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全盛期”
27. 国家利益至上之时
插图37：米开朗琪罗，《摩西》，1513—1516年，罗马，圣彼得镣铐堂
教会统治的胜利：文艺复兴教皇
15世纪下半叶，教皇对宗教会议至上主义进行持续打压，不断否决公会议提出的改革计划，其权力也得以继续扩张。1468年，以波姆波尼奥·莱图为首的小圈子策划了一场起义，这是共和思想的最后一次垂死挣扎。这次的计划跟先前波卡里的谋反一样遭人告密。教会统治盘踞在彼得和保罗两位圣徒的坟墓之上，现在更得到强化，令罗马换上了一副新面孔。通往权力中心的街道向大众开放，在神圣的日子里他们会到台伯河畔朝圣。自西克斯图斯四世以来，城邦完全从属于宗座财产管理局。长期以来，历任教皇都和诸侯一样行事，而且簇拥在他们身边的世俗随员比宗教随员更多。他们有数不过来的儿女，婚事不仅公之于众，还会举办奢华庆典。
教皇三重冕是罗马各贵族势力拼命争抢的对象，夺得冠冕意味着唾手可得的金钱、土地和受俸神职。枢机主教的一身紫袍，甚至圣座，都能成为许多罗马贵族婚事中许诺的嫁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切萨雷·波吉亚是所有教皇宠儿中最著名的一个，他靠着父亲便可公然尸位素餐。如果庆典策划大师约翰·伯查德（Johannes Burckard）所言非虚，那么梵蒂冈庄严的宫墙之内处处**无度。他描述过一场有50个交际花参加的狂欢夜：在教皇**邪的目光中，她们**起舞，爬过切萨雷的居室，然后高级教士便和这些美人共赴巫山。哪位云雨最频，就能得到奖赏。
除了**和祈祷，政治头脑也是教皇必需的。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成为那不勒斯国王，让亚历山大六世的圣座岌岌可危，尤其是奥尔西尼、科隆纳、卡塔尼等罗马内部的几大家族本就与教皇为敌，现在跟法国人结盟更令他寝食难安。不过，欧洲方面的反攻也开始了。意大利各公国组成联盟回击查理，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也加入进来。面对联军的进攻，查理只能迅速撤退以求保全。一个恐怖的敌人伏击了他的军队，让士兵失去了战斗力：梅毒吞噬着士兵的身体。法国的权力地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意大利的南部已经易主，最终于1502年再次落入西班牙人手中。
危险几乎还没有过去，教皇就又与法国修好。他的搭档是路易十二（Ludwig Ⅻ），1498年查理八世去世之后的继任者。这份协议是按照当时的风格签订的：切萨雷·波吉亚放弃了他的宗教职位，与一位法国公主结为秦晋之好，拿到了瓦伦蒂诺的封地和公爵头衔，意大利人因此用“瓦伦蒂诺”称呼他。在这之前，亚历山大六世为向他的法国伙伴献殷勤，宣布查理八世的无嗣婚姻失效。这样，路易就娶了他的前任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von Bretagne），通过政治婚姻把布列塔尼公国的领地牢牢锁在法国版图内。威尼斯后来加入了罗马和法国的联盟，令法王在1500年前实现了对米兰的统治。米兰公爵“摩尔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在法国身陷囹圄。
切萨雷·波吉亚的兄弟胡安被人刺死，后来被人从台伯河里打捞上来，此后，切萨雷便毫无争议地成为他父亲麾下运筹帷幄的主角。作为教皇军队的首领，又坐拥一支路易十二提供的雇佣军，切萨雷公爵大显身手，诡计、谋杀、战争和利诱轮番上演。他在罗马的对手如今丧失了法国的庇护，被一一清理门户。罗马涅的领主们也个个俯首称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落入切萨雷的手中。而在这之前，这里的教皇势力没那么强大，自治程度曾让当地领主倍感自豪，是权力式微、文化昌盛的大本营。这片沦陷区还囊括了弗利、佩萨罗、里米尼、法恩莎等地，连乌尔比诺也未能幸免。1502年，切萨雷曾领导法国军队进攻那不勒斯，并征服了托斯卡纳的皮翁比诺。在罗马涅的战争中，他是御赐的教皇军队指挥官，还担任法国王室的封臣。实际上，像他的圣父一样，他关心的是如何建立“波吉亚的统治”。
