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时代重现”
插图32：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和奥尔西诺·贝宁滕迪（Orsino Benintendi），《洛伦佐·德·美第奇像》，1478/1521年，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美术馆，塞缪尔·H. 克雷斯藏品
君士坦丁堡决战
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各方势力不得不停战和谈，枢机主教塞萨里尼也从中斡旋。斯坎德培在阿尔巴尼亚煽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其效果似乎颇有成效。然而在1444年，十字军在黑海附近的瓦尔纳几乎全军覆没。瓦迪斯瓦夫三世和塞萨里尼都“马革裹尸还”。接连获胜之后，面对已经遥遥在望的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城之战，特别还使用了大口径火炮列阵。隐约有传闻说，一名信仰基督教的青铜铸工因为帮助奥斯曼人制造火炮而加官晋爵，但关于他的信息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叫乌尔班。形势变得非常严峻，1452年末，一艘橹舰在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被奥斯曼人的火炮击沉。决一死战的呼声逐渐减弱。
欧洲只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君士坦丁堡的决战。数千名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坚定地站在拜占庭人一边，与他们对阵的是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最终约有8万奥斯曼人参战。1453年初春，君士坦丁堡被围得水泄不通，炮火不息，城墙受击。第一次攻城战被击退。基督教舰队在金角湾[172]大败奥斯曼海军，让人们燃起最后一丝希望，但是4月底希望就灰飞烟灭。君士坦丁堡原本用锁链封闭金角湾，使得敌舰无法从外海攻入，但奥斯曼帝国的先遣队铺设一条涂满油脂的圆木滑道，在夜色掩护下从陆路翻山越岭，把船只拖进金角湾。城内军民再次抵御了进攻，但食物和勇气都在减少。5月29日晚上，一切都结束了。在一波接一波的攻城战中，奥斯曼帝国冲破了屹立千年的狄奥多西二世城墙。当太阳在金角湾上空升起时，君士坦丁堡已经落入奥斯曼人之手。有门路的人尚能挤上基督教的舰队，仓皇逃往西方。
征服者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君士坦丁十一世殒命，是战死沙场还是自行了断，我们无从得知。人们曾预言，拜占庭的最后一个皇帝将与第一个皇帝同名，这下算是应验了。拜占庭人自己就处决过数百名奥斯曼战俘，因此也没指望获得苏丹的恩典。无数人被屠杀或被卖为奴隶。一位目击者用生动的比喻描述当时的场景：城中好像下了一场血雨，遍地黏腥，海上的尸体多如海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身骑白马巡视他的新城，就连他都不禁感叹道：“这座城市简直被我们掠夺一空，毁灭殆尽！”
今天的拜占庭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或者叫“伊斯兰布尔”（Islambul），意思是“伊斯兰教覆盖的地方”。这个名字可能也源于战场上的呼唤“进城！”（Eis tin polin!）——新上任的统治者为了强迫人们在这荒芜的城墙内安家，经常得用上武力。东正教徒可以继续信仰他们的宗教，但教堂的钟声不可再响起，犹太人也可以建造犹太会堂。威尼斯商人获得了特权，一个庞大的佛罗伦萨人的定居点出现在加拉塔。佛兰德斯和地中海周边的贸易中心很快又与这里建立联系。穆罕默德让威尼斯人真蒂莱·贝利尼为他画像（附图9），而佛罗伦萨人弗朗西斯科·贝林杰耶里（Francisco Berlinghieri）则把以托勒密的理论为基础的地理学著作献给苏丹。宏伟的宫殿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方拔地而起，后来被称为托普卡帕宫。一些建筑构造——如中央大门和凉廊——都显示出文艺复兴的影响。古老的廊柱也出现在建筑中，暗示了征服者统治全球的野心。圣索非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而不远处就是这座大都市的腹地——大巴扎。这样，伊斯坦布尔逐渐又变成那座“举世向往的城市”。奥斯曼超级帝国迅速扩张，囊括了东方和西方，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的中心。
君士坦丁堡之战几年后，加泰罗尼亚人统治的雅典也陷落。这里是欧洲文化历史的起点，城市的王冠帕提农神庙曾经被当作圣母堂，现在成为礼拜安拉的地方。1461年，随着特拉布宗[173]并入奥斯曼帝国，拜占庭的千年文化成为历史。佩戴双头鹰徽记的贵族逃到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wan Ⅲ，1440—1505）[174]的庇护之下，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Sofia Palaiologa）与伊凡成婚。同时，伊凡与东正教传统息息相关。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最后堡垒，自认是“第三罗马”，它对充满敌意的世界和现代化都非常反感。
1453年之后
1454年2月17日，在里尔的拉萨尔宅邸，勃艮第公爵举办了这次自古罗马衰亡以来就再没有在欧洲出现过的宫殿盛宴。宴会厅的墙上挂着大幅挂毯，描述了大力神的生活：古代神话早已渗透到北方；留着长发的**雕像可能代表维纳斯，从这座雕像流淌出供客人自取的希波克拉（Hippocras）红酒[175]，这是一种略带甜味的香料酒，也是国王的饮品；一头狮子在旁边守护着这位美丽的女侍从，它的笼子上写着：“别碰我的女士！”；有48种口感的葡萄酒供客人选择。宴会的主人“好人”腓力三世是个皮肤晒得深红的勃艮第人，他曾经自称“天主教界最佳葡萄酒之王”——镀金的水晶玻璃杯散发出光泽。此时的勃艮第就像克利福德·盖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剧院之国”：权力为奢华服务，而非奢华为权力服务。
宫廷诗人奥利维耶·德拉马尔凯（Olivier de la Marche，约1426—1502）详细描述了这场奢靡的盛宴，就像扬·凡·艾克的写实画风一样。奥利维耶也很注重细节描写，没有哪个细节能逃过他的眼睛。马匹上的毯子由白色锦缎制成，还饰有金色条纹，鞍褥则是金色或深红色，天鹅绒长袍是勃艮第黑色，上面的金饰和珠宝闪闪发光。宫廷侍女成群结队，男人们则穿着紫色的貂皮长袍。高阶贵族的军服上镶满徽章，他们身着金色锦缎，也有蓝色或灰色。队伍中还有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穿着镶金边的紫色真丝连衣裙。贵族们用昂贵的颜色和高贵的材料暗暗较劲，也用这些强调他们与“低等”公民的差异。腓力三世为了向客人展示他的尊贵，没忘记在餐桌装饰上下功夫，光是这项费用就足够招买一个连的雇佣兵。奥利维耶还提到了马辔头的银铃叮当作响，香颂和赞美诗回**在耳边，历经500多年依旧余音绕梁。乐师们躲在一个包厢里，用风琴和合唱团送上伴奏声。最后出现的是生动鲜活的画卷：一幅画描绘的是伊阿宋抢夺金羊毛的故事；另一幅画上则是神圣的教会之母（Mater Ecclesia），她端坐在大象驮着的高台上，一个撒拉逊人打扮的巨人牵着大象的辔头。这是在影射时代历史：教会之母抱怨自己的处境，最后命令骑士们出手相助。腓力三世设立的金羊毛骑士团此时也出现在现场，还带着一只被金链锁着的野鸡。金羊毛骑士团在上帝、圣母和野鸡的见证下宣读十字军东征誓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之野鸡要在场，它在改编的伊阿宋传说中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铃鼓、小提琴和竖琴叮咚作响，人们互相传递葡萄酒和胡椒饼。腓力三世曾向奥利维耶坦白，他全力以赴举办这一耗资巨大的野鸡节，都是为了侍奉上帝。
虔诚的宣誓并没有伴随实际行动，在其他宫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也许一开始令人惊愕，但后来人们也见多不怪。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因为外交事务和争端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抽时间在博尔扎诺-布雷萨诺天主教教区举办了一场文化庆典：天使带领所有宗教中最聪明的人研读上帝的话语，智者就在这些话语中找到了所有人共同的宗教。库萨的尼古拉早在25年前就开始思考原因：只是因为时间流逝，宗教仪式出现很大差异，因此才出现不同的宗教。如果人们对这种智慧进行反思，得到一种通过理智构想出的宗教——说的当然是天主教——那么人们应该可以得到“永恒的和平”。然而这些都是空想。库萨的尼古拉于1464年去世，他的遗体安放在罗马圣彼得镣铐堂的一块大理石板之下。遵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心脏安放在库萨的医院教堂——该教堂是由他捐资修建的，以纪念那个时代一个杰出的灵魂。他是两个世界的人，既接触过北方的学院派文化，也沐浴过南方柏拉图哲学的阳光。
