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34：沈度，《长颈鹿》，1414年，费城艺术博物馆

南京、休达：世界史转折

南京，1405年10月。在永乐皇帝的命令下，“三保太监”郑和的舰队从南京出发驶向西方，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航海工程。为了建造船只，大片森林被夷为平地。这些圆木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在龙江造船厂里被用来搭建龙骨或被锯成木板，工匠们将其刷胶、上漆，然后仔细填缝。郑和的舰队共317艘船，其中包括令人叹为观止的长达85米的九桅船，以及2.8万名随行船员。成千上万的红色绸帆在仲秋的灰色季风中猎猎作响。大宝船上载有献给沿途国王的礼物和交易品：金子、瓷器、丝绸。除了士兵和马匹，船上还有占星家、医生和工匠。

这次旅程经过爪哇、苏门答腊和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印度东南海岸。在此之后，舰队又进行了六次远航，远至马尔代夫、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的马林迪。一支中国使团抵达麦加，他们对克尔白天房汩汩流淌的散发着玫瑰香气的水惊叹不已，也见识到一群按照宗教信仰生活的幸福民众。这些有皇家龙纹雕饰的船只一般被命名为“纯和”或“永宁”，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废黜当地令人不快的当权者，击退海盗并收缴朝贡品。舰队返回时，船上满载着奇特之物、珠宝和外来动物，其中两只来自非洲的长颈鹿尤其引发轰动。正使太监郑和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寄泊福建长乐等候季风开洋，在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之后，他镌嵌《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南山宫殿中。碑文有云：“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文中颇有自得之意。

明朝对海事的投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宫廷中附议颇多。永乐的后继者洪熙继续探险，但其在位时间很短；而永乐最喜欢的孙子，洪熙之子宣德则跟随了祖父的步伐，在1431—1433年再次派郑和远航。这是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旅行。宣德皇帝去世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弃了海外活动。中国内陆的“黄土地”是肥沃的良田，且该区域的官僚机构完善，于是这里逐渐占了上风，压制了以个人主义、企业家精神和商人为代表的“蓝色”沿海地区。船只被拆除，甚至造船厂都被关停。大越、占婆等国趁机得利，将其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其他地区，例如数百万的杯碟。

在欧洲，时局进展完全不同。1415年8月——几个月前郑和舰队刚刚抵达非洲东海岸——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一支葡萄牙海军兵临柏柏尔人的休达城下：这几艘船的指挥官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子，阿维什王朝的亨利王子。随船而来的是大批骑士，年轻的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斯坦也在其中。他们以十字军的名义集结起来进攻穆斯林，所有的战士都得到了救赎的应许。8月24日，休达的风暴开始。据说只有八名葡萄牙人丧命，而基督教编年史家吹嘘说，数千穆斯林被屠杀。休达的捍卫者据说是用石头抵御欧洲人的进攻。除了救赎和加纳的黄金，胜利者还赢得了一处据点作为继续征服的基地。永乐皇帝的龙舰队看似是大航海的开始，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终结，而直布罗陀海峡的这次事件却是一个贸易帝国起飞的序曲。休达自1580年开始由西班牙管辖，至今仍是欧洲国家在非洲的一处飞地。

欧洲国家的竞争——就像十字军东征时一样——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边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侵占了整个地球。随着休达陷落，世界历史的悲剧拉开帷幕，并在随后愈演愈烈。圣战与争夺世俗权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一开始只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瓜分，后来其他国家的人也想染指，尤其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的目的是为国内获取战争资源，或至少不让资源落入竞争对手的口袋。这种想法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非常陌生。皇家舰队并不是为了征服和传教才扬帆远航。中国在宗教事务上是明智的，而不是狂热的。很明显，郑和的任务首先是展示实力。下西洋是大明帝国力量的展现，中国借此彰显它在东半球的西部地区的霸主地位。后来的闭关锁国可能也是源于一个帝国的自豪感，认为自己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外界的物品。直至现代之前，中国的船只再也没有到达过郑和探险的边缘地带。

休达陷落时，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尚不十分明确。地图上仍然缺少非洲大部分地区、遥远的北方和西北方。欧洲人对两极和神秘的南部大陆一无所知。距马可·波罗的旅行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而亚洲依然笼罩在神秘的雾霭中。人们对佛陀略有耳闻。无论如何，《贝尔拉姆与约瑟伐特》的传奇故事在中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向人们讲述印度王子皈依基督教的故事。对遥远地区的想象仍然取材于古代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和富有想象力的寓言故事，比如自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寓言作家。长期以来，人们对各种故事都深信不疑，例如据称由一位英国骑士讲述的祭司王约翰的故事[192]，以及食莲者——荷马声称他们以芬芳的花朵为食——还有独脚人、狗头人或重生的凤凰。曼德维尔的寓言极富娱乐性，能够用奇妙的事物、怪兽甚至塔坡巴纳岛的黄金山（麦加斯梯尼提到的神话般的岛屿）吸引善良的信徒进入广阔的世界。虽然大部分的故事只是作家在书斋中的奇思妙想，但有一些例外，比如博韦的樊尚所写的《大宝鉴》或方济各会托钵僧鄂多立克（Odorich von Pordenone）的《鄂多立克东游录》。

