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28：皮萨内洛，《西吉斯蒙德皇帝》（Emperor Sigismund），1432/1433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康斯坦茨
罗马自1389年起由卜尼法斯九世（Bonifaz Ⅸ）统治，他来自那不勒斯的托马切利（Tomacelli）家族，糟糕的乌尔班六世只给他留下了一片废墟。教皇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隶属于阿维尼翁，早已落入贵族或不列塔尼人手中。雇佣军为阿维尼翁教皇克雷芒七世服务。在首都，卜尼法斯面对的是蠢蠢欲动的市民阶层。一时间，教皇国的世俗化兴起，甚至在法国的查理六世兄弟的统治下建立了“亚德里亚海王国”——这是克雷芒在法国长矛手的帮助下回归所需的代价。卜尼法斯成功夺回了部分教皇国，并最终在对抗罗马城市公社中获得胜利——直到现代之前，公民权利在台伯河畔再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不过，卜尼法斯盲目而好战的政治成本非常昂贵，其经费来源于各种费用、税收和赎罪券的销售。于是第一次出现了银行“经管人”（Depositarius）这一职务，主管筹措资金业务，同时作为回报，要将估计的数额预付给宗座财务院。换句话说，宗座财产管理局获得了永久性的贷款。谁能够从中获利最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主要是来自卢卡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例如刚刚提到的乔瓦尼·美第奇，他们占据了西方最赚钱的业务。
在1400年，赦免罪恶已不再需要去罗马朝圣，只要有现金就足够了。克雷芒六世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向1350位马略卡岛的居民——相当于整个岛的总人数——出售了使他们免遭炼狱大火焚烧的赎罪券，换来大约3万荷兰盾。尽管如此，新的圣年里还是在台伯河畔看到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朝圣者，这也使罗马教皇收获了声望。在罗马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始终比在罗讷河畔大。这位真正的政治家卜尼法斯倒没有作为宗教领袖出现，更多的还是他的家族以及支持者。在罗马居住了近半百个名声显赫的教皇托马切利家族的成员，更不用说与其他家族通过联姻而形成的庞大的人际网络了。卜尼法斯的叔叔将自己的亲戚在其很小的时候就送去成为无数受俸的神职人员，甚至尝试建立自己的托马切利领地。布拉乔利尼曾嘲讽说，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肝脏，才会从它那儿冒出那么多的“托马切拉”（tomacella，意为“猪肝香肠”，和“托马切利”的发音近似）。
即使是在欧洲最森严的等级制中，也可以通过来激活横向机制和召开宗教会议“救赎”事业。身为那不勒斯的“猪肝香肠”卜尼法斯主教的一员，枢机主教巴尔塔萨·科萨（Baldassare Cossa）就是这个不断被讨论的议题的坚决拥护者。他在两个人去楼空的会议厅中，看到了举办宗教会议的可能。1409年在比萨召开的宗教会议就主要是他的功绩。实际上，该会议聚集了至少24位枢机主教和80位主教，废除了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皇，并将米兰的亚历山大五世选为新教皇。不到一年后，这位教皇就去世了，科萨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他现在当选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在罗马他仍然被视为纯粹的敌对教皇，因此教皇中还有另外一位若望二十三世，而不是若望二十四世。然而，由于在比萨被否决的两位教皇没有考虑服从宗教会议的裁决，而且两人都在世俗王侯中获得了支持，因此虔诚的西方那时拥有了并不神圣的三位一体作为所谓的统领。这与伊斯兰的情况似乎差不多。