他曾哀叹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荷马的第二次死亡，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欧洲西部，特别是意大利从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中得到文化上的好处，许多希腊学者带着他们的语言和知识在意大利寻求庇护。例如，约翰内斯·阿吉罗波洛斯（Johannes Argyropoulos）就加入了佛罗伦萨议会，受到阿奇亚奥里家族的庇护，在阿诺河畔广为人知。他开设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讲座，吸引了许多达官贵族，其中包括“伟大的”洛伦佐。
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滋生了人们的想象，认为基督教欧洲与穆斯林世界“不同”，一种由十字军精神塑造的欧洲的恐慌由此出现。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第二年，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在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大声疾呼：“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我们肯定在亚洲、非洲及其他地区被击败过，但现在是在欧洲，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故乡，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在这里遭遇攻击而且一败涂地。”欧洲即“作为共同家园的欧洲”——他想把这一理念灌输给参加法兰克福帝国议会的人。“基督教堡垒”的沦陷都没能惊醒这些人，让他们一致行动，更不用说皮科洛米尼的建议。组建一支欧洲军队根本是空谈。他们更关心自己那个或大或小的国家何去何从，“基督教西方”的理想离他们太远了。长期以来，欧洲人都对自己国内的事情更上心，即使教皇敦促的大事也不如这些重要。人人都知道，希腊人更愿意摆弄自己的头巾，而不是屈从于着三重冕。而在意大利半岛，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岛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达成一项脆弱的协定。威尼斯结束了与米兰的战争，并于1454年4月在伦巴第的洛迪缔结和平协议。不久，教皇和其他国王也加入该协议。他们的同盟，即所谓的“意大利同盟”是恐惧的产物：对彼此的忌惮，对其他国家的担忧，尤其是对法国和奥斯曼帝国。
然而，就权力政治方面而言，征服君士坦丁堡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它的陷落只是为一个久负盛名的帝国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经济上的后果更为严重：东亚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转地现在易主，它从基督教徒手中被夺走，而苏丹宫廷明显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场所。作为一种替代，人们暂时绕道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直到这里并入奥斯曼帝国后也被关闭。
从长远来看，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反而鼓动欧洲寻求进入远东的新途径。热那亚失去了在黑海的据点，并逐渐从地中海东部地区完全撤退，仅在希俄斯岛上还有一家朱斯蒂尼阿尼家族经营的股份公司。热那亚典型的殖民模式是“毛纳”（Maona），指的是由投资商组成的财团要听命于热那亚，把岛上的经济开发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向苏丹缴纳贡税。在大陆上，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苏丹成功击败克里米亚汗国，分崩离析的金帐汗国的后裔也尽听命于苏丹的号令。
意大利的动**
《洛迪和约》签订之后，威尼斯虽然得以集中力量对抗奥斯曼帝国对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进犯——这场战争发生在1463年，让威尼斯的贸易特权沦为一纸空文——但是威尼斯海洋帝国的颓势已经不可挽回。即使在大陆上，环礁湖城也受到威胁。威尼斯人从钟楼上就可以望见浓烟四起，弗留利一带的村庄陷入一片火海：这是征兆，表明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就在附近肆虐。威尼斯买下屈辱的和平，割让了1470年陷落的埃维亚岛。剩下的除了一些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据点外，就是科孚岛。1500年前后，海外已经不能带来任何收益：入不敷出。而另一方面，大陆上的资产每年可以带来20多万杜卡特金币的利润。
在意大利大陆上，《洛迪和约》在过去的40年中确保了五大国之间的平衡：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但这是一种严酷的和平，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这个“意大利平衡”（Italia bilanciata，马基雅维利语）一直通过外交和小规模战争调整平衡状态。蒙特费尔特罗和马拉泰斯塔等家族在洛迪的屋檐下卷入毁灭性的战争，寄希望于扩张自己的国家。在罗马，尤金四世去世后，人文主义赢得了教皇宝座。新任教皇是博闻强识的神学家托马索·帕努图凯利（Tommaso Parentucelli，1447—1455年在位），即尼古拉五世，他开启了罗马文艺复兴的历史。这位教皇让梵蒂冈图书馆如获新生，他命人抄写并翻译了成千上万本书，包括从荷马到修昔底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经典著作。另外，他还扩建了梵蒂冈宫。
教皇的地位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斯特凡诺·波卡里（Stefano Porcari）出身于罗马一个古老的家族，他沉迷于西塞罗式的共和国理想，本想于1453年1月策划一场谋反，但还未开始就被扼杀。一年前，罗马教皇为皇帝腓特烈三世加冕，这是最后一次加冕典礼：这个始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的传统，在此刻落下帷幕。
1458年，又有一位人文主义者当选为教宗，他就是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即我们熟知的庇护二世。他撰写了地理和历史著作，其书信颇具个人风格，《庇护二世闻见录》就是他的作品。这本书记载了他任期内的事件和经历，同时也有自我反思。这位埃涅阿，顾名思义，似乎从母乳中便汲取了经典知识。而他为自己选择的教名“庇护”（Pius），更强化了与维吉尔的联系——当维吉尔史诗中的英雄被要求报上姓名时，他说：“我是虔诚的埃涅阿斯。”（Sum pius Aeneas.）
庇护二世是一位独特的教皇，他不仅头戴三重冕，而且之前已经戴上了诗人的桂冠。他的书信体小说《两个恋人的历史》——我们刚刚提到过把这本书改成德语版本的尼古拉斯·冯·怀尔——把薄伽丘的创意和奥维德的爱情诗结合在一起。当读者看到作者把爱情看作自然法则，甚至是命运的力量，一定非常惊讶：与以往禁欲式的爱情和苦行僧式对身体的恐惧截然不同。因此，作者并不一定热衷于教皇宝座。他甫一当选，就略带悔意地说：“埃涅阿斯退后，庇护要登场了。”他就像是一位罗马帝国皇帝，为自己竖立了一个独特的纪念碑：他的出生地在锡耶纳以南的村子科里尼亚诺，他让这里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理想城市，称之为皮恩扎。人文主义的思想第一次被用在城市规划上，这个项目背后的思想源头可能是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庇护的继任者保罗二世（Paul Ⅱ，1464—1471年在位）以反对人文主义为人所熟知；作为枢机主教，他是意大利最早收藏古代文物的人之一。他禁止在学校中教授异教诗歌，削减公职人员的人数，令学者和文人艰难维持生计。波焦·布拉乔利尼以前曾嘲笑教皇，说他的职权如此之大，以至仅靠他就可以抵挡奥斯曼人。另外，一场宏伟的复兴在保罗二世任内逐渐成形，其中包括威尼斯宫和罗马圣灵医院。德拉·罗韦雷家族的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1471—1484年在位）继续加大对建筑方面的投入，致力于修复教堂和铺设道路。罗马为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提供了财力，而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则为罗马的文艺复兴提供人力。托斯卡纳的大师为西克斯图斯四世下令建造的西斯廷礼拜堂绘制了湿壁画，其中包括彼得·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基尔兰达约和波提切利。