除了曼德维尔的童话故事之外，还有许多神奇故事激励着西方的人们远航，比如《圣布伦丹航海记》。这个传说大概写于10世纪，讲的是圣徒布伦丹与一些僧侣一起前往极乐之岛。冒险者要历经七年磨难。有一次，这些上帝的子民以为自己已经抵达，实际上却是来到了一只怪兽的脊背上——这是一条名为雅思科尼乌斯的巨型鱼，而不是一个香气缭绕的小岛。从这些充满文学性的叙述和游记中都可以推断出一点：在遥远的海洋中有一些岛屿，它们像天堂一样美丽，绝对值得一去。人们也听到关于维京人的“文兰”——美洲的纽芬兰或者拉布拉多地区——或图勒岛的传闻。公元前4世纪的马萨利亚的皮西亚斯声称，从不列颠向北航行六天，就可以抵达图勒岛，那里是世界的最北端。直到17世纪，这样的梦想之地仍然流传可能是冰岛、设得兰群岛或挪威的泰勒马克。

除了传说，地理知识也变得越来越具体。14世纪70年代，马略卡岛出现了《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集》，这是第一张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依据的世界地图（附图15）。地图上勾勒出地中海和大西洋周围的海岸线，画上了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不过也包括安提利亚岛之类的幻想。哥伦布甚至还信以为真，希望在前往印度的航行中找到此处。

但是，让我们回到葡萄牙，这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1415年的胜者亨利王子在休达的胜仗中一战成名并赢得了维塞乌公爵的头衔。之后，他很少出海远航，但“航海家”的名号实至名归，因为是他为葡萄牙的海洋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非计划之内。当他将舰队驶向远方时，他想到的是十字军和骑士们的战斗。1421年，他们到达马德拉群岛，10年后又占领亚速尔群岛。这两个地区都成为亨利的领地，并由圣殿骑士团管辖。

在葡萄牙进一步扩张期间，宗教动机慢慢消失。葡萄牙人渴求非洲的土地、黄金和人民，他们把人变成奴隶，从而得到黄金；人文主义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发教皇圣谕赐福葡萄牙。亨利还认识到制糖业的丰厚收益。他不仅是葡萄牙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而且还是大西洋制糖业的奠基者。直到15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重视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路线，从而绕过奥斯曼帝国这个在丝绸和香料生意中获利巨大的中间商，并降低陆路贸易的危险。15世纪中叶，嘉玛道理会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在威尼斯潟湖一个岛上的圣米歇尔修道院里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时他就暗示非洲是可以绕行通过的。他借鉴了“有经验的水手”“值得信赖的人”“目击者”等人的说法。直至那个时候，所有向南的探索都失败了。1291年，两艘热那亚橹舰曾试图绕过可怕的博哈多尔角，但最终下落不明。

15世纪70年代初期，葡萄牙人占领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个岛屿。1482年，他们在加纳黄金海岸附近建立了一座堡垒，即圣乔治·达·米纳堡或简称为埃尔米纳奴隶堡[193]，为向南进一步扩展打下了基础。在被葡萄牙王室统治的区域，十字架和石碑成为其标志。“大西洋世界”的历史从此拉开序幕，随之而来的还有独特的克里奥尔化（Kreolisierungsprozeβ）[194]进程。一种新的文化逐渐成形，它不单是由政府、资本、商人和奴隶推动的，而是非洲人、美洲人、各种文化背景的黑人白人、男男女女一起缔造的。

天主教帝国的诞生

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建立最初与西班牙王室的野心互不影响。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即位时不足两岁，长期由其母亲和叔叔摄政，卡斯蒂利亚因王位斗争和起义而实力大减，海上冒险几乎是不可能的。胡安二世自1419年开始独立掌权，国内形势也是风起云涌。1433年，阴谋家甚至认为可以将塞维利亚变成意大利式的城邦共和国，30年后独立运动卷土重来，与阿拉贡结盟的贵族们也是蠢蠢欲动。敌对教皇本笃十三世的侄子、卡斯蒂利亚的重臣阿尔瓦罗·德·卢纳（álvaro de Luna）殚精竭虑，才让国王保住王位。1453年，阿尔瓦罗被反对派贵族推翻，然后被送上断头台。一年后，胡安二世驾崩。继任的恩里克四世（Heinrich Ⅳ，1454—1474年在位）软弱无能，他对男人的爱慕饱受质疑。人们称他为“无能者”（el impotente），因为他在各方面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可以说，当时卡斯蒂利亚的历史简直是“一团乱麻”。

