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29：乔尔乔内（Giorgione），《三位博士》，1508/1509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教育学、修辞改革和文本批评
始于12世纪的学校教育改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得以严谨施行。在课堂教学计划中，古代经典取代了所谓的“非主流”作品，即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信奉异教和基督教的作家作品。与此同时，人文主义教育的方案也越来越有系统。一名来自卡波迪斯特里亚[171]的博学的法学家皮埃尔·保罗·韦尔杰里奥（Pier Paolo Vergerio，1349—1420），撰写了《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该书文采斐然，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奠基之作，其地位不亚于一门科学的诞生宣言。韦尔杰里奥主张健康的心智在于健康的体魄，体育、狩猎和钓鱼旨在训练身体，正如学习旨在训练理智，强调通过哲学和“自由学科”培养自由的人。这些学科之所以被冠以“自由”之称，正是因为它们是为自由的人量身定制的。个体对学习科目的选择，应基于自身的能力与天赋。他称赞诗歌和音乐——它们都是全新的声音——首先是快乐的源泉。天文学“从阴暗、混浊的空气中崛起”，并邀请人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充满光辉的新世界。总而言之，与同时代的其他教育理论家不同，韦尔杰里奥更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他写道：“实际上，它让我们了解包括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在内的万物起源及变迁。我们可以找出曾被视为奇迹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民众的雄心抱负和贵族的争荣求誉在这里体现为积极上进的动力。”
加斯帕里诺·巴尔齐扎（Gasparino Barzizza，约1360—约1431）是西塞罗著作的鉴赏家，创作了许多指导写信艺术的书籍。作为语法和修辞大师，他在帕维亚、帕多瓦、费拉拉和米兰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弟子维托里诺·迪·瑟·布鲁托·德·兰巴尔多尼（Vittorino di Ser Bruto de'Rambaldoni，1378—1446）生于费尔特雷，因此又叫费尔特雷的维托里诺。借助曼图亚本地侯爵的支持，维托里诺在明乔河畔建立了教育史上第一所寄宿学校“快乐之家”（Casa giocosa）。在这里，他培养了许多未来的诸侯、枢机主教和学者，并与他们一起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指导他们学习自由技艺，与他们一起旅行，鼓励他们骑马并参加各种游戏。维托里诺没有提出什么教育理论，但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学生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的工作室（studiolo）描绘了诸多伟大哲学家和诗人的肖像，其中就包括维托里诺。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在曼图亚宫的壁画《婚礼堂》（Camera degli sposi）中，展示了贡扎加朝臣中的教育家，这是该时期人文教育获得重要地位的最佳体现。教育家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1374—1460）和尼科洛·佩罗蒂斯（Niccolò Perotti）的新型语法和百科全书，为雅致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工具。乔瓦尼·托尔泰利（Giovanni Tortelli）的《正字法》（De orthographia）介绍了3440个希腊语术语的拼写形式，并且还推介了许多哲学家及其学派。
与教学法新方向紧密对应的，是所谓的“修辞革命”。这场革命酝酿于中世纪语法、修辞法与博洛尼亚法学家书房中的书写艺术（ars dictaminis）的蓬勃发展，由政治事务教授者主导，而其中最重要的开路人当数彼特拉克。“双边讨论”的论证技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可能反映了公众话语的重要性在意大利诸国和城市乃至整个欧洲与日俱增。从横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又一次繁荣的迹象。有关哪个教堂和宫殿更壮美的争议和论战，始终伴随着修辞上的天花乱坠。大使在原始文献中就是以“oratores”，也就是演说家的身份出现的。至此，修辞学进阶成为一门基础科学。它给出了艺术理论的标准和术语，为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用，而其本身——本书开篇引用的伽利略的对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也渗透到科学著作中。布鲁尼曾经借导师萨鲁塔蒂之口说：“在众神那里，还有什么比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探讨公众主题的方式，更能揭示可能被隐藏和掩盖的真相呢？”
最出色的修辞风格是西塞罗风格。这位雄辩家中的雄辩家，是议会和法庭上虽不可见但绝不沉默的代言人，他的方法一路畅行到瑞典城市隆德。这位顽固的共和国议员的信件和演讲中所包含的政治信息，并未阻碍他的修辞学在宫廷里广为流传。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5/1407—1457）是修辞学的另一位奠基人。通过担任教廷律师的父亲，他结识了古希腊语言学家乔瓦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1376—1459），学会了雅典语。在枢机主教乔达诺·奥尔西尼（Giordano Orsini）身处的罗马圈子中，瓦拉结识了布鲁尼、布拉乔利尼和其他人文主义者。他讲述了人们身着节日长袍在奥尔西尼宫举行集会、体验古罗马生活的行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者的浪漫。瓦拉所著的《拉丁语的优雅》后来成为拉丁语教材，在欧洲广泛发行。他将优美的拉丁语当作唯一能够表现真实的工具——用奥卡姆的话说，真实只存在于个体身上。
瓦拉才华横溢，他的对话语气奔放、嬉闹，修辞上颇有亮点。瓦拉同时还是一位批评大师，在四面树敌、激起舆情公愤方面可谓驾轻就熟。瓦拉曾于阿方索国王处短暂听差，也只有后者对他伸过援手，使其免遭那不勒斯的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在严苛的语言学研究过程中，他的批判艺术大为精进，然后延展到逻辑、语言、道德和对罗马法律术语缺乏准确理解的法律实践等其他各个领域。瓦拉反对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嘲讽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为“野蛮人”，更不放过波爱修斯和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后者虽具备崇高的美德，但对知识的理解是肤浅愚蠢的，而且只埋头于“辩证学家不足挂齿的推理”，却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阻碍了获取知识的更好途径。瓦拉的洞察力不止于此。他还将希罗尼莫斯翻译的《圣经》与希腊原文进行了比对，发现错漏频出，并推进了有关《圣经》的语言学研究。因此，他是路德和释经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先驱，后者更是对《拉丁语的优雅》推崇备至。同时瓦拉也第一个意识到，备受尊敬的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绝对没有听过保罗的布道。他的盛名（在一些人看来也可能是污名）源自其曾证实君士坦丁大帝的捐赠系伪造，这一发现导致他对教皇的世俗权力持批评态度。从1447年起，罗马教廷聘请瓦拉担任宫廷抄写员和秘书，直至其辞世。
瓦拉对尘世的现实生活感兴趣。他认为自由意志无法与神的绝对权力相协调，并总结了一段可上溯到波爱修斯的谈话。他关注的只有信仰，其余则依靠经验训练的理性。作为历史学家，他遵循修昔底德的分析方法，将修辞学置于哲学之上，称其为“万物女王”，能帮人们公正、无偏颇地洞察一切。他将其作为捍卫真理的武器，用来抵制被各种学派的教条所束缚的、毫无活力的哲学上的混沌呓语。他对许多学者的抽象理论提出批评，有助于打破获得“有用的知识”所遇到的学术屏障。简而言之，洛伦佐·瓦拉是启蒙运动的先驱。
意大利-希腊网络
然而，宽容在那个时代仍是外来词。拉丁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似乎无法想象天主教之外的世界，更别说向往了。但是，亚美尼亚、北非、拜占庭和罗马还是发展出了各自的上帝和多样化的宗教信仰。十字军东征和异教冲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天主教一统“西方世界”不过是一段神话传说。
有关传统的继承，尤其是柏拉图关于上帝观念的讨论，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各种宗教中难道不是都包含着有关人类起源的启示？上帝的“百种姓名”背后隐藏的难道不仅仅是无法表述的规律理念及言语统一吗？研究奥古斯丁的专家认为，柏拉图哲学中有一部分似乎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容；但丁从《蒂迈欧篇》中摘抄引用；彼特拉克则认为柏拉图的著作是启示的关键。但至此时为止，只有拉丁语版本可供解读，而拉丁语版本又是从阿拉米-叙利亚语翻译过来的。为了理解纯正原版，必须学习希腊语。巴巴罗萨的某位专职教士已经意识到，拉丁人的所有科学都来源于希腊。