这一转折点，使得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以帝国权力的形式予以干预。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失利后，他于1411年成为罗马人的国王，后来加冕为皇帝，捍卫匈牙利使其免遭安茹家族的统治，并赢得了对波斯尼亚的至高统治权。在波西米亚，他与哥哥文策尔四世一起统治。尽管西吉斯蒙德是一个挥金如土、精力充沛的狂欢者，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外交方面颇有能力。最后，他被证明是解决教会分裂这一复杂问题的合适人选。整顿教会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这是发动十字军出征，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先决条件，而奥斯曼帝国随时可能威胁匈牙利。稍施压力，他就让若望二十三世履行在比萨达成的协议，并且重新召集一个宗教会议，确定了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康斯坦茨作为合适的开会地点。1414年11月5日，会议如期召开。
这次宗教会议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西吉斯蒙德设法邀请到了欧洲最重要的各个王国前来共襄盛举，甚至法国、英国和勃艮第的使节送来了斗鸡。因此，康斯坦茨见证了一场真正的基督教欧洲大阅兵。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参会者来自立陶宛、曾经荒蛮无序的瓦拉几亚、今天的俄罗斯地区、君士坦丁堡，甚至奥斯曼帝国，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这座小城。旅店老板、屠夫、面包师以及妓女在这里谋生，据说共计不少于1400名。说客们也来了，学者们在附近的修道院中寻找旧手稿。枢机主教纪尧姆·菲拉特（Guillaume Fillastre，1348—1428）将公元1世纪的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撰写的《世界论》和托勒密对地球的描述各抄录了一份，然后一并寄给了兰斯的图书馆，放在了左边的第13个书架上，在那里等待着未来它的读者们。他还将一张在海象皮上绘制的世界大地图寄往兰斯，最终到了当时最成功的手稿收集人、时任若望二十三世秘书的波焦·布拉乔利尼的手里。有人给他钱，让他在当时还蛮荒的德意志地区四处旅行。在康斯坦茨附近的圣加仑修道院，他发现了维特鲁威建筑理论的早期副本，西塞罗的演讲内容和昆体良的修辞学说。大概是在加洛林时期的知识宝库富尔达修道院中，他发掘了马库斯·马尼留斯的《占星术》和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的《布匿战争》，这是一部讲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他最重要的意外发现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此书是后来人们探寻伊壁鸠鲁思想的主要依据。
宗教会议召开期间，康斯坦茨是欧洲的政治中心。对卡诺萨来说，这是怎样的风云突变啊！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一样，世俗权力牢牢抓住了这一机遇，它敦促教会统一和改革，并最终从所有异端中净化了基督教团体。人们不是根据人头投票，而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枢机团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这终止了意大利神职人员的统治，并彰显了世俗王冠的权力-政治意义。
若望二十三世也曾去过康斯坦茨，他希望在那里被确认为普世教会的唯一负责人，但很显然——与此同时，1415年的春天来临了——他的教皇任期阻碍了协议的达成。他与自己的枢机主教保持距离。因此，他利用争执期间的混乱，伪装成一个马夫偷偷溜走。西吉斯蒙德的死敌，哈布斯堡家族的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Friedrich Ⅳ）允诺要保护他，但是两者都棋差一着。最终宗教会议宣布自己为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置于教皇之上。伯爵发现自己被施予惩罚，并被剥夺法律保护令，最后不得不背弃自己的这个门徒。哈布斯堡家族在施瓦本和阿尔萨斯的对手利用这一时机，以帝国战争的名义突袭了伯爵的土地。瑞士联邦赢得了最多的胜利，当时伯尔尼也保住了阿尔高的西部地区。
