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帝国和世界霸主

插图45：马丁·贝海姆、格奥尔格·格洛肯登等人，贝海姆地球仪，约1491—1494年，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

一个群体如果没有敌对方，貌似是行不通的。他们必须找到一股异常醒目的邪恶势力，通过与其对比，可以很好地或者更好地认清自我。敌对方可以巩固一个群体的共同身份，它们为控制体系的设立，军队的维持，时而出现的迫害、折磨和谋杀提供了合法性。16世纪，人们在社会各方面暗暗提出了许多假想的邪恶势力，比如女巫、犹太人、异教徒等，奥斯曼帝国也是位列其中的敌人之一。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它就一直在危险地逼近，也成为恐惧和偏见的投射对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胜利很难为基督教文化所接受：当上帝之国在西欧和大洋彼岸拥有诸多皈依者时，东欧却沦为失地。君士坦丁堡之战不仅可以看作上帝的惩罚，许多人认为它是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之前的最终决战。教皇之所以无数次尝试促成和平、组织十字军东征，是因为在永恒的阴影中，基督教世界必须互相靠拢才可以抵挡非信徒的冲击。

拉丁欧洲也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早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克里米亚汗国[13]就已臣服，导致整个黑海沿岸都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到了1468年，斯坎德培离世，阿尔巴尼亚也成为奥斯曼的附属，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一并沦陷；现在帝国的边境已经扩张到幼发拉底河。统治叙利亚和里海之间地区的部落联盟“白羊王朝”[14]一开始还能抵御奥斯曼的冲击，但在一场抵抗穆罕默德的鏖战失利之后，他们又经历了领导者乌宗·哈桑（Uzun Hasan，1453—1478年在位）的离世，整个王朝分崩离析。威尼斯本来与其敌人的敌人结盟，此时该联盟也烟消云散。奥斯曼的进军看起来势不可当。1480年，随着攻占阿普利亚的奥特朗托之后，通往罗马的大路似乎已经铺就，这可是历代苏丹觊觎已久的“金苹果”之一。前沿阵地不断失守。穆罕默德的儿子和继任者巴耶齐德二世（Bayezid Ⅱ，1481—1512年在位）攻占了伏尔塔瓦河上的两座港口城市契尔贾和阿克曼。波兰对伏尔塔瓦河的野心暂时抵挡了他的军队。

1499年，奥斯曼舰队在爱奥尼亚海的佐奇奥地区大败威尼斯舰队。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威尼斯共和国在其希腊领地连番丢城失地，其中包括科农和莫东。在此之前，“共和国的双眼”可是一直密切注视着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巴耶齐德二世本是一位热爱和平、多愁善感的男子。此外，他的对外政策也比较克制和稳重。巴耶齐德用火器装备军队，提高货币冶炼纯度，又让经济得以发展，之后数位继任者都坐享其成。艺术方面，一座座壮丽的清真寺在伊斯坦布尔拔地而起，这是巴耶齐德作为苏丹的职责。后来他退位让贤于儿子塞利姆，但很快便撒手人寰，可能还是惨遭非命。

在乌宗·哈桑的孙子、沙阿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Ⅰ，1487—1524年在位）的治下，萨非王朝[15]崛起，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的对手。伊斯玛仪一世在这场以“红头军”为代表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运动中成为神授的领导者，他凭借白羊王朝的遗留，以伊朗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大国。这个新王国发现自己深陷在与中亚乌兹别克人的战争中，与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也不断发生冲突。宗教分歧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成为权力政治的分歧所在，萨非王朝是什叶派，印度莫卧儿王朝则是与奥斯曼苏丹一样的逊尼派。萨非王朝的边境线战火冲天，而伊斯坦布尔的欧洲敌人正好可以喘口气，毕竟庄严朴特（Hohe Pforte）[16]里如坐针毡的苏丹可不想看到多线作战的局面。1560年，一位皇帝的使者曾下结论说，单单波斯的威胁就让欧洲免于被征服的命运。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冷酷者”塞利姆一世（Selim Ⅰ，1512—1520年在位）重拾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在一轮大规模的征战过后，马穆鲁克王朝[17]四分五裂。叙利亚、巴勒斯坦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阿拉伯半岛地区都落入奥斯曼苏丹的手中，这一地区的王侯也对苏丹俯首称臣。最重要的收益是富饶的埃及，精神上的战利品则是哈里发的头衔：迁至开罗的、最后的阿拔斯王朝向胜利者交出这一早已失去实际价值的头衔。至此，奥斯曼帝国成为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中间人。它经历了自己的大发现时代，阿里·阿克巴尔于1516年写就的《中国纪行》，对中国明朝的精确描写在当时首屈一指。1517年，海军上将皮里·雷斯在航行后为苏丹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不仅把目光投向东方，地图上对中、南美洲海岸线的标注也让人们了解到一次相当于“哥伦布的大发现”（附图20）。

“立法者”苏莱曼一世（Süleiman Ⅰ，1520—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帝国最举足轻重的统治者之一，他作为塞利姆一世唯一成活的儿子登顶王座。在位期间，他按照“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指令，遵循奥斯曼家族内部的风俗，用野蛮的方式确定继承人：新上任的苏丹要杀掉所有的兄弟和侄子。这件事通常是以一种雅致的方式进行，即用丝绸的绳子把他们勒死。这样一来，应该就不会产生内战和分裂。17世纪中叶，这一风俗被长子继承权所取代，每一朝最年长的后嗣会继任苏丹。

一朝大权在握，苏丹的统治几乎不可撼动。除了穆拉德一世创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耶尼切里军团（yeniceri，意为“新军队”）也是历任苏丹的核心军队，当时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欧洲。这支精英队伍是从年轻的基督教俘虏以及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家之子中招募的。后者是被当作贡物从家中掳走的，但是也不会让他们与家人完全断绝音信。这一臭名昭著的“德夫希尔梅”制度（儿童税制度）把它的牺牲品，即那些基督教男孩送进穆斯林农家，使其学习他们的语言，慢慢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组成的军团在宗教上深受苏菲派拜克塔什教团的影响，是一支宣誓效忠的部队，国家管理和宫廷也会传召耶尼切里军团。他们是苏丹的奴隶，没有效忠部落的意识，所以是苏丹维系权力的可靠力量。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文牍之国，它下辖一个高度分化、公文堆积如山的官僚体系。国家财政来源于战利品分成，所有掠夺来的财富的五分之一都要上缴国库，被俘的奴隶也要被估价。大部分土地都是苏丹的财产，苏丹可以分封土地作为奖赏，或者收缴土地作为惩罚。靠政府薪俸供养公职人员、军人——尤其是骑兵，这样他们也有资金购买装备——有时也包括宗教学者和法学家。这些人如果去世，他们的“铁饭碗”就要交还国家，苏丹再继续分配赏赐他人。