1410年，阿拉贡国王“人道者”马丁辞世，绝嗣的巴塞罗那王朝结束了统治，阿拉贡的局势也变得混乱艰难。在阿拉贡、瓦伦西亚、加泰罗尼亚等多地议会的协商下，特拉斯塔玛拉王朝的“正义者”费尔南多一世（Ferdinand Ⅰ）最终继承大统。他在位六年后就离世，继承他的是阿方索五世，这个统治那不勒斯的王者把重心放在阿拉贡王国在地中海的扩张。后来阿拉贡的胡安二世（1458—1479年在位）通过婚姻得到了纳瓦拉地区，无奈他的继位并非人心所向。1462—1472年，加泰罗尼亚陷入混战，各阶层的民众为自由联手御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也来趁火打劫，他向资金匮乏的胡安二世提供大笔援金，以此换取了对鲁西荣和塞尔达尼亚地区长达几十年的统治权。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最重要的伊比利亚帝国的和谈似乎是明智的举动。阴谋和联姻成就了一段世界历史。这一段需要好好讲一下，因为它影响深远！恩里克四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胡安娜，但这段父女关系并不确定。据称，她的降生源自母亲葡萄牙的胡安娜与情人贝尔特兰·德拉库埃瓦（Beltrán de la Cueva）的苟合，因此她被嘲笑为“贝尔特兰的闺女”（la Beltraneja）。另一个王位继承人是卡斯蒂利亚的胡安二世的女儿、恩里克四世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Ⅰ）。恩里克四世为她选定的夫婿在成婚前暴毙，正好让她躲过了许多讨厌的联姻计划。伊莎贝拉成年后仍然忤逆国王，不肯嫁入法国瓦卢瓦家族。她最终选定的伴侣是她的表弟，阿拉贡王位的继承人费尔南多二世（Ferdinand Ⅱ）。为了赶在恩里克四世指婚前行动，这个17岁的花花公子——虽然年轻但已经有两个私生女——假扮成马夫前往巴利亚多利德，1469年与伊莎贝拉在那里成婚。

随着恩里克四世撒手人寰，一切都亟须落定。卡斯蒂利亚只有一半地区承认伊莎贝拉的王权，她的竞争对手胡安娜不仅有葡萄牙做靠山，还得到法国的路易十一的支持。但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的部队成功抵御强敌。1479年，双方签订《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葡萄牙丧失了过去对加那利群岛的统治权，但它可以垄断更南部地区的所有贸易。伊莎贝拉成为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她的丈夫在和约签订，也就是老国王胡安二世离世的那一年继承了阿拉贡的王冠。一个大国由此诞生，并在不久的未来将超越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只有葡萄牙和纳瓦拉保持独立主权。卡斯蒂利亚的羊毛商与北欧建立联系，又与阿拉贡延伸到东方的贸易关系交织在一起。为了限制旧氏族的影响，国王和女王故意提拔因功勋受封的“较低阶”贵族（hidalguía），在城市中通过与当地贵族结盟占据统治中心。在枢密院、法院和官僚机构中，博学多识的法学家逐渐超越高阶贵族的地位。贵族原本可观的俸禄被大幅削减，但还没到让他们揭竿而起的地步。教会也成为君主的可靠仆人和盟友。

伊莎贝拉是一个有权力意识的统治者，她既虔诚又受过良好教育，教皇加冕她为“天主教女王”绝对名副其实，而她的丈夫绰号“天主教徒”（rey católico）也当之无愧。西班牙的政策从双重意义上都是“天主教式的”“覆盖全面”。西班牙提出明确的宗教主张，并从宗教中获得合法性。从一开始，信仰的力量就被用来融合这两个王国，它们本来就是相互“臣属”的关系。

1478年，这对统治者夫妇获得教皇批准，建立了一个同时主管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宗教裁判所。在其他欧洲国家，宗教裁判所隶属于罗马圣座，但西班牙的分支机构却发展成为直接听命于王室的组织。阿拉贡的各阶层和城市徒劳地反对裁判所的迂回举动，不管怎样，它已变成卡斯蒂利亚的工具，是巩固统治的先锋，是君主专制和压制阶层的帮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由伊莎贝拉的告解神父、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1420—1498）担任。“最高和一般宗教裁判所委员会”（Suprema）关心灵魂，必要时以牺牲肉体为代价，它努力使人民恢复道德感，并让未受教育的人们找到真正信仰。它用酷刑和大火迫害所有非天主教徒、漠不关心的人和迷信异端的人。它把这些人送上火刑架，或流放到船上做苦役。宗教裁判所就像一只纠缠一切的章鱼怪，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规模也不大，尽管有约2万“家人”充当眼线，人手还是不够。宗教裁判所不受欢迎、不被信赖，只能秘密运作，这是它的策略。这样，它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有影响力。宗教裁判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官员，很多是受过法律和神学教育的精英官员，他们是平庸的邪恶之人，而非疯狂的狂热分子。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明智之人的身影，例如阿隆索·萨拉萨尔·弗里亚斯（Alonso Salazar Frías），他在17世纪叫停了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女巫审判，因为他相信那些被告者是无辜的。