除此之外，在罗马的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发生。像一直以来那样，圣职买卖和裙带关系激增，西克斯图斯四世是这个领域最成功的人之一。他在任期内擢升了34位枢机主教，其中6位的徽章上都刻着德拉·罗韦雷家族的橡树。他一直努力为自己的亲属和国家谋求利益，这导致罗马与米兰及其盟友佛罗伦萨发生冲突，米兰与佛罗伦萨之间的同盟关系可谓互惠互利。1458年，在经济危机引起巨大争议的背景下，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统治被动摇，斯福尔扎的军队蠢蠢欲动，八年后又卷土重来。1466年，原本效忠美第奇家族的金融巨鳄卢卡·皮蒂（Luca Pitti）煽动一些人试图结束科西莫的长子、人称“痛风者”（il gottoso）的皮耶罗一世·德·美第奇的统治。然而，“痛风者”成功镇压了这次谋乱，并把他的儿子洛伦佐（1449—1492）扶上宝座。
在“伟大的”洛伦佐的领导下，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发展至巅峰。但与此同时，美第奇政权的专制统治也有所加强。这个家族的野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他们正在努力超越佛罗伦萨的城墙，并试图与封建贵族联姻。洛伦佐已与克拉丽丝·奥尔西尼（Clarice Orsini）商定了婚事，克拉丽丝的家族位于罗马北部富饶的布拉恰诺。杜卡特金币与这古老的氏族相见恨晚。当时佛罗伦萨人和贵族对这场联姻很是惊讶，但在美第奇家族的后代身上，这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通往公国的道路已经隐隐显现，钱财就是铺路石。
美第奇家族也用自己的平民资产打造骑士的辉煌，但他们举办宴会的花费几乎不逊于“好人”腓力的野鸡盛宴。这些宴会使美第奇家族摆脱了市民阶级灰扑扑的身份，勃艮第是他们效仿的对象。洛伦佐与其新婚妻子于1469年在圣十字教堂前面举办了一场骑士比武。据称，美第奇家族的荣耀应有尽有，如同贵族一般。洛伦佐的珍珠长袍上绣有“时代重现”（Le tens revient）的字样。法语文字让人们想到，所有的骑士仪式都来自这个拥有香颂和骑士史诗的国度。美第奇家族的御用诗人路易吉·普尔西（Luigi Pulci，1432—1484）想用这寥寥数语表达一种想法：世界将革新，一个黄金时代将要回归。
至少洛伦佐的外交政策风格是新颖的。他调动一支庞大的雇佣军队伍，说动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担任指挥官，以共和国的名义将反叛的沃尔泰拉人[176]降伏。1472年的这场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美第奇家族对明矾的垄断，而该地区似乎存在威胁。在沃尔泰拉的暴风雨过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雇佣军烧杀抢掠，这些事实让美第奇家族的声誉黯然失色。另外，银行也出了麻烦。美第奇家族向国王和王侯提供了丰厚的贷款，此时他们无法履行偿还义务。美第奇家族在布鲁日的账房先生托马索·波尔蒂纳里此时前途未卜，我们早就听过他的大名，他是画家梅姆林和雨果·凡·德·古斯（Hugo van der Goes）的资助人。波尔蒂纳里负责“大胆”查理的借贷业务，这位可是15世纪最大的政治破产者之一，他与查理走得太近，甚至担任查理的外交官。
似乎到了要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结算的日子，但另一场风波突现。1478年，以雅各布·德帕齐（Jacopo de'Pazzi）和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为首的一群人试图谋反，他们只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牵线木偶。洛伦佐大开杀戒，肃清美第奇的敌人。他的祖父科西莫曾说“单凭祈祷不能统治一个国家”，洛伦佐深以为然。尽管美第奇银行深陷赤字危机，但一些法律修正案还是确保了其家族权力。如有必要，他们甚至从国家金库中借钱周转。
过度的报复行为引发了一场战争，那不勒斯与教皇结盟对抗佛罗伦萨。危急关头，洛伦佐独闯虎穴，孤身一人到那不勒斯拜访他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位上端坐的是国王斐迪南〔Ferdinand，通常称为“费兰特”（Ferrante）〕，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典型怪物之一：据说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癖好，他的敌人要么在地牢中等死，要么死后被涂上防腐香料，然后穿戴整齐地被放在国王身边。无论如何，洛伦佐说服了这个恶人脱离反佛罗伦萨的联盟。洛伦佐带着一身救世主的荣耀返回阿诺河畔，这是该世纪最壮观的外交行动。史学界称赞他保障了平衡。1481年，威尼斯试图占领费拉拉，佛罗伦萨与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两个宿敌并肩作战，三国同盟设法逼退了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曾经略有动**——现在又恢复了平衡。费拉拉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有位诗人在罗马写道：“没有什么力量能杀死疯狂的西克斯图斯/只有‘和平’这个词能让他立刻去见上帝。”
意大利土地上的联盟也有了全新布局。“伟大的”洛伦佐将一个女儿嫁给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英诺森八世（Innozenz Ⅷ，1484—1492年在位）的私生子。作为回报，当时年仅13岁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得到了枢机主教的紫袍。这些利益交换让佛罗伦萨与罗马紧密相连。在米兰，这座圣安布罗斯（heiligen Ambrosius，约340—397）[177]的城市，斯福尔扎的统治也摆脱不了仇恨和谋杀。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儿子加莱扎佐·马里亚（Galeazzo Maria）以奢侈和专制闻名，他后来死于一场暗杀。继任的吉安·加莱扎佐（Gian Galeazzo）尚未成年，受到严格管控，摄政的是他的叔叔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因其深肤色而被称为“摩尔人”。他寻求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结盟，试图让他的被监护人吉安·加莱扎佐与这位阿拉贡后裔的孙女联姻。这次婚礼庆典也是奢华空前，由达·芬奇担任总策划。1494年，刚刚成年变为合法继承人的吉安·加莱扎佐英年早逝，告别了姻亲，也与同盟挥手作别。“摩尔人”立刻被怀疑是始作俑者，这种猜测可能并不假，他现在可以独享米兰大权。也是在这一年，国王费兰特去世。
在此之前，为争取——或反对——意大利平衡的小规模战争大多是小打小闹，充其量与大规模的骑士比武类似。1467年7月23日爆发的莫利内拉战役因大量使用火炮，成为15世纪最惨重的战役之一。硝烟散去，双方的军事领导人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和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商定停战。他们真的用握手来言和立约，就好像他们刚刚参加完体育比赛。雇佣军也是资本；人活着才有用。经济因素让所有战役的规模都缩小了：它们都变成克制有度的战争。另一方面，统一意大利的所有希望都是虚妄。没有哪个意大利国家可以调动所需资源来组建必要的大型军队，这可能需要一片辽阔的国土，或被征服的土地贡献所有资源。
