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33：菲利普·加勒摹约翰内斯·斯特拉丹努斯，《印刷工坊》，约1580年，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

美因茨启程

意大利学者和艺术家虽然对古代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但也把古代引入欧洲的视野。他们扩大了世俗的领域，开创了批判性的、开放的思维方式，话语革命也因为他们变得不可逆转。这时，世界历史的第一场巨变在欧洲大陆北部悄悄开始。第一个舞台是一个位于拉丁欧洲影响范围内的德国小城：美因茨。

美因茨始建于罗马时代，在15世纪中叶最多有7000名居民。小城的财务状况糟糕，而行会与家族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作为帝国宗教领域的三大选帝侯之一的美因茨大主教渔翁得利，顺利掌握大权，当时的公民因而失去了最后的自由权利。1462年，在“美因茨教区之战”（一场争夺主教宝座的战争冲突）之后，公民彻底失去了自由。美因茨是一座显而易见的宗教城市。这里有16个修道院、10个教会济贫院和1座主教座堂，还有数不清的教堂、贝居安会院，他们的祈祷声响彻云霄。朝圣者在古教堂中朝拜这座城市最珍贵的圣人遗物——基督的裹尸布。美因茨坐落于莱茵河和美因河畔，在这里中世纪晚期的城镇所需要的一切都应有尽有。最著名的出口产品似乎是“马延斯和巴荣讷的火腿”，这种火腿在文学中也享有美誉，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提过。

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些狭隘和土气，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项发明：印刷机和活字，它们都与约翰内斯·古登堡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古登堡来自根斯弗莱施（Gensfleisch）家族，这是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其姓氏来自古登堡宅院：1400年前后，他在那里呱呱坠地。古登堡的父亲曾为他提供资助，让他在隶属于美因茨选区的埃尔福特大学读书。古登堡之所以能有精湛的手艺，可能是因为他做过金匠的学徒。1434—1444年，出于未知的原因，他在斯特拉斯堡停留。在这里，他组织制作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朝圣镜”，朝圣者在前往亚琛的“救赎之旅”中都会携带。他们可以在镜中看到圣母的裙子或耶稣的襁褓布发出的光线，完成所谓的“与圣物进行目光接触”。这些用铅和锡制成的镜子，制作工艺可能与后来铸造字母的技术类似，即用83％的铅、9％的锡，其余为锑、铜和铁浇铸。古登堡肯定接触过活动的模具，这项工作也是在美因茨进行。他选择了一本绝对好卖的书作为尝试：埃利乌斯·多纳图斯的《拉丁语语法》，人们在生活中经常要用到。这本书的实际销量可能高达1万册。1454年底，古登堡印刷了呼吁人们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的倡议书，一年后的赎罪券也是用这项新技术制作的。

关于继文字和字母的发明之后的第三次媒介革命是如何开始的，人们知之甚少。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可能是繁荣的贸易——人们因此获得了金属、颜料以及最重要的纸，而这在当时是相对较新的材料。没有中国的发明，就不会有古登堡革命。算术可以证明这一点：15世纪有差不多2.7万本古版书出版，平均每本发行约400册，如果要在羊皮纸上印刷，就需要超过2.16亿张动物皮！此外，印刷术的发明还需要人们掌握各方面的精湛工艺，才能制造相关设备并精通铸造技术。所有这些条件都汇集在小小的美因茨。

媒介革命并不一定非得从这里开始。在欧洲广阔的探索空间中，许多地方都在实验这项白纸黑字的技术。通往新印刷技术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凸版印刷是一项古老的技术，早就用来制作“费斯托斯圆盘”。最迟在公元9世纪，中国就掌握了木刻技术。欧洲也已经出现了活页本书籍，每一页纸上的插图和文字均由同一块木版印刷。但是在硬木上雕刻左右颠倒的字母自然是一件烦琐的事，人们通常只是用来印刷图片，并在图片间留出空隙进行手写。欧洲人很可能受到从中国进口的年历、日历或纸币的启发，但我们并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一个西班牙人曾说，中国人似乎相信，古登堡看到了商人带回的书籍并受到启发，所以他绝不是新技术的发明者。