一个哈布斯堡特使曾经记载，差事和职位都由苏丹本人分配。当特使回到家乡或者别处时，他又补充说：“他做这件事时不关注财富，不看重捉摸不清的贵族称号，不关心某人的声誉或众人的评价，而是考虑一个人的优点，他的举止、天赋和能力。”如果这一观察并非完全失真，那么苏丹帝国在政治上取得非凡成功，该举措功不可没。跟其他帝国一样，苏丹安排当地的领导团体来统治被征服的地区。

苏莱曼一世和他的先祖一样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他的军队所向披靡，贝尔格莱德曾经久攻不下，却不得不臣服于他，他于1526年在摩哈赤附近大败匈牙利人。年轻的拉约什二世在溃逃途中淹死，这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位雅盖隆王朝国王的死让他姐姐安娜的丈夫斐迪南一世继承了两个王国：匈牙利和波西米亚。10年前亲上加亲的两场王室婚礼早早收获了成果。然而，新得的疆土受到最严重的威胁。苏莱曼的军队远征维也纳，但没有攻下这座防守严密的城池。哈布斯堡只能维系匈牙利的西部地区，驻扎匈牙利的军队需要大笔军饷，它们来自富格尔家族的贷款。乌兹别克斯坦和萨非王朝为抵御奥斯曼的进攻而集结军队，终于让西线阵地能够放松一下长期紧绷的神经。萨非王朝与拉丁欧洲有贸易往来，是中东权力博弈中的一张王牌。这样，就连哈布斯堡的基督教宿敌们，尤其是法国，都远赴奥斯曼帝国说情，一个个候在托普卡帕宫等待召见。

在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兵力大盛，从医院骑士团手中夺取罗德岛，骑士团不得已撤回马耳他。1538年，伊斯坦布尔战胜“神圣同盟”的舰队，把普雷韦扎海域牢牢控制在手中——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给同盟输送了大部分的船只，指挥官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更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海军上将。威尼斯在爱琴海、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达尔马提亚的最后基地业已沦陷，圣马可狮子旗只能飘扬在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与此同时，萨非王朝连连败退，苏莱曼还成功夺取了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巴格达的大片土地。苏莱曼一世在位很久，到他统治末期，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从里海一直延伸到喀尔巴阡山脉，从也门到北非的海岸，两千多万人对他俯首称臣。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可汗与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地区的王公躬身让位，1538年后摩尔多瓦也陷落了。

只有征服东方之后，这个帝国才成为一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穆斯林在巴尔干地区仍然是少数。国家颁布规定，基督徒如果不肯皈依，以后也享有信仰自由。只不过，他们普遍要缴纳特殊税，并不得不面临一些法律上的不利情况。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也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多样性是帝国的一个标志。谁说自己是先知，在行政机构或军队中的职业生涯也不会受到干扰。在巴尔干地区和从前的拜占庭，不少曾经信仰基督教的贵族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可升任大维齐尔。但是，异教分子一旦为政治目的集结，那么就会遭到当局严酷打压。国家的基调仍是伊斯兰教，宗教学者掌控着高等学校和立法机构。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臣民可以到御庭诉讼，奥斯曼帝国的农民如果有冤要申，苏丹的国务会议厅也为他敞开大门。这个最高民事法庭同时也是为苏丹提供政治咨询的顾问团。

苏莱曼喜欢用穷奢极侈吓倒其他宫廷的来使，拉丁人将其视作“奢华的王”。跟其他新贵国家一样，历代奥斯曼苏丹喜欢搜罗艺术、推崇博学。他们用各种语言称颂自己的帝国。希南（Sinan，约1490—1588）是他们慧眼识得的一个极具才干的建筑师，因为儿童税他才进入宫廷当差。希南建造经学院和宫殿，修建陵墓和清真寺，还有高架引水渠、学校和医院等功能性建筑。没有希南的手笔，伊斯坦布尔会截然不同，也不会如此美丽。希南自己称赞他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是“纯洁爱好者的聚会场所，一个天堂般的、令人愉悦的逗留之地”。

苏莱曼被其同胞尊称为“立法者”（Kanuni）。实际上，他的确重拾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已经着手的编纂工作。他修订法律，规范税收和金融行业，又制定了土地法。统治者制定的“法律”（Kanun）第一次凌驾于沙里亚法[18]之上。苏丹认为自己是罗马世界霸主的继承人，是“罗马的恺撒”（Kayser-i Rum），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们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的仆人”，又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中身先士卒，所以备受赞誉。在铭文中，他们被尊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和什叶派的战胜者。

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超过60万，成为地中海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大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喜好藏书的统治者把被征服国的文字宝藏都带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通过敦促或强迫的方式把艺术家、学者和工匠迁居到首都。奥斯曼帝国掌控的香料贸易从东南亚途经埃及直到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达到巅峰。

莫斯科：帝国转折前夕

也是在这一时期，莫斯科公国从交易场所变成了大陆农业国，从此靠土地田产积累财富，而不是靠商品交易和贡品。莫斯科大公管辖着人烟稀少的土地，周围没有自然边界，一直绵延到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地方。这迫使大公积累资源，供养大量军队：一开始是阻止入侵者，后来是为了扩张。

中世纪晚期，俄罗斯统治者最看重的政策就是如何与竞争对手进行战争和权力斗争。通过灵活的政策，甚至做好战争准备，俄罗斯让立陶宛的强大军队望而却步。15世纪晚期，立陶宛开始衰落。眼见有机可乘，莫斯科人想从鞑靼人的分歧中坐收渔翁之利。俄罗斯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张，而钦察汗国分崩离析，且相互间内讧不断。但大公瓦西里二世（Wassili Ⅱ，1425—1462年在位）环顾邻国，却四处无援，被喀山汗国[19]的鞑靼军队击败。虽然在这场手足之战中他被刺瞎了双眼，但他还是成功压制了对手。“失明大公”在教会和大地主的支持下，手段冷酷，维持住莫斯科的领导地位和长子继承权，后者是莫斯科公国崛起和巩固的前提之一。他的反对者被切断双臂、剁去双腿，斩首示众。他的儿子伊凡三世（Iwan Ⅲ，1462—1505年在位）顺利即位，没人敢提出异议。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跟几个世纪前的意大利形势相同。