1461年，受波西米亚国王波杰布拉德的伊日（Georg von Podiebrad，1458—1471年在位）[178]的委托，来自格勒诺布尔的商人、发明家和外交官安托万·马里尼（Antoine Marini）开始游说各国和平一统。这种想法早已有之，重点一直是建立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实际上，马里尼倡导的是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欧洲，既不听皇帝指挥也不受教皇调遣。这是个很有远见的想法——尽管没打算让平民参与——但“祖国欧洲”已经初具规模。马里尼考虑的是一种国家联盟，它需要有自己的官僚机构。议会有几个常驻地，但会定期更迭，它应当具有最高管辖权，可以自由裁决。根据这一制度，高卢、德意志、西班牙和意大利——马里尼在这里点名提到威尼斯和其他城邦——各国的统治者各持一票，服从多数派决议。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样的设想丝毫没有实现的可能。
欧洲框架
意大利在《洛迪和约》签订后的40年中几乎未出现大的争端，这与当时国际政治局势不无干系。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1440—1493年在位）是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几乎没有插手意大利半岛上的纠葛。他的名号从没出现在辉煌的胜利或大胆的外交行动中。腓特烈三世的最大资本是皇冠的合法性，因而拥有头衔和尊严。他的统治领域被局限在哈布斯堡王朝自身的领地，即世袭的内奥地利地区。尽管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坚持自己的要求，比如对匈牙利王冠的主张，但通常都是徒劳无功。羊皮纸和纸张如潮水般——有3万到5万份文件——从他的办公室倾倒入这个帝国。腓特烈的行政人员约有500名，律师在他们当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占星师也为决策者提供帮助。几乎没有哪个皇帝像腓特烈一样，以这种方式将自己铭刻在帝国 宪法中。
围绕哈布斯堡核心地带的国家都处于动**中。年轻的“遗腹子”拉斯洛五世是两顶王冠的主人，又拥有奥地利大公头衔。1457年他英年早逝，这片地区重新洗牌。波杰布拉德的伊日宣布拥有对波西米亚的主权，他最初只是一个由腓特烈三世委任的代理官员。他信奉的是胡斯派底下的“圣杯派”——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calix”，意为“持圣杯的人”，因为他们在圣餐礼中手握圣餐杯——所以他是欧洲第一个非天主教的统治者，并被罗马视为眼中钉。腓特烈只拥有继承权。1462年，他被自己的兄弟大公“奢华的”阿尔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Ⅵ）和叛乱的市民围剿，被困在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当大炮在墙外隆隆作响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他的家人不得不以狗、猫和鸟为食。但阿尔布雷希特在1463年暴毙，他死的正是时候，腓特烈因此得到阿尔布雷希特所有的领地，尽管白银之地松德高和福拉尔贝格等地仍未臣服。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是腓特烈的表弟，蒂罗尔伯爵西格蒙德。
皇帝的大动作在西方，勃艮第局势的发展为他创造了独特的时机。现在，统治大公国的是腓力三世的儿子，勃艮第公爵查理（1465—1477年在位）。年轻的王侯没有把钱投资在馅饼和衣服上，而是投资在火药和大炮上。他想要实现两个伟大目标：首先，他想通过占领南北之间的桥梁统一勃艮第的南北两部分，很快他被人们称为“大胆”查理。其次，他为国王的荣誉和帝国的尊严而奋斗。查理自1474年夏天开始围攻莱茵河下游的诺伊斯镇，腓特烈三世为了反击，不得不在全国征兵。最终，查理不得不接受和谈。他与皇帝腓特烈缔结和平，并答应让自己的女儿勃艮第的玛丽（Maria von Burgund）嫁给皇太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Ⅰ），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艮第公爵查理虽然胆大妄为，但确实具有非凡的勇气，他超乎人们想象，不仅征服了阿尔萨斯，他的大军还直达洛林地区。查理的成功和残酷的压迫激怒了当地居民，他们奋起反抗。最终，反对派结成同盟，浑水摸鱼的路易十一（Ludwig Ⅺ，1461—1483年在位）[179]又长袖善舞，“大胆”查理的美梦被击碎。在1477年1月的南希战役中，瑞士雇佣军将查理的军队打得支离破碎。这位身上背着洛伦佐沉重债务的公爵头颅裂开，被人扔在结冰的池塘里。反对派同盟的自由最终得以保全。同年，马克西米利安和勃艮第的玛丽在根特结婚。未来会证明，腓特烈的王朝将上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
勃艮第的部分土地和其他地区被路易十一收入囊中。普罗旺斯地区也被瓦卢瓦王朝瓜分——路易十一是一个精明的权力政治家，“英明者”和“万能蜘蛛”这样的绰号放在他身上也名副其实。普罗旺斯逐渐从国王的私有资产转变为国家资产。那不勒斯曾经属于安茹，现在也让法国人浮想联翩。但是，当地贵族还没有甘愿称臣，而英格兰已经在加莱蠢蠢欲动。
百年战争之后，英国沦陷在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的玫瑰战争[180]中。对法国的失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和叛乱；到战争结束时，习惯战斗的武士阶层也早已失去了野心。英格兰贵族间的互相争斗似乎已经过时，甚至像是自我毁灭。最后剩下的是约克家族的理查三世（Richard Ⅲ，1483—1485年在位），他的悲惨形象因为莎士比亚而闻名于世，“容貌尽毁，尚未完成，就被时代推进这个急切的世界”。真实的理查是一个勇敢的斗士，1485年他在博斯沃思的战斗中殒命。约克家族的太阳与他，这个家族的最后传人，一起隐没西山。胜利者亨利七世（Heinrich Ⅶ，1485—1509年在位）是里士满伯爵和兰开斯特的继承人，是最后一位用剑夺取王冠的英国国王，他开创了一个新王朝。他的妻子是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York），这场联姻让约克的白玫瑰与兰开斯特的红玫瑰交缠相伴。议会确认了王室后裔的继承权，英伦岛上逐渐恢复稳定。
国家巩固，王国扩张：这是西方的趋势——像法国和英国一样，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者也即将完成统一大业。这样一来，文艺复兴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继续扩大。在欧洲东北部，波兰-立陶宛联军于1410年在塔能堡击溃了条顿骑士团的军队[181]，条顿骑士的势力从此急转直下。原本的十字军如今沦为给在他处无法获得养恤金的贵族后裔提供保障的组织，否则无法养活这支庞大的队伍。在立陶宛境内，各地的统治者自己布道，上帝的圣战士兵在这里丧失了职能和合法性。所以，这群人现在变得像是乌合之众，他们的圣战也变得平庸，他们与基督教的竞争者对阵，还与波兰和立陶宛以及丹麦人对抗。定居在骑士团领地的贵族和公民想要摆脱这种寄生统治，所以他们成为波兰王室的天然盟友。经过13年的小规模战争后，双方于托伦签订和约，骑士团领地的西部成为波兰王室的附庸，瓦尔米亚主教教区也成为波兰的领地。东部地区仍然是“普鲁士大公国”的保护区，但骑士团首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波兰统治者的臣属而无力回天。在宗教改革期间，这一地区作为世俗化的新教公国并入波兰王朝的封建联盟。
波兰王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而贵族在其中享有广泛的自由，且从数据上看就很特殊，贵族占了这里约8％的人口，而在法国，这个比例只有0.3％。据称，波兰贵族有权选举国王。根据波兰《大宪章》的规定，不允许非法逮捕任何贵族，这是1430年谈判中达成的贵族特权。上议院原本是国王的顾问圈子，后来成为独立的机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室的权力。天主教的主教要听命于它，各地领主和各行政区的主管机构也要臣服于它。国会召集上议院——只有但泽、埃尔布隆格和托伦等城市有权派代表列席——以及贵族和国王。
卡齐米日四世（Kasimir Ⅳ，1445—1492年在位）[182]是丧生于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的弟弟和继任者，在他的统治期间，波兰与立陶宛的同盟仍然有效。雅盖隆的国君授予立陶宛贵族与波兰贵族同样的阶层地位。卡齐米日四世与哈布斯堡公主的联姻让他看到了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王冠的前景，实际上，他确实让他的儿子弗拉迪斯拉斯二世（Wladyslaw Ⅱ，1471—1516年在位）成了波西米亚的统治者。匈牙利的马加什一世（Matthias，1458—1490年在位）[183]登上王位，他的父亲摄政王约翰·匈雅提（Johann Hunyadi）是当时国内最强大的贵族，也是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贝尔格莱德的救世主。马加什又名科尔温（Corvinus），因为家族徽章上的乌鸦而得名，他像父亲一样也在与奥斯曼人的厮杀中赢得了声誉。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统治时手握钢铁做的缰绳，因此把疆域扩展到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齐茨一带。他与雅盖隆王朝长期征战，后来通过1479年的《奥洛穆茨条约》与弗拉迪斯拉斯二世分享波西米亚国王的头衔。几年后，他甚至占领了维也纳。科尔温缺乏的是合法的继承人，无论是第一次婚姻，还是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的女儿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 von Aragón）的第二次婚姻，他都没有盼来子嗣。匈雅提的所有荣耀都笼罩在科尔温和他那臭名昭著的“黑衣”雇佣军身上。