西吉斯蒙德彻底成为宗教会议的统领者。若望二十三世被罢黜，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 Ⅻ）则被劝说辞职。身为西吉斯蒙德的对手，阿维尼翁的敌对教皇本笃十三世（Antipope Benedict ），即西班牙人佩德罗·德·卢纳（Pedro de Luna）没有服从命令，却被颇具人格魅力的传教士温琴兹·费雷尔（Vincenz Ferrer）领导的西班牙人背弃。佩德罗·德·卢纳始终坚持自己是合法教皇，直到1423年他在阿拉贡的流亡途中去世。若望被囚禁在海德堡，后来美第奇家族用钱将他赎回。他被封为枢机主教，于1419年在佛罗伦萨去世。在洗礼堂中，多纳泰罗为他设立了陵墓，科西莫·德·美第奇再次为其埋单。宗教会议推选奥多·科隆纳（Oddo Colonna）上任。作为三位教皇的继任者，此时唯一的教会领袖，他是罗马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的成员，自称马丁五世（Martin Ⅴ，1417—1431）。宗教会议结束后，他起初居住在佛罗伦萨的新圣母玛利亚修道院。街上的孩子们大声喊着：“教皇马丁还不如豆丁。”（Papa Martino non vale un lupino.）这句子还颇为押韵。这位有美第奇家族银行及其自身庞大家族支持的科隆纳教皇，成为教皇国的改革者。渐渐地，法布里亚诺和此前提到的马萨乔等艺术家也找到了前往台伯河的路。
恢复教会统一是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最重要的成就。然而，教会的改革并未认真地进行。它本应在接下来定期召开的宗教会议展开。相反，反对异端的斗争被重视起来。人们被禁止读威克利夫的书——宗教会议颁布法令，将其遗体挖出并焚烧。然而，1414年，他的追随者，布拉格神学家扬·胡斯（Jan Hus，约1370—1415）在能够安全通行的情况下被传唤。胡斯所教授的内容预见到了宗教改革的许多诉求，他也与威克利夫一起共同维护《圣经》的最高权威。他对于纯洁的热情追求是激进的。他反对圣人、圣像和圣物的崇拜，反对买卖神职和赎罪券。他不认为仅靠圣礼能产生任何效果，而是将其效果与捐助者和受助者的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胡斯不认可教皇——《圣经》何处曾有提及？——和等级制度，在他看来只有原始的教会兄弟情才能统治教会。普通民众，只要是信徒并且思想纯正，就可以阅读《圣经》和公开布道。一位编年史家记述说，胡斯的追随者只要见到神职人员，就会“像狗一样”狂吠。在宗教会议上，这位波西米亚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最终以“违背誓言”的罪名，作为“异端领袖”（Haeresiarcha）于1415年7月6日被烧死，骨灰散落在莱茵河上。一年后，他的一位追随者，来自布拉格的教师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也被送上了火刑柱。西吉斯蒙德国王是合法还是非法地洗白了双手，我们不得而知。
烈火中，胡斯垂死的呐喊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抗争怒火。人们呼吁取缔教会的权力和教会财产，不再有教皇，而只留下贫穷的教士，他们唯一的任务是宣讲上帝的圣言。该运动的一致要求和象征是平信徒领受圣杯，这是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明确禁止的。其间，还能听到人们对于国王和地方法官没有维护“共同利益”的指控。
1419年夏天在布拉格掀起了胡斯革命运动。胡斯派被剥夺了一些教堂之后，局势陷入紧张之中。在一个激进的传教士的煽动下，一群人去了新城的市政厅，要求释放被拘捕的信徒。最后，一些人冲进了大楼，将市长、议员和市政官员一起扔出了窗外。其中幸存下来的人也被杀死。这次仪式性的行动是一个信号，而后发展为一切群众运动，是“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斗争，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斗争，光脚者与穿鞋者之间”的斗争。对等级制度的批评与权力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其间还夹杂着波西米亚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古老矛盾。与半个世纪前的梳毛工起义的相似之处是，同样在布拉格，被排除在行会之外的人们成为起义的酵母。但在佛罗伦萨，宗教元素不见了，而它在波西米亚却加剧了冲突的残酷化。