宗教裁判所的贡献在于，让民众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彻彻底底的天主教国家。尽管它的黑暗传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但它确实让人明显察觉这里是文艺复兴的极端对立面，文艺复兴不仅欢迎争论，而且对世界持开放态度。宗教裁判所的形象非常阴暗。臭名昭著的信仰审判（Auto-da-fé）简直是一场恐怖表演，是城市主要广场上敬虔的民间节日。受害者**双足，身披赎罪者长袍（Sanbenitos），被迫手持明烛参加悲伤的游行，还要公开忏悔。当神父向他们递上十字架作为最后的安慰时，火刑堆已经浓烟冲天。被这些行动波及最惨重的是“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conversos），他们被怀疑私下里继续坚持其“恶魔般”的信仰并诱使天主教徒皈依。还有许多常见的责难：犹太人可能玷污过圣体，甚至把一个天主教儿童钉上十字架。

西班牙的反犹主义很早就创造了一个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概念：“纯洁血统”（Limpieza de sangre）。如果一个天主教徒祖上有犹太人或穆斯林血统，那他就处于不利地位，所有皈依天主教的人也一样。神圣的洗礼仪式因此失去效力，但人们不以为意。因为这条法规，不洁之人不能进入大学、大教堂咨议会、骑士团、行会和城市议会，甚至王室助产士都要被核查是否有古老的天主教血统。1449年，托莱多颁布一项规约，由此血统核验第一次成为正式的城市法规。

西班牙帝国坚定地想要清除所有非天主教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他者”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对抗。这是另一个具有强烈纯洁观念的宗教文化，西班牙就像是在回应这一挑战。1462年，一本为“穆德哈尔”（Mudejaren）——天主教统治下的穆斯林——编写的手册问世，规定了所有违反道德的惩罚方式，有的非常野蛮：偷偷信仰异教者，死刑；渎神者、强奸犯和同性恋者，石刑；所有在斋月喝酒的人或未婚“通奸”的人，鞭刑。

除了14世纪后期的大屠杀之外，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与犹太人、传统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和平共处，这种局面是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的。只要有利，天主教的统治者们从不会因为与穆斯林强敌结盟而羞耻。天主教徒统治着穆斯林，穆斯林统治着天主教徒。犹太人也获得了基本权利。虽然不是平等关系，但大家相处融洽。在阿拉贡的塔拉索纳地区，穆斯林乐师在基督圣体圣血节上演奏音乐，而在饥荒中，他们还会一起举办祈祷仪式。也有从天主教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和一些像穆斯林一样行事的随性的天主教徒。但是，这种“共存”（convivencia）的时代即将结束。

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不仅决心带领他们自己的王国走向正统信仰，而且要让整个半岛成为天主教区。他们厉兵秣马，打算进攻格拉纳达，安拉最后一座屹立不倒的城堡。苏丹优素福三世（Yusuf Ⅲ，1376—1417）曾用煽动性的话语号召他的信徒前往“胜利之城格拉纳达，安拉注视下的城市”，并为圣战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双方只有一些小打小闹的相互抢掠，主要是争夺牲畜或新收成，而不是生存或毁灭的问题。民谣开始传唱圣战中的英雄。在威胁的阴影下，格拉纳达酋长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宫廷发令、官员齐全，还有高效的税收制度。它的强大军事组织在《论骑兵装扮》或《论安达卢斯人民的才干》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表明当时已经出现普遍的义务兵役和进驻兵营的迹象。

1481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一次战争开始——由十字军精神指引，由教皇资助，由宗教审判的火焰点燃。穆斯林的内讧让天主教徒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城市一个接一个陷落。1487年，马拉加这一北非的补给站被攻陷；四年后，格拉纳达被围困；1492年1月1日，安达卢西亚的大都会移交至天主教徒之手。从那时起，阿尔罕布拉宫的景色对穆斯林来说只留在记忆中，正如诗人伊本·扎姆拉克（Ibn Zamrak）所描述的那样。“在萨比卡的露台上待一会儿，环顾四周，”他写道，“这座城市是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山丘/水流和花朵环抱着她/在她的脖子上闪闪发光/她被河流包围；看那里，树木丛生的小树林/就是他们的婚礼宾客，他们的口渴/通过河道被缓解。/萨比卡的红丘陵像格拉纳达前额的花环/星星点缀其间/阿尔罕布拉宫（安拉保佑它）/是花环上闪耀的红宝石。/格拉纳达是新娘，萨比卡是她的头饰/花朵是她的珠宝和饰物。”