正如罗马帝国曾被希腊文化征服，意大利也屈服于希腊精神。首开先例的是拜占庭南部，该地名在诺曼国王时代就已经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了。欧洲许多图书馆中都藏有希腊手稿，但只有少数人讲这种语言。贝里公爵曾在一本书中不无遗憾地注释道：“这是用希腊语写成的；无法读懂。”通过来自东方衰落帝国的难民，关于荷马和柏拉图语言的知识在意大利传播开来。薄伽丘赞助了来自南意大利（也有说是塞萨洛尼基）的莱昂齐奥·皮拉托（Leonzio Pilato），他在佛罗伦萨教希腊语并翻译荷马的著作。从现存的几百本手稿来看，希腊语曾在半岛上流通。在威尼斯的帕多瓦（通往拜占庭的门户），处于流亡生涯中的帕拉·斯特罗兹继续搜集其他手抄本，包括托勒密的宇宙学著作的插图版——该书由斯卡尔佩里亚的亚科波·迪·安吉利（Iacopo di Angeli da Scarperia）翻译，是制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希腊文艺复兴的另一位先驱，是专注于翻译教父作品的嘉玛道理会修士盎博罗削（Ambrogio Traversari，1386—1439），他曾得到过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支持。
串联起希腊-意大利语之间联系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朗切斯科·费勒弗（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在君士坦丁堡逗留期间，他曾担任威尼斯商会代表（Bailo）的秘书，之后为皇帝服务，从而有机会接触手稿本。赫里索洛拉斯的一个兄弟——同时也是费勒弗的岳父——曾教授费勒弗学习拜占庭的语言。回国后，费勒弗先是在博洛尼亚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去了佛罗伦萨。在这里，由于他同情美第奇的反对者，因此在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战败后，他不得不逃至锡耶纳。他后来主要在米兰、帕多瓦和罗马等地工作，并与西奥多·加沙（Theodor Gaza，约1400—1475）成为终生挚友，后者致力于翻译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的《植物志》等著作，并撰写了希腊文语法。此外，费勒弗还与特拉布宗的乔治斯（Georgios von Trapezunt，1395—1472/1484）保持着联系，后者是曾卷入众多论战的挑剔难缠的人物，也是柏拉图哲学的死敌。乔治斯曾跟随维托里诺学习拉丁语，并协助他翻译希腊语。
另一个联络人是费勒弗的导师，来自西西里岛的乔瓦尼·奥里斯帕，后来两个人成为同事。洛伦佐·瓦拉学习希腊语也多亏有他帮忙。奥里斯帕是一位充满**的手稿收集人，也是一位进取心极强的书商，在两次前往东方的旅程中，他收集到了价值极高的希腊著作。然而，当局禁止出口神学手稿，却对非基督教的手稿网开一面。奥里斯帕宣称收藏了柏拉图的全部作品。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费拉拉度过，正因如此，这里后来成了希腊研究的中心。他将西奥多·加沙带到了当地的大学。特拉布宗的乔治斯也曾在这里供职过几年。有这些关系密切的人充当先锋，希腊语尤其是柏拉图主义进入学术界的道路畅通无阻。加沙似乎是第一个在费拉拉阅读柏拉图教义的人。凭借精神本质、光的形而上学以及神秘的上帝形象，柏拉图提供了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给世人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当时，拜占庭帝国最后的荣耀深深触动了意大利。“希腊皇帝坐在教皇御座对面的一张丝绸面料装饰的椅子上，”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比斯蒂奇回忆道，“他的着装是希腊风格的，身披锦缎织成的长袍，戴着希腊式的小帽，上面嵌着漂亮的宝石。”人文主义者被深深吸引，拜占庭人看起来像是古典主义的“幸存者”。比斯蒂奇认为，在100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他们似乎都不曾改变穿衣风格。因此，巴塞勒斯约翰八世成为那个世纪被效仿最多的人物之一。皮萨内洛用他那蓄着胡须、留着长发、头顶希腊帽的肖像制作了一枚奖章。佩内利诺（Pesellino）和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将他的造型用作塑造当权者经典形象的模板。
智慧考古学
此时，拜占庭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是乔治斯·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os Gemistos Plethon，约1355/1360—1452）。他曾是希腊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他用一个无法翻译的希腊双关语“logikai archai”，表达了将思想的基本原则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的意图，从而创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archaiologia），其目的是依托上帝的清晨训诫以及被赋予新生的查拉图斯特拉，重建一种原初的神学。最有智慧的人难道不应该也是最年长的人吗？卜列东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的痴迷”和对纯正来源的渴望。对他而言，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并不陌生。据说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他曾师承卡巴拉主义者埃里萨奥斯（Elissaios），其作品的语言模糊隐晦，饱含深意，极富异国情调。就这样，他们推动了一种“神秘”的文艺复兴的发展，尽管他们仍属于启蒙、宽容以及一切现代普世主义之前的历史。
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抗议，体现在人们对宗教根源的探究，智慧的考古学家因而进入遥远的东方和神秘的混沌世界。人们研究埃及的传统和印度婆罗门的教义，聆听被视为祭礼创始人的诗人俄耳甫斯对神、宇宙和自然的赞美。所有这些活动的核心人物则是柏拉图，因为他能同时给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带来灵感。他的宇宙遵循严格的几何形状，恶魔穿梭其中；他眼中的神既不排斥知识分子，也不拒绝虔信者。历代神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想象，这种级别的教义完全是通过思考而产生的。无论如何，这其中一定有神灵的参与。然而，柏拉图自己似乎都没有意识到，神的启示会降临到他身上，就像摩西、保罗和穆罕默德一样。由此，一个大胆的谱系被建构起来，即柏拉图教义出自遥远的过去，与神同在。
这些就是通过历史推测将人类本身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的奇特例子，俄耳甫斯也因此被视作毕达哥拉斯的老师。反过来，他又将神的启示转告给柏拉图。仔细翻阅《圣经》就能发现，柏拉图哲学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确立：希腊化的犹太人将耶和华的对话者摩西当作希腊人和柏拉图的老师。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os von Caesarea）视先知耶肋米亚（Jeremias）为直系血亲，宣称柏拉图在埃及见过先知，并通过他聆听了上帝的训诫。因此，这位希腊人（柏拉图）就成了“阿提卡的摩西”（attischen Moses）。这一回溯似乎揭示了一项宏伟神圣的计划：在地狱中短暂战胜死亡的俄耳甫斯，难道不是基督的先驱者吗？毕达哥拉斯，这位类似耶稣的精神领袖和预言家，更是预示了救世主的出现。
11世纪时，普塞洛斯首次试图调和柏拉图哲学、神话和基督教义。他使《迦勒底神谕》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一部有关中东传统的占星术和魔法实践的奇书。卜列东认为这本神谕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启示。在他的笔下，波斯的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不着痕迹地化身为柏拉图之前的柏拉图主义者。因此，谱系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卜列东看来，查拉图斯特拉生活的时间比那场标志世界历史开端的特洛伊战争要早五千年。
这一巡游之旅表明，柏拉图哲学的基督化，以及其在佛罗伦萨的“伟大的”洛伦佐时期登台亮相（后文会再提及），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如果柏拉图的神将《圣经》里的上帝从宝座上驱离，那么三位一体神学的基本问题，包括“和子说”的讨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无法在各种宗教背后找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真理。事实证明，1450年前后的宗教纷争是把双刃剑，怪诞杂乱的“神秘教义”随之进入了欧洲主流话语体系。
当然，只要是参与者，就像柏拉图主义的狂热者，都容易被怀疑是异端。普塞洛斯以及400多年后的卜列东都受到了正统势力的批评。而在拜占庭，即使身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人物，卜列东也未曾受影响。彼时他已退居虽偏僻但如田园般的米斯特拉斯。特拉布宗的乔治斯将他、柏拉图和穆罕默德一道贬入三大异端。借助亚里士多德，他向卜列东提出异议，基督教必将成功驯服分裂与异端的挑起者柏拉图。特拉布宗的乔治斯尖锐地指出两种学说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两大哲学家针锋相对的思潮，并开创了以下这种错误的类比：亚里士多德对应旧时的中世纪，柏拉图对应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为了厘清这位出生于斯塔基拉的学者与其导师之间或实际存在或子虚乌有的矛盾对立，无数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引起论战无数，柏拉图的思想依然极具吸引力。他主张摒弃唯理智论，强调感觉的合理性、“直觉的智慧”和类比法。这一点与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是相通的，而神秘主义也借此走出了“莫测高深”的神学理论困境。卜列东的门徒贝萨利翁是支持柏拉图并试图将其学说基督教化的学者之一。卜列东本人的遗骨被放置于马拉泰斯塔教堂〔里米尼领主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的家族教堂〕壁龛中的一座荣誉坟墓里，这象征着柏拉图主义的日渐复兴。