资助人之国意大利
出人意料，在饱受战争摧残的15世纪，高等艺术和科学并未消失。各城市与各国内部之间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活力激发了各个层面的竞争，这是文化繁荣的强大动力。这种态势在整个欧洲都很明显，尤其是在富裕的意大利。雇佣兵的战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它们使大量的资金流动起来：从各处流入雇佣军首领的金库，他们再拿去投资文化。例如，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和他的兄弟奥塔维亚诺（Ottaviano）为自己打造大理石雕像；他们二人都是站立着平视对方。奥塔维亚诺用书籍和月桂作为装饰，费德里科则手捧头盔。意大利这些小规模的战争带来一个附加效果，就是战争与艺术的交融，在许多艺术作品中都能看到这样的象征——比如佩德罗·贝鲁格特（Pedro Berruguete）在一幅画中画上了费德里科和他的小儿子圭杜巴尔多·达·蒙特费尔特罗（Guidubaldo da Montefeltro）。费德里科在银鼬皮长袍之下身披盔甲、腰挂长剑，同时正在专心地读一本书。
如果费德里科和他的对手科莱奥尼没有采取当时“大人物”的经典社交策略，即对艺术进行大规模资助，那么像他们这样著名的雇佣军领导人，今天只有少数专家能够了解，普通人除艺术外没有别的途径认识他们。科莱奥尼在贝加莫的心脏地带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陵墓。韦罗基奥为科莱奥尼制作的骑马雕像如今陈列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骏马正踏步向前，而这个坚毅的青铜男子稳坐马背。他神情严峻，肘部展开，手中的剑似乎正在瞄准一个新世界。意大利那些较小的国家通常是五大国的卫星国，而这些小宫廷本身就是一个充斥着知识和艺术的宇宙。阿尔贝蒂在曼图亚建造城市，皮萨内洛和曼特尼亚则在绘制画作。在切塞纳，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一个支系修建了藏有精美书籍和艺术品的图书馆。费拉拉大学拥有欧洲式的结构，它的庭院是意大利最光辉夺目的院子之一。大公博尔索·埃斯特（Borso d'Este）甚至在打猎时也经常穿着金边长袍。1470年前后，在费拉拉的斯齐法诺亚宫还出现了月份图，不仅印证了思想在广阔的空间和时代中的迁徙，也让人联想到埃斯特宫廷的文化氛围（附图10）。“行星组”的图像——每十天有一个统领者，一般起源于印度或巴比伦的占星术——依据的是波斯天文学家阿布·马沙尔的《伟大引言》，由彼得罗·德·阿巴诺（Pietro d'Abano，1250/1257—1316）翻译并流传到费拉拉。
古典元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时的图像中。建筑还没真正开始建造，画家的想象力就创作出了具有经典装饰的透视建筑。这个艺术领域的国王是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在《被鞭打的基督》或《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中，他用精确的数学来构造虚拟空间。从贡扎加的朝臣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留下的湿壁画中，人们对与远古时代的历史距离有了全新的感受。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约1462—约1521）设计出神话般的主题，安东尼奥·德尔·波拉约洛自己成为描绘**英雄的大师。他让狂躁的大力神与九头蛇战斗（附图11）。在后来者中，最负盛名的是桑德罗·波提切利，他那幅神秘的通常被称为《春》的画，以及《维纳斯的诞生》，都在虚构世界的艺术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
任何对资助人心理感兴趣的人，都不能忽略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鲁切莱的简单见解：花钱比赚钱更甜蜜。鲁切莱说这话时，考虑的是他的艺术使命：鲁切莱宫、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立面和圣庞加爵圣墓。艺术使人快乐，对艺术的沉思可以打发时间，但这也可以是一项敬虔的工作。科西莫·德·美第奇一世曾经是一个痛悔的罪人，他意识到自己有些赚钱的交易不那么干净，而且因此招致佛罗伦萨其他大人物的忌妒和贪婪，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然而，作为一名艺术资助人，即使无法获得正式的尊严，他也可以通过这些“明显的奢华”，自由地彰显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资本主义精神总是在向基督教伦理致敬，对来生的恐惧使人们不得不做好今世的工作——在科西莫承建的修道院图书馆中，人们可以明确感受到这种严肃性。虔诚和自豪使他建造了修道院和整个教堂，在今天的加富尔街上建造美第奇家族的城市宫殿以及乡村庄园等。他最喜欢的艺术家包括安杰利科修士（Fra Angelico）和他的“家族雕刻家”多纳泰罗。美第奇的金币无论是变成大理石和色彩，还是被用来建房子，家族徽章上的六个药丸都印在上面。无论行会还是大亨，其他资助人的做法也类似，比如织工行会要求画上羊羔，斯特罗齐家族要求画上半月，托尔纳博尼家族要求画上狮子。
科西莫过着国王般的生活。除了慷慨、行善和好客之外，展现自己的“宏大”也是高级贵族的美德之一。另外，还要重视教育，书籍的收藏数量最能展现这一点。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被称为佛罗伦萨书商之“王”，他帮助美第奇购买了装满整个圣马可修道院图书馆的书籍。他在工作之初就说：“我立即委托了45名抄写员，在22个月中，他们完成了220卷。”15世纪末，美第奇图书馆的藏书已经达到1000多册。
丰富的艺术资助帮助暴发户和篡位者用美丽的假象美化自己的崛起，而那本是一个阴暗的过程。成功令人不可忽视，谁能为整个教堂和宏伟的宫殿埋单，仿佛就可以让神的恩典笼罩着他的事业。事实和真实存在的东西证明上帝愿意赐予，因此其合理地存在于世界上。这些宏伟的建筑，既是永恒的纪念碑，同时也是由上帝建造的，促发并增强了民众的尊重——詹诺佐·马内蒂在他的《尼古拉五世生平》中记录了教皇说过的这些话。
胜利或失败在意大利的局势变动中意味着什么？看看亚平宁陡峭山脉中蒙特费尔特罗的国家便明白了。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血统不明，靠谋杀同父异母的兄弟奥丹托尼奥·达·蒙特费尔特罗（Oddantonio da Montefeltro）才上台。1465年，他终于击败了大敌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在余下的15年中，他一直稳坐胜利之巅，并在此期间建造了超越乌尔比诺的宏伟宫殿。宫殿的西南方是一座凯旋门式的建筑，在其侧面还有两座纤细的塔楼，它们面朝罗马耸立，这些任务和工作都要感谢一位助理教士的辛勤劳动。在意大利，一时没有别的建筑可以与之媲美。古典风格的庭院及其优雅的科林斯式柱廊是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建筑结构之一，人们可通过华丽的宽大楼梯抵达一楼。费德里科的题铭出现在花纹繁复的镶金大理石门上，也点缀着墙壁上大大小小的装饰物，彰显着主人的骄傲：“FE. DUX”，“FE”是费德里科名字的缩写，“DUX”指公爵。令人惊叹的宫殿让人想起一个世纪前可怕的帖木儿在他的白宫（Ak-Sarai，现称为“夏宫”）写下的话：“如果您对我们的伟大存有疑问，请看一下我们的建筑。”
相比之下，被击败的马拉泰斯塔的灰暗小城堡就是衰亡的纪念碑，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只是里米尼的领主。在十几年前，“伟大的”西吉斯蒙多是当时意大利最受追捧的雇佣兵首领之一，他自己也曾雇用意大利首批艺术家中的许多人。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不甘示弱，除了在战场上分高下，费德里科还雇用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来赞美自己的胜利。曾经“伟大的”西吉斯蒙多在艺术赞助人的锦标赛中也败下阵来。