哥伦布：向西到达东方

当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那绣着狮子和城堡的皇家旗帜在阿尔罕布拉宫升起时，有一个叫克里斯托福罗·科伦坡（Cristoforo Colombo）的热那亚人正处在参加庆典的观众中。西班牙人称他为克里斯托瓦尔·科隆（Cristóbal Colón），我们叫他哥伦布（Kolumbus）。这个年轻人是当时众多碰运气的人之一，他们奔走于欧洲宫廷之间，展示自己的才干，宣扬自己的想法，希望皇家青眼相加——这些想法有时很不错，多数则过于激进。不久之前，他成功说服伊莎贝拉女王同意一个精彩的计划：前往西方去寻找印度，而不是像葡萄牙人那样沿着非洲摸索。

哥伦布出生于1451年，可以说是个充满海洋情怀的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游记，趴在航海图上研究，摆弄航海仪器。无论身在何处，他都会收集有关海洋的知识，研究风、洋流和星星的位置。十几岁时他就前往爱琴海的希俄斯岛（当时属于热那亚），获得了海上旅行的经验。有一回，他似乎在一艘船上找到了工作——这次旅行当然未被证实——前往伦敦和布里斯托，最后到达冰岛。他有可能听到传言，在遥远的西方还有更多的陆地。后来，他到达了盛产蔗糖的马德拉群岛。在这期间，他娶了一位葡萄牙没落贵族出身的年轻女子，并在圣港岛住了一段时间。他的妻子可能帮助他与里斯本宫廷牵线搭桥。哥伦布升任舰队指挥官，并到达埃尔米纳堡。他在那里闻到了新鲜黄金的味道，从此念念不忘。那时，他肯定在某个时候萌发了一个想法，沿着夕阳的方向，越过地球的另一边可以到达亚洲。

哥伦布能够严肃对待这次冒险计划并最终发现一块欧洲人未知的大陆——尽管不是印度——是许多“潮流”交汇的结果。星盘、指南针和四分仪等技术设备必不可少；在浅海沿岸航行时，测深锤非常有用；计程仪可以测量行进速度，从而估算出船舶行进的距离。在前往西方的路上，哥伦布应该日复一日记录航程，但他告诉船员时总是少报一些：这样，当他的船队开始丧失信心时，他总是说，现在走得还不够远，还要再走几英里。

适合大西洋航行的船只也至关重要。橹舰即使在更和平的地中海地区也只是沿海岸行驶，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冬季会经常出现暴风雨，橹舰并不适合远洋航行。葡萄牙的领航员在探索大西洋时总结出经验，轻快的三桅帆船更合适。三桅帆船便于操纵，并且载重量仍能达到上百吨。两到三个桅杆上可以悬挂三角形的拉丁帆，或根据风况换成方形帆。欧洲人用尾舵操控船只，这可能与中国式帆船有所不同。

哥伦布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了解不同的航海文化。得益于欧洲出色的交流体系，他有机会获得了大量阅读书本的经验。古登堡的发明和人文主义者的工作第一次展现出对世界历史的直接影响。例如，皮埃尔·德艾利关于世界地图的论文自1480年就被印刷出版，这个热那亚人也有所了解。从越来越潦草的笔记来看，他一定多次细细研读。从笔记中也可看出，他相信马可·波罗对亚洲财富的描述。德艾利把地球比作一个苹果，哥伦布敢从这个苹果的背面搜索海路，是因为他觉得地球的海洋要比陆地小得多。

这与斯特拉波的主张一致。他的《地理学》被瓜里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翻译过来，自1469年以来一直流传。即使在今天，这套书中的批判精神也令人着迷，它总结了自基督降临以来所有关于地球形态的知识。哥伦布可能从中得出推论，认为地球呈球形。所有可居住的土地都是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岛屿。大西洋没有被地峡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海洋，船只可以航行通过。但最重要的是，在斯特拉波对埃拉托斯特尼的批判性论述中，哥伦布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如果大西洋不是无限扩张的，只要一直向前航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伊比利亚到达印度。”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20万个竞技场，地理学家——当时以波希多尼（Poseidonios）为依据——认为只隔着7万个竞技场，大约1.3万千米。“这样一来，人们便可以随着东风‘欧洛斯’，从西方驶向背面，到达印度。”相信古代权威产生的影响，很少有比这次更重要的。

其他古代资料以及马可·波罗的报告都增强了哥伦布对斯特拉波的信心。哥伦布与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通信，可能就是希望借助这个佛罗伦萨著名学者的权威游说潜在的资助人。托斯卡内利强调，前往印度的旅程是可行的。从加那利群岛到日本只有3000海里，从日本再到中国还有2000海里（实际上超过1万海里）。哥伦布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前往日落的方向，还决定沿西南方向行驶。他相信自己将会到达一片富饶的地区，而且那里可能住着怪物一样的人。他认为，奴役这些怪物是合法的。

一开始，几乎所有专家都否决这一项目。1484年，一个葡萄牙委员会审议了哥伦布的计划，他们认为这个看似完美的承诺根本不切实际，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也从专家小组那里得到同样的回复。哥伦布在里斯本又展开游说，还是无人买账，但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他曾考虑前往英国或法国，最终他在格拉纳达的攻城总部圣达菲再次觐见女王。这是1491年冬，现在所有迹象似乎更为有利。但是，当他要求女王任命他为新发现土地的总督和海军上将时，他被请出宫廷。