枢机主教尼古拉·克雷布斯（Nikolaus Krebs）的哲学也显示出雅典人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尼古拉来自摩泽尔河畔的葡萄种植村库萨，因此也被称为“库萨的尼古拉”。他研究的正是困扰卜列东的问题。两人相识于费拉拉-佛罗伦萨宗教理事会成立之际。库萨的尼古拉认为，他在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os）的启示教义中，发现了“第一神学”的踪迹，该教义同时也奠定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基础。这位“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可能是同名的希腊神与象征魔法和智慧的埃及神托特（Thot）的混合体。柏拉图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的虚构文本以及犹太-基督教著作的合集，可能汇编于公元2世纪。赫尔墨斯（曾被视作三个同名的古埃及人）先是被阿拉伯人，后又在中世纪被拉丁人誉为集古老知识者、超强魔法师及神学家和文化英雄于一身的神。他的不朽促使拉克坦提乌斯将其归入基督教早期历史。一部被误认为是奥古斯丁所著的论文也将其视为三位一体的异教捍卫者。因此，由基督教神学家实际统治的“上帝之城”对赫尔墨斯主义的明确拒绝，并不能阻止其迈入文艺复兴时期。库萨的尼古拉将他的启示升华为伟大的哲学。
真理在小路上的呐喊：库萨的尼古拉的“对立统一论”
库萨的尼古拉生于1401年，作为一名教会政治家，他主张必须全力以赴消除谬误，并强烈反对胡斯派。平生以来，他一直仇视犹太人。然而，他认为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印第安人的宗教，甚至鞑靼人的宗教中都能找到某种真理，这一观点意味着距离东方与西方、南部与北部地区的和谐相融又近了一步。尼古拉惊异于古典哲学，他曾经说过，古典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仅靠反思就发现了“几乎整部福音”。
这名库萨人曾在代芬特尔市的现代艺术精神氛围中接受教育，后又在海德堡和帕多瓦研究教会法学，是中世纪神学在早期人文主义中最关键的对话伙伴。他于1433年创作完成《天主教的和谐》（Concordantia catholica），描绘了基于伪狄奥尼修斯的普世体系的图景。精神、身体及其混合体分别能生成九个等级、天使团和天体，将它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库萨的尼古拉希望，兄弟会所达成的共识能使教会中的等级原则变得没那么森严。他认为宗教会议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判断来源于上帝。决策的一致性能够确保事实真相。在信仰方面，只有统一的教会才绝对可靠。哲学上的推测演变成具体的政治理论。库萨的尼古拉用历史先例证实，宗教会议的地位在教皇之上。根据他的理论，由选帝侯、市民阶层、大学、神职人员和贵族共同参与和决策的集会，能够有效克服和弥补帝国制本身存在的缺陷，最终达成共识。
因此，自然法则为横向联合奠定了基础。主教的共识确立了教皇的地位，正如公民的共识使得世俗权力合法化一样。在帕多瓦学者马西利乌斯的基础上，尼古拉引用了如下观点：涉及整体利益的事，必须经过所有集体成员的同意。尼古拉曾设想过天使和魔鬼同在一个宇宙，是民主理论的前身。所有暴力，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可能隐藏在民众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热情洋溢的宗教会议至上主义者（他几乎与洛伦佐·瓦拉同时意识到君士坦丁的捐赠系伪造）成长为教皇的副手。宗教理事会是当时所设想的朝着宗教和谐迈出的最具体的一步，也促使尼古拉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在1448年将他推上了枢机主教的位置。在此之前，他能抽出更多时间创作关乎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所有世界性事件的意义和人性的哲学巨著。
任何对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个体主义观点感兴趣的人，都会在尼古拉那里领略到其对人类主观、通透的洞察，并了解到人是第二位上帝，通过自身作品展现自我这一观点。亚当从给事物命名开始赋予它们灵魂，为它们二次塑型。上帝创造了现实世界的一切，而人类则创造了观念的宇宙，这些观念既是事物的标志，也是思想的观念。尼古拉将耶稣基督视为最伟大的人、最完美的自我实现。他认为，基督与神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达成了人性与神性至高无上的统一。现实统一性的缺失，是由人类理性造成的。理性通过其创造概念的能力，对现实进行分门别类。因此，统一性被逻辑的泾渭分明、理性的条分缕析破坏殆尽，直至面目全非。人的理性虽然可以让人产生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错觉，但人只能认识到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认识到他是什么。因此，哲学仅仅是“人类对上帝启示的虔诚猜想”，这便是“有学识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
尼古拉的上帝不单单是柏拉图的神，但也相差无几。毫无疑问，他的信念来源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精神，坚信掌握可靠知识的最佳途径是数学。就这方面来说，尼古拉是科学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并与其中一些思想先贤保持联系，如学生时代就在帕多瓦与其结缘的托斯卡内利，以及在维也纳任教的天文学家格奥尔格·波伊尔巴赫（Georg Peuerbach，1423—1461）。在拉蒙·柳利的影响下，尼古拉尝试计算圆的面积，发现无限的圆与无限的三角形趋向一致。另一个例子是他建议把时间视为一系列“当下”的点状排列，无数最小单位的点用这种方式集合在一起。这个思想实验揭示了困扰尼古拉一生的首要问题，即如何使理性无法解决的矛盾对立重归统一，这类哲学的经典挑战是三位一体问题：它既是三位的，也是一体的。
求知欲和好奇心驱使库萨的尼古拉成为难得一见的人类精神推手。作为一个对无限性和具体本质同样感兴趣的学者，他希望回归个体的经验感受。感受本身就是现实的体现。用眼睛捕捉到的、通过理性领会的宇宙研究，其最终结果都导向对上帝的认知。总而言之，找出至高的神圣存在，才是根本。真相并不是模糊难辨的，正如尼古拉在其临终时所说，“它在大街上尖叫”。不同于过去，当时的神学理论开始助推实证研究的发展，对其论证更深入更透彻。尼古拉曾在其被视为新科学宣言的著作《论称量实验》（über Wiegeexperimente）中，阐明了其纲领。他要称重和测量，确定下降的速度，甚至将铃音和铃铛的重量联系起来。简而言之：理解所有可被理解的事物。通过探索所在的世界，人借此将自己当作万物的衡量标准，万物的可识别性源于善良的上帝通过万物不断传达着自己的事实。
对无限概念的推测，将尼古拉导向了一个戏剧性的论点：地球是运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目之所见具有欺骗性。在无限概念中，所有对立面均被消除。只有上帝是集静止和运动于一体的。因此，只有上帝是绝对的，宇宙不是。宇宙只是无边界而非无限的。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静止的，无论是地球还是其他天体。尼古拉描述了这些奇思异想——我们处在一个上帝图像的时代，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它的目光似乎都跟随着那些观察它的人，只有图像本身静止不动。他基于上帝的概念，而不是通过观察和计算，洞悉了所有运动的相对性，得出地球从未静止的论断。这一概念，超越了所有前人的思想，并且还是基于哲学的巧妙论证。尼古拉的宇宙论是由神学而非科学构成的。尼古拉神化的上帝是看不见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也是一直在场、一直与人类同在的。但他的观点并不是人类与地球中心说地位丧失的直接原因。
有了尼古拉，话语革命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他培养了苏格拉底式的怀疑。另一方面，他对亚里士多德发起了挑战：不仅对自然学者，甚至也对逻辑学家，对“矛盾律”的堡垒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呼吁界定界限并延展界限，为新的宇宙论奠定了神学基础。他也是第一个打破水晶恒星天体的人，根据传统观念的理解，该天体禁锢了宇宙的空间。至关重要的是，尼古拉（不是某个路人甲，而是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为前所未有的公正推理和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居心不良者认为他的话语涉及泛神论的立场，也是不无道理的。
认识事物的原因：伊壁鸠鲁的回归
在库萨的尼古拉看来，人是如此自由而伟大，完全不同于教皇英诺森三世曾批判的那样，认为人是罪恶中生出的不幸尘埃、粪便和“肮脏的种子”。在尼古拉的时代，有两位人文主义者针对教皇贬低和丑化人类形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位是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宫廷文人巴托洛梅奥·法齐奥；另一位则是詹诺佐·马内蒂。马内蒂是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令人不齿的反犹分子，这一点从他在莱昂纳多·布鲁尼灵柩旁的葬礼发言中便可听出。他的著作《论人的尊严与卓越》，呼应了法齐奥与教皇英诺森更偏爱的静心养性、忏悔祈祷的生活方式。这个佛罗伦萨人认为，身体绝不是酒囊饭袋，它从在眼睛间筑起一道墙的鼻子到大拇指，都是最为精妙的安排，因此其更多的是造物主精妙绝伦的艺术杰作，摘得了造物主所有作品中的桂冠。他认为，以上帝为形象创造出来的人，本身就是神，上帝为人创造了世界、自然和历史，而人是它们的第二个创造者，人是雕刻家、画家、建筑师、诗人、学者和圣贤——人的职责在于仰望上帝和天体。现在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已经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提升。人生来是为了在这美丽世界体验幸福生活，而不是艰难地沿着圣地亚哥朝圣之路走向死亡。
