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41：卢德格尔·汤姆·林（Luder tom Ring），《维吉尔》，约1558年，明斯特，LWL州立艺术与文化博物馆（威斯特代利亚州立博物馆）

艺术与思想之路：西欧、东欧

前往北方的旅行者中有一位成功者是来自达尔马提亚扎拉地区的雕塑家弗朗切斯科·劳拉纳（Francesco Laurana，约1430—1502），他曾在法国南部为那不勒斯前国王安茹的勒内一世（René Ⅰ. von Anjou）工作。两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墓碑均出自他手：一座献给安茹公爵查理四世（Karl Ⅳ. von Anjou），如今保存在勒芒主教座堂；另一座尚不能确认是否出自劳拉纳之手，矗立在塔拉斯孔的圣玛尔达教堂的墓穴里。长眠此地的是乔瓦尼·科萨（Giovanni Cossa），他曾是一名高官，与劳拉纳的旧东家那不勒斯宫廷相交甚密。在法国北部，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最早出现在圣奥梅尔附近的圣伯丁修道院。修道院院长纪尧姆·菲拉特是一位枢机主教的私生子（这位枢机主教也叫纪尧姆·菲拉特），曾在康斯坦茨大举搜寻孤本善本。院长菲拉特在1467年前后向罗比亚家族的瓷雕工坊订制了一座镶嵌彩色陶瓷的墓碑。这个如今只有残片可见的艺术品，本是一座人文主义的纪念碑，用以追思亚里士多德和欧里庇得斯，以及哲学与诗歌。这两位修辞学者和作家在那里找到了安息之所。

在奥尔良、安茹和贝里等几个公国中进行的古代研究安全地避过了百年战争，它们得以在这里继续进行。格雷戈里奥·蒂凡纳特（Gregorio Tifernate，1414—1464）在巴黎擎起人文主义的火炬。他在索邦教授希腊语和修辞学，是洛伦佐·瓦拉的朋友、德森布里奥父子的笔友，以及尼古拉五世的宠儿。他出色的语言能力得益于其在达达尼尔海峡逗留的经历。南北之间的协调人除了他，更著名的是阿尔比枢机主教和大主教吉恩·茹弗鲁（Jean Jouffroy，死于1473年）。作为一名外交官和朝臣，茹弗鲁为勃艮第、罗马教廷和法国服务，跟人们所能想象的文艺复兴人一样，他有受俸神职，终日酩酊，饕餮美食，沉浸女色，还曾是军事领导人。他专横又暴躁，如有需要又会非常顺从，而且博学多识。他曾跟随瓦拉学习，他的口才甚至给意大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神学家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约1460—1536）算是新一代的人文主义者。莫城主教委任他改革教区，但雅克并没有成为法国的路德。不提别的，单是他编辑出版了菲奇诺充满“古老智慧”的晦涩文集，就可以被看作一个温和的福音派人士。他是人文主义评论的发明者之一，可谓先驱，将传统的冗长问题和思考用简洁的阐释取而代之，时不时加上几句古典作家的引言。与勒菲弗同时代的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约1467—1540）是一位法学家，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希腊学家，被视为“高卢风格”的创始人之一，即用批判的眼光接受《查士丁尼法典》，跳出历史语境来理解罗马律法。从批判的、历史的角度复兴古代法学也符合当时欧洲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代表人物除了比代和洛伦佐·瓦拉，还有德意志的乌尔里希·察修斯（Ulrich Zasius，1461—1535）和意大利的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i，1492—1550）。

另一场“地狱之旅”出自克莱芒·马罗（Clément Marot，1496—1544）笔下。可能是因为吃肥肉而违背了禁食法——这是宗教改革留下的阴影——他在1526年被关进巴黎的监狱。他颇具古风的作品《地狱》用讽刺的口吻描述了这次体验。马罗是意大利风格在法国的先驱之一，他写了法国第一首十四行诗并推动罗马诗人马提亚尔的箴言诗融入文艺复兴。他优雅闪光的风格开创了诗歌的一种新风格——“马罗风格”。马罗是一位老资历的朝臣。他一直深受弗朗索瓦一世的青睐，但他的新教倾向总让他陷入麻烦。在国王的姐姐、纳瓦拉王后玛格丽特（Margarete von Navarra，1492—1549）那里他寻得庇护之所，玛格丽特在南法的内拉克宫廷聚拢了一批诗人和学者。此外，王后自己也热爱文学创作，她的《罪恶灵魂之镜》能让人读出她对路德宗思想的亲近。受薄伽丘的启发，她还写了《七日谈》，当然她的这一版比《十日谈》更强调道德，且有点冗长沉闷。我们离题有点太远了。