在乌尔比诺，人文主义的宫廷以最纯粹的形式展现出来。500张“嘴”（boche）围绕在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周围，从马夫到理发师、医生、宫廷音乐家，再到占星家，他们的任务都被详细规定好，包括公爵如何在众人面前用餐这样的仪式。人们会在大斋节诵读宗教经典，平时则朗读李维的《罗马史》。每天的工作结束后，费德里科会聆听关于神学和自然科学的讲座，例如对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的论述。他的图书馆拥有900多部典籍，是除梵蒂冈和美第奇家族的图书馆外意大利最重要的藏书地之一。如果想要使用某本书，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图书馆的大门随时为人们敞开。图书管理员负责书目整理，与破坏书籍的虫子作斗争并为访客服务。宫廷下令：“如果来人是权威人物并受过教育，要带他仔细参观，向他展示那些美丽又精致的书籍并确保不要弄坏书页；如果来的是不识字的人或者普通百姓，只是出于好奇想来见识一下，那么让他们快速参观一下就够了。”公爵这种安排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没有按照惯例把书放进修道院，而是放在宫殿里。此外，藏书也不像通常那样被一本本固定在读书台上，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它们，这样就可以对几本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对语言学研究非常有利。
但是，图书馆不仅仅是服务于科学的实用机构。“这么多种文字！这么多的书！真是太壮观了！”比斯蒂奇曾这样惊叹道。封面涂成了胭脂红色还有银丝装饰，内里是最好的山羊皮做的羊皮纸，它们被装订成册。这所房子的主人在教育上的花销超越一切（附图12）。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一幅著名的肖像画就是以他为模特（附图13）。这个鹰钩鼻的战士和狡猾的现实政治家，头戴学者的红色贝雷帽，完全符合乔瓦尼·庞塔诺提出的理论：这个艺术和科学的赞助人想把自己也变成学者，而且是以艺术为家的学者。
艺术家用20年的时间为同一个资助人工作，有时候这是最佳选择，就像在乌尔比诺一样，艺术家可以为艺术修一座直到今天仍岿然不动的宫殿。比如，如果艺术资助人布兰达·卡斯蒂廖内没有建造宫殿，并且没有让马索利诺为礼拜堂绘制湿壁画，那么今天伦巴第的小城卡斯蒂廖内·奥洛纳会是怎样一副模样？没有庇护二世的皮恩扎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图像和建筑物都流传至今，但那时的游行、节庆和歌剧表演最多只留下几幅画，或在编年史中仅仅留下一行记载。但事实上很多一流艺术家经常绘制布景、发明设备或策划这些活动，肯定曾有一些表演令人过目不忘。
就像费德里科在亚平宁山脉建造的魔幻城堡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无数住所都把艺术关怀和科学促进融合在一起，两者早已成为统治者习惯的一种方式。整个欧洲出现了权力、艺术和科学的紧密联盟，这一重要联系昭显了科学革命的历史，宫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国家组织形式的背景下，自然科学和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弗朗西斯·培根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的人。交易所的代理商、书籍收藏家和古董收藏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人数激增。交流网络的扩大，以及相互借阅手稿让这些人的联系越来越不可分割。贵族图书馆里（在这方面，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和美第奇家族都很开明）有许多借阅卡上显示书籍已归还多年，又或是永远都没归还，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图书管理系统。有时，创意者们一起生活在国王宫殿或贵族官邸的屋檐下，他们激烈辩论、相互学习。他们设法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或是为君主王侯书写颂词，或是怀揣着推荐信，但是一旦王位更迭或教皇换任，一切都会结束，比赛重新开始。他们编造故事，创作诗歌，书写历史，并把各种知识杂糅在一起，以此取悦某位尊贵的君主、阁下或圣人。
让我们以一个二流人文主义者、出生于帕维亚的彼得罗·坎迪多·德森布里奥（Pier Candido Decembrio，1399—1477）为例。他的父亲翁贝托·德森布里奥（Uberto Decembrio）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和专业律师，在米兰供职，他与赫里索洛拉斯合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时声名大噪。彼得罗也被领进新文化的人脉网中，并结识了加斯帕里诺·巴尔齐扎——这位可是阿尔贝蒂、维托里诺·达·费尔特和弗朗切斯科·费勒弗的尊师。彼得罗为热那亚总督致献了一部作品——《论自由七艺的发明者》。他在米兰公爵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宫廷任职30年，以外交官身份行走欧洲，还把经典作品翻译成当地语言，比如恺撒的著作和库尔修斯·鲁弗斯（Curtius Rufus）的《亚历山大大帝史传》。与他保持通信的人中有一些著名人物：莱昂纳多·布鲁尼、洛伦佐·瓦拉以及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他甚至把自己翻译的柏拉图著作寄给汉弗莱。有一次，他请求格洛斯特公爵资助他购买一座彼特拉克曾住过的别墅，但他的工作似乎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
1447年，彼得罗·坎迪多犯了一个错误，他与短命的安布罗斯共和国纠缠太深，未能成功赢得强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青睐。出于好感，尼古拉五世为他提供了一个薪资丰厚的教皇书记官的职位。但继任教皇没那么大方，彼得罗不得不寻找新的庇护人。他先是待在阿方索五世的那不勒斯，但阿方索去世后这里也陷入混乱，彼得罗最终辗转到达费拉拉。为了向大公博尔索·埃斯特表达谢意，他为其撰写了一本关于瘟疫的书籍。从1467年开始，彼得罗一直住在这个波河附近的人文主义小城。1477年，彼得罗在即将去世之前终于重返米兰。他的漫游生活表明，一个思想敏捷的人可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像他在意大利寻找资助人的探险一样。他死后被葬在圣安布罗斯教堂，墓志铭中声称他写了127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传记。
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伴君如伴虎，彼得罗和他的同伴对此深有体会。一句错误的话就能让人失去恩宠和金钱，但生命和肉体很少受到威胁。1433年，我们前文提到的漫游文人弗朗切斯科·费勒弗险遭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暗杀——当以卢卡·德利·阿尔比齐（Luca degli Albizzi）为首的叛变分子似乎要获胜时，他曾激烈地嘲讽美第奇家族。从此，他脸上的疤痕时刻提醒他那次未遂的谋杀。第二次袭击——费勒弗此时已经前往锡耶纳——也以失败告终。由此出现了人文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独特事件：人文主义者自己雇用一个刺客，以便杀掉前来行刺的刺客及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包括科西莫·德·美第奇。但是，费勒弗在锡耶纳的计划遭泄露。他的影子杀手是一个来自雅典的希腊人，此人被锡耶纳人砍下了双手。如果他们抓住了费勒弗，他们可能会对这位口才大师施以严厉惩罚，割掉他的舌头！人文主义的春天确实有其野蛮的一面。费勒弗是个刺儿头，一个谋反者、可能的谋杀者，同时也是文风辛辣的作家和撰写道德哲学文章的作者。他的形象显示出这个时代典型的双面性，雅各布·布克哈特说从中能看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雏形。
在柏拉图的天空