然而，人类的庆祝活动并不仅仅是一种时代情绪的表达。事情往往比这要复杂得多。此外，蔑视世界的传统依然存在。波焦·布拉乔利尼创作了《妙语录》，这是一篇不仅滑稽还时常出现情色内容的短篇小说。此外他还有一篇关于苦难人生的长篇论文，将人的苦难归咎于命运的黑暗力量的肆虐。第一个聚焦于此的，是马萨乔创作的壁画《三位一体》，画中除了三圣外还有一副骷髅架，其后有一句表现人生短暂的格言：“我曾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也是你们将来的样子。”令人振奋的自信、荣誉心、对美的沉溺以及求知欲，只是15世纪的一个侧写；而在这场伟大对话中不断向外延伸的视野，才是15世纪名副其实的标签。
当一些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柏拉图精神世界遨游的同时，另一些人正在讨论一种向崇高的唯物主义致敬的哲学，这是欧洲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地方。它的灵感来自布拉乔利尼在富尔达修道院的发现，即卢克莱修于公元前97—前55年创作的教谕诗《物性论》。一方面，它尽力摆脱基督教的世界学说，另一方面又升华了光的形而上学，并且第一次传授了对伊壁鸠鲁教义更深层的认知。此前人们只能通过西塞罗、塞涅卡和基督教神学家的零星摘抄和引用了解这些教义，而现在，伊壁鸠鲁的整个思想体系以诗歌的形式在人们眼前一一呈现。这种脱身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科学、被视作希腊思想“最外沿”标志之一的哲学，究竟讲的是什么？
卢克莱修将近7400行的六音部诗，以极高的文学造诣传达了其核心思想。仅仅阅读其中的第一节，一首对爱神的赞美诗，就会让人想起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
维纳斯，生命的给予者，
在悄然运行的群星底下，
你使生命充满航道纵横的海洋，
和果实累累的土地——
因为一切生物只由于你才不断地被孕育，
只由于你才生出来看见这片阳光——
在你面前，女神啊，在你出现的时候，
狂暴的风和巨大的云块逃奔了，
为了你，巧妙多计的大地长出香花，
为了你，平静的海面微笑着，
而宁静的天宇也为你发出灿烂的光彩！
诗人认为，宗教用残暴的方式压榨民众生活，而伊壁鸠鲁战胜了宗教。可以想象，《物性论》如何影响了这样一个嘲讽僧侣，将罗马教皇视为人性耻辱化身的时代。而与此同时，触犯圣律的罪人，只能懊悔和畏缩地屈服于死亡和审判。尽管如此，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还是教导人们，诸神依然存在。它们是不朽的，并且生活在永恒的幸福之中，但是它们不会干涉人类事务。因此，对待它们，我们既不必心存希冀，也不必心怀恐惧。卢克莱修嘲笑了“算命先生”、牧师以及带有惊悚色彩的恐怖童话，宗教正是借这些无稽之谈来扰乱生活的。他想通过观察自然及其本质，将“人的精神从错综复杂的宗教中解放出来”。
这样一来，这首诗就转向了宇宙学。没有什么是无中生有的，只有真空和在感知阈值之下移动的原子。它的形式是有限的，但是每种形式的原子无限多，其运动也不受任何更高层级力量的掌控，这就是自然现象呈现多样性的原因。就像字母通过规则连接成单词一样，原子按照自身规律聚集在一起，原则上人类应该能推断并总结出这样的规律，但卢克莱修也承认，目前还无法做到。在他眼里，宇宙是无限的，充满生机和生命。也就是说，与尼古拉一样，他眼里的宇宙没有中心。卢克莱修似乎确定，宇宙不是神灵创造的：为什么原本开心幸福的神明会突然想放弃自己平静安宁的生活而去创造世界？这个世界如此残破和满目疮痍，野生动物云集，瘟疫横行，这种状态无法让人信服这是上帝的杰作。在这个远离神灵的世界，粒子在虚空中飘浮着，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类命运不由天意决定。卢克莱修将我们眼中的精神和灵魂，看作如同手和脚一样的身体组成部分，精神、灵魂与肉体是紧密相连、无法分割的。灵魂也会凋亡，死去并无意义，思想和感觉会随着身体一道陨落。人们对地狱的恐惧，在卢克莱修看来，纯粹就是恐怖童话的产物。死后的生活对他而言并不存在，最重要的是尘世生活：他的诗事无巨细地描写感官感受，尤其是爱情的痛苦和欲望。
在第五卷中，卢克莱修试图阐明人类社会、技术和城市是如何产生的。他消除了最初的文化英雄，以及恶魔和奇美拉或半人马之类的神话生物。因此，他解释说：为人带来火的并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闪电。语言正如概念一样，都是在儿童牙牙学语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文化的凝练则需借助书面语言和生活经验来实现。有关强力神灵的想象，只能提供灾难出现的原因，以及帮助人们解释自然法则。卢克莱修认为，朱庇特以闪电的形式进行惩罚的说法是无比荒谬的，并利用自己的哲学长诗充当启蒙教材。他问道，为什么闪电在不毛之地是无差别袭击的？为什么它没有在罪犯实施犯罪行为后马上击中他？
伊壁鸠鲁的基督教反对者曾炮制了一篇恶意中伤他的传闻，传闻认定见过他沉溺于无所顾忌的贪食和肉欲中。卢克莱修在其广为人知的一段诗中写道：
即使在拥有的时刻，
**也在恋人之间的不确定与疯狂中摇摆。
他们不知道，他们眼睛和双手能首先给谁带来愉悦。
他们会熟练压制，自身的渴求欲，却承受了身体的疼痛，
他们轻咬嘴唇，彼此亲吻。
他宣称，正是因为欲望从未得到彻底满足，人们才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与柏拉图的思想一样，卢克莱修的哲学也认为不存在绝对，而认为“存在”在于事物内部。历史是无止境的系列演变和消逝，没有目的。经历人间苦难，是为了生活的美好。伊壁鸠鲁认为，心灵平静安宁是一种理想的心态，并将这种状态称为“ataraxia”。这意味着没有**、强迫、恐惧和痛苦。为了获得这种平静，他建议采取一种隐秘无闻、回避政治的生活态度。卢克莱修这样描绘这位哲学家：即使他站在安全的海岸上，也会观察在海浪中颠簸的人，不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理，而是为自己能与世界的混乱保持安全距离而感到幸运，“善守以智者教导为基础建起的殿堂，是世界上最美好快乐的事”。
从这一个点上，伊壁鸠鲁的思想与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发生了碰撞。洛伦佐·瓦拉还尽力尝试，将希腊人的教义与基督教道德联系起来。在他1434年前后完成的《论真善与伪善》的对话中，妓女的情欲最终征服了她们的德性。驱动人们产生强烈追求精神或肉体欲望的，是兴趣，而不是苍白的“美德”。最重要的是，它鼓励自我保护，宣扬虚伪的纯洁、贞操、殉道甚至自杀的所谓“美德”——在瓦拉看来都是可疑的。只有那些要求别人为祖国而死的人才将这些“美德”视为理所当然。死者无法从名誉中获得任何利益，但那些将他们推向死亡的人却未必。瓦拉认为，人们理应从生活中那些愉悦、美好、有益的事物里获得享受和快乐，与伊壁鸠鲁一样，他也提倡享受身体的愉悦。但是真正的善——此处他的谈话开始带入宗教色彩——只有在天堂才能实现。不存在完全自发的善。只有能带来永恒幸福的才是善的。基督教的爱、善与乐，“心智的快乐律动和身体的甜蜜舒适”是一回事。不是哲学，而是信念，也只有信念才能为快乐设定标准和目的。只有在基督教爱的包围中生活，才能被称为幸福的，“充满喜悦的”。
瓦拉撰写对话时，布拉乔利尼的卢克莱修手稿可能还安稳地躺在尼科利的藏书阁中。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再也不敢公开表达对伊壁鸠鲁的兴趣，这可能与布拉乔利尼的发现无关。显然是该展开针对伊壁鸠鲁教义的讨论了。在此之前，这名被视为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一直是被刻意忽略的边缘人。但丁将他弃置在专为异教徒打造的地狱火焰囚棺中。但是现在，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展，先是在基督教的核心地带——意大利，然后在半个欧洲范围内，人们都开始讨论伊壁鸠鲁和歌颂他的诗人卢克莱修。没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世俗的活动范畴在此期间变得多么广阔。令人惊讶的是，这首教谕诗甚至没有出现在16世纪宗派斗争的禁书名单中。
该书第一部副本是尼科洛·尼科利制作的，总共保存了超过50份手稿。印刷版快速跟进，而且书序中通常保留适当的提醒与免责声明。对虔敬者来说，它实在令人憎恶，但也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还对学者们发出了挑战。维吉尔在他著名的《农事诗》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幸福啊，能够知道物因的人，能把一切恐惧、无情的命运和贪婪的阴河的嚎叫踩在脚下的人！”认识事物的成因，无惧复仇神灵、客观地看待世界——这一纲领是由卢克莱修带到现代欧洲的。他不仅启发了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贝尔纳多·塔索（Bernardo Tasso）、蒙田和莎士比亚等人，还对尼采的哲学产生了影响。正如其教谕诗所暗示的那样，随着作为一切推动者的上帝及其使者的离去，因果关系的问题得以重提。但直到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物性论》中展开论述的宇宙论和原子学说才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阿尔贝蒂：通往世界的窗口