随着国王文策尔四世于1419年8月去世，权力出现了真空。在三分之一的帝国城市中，胡斯派抓住了这一机会，这些激进的“被选中者”（Auserw?hlte）相信这个时代将终结。在南波西米亚的一座山上——他们根据基督显圣之地，将此山命名为“塔波尔”（Tabor）——他们建立了一个城镇，在那里过着早期基督教徒的纯洁生活，并作为胡斯运动的先锋，领导了圣战。因为同仇敌忾，温和的“饼酒同领派”（Utraquisten）〔或称作“圣杯派”（Calixtiner）〕很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贵族和城市市民阶层要求得到两者（utraque），即饼和酒。多亏了他们的路障和首次投用的移动野战炮，胡斯派的军队才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他们冲向威斯特伐利亚、波罗的海，再深入德意志南部。任何抵制净化运动的人都遭到了屠杀。
延迟的改革
如果要问在教皇国，谁的权威建立在世俗统治之上，而后又因此崩溃的，那就是卜尼法斯九世。在意大利南部和罗马，统治者是那不勒斯安茹王朝的雇佣兵首领穆齐奥·阿滕多洛·斯福尔扎（Muzio Attendolo Sforza），他以自己士兵的绰号“斯福尔扎”（意为“强者”）自称。在北部，穆奇奥的对手布拉乔·达·蒙托内（Braccio da Montone）——他是佩鲁贾、阿西西和其他城市的领主——也是一位凶残的雇佣军领袖。教皇马丁不得不进行协商：先是让那不勒斯的女王乔万娜二世（Johanna Ⅱ）说服阿滕多洛从罗马撤军，从而为教皇进入他的城市铺平了道路，然后又与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布拉乔结盟。1419年，教皇马丁（可能是极不情愿地）任命布拉乔为教皇代理人，从而使他掠夺而来的权力合法化。作为感谢，布拉乔在1420年镇压了博洛尼亚的起义，从而为教皇国保卫了这座城市。同年，教皇马丁入驻罗马。
然而，布拉乔的统治野心并未得到满足。他向南挺进，在阿布鲁佐修建了城堡，赢得了卡普阿和福贾。最后，他开始进军那不勒斯王国的门户拉奎拉。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当阿滕多洛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解救这座城市时，人们都屏息敛声。然而，决战并没有爆发，因为阿滕多洛在试图过河时溺水身亡。他的私生子弗朗切斯科接管了这支军队。1424年6月2日，弗朗切斯科在拉奎拉的城墙下击败了布拉乔的部队。布拉乔本人也受了伤，几天后死亡。在那不勒斯，统治者是安茹-杜拉佐王朝的乔万娜二世（或者说更主要是她的情人），而她的亲戚安茹的路易三世（Ludwig Ⅲ）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膝下没有子嗣的女王收养了他，现在，他似乎才是最有希望继承那不勒斯的遗产的人。
对于教皇马丁来说，那位过于强大的雇佣军首领之死是件好事。马丁创立了拉奎拉教区，与遗留下来的佩鲁贾城市公社达成共识，建立了有序的行政机构，并着手恢复失去之物。他挑选了一些枢机主教，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其中有曾担任科隆纳及其继任者的得力外交官的尼科洛·阿尔贝加蒂（Niccolò Albergati）、人文主义者多梅尼科·卡普兰尼卡（Domenico Capranica）和游历广泛且兼具学识的律师朱利亚诺·塞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虽然教皇根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所宣布的教令，在帕维亚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但该会议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当由于瘟疫肆虐而不得不改在锡耶纳召开宗教会议时，马丁却宁愿留在罗马。“宗教会议”对他和他的继任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可怕的词，它意味着横向机制而不是君主制，这会威胁到特权经济利益和裙带关系，从而动摇教皇权力的古老支柱。就在去世前不久，马丁再次尝试履行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所规定的教令，这次的会议地点选在巴塞尔。这次会议由塞萨里尼领导，但马丁授予了后者解散这恼人的宗教会议的权力。