下面场景展示的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一新篇章开始前的几周，我们看见一个满脸颓丧的哥伦布，他正骑着一头灰骡子前往法国。在圣达菲以北的村子皮诺斯，一位使者赶上了他，并告诉他女王改变了主意……哥伦布的宫廷社交网在最后一刻终于起效，并且他发现了对他漫长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而且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如果把哥伦布从这个事件中排除，可能会发生什么？例如，1476年他原本可能以一个水手的身份死于非命。当时，雇用他的热那亚舰队在拉各斯附近遭到葡萄牙-法国中型舰队的伏击。他拼命抱住一支船桨，才躲过一劫。即使如此，在哥伦布动**的生活中也不乏威胁性的情况。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哥伦布，我们将失去一个关键人物，而没有他的影响，局势也会有变。当然，时机已经成熟。指南针和轻快的帆船都已经问世，在某个时候，另一个大胆的“奥德赛”可能也会成功找到西班牙和印度之间的那块大陆。但是，如果哥伦布真如假想的早逝，美洲之旅会推迟一到两代人，那么天主教国王夫妇将几乎无法维持他们的大国策略，也没能力一直维系统治，更没有精力遏制新教。也许今天从巴西到智利的地带都应该会说英语……而土著人民至少在几十年内都将免受苦难、剥削和压迫。

这种违反事实的脑洞让人们不得不考虑到时间因素。事件发生在何时，并不是偶然现象。只有通过许多个体的努力，一种可能性才成为现实。哥伦布的成功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热那亚人是一名非常专业的水手，也是一个严厉的指挥官。他的身上有固执、对上帝的无限信任以及同样无限的乐观，他富有感染力，让周围人也能保持乐观，甚至面对末日也不会颓丧。而且，他求知若渴、生性勇敢并对古代权威深信不疑。具备这样的素质才能反驳几乎所有专家对西方路线的看法，这样才能赢得东方。同时，他的冒险危机四伏，从这一点出发可能再也无法返回——缺乏饮用水和食物，干渴和坏血病就像随行的死神，直到暴风雨把所剩的一切抹去。以当时的知识水平，人们甚至无法排除世界最西端是一个深渊的假设，船上的一切都会被大漩流吞没。就连地球是球形这一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毫无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德艾利的苹果模型与古代阿拉伯学者的观点相符。权威的教会长老拉克坦提乌斯就抨击这种看法。这位先贤曾说，如果地球是一个球形，那么天空不仅在地球上每个点的上方，而且在其下方。结果就是，地球另一侧的人和物都要掉到天上去！这绝对不可能。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在1493年出版的《世界编年史》中没有明确回答地球到底是平的还是球形的问题。差不多同一时间，耶罗尼米斯·博斯在画中把地球想象成一块平板。

此外，海洋深处可能潜伏着危险的生物：圣布伦丹提到的超级大鱼，巨大的章鱼以及像海胆一样的杂种动物；普林尼认为海胆拥有魔力，甚至可以让船只停滞不前；直到1600年，海胆仍是人们恐惧的对象。哥伦布在招募人手时也遇到困难。船员中有王室的代理人、一个公证员、几名医生，以及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他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可以充当翻译。为了欢送他们，人们在帕洛斯的圣乔治教堂举办祈祷仪式，在场的船员们一定心情复杂。1492年8月2日破晓时分，这支小型舰队起锚，开始了所有旅程中最伟大的一次航行。

1492年

10月初，目光所及之处仍然看不到土地。最关键的时刻到了。海中的每只鸟、每一团海藻都被哥伦布视为接近陆地的预兆。他费尽精力才阻止船员暴动。在起航两个多月后，1492年10月12日，他们终于迎来救赎。领航的“平塔”号发射炮弹，划破了加勒比海黎明的宁静，人们高呼“陆地！陆地！”。舰队到达巴哈马的一个岛屿，哥伦布给它起名为“萨尔瓦多”，意思是“救世主”——以基督为名，是他引领西班牙进入他的新世界。海军上将与船长和其他一些船员一起登陆，他们竖起带有十字标志和天主教王室夫妇姓名缩写的横幅，以示占领该岛。他记录说，遇到的人都赤身**，“母亲生下他们时是什么样，就还是什么样”，他们在身上涂上鲜艳或灰色的色彩，体形健美。他们是一群崇尚和平的人，把这些陌生人奉若神灵，给他们献上鹦鹉、羊毛和长矛。他们愿意用便宜的小玩意儿作为交易物品。