国家和大公的头衔已经被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看作私人财产，被视为“父辈遗产”；伊凡也是如此。莫斯科贵族渐渐把所有土地田产都与徭役捆绑在一起，私有财产与国有土地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腐朽的钦察汗国再也无力阻止这个前附庸国的崛起。1480年，被围困在乌格拉河畔几周后，他们的铁骑不战而降，屈从于俄罗斯的大军。鞑靼人完全放弃了征服莫斯科的打算。波兰-立陶宛对钦察汗国进行了另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支曾经令人敬畏的力量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黯然退场，但“挣脱鞑靼枷锁”仍是俄罗斯创建民族身份的叙事中一个重要篇章。

很久之前，莫斯科人就认为他们的幸运主要归结于《弗拉基米尔圣母》，一幅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圣母像，据传出自圣路加之手。她奇迹般地从基辅来到弗拉基米尔，1395年，又从这个大都会被带到莫斯科。她很快就在此处证明了其神奇的力量，因为帖木儿决定不进犯莫斯科。这幅圣像500年的历史之旅映衬了俄罗斯的漫漫长路。这幅画的最终抵达，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

伊凡三世绰号“大帝”，不仅是因为他征服了蒙古，更是因为他占领了很多土地，打下了很多城池。立陶宛失去了东斯拉夫大部分的公国。最丰厚的战利品是诺夫哥罗德，领旨攻城的那支莫斯科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该域。这座城邦以往享有的有限自由现在成为历史。教堂大钟曾经用来召集公民议会，既是通信工具，又是权力象征。这口钟被伊凡带到莫斯科，从此融入一曲多声部的合唱之中。诺夫哥罗德设在汉萨同盟的海外事务所被关闭，让处在竞争中的俄罗斯贸易终于能够缓口气。特维尔本是莫斯科长期以来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于1485年并入莫斯科公国。这些征地运动的资金应该是用教会地产筹募的。

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莫斯科跟拉丁欧洲一样被末日情绪所笼罩，1492年恰好是上帝创世以来的第7000年，对东正教来说意味着大祸临头。出人意料，生活居然平静地继续，至少预示着一个新的永世的到来。伊凡三世化身为新纪元的君士坦丁大帝。“沙皇”（Zar）这个称号来自“恺撒”（Caesar），瓦西里二世已经使用“皇帝”（Kaiser），而现在首次使用了双头鹰的标志，莫斯科同伊斯坦布尔一样，也融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传统。在基督教拜占庭灭亡之后，人们希望莫斯科能继续履行上帝的使命，从此开始维护真正的信仰并把它传播出去。大公将自己视为东正教教会的世俗保护者，在波兰-立陶宛则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它的教会统治集团。

异端被镇压。几经犹豫之后，伊凡三世听从大主教的要求，追随虔信的天主教国王们，肃清那些据说有犹太教倾向的“异教徒”。第一个罗马是因为它的异端邪说而灭亡的；第二个罗马——拜占庭——因为与第一个罗马结盟而灭亡；“第三个罗马，莫斯科，将永存于世。而第四个永远不会出现”，普斯科夫僧侣斐洛菲斯（Filofei von Pskow）写道。他把沙皇感受到的世界历史使命付诸笔端。

伊凡三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在位期间，“俄罗斯疆域的聚拢”暂时告一段落，这话用来形容莫斯科的扩张既委婉含糊又尖刻嘲弄。1510年，普斯科夫的公民议会大钟也被送走，迎来的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总督。原先的领导层整整有300个家庭，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驱逐出境，并被诺夫哥罗德来的仆人取而代之。莫斯科又将斯摩棱斯克从其竞争对手立陶宛的手中夺过来，然后征服了梁赞公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增强了莫斯科的力量，把贵族宫廷变成社会和文化的磁铁，这个策略又帮助瓦西里驯服了精英。沙皇手中紧紧握住分封大权，阶层和头衔都精细划分，朝臣们不得不与统治者走得更近，或者敬而远之。这种方式迫使人们为了邀宠而互相竞争，对君主制非常有利。如果一个贵族太有影响力，他要么被送上断头台，要么被送进修道院。沙皇又从草原领主那里偷偷借鉴了金融系统的基本要素、信使服务、礼仪庆典和军事策略。在其他方面，专制政府则遵循自身规则不断演变。它并非“东方专制政体”的一个简单萌芽。

自古以来，莫斯科公国只有几座大城市，能与西方大都市相媲美的更不存在。据估计，只有4％～7％的俄罗斯人是城市居民。毕竟，与罗马不同，莫斯科的基石不是古老的高度文明。它在丛林、沼泽和草原的环绕中慢慢崛起，只有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几个城市达到了现代早期科隆城的规模。莫斯科没有护城墙，跟所有俄罗斯的联邦一样，城市里几乎全部是木制建筑：一旦被闪电击中、因为粗心大意或遭遇突袭的鞑靼人肆虐，都是大火的助燃剂。在农庄、木屋、仓库和棚屋的一片灰色木建中偶尔会矗立几座石头建筑，大多数是教堂。无数花园和广场让城市延伸无际，所以从远处看去它们会比实际上更大。铺就的道路和自来水几乎无处可寻。俄罗斯人把厚木板称为“桥梁”，可以铺在淤泥上，因而也容易让火势愈加蔓延。所以，俄罗斯人旅行到西方城市，见到铺路石都会大吃一惊。

首都的领主不会畏惧市民反对派。城市自治是不受欢迎的，议会更不存在。俄罗斯的城市承担捐税，还要想办服劳役，没有谁有特权。只有平信徒建立的东正教兄弟会勉强算是一个集体组织。自治的渴望仅在第聂伯河西岸的一些城市时不时掀起热潮。16世纪下半叶，沙皇任命越来越多的大商人担任顾问，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他把行政职务移交给他们，派他们出使别国，给予他们经济让利，为的是以后像榨柠檬一样榨干这些“上宾”。

