，以此来监督人们是否正确进行餐前祈祷。然而，这根弦绷得太紧了。世代居住在日内瓦的人们开始反抗加尔文和涌入城市的法国流亡者，他们的反对声如此响亮，让这位改革者似乎与萨沃纳罗拉一样受到命运的威胁，但这个皮卡第人坚守阵地。尽管他在道德上非常严厉，但他不是一个顽固的拘泥于原则的人，他与苏黎世人民在圣餐问题上最终达成一致。
凭借他的思想，这个法学家的冷酷理性开始为纯洁的理想服务。像路德一样，加尔文把职责和工作神圣化，如同生活中的一切，它们也是对上帝的服务。甚至连他自己非常欣赏的音乐艺术，如果仅仅为了消遣，也不允许被演奏。寺庙变得贫瘠，被剥去了所有世俗的金色光泽。加尔文甚至想要比路德更严格地根据《圣经》建立新世界。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通过呼吁“内心世界的禁欲”为特定的资本主义强制性道德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在文中指出加尔文教徒的身份与资本主义思维倾向的相近之处，论文最准确的一个核心观点可能在于，改革的所有变体形式以及天主教会的反击运动通过相互竞争，共同推动了欧洲社会的纪律化。不是加尔文主义，而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基督教促进了拉丁欧洲“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欧洲相对开放的竞争团体都有强大的构造力量，团体内出现的思想空间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抵制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升级同样也为思想创造了空间。加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功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他的学说可以抵挡随着即将到来的现代一起出现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它们甚至能够让全能的上帝重新有所动作。加尔文的上帝甚至比柏拉图的抽象概念更加伟大，但他也把个人命运看在眼内。由于这种矛盾性，加尔文主义也成为一种现代宗教。加尔文的神学转折点到底是从他的哪些个人经历和创伤中获得了动力——母亲的早逝，还是与努瓦永座堂咨议会的小小冲突而拒绝以基督教仪式为父亲下葬？——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显然，加尔文一生都是一个流亡者。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神学才如此直率生硬：这是对生活的回答，就像所有宗教一样。
战争和宗教会议
加尔文曾经徒劳地想要赢得弗朗索瓦一世并让他成为支持改革的另一位“‘英明者’腓特烈”，《基督教要义》就是献给这位国王的。然而，在法国仍然是天主教独大。国王的名望不是源于战争，而是他对艺术和科学的扶持：他资助列奥纳多，建造香波堡和枫丹白露宫，这是出自一队出色的佛罗伦萨艺术家之手。他设立图书馆、赞助“三语学院”，即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后来发展成为法兰西学院；除了拉伯雷和依纳爵·罗耀拉，加尔文也是这所学院的知名校友。所有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枫丹白露“终极之所”的游行和节庆标志着国王的绝对权力。当时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活动不过是毒品，用适当的方式让人们顺从。
在四场对抗皇帝的陆地和地中海战争之后，政治版图的变化却微不足道。自12世纪起，法国国王就拥有“基督教全境之王”的荣誉称号，弗朗索瓦继承先祖头衔，就连与奥斯曼人立约，他也无所畏惧。1544年，克雷皮和平谈判为他和查理五世两位统治者之间——如前文所说，与哈布斯堡结盟的亨利八世也在场见证——的决斗画上了休止符，弗朗索瓦把他对意大利的野心远远抛下。为此，皇帝放弃了对勃艮第西部的野心。然而据载，法国王太子在签署和约后说，一旦他即位为王，他并不打算容忍和约中的损失。
查理五世可不只是想成为在各方之间斡旋调停的主持人，他的野心不止于此。如果皇帝的权力不足以保护真正的宗教，那皇权还有什么价值？把政治和信仰分割开去，这不属于他的价值观。1524年，一个城市议会会议就提出类似提案，要求保证皇帝在世俗事务中的话语权，但如果涉及神之言语、救赎和良知，就不是皇权所能及了。查理不仅把路德宗看作宗教上的敌人，也将其看作国家的公敌。毫无疑问，当他现在计划对新教徒发动战争时，他深信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行动。他的目标是迫使异教徒现身宗教会议，让他们促成教会改革、重新统一信仰。根据《克雷皮和约》的一个秘密的补充协议，弗朗索瓦一世有义务支持这一行动。