除了木刻和凸版印刷，另一项技术在1420年前后问世：铜版雕刻。这项技术最初的发源地不详，可能也是德国。15世纪20至50年代，阿尔萨斯的工匠可能就在金属上雕刻过纸牌并以此印制。不久之后，一位署名为“E. S.”的纸牌大师在1450—1467年也开始雕刻金属板。他可能在莱茵河上游地区做活；他有100多张雕版流传至今。生活在博霍尔特的伊萨·冯·梅克内姆（Israel van Meckenem，1430/1440—1503）用铜板复刻了这位纸牌大师和其他工匠的雕版。伊萨的父亲老伊萨是一名雕刻饰物的金匠，他们父子二人让铜版雕刻艺术声名大噪。不仅艺术品在该时期进入了可机械复制的时代，铜版雕刻的出现可能与古登堡的发明也有直接联系。无论如何，前面提到的纸牌大师使用的样本书就来自美因茨，而古登堡很有可能借鉴了他的想法。想象一下，一场改变世界的头脑风暴可能是纸牌游戏引发的！和所有复杂的创新一样，古登堡的成就源自他成功地将不同的发展潮流汇集起来 。

开发项目是一回事，而完善项目是另一回事。单独一个人很少能迈出决定性的好几步。印刷术有三大步：首先，制作每个字母的活体字块；其次，使用金属，这样每版印刷量就远超木制雕版；最后，使用印刷机，其原理就像美因茨的酿酒商使用的转轴榨汁机。这种机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

印刷机可以让涂料均匀地呈现在先前已打湿的纸上。为了制造这种机器，必须开发铸造机和模膛。模膛是先在钢棍上雕刻出左右颠倒的字母，再用它敲击铜板，这时铜板上的字母就是正确顺序，然后再浇铸出无数活字块，一般是铅质的，这时候字母又变成左右颠倒了。另外，人们还要制作角钩、框架、压机盖、印刷版和其他配件。剩下的工作就没那么复杂了：把字母排成文本。古登堡用的颜料是煤灰、清漆和蛋清的混合物：他可能是从一位美因茨画家那里得到了灵感。

起初，印刷机只能印刷单面文本。技术很快就有了突破，可以进行双面印刷。最终，印刷机可以将多达16页的内容放在一张大纸上，只要排版正确，在经过折叠、切割后可以直接装订成书。当古登堡决定印刷《圣经》时，这一技术已经成熟。《圣经》是可预见的畅销书。由于古登堡的计划已经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一种对所有重大创新都不可或缺的燃料在这时必须投入使用：资本。《〈圣经〉武加大译本》共1282页，每页42行，需要约10万个活字块和108令（1令为500张）纸。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一共制作出180本《圣经》，投入工作的印刷机超过12台，还有4～6名排字工人和许多学徒。仅从意大利采购纸张和羊皮纸（这版《圣经》有些印在羊皮纸上）的成本就超过1000古尔盾[188]。最终，古登堡在他的主要债权人约翰内斯·福斯特（Johannes Fust）那里欠下包括未付利息在内共2020古尔盾。为了抵债，古登堡不得不交出所有设备和已经生产的书籍。但是，似乎只要再多给他一点时间，就可以扭转破产的颓势。早在1454年秋天，《圣经》的第一批样品就在法兰克福博览会上出售。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为我们留下记录，他惊叹于书中“最整洁和正确”的文字，即使不戴眼镜也很容易阅读。他还提到，所有的书都已售罄。这项发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以至福斯特在巴黎出售《圣经》时，人们怀疑他与魔鬼订了约。如果不是魔鬼施法，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这么多书呢？

福斯特联合古登堡的徒工彼得·舍费尔（Peter Sch?ffer）继续运行这个项目。1457年，他们二人推出了全部彩印的《诗篇》，后又出版了许多经典法律文本和另一版《圣经》。大师古登堡此时只能勉强度日，但最终，他赢得了大主教和选帝侯拿骚的阿道夫二世的青睐。他被免除税务和劳役，又得到赏赐的美酒佳肴和满屋的华裳，在美因茨安度晚年。1468年，他在这里去世。这个人对世界的改变超过任何一个在他之前和——直到今天——之后的个体，但他既没有留下肖像，也没有留下一块墓碑。