尽管拥有像彼得大帝这样的伟大统治者，在管理智慧、技术和学术等方面，俄罗斯直到近代仍然无法追上拉丁欧洲。艺术、知识和武器主要都是从拉丁欧洲进口的。哈布斯堡外交官西格蒙德·冯·赫伯斯坦（Sigmund von Herberstein，1486—1566）就曾记录过一位名叫尼克拉斯的枪械匠人，他跟帮助奥斯曼帝国获胜的青铜匠乌尔班一样，都是德意志人。事实上，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在大约140门大炮的轰炸之下坍塌。要找医生也得请德意志人，不管是医生还是药剂师。自1462年以来，从事城建的都是意大利人。博洛尼亚的工程师兼建筑师阿里斯托泰莱·菲奥拉万蒂（Aristotele Fioravanti），能浇注大炮又会铸造钱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新建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也出自他手。他设计时没有坚持文艺复兴风格，而是以弗拉基米尔的那座教堂为模板：能带来幸运的《弗拉基米尔圣母》将被放置在这座大教堂里，这样设计是希望这幅圣像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文艺复兴很早就传入莫斯科，比如多棱宫（插图46）和献给大天使米迦勒的教堂都是代表建筑，也都是由意大利移民兴建的。塔楼高耸的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是米兰建筑大师设计的，让人想到斯福尔扎城堡的防御工事。莫斯科现在成为东方新风格的前哨站。

插图46：多棱宫，1487—1491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征服者

当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燃起熊熊火堆，并把船只驶向加勒比地区时，在德意志地区南部的纽伦堡，人们开始总结当时的地理知识：这是对已经要落伍的世界地图的最后一次抓拍。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与大出版商安东·科伯格（Anton Koberger）和商人泽巴尔德·施赖尔（Sebald Schreyer）合作印刷了一版世界编年史，想用大开本图册展示一幅完整图像。出身商贾之家的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在移居里斯本之后，也回到纽伦堡组织了一支工匠团队制作地球仪，于1494年前后完工，被称为“贝海姆地球仪”（插图45）。他依据的地理知识涵盖了斯特拉波、普林尼和15世纪初出版的托勒密的地理著作。布伦丹群岛与安提利亚和其他虚构地点一起都被放在最西边，但佛得角已经记录在案，西非海岸甚至标注了今天安哥拉的卡布莱杜。大陆的南端在这里终结。在印度海岸，他把岛国斯里兰卡放大数倍，并按古希腊的传统把此处命名为曼德维尔所说的黄金国度塔坡巴纳岛。在最远的东方，马可·波罗命名为“齐潘戈”的日本也未被遗漏。如题词所说，这里遍布黄金和香料。对亚洲内陆的绘制也是以马可·波罗的记述为基础，美洲仍然无迹可寻。

随着哥伦布的探索和葡萄牙人的旅程，1502年，人们才从一张地图上认识到新的地理知识，这张地图是费拉拉外交官阿尔贝托·坎蒂诺（Alberto Cantino）从葡萄牙带回意大利的：图上的非洲已经相当精确，并绘上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又称“伊莎贝拉”，即古巴，还标注了佛罗里达和巴西海岸的部分地区。德意志地区南部的加尔都西会修士格列高尔·赖什（Gregor Reisch，约1470—1525）没有借鉴这张地图，而是自己绘制了一幅，并收录在他1503年的著作《博学之珠》内。在地图底部、印度洋南部的位置注有题词，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传统世界地图里的裂痕：“此处没有土地，只有相当庞大的岛屿，托勒密未曾知晓。”

在哥伦布去世的那一年，两名德国制图师马蒂亚斯·林曼（Matthias Ringmann）和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画出了著名的世界地图。他们二人得到了佛罗伦萨人阿美利哥·维斯普西（1451/1454—1512）的书信体游记，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洛伦佐·迪·皮尔弗兰切斯科·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Medici）的，题为“新世界”（Mundus novus）。作者认为，在西方发现的不是岛屿，而是一片大陆，那里人口繁盛、动物成群，比欧洲、亚洲或非洲都更加富饶。据此，两位制图师在绘制世界地图最左侧时没有遵循惯用的托勒密的观点，而是画了一条狭长的地带，比非洲和欧洲加起来还要长，并于1507年完工。只有东海岸轮廓初现，而另一边，如制图师所言，是“一片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为了致敬阿美利哥·维斯普西，他们称这幅地图为“阿美利加”，这个新世界因此得名“美洲”。

阿美利哥可谓两位制图师的教父，作为美第奇家族在加的斯和塞维利亚的代理人，他从西班牙人的航海世界中获得了知识。他所讲述的那些旅程，哪些是他真实经历的，我们无从得知。自我表现的天赋让阿美利哥更上一层楼；莫尔甚至在《乌托邦》的叙述框架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让他在世界文学中也有了一席之地。他的信件不断再版，庞大的读者群都为他的讲述着迷，也由此对南美的国家和子民有所了解。在维斯普西的笔下，他们是**的野蛮人，鄙夷金钱，排斥贸易。他们满足于自然的馈赠，财富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当然，维斯普西认为他们在宗教方面比异教徒更糟糕，他们像伊壁鸠鲁一样根本不信神，甚至他们会把敌人杀死并吃掉。这样，维斯普西的书信中不仅描述了一个洁白的美洲，也传播了许多黑暗传说。维斯普西曾经自夸是一个绝妙的导航员，尽管这与事实有出入，卡斯蒂利亚的女王还是任命他为“高等领航员”，相当于大发现的总会计师。收集新知识并绘制新发现的土地，现在正是时候。阿美利哥的信件和越来越多的报告让美洲深深刻在欧洲人内心的世界地图上。1504年美洲可能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仪上，到了1510年则绝对可见，此时做成球体的地球仪也越来越多。

1494年，即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两年后，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着手瓜分世界。葡萄牙的若昂二世（Johann Ⅱ）和西班牙王室夫妇订立《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南极和北极之间画了一条线。葡萄牙人成功地将这条线推向很远的西边，把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囊括在手，再往西的地方则都属西班牙的资产。他们的仲裁人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自认是圣彼得的传人，掌管全球。教皇的判决也让后来西班牙所谓的“声明”有据可循。这一“声明”由西班牙皇家法学家帕拉西奥斯·鲁比奥斯（Palacios Rubios）起草，宣告了罗马教廷对全球所有人的统治权。一份相应的“占领声明”也会在西班牙人上岸时宣读给“被发现”地区的居民：圣彼得把海洋里的岛屿和大陆都赐给天主教国王，当地居民必须归顺，否则将迎来战争和被奴役的命运。土著居民应该一个字也听不懂，甚至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闹剧。