“主调是哀伤的，但展现的对象却狂野又崇高，”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雅各布·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书如此评价道，“这本书完全是‘现实主义’风格，拒绝掩盖任何粗俗或暴力的内容，但读者却不断想到在人类的不完美之上生出的花朵。本书意图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整本书中，那个充满创造和辉煌的时代与历史学家自己的灰色世界形成不言而喻的对比，即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社会。”这个世界不仅因为工业化而变得灰暗，同时也是一个紧张的时代。布克哈特叙述的主要目标是剖析这种对现代化的不适。同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一本怀念之书，其作者知道自己已经被上帝抛弃。
除了艺术，文艺复兴中的柏拉图哲学也为布克哈特所用。在书的最后，布克哈特仔细研究了“伟大的”洛伦佐时代，此时柏拉图主义在佛罗伦萨复兴。这本巨著的最后几句话蕴含着布克哈特自己满怀温柔的哀伤：“在此，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学说，以及一种独特的现代精神产生了共鸣。也许，有关世界和人类的知识的最高成就已经在这里结出硕果，单凭这样的成就，意大利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看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实际上，在15世纪下半叶，对哲学的兴趣似乎在佛罗伦萨高涨。早期，柏拉图被看作喜欢进行批判性公开讨论的人，是一个修辞学的专家，其地位不如神学家。但人们忽视了《理想国》中一些危及道德的观点，比如共妻。一些似乎能够连接信仰和智慧的学说在这一时期实现突破。这样，一群学者逐渐聚集起来，以奥古斯丁的研究为起点展开研究。
哲学的伟大复兴由马尔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发起，他的家乡在阿诺河谷的菲利内，这是一个略微驼背的瘦削男子，说话还有点口吃。他住在卡雷吉附近的一个庄园，科西莫·德·美第奇把佃租收益都转赠给他，他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地与朋友、恩主和学生高谈阔论。除了阿尔贝蒂，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诗人安吉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也加入了这个被称为“柏拉图学园”的圈子。路易吉·普尔西也在此列，他创作了一部模仿骑士诗歌的《莫尔甘特》（M organte）。另外还有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菲奇诺对古人的热切敬意是如此之高，以至他过着毕达哥拉斯式的素食主义生活。当清晨的太阳普照托斯卡纳的山丘时，他会弹起七弦琴。他认为，要让音乐与天体和谐达成一致，这样便可以保持健康。灵魂和身体都是他写作的主题，这反映出他的双重职业：既是医生，又是神父。他在《人生三书》中开出一些处方，告诉人们如何才能长寿，尤其是健康且长寿。他把卜列东称作“另一个柏拉图”，并追随卜列东和库萨的尼古拉，试图从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著作中破解出一种远古神学，从而克服真实信仰与虚假宗教之间的“马赛克式的细碎区别”。《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创造世界的太初之“道”，即上帝，在不同时代或地点通过不同的仪式被崇拜，这在菲奇诺看来并不是缺陷，而是神希望看到更加美丽的宇宙。布克哈特对此深表赞同，认为这是“对知识最高的敬畏”。
1462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委托菲奇诺将从拜占庭流传到意大利的赫尔墨斯手稿抄本翻译成拉丁文。菲奇诺称赫尔墨斯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司祭和最伟大的国王”，他的智慧在菲奇诺看来是“远古神学”的巅峰。因此，菲奇诺尝试创建新的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他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直到19世纪仍无人能及。菲奇诺还把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的阴影世界”[184]和他的经验方法整合到自己的体系中。他将不朽的灵魂描述为精神与物质、统一性与多重性、停歇与运动之间的中介，称它为“世界的结”，把宇宙统一起来。因为灵魂是造物主的一面镜子，所以对自我的认知会引发对上帝的认知。
菲奇诺的宇宙是在托勒密和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有等级的结构，由天使守护，有恶魔居住，普罗提诺的“太一”也在其中发挥作用。菲奇诺的宇宙被神圣的真理和美德照耀，这光芒就是上帝本身。灵魂的所有渴望都旨在与上帝合一。理智和意志是“双翼”，帮助灵魂返回上帝身边，这是灵魂的起源。菲奇诺在1484年所著的《爱》中认为，让灵魂飞升的宇宙能量就是爱（eros），正是这种能量推动了荣耀事业的发展，滋养了对知识的追求，甚至创造了财富。爱能够将混乱化为有序，展现出对美的渴望，从而彰显对绝对善良的上帝的渴望，他的“光辉”或者说光芒是宇宙中最美丽的。在地球上，爱可能体现为“某种恩典，通常是多者的和谐结合”，或者体现在善良和正确的举动中。爱与观察有关，与触摸关联较少，与性几乎无关。这种学说在16世纪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变体。
菲奇诺不仅视自己为语言学家或神学家，更是天意的工具，他的天职就是治愈灵魂和国家。有时，异象给予他启迪。他能够与死者交谈，例如刚刚去世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大量混乱和阴暗的内容。他宣称可以借助天上的力量来复活物品，比如雕像等。他还提出详尽复杂的恶魔学说。此外，以前从来没有人像这位诗意的哲学家一样用赞美诗般的语调描绘爱情与死亡的场景，以及自我如何飞升至最高境界。他的作品开始在欧洲流传。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185]视菲奇诺为精神上的兄长，他也寻找所有共同的启示。一个卡斯蒂利亚神父曾提出独特观点，认为无论是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是穆斯林，都可以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得到救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对此深表赞同。他是人文主义者中最早学会希伯来语的人之一，而且在其不朽著作中援引了犹太人经典。他提出了至少900多个论题，列举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其中许多都能看出库萨的尼古拉对他的影响。这些论题总结了当时人们能够积累的哲学知识总和，包括经院哲学、希腊典籍、阿拉伯哲学、卡巴拉和赫尔墨斯主义的教义。皮科把其中超过一半的结论作为“自己的观点”：关于上帝和数学的论点，对神秘赞美诗、迦勒底神谕的看法，以及对魔法的态度。
皮科本打算在1486年前往罗马，邀请了一班学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公开辩论，但被英诺森八世阻挠。[186]皮科被怀疑是异端者，不得不出逃。他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菲耶索莱找到了避难所，这里是美第奇家族的领地。他雄心勃勃地想要融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作为初步尝试，他在这里创作了《论存在与一》（über das Seiende und das Eine）。这是一本“否定神学”的作品，仅仅把上帝看作“一”，是“真实”“善良”“存在”。他同时还写下了《论创世记七日》（Heptaplus），该书对《圣经·旧约·创世记》进行了深奥的解释，试图破译《圣经》里的经文、字母和数字的隐藏含义。皮科还借鉴了卡巴拉这一神秘的学说——根据犹太教的说法，它起源于上帝在西奈山上对摩西所说的话。米兰多拉伯爵为基督教对卡巴拉学说的接受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受到佛罗伦萨的政治舞台上一位新演员的启发，转而鄙视肉体和尘世。这位新登场的人物是圣马可修道院的先驱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他打算将佛罗伦萨纳入神权政治之下。