但亚历山大六世于1503年溘然长逝，一己之国的美梦也随之破裂。德拉·罗韦雷家族的代表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1503—1513年在位）登上教皇的宝座，他可是波吉亚家族宿敌的后人。瓦伦蒂诺的权力是靠着他的教皇父亲和法国扶植，这一点很快就得到证实。他逃离意大利，最后成了纳瓦拉国王的臣属。1507年，当时他因身患梅毒而容貌尽毁，意大利已经没人记得他这号人物，在一次围攻堡垒的战役中，他死在离潘普洛纳不远的地方。对后世来说，他像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其卑鄙无耻简直无人能出其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从这个政治破产者身上吸取经验，构建出理想的王侯形象；尼采对布克哈特的误读令他收获甚丰又与之相去甚远[1]，但他由此创立了“超人说”，用这一荒谬的反驳对抗19世纪末人们苍白无力、深入骨髓的平庸。
切萨雷的征服者尤利乌斯二世继续执行他的“土地清理”策略。他果断夺回波吉亚家族的战利品，并占领长期纷争的博洛尼亚。米兰臣服于他的武力，并于1512年被他转赠给了斯福尔扎家族的继承人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 Sforza）。热那亚摆脱了法国的统治。时人称他为“恐怖”教皇，但更多是出于尊敬而非贬低。人们见他肩披铠甲、跨坐良驹，身边军队如众星拱月。当米开朗琪罗准备为他雕像时，他可能曾提出希望自己手持利剑而不是手执书卷。他可能还说过“我对知识一点都不了解”这样的话。他曾试图限制圣职买卖，偶尔以谦虚和蔼的样子示人，但这对这位罗韦雷教皇的形象几乎没有改观。
他知道如何提防罗马贵族。出于防备，他把宫廷卫士当中的贵族亲信都解职，围绕他身边的都是可靠的瑞士雇佣兵团，即前面提到的瑞士卫队。康布雷同盟虽然大胜威尼斯，但他和他的同胞都没有分到多少好处。最迫在眉睫的是阻挡法国势力对意大利北部的扩张。政治也遵循化学反应模式，于是教皇又与康布雷同盟中最重要的盟友们联合起来，毫无芥蒂地组成新的“神圣同盟”，一致对抗他们曾经的盟友法国。路易十二试图反击，在比萨召集宗教分裂会议想要废黜教皇，却被尤利乌斯二世轻易化解，后者于1512年召集了第五届拉特兰公会议与之抗衡，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瓦解了教会分立论者的阴谋。
尤利乌斯二世对艺术的资助是空前的。梵蒂冈宫殿的庭院里处处是古代雕像，包括1489年出土后很快闻名于世的阿波罗像。他亲手为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工作奠基，如若不是他下令，西斯廷教堂的穹顶上也不会有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教皇的作品。他去世时，那里的脚手架都还没拆掉。教皇的陵墓同样也交由米开朗琪罗设计，这是世界艺术中一项具有传奇色彩的规划，可惜很多雕像都有始无终：比如“胜利者”的雕塑，半途而废的“奴隶”群像，还有收藏于罗马圣彼得镣铐堂的发怒的摩西像——其面孔是按照可畏又可敬的教皇本尊来创作的（插图37）。
与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的意大利战争继续如火如荼地展开。1515年，从未打过败仗的瑞士雇佣军在米兰南部的马里尼亚诺被法国炮兵击溃，声名一败涂地。此后的十多年里，米兰不得不臣服于法国新任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斯福尔扎的统治成为历史。这期间，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成为罗韦雷教皇的继任者，开始统治罗马。利奥十世在7岁时就被任命为宗座总书记官，13岁时被擢升为枢机主教，他通往罗马的大路早早就已经铺就。他同时也是一位支持文艺复兴的教皇：在加冕典礼后，他乘坐游行车队前往拉特兰宫，就有一位枢机主教在路上布置了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墨丘利、赫拉克勒斯和维纳斯的雕像对他夹道欢迎。1517年，一场反对利奥十世的密谋失败，教皇随即扩大了枢机团，其中包括值得信任的美第奇家族的追随者。在这之前，他还下令终止拉特兰公会议。改革本应是时局所需，但是宗教会议至上主义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大动作。他们唯一重要的教令就是确认个人灵魂不朽。在拉特兰公会议的最后一年，路德发布了他的“95条论纲”。
利奥十世于1521年去世，当时德意志陷入骚乱。意大利的形势也变得动**不安，其命运交予西班牙、尼德兰和法国的宫廷来裁定。在米兰遭到法王路易十二多次不成功的进攻之后，意大利南部最终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北方局势未定，威尼斯在阿格纳德罗一役中吃了教训：战争留下了不会褪去的创伤记忆，让更多的冒险家望而却步。威尼斯共和国的艺术家却罔顾现实，美化外交上的胜利，把危急时刻的总督列奥纳多·洛雷丹（Leonardo Loredan）塑造成欧洲的裁判。洛雷丹的财富无可估量，威尼斯被装点成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都市，甚至能与佛罗伦萨相提并论。菲利普·德·科米纳认为，威尼斯如画般的大理石建筑让它成为“我见过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城市”，他称大运河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