插图42：《赫克托耳、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图尔奈，1475/1490年，萨莫拉，大教堂博物馆

勃艮第与意大利风和古典风格这两者都保持较远的距离。勃艮第宫殿的大厅仍旧装饰着讲述古老神话的挂毯（插图42），但上面画的神灵和英雄都身着当代服装，既非古代打扮也没有赤身**，只有南方是允许**的。不过薄伽丘，这位“乔瓦尼·薄伽丘大人”，在这里还是受到欢迎，人们对其作品口口相传，有人伏案翻译。编年史家借用了提图斯·李维的风格，葡萄牙人瓦斯科·达·卢塞纳（Vasco da Lucena）为查理五世将勇敢的库尔修斯·鲁弗斯所著的《亚历山大大帝史传》翻译成法文。直到16世纪30年代，尼德兰南部的建筑才因为“古代工艺品”出现了装饰物。

与勃艮第类似，西班牙的人文主义也游离在边缘。骑士小说仍然在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朱亚诺·马托雷尔（Joanot Martorell）于1490年在瓦伦西亚出版的《骑士蒂朗》被塞万提斯盛赞是“世界上最好的书”，因为书中的骑士是真人而不是傀儡。就像这片土地上的诗歌，文学作品也未被人文精神所滋养。与意大利不同，对经典的研究在这里依然是高贵精英的工作。柏拉图和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作品虽然在1480年前后被图书馆收藏，但跟所有异教书籍一样，它们很快被正统观念所质疑。当伊比利亚的土地终于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时，它的时代已经落幕。不过，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仍然将伊比利亚半岛向前推进，除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之外，还有翻译了塞涅卡的布尔戈斯[8]人阿方索·德·卡塔赫纳（Alfonso de Cartagena，1384—1456）以及卡斯蒂利亚人阿方索·德·帕伦西亚（Alfonso de Palencia，1424—1492），后者撰写了西班牙的历史和一部拉丁语-卡斯蒂利亚语词典。他的史书借鉴了丰富的古代史料，阐释了阿拉伯人统治之前的西班牙的地理概念。最后，供职于格拉纳达的神职人员皮特·马特·德安吉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1457—1526）也可被归于西班牙人文主义者之列，他的《新世界八十年》是现代人类学的一部奠基之作。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对不同肤色的评价只是品味问题，根据当时的潮流，也是一会儿“有胡子”好，一会儿“没胡子”好：“埃塞俄比亚人认为黑皮肤比白皮肤更漂亮，而白人想法则不同。”

尽管人文主义传播到西班牙的时间较为滞后，但文艺复兴的建筑和雕塑从1480年就已经“入侵”这片由天主教国王统治的疆土。最重要的“开门人”是“伟大的西班牙枢机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Pedro Gonzáles de Mendoza，1428—1495）。不管是他的家乡瓜达拉哈拉，还是巴利亚多利德和托莱多，这些地方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都与他的名字，以及在意大利受训的建筑师洛伦佐·巴斯克斯（Lorenzo Vázquez）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托莱多大教堂里安放着门多萨的陵寝，据推测出自托斯卡纳的安德烈·桑索维诺（Andrea Sansovino）之手，他于1492—1501年在附近的葡萄牙工作。而在伊莎贝拉一世和费尔南多二世治下的其他地区，处处可见的仍是银匠式风格（Platareskenstil）——这是哥特式风格晚期的一种变体，外立面雕饰花样繁复，跟银匠（platero）的掐丝手艺类似——它与穆代哈式[9]的装饰风格不相上下。直到这对天主教王室夫妇离世后，这些地区才终于接触到文艺复兴。国王夫妇的陵寝由塞提涅亚诺雕塑家多梅尼科·凡切利（Domenico Fancelli，1469—1519）在1517年设计出来，如今停放在格拉纳达主教座堂的王家礼拜室内。1527年，查理五世开始在阿尔罕布拉宫边上修建一个罗马建筑风格的宫殿。相比于奈斯尔王朝留下的花纹繁复的穆斯林建筑，象征皇权的罗马风格纪念碑略显粗陋。不过信奉基督教的征服者们还是不敢将阿尔罕布拉宫完全夷为平地，这座石头宫殿是穆斯林文化的象征，也令人回忆起昔日的荣光。