哥伦布的舰队怀着对香料，尤其是黄金的渴求，从一个岛前往另一个岛。到目前为止，西班牙人只发现了烟草、乳香、芦荟、棉花和松木，这种木材对造船大有用处。他们看到未知的动植物，听说了奇怪的神灵和神话，见识了不曾见过的社会。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志中记录下哀伤的风景；他被这里的鸟鸣、诱人的香气、鹦鹉群和树木触动，这些树木在深秋仍然绿意不减，“就像安达卢西亚的5月”。他是第一个进入古巴的欧洲人，坚信自己终于找到古代地理学家许诺的“黄金之乡”，并最终到达海地岛。“圣玛利亚”号在这里触礁搁浅，舰队的木匠用打捞上来的木板搭建了一个小碉堡：哥伦布称之为“圣诞节城”（La Navidad，意为“圣诞节”），旨在纪念1492年的圣诞节。这一天，欧洲人在美洲建立了自维京时代以来第一个定居点。一些人自愿留在这里，舰队为他们留下一年的葡萄酒、面包以及种子。

舰队经历了艰难的旅程，一场暴风雨几乎将剩下的两艘船吞没，以至人们忽略了那个伟大的发现：1493年3月15日他们再次到达帕洛斯。现在，哥伦布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东方的尽头”（el fin del Oriente）：一片尘世的天堂。他的客户们以最高的礼遇为他庆功，他承诺，那块美丽的土地很快就会开始嬴利。“我们还要努力让所有当地人都皈依天主教——这可能很容易，因为他们既不是异教徒也不崇拜偶像。殿下将在那里建造城市和要塞并让那些土地皈依我主。”天主教世界，尤其是西班牙这个“所有人都必须臣服的国家”，将能够与那里的人民进行贸易。哥伦布的航海日志中对“印第安人”总是态度轻蔑，他认为这些人不会战斗，肯定很容易降伏。

哥伦布几乎刚回来就开始制订伟大的计划。他想将2000名定居者带到新近发现的岛屿，在那里建立城市并寻找大量黄金，而他的女王和国王则希望让新土地的人民皈依天主。一支由17艘船组成的舰队整装待发，装满了家畜、种子和工具。舰队带上了马匹和士兵，还有5名传教士。威尼斯橹舰在舰队从加的斯港起航时为它们领航：古代地中海的强大力量向西方海洋未来的世界霸主致敬。探险队再次发现了新岛屿，伊甸园般的土地。但食人族的残余势力时刻提醒人们，田园也有阴暗的一面。西班牙人到达圣诞节城时愤怒地发现：迎接他们的只有烧焦的木头，殖民者被当地人杀得片甲不留。此时双方的接触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冲突，探索变成了征服。传说中的黄金山仍然难觅其踪，所以西班牙人打算聚集人手。他们将囚犯拖到奴隶市场，建造许多堡垒——包括圣多明各，后来成为百万人的大城市——并开辟种植园。

1498年，哥伦布进行了第三次航海。当他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海岸登陆时，他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陆。殖民者们悲哀地发现，即使在天堂里，树上也没有长着黄金，所以海地岛的局势开始动**。哥伦布和他的两个兄弟无法平息叛乱，最终被王室派来的总督取代。西班牙新成立了一个“印度理事会”，由它掌控海外领土的行政和司法工作。之后又依照葡萄牙模式在塞维利亚设立了一个名为“贸易之家”的部门，负责监管货物流通和海外移民。现在，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都有了自己的档案。王室希望新发现的土地保持纯洁，流浪者、罪犯，渐渐连血统“不纯净”的人都被禁止前往新大陆。

1503年，哥伦布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旅行，王室批准了一支小型舰队跟随他。他的探险成就又增添了马提尼克岛和牙买加等地，然后，他沿着中美洲海岸驶向奥里诺科河口。一年后他回到西班牙，船上也没有堆积如山的黄金。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饱受痛风和贪婪的折磨，徒劳地请求王室补偿并确认他的总督头衔。

哥伦布于1506年5月20日去世。这个男人为西班牙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当他被安葬在瓦拉杜利德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地窖时，宫廷没有派特使前往吊唁。直到咽气，他一直坚信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天堂的大门，也到达了中国和印度。哥伦布一直想要探究陌生的事物，并用自己熟悉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把陌生事物与西班牙的风景比较、与葡萄牙海岸线对比。普林尼的《自然史》帮助他定义未知事物，神话也给他灵感，他认为自己在海地岛海湾看到了塞壬三姐妹——可能是海牛。曼德维尔笔下的东方奇观也出现在他的笔记中。向他传递信息的当地人用“caniba”[195]形容那些食人族，他敏锐地从这个词中得出结论，食人族肯定指的是亚洲的狗头怪，古代地理学家及皮埃尔·德艾利都曾提到这种生物。“canibal”与拉丁语的“狗”（canis）同源……他曾在牙买加搁浅，但臆想自己已经到了亚洲，他一厢情愿地说：“世界真小。”