古登堡大陆

在古登堡那里受过培训的学徒首先把这项新艺术介绍给世界，甚至还出现商业间谍活动。据说，查理七世将他的铸币大师送到美因茨，以便了解古登堡工坊的情况。1460年前后，有关这项发明的知识已经传到班贝格和斯特拉斯堡。1464年，福斯特和舍费尔的一个学徒把它带到科隆、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两名德国印刷商又带着它翻越阿尔卑斯山，并在苏比亚科的一个本笃会修道院安顿下来。他们在这里首开先河，开始仿照古罗马典籍制作罗马体拉丁字母的活字。不久后，古登堡的艺术就出现在罗马——阿尔贝蒂对它的印象十分深刻——1469年又在威尼斯现身。在巴黎，撰写了修辞学教材的萨伏依人纪尧姆·菲谢（Guillaume Fichet）与德国神学家约翰·海因林（Johann Heynlin）合作开设了一家印刷厂。

美因茨的发明以惊人的速度占领欧洲。印刷机的用处及其带来的利润空间都显而易见。15世纪70年代，印刷机出现在索邦，然后到达那不勒斯和墨西拿，随后是佛罗伦萨和福利尼奥、里昂、阿尔比和图卢兹，以及更东边的布达[189]。1474年，瓦伦西亚也出现了印刷工坊。同年，英语书籍在布鲁日出版，两年后在伦敦也有英语书籍问世。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身兼数职，他既是译者又是出版商，是商人也是外交官，游历甚广的他在科隆学会了印刷术。科隆的商人们反过来又投资威尼斯的印刷工坊。在这个潟湖城，法国人尼古拉斯·詹森（Nicolas Jenson，约1420—1480）继续设计罗马体拉丁字母，这种优雅的字体超越了以前的所有字体，从而树立了新的标准。威尼斯最重要的印刷工坊是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1449—1515）[190]开设的，这家印刷工坊的专长是印刷希腊文书籍，两位来自克里特岛的希腊人是排版的中坚力量。威尼斯甚至印刷了西里尔字母的书籍。受泽塔[191]侯爵的委托，拥有圣职的修士马卡里耶（Makarije）在威尼斯购置了一台印刷机，1493年，他开始在黑山的家乡印刷礼仪著作、诗篇和福音书。

1500年前后，欧洲有250多家印刷工坊，它们永远改变了欧洲媒介的局面。古登堡印刷180本《圣经》所用的时间，一个抄写员仅仅能复制一本。由于发行量大增，每本书的成本下降，价格也随之降低。1470年前后，一本250页大开本的书跟一座小房子的价格相当。而在1495—1498年，阿尔杜斯印刷的五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只要15～20个古尔盾，相当于一匹好马的价钱，也就是大学教授一到两个月的薪水。印刷的书籍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比如，如果一个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那年出生，等到他50岁的时候，这些年欧洲出版的书籍比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城以来出现的所有书籍还要多。换成数字来说的话：中世纪初期，每个世纪大约有1.2万本手稿出现，15世纪手稿的数值是500万，书籍则高达1250万；1600年前后，这个数字增长到1.5亿～2.3亿。销售地点包括威尼斯、里昂、安特卫普和法兰克福的博览会。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策尔蒂斯（Konrad Celtis）说，现在德国印刷的书籍如此之多，以至每个小酒馆都能看到《圣经》。“一切都被送进印刷机；再也没有秘密了，我们知道朱庇特在天上做什么，以及普鲁托在地下做什么。”早在1474年，威尼斯就发现有必要颁布一项法律，从而让印刷厂主约翰·冯·施派尔（Johann von Speyer）得到五年的垄断权，由此他可以掌控书籍的印刷和销售。12年后，马尔坎通尼奥·萨贝利科（Marcantonio Sabellico）就他所著的关于威尼斯的史书获得了第一个印刷特权，这是版权的前身。很快，木刻版画的绿洲就在铅字的沙漠中蔓延。

古登堡的发明很快取得突破，其决定性原因是它的受众很广、市场有巨大潜力。话语革命为它铺好了道路，纸张和货币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密切——社会不仅有丰厚的资本，而且识字的市民阶级已经形成，还有很多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事实证明，人们对阅读的渴求日益增长。自14世纪开始，人们更习惯安静地阅读，这样阅读速度更快。乔叟的作品已经为大众熟知。