在拉丁欧洲之东的匈牙利，人文主义和新艺术通过王朝的联系早就落地生根。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任命韦尔杰里奥担任他的秘书，并委任佛罗伦萨人菲利波·斯科拉里（Filippo Scolari）〔又名皮波·斯潘诺（Pippo Spano）〕担任军队指挥官。在科尔温（马加什一世）和他的妻子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治下，文艺复兴终于抵达这里。在布达，国王建立了一个收藏有2000本手稿的图书馆，即著名的科尔文纳图书馆。这些华丽的古文手抄本有很多是在意大利制作的。柏拉图与菲奇诺的学生弗朗切斯科·班迪尼一同来到这个国家。即使是想法古怪的思想家也被介绍到匈牙利，比如把自己看作伊壁鸠鲁的加莱奥托·马尔齐奥（Galeotto Marzio）——他有个闻所未闻的想法，觉得奥斯曼人和犹太人、异端分子和异教徒都可以在没有受洗的情况下得到赐福。一群托斯卡纳的大师将科尔温的宫殿和他的避暑行宫维谢格拉德城堡，变成了一块文艺复兴的飞地。正如一位当时的人写道，他们把匈牙利变成第二个意大利。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匈牙利最资深的人文主义者是佩奇城主教雅努斯·潘诺尼乌斯（Janus Pannonius），他在维罗纳的大师瓜里诺那里接受教育，所以曾不无讥讽地说，如果维吉尔或西塞罗来到匈牙利，他们听到当地人的拉丁语一定会沉默不言。

科尔温的文化政策也遵循一般策略，用教育和学识来装饰权力。他让愿意效忠的历史学家把自己所属的匈雅提这一支包装成血统高贵的家族，这也符合他想要青云直上的野心。他的宫廷史学家安东尼奥·邦菲尼（Antonio Bonfini）把科尔温的家谱追溯到古罗马科尔维尼家族，为他奉上一个光荣的帝皇谱系。这样东拼西凑的家史如果成立，能让黯淡的权力光芒变亮吗？可能真的有用，就连俄国沙皇也使过这种手段。虽然应该没有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沙皇在1555年前后也曾拼凑过一本《君主宗谱登记册》，给自己和最重要的贵族们包装出一个根植于古老的恺撒帝国的先祖，尽管这有些姗姗来迟。

匈牙利的文艺复兴遗存很少。科尔温的图书馆化为废墟，许多古本在历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中被摧毁。今天能见到的只有陵寝礼拜堂，1506年前后，大主教托马斯·巴科茨（Tamás Bakócz）在埃斯泰尔戈姆[10]大教堂补建的一处建筑。随着礼拜堂竣工，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也来到了多瑙河畔。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偏偏是通过墓地让“复兴风格”融入了许多地区的建筑！在德意志也一样：第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1512年竣工的位于奥格斯堡圣安娜教堂的富格尔家族墓地。

16世纪初，文艺复兴在波兰也拉开序幕，最早出现的是弗朗切斯科·菲奥伦蒂诺（Francesco Fiorentino）为国王约翰一世（Johann Ⅰ）设计的墓碑，如今安放在瓦维尔主教座堂。它以布鲁尼在佛罗伦萨的墓碑为模板。不久之前，来自德意志的维特·施托斯（Veit Stoβ，约1450—1533）为克拉科夫圣母教堂创作的祭坛雕刻刚刚把晚期哥特式雕塑推向顶峰。因为这个壮观的作品，他在纽伦堡得到很多订单，后来也选择在此地终老。

最初，维斯瓦河畔的文艺复兴仅仅在国家统治者、王冠和高级主教的顶尖小圈子里流行。波兰人文主义的创始人是萨诺克的格雷戈尔（Gregor von Sanok，1403—1474），他曾在意大利度过两年光阴，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图书馆，后来担任伦贝格（今利沃夫）大主教。传播意大利文化的有学者洛伦兹·拉贝（Lorenz Rabe），又名劳伦修斯·科维努斯（Laurentius Corvinus）——他与青年哥白尼的关系引发后人兴趣——还有格雷戈尔的门徒菲利波·博纳科尔西（Filippo Buonaccorsi，1437—1496），人称“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博纳科尔西按照人文主义的思路对克拉科夫大学进行了改革，它与1519年在波兹南成立的学院共同发展成为“人文主义研究”的两大要塞。克拉科夫大主教彼得·托米奇（Piotr Tomicki，1464—1535）则是当时除意大利和贵族宫廷之外一个罕见的醉心于收藏绘画和雕塑作品的人物。波兰第一位文艺复兴风格的画家西多会修士斯坦尼斯瓦夫·萨莫斯特策尼克曾为他绘制一幅肖像（附图19）。意大利风格以其宏伟的规模赢得青睐，瓦维尔城堡拱廊环绕的会客庭院（插图43）和瓦维尔主教座堂的齐格蒙特礼拜堂都采用了这种设计风格。这两座建筑都是波兰本地艺术家和意大利艺术家共同合作的成果。