马基雅维利
阿诺河畔，一切都朝着有利于美第奇家族的方向发展。一开始，索代里尼管辖下的共和国在外交方面举棋不定，之后在关键时刻又选错队伍，站在了法国那一边。1512年仲夏，那不勒斯总督率领一支西班牙军队入侵托斯卡纳，占领普拉托之后大肆抢掠，最后在佛罗伦萨安营扎寨。西班牙雇佣兵为美第奇家族开启了佛罗伦萨的大门，索代里尼不得不仓皇出逃。1513年2月，谋反的计划不幸泄露，这正好让新政权找到了借口，对敌人进行大清洗。曾经的共和国只剩下韦奇奥宫的“五百人大厅”可供缅怀。
那场密谋有很多嫌犯，其中一人后来闻名于世：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他遭到监禁又饱受折磨，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处决，而是被流放到佛罗伦萨南部的基安蒂。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父亲是一名律师。家中的小型图书馆给予了他正规的人文教育。萨沃纳罗拉的尸首几乎还未被烧成灰烬，人们就推举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担任佛罗伦萨的“第二秘书厅秘书长”。这个部门负责管理内部事务，同时与主持外交工作的第一秘书厅密切配合。作为机关秘书，他人微言轻，但他在这里洞悉了政治的秘密，又能够钻研权力炼金术。马基雅维利曾这样写道：“秘书厅不仅是收集资料转达信息的地方，它更是一个核心空间，在这里对佛罗伦萨和国际政治的讨论活跃又热情。”他参加过与关键人物接触的外交使团，比如路易十二或者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他在切萨雷·波吉亚那里目睹了“塞尼卡利亚的谋杀之夜”：当时公爵邀请了四个有二心的雇佣兵队长共同进餐，说是要和解，却下令扼死了其中两人，又将另外两人投入监狱，以便之后暗杀他们。
马基雅维利被流放到基安蒂，隐居在圣卡西亚诺附近的小镇贝尔古西纳的圣安德雷亚，在这里他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创作了剧本和乐曲，还有他的主要作品《佛罗伦萨史》和《论李维》，尤其是《君主论》。这本单薄的小书言辞清晰，讲授获得权力、维护权力和扩张权力的技巧。以往也有很多谏言献策之书，指导君主如何进行道德无瑕的基督教统治，而这个“世俗化的剧烈实验”〔波科克（Pocock）语〕和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基雅维利之前的理论家们认为统治是上帝的“深不可测的决定”，而他认为这是大幸，是命运，就像驯服一个喜怒无常的女人，必要时可以棍棒交加，为了成为其主人，需要“美德”。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意味着智慧和勇气、意志力和耐力。然而，在危急情况下所有美德都不能冲破命运的力量。因此，君主总是要考虑到所有情况、各种可能性和压力。君主要看清必要性，并且知道抓住机遇。在命运展现它无法逾越的力量之前，在那个痛苦的时刻到来之前，君主只能靠自己。君主应该既是狐狸又是狮子，狡猾而坚强：狮子不能防御陷阱，狐狸不能打败豺狼。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包含一些实用的论点：比如对待叛乱分子，要么施以恩惠，要么彻底消灭。民众的惧怕比爱戴更能稳固统治。良药需及时使用才见效，所以遭遇祸事也要立即行动，必要时可以发动战争。想让自己掌权统治国家的人，应该把所有必要的暴行一举实施。君主绝对不能觊觎臣民的财产，人们可以平复丧父之痛，但丧失遗产必定念念不忘。作为一个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对世界大事冷眼旁观。历史可能给人希望，也可能让人陷入绝望——马基雅维利爱读卢克莱修，对他来说，历史并不掌握在好心的、最终会审判一切的圣父手中。这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真真切切的革命性观点：政治脱离了宗教羁绊，上帝也从历史中退场。宗教只被看成统治工具：对上帝的敬畏很有用，因为可以规训民众，帮助维护国家。统治者自己是否相信他起誓的上帝，根本无关紧要。统治者的权杖不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而要通过智慧、狡猾、谎言和谋杀才能握在手中。历史并不是从坏到好，更像是在一个永久循环中不断重复自己的状态：从有序到混乱，从混乱到有序。