卢克莱修和库萨的尼古拉这两个名字，代表的是两个互相对立的精神世界。如果说佩戴巨蟹徽章的枢机主教——青年时代曾是卢克莱修的仰慕者——认为人本身就近似于上帝的话，那么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两者则毫无关联。与库萨的尼古拉协调统一哲学中的宇宙观相反，伊壁鸠鲁认为我们所认为的“存在”，不过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材料汪洋，一切皆处于流动之中，将“存在”凝聚在一起的，是无序随机的原子运动，而不是四处涌动的海底。把卢克莱修看作一位诗人，或者像瓦拉一样把他的思想纳入基督教世界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虽然古代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地位暂时仍未动摇，但欧洲思想界第一次转向现代物理学宇宙观，从最小的原子到恒星乃至更广阔的范围。此外，世界继续扩展着它的边界。土壤可能**下流，如波焦的《滑稽故事》《妙语录》，充斥着性事、好色僧侣、被“戴绿帽”的**丈夫以及专制强权的当权者。接着，疯长的灌木丛掩盖了这一切，就像罗马的情况一样，波焦同样也曾在这里考察古代铭文。
古迹化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者。比如，据说波焦在他的考察过程中，遇到了罗马教皇秘书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1392—1463）。这仍是一个贪求收集摹绘作品与书写记录的时代——不只有罗马宫殿才有古代雕像和浮雕、宝石和硬币。比翁多想要逐个区域搜寻罗马的古代遗迹及基督教教堂。在普林尼、斯特拉波和托勒密等名家的基础上，他创作出《意大利图志》（Italiaillustrata），并借此将考古范围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想法很新颖。在他去世后，其未完成的从罗马衰亡直至1441年的意大利史使其声名鹊起。人们奉他为吉本的领路人，罗马伟大成就的记忆守护者，以及文艺复兴的先驱旗手。他的《胜利的罗马》（Romatriumphans）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一部史料丰富、充满思辨的文化史，内容涉及诸如行政管理、军队事务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面对异教徒时，他试着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而不是用信徒的热情去看待他们。比翁多还被历史语言学家视为学科奠基人，他曾力图求证，是“野蛮人”的大举入侵，才催生了“Volgare”（意为“庸俗常见”）这个脱胎于拉丁语的词。他曾想考察葡萄牙人的大西洋航海史，但该计划终究未能实施。这一规划为人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
同时，这也为那些着手在希腊探寻古文化的人打开了新的大门。佛罗伦萨教士克里斯托福罗·布隆戴蒙提（Cristoforo Buondelmonti，1386—约1430）是最早描述此事的人之一。他把印象见闻都写进《群岛录》以及寄给尼科洛·尼科利的报道克里特岛情况的纪实信里。有一次他说他遇到一个威尼斯人，这个人拥有一座古董雕像花园，并经常在那里阅读但丁的作品。他还讲述废墟和人物，并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寓意。他还搜寻到了赫拉波罗（Horapollon）的手稿《埃及象形文字》，这是一部探讨埃及文字在古典时代晚期解读方式的著作。人们似乎找到了一把开启远古时代秘密的钥匙，这一发现使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热门文献之一。
批判精神再度风靡。希俄斯岛上的墓穴是否真的属于荷马，布隆戴蒙提不置可否。很显然，这个地方是一个热门旅游景点；来自安科纳的商人佩兹柯里的西里亚克（Ciriaco de'Pizzecolli，1391—约1455）对此充满景仰。他与比翁多一样，也是一名考古学家和收藏家。虽然技法尚不纯熟，但他却乐此不疲地摹画并保留了很多古典历史文化，这些文化古籍原稿早已失传。在旅途中，他经常甘冒遭遇土耳其人的风险，足迹踏遍爱琴海群岛、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和开罗，沿途记录城墙结构，复制铭文碑刻，摹绘人物，收集宝石、小雕像和硬币，还曾为教皇尤金四世讲解罗马古董的背景知识。他的素描随笔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模板。他是一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与古典相遇后，他经常将之与自己的好奇心搞混。比如，除了祈求上帝，他同时也祈求水星为自己的行程保驾护航，或认为在海上听到缪斯和海中仙女一起唱歌。这位安科纳的奥德修斯是新游历艺术的杰出代表，这种艺术形式不是或者说不是仅仅为商业利润或灵魂救赎而服务的，并于16世纪时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游历理论”（Apodemiken），提供从就医需求到系统参观等一系列有效建议，其实就是分享经验。
早在西里亚克的时代，文艺复兴伟人之一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就开拓了人文主义运动的新维度，对传统风俗进行理性思考和系统渗透。人文主义者拉波·达·卡斯蒂格里昂起奥（Lapo da Castiglionchio）如此描述他：“我非常赞赏他的思想，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这样一个人，无论他专注于哪个领域，都能轻而易举地超越所有人。”这样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有人能成为尼采笔下的“幽灵”（Golem），或者“全才”（Universalmensch），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他出生于热那亚，是一名佛罗伦萨流亡者的私生子，大学期间攻读法学专业。毕业后从事神职工作，后为负责起草教谕、通谕及其他书面材料的罗马教廷文书担任速记员，这两份工作帮他顺利度过危机。在一部很可能是自创的传记中，他自诩为全知全能者。凭借钢铁般的意志，他还想成为科学家、画家和雕塑家、标枪手、音乐家，甚至登山者。作为骑手，最桀骜难驯的野马在他面前也要战栗。他甚至声称可以预言未来，还说起自己在刚满20岁时，为了不被法律学习彻底压垮，就跑去创作一部戏剧，并投入物理和数学研究。总之，这个托斯卡纳选区的人，确实有妙语连珠的才能。有关他生平的长篇累牍的记述中，有很多萨凯蒂和布拉乔利尼式的诙谐幽默。
阿尔贝蒂的容貌是通过一枚可能是其自制的勋章流传下来的。这一侧面画像是按照古代统治者肖像模板截取的，凸显了他自身的特质，一只从头骨上撕开来的长着翅膀的眼睛，盘旋在物体上。那是一只“不懈探索者”的眼睛，是所有精神、手工和艺术创作者的眼睛，它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汲取了独特而非凡的享受，阿尔贝蒂曾在《艺苑名人传》中这样说。那句神秘的座右铭“下一步是什么呢？”可以看作要求自己不断思考、不断阅读。阿尔贝蒂翻阅每本书时都是这样做的。他并不是一个封闭在自我世界里的单面形象，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被人文主义者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幽默地戏称为“变色龙”的人。他的作品主题丰富，像彩虹一样七彩斑斓，无法套入某种特定的公式。阿尔贝蒂时而是一位闲谈者，时而是讽刺作家，时而是沉着冷静的顾问，时而又变成思想深邃的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收藏家、谨慎细心的秩序维护者。其创作题材涉及挽歌、田园诗、抒情歌谣、情诗和一首纪念琉善的《苍蝇赞》。受枢机主教普洛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的委托，阿尔贝蒂着手从罗马南部的内米湖底打捞两艘古沉船。虽然这次冒险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却激发他写就一篇探讨罗马轮船构造的学术论文《海军》。而他为刚刚亡故的狗所写的悼词《犬》，则是以古代君王赞歌为范本创作的讽刺文学。这条狗真是一只神奇的动物，出身尊贵、思维敏捷、尽责谦虚、受过高等教育且善于辞令；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晚上对着月亮唱歌，似一名圣僧，没有赌博恶习、滴酒不沾，无论冬夏总是赤足，穿着同样的长袍来回穿梭。
《论家庭》一书具有类似的优点。它展现了佛罗伦萨中产阶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思潮和未来走向，涉及生活日常、婚姻、友谊和家政琐事等。其中除论及简单平淡的市民生活之外，还前往自家农庄，前往被绿植、鲜花、香气和鸟鸣声环绕的心灵静地和精神故乡。这一休闲胜地，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犹疑挣扎、精神紧绷的知识分子永恒的心之所向。该议题长期以来一直广受关注。在兰迪诺的《隐士会谈话录》中，阿尔贝蒂倡导哲学反思，主张修身养性。
阿尔贝蒂的大部分著作都反映出一位惊叹于世间万物、旨在对其进行研究和测量的人文主义者形象。莱昂对古罗马的精确描述要早于比翁多，其所著的《论密码的构成》指导人们如何为文本加密，《数学游戏》也为曼图亚的宫廷带来娱乐消遣。像库萨的尼古拉一样，他尝试研究如何计算圆的面积，恣意评论牧马业和农业问题——他本人也是乡野村夫的守护者——并撰写了托斯卡纳文法。与对新事物的兴趣以及对如何实现静心养性的思考相矛盾的，是不安、怀疑、极度的悲观主义和刻薄的嘲讽挖苦。小说《莫摩斯》讲的是一个阴暗的英雄：亵渎之神、吹毛求疵、批评家中的批评家、人群中无神论和其他灾祸的策划者。这部作品通篇都在对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的哲学家进行冷嘲热讽，刻画了滑稽可笑的神灵和隐藏在假面背后的卑劣人性。最终，天神离开了这个失去道德和理想的世界。
为《餐桌谈话录》提供灵感和启发的，还是琉善。这本书与《论家庭》几乎同时完成，却展示了与《艺苑名人传》里爱慕虚荣、自信满满的创作者完全不同的形象。在其中一章中，刚刚死去的尼奥夫努斯的鬼魂遇到了老朋友波利特鲁普斯的亡灵，便询问他阳间的人都在做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们都疯了！”尤为心酸的是，当灵魂离开身体、最后一次飞向所爱之人时，尼奥夫努斯却发现，他所爱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反而都为自己的死感到高兴，妻子甚至已经与管家共赴爱巢了。伪善、贪婪和背叛无处不在。他对精神反复无常的人类对抗命运女神福尔图娜的能力存疑，这种不信任奠定了《餐桌谈话录》嘲弄讽刺和酸楚苦涩的基调，而在《论家庭》中还是另一番图景：在那里，美德是能克制天命的良药。正如欧金尼奥·加林（Eugenio Garin）所指出的那样，前者的悲观立场仍然是时代的典型主题。