插图43：弗朗切斯科·菲奥伦蒂诺和巴托罗缪·贝勒奇，瓦维尔，1519—1536年，克拉科夫，内庭

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Sigismund Ⅰ）的妻子波娜·斯福尔扎（Bona Sforza，1494—1557）把深受意大利影响的宫廷文化（包括精致的美食）带到了立陶宛和波兰，宫廷中甚至会上演泰伦提乌斯的喜剧。文艺复兴从罗马和托斯卡纳来到克拉科夫，来自意大利北部和瑞士南部的建筑大师又把文艺复兴传播到西里西亚，远至梅克伦堡和瑞典。基于一名在西里西亚工作的德意志建筑师的设计，一位葡萄酒商人在今乌克兰的利沃夫建立了一个家庭礼拜堂。该建筑于1615年完工，是“混杂文艺复兴”风格的典范，在南美和北德也可寻见。

一般来说，文艺复兴的实践应该比人文主义的思想更难在拉丁欧洲地区传播。16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它通过独特的变体进入法国，首先到达卢瓦尔河畔。1536年开始，在兰茨胡特建造的巴伐利亚公爵官邸是德意志第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如果不算乔瓦尼·达·迈亚诺（Giovanni da Maiano）在1520年为枢机主教沃尔西（Wolsey）的汉普顿宫制作的装饰品——比如画着罗马皇帝的圆形陶土雕饰——那么意大利的影响直到16世纪末才在英格兰逐渐显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枢机主教等阶层擢升的人最先接受前卫的设计，并把它当作成功的标志——可能终于手握大权，可能赚得盆满钵满，比如国王马加什一世、枢机主教门多萨或者富格尔家族。这种风格让人联想到岁月和帝国的辉煌。它的运用见证了人们对最新时尚的认识和了解，要用“仿古物件”来装点自己，需要挣脱哥特式传统的束缚，并且要对人文精神持开放态度。新旧风格的建筑经常比邻而居，不管是在克拉科夫，或者布雷斯地区布尔格附近的布鲁王家修道院。1526年，奥地利女大公玛格丽特命令德意志人康拉特·迈伊特（Conrat Meit）为她和她已故的丈夫雕刻了一座宏伟的墓碑：在最华美的晚期哥特式风格中，**的小天使欢笑嬉闹，容貌栩栩如生；棺椁上平躺的是一个近乎**的卡拉拉大理石雕像，可能是以已故的萨伏依公爵菲利伯特二世（Philibert Ⅱ）为原型，也可能是一位古代英雄。

波西米亚的建筑长期以来都拒绝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风格，可能是因为缺乏上述先决条件。伏尔塔瓦河畔，胡斯派中的温和派和爱国主义者共同阻挠开放式的古典研究。尽管查理四世时代这里就已经开始与意大利文化进行接触，但仅仅是昙花一现。胡斯派影响下的布拉格大学对意大利文化关上了大门。与邻近的波兰不同，受经典作品启发的戏剧从未在此地上演。出生于哈森施泰因城堡的政治家博胡斯拉夫·洛布科维茨（Bohuslaw Lobkowitz von Hassenstein，1462—1510）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被自己严格的天主教信仰所束缚，他的诗歌风格缺乏对古典拉丁文的理解。通过在博洛尼亚和费拉拉学习，他对意大利有了深入了解。他继承了大笔财富，可以给自己修建一个图书馆，并游历了五年之久，甚至到达过突尼斯。

为了反对这位“波西米亚的奥德赛”（洛布科维茨）所推崇的新拉丁语，胡斯派中的温和派维克托林·科内尔（Viktorin Kornel，约1460—1520）创立了捷克语的人文主义。他翻译了很多经典，并为其中的共和国理念所振奋，当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信仰自由。除此之外，波西米亚地区的人们很少翻阅原始文本：异教思想看上去令人生疑。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菲奇诺的译本）和塞涅卡的斯多葛哲学得到推广，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学说接近天主教的理念。波西米亚人自己的史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本不是其同胞所著，而是出自“波西米亚史学家”庇护二世的笔下。薄伽丘《十日谈》的精选故事集可能是经由萨克森公爵小海因里希（Heinrich der Jüngere，1452—1492）的翻译才得以在波西米亚流传，他的父亲是波西米亚国王波杰布拉德的伊日。小海因里希的译本参考的是一个德语版本，该版本对原文有曲解，非常推崇传统骑士理想。这一时期，就连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都援引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而非古代权威。1480—1526年在波西米亚出版的文章只有8％是关于世俗的内容。就连经常思绪纷繁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都能享受自由自在和肆无忌惮，因而灵感迸发，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却从未经历这种时期。