欧洲人一点也不在乎受波及的人们的命运。在他们心里，黄金、香料和上帝依次排序。就像饥肠辘辘的猪一样，西班牙人一直在寻找黄金，这是一个阿兹特克人充满鄙夷的记述。他们还搜寻毒品和药用植物。香料的珍贵不可名状，它们对贸易的重要性超越了有史以来大多数商品，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味道。当时的人认为，香料应该生长在天堂附近，所以也散发着天堂的芬芳。消费香料代表一种特权，证明一个人属于贵族或上层市民阶级。

不过，《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可没考虑到其他的东道主——英国、法国、荷兰。它们都不承认这一条约，最早有所动作的是英国人。从1496—1500年，威尼斯人乔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手持英王亨利七世的保护信，怀揣在伦敦经商的意大利同胞的资助，从布里斯托出发三次驶往西方。最后一次，他到达了格陵兰岛、纽芬兰，然后沿着北美海岸向南抵达委内瑞拉。返航不久，他便去世了。他的探险没有什么收获，葡萄牙人也一样，尽管他们可能也到达了纽芬兰。

美洲殖民伊始，既有国家的征服战争，也有私人企业横插一脚。胆子大的尤其是经济实力强大的人都在西印度事务院购买执照，然后就有权征用某些地区，收益的五分之一必须上交王室。大多数执照都给王室留了把柄，在执照到期时再从征服者手里榨取一笔钱财。美洲实行监护征赋制，类似于奥斯曼的军事贷款，以体力劳动作为要缴纳的贡金，实际上和奴隶制别无两样：作为效忠王室的报酬，王家官员从殖民者手中分享他们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土著本应是自由民，无论是在种植园或田间，在矿山或珍珠养殖场，他们都应获得适当报酬——还要皈依天主教。而事实上，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监护征赋制都把他们当奴隶对待。原本对这些土著劳力的分配只能是暂时的，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想做生意的、想碰运气的人随发现者蜂拥而至，商业资本在大洋的这一侧嗅到了营利的机会，它们吸引着破产者和骗子，摆脱故乡的官司。在移居新世界的人群中能发现这些“流浪汉”的踪影，这些圆滑、狡诈的小男人在城市丛林中偷奸耍滑，随着流浪汉小说的崛起，他们也成为一派文学人物。整个16世纪，几十万流浪汉移居新世界。

作为地理大发现的桥头堡，加勒比地区让西班牙人能够逐步探索新大陆。1509年，他们抵达哥伦比亚北岸。很快，他们就把目光投向太平洋。远望的第一人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co Nu?éz de Balboa），一个加利西亚小贵族。为了寻找贵金属——据说金子遍流成河——他带着一支小队穿越巴拿马海峡。1513年9月，当他们穿越丛林和沼泽筋疲力尽地抵达海岸时，一定是个无与伦比的时刻。从山上远眺，巴拿马静静等待着西班牙人，坐落在一片蓝色海湾中，他们称之为“圣米格尔”。以上帝的名义，巴尔沃亚宣布“南海”及所有相邻的海岸和土地都臣服于卡斯蒂利亚王室。这个发现者之后的命运却非常不幸。他的岳父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拉（Pedro Arias ávila），本是继任的达连地堑[20]及周边地区的长官，在1519年巴拿马建城时将他处决，终结了一段郁结已久的权力斗争。

两年后，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从波多黎各起航到达佛罗里达，他渴望找到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在与当地人战斗时，一支利箭让他的梦想戛然而止。墨西哥湾的探索由他的同胞继续完成，此刻法国人按照英国的先例，也向北美进发——他们最初的计划也是抵达亚洲。受法国王室委托，托斯卡纳人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沿着美洲东海岸航行。他最早记录了哈德逊河口，后来纽约在此崛起，但巨大的收获正在南方向他挥手致意。

1519—1522年，来自麦德林的小贵族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在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他攫取了相当多的财富，为他进军有利可图的大陆提供了资金。科尔特斯性格复杂，既懂得笼络人心又冷酷残暴、雄心勃勃、勇敢无畏，是个会博人好感的外交官，又是精明的企业主，在危急情况下他与魔鬼没什么两样。他本质上是一个赌徒，就其付出与回报来看，他肯定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赌徒之一。因为冲突，他和他的上司、古巴总督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分道扬镳。1519年，他在韦拉克鲁斯建立定居点，后来该地发展成墨西哥最重要的大西洋港口。这里是他进入大陆腹地的基地。他把身家算得清清楚楚：要么赢得一个帝国，要么被枭首示众。

此时是世界历史最不同寻常的一个时期，而其开端是黄金，它驱使科尔特斯去冒险。如果理智地考虑一下，他肯定就会发现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一小撮人生地不熟的雇佣军想去挑战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帝国，而且这个帝国城池密布，行政系统和道路网都高度发达。但科尔特斯对帝国的罅隙也了若指掌。阿兹特克帝国其实是三个城邦的联盟，特诺奇提特兰是其中的主导者。被贡税剥削已久的民众早就梦想摆脱压抑的枷锁，而王位争夺战又削弱了统治者蒙特祖玛的权力。这就让西班牙人有机可乘，他们成功与霸权的反对者结盟。这种局面经常反复出现：比起入侵者，当地势力在人数上遥遥领先，但他们内部争论不一、相互内讧。许多部落在加入科尔特斯的军队时，就为自己铺好了黄泉之路。

头几次与“印第安人”的交锋令西班牙人极为惊讶。文艺复兴与青铜时代相对抗。身披铠甲、手牵猎犬的欧洲勇士骑马前行——当时的美洲土著还没见过马——一直打到大陆腹地，又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在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脚下的大城市乔卢拉，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害怕被人偷袭，科尔特斯的人谋杀了当地数千人，包括高等贵族。阿兹特克人从来没有经验，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蒙特祖玛向神请示但没有得到回应，他几番踌躇，不知是否应该与西班牙人商谈，甚至当乔卢拉大屠杀的消息传到特诺奇提特兰，他还是无法下决定。

也许阿兹特克国王把这些陌生来客当成了羽蛇神（Quetza lcoatl）和它的随从。西班牙人到来的这一年，天象也显示带羽毛的蛇神将要回归。冥冥中，仿佛一切都有其轨迹。人怎么能对抗宇宙？是否就是土著人对征兆不容置疑的信仰，将他们自己亲手断送？或者他们编造了这些故事，说科尔特斯利用神话让他们轻易投降，以此来解释他们的失败吗？无论怎样，特诺奇提特兰的城门向征服者打开。一个目击者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他想到了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高卢的阿玛迪斯》中的神奇故事。而如今，不仅小岛上的特诺奇提特兰湮没于尘土，就连四周的特斯科科湖也干涸无踪。城中的神庙、宫殿和花园对他来说就像是梦中的场景，但祭祀场所飘来阵阵尸体的恶臭，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被祭司献给天神。