马基雅维利没有被萨沃纳罗拉的布道所蒙蔽，他看透了这位“新摩西”的真实意图，最后还作了一首诗来嘲讽他。他激烈地批判教皇统治，认为是它让自己的故国分崩离析。教皇国虽然没能力让整个意大利臣服，但却有足够的实力阻止其他势力蠢蠢欲动。宗教改革发现了宗教机构的缺陷并得出结论：人们应该让宗教恢复本初的纯净，相信彼岸的东西，恳求上帝的恩典，而同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却提示人们关注自身能力。人，且只有人，才是世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被野心吞噬的嗜血豺狼。“他们是忘恩负义、狡猾善变的伪君子和骗子，他们避开危险并且贪得无厌。”
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反映出，衰落的佛罗伦萨联邦**尚在，它眼下的任务不是向这边或向那边扩张，而是一场生死攸关之战。它曾是文艺复兴的国度，虽然法国和西班牙在周围虎视眈眈，但它还是成长为中世纪共和国的死敌。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中的最后一条道德缘由便是危急情况下的道德。一旦国家陷落，其他一切都化为乌有。不管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制，国家的稳固是第一要务。马基雅维利从未说过目的可以神化手段这种话，但是他的书始终灌输着一个危险的论点：如果能够阻止事态恶化，必要时刻可以允许犯罪。不过，什么时候算是“必要时刻”，算是例外情况，却是由明智而又定义模糊的国家思想家来决定，也就是统治者本人。
马基雅维利认为，维护国家的唯一可靠手段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自己的武器，那没有哪个侯国是安全的，只能完全接受命运的摆布。”在《论李维》和他的对谈录《兵法》中，他详述了细节。除了经验，这里列举的是历史上的例子，它们多数发生在久远的古代，当然从原则上说经验也是承袭古人的遗产。马基雅维利试图通过这二者来得出普适性的结论。所以，他坚信征兵可以带来爱国情感与和平，与之相反的是雇佣军又昂贵又不可靠——甚至会反噬喂养他们的那双手。马基雅维利的这本对谈录是一部兵法经典，跻身经典之列的还有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战争理论著作《孙子兵法》，以及修昔底德、维盖提乌斯（Vegetius）和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著作。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理念在实践中却惨败。因为坚信家园最好的守卫者是自己的人民，当1512年西班牙人步步逼近时，马基雅维利号召市民和农民组成了一支军队。在与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进行的第一场试探性的战斗中，这些人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而逃。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的分析能力也未能让他洞悉明显的误判，他没有认识到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国西班牙有什么样的军事实力。他对古代一切事物的无穷热情让他一叶障目，无法意识到炮兵的重要性以及令人恐惧的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趋势。然而，他以实际效果为目标的思想，比之前所有人文主义者都更为清晰地展现出，对古代思想的探究能够为现代化释放出多大的活力。自己的公民比雇佣兵能更好地保卫家园，这种想法本身影响深远，它为普遍兵役制提供了理由。
集古董商和记录员身份于一身的马基雅维利是行动派人文主义的代表。对他来说研习古人意味着学习政治和兵法。罗马教人如何建立帝国、统治人民。不过，马基雅维利希望通过追本溯源治愈堕落的国家，尤其是意大利，从这一点来说，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的拥护者。在《君主论》的结尾，他**澎湃地呼唤意大利的“新君主”把这片土地从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最后几句话引用了彼特拉克《歌集》中的诗句：“勇敢的人啊，就要拿起刀枪，反抗那暴虐的力量，战斗不会很长，因为先人的勇气从未在意大利人心中消亡。”