与波西米亚不同，人文主义研究在德意志土地上越来越坚定地渗入大学生活，尽管还要面对多方阻力。大师还是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大学会练习彼特拉克的抒情诗和十四行诗，诵读薄伽丘的诗，以及研究菲奇诺。个体的相遇推动了交流，比如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和勒菲弗·戴塔普勒就在意大利的旅途中遇见了菲奇诺和米兰多拉。这次会面分别在这两位德意志人和法国人的作品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约翰·科利特和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等英国知识分子也赴意大利研习希腊语并把知识带回英伦岛。医生托马斯·林纳克尔（Thomas Linacre，约1460—1524）在佛罗伦萨师从批判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的波利齐亚诺，与乔瓦尼·德·美第奇同窗。林纳克尔把盖伦的著作和据说是普罗克洛斯所著的《天体论》翻译成拉丁语。

像他这样的古代医学知识渊博的医生，或者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迷宫中闲庭信步的律师，都有很大机会能在宫廷谋一个职位。他们可以担任教育者、顾问和外交官，既能治愈贵族的凡人之躯，又可为国家的不死之身配上罗马律法。他们为国家撰写传记，从而给予国家一个身份：马里亚诺·斯库诺（Mariano Siculo）笔下的阿拉贡王国，乌尔比诺人波利多尔·维尔吉里奥（Polidoro Virgilio）笔下的英格兰；扬·德乌戈什用李维的口吻诉说“闻名于世的波兰王国”的历史，保罗·埃米利奥（Paolo Emilio）和罗伯特·加甘（Robert Gaguin）写下了法国的历史；克劳德·德·塞瑟尔（Claude de Seyssel，约1450—1520）在他效忠路易十二的那段职业生涯高峰期里，出版了《法国君主制度》，这是一本集行政手册、政治理论和贵族行为规范于一体的混杂之书。每个国家都想让各自的辉煌历史和古老帝国的名家史论沾亲带故，整个欧洲共享这个古帝国的遗产。

“哦，时代！哦，道德！”：神圣帝国的人文主义

康拉德·策尔蒂斯那个从未完工的描绘德意志的项目——《日耳曼图史》，也是在类似情况下开展的。作者希望从古老的精神中重建他的家园。在他最著名的颂歌中，他敦促阿波罗离开意大利，如同他曾经离开希腊一样，阿波罗应该带着七弦琴迁居德意志。这样，德意志人粗野的言论和一切黑暗都将消散。策尔蒂斯于1459年生于法兰克，父亲是个酿酒师，他的一生都在游历学习。他曾在科隆和海德堡学习，在多所大学任教，在意大利从帕多瓦漫游到罗马，探访过克拉科夫和布达。他遇到过一些当时的大人物和最高明的大师。他拜访过菲奇诺和波姆波尼奥·莱图，他在威尼斯寻访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并赢得两位皇帝的青睐。腓特烈三世在纽伦堡的皇家城堡中将他加冕为桂冠诗人，马克西米利安传召他去维也纳担任教授。1508年康拉德·策尔蒂斯去世后，他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享有一块碑文，这足以证明，一位受过人文教育的学者此时在北方也会受到重用。

在当时的德意志，策尔蒂斯是最重要的古代思想和诗歌的传授者。他编纂了塞涅卡的悲剧、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阿普列乌斯的《论世界》，也曾研究过希腊语语法。他的颂歌、挽歌和讽刺诗都流露出对柏拉图和其他经典作家的深入了解。此外，他还试图复兴古代的音乐和戏剧，为丢勒和其他画家设计作品的主题顺序。策尔蒂斯还是个不知疲倦的游说家。海德堡、维也纳和克拉科夫共同成立的“宗教会社”——一个组织松散的协会——也可以追溯到他身上。他编纂甘德谢姆的赫罗斯维塔的作品集，并为纽伦堡编史，这些都让人意识到，爱国主义在德意志也逐渐开始觉醒。他受贺拉斯启发而创作的同名诗作《世纪之歌》，处处可见由数字符号和占星学所产生的联想：反对虔诚信徒宣扬的世界末日的情绪，欢庆圣洁的1500年，赞美上帝和功勋之人。全诗在对一个不可想象的上帝的祈求中达到**。诗中，他称赞他的资助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黄金时代的统治者。