西班牙，纯净之地

对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而言，1492年是奇迹之年，发生的事似乎验证了他们的使命。他们攻占格拉纳达，富有的童话岛也臣服于王冠，那里住着许多将要皈依天主的人。执政的王室夫妇可能认为这种运气是上帝召唤他们继续进行净化和皈依工作。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的犹太人和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后来是辛提人和吉卜赛人。最开始施压的并不是宫廷，而是来自各地区的议会和城市议会。格拉纳达酋长国如今已成为历史，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开始显露出反犹立场。1492年3月，在宗教裁判所大法官托尔克马达的催促下，王室夫妇颁布了一项法令，犹太人必须在受洗或移民中选其一。大批犹太人皈依天主教，但是，当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8万犹太人中有1万人更愿意远离这个国家。暴徒从许多犹太人家庭中抢走他们的孩子，并将这些孩子送到西非附近的甘蔗种植园，在那里他们被迫皈依天主。1497年，葡萄牙在邻国西班牙的逼迫下也开始强制洗礼并驱逐国境内的穆斯林。清洗国家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与西班牙公主玛利亚成婚的条件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西班牙犹太人辗转于整个地中海沿岸寻求庇护。他们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西班牙”。他们随身带着的只有他们的信仰，在穆斯林统治过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学到的用金丝编织地毯的手艺和风格，还有就是卡斯蒂利亚的母语；在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1600年前后仍能听到卡斯蒂利亚方言。没有逃亡的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的处境也变得越发艰难。因为被怀疑是异端，许多人被卷入宗教裁判所的审查。直到1520年，被作为异端者处决的约有2000人，其中犹太人占了很大比例。除了清洗国境内的非天主教徒，王室还对教团和世俗神职人员进行改革。王室对教会事务的影响比西欧任何地方都要大，他们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教会和王国几乎成为拜占庭式的共生体，有时与遥远的罗马教皇结盟，有时与他背道而驰，但始终得到宗教裁判所的支持。天主教信仰塑造了国家，也为战争辩解，还可以安抚民心。

西班牙天主教的蓬勃发展可以体现在左右逢源的弗兰西斯科·吉麦内兹·德·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1436—1517）身上，他是托莱多大主教兼大法官，最后当上了枢机主教。作为女王的告解神父，他有很大影响力并致力于神职人员的教育和道德清洗，他创办学校，还把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堡（Alcalá de Henares）的研究机构扩建成一座大学城。阿尔卡拉以罗马名字命名，这里后来被命名为康普顿斯（Complutense）。西斯内罗斯资助这里的学者把《圣经》译成四种语言，他因此闻名于世。西斯内罗斯的虔诚夹杂着神秘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的大学教学计划仍然以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唯名论为导向。他阅读萨沃纳罗拉、锡耶纳圣女凯瑟琳的著作，也对伊拉斯谟的思想有所涉猎，甚至邀请他来到西班牙。他对哥伦布新发现的岛屿上的传教工作倾注了热情。他甚至自费组织一支雇佣军前往非洲，为基督的十字架征服奥兰城。

1499年12月，在格拉纳达被迫受洗的穆斯林发动起义，并引发其他城市效仿，王室开始对这些天主教统治下的穆斯林也采取强硬措施。西斯内罗斯认为必须让穆斯林受洗并接受奴役，这片土地才能永远安定下来。这样，在征服格拉纳达不到十年后，穆斯林的西班牙地区大限将至。大规模的洗礼后将产生更多的新基督徒。一些穆斯林被允许移居国外。清真寺被改建成教堂，阿拉伯书籍被焚毁。格拉纳达在1501年被“净化”。在随后的几年中，净化扩展到整个卡斯蒂利亚，而阿拉贡仍负隅顽抗。这里的贵族和议会遏制住了虔诚的热情。毕竟，穆斯林是廉价的农场劳动力。

格拉纳达的征服和新世界的发现标志着西班牙历史的转折点。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和他的同伴摧毁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也放弃了与伊斯兰的“他者”共存的机会。格拉纳达位于两个世界的边境，原本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多重身份。这个城市既不属于伊斯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的，既不是阿拉伯传统也非西班牙文化。在一首关于格拉纳达的民谣中，国王胡安二世与争夺格拉纳达酋长国王位的优素福四世交谈，后者1432年成为卡斯蒂利亚的傀儡酋长。格拉纳达城在民谣中为自己发话，她不需要胡安赏赐一个勇士来解放她：“我是已婚妇女，胡安国王，/一个已婚妇女，没有守寡，/环抱着我的沼泽，/它非常爱我。”

在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前，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湮灭的过往。玫瑰花园层层环绕，依稀可望见远处被白雪覆盖的内华达山脉的顶峰，奈斯尔王朝[196]的宏伟宫殿就坐落于此：外表平平无奇，像一座堡垒；内部则让人看到高度发达的文明留下的痕迹，可能隐约已有颓势。在桃金娘中庭和大理石铺设的狮庭周围，细长的圆柱支撑着回廊，引人进入世界上最美丽的几个厅堂。天花板和墙上都是精美的装饰和阿拉伯字符，昭示着安拉和他的先知的荣耀，屋子里到处是斑驳的光影，令人目不暇接。几十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庆祝大婚的地点就是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