少有人知的是，这个佛罗伦萨人也捍卫平民权利。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观点并且捍卫它，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期待的黄金时代。在《佛罗伦萨史》中，他借一个胆子最大、最有经验的梳毛工之口说出了一系列看法，这些看法在贵族读者那里一定非常不中听又万分离谱，但却激发了一个关于佛罗伦萨的古老讨论：所有攫取了巨额财富、掌握大权的人，都是要么通过欺诈，要么凭借武力。为了掩盖这种不当获利的丑陋真相，他们试图用“荣誉的利益”来美化它。“不要上当，以为他们祖先的古老血统会使他们比我们高贵。所有人类都出于同一祖先，都是同样古老；而大自然（而非上帝）也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个模样。把他们所有的衣服都脱光：你们就会看到，他们跟我们长得差不多。假如我们穿上他们的衣服，他们穿上我们的：我们肯定就显得高贵，他们就显得卑贱。由于贫富不同才使我们有贵贱之分。”把马基雅维利视为暴政的机械师是很不公平的。16世纪末的法学家阿尔贝里科·真蒂利（Alberico Gentili）称他是一位“光荣的民主发言人”，甚至社会主义的宣言可能也引自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经历使他成为共和党人。在《论李维》一书中，他认为相比于君主和支持君主统治的贵族派系，民众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当然，他曾经把民众贬损为“丑陋动物”。他认为美第奇家族毁灭了佛罗伦萨的自由。不过，他可是个够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以才会把他的《君主论》献给当时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伟大的”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即便这样，这个流亡之人还是无法返回他的城市。受另一个美第奇族人朱利奥，即后来的教皇克雷芒七世的委托，马基雅维利书写了其家族的历史。
但他随后又写到了一个关键场景，而且不仅仅是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场景肯定是一个预设的自我塑造，但同时也刻画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对每一个文学家或者学者来说都不陌生，不管他在何时何地生活。“当夜晚降临，我回到家走进书房。我在门口脱下那件沾满泥土和粪便的日常外套，换上宫廷华服。这样穿着得体了，我便走进古人的古老庭院，在那里受到他们热情的款待，接受佳肴的滋养，这些佳肴唯我独有，而我也为它而生；在那里我不怕跟他们交谈，我会询问他们行事的动机。他们和蔼地回答我的问题。四个小时，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无趣，我忘记一切苦恼，不惧贫苦，无畏死亡：我完全沉浸在他们之中。”在这一刻，马基雅维利这位兄长带领我们步入人文主义工坊的最深处，主要是通过对谈在丑陋的世界中营造出美学场景，同时也在逃避这个世界。彼特拉克也深有同感。每当他想要忘却现状时，就会给李维写一封虚构的信，在他看来，自己在阅读时就仿佛和大西庇阿、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费边·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布鲁图斯和德基乌斯等人一起交流；他在这些伟大人物那里寻找慰藉，以求安抚自己悲惨的生活和糟糕的时刻。
马基雅维利可以自由思考的空间越来越小，仅限于佩萨和格雷韦之间的农庄。但作为最喜争论、最具争议的现代思想家之一，马基雅维利借助古登堡的媒介找到了大批交谈对象，并很快达到军团般的规模。他在死后得以返回佛罗伦萨，最终被安葬于圣十字圣殿。“没有什么墓志铭能配得上这样的人”（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这句悼词直到18世纪才被镌刻在大理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