蒙特祖玛用最高的敬意接待了科尔特斯及其部下，但这些征服者肆无忌惮地将他俘虏，又摧毁神庙，砸掉神像并杀死了几百个阿兹特克人。科尔特斯当时正巧不在城内，他正快马加鞭地前往韦拉克鲁斯，去击退一支委拉斯开兹派来试图降服这位大胆的征服者的叛军，战斗中的幸存者都转投他的麾下。

1520年6月，他回到特诺奇提特兰时，整座城市正在动**之中。西班牙人不得不激烈抵抗，蒙特祖玛在战斗中被杀，西班牙人也损失惨重——大屠杀成为他们记忆中的“悲痛之夜”——他们不得不撤退。然而，科尔特斯很快建立了新的联盟并招募了增援部队。他的军队把大地变成了修罗场。特诺奇提特兰被围城断粮，后被征服和摧毁。这些远方来的人所带来的天花疫情也意外发挥了影响，受害者人数总计数万人。西班牙人把他们的胜利与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相提并论，把自己看作罗马的继承者。科尔特斯似乎是新的亚历山大和恺撒，他为中美洲基督教的传播也肃清了道路。1523年，十几个方济各会僧侣开始他们虔诚的传教生涯，人们称他们为“墨西哥十二使徒”。

希望更远处

在世界的另一端，葡萄牙人已经抵达印度。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第一次绕过了悬崖峭立、风雨如磐的好望角。但受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寻找印度的人不是这位好望角的征服者，而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1498年，他接受了这一伟大的使命。在最后阶段指挥船只方向的，是一名阿拉伯领航员。1498年5月，他们在马拉巴尔海岸[21]附近的卡利卡特（今科泽科德）登陆。第二年，两艘满载着胡椒和肉桂的船只返回里斯本——另两艘船于途中沉没。大概有180名船员前往印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返回故土。曼努埃尔一世也称自己是“蒙上帝恩典的海洋此岸和彼岸的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非洲几内亚领主和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及印度的贸易征服者”，这种名号现在好像成为统治者的传统。

很快，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z Cabral）率领另一支舰队带着13艘船和1200多名船员起航。1500年复活节后，他们抵达巴西，哥伦布“尼雅”号的指挥官文森特·亚涅斯·平松（Vicente Ya?éz Pinzón）在他们之前就途经这里。根据《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这片土地属葡萄牙王室所有。当时能成功“发现”巴西，可能要归功于一个巧合：卡布拉尔原本计划前往非洲南部，但他的舰队为了摆脱盘踞于几内亚湾的无风天气，不得不向西航行。在好望角以南的旅途中，他们遭遇了大风暴并与四艘船失去了联系。溃逃的船员中约五分之一的人到达了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欧洲人第一次看到马达加斯加。9月，卡布拉尔也抵达了印度。

葡萄牙人的远航从一开始就与哥伦布的远征不同。葡萄牙的船长们不是在未知世界横冲直撞，他们在印度洋上可以沿着繁忙的航线行驶，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知道那里有什么利益可图。“那里处处售卖玫瑰，”15世纪一位驻派在毗奢耶那伽罗帝国[22]的波斯外交官曾这样描述，“那里的人离开玫瑰就没法活，他们觉得玫瑰和食物一样是必需品……珠宝商在集市上公开叫卖珍珠、红宝石、祖母绿和钻石。”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越来越倾向于描写土著居民的生活习惯、财物和神灵，或者也提及流传的烧死寡妇的“娑提风俗”，即强迫女性追随亡夫投火自尽。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从游历甚广的威尼斯旅行家尼科洛·达·康提（约1395—1469）的记载中可见一斑，他说印度有大量的威尼斯杜卡特金币流通于市。

瓦斯科·达·伽马进行第二次印度探险的船只与卡布拉尔一样装备了武器。在卡利卡特附近，他们用大炮击退了来犯的印度和阿拉伯船只。葡萄牙殖民政策只看重贪婪获利，又受十字军精神的影响，此时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卡布拉尔幸存的舰队尚未返回里斯本，其他受奥格斯堡和佛罗伦萨商人资助的探险队就扬帆起航。1507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波斯湾的贸易也落入葡萄牙人手中。

印度的政治分裂让欧洲人轻而易举地盘踞在其海岸线。在印度次大陆的北部，穆斯林的德里苏丹国已经无力控制周边臣属。1398年，帖木儿南下，衰亡也随之加速。早在马杜赖、孟加拉和巴赫曼尼分裂时，德里苏丹国的颓势已成定局。自15世纪末，巴赫曼尼又在激烈的厮杀中分裂成五个苏丹国，德干高原由此分裂。更南部的地区一直由印度斯坦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统治，直到16世纪下半叶。胡椒成丛、南姜繁盛的沿海地区，则有无数小邦的统治者坐镇。

葡萄牙人没有受到任何大国的阻挠，就在此地和斯里兰卡停泊。1509年，他们在印度西部附近的迪乌岛海域击退了一支马穆鲁克舰队，给马穆鲁克提供资金援助的可能是威尼斯天主教，他们希望消灭这个葡萄牙对手。这场胜利让葡萄牙人得到了整个印度洋。后来，他们又从印度中部、好不容易摆脱巴赫曼尼统治的苏丹国比贾布尔手中窃走了果阿周边地区。果阿成为一系列据点的行政中心城市，这些据点现在组成一个印度国，即“葡属印度”。1511年，当地行政长官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夺取了马六甲。这里是贸易路线的中继站，连接了中国和印度两个香料产地。学识渊博的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是第一个描述这片地区的欧洲人。他说，谁拥有马六甲，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不过几年之后，葡萄牙人就被赶出了这片被称为“西南海波斯”的苏木都剌国。亚洲的商人并不打算向新政权屈服，他们退到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地区[23]由苏丹及其王妃统治，他们很快与奥斯曼结盟，接管了马六甲，并与欧洲人分庭抗礼。中国的统治者在此期间没有出手，而是坐观其变。