在这一时期，策尔蒂斯的同胞也有了自己的考古发现。终于，人们在日耳曼尼亚的土地靠近罗马界墙的这一侧找到了丰富的帝国遗迹遗物，从帝国的传统中看到的是家园。热衷于考古的最早一批人包括奥格斯堡书记员康拉德·波伊廷格（Conrad Peutinger，1465—1547）博士。他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手下的法学家和顾问，曾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接受教育，他收集古董，复制并出版铭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一份罗马帝国晚期交通地图的中世纪副本，策尔蒂斯在一个修道院图书馆中偶然将其寻得并捐赠给了这位奥格斯堡的书记员，所以这本长达6米多的地图册被称为《波伊廷格地图》。

在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和城市医生哈特曼·舍德尔（1440—1514）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的铭文集。他的城市在当时也已经是北部文艺复兴的中心地带之一。纽伦堡最著名的市民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阿尔贝蒂和菲奇诺给他的美学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南方艺术的接触对丢勒的绘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506—1519年，彼得·维舍尔（Peter Vischer）和他的几个儿子在纽伦堡的圣塞巴尔德大教堂修建了塞巴尔德（Sebaldus von Nürnberg）家族墓园，为世人展示了文艺复兴在北方的独特变体。与此同时，晚期哥特式雕塑再次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纽伦堡有维特·施托斯，在附近的美因-法兰克地区有提尔曼·里门施奈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

科学界似乎也借了这一股东风。“哦，这是什么时代，这是多么博学！活着真令人快乐！”1518年，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腾给纽伦堡贵族和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感叹号肯定不是反映这位骑士个人的心理状态，当时他贫困交加，梅毒缠身，但他记录道，人文主义在当时的德意志也已经发展成宏大的潮流。它在宫廷、城市和大学都占据重要一席：海德堡、维也纳和埃尔福特脱颖而出。在1484年出版的论文《如何开展一项研究》里，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向北方地区展示了第一个系统性的教育计划，此后涉及这一主题的文章层出不穷。阿格里科拉对道德哲学、神学和修辞学等特意提出指导建议，与之相反，自然科学则不入他的法眼。阿格里科拉忠诚地追随“现代虔诚派”（Devotio moderna）宗教改革运动，自然科学的用处对他而言似乎很受局限。策尔蒂斯则持不同意见。1501年，他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学院”，教授诗学、修辞学以及与数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即几何、建筑和天文学。毕业生应该都成为桂冠加冕的诗人。

随着宗教会社的集结，一个“人文主义联合社”也在城市之间兴起，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销声匿迹。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中心人物身边——奥格斯堡的波伊廷格、纽伦堡的策尔蒂斯和皮尔克海默。他们聚到一起，高谈阔论，同享美食，演出话剧。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人们相互书写高雅的信件，促成学术论文和文学文本的出版。像意大利人一样，德意志人也颇有怀古之意。他们粗犷的名字也被拉丁语涂抹遮盖：“亨特”改称为“卡尼修斯”，“克拉亨贝尔格”改称为“格拉古斯·皮耶芮乌斯”，策尔蒂斯的本名是比克尔。除了策尔蒂斯所写的富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史书，还有两个阿尔萨斯人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雅各布·温菲林（Jakob Wimpfeling）和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他们为“至高自由”和祖先的军事才干高唱颂歌。

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找到了读者。1536年《奥德赛》的一版译本在扉页的木版画上概括了欧洲两千年的文化：荷马，“所有诗人的父亲”，把他的诗人灵感传递给伟大的罗马人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插图44）。而威斯特伐利亚画家卢德格尔·汤姆·林将维吉尔画成一名戴着眼镜的学者（插图41）。希腊人把他们的文学理念传播到欧洲，罗马人将其继续推进，现在它到达北方，甚至工匠们也不会对古老的精神无动于衷。例如，温菲林的同乡约尔克·维克拉姆（J?rg Wickram）写了很多戏剧和闹剧，并以1200年前后的译本为基础（他本人不懂拉丁语）出版了一版奥维德作品集。当时最著名的“歌唱大师”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在他的作品中也涉及很多人文主义经典和古典素材。这个纽伦堡鞋匠断断续续写下6000多首诗歌，还有戏剧和嘉年华剧，从中我们能看到无数古典印记：他是从阿里斯托芬、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那里汲取灵感，对阿普列乌斯、普鲁塔克和普林尼都有所了解。但什么是半人半兽的萨提尔神，他认为还是有必要向纽伦堡的读者解释一下。

插图44：《荷马向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输送灵感》，封面木刻画：西蒙·塞登海瑟尔，《奥德赛》，1537年，奥格斯堡，州立市立图书馆