保罗对教会亟须改革的形势自然心知肚明，如往常一样，净化从修道院开始。教皇也让一些公开支持改革的人担任枢机主教。外交手段高明的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1483—1542）主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为“改善教会”提供建议，但只起草了一份总共12页的文件，四开大的纸张，仅此而已。与此同时，罗马的策略已经转向其他方向：巩固自己的教条并消灭异教徒。只需稍稍改变，以便一切都保持不变。那不勒斯枢机主教季安·皮埃德罗·卡拉法（Giam Pietro Carafa）、后来的教皇保罗四世建立了负责传播教义、保护传统的信理部，这一举措，让人们感到风向有变。1542年，信理部作为最高审讯机构被设立，对“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的整个世界负责，也包括德国。一件一流的艺术作品也预示着教会的宗教性越发严苛：米开朗琪罗恰好在西斯廷教堂完成了《最后的审判》。这幅世间剧的委托人还是克雷芒七世这位经历“罗马之劫”的教皇。它提醒人们，世间一切所作所为都要面临最后的审判。
在外交政策上，保罗绝不寻求与皇帝及其身后的天主教超级大国西班牙结盟，尽管这可能会符合他的宗教政策，他想从查理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冲突中获得渔翁之利。“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教皇才让您陷入过去和当今的困境，”查理驻威尼斯的大使曾如此评判，“哪位王侯比他造成的损失更大？连瞎子都能看出，法国人对您所做的一切，他都是始作俑者。”查理争取教皇的手段是，通过家庭政策讨他欢心。保罗一意孤行，想任命他的儿子皮埃尔·路易吉·法尔内塞（Pier Luigi Farnese）为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的公爵，皇帝使这一行为合法化。作为交换，教皇允许为皇帝召集宗教会议。事实上，会议确于1545年12月在特里安举行——这里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但接近意大利，属于阿奎莱亚宗主教管辖区。没过两个月，路德离世，以王侯之礼被厚葬。
与此同时，维滕贝格上空阴云不散。查理五世成功阻挠弗朗索瓦一世，赢得教皇的支持并召开宗教会议。这是巨大的胜利却又有些微不足道，因为新教的王侯根本不打算把他们的神学家送到特里安。皇帝的特使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是普通教徒，但参会者寥寥无几反而让他一言九鼎，以至人们嘲笑特里安宗教会议是“托莱多理事会”。路德宗信徒对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期待，他们30年来为之奋斗的一切都遭到拒绝。
皇帝决定诉诸武力。由于经济、传统和局势的限制，查理此次动武才智惊人、策略丰富。在第一颗炮弹落地之前，他已经从外交上赢得了蓄势待发的施马尔卡尔登战役的胜利。事实上，1547年4月下旬，当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军队在易北河畔的米尔贝格尔面对皇帝的人马缴械投降时，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沦为阶下囚；阿尔伯廷支系的萨克森领主莫里茨勉强可与查理谈判。作为奖赏，他接替身陷囹圄的堂兄成为新任选帝侯。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依旧于9月召开，将宣布这场胜利的合法性。八个月来，这个施瓦本的城市成为事件的中心，甚至提香都从威尼斯远道而来。在他笔下，查理高坐骏马之上、右手紧握圣枪，一副天主教勇士的模样。自中世纪中叶以来，没有哪个皇帝像他一样让帝国拥有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位西班牙编年史家把他的皇帝主子捧到恺撒的地位，并假传皇帝之语：“这就是罗马人经常提起却很少亲见的易北河！”战斗开始前的清晨，雾气消散，驻扎河对岸的敌人也终于看清了面前的急流。
在帝国议会上，皇帝既专横又傲慢。帝国直辖市乌尔姆一直是宗教自由的先锋战士，也派使者前来，而这位使者在默不作声的皇帝面前站了整整半小时，垂下眼睑，不敢抬头。皇帝计划的不只是一场保守的革命，他想把帝国按照联邦组织起来，让它更接近于真正的君主制。在宗教理事会的帮助下，新教徒应该变得明智，同时教会也会被革新。
然而，即便有米尔贝格大捷，这个解决方案还是前路漫漫。宗教理事会绝不是包罗一切，更像是一个效忠罗马的框架议会，会后便立即开始建造教条主义的城墙。这还不是教会统一的全部障碍，1547年3月，教皇保罗以瘟疫的威胁为借口把会议移到博洛尼亚，他的直接管辖范围内。这是否如研究宗教会议的历史学家休伯特·杰丁（Hubert Jedin）所言，是与新教徒摒弃前嫌的最后机会，是一个仍需商榷的问题，但政治和神学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罗马的权威被降低，帝国权力也因为信仰之争被大大削弱，皈依各种教派的德国王侯则都从中获益。1547年9月，保罗的私生子皮埃尔·路易吉公爵惨遭谋杀，查理五世就算没有亲下命令，也不可能不知情，这一事件让教皇和皇帝的关系终于无法挽回。博洛尼亚的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同时，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上，查理展现出组建外交网络和赢得战争的实力，但他还未懂得如何适度利用这场胜利。新的帝国联邦应该也覆盖了奥地利、尼德兰和意大利等地，可能造成这些地区的复天主教化，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