葡萄牙人参与到广泛的经济关系中，向西延伸到开罗和威尼斯，向东与中国和日本联系。皮雷斯写道，古吉拉特邦的商业中心坎贝长袖善舞，一只手伸向亚丁湾，另一只手紧握着马六甲。开罗商人接收来自威尼斯的货物，而来自麦加和亚丁的鸦片、玫瑰水、珍珠和更多其他货品也源源不断。1517年，皮雷斯率领一支葡萄牙使团到中国觐见皇帝，伺机开辟贸易道路，但几年后形势急转直下，这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欧洲人不愿遵照神圣的中国礼仪，觉得无法忍受。在珠江三角洲，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爆发了军事冲突。此外，侵占马六甲也引发了中国人的愤慨。又有传言说，被葡萄牙海盗绑架的孩子们都被一个基督徒吃掉了。使团的几个成员或遭受酷刑，或被处决，另一些人在地牢丧命。皮雷斯可能也在受害者之列。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才被允许在澳门设立贸易站。

在海上，唯有奥斯曼帝国能与葡萄牙人抗衡。虽然不乏劝诫之声，庄严朴特背后的苏丹宫廷还是决定放弃太平洋舰队的组建——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奥斯曼对现状很满意，它囊括了波斯湾沿岸堡垒，牢牢掌控着红海和附近的吉达——这可是通往麦加和麦地那的门户。不过，也不可高估葡萄牙人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统治印度洋周边贸易的是穆斯林商人和穆斯林统治者，他们和中国人的地位一直都比欧洲人更高。

如果还需要证据证明地球是圆的，那么现在最后的疑虑已被消除。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船长对印度了解深入，也经历过战争的考验，他发现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道，这条航线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麦哲伦的目标是香料产地马鲁古群岛，他认为从东方比从西方更容易到达这里。他可能看过马丁·贝海姆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一条西南航道，这让他信心倍增。他没能说服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资助他，国王粗暴地拒绝了他，但是西班牙的竞争对手已经跃跃欲试。1519年9月，麦哲伦率领一支拥有五艘船的舰队起航。他们一直小心翼翼避免与葡萄牙船只接触，所以这支舰队在南美洲大陆东海岸摸索前行。为了找到一条航道，他们对每个入海口、每个海湾都进行了勘探。他们看到了奇怪的动物：海豹、企鹅、飞鱼，同行的威尼斯人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在航海日记中写道，他们遇到过巨人，一些神秘的土著。如这个记录者所言，他们崇拜群魔，其中的魔王被他们称为“塞特波斯”（Setebos）。

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故事就像一本冒险小说。随着搜寻的时间不断增加，食物越来越短缺，人群中的不满情绪开始发酵。麦哲伦坚决地镇压了一场哗变，两个船长被处决，国王派的巡视员和随船神父被流放到巴塔哥尼亚沿岸的荒地，慢慢等待死神来临。从西班牙起航一年后，1520年10月底，他们终于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穿行航道。诗人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为麦哲伦写过一本诗意的传记，我们都应向他致谢，因为这些文字让我们能想象出这些三桅帆船前往世界尽头的旅程。沿着荒凉的海滩、风吹拂的苔原和幽暗的山脉，在最南端陌生的星空下，航海家在面朝大陆的海滨捕捉到隐约的光亮，这是远处的篝火，陌生的土著正围拢在火堆旁。这绝对是人类最远的前哨站，人们给这个岛屿起名为“火地岛”。

一个月后，开阔的海面再次出现在水手眼前。据皮加费塔记录，他们在要命的太平洋上航行了三个月之久，这是一次地狱之旅，饥饿、坏血病和死亡如影随形。烤面包干爬满了蛆虫，又沾上了老鼠尿，面包吃完了只能吃牛皮，渴了只能喝污水。抵达菲律宾一个岛屿的时候，原本的270人只有100人幸存。麦哲伦本人在与菲律宾土著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越过婆罗洲，他们到达了马鲁古群岛上的蒂多雷，也终于到达了最初的目的地。他们从这里经好望角返回西班牙。1522年9月6日，仅存的一艘“维多利亚”号带着18名船员，满载着香料在西班牙桑卢卡尔登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所谓的“全球化”进程在残酷无情的欧洲流浪者的推动下变得势不可当，与其他人不同，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世界。

哈布斯堡的全球君主制

在现代早期形成或进一步崛起的伟大帝国都是一些特例，它们通过官僚和军队巩固国家统治，其他地方则不会这么大规模地使用这些手段。权力的逻辑要求国家扩张——正如在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历史阶段——只要有机会就想掌握全球霸权，并构建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城邦和城市共和国已经走到了终点，不断攀升的权力像星系一样吸引较小的天体进入它的引力场。当两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彼此重叠，就会发生动**。17世纪的最后30年里，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就直接对峙，因为奥斯曼已经逼近德涅斯特河在黑海的入海口。与此同时，奥斯曼的另一个对手在西方崛起，与奥斯曼纠缠了几百年后才令其俯首称臣，它就是哈布斯堡王朝。

据载，哈布斯堡的崛起是通过联姻，影响最深远的婚姻是马克西米利安与胡安娜——后者是勃艮第的玛丽的儿子“美男子”腓力一世迎娶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他们两人的长子、勃艮第公爵查理（查理五世），继承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丰富的一笔遗产。到1516年，他从父母和外祖父母（阿拉贡的费尔南多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手里继承了西班牙王冠。1519年1月，一生志存高远、痛忍失望又大获成功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永远闭上了双眼，查理公爵得到了他的领地，包括奥地利、勃艮第和其他地区。伟大的希望降临在这个哈布斯堡贵族身上，他面色苍白，表情木讷，还有个令人瞩目的突出的大下巴，一般会用胡子或者靠画家的高超技艺遮掩起来。

1520年10月23日，在安放着查理大帝灵柩的亚琛大教堂，查理五世隆重加冕，1500年出生于根特的他给世界带来了光明。他的母语是法语，但他渐渐学会了西班牙语，后来又学了一点德语和意大利语。他的青年时代没有父亲在其身旁，也远离母亲的陪伴，因为“美男子”腓力一世死后胡安娜被精神疾病击溃。她一直在托尔德西里亚斯附近的孀居之地浑浑度日，人称“疯女”，直到1555年底去世。尽管这样，卡斯蒂利亚的王冠仍然戴在她头上。