人文主义全盛期：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我们要感谢小汉斯·霍尔拜因为那个年代的伟人们绘制肖像画。霍尔拜因曾经活跃在人文主义之都巴塞尔，后又前往伦敦，他为思想家、富商和权贵作画，商人和贵族、外交官和廷臣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523年，他创作了一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侧面肖像，这幅象征一位全神贯注的知识分子的画本应该送给巴塞尔的好友博尼法丘斯·阿默巴赫（Bonifacius Amerbach）。它完全是学者的写照：执笔运墨，身着高雅的黑灰两色，左手戴着珍贵的戒指。霍尔拜因创作这幅画时，伊拉斯谟简直是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从英格兰到西班牙，从宫廷到大学，处处都想要悬挂伊拉斯谟的肖像。他的书信成千上万，和他通信的有历任教皇、各国国王和皇帝。他印制了自己的书信，其个人魅力也得以传承。伊拉斯谟在学者中间的地位就如同米开朗琪罗在艺术界一样，是一颗明星。他的墨宝让人兴奋，与他的一次匆匆邂逅则让人怀念良久。

在幼时的伊拉斯谟身上，人们并不能看出什么飞黄腾达的前景。1466或1469年，他在鹿特丹或高达附近出生，是一个教士的私生子。他在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一所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就被送入修道院，1492年当上神父。当声名如日中天时，他才成功地在教皇处被豁免义务。滋养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现代虔诚派”运动中温和的虔诚。这种对信仰的虔诚与研究古典学说并不矛盾。在“现代虔诚派”运动的中心代芬特尔，异教图书馆的所有书籍都被允许印刷，甚至能找到轻浮的普劳图斯的作品。

像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伊拉斯谟也有个绰号——“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11]。人如其名，他一辈子笔耕不辍，获得了资助人的庇护，自身也得利颇丰。在巴黎学习时，他了解到经院哲学，且对之不屑一顾。他曾经写道，邓斯·司各脱的全集可以失落，其他一些观点相同的著作也可佚失，但西塞罗和普鲁塔克的著作如果流散，他绝对不能平静地接受。他刻苦钻研，成为当时最好的拉丁学者，同时也是最令人瞩目的希腊主义者之一。他与托马斯·莫尔和约翰·科利特结下了友谊，他们相识于巴黎和英格兰，这两处是他早期停留之地，后又多次回访。伊拉斯谟在意大利度过了三年，他在威尼斯与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一同工作。这意味着他在整个欧洲开始青云直上，因为现在他的论著由欧洲大陆最受尊敬的出版商付梓并流传开去。他在别处也开启了更大的生活圈子，比如他的家乡尼德兰，最后又去了巴塞尔。从1514年起，他就一直居住在巴塞尔，直到1536年去世之前，他很少离开此地。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1534—1549年在位）曾属意于他，要赐他紫袍，但他拒绝了枢机主教的职位，如同他对路德的那一套也敬而远之。

从《箴言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拉丁文化对他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一本集结了古代谚语和习惯用语的书。这本书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传道士、外交官和作家人人争抢，因为这本书对挑选引文可是大有用处。1533年的第三版中有4000多句箴言，解释详尽且附有例证。其中很多谚语都传进了平民大众耳中：贺拉斯的“火上浇油”，西塞罗常说的“往雅典送猫头鹰”，普林尼的“鞋匠别管画匠活儿”，还有伊拉斯谟最爱的诗人琉善所说的“用一只蚊子捏个大象”。

对僧侣和教皇的辛辣批判让伊拉斯谟成了一个向古老的教会堡垒进攻的地雷手——这自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撰文讽刺过好战喜功的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在享受完尘世幸福之后想进入天堂，却只是徒劳；天堂的入口向这位基督的代理人紧紧关闭。著名的《愚人颂》里充斥着讽刺僧侣布道的漫画。《基督教骑士手册》也是类似风格，它教导人们虔诚奉神，劝诫人们要与腐败的世界和腐败的自我斗争。伊拉斯谟版的《圣经·新约》是基于瓦拉的前期工作，包含拉丁文翻译和评注的校勘本，也是神学革新的基石。