对我们来说，作为一名时代的思考者，阿尔贝蒂无疑比之前所有的伟大先驱看得更清晰。他的写实自画像横空出世，画中没有上帝，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让阿尔贝蒂真正成名的作品，均着眼于完全世俗化的客体：它们是艺术理论专著、雕塑、绘画和建筑。《论雕塑》中他对雕刻艺术的见解前无古人，而《绘画艺术》更是系统论述这一主题的开山之作。《建筑十书》参照了维特鲁威的相关著述。它们均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关于建筑理论的文献。
他的绘画论著首次提出了中心视角理论。阿尔贝蒂接受了金字塔形视线学说，得出图像的新定义：图像表面应理解为一个视觉金字塔的切割平面，就像一扇开着的窗户，“我透过它观察所画之物”。阿尔贝蒂想表现客体的世界。他是坚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依靠经验阅历而不是梦幻理念。
同时他也是古典主义者，信奉中庸之道。他认为，丰富性和多样性应该占上风，但不能太过。每幅画上的人物数量都不应超过9个或10个。地毯上的花团锦簇、秋日里的华美富丽，都与绘画理想背道而驰，艺术的修辞规则得以被“重新思考审视”。画家不应像以前那样言之无物，而是要培养从容稳重的言说方式。紧随修辞原则之后的，是他的建议：避免硬性过渡，并要求保持礼貌、得体和丰富多样性。阿尔贝蒂首次让造型设计赢得关注，即人们所称的“文艺复兴美学”。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以及斐波那契的算术理论，能够辅助修辞学设计出黄金比例。阿尔贝蒂借自由艺术发展自己的理论，将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水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使它们变得更科学。他还发挥想象力。虽然模仿自然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合理安置好目之所见，找出自然现象中的最优选并将其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画家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猴子”。话虽如此，在《餐桌谈话录》中对人类能力感到绝望的阿尔贝蒂还是认为艺术家可以被视为“第二位神”，他们能够创造从未见识过的、自己的世界。
《建筑十书》的高含金量，并不只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建筑师和建筑顾问。建筑大师马修·德·帕斯蒂（Matteo de' Pasti）在设计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诺教堂外立面时，阿尔贝蒂也给出了一些提示，构想了位于佛罗伦萨的鲁切拉宫和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外墙（插图30）。在曼图亚，他参与圣安德肋圣殿和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的建造，并合作建造了乌尔比诺的公爵府。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历史古迹的建筑风格，但他从来不会止步于简单重建，而是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建筑遗迹中获取灵感，发展出独特的新风格。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都是如此，他们从未精确复制过任何古代建筑。
插图30：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新圣母玛利亚教堂，佛罗伦萨，正面，1456—1470年
这本建筑学专著提供了大量关于建造技术的实用指南，有史以来首次对古代圆柱排列秩序进行了精确记录。美的理论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筑物各个部分的对称性。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例均要恰到好处。对阿尔贝蒂来说，“美”是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数量、独特的比例和殊异的排序”组成的和谐多重奏。这里的声音隐喻是有依据的，因为此时的阿尔贝蒂确实想到了音乐。如毕达哥拉斯意识到，它们的和声、八度音或第三音，可以用弦长，也可用数字表示。毕达哥拉斯的推测为阿尔贝蒂——以及其他更多的建筑师，从弗朗切斯科·迪·乔治（Francesco di Giorgio）到安德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悦耳动听的音调比例及其建筑对应物，最终反映出创造和谐托勒密宇宙的标准比例。她的美丽指的是苍穹中永恒的、从字面上说是“超自然”的音乐，因此也指上帝的艺术。
在阿尔贝蒂看来，美是讲究经济学的。他与维特鲁威都将美定义为符合规律的对称性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一致，建筑工程必须使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定义在无损愉悦度的前提下也适用于其他艺术类型，任何人都无法添加、删除或更改任何东西。阿尔贝蒂以圆柱排序阐明了什么是“多样性”与“丰富性”。排序规则与自然的多样性相对应，除了符合几何学，还要遵循其美学的第二准则。对本就具有结晶质般美感的建筑物而言，所有装饰都只是锦上添花。阿尔贝蒂的建筑和图片，绝非只是功能导向的。但是，如果不遵从方便实用的标准，那么它们也无法赢得青睐。对于旁观者而言，这种特殊的美是要唤起整个世界的情绪感受：洛伦佐·瓦拉从其伊壁鸠鲁式的根源中感受并同时散发出的内心活动和喜悦兴致。
方济各会修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约1445—1514/1517）在15世纪末延续了阿尔贝蒂的几何美学。他所著的《论神圣比例》一书，主要论述的是由欧几里得率先计算出来的黄金比例。在1494年出版的《数学大全》中，帕乔利第一次介绍了复式记账法，容易使人忆起商人理性与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记账方式是1340年前后在热那亚发明的，但在北方，直到17世纪才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一位对抗现代的骑士
1432年前后，意大利北部某个地方。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斯坦（Oswald von Wolkenstein）聘用了一名可能师从安东尼奥·普奇的画家。他了解自己的专长并且知道如何“自然”地绘画，因此没有在画作中隐藏任何东西——例如肥厚的双下巴，以及遗传疾病导致的松弛耷拉的右眼睑（插图31）。沃尔肯斯坦让画家对象征动**生活至高荣誉的勋章进行细致临摹：由阿拉贡的埃莉诺（Eleonore von Aragón）颁发的壶和狮鹫勋章，以及西吉斯蒙德皇帝在纽伦堡的帝国议会授予他的匈牙利龙冠勋章。这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精心打理过的浓密卷发上戴着一顶珍贵的白边礼帽，身上的红金锦缎长袍也是镶了毛边儿的。画中人很富有，而且显然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是德语国家中第一个拥有自己肖像画的诗人。
这个似乎穿越了500年向我们眨眼示意的人，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奥斯瓦尔德于1376年前后出生在蒂罗尔山谷的舍内克城堡，该城堡位于南北通道周围林木繁茂的山区。作为家中次子，他不得不外出谋生。战事频发的欧洲就是他的课堂。10岁时，他成为一名游侠骑士的随从，走遍欧洲，后来也涉足商业贸易。通过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旅行，他结识了很多诗人和歌手。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激发了他极大的模仿欲。奥斯瓦尔德风趣幽默，走到哪里都备受欢迎。他会“拉小提琴，敲鼓，吹口哨”，醉酒更是家常便饭——“来两升，我们口渴……拿酒来！拿酒来！拿酒来！”；他对女人格外迷恋，尤其对那些年轻姑娘和她们的“嫩白小手”。在一个不眠之夜，他备受煎熬，强烈思念自己美丽妻子格蕾的身体，“你的嘴不停地唤醒我体内的**/令人牵肠挂肚地哀叹”。所以他希望她可以极尽功力，“令小床发出震天声响”，多么情欲高涨！“大嘴亲吻着小嘴，大舌缠绕着小舌，**紧贴着胸肌……”这些文字中的奥斯瓦尔德，抛却了所有的诗性自由与不知所云，活得如此生机勃勃，犹如他的肖像画一样。
插图31：意大利北部绘画大师，《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斯坦》，诗歌手稿 B卷的封面图片，1432年，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州立图书馆
这幅肖像画还是诗歌手稿B卷的封面图片。该手抄本集是因斯布鲁克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包含了很多有关天堂地狱、流年易逝、春宵短暂的诗歌，还有对婚姻重负、爱情悲苦和内心欲望的倾诉，以及歌颂战争和美丽5月的诗行。最重要的是，这位掌握多种语言、能言善辩的骑士诗人宣称，凡曾所赴的“冒险之旅”，他都会在途中写下自己的经历。
如果他的诗歌可信的话，他的足迹遍及英格兰、苏格兰、瑞典，甚至抵达了耶路撒冷。他不仅曾身处鲁普雷希特国王对战维斯孔蒂的行军队伍，也作为一员士兵参与了航海家亨利王子征服北非要塞的休达战役。早先，奥斯瓦尔德与西吉斯蒙德国王建立了联系，受其委托出使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陪同后者参加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他赞美漂亮女人和抱怨城市昂贵的十字路面——“因我想到了博登湖/此时想起钱袋令我心生隐痛”——贯串了一整首诗。他与胡斯派，也许还与威尼斯人作战。1432年，他的身影出现在伦巴第大区，这里也是他肖像画的诞生地，并以皇家参议身份列席巴塞尔宗教会议。