这个时代充斥着辩证法、批评和宗教怀疑，皮科的哲学满足了人们对和谐与真理的渴望。“伟大的”洛伦佐在他最美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哦，上帝，至善之神，你怎么做到的/我只寻你，却从未找到？”有关如何面对这些这些不确定，菲奇诺、皮科和萨沃纳罗拉，就像之后的路德一样，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1520年，当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风暴开始出现时，乔瓦尼的侄子和传记作者吉安弗朗西斯科·皮科（Gianfrancesco Pico）谴责所有异教哲学，包括柏拉图的思想，认为它们都是感官和理智的不可靠产物，只有基督教的教义才能引导人们走向真理。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开放的。
形成于卡雷吉的对话可能表达了这些人的立场，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双手与世界保持距离。当他们在凉爽的阳台上啜着冷饮——至少人们可以这样想象——谈论光和爱时，在附近的佛罗伦萨，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木偶戏即将落下帷幕，在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的统治下，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立面即将坍塌，战争和仇杀盛行。恐怖统治者洛伦佐的诗歌却与这种混乱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爱情歌曲、幽默诗、如上面刚刚引用的宗教诗，还有描绘美丽自然的诗歌，水仙、牧神和牧羊人尽情嬉戏。这段逝去的历史留下的最著名的印记是一首传唱甚广的关于酒神巴克斯与美女阿里阿德涅的歌谣。从中可以看出，美第奇想要称颂田园，但对其脆弱却心知肚明：“年轻的时光多么美好/却不断流逝。/谁想要快乐，就及时行乐！看啊：/明朝也无法确保。”
美好日子的终结
佛罗伦萨附近的卡雷吉，1492年4月8日。诗人、艺术资助人和凶手洛伦佐在他华丽的别墅中等待死亡降临。黄昏将至，暮光渐退，古董花瓶在架子上隐隐闪光；墙上挂着金色的挂毯。病弱的老者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被他的诗人和学者所包围：老迈的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波利齐亚诺和普尔西，私人医生和占星家皮耶罗·莱昂尼·达·斯波莱托。洛伦佐的情妇，迷人的菲奥蕾（Fiore）特意请来另一位客人——即将统治佛罗伦萨的费拉拉人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来陪伴这位“伟大的”人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几小时。萨沃纳罗拉曾经和菲奥蕾同床共枕，后来却因为被这个美丽的人儿抛弃，在绝望中变成了僧侣。洛伦佐已经陷入狂热，他预知到他的城市将遭到威胁。在绝望的高呼中，他捍卫开放的人文主义文化，为好奇心和对话、艺术与精神辩护，它们是生活巨大的双翼。“我要折断它们，这巨大的双翼。”僧侣宣布说。洛伦佐反击他：“死亡就是你所宣称的精神，所有生命的生命是艺术！我要阻止你。我仍然是这里的主人。”但是这无济于事，生命在消散，洛伦佐咽下最后一口气。随他下葬的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佛罗伦萨。菲奥蕾徒劳地要求这位修道院院长交出权力并继续回修道院修行。“听啊！离远点！你点燃的烈火将吞噬你，你自己也逃不过，它将会净化你和你的世界。”
刚刚描述的场景并未真正发生，它取材于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话剧《菲奥伦扎》（Fiorenza），该剧于1906年首演。菲奥蕾是美丽的情妇，她就是洛伦佐的佛罗伦萨城，此时将被交付与那个费拉拉人。洛伦佐的儿子和继任者皮耶罗·德·美第奇，也就是这部剧的主人公，与托马斯·曼的刻画完全相符：政治上的弱者和卑鄙的独裁者。他的兄弟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后来的教皇利奥十世（Leo Ⅹ，1513—1521年在位）——是一流的艺术爱好者。萨沃纳罗拉确实见证了“伟大的”洛伦佐的去世过程，这有据可循，尽管他只是以告解神父的身份前来，因为他是美第奇家族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
托马斯·曼的戏剧就像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他在创作这部话剧时，正好经常出入他的岳父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Alfred Pringsheim）在慕尼黑的别墅，于是就以此为原型来描绘洛伦佐的宅邸。即使在一些比较不出名的作品（如《菲奥伦扎》）中，作家本人也有重要的创作思路。他通过洛伦佐和萨沃纳罗拉之间的对话渲染了一种紧张的局势，这不仅是欧洲过去几百年历史的写照，也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与世界、哲学与宗教之间对权力的激烈争夺，一方面是虔诚与禁欲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抑制不住的对俗世那些美丽恶习的喜爱。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是一个话语革命的大都会，这里的矛盾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激化：佛罗伦萨是一座让人止不住嘴的城市（città di parlare avida），热爱嘲讽和污言秽语——但在圣人的祭坛面前人们能够做到默默祈祷。这座城市似乎同时具有理性和神秘，虔诚与不敬在这里共存。当菲奇诺和皮科飞升到天空时，路易吉·普尔西拒绝天主教的葬礼仪式，因为他否认奇迹的发生，并以伊壁鸠鲁式的口吻称灵魂是“一片热面包里的松仁”。萨沃纳罗拉是个热切的信徒，他要求绝对虔诚，而与他同时代的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则把卢克莱修的教谕诗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这一抄写工作是为进入冰冷的世界做准备。
但是，人们想到洛伦佐的佛罗伦萨时，并非只有那些伊壁鸠鲁式的享乐生活、谋杀和昂贵的小规模战争，更有这位“伟大的”人的神话，他已经成为艺术资助人的代名词。他不仅是一个残酷的权力人物，而且长相也有些丑陋——橄榄色的肤色、扁平的鼻子和青蛙一样的大嘴巴。阿拉曼诺·里努奇尼（Alamanno Rinuccini）在1479年一篇呼吁自由的檄文中把洛伦佐比作阿克拉加斯（今阿格里真托）残暴的君主，称他为“佛罗伦萨的法拉里斯[187]”；他能因为赞助艺术和带来和平而享有盛名，这首先要归功于马基雅维利。洛伦佐为佛罗伦萨准备了一场永恒的盛会，这里有古代风格的骑士比武、胜利和戏剧。然而，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洛伦佐的侄子委托马基雅维利书写了这部赞美洛伦佐的《佛罗伦萨史》。
在“伟大的”洛伦佐死后，局势逐渐恶化。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Karl Ⅷ，1483—1498年在位）在“摩尔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和教皇的支持下，率领大军挺进托斯卡纳。他的目标是那不勒斯，查理八世打算支持他的族人在那里与阿拉贡作战。皮耶罗·德·美第奇继承了父亲的无情却没有政治手腕，得到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不幸者”。他打开城门迎接查理。是可忍，孰不可忍，皮耶罗和大部分的美第奇族人在“人民与自由！”的口号中被逐出佛罗伦萨，他们的银行也随之倒闭。在接下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一个由1000多人组成的议院和一个由80名委员组成的理事会负责裁决这座城市的命运。但是，新成立的政权也无法阻止比萨向法国统治者甘心称臣。当查理率军南下时，阿诺河畔迎来了萨沃纳罗拉的时代。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没有亲历这个僧侣的统治，他于31岁时英年早逝。他之前还曾写过一篇反对占星术的文章，他认为人类赢得与上帝的亲密关系的前提是自由意志，而占星体系与此相矛盾。
意大利的平衡伴随着法国的入侵永远消失了。意大利成为大国相争的竞技场。这里软弱的共和国和君主制几乎无法与那些大国抗衡。查理八世的军队拥有机动野战炮、重型骑兵和经验丰富的瑞士雇佣军，一切都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然而，在政治动**之外，艺术渴望攀上新的巅峰。在意大利这个最黑暗的时期，所谓的“文艺复兴全盛期”却渐渐成形。同时，新事物不断催发更多的新事物来到这个世界。现代性这座巍峨的高山在峰回路转后陡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