中世纪盛期，阅读和写作都实现突破，文献也变得越来越丰富。第一批印刷品的分类就反映出广泛而丰富的主题，自12世纪以来就出现了明确的主题之分。许多印刷商心如明镜，知道哪些书能够热销。宗教书籍，尤其是《圣经》，就是其中之一；热衷于赚钱的卡克斯顿出版了很多英语书，1483年就发行了《金色传奇》的译本，这绝不是偶然，这简直是中世纪晚期最流行的一本书，另外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本象棋入门书。卡克斯顿最初的出版物包括拉乌尔·勒菲弗（Raoul Lefèvre）所著的《特洛伊历史记载》和《伊阿宋传奇》，后者是勒菲弗为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好人”腓力三世所写的骑士小说。有用的日历和草药书籍——其中包括迪奥斯科里德斯的书——还有寓言和经典作品都能带来收益。西塞罗的《论义务》于1465年在科隆出版，他的书信集不久后在罗马发行。1469年，一直深受读者欢迎的维吉尔的作品也有第一版印刷品问世。《十日谈》和彼特拉克的《歌集》于1470年发行，紧随其后的是但丁的《神曲》。1489年，维庸的诗歌受到热捧，阿尔布雷希特·冯·艾伯的《婚姻小书》虽然没有那么经典，但很有趣，也受到读者喜爱。在斯特拉斯堡，约翰内斯·门特林（Johannes Mentelin）把维吉尔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作品推向市场。琉善和卢克莱修的作品都找到了出版商，普劳图斯和奥维德也不曾落后，包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托勒密的作品也出现在印刷工坊并传播到欧洲的每个角落。

数量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步入一个迅猛发展的市场：虔诚的人想要找感化书籍并购买赎罪券，学者、受过教育的人和想要接受教育的人几乎覆盖了所有阶层。大学里的学生渴求书籍，城市需要设立议会图书馆，国家行政机构需要法律文本，要传达给民众的书面命令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越来越多的上了年纪的人也变成读者。这样一来，对眼镜的需求也增加了。意大利的供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阿尔卑斯山北侧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眼镜行业，其重要的附带效应就是玻璃的产量和质量都显著提高。1478年，第一个有记载的眼镜工坊在纽伦堡成立，店主是“眼镜制造商”雅各布·普费迈耶尔（Jacob Pfüllmair），当地的印刷工坊已有近10年的历史。到15世纪末，又有11名同行加入。没有眼镜制造商在车间里积累的技术知识，后续的发明简直无法想象，尤其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等精密机械设备。科学革命的“深刻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盛期的话语革命和15世纪的这场媒介革命。

大坝之所以不会崩塌，是因为根本没有大坝存在：审查制度这时才刚刚萌芽，到16世纪，随着新的公共领域迅速壮大，它已经变成不受欢迎的客人。1485年，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伯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颁布了第一条相关法令：法兰克福博览会上所有德语的出版物都要受到管控。第五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也对类似问题进行商讨，十字准星瞄准的主要是用口语化的语言书写的书籍。他们既恐惧民众，又想要救赎民众的灵魂。但总有一些地方可以买到美因茨或罗马的神父们禁止传阅的书籍。印刷工坊不仅成为排字工、校对者、木刻工匠和作家的工作室，也变成思想发展的空间和学术争议的地点。最著名的例子是阿尔杜·马努齐奥的威尼斯工坊和约翰·弗罗本（Johann Froben）的巴塞尔工坊。

古登堡的发明让西方文明史中文化生活的条件发生了最激烈的变革。没有这些条件，美洲就不会在1492年被“发现”，16世纪很可能也不会出现哥白尼式的革新，也不会有新的物理学、新的解剖学，更不会有工业革命。然而，书籍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两面性。西班牙方济各会的阿隆索·德·埃斯皮纳（Alonso de Espina）的《信仰堡垒》收录了所有著名的反犹言论，就是书籍负面性的早期例证之一。这部作品是一本对抗穆斯林、异端分子——包括亚里士多德等理性主义者——和危险恶魔的战斗手册，在15世纪就多次再版。

对这项新技术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像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这样的人曾经通过制作手稿而赚钱，他对印刷机充满鄙夷，这毫不奇怪。抄写员拥有精湛技艺，就像阿格诺城堡的狄博特·劳贝尔（Diebold Lauber）一样，他能做出“漂亮的”书，可惜他们的世界即将逝去且无法挽回。大多数的评论都称赞印刷术是上帝的礼物，知识不再像手稿时代那样容易散佚。交流的进程得到保障——拉丁欧洲发展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庞大的实验室。得益于古登堡的发明，欧洲的发展空间里涌现出许多参与这场伟大交流的人，一开始是几千个，最终达到几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