这种马不停蹄生活的下半场，在他的蒂罗尔的家中上演。在这里，奥斯瓦尔德饱受争议，对他的敌意也无处不在。他曾在布雷萨诺内的主教处短暂供职，在那里他拥有一处居所。1417年，通过与一位皇室直系后裔联姻，他实现了社会阶层跃迁。随后他又参与了同阶层人组成的“大象联盟”，共同反对其统治者哈布斯堡的腓特烈四世。这位公爵似乎是正在成形中的诸侯王国的化身，也是自由散漫的贵族的天敌。他居住在自己紧挨陡峭山坡而建的城堡和塔楼里，号令一方。那时，这位老牌精英正处于历史的夹钳中：雇佣军挤走了正规军，孩子越生越多，土地却并没有随之增加，现有土地不得不被一分再分。其拥有的田地和森林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却还不得不为比赛、狩猎、说唱集会和众多情妇筹措费用。
城市里的商人，有些早就比这位身居破旧漏风围墙里的骄傲骑士生活得更富裕。奥斯瓦尔德借一首沃尔肯斯坦的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事实。歌中商人对朝臣说：“（骑士的）马上比武和刺刀拼杀，/我从不知晓。/我有一个满满的背包，/我的手在里面触到了，/金，银，宝石/我抽取了足够的钱财……”实际上，马上比赛的能力在当时已经是贵族名流最后的压箱底技能了。为了凸显与一般富人的不同，许多贵族不得不负债累累。奥斯瓦尔德将放高利贷者诅咒至地狱的第六层，让他们在那里遭受蛇和蠕虫的折磨。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参与战事或在宫廷当职碰碰运气，或以抢劫为生。
暴力通常是首要而非最后的政治手段，有时它以仇恨作为掩护。直到16世纪，国家日渐强大，它才逐渐淡出。通过在内部建立法律保障、消除仇恨和死刑的方式，腓特烈四世还剥夺了一部分贵族特权。这个神压倒一切的国家当然还需要供养其士兵和官僚，于是税赋变得越来越高，土地缩水的贵族们出于自身利益，试图转嫁负担，榨干农民兜里最后一分钱。该机制被视为15世纪暴动频发的原因，它的致命影响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正是这些同时代人也看不清的相互关联，困扰折磨着这个沃尔肯斯坦人，并使他陷入了关于遗产、土地和金钱的激烈争夺中。有一次他从哥哥那里偷走一些金币和珠宝，为此差点在决斗中丧命。尽管父亲遗留的豪恩施泰因城堡他只继承了三分之一，他却将所有收入都敛入囊中，冲突再次爆发。被敌人抓住并饱受折磨后，奥斯瓦尔德落在了公爵手里，最终不得不妥协屈服。他不加掩饰地说：“我可能已经生活了40年，或许还差2年，我在欢闹、肆意、创作、歌唱中度过。”
像其他人一样，奥斯瓦尔德也希望能得到国王以及公爵其他竞争对手的援助，但奈何他们鞭长莫及，无法使他免遭困苦。在菲默法庭（Femegericht），他以独立陪审员的身份走上了自己的法律道路。在他身上，可以窥见当时围绕国家形式，围绕君主制或等级制国家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剑拔弩张的一面。胡斯战争以及法国贵族组织和帝国城市联盟的背后都有各种冲突。
在当时的情形下，沃尔肯斯坦还在奋勇抵抗。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国家政权日益巩固的时代——他认为这是“病态的时代”——越来越没有地位了。1445年，奥斯瓦尔德在布雷萨诺内附近的新施蒂夫特修道院与世长辞，终获安宁。作为诗人，他特立独行，但并不是最后一批在中世纪末期，与日渐强大的早期现代国家进行无望搏斗的骑士之一。
走出意大利：欧洲人文主义的开端
虽然奥斯瓦尔德曾在全球各地旅行，其掌握的众多语言中还包含拉丁语，但他的世界似乎并没有受到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的影响。总的来说，“人文研究”只是在缓慢地走出意大利的边界。最早的迹象出现在阿维尼翁和巴黎的神学中心，其开路先锋是14世纪巴黎大学最重要的学院纳瓦拉学院（Collège de Navarre），该学院位于巴黎拉丁语区，由腓力四世的妻子纳瓦拉的胡安娜（Johannas von Navarra，1273—1305）赞助修建。这个显赫的姓氏体现了该学院在知识界广泛的影响力。14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的尼科尔·奥雷斯姆曾在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院长，其继任者之一是皮埃尔·德艾利（Pierre d'Ailly，1350—1420/1421），同样也是博学的思想家。皮埃尔从一名家境殷实的屠夫的儿子，一直做到了大学总务处长，最后成为一名枢机主教。他与自己的学生、继任者让·格尔森（Jean Gerson，1363—1429）一起被评为政治架构师，成功阻止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的教派分裂。其神学著作围绕着如何平衡理性与信仰，不同的星体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能对所有地上生命产生影响——以及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对立展开。当然，德艾利并不是完全世俗化的，在后来的几年中，他受到世界末日的感召，也写过一些神秘主义和和禁欲主义的作品。如他写于1410年的《世界形象》将地球的形状比作苹果，做出这种假设的依据是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历史文献。该书的印刷版偶然落入哥伦布手中，自此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德艾利和格尔森一样，很少被视为真正的“人文研究者”。但是，两人都对来自邻国意大利的新思想持开放态度。格尔森年轻时的诗歌带有彼特拉克风格，他认为法国缺少历史学家并落后于意大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玫瑰传奇》引发的论战中，他站在了其“精神女友”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一边。他在教学方面的抱负似乎带有人文主义色彩。其将近500篇作品中，很多都是神学论著和道德行为指南，流传甚广。
大部分法国人文主义者为王室和贵族服务，也为主教或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服务。他们想方设法掌握西塞罗式的拉丁语，有时还加上乱涂乱画的希腊字母。他们去意大利，或者向到法国求一份奉薪神职的意大利人学习——比如为奥尔良公爵路易（Herzog Ludwigs von Orléans）当差的米兰人盎博罗吉奥·德·米格利（Ambrogio dei Migli）。1388年，阿维尼翁枢机主教的内侍让·穆雷特（Jean Muret）在宗教宣传手册中发表了一篇关于《论鄙视死亡》（Verachtung des Todes）的论文，这是意大利境外最早的人文著作之一。薄伽丘和彼特拉克都鼓励人们模仿，随后又发起挑战要求提出异议——丝毫不失爱国基调。西塞罗、普鲁塔克、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和塞涅卡等人的经典作品很快被翻译成法语。查理六世宫廷里一位痴迷收藏图书的法学家让·勒贝格（Jean Lebègue，1368—1457）翻译了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并提供了如何描绘其中场景的详细说明。
曾在纳瓦拉学院接受教育的让·德·蒙特勒伊使法国人文主义更趋成形。他是“玫瑰之友”之一，也因此在那场论战中成为格尔森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反对者。在前往意大利的一次行军途中——他卷入了安茹公爵路易在那不勒斯的皇位之争——蒙特勒伊在佛罗伦萨结识了萨鲁塔蒂，后来又遇到了莱昂纳多·布鲁尼。14世纪的最后10年，蒙特勒伊的身边聚集了一小批知识分子，他们一起谈论西塞罗、维吉尔和奥维德，对盎博罗吉奥口中的伊壁鸠鲁主义展开辩论。与很多同道中人一样，他不吝抒发对自己家乡法国的爱意，称赞人民的英勇，号召人们奋起反抗英国人。蒙特勒伊见证了这段历史，在这一点上，他是马基雅维利的先驱，命运注定多舛。1418年5月底，巴黎被攻占，蒙特勒伊成为被勃艮第人残杀的众多遇难者之一。
这是艰苦动**的时期。人们很好奇，当巴黎饱经布尔吉尼翁人和阿马尼亚克人折磨**时，当地的文人们是如何平静地对翻译、谈话和诗歌进行润色修饰的。当时最重要的诗人阿兰·沙蒂尔（Alain Chartier，1385—1430后）在其作品中多次反映了战时的困惑和动乱。诗中的沙蒂尔，是一个悲观的、渴望和平的爱国主义者。文学史认为他是《无情美女》的创作者。与此同时，“对所有追求者始终保持冷漠的美女”也成为一个被后世反复刻画塑造的女性类型。忧郁的沙蒂尔并非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尽管如此，他的诗歌还是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后世将他视为修辞学先师和新时代的塞涅卡。
约翰的表兄弟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国王则与他完全相反。阿方索于同一时期颁布了一项法令，将输出未经授权的书籍定为犯罪——书籍教授古人的智慧和知识，延续其生命力，是获得艺术和科学宝藏的途径，它们能为一切与人类存在有关的事物指明方向。在墨西拿和那不勒斯的宫廷，人们围成一个小圈子，就着饮品糕点，开心地阅读和热烈地讨论维吉尔的作品。阿方索本人常常亲自过去为朗读者送上冷饮。即使在行军途中，书籍也是必备辎重。
同时，这股南风也吹到了英国。波焦·布拉乔利尼曾是这里的人文主义先锋。1418—1423年，他一直为温切斯特的主教亨利·博福特（Henry Beaufort）服务。这段经历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迹，但却对波焦在罗马教廷的事业大有助益。人文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在诺曼底广泛传播，枢机主教布兰达·卡斯蒂廖内（Branda Castiglione，约1360—1443）及其家庭成员功不可没，他们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布兰达的一个近交受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s von Gloucester，1390—1447）之托，在巴塞尔逗留期间遍寻古典作家的书籍。此外，他还居间促成了那些帮他出资扩充图书馆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交往联系。