伊拉斯谟提出的是一种风格明确的折中式宗教信仰，要人们看轻肉体，但不要求禁欲；推崇放空感情的仪式和圣髑崇拜，但不要过度迷恋。他的基督教理念不会争论三位一体的教义，而是期待维系和平。伊拉斯谟从不会怒发冲冠。他“虔诚信仰的艺术”处处点缀着他的箴言，更适合用拉丁风格来实践，而不是要让人心潮澎湃。不过，如果是像他这样的人决定教堂的建造和装修，那么“伟大的文艺复兴”肯定是一个没那么富丽堂皇的艺术时期。在书中的一次“宴会”上，他把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这样的世界奇迹称为“野心勃勃”“爱慕虚荣”。书里的主人公尖刻地说，人们本来应该把这些钱都送给穷人的。

他以“德谟克利特式的笑声”迎击贵族的狂妄自负。最崇高的贵族像基督一样可以重生，真正的贵族鄙视思想空洞的贵族。但伊拉斯谟并没有呼吁人们起义，而是指出教育的高贵力量。他确信能够通过教育改善人类。拉丁语说得越好，人就越好，瓦拉已经下过定论：只有顽固的语言学家才敢提出这样大胆的期望。伊拉斯谟的《基督教贵族教育说》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针锋相对。两位作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个强调冷静的国家利益至上，另一个的建议是和平政策、慈善、正义和道德。

伊拉斯谟最著名的作品是之前提到的《愚人颂》。它成书于1509年，当时伊拉斯谟暂居在托马斯·莫尔位于伦敦的家中。这本著作可以追溯至琉善的书写传统，是一篇对自我欺骗、自负虚荣和错误的讽刺性演说词。愚人是富人的女儿，是国王们的女王，她在演讲中为自己大唱颂词。沽名钓誉，是一种愚蠢，但它又是所有文化的强大驱动力，是国家和帝国崛起的先决条件。战争，是愚蠢至极，却让英雄主义得以出现。虚荣，是愚蠢的姊妹，却创造了音乐和诗歌。如果没有多种多样的情感、不理智及大大小小的愚蠢行为，那么人类生活和共存以及所有文化都不可想象——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取悦众神。一切生命的开端不就是愚蠢的爱情、愚蠢的婚姻，还有最最愚蠢的造人行为吗？愚蠢的巅峰是爱侣的战栗销魂和虔诚的心醉神迷：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大的幸福只不过是最大的愚蠢。

伊拉斯谟从高高在上的朱庇特视角端详他的世界。他看到了人生的痛苦，从诞生的痛苦到死亡的痛苦，看到了贫穷、折磨、背叛。简而言之，不幸一个挨一个，就像海边的沙砾。单单愚蠢就给人们带来幻象，让人希冀、让人遗忘。傻子比智者更幸运。此外，《愚人颂》也赞美怀疑，称颂对无知的自知之明。愚蠢的神学家整日嘟嘟囔囔，一脸笃信、不可动摇，不都是在宣扬什么宇宙和耶稣神子，什么身体变面包、血变酒，什么上帝全能，什么本质特性！连使徒自己都没弄明白。后来，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与他的其他著作一道都上了禁书名单。在蠢蠢欲动要进行宗教改革的波西米亚，他的著作早早就得到被翻译传播的殊荣。

在信仰方面，伊拉斯谟是登山宝训[12]的追随者，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对容忍和平衡的辩护。就连他对奥斯曼人的看法也异于常人：他们怎么说也是人，再说一半都是基督徒。伊拉斯谟唯一的污点就是他对“有罪的”犹太人群体的攻击。而与之相反，他的《哀和平》是一部超越时间的和平主义文献，绝对可跻身欧洲思想史的荣耀之列。在这部文献中，战争是一种失常行为，违背了基督诫命和宇宙规律。毒蛇不会相互撕咬，猞猁不会相互攻击，就连恶灵——启蒙者伊拉斯谟对当时的恶魔学并不陌生——都会联手协作建立他们的暴政，而基督徒却用“地狱般的机器”互相进攻。文中提到跟瓦拉相似的观点，认为那些一边鼓吹和平一边穷兵黩武的人尤其该被鄙视：教皇和布道坛上披着僧衣的战争贩子。伊拉斯谟觉得最荒谬的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发生战争，而且是在十字架的和平标志下开战。战争延续战争，复仇紧随复仇。但现在，他希望仁慈带来仁慈，怜悯引发怜悯。“人们更应该把这个世界当作所有人的共同祖国。”

伊拉斯谟之所以撰写这篇令人信服的论战文章，起因是人们计划1517年初于康布雷召开会议，许多人都希望这次会议能带来普遍和平，从而为进攻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东征创造条件。教皇已经颁布战争训谕，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召开。受强权政治利益的制约，皇帝与法国及其同盟国之间宿怨已久，人们对和平的期待也随之化为泡影。同样是令人受挫的1517年，德意志经历了戏剧性的动**局面，基督教地区的和平更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