查理的姑母玛格丽特女大公，即后来尼德兰的摄政王，一直守护着这位未来的皇帝，并用骑士艺术教育他。青少年期间，查理可能是在现代虔诚派信徒聚集的梅赫伦变成虔诚的教徒，他坚定的信仰对后来还会有深远影响。当他成年接管勃艮第地区时，一个宫廷人文主义者为他想出了著名的座右铭“更进一步”，拉丁语为“plus ultra”。这一“超越”或“一直前行”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神话里写在世界尽头的柱子上的“不再前进”（non plus ultra）正相反，但未来证明这句座右铭是正确的。赫拉克勒斯柱子的另一边，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侧，查理五世在统治期间吞并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他迅速批准的科尔特斯的征服行动和中美洲的臣服都只是开始。皇帝超越可能的局限，尽力争取，不仅是为了国家利益，其强大动机之一是赢得名声和荣誉。有时，他遵循骑士的马上比武的规则，甚至某天真的邀请他的对手法国的弗朗索瓦——就像阿里奥斯托笔下的“疯狂的罗兰”邀请撒拉逊国王阿格拉曼特——进行决斗。查理意识到，贵族在英雄举动中不宜考虑金钱，事关荣誉时应该把个人和财富都投入进去，这似乎成为他每一次作战时的原则。这条原则让西班牙军队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获得胜利、遭遇失败，让国家破产、帝国衰落。

查理五世是“查理”这个名字的第五世继承人，他是“罗马国王，永远崇高的未来的罗马皇帝”。尽管“耶路撒冷之王”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但作为西班牙、两西西里岛王国、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大洋彼岸的大陆的国王，他手握实权，也是奥地利大公、勃艮第和布拉班特公爵、佛兰德斯和蒂罗尔伯爵，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头衔。他称自己是“亚非之主”，这有点不切实际。奥地利被他交给自己的兄弟斐迪南一世治理，后者是未来的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查理是第一个签署“降书”的皇帝：这份合约是和选帝侯签订的，用来限定查理的统治，让他遵循帝国的法律和风俗，尤其是不能把帝国变成一个世袭制王国。关于战争或和平的决定，都要由帝国议会议员投票决定，至少要征询选帝侯。根据“降书”的内容，未经选帝侯同意，皇帝不得结盟。查理当然没有遵守这些协议内容。

尽管人们费尽心机想让这只帝国双头鹰难以翱翔，加冕仪式还是以极尽奢华的方式欢庆新政权的成立，为查理五世大呼万岁。历史的舞台迎来了一个新的统治者，并且是最后一个想要严肃地建立全球天主教统治的君主。宰相马可里诺·加提纳拉（Mercurino Gattinara）鼓动查理争夺世界霸主之位。这个皮埃蒙特人想的肯定不是俄罗斯或者奥斯曼那样的专制政体，他勾勒出的帝国图景，并不是要征服所有地区，而是博得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尊重。当查理在亚琛加冕时，西班牙雇佣兵刚刚征服了遥远西方的广袤地区，此刻这里还不是加提纳拉考虑的重心。从墨西哥开始，查理应该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他的天职就是拯救这片新世界，而不是成为阿兹特克人的皇帝。尽管如此，征服者的伟大故事中还是流传着经典的古代传说。征服者以史为鉴，觉得自己比那些已经很伟大的罗马人更加伟大。美洲作为一片被占领的土地并入卡斯蒂利亚的统治疆域，应该被看作重生的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加提纳拉的世界秩序让人想到但丁的“帝制论”，那是奥古斯都式的和平皇帝的理想。作为教会的庇护人，为加冕准备的庆典装饰中皇帝被置于教会的从属地位，查理五世也欣然接受。不过，他和教皇谁拥有优先权这一古老的争论在这个横跨欧洲的帝国终于有了定论，世界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惧怕十字架带来的权力政治的后果。加提纳拉觉得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故国意大利，查理在此地应该推行宽松的统治政策。

查理帝国内部的和平有多么脆弱，在他从加冕庆典动身前往德意志地区时就显现出来。在瓦伦西亚和马略卡岛上的工匠组成了民兵团，他们本来是为抵御海盗袭击才建立的兄弟会，现在把矛头也对准了贵族和穆斯林少数民族。同时，在卡斯蒂利亚爆发了“城市公社”[24]起义，贵族和市民团体都投身其中。查理离开前本已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人民议会商定了协议，此时事与愿违，起义军占领重要的办事机构，当地人掌握大权。此外，作为大国政策的后果，沉重的纳税负担也引发诸多不满情绪。第一次军事行动的成功让这场运动变得更具威胁，甚至农民都投奔了义军。直到1522年，帝国才艰难平定叛乱。第二年，马略卡岛上兄弟会的最后一次哗变也被扼杀。失败的起义巩固了君主制。这个等级系统不是横向组织起来的，它掌握了西班牙的未来。

帝国徽章上双头鹰背身而立，加提纳拉的设想却没有这样稳定的支柱。查理五世的统治不像沙皇那样平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不是，在东方国家不是，在德意志肯定也不是。他的疆土中，没有一块土地是他自己打下来的。统治者的意愿处处受到原有传统、特权家族和特赦阶层的掣肘，无法大展拳脚。金融家的势力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令查理深陷泥沼。贵族、上等阶级和教会则不加伪装，凶相毕露，就连组成“梅斯塔荣誉会”的西班牙牧羊人都桀骜任性，不服管辖。想在这个多样化的国家混杂体内建立统一的管辖体系，真似痴人说梦。然而，查理的谋士却不乏奇思妙想。埃尔南·科尔特斯曾夸下海口，他愿为查理五世征服中国，使之成为世界帝国的统治者，“宇宙的君主”。

查理不像苏丹或中国的天子那样与臣民保持遥不可及的距离，但他身边也有烦琐的礼节，这样能创造距离感，让他笼罩在神圣的光环里。人们心怀畏惧，看着皇帝一言不发、旁若无人地享用馅饼、牛头或猪肉，对身边的奴仆几无正眼。只有宫廷小丑的笑话才能让他微微一笑，围绕他而产生的艺术将他捧到了古代世界霸主的高度。这位哈布斯堡的恺撒恰恰也是统治但丁家乡的最后一任皇帝，这样说来也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在他即位为帝时，有些人寄希望于这个强势的新皇帝，以为教会改革终于要实行了。在亚琛加冕几个月之前，有人写道：“上帝让年轻的、高贵的血液来统治我们，让许多人心中燃起伟大的美好希望。”写下这句话的人叫马丁·路德，而后来，他彻底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