比伍斯特公爵更早的书籍收藏家阿普伦纽斯·瑞丁（Amplonius Rating，约1365—1435）则要平和得多。他是一名医生、神学家和教士，其名下图书馆汇集了约4500部著作。书籍目录显示出瑞丁对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经典的浓厚兴趣。除了阿维森纳的经典之外，瑞丁还藏有伊本·海瑟姆的光学论著。彼得·路德（Peter Luder，约1415—1472）是德国最早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在海德堡完成大学学业后，这位出身平民的学者跨越整个意大利，来到费拉拉，在瓜里诺处安顿下来，随后于帕多瓦学习医学。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不仅资助了他，甚至还帮他获得了贵族头衔。路德宣称，自己曾乘坐威尼斯橹舰一路抵达了希腊。最终，他响应海德堡大学的召唤回到了母校。在1456年7月15日的就职演说中，他概述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教育计划，侧重点落在修辞学、诗歌艺术和历史编撰学上。该计划的关键词由瓜里诺提出。路德为自己申诉，是自己率先把意大利巅峰的缪斯女神带到家乡的。然而，继续推进的却是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1405—1464），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无论怎么高度评价其在德国逗留的经历，以及其与德国人频繁通信、探讨如何在“蛮夷之地”发展人文文化的行为，都不为过。他还曾为一个学拉丁文的人提出优化建议，对方不无感激地欣然接受了。
路德给他的儿子取名为维吉留斯（Virgilius），足以说明他对古典文学的痴迷程度。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最好的时代还没到来，这一点从他辗转流浪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从海德堡出发到爱尔福特，然后前往莱比锡、巴塞尔、维也纳。但是另一方面，他总能不断地获得聘用和资助。他不缺能分享他对意大利现代化道路满腔热忱的学生和同僚，也不乏反对者。路德对待宗教的态度向来是不冷不热的。当一位神学家跟他聊起三位一体的笑话时，他打趣道，在自己被当成异教徒烤煳前，很乐意承认“四位一体”。在第二次逗留帕多瓦期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显然这只是谋生的基础。晚年，他搬到西格蒙德的蒂罗尔宫居住，保留了一大捆诗、书信、演讲和历史故事。
最初的学院，城市诗人
人文主义学者渐渐开始自己组织活动。例如，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朱利奥·波姆波尼奥·莱图（Giulio Pomponio Leto，1428—1498）创办了“罗马学院”（Academia romana），其成员通常会定期见面，就像枢机主教乔达诺·奥尔西尼和洛伦佐·瓦拉的聚会一样，活动包括古典喜剧演出、考古发现讨论等。那不勒斯的“蓬塔尼亚纳学院”（Accademia Pontiana）同样并非官方初创。一批公职人员、贵族和教士通常在公共场所——例如在安茹的菲利普的宫殿拱廊下——举行集会，他们谈论语言和文学的方式更偏向风趣幽默，而不是学院派风格。负责为他们作画的是法学博士安东尼奥·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1394—1471，又名“帕诺米塔鲁斯”（Panormita）〕，之前他曾尝试争取科西莫·德·美第奇的赞助，后来以失败告终。1425年，安东尼奥将《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也译作《赫尔墨斯之子》）献给佛罗伦萨人，举世哗然。它呈现的完全是情色内容：醒目**的**、圆润紧致的臀部以及排泄物是其核心表现主题，所有人都睡在一起。科西莫烧毁了收到的副本，尤金四世以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威胁读者。但是，阿方索国王还是提拔了安东尼奥，甚至让他成为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安东尼奥死后，他的门徒乔瓦尼·庞塔诺（Giovanni Pontano，1429—1503）接管了社团的组织工作，该社团遂以他的名字命名，后发展为“庞塔尼亚纳学院”。这个翁布里亚人与他的前任一样，是宫廷权贵、外交官，同时他还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占星学家和诗人，他通过将爱情的悲伤比作蝉的命运，为虐恋之苦写出绝妙诗句，“她的一生都在歌唱中度过，生得喜悦，死得幸福……”
德国城市中的人文圈子也在慢慢形成。这方面，奥格斯堡首开先河。起初，富商议员西格蒙德·高塞布罗特（Sigmund Gossembrot，1417—1493）周围聚集了一批学者。与路德一样，他通过旅行来了解意大利的精神世界。纽伦堡紧随其后。这个南德的帝国直辖市，最早对意大利诗歌和意大利启发下的古典研究展现出浓厚兴趣，并不是偶然的。那里的商人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与南方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许多人特地去纽伦堡游学。曾在埃斯林根和乌尔姆工作、后担任符腾堡公爵埃伯哈德一世（Eberhard Ⅰ. von Württemberg）的御用医生的亨利·斯坦豪威尔（Heinrich Steinh?wel，1412—1482/1483），也是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他翻译了薄伽丘的作品和《伊索寓言》，还在其中加上了布拉乔利尼的一些色情故事，由此大获成功。稍显庄重一些的《人类生活的镜子》，是西班牙神学家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Rodrigo Sánchez de Arévalo）的作品，也是被亨利翻译成德语的。
在埃斯林根，他与瑞士的尼克拉斯·冯·怀尔（Niklas von Wyle，约1415—1479）志同道合，后者在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谋生。尼克拉斯还是一名画家。有一次因为无聊，他在埃斯林格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文件上勾勒出一张肖像图，画中人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曾收到过他的两幅木版画，并与他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尼克拉斯将这位受过古典修辞训练的未来教皇视为榜样，他将埃涅阿的信件付诸印刷，作为最优雅的拉丁文范文努力推介给他的同胞。在1478年的《译作》中，尼克拉斯想模仿并同时保留拉丁文原著的灵韵，该书包含诸如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作品、皮科洛米尼《两个恋人的故事》，以及由布拉乔利尼翻译的琉善的小说《驴子》（也译作《卢喀俄斯》），但是删减了琉善小说中对沉迷性欲的女人与一只四条腿动物**场面的叙述。
同时代画家阿尔布雷希特·冯·艾伯（Albrecht von Eyb，1420—1475）是法兰克尼亚教区的教士，也是法学家，非常注重幽默，此外他还翻译了薄伽丘的短篇小说和普劳图斯的喜剧。与斯坦豪威尔一样，艾伯在意大利完成大学学业，他后来成为庇护二世的侍从。他对班贝格的赞誉，为德国风格的城市颂歌奠定了基础。其编撰的《哲学之珠》汇集了针对普通家庭的古典、人文主义和古基督教著作的研究，畅销一时。1472年，艾伯出版《婚姻小书》，引用很多古典作家的名言，主题涉及不忠、贞操、嫁妆、婚礼和教育，最后向婚姻和妇女表达赞美之情，因此吸引了很多读者。
路德和高塞布罗特，以及斯坦豪威尔、怀尔、艾伯是古典思想和意大利文化的开路先锋。此外也不应忘记，在德国城市中，也有很多像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斯坦的诗歌一样未受古典思想和意大利精神影响的文学作品。巴伐利亚公爵的顾问、狂热的骑士史诗收藏家赖歇尔茨豪森的雅各布·皮特里希（Jakob Püterich von Reichertshausen，约1400—1469）挑衅地宣布他喜欢“旧书”，而对于“新书”——他指的是关乎意大利的、古典的、人文主义的一切——“我一刻都不会去关注”。所以很多人，例如皮特里希先生，读过英雄故事，对宗教演出充满热情，被滑稽戏剧逗乐。一位为城市中产阶级写作的诗人邂逅了来自纽伦堡的红铁匠汉斯·罗森普利特（Hans Rosenplüt，约1400—1460）。纽伦堡这座北方未来的文艺复兴大都市首次以诗人城市的面貌亮相。罗森普利特书写**情色内容，讲述调皮的恶作剧，创作祝酒词、箴言诗以及狂欢节讽刺滑稽剧。其中一首诗的主题是对故乡的礼赞，另一首则借用《圣经》中的观点论证了罗森普利特式的行为——辛苦的体力劳动——是高贵的。同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焦、庞塔诺、洛伦佐·波宁孔特里（Lorenzo Bonincontri）论述到尊严问题时，认为贵族的美德和成就要优先于血统。
作者的遗著中关于犯罪、肮脏的娼妓之爱、贫穷、衰老和生命脆弱的诗歌，直到20世纪都有人不断对其进行翻译和改写。维庸认为，“一种欢乐，要付出一千种痛苦”。生命顷刻化为乌有，华美转瞬飘散如烟：“去年的雪在哪里？”他的诗歌用语经常显得玩世不恭，充满了**影射和粗俗比喻，同时其形式局限在叠句诗或叙事诗。尽管如此，它们的光芒还是照亮了文艺复兴的另一面：瘦弱邋遢的老妪，悬在空中被喜鹊和乌鸦啄碎眼眶、随风飘摇的绞刑犯尸体，以及——听起来轻松一些的——巴黎女性的说话艺术。维庸在我们看来很现代，不是因为他离我们很近——我们不认识他，而且我们通常也不是持刀斗殴者或入室盗窃犯——更多是因为他能无所顾忌、力量感十足地歌颂某些主题，其中很多也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并且他的创作也常关注那些琐碎不足道、充满烟火气的生命时刻。既非彻头彻尾的傻瓜，也非贤哲，他是他所在时代的毕尔曼、贝利和布莱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