与此同时，“守诫运动”（Observantenbewegung）的开展意味着教会内部出现了改革尝试的萌芽。该运动试图唤回对于严格遵守规则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得名）。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以及当时世俗的王公都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所在，因而大力推进这次运动。来自意大利各地，以及不久后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而来的造访者蜂拥而至，以敦促僧侣和修女们坚守贫穷、贞操和祈祷。改革后的修道院为人们树立了榜样。方济各会“守规派”的创始人之一，锡耶纳的贝纳迪诺·德利·阿尔比泽斯基等僧侣将改革的思想带到了城市。他鼓动群众，在广场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他的传道可能会持续四小时之久，尽管其牙齿已经掉光。他的标志是一组光芒四射的代表基督的字母缩写“YHS”，即“人类的救世主耶稣”（Jesus hominum salvator）。演讲结束时，他还会呼吁人们捍卫耶稣的尊崇，这样的成功要归功于贝纳迪诺的演员潜质。他就像是薄伽丘或萨凯蒂，有着托斯卡纳的风格，其间不断用各种笑话为他那推崇节俭的道德汤料添油加醋。但不利的一面是，他像其他同类人一样，对犹太人、女巫和同性恋者都抱有愚蠢的偏见。之前时不时指控他为异端的官方教会，随后接纳了他，并在禧年1450年加封其为圣徒。
马丁的继任者、肯杜梅的尤金四世（Eugen Ⅳ，1431—1447年在位）宣布，独立于方济各会守规派分支的其余部分，即“住院派”。住院派因而受到保护，得以避开改革的热潮。尤金，这位威尼斯人，于1431年7月底在巴塞尔如期召开宗教会议，然后计划在11月解散宗教会议。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宗教会议参会者拒绝遵守教皇的训令。因此，横向与纵向之间的权力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就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斗争那样，民族身份在偶然中得以巩固。
西吉斯蒙德没有闲着。尽管波西米亚发生了动**，他还是去意大利挽救了宗教会议。他为争取意大利北部大国之间的和平而战，并效忠于教皇。在1433年的圣灵降临节这天，他从教皇手中接过了皇冠。皇帝亨利七世在意大利之旅中曾经听到过的怀疑和赞扬之声，也始终伴随着这位卢森堡王朝后人的旅程。艺术品作为纪念留给人们：皮萨内洛在费拉拉或曼图亚描绘了皇帝西吉斯蒙德的肖像（插图28），而在里米尼的一幅壁画中，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赋予圣西吉斯蒙德以卢森堡同名者的特征。1433年，尤金四世做出让步，撤销解散宗教会议的训谕，然而这件事却与西吉斯蒙德的外交关系不大——皇帝急忙回到巴塞尔，但很快就感觉自己像是“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与罗马的复杂性关系不大。尤金四世当选教皇时，他被要求剥夺科隆纳家族的部分战利品，而他的前任（马丁五世）给科隆纳家族带去了大量好处。这导致了罗马及其国家的最后一场战争，也使尤金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伪装成僧侣，藏在一袋龙蒿下，不得不登上橹舰逃亡。银行家之城佛罗伦萨接纳了他，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他都离罗马远远的。
在教皇国，枢机主教使节乔瓦尼·维戴莱斯奇（Giovanni Vitelleschi）——一位像阿尔伯诺兹那样的战士，更加野蛮，但在政治舞台上不过是个小丑——开始清理阿尔巴诺山的科隆纳巢穴。与此同时，教皇重获至高无上的头衔。在东部，奥斯曼帝国重新进攻。1430年，威尼斯的堡垒萨洛尼卡沦陷。随着绝望不断增加，拜占庭皇帝几乎已经被视作只是拜占庭城市的统治者以及臣服于苏丹的附属，因此不得不四处寻求援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人们做好了要与拉丁教会联合的准备。趁着拜占庭人的困境，尤金决定一石二鸟：取缔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权力，自己则以东西方教会统一者的身份载入史册。其中的决定性举动是按照拜占庭的意愿将宗教会议迁移至意大利的领土。从1437年9月起，会议地点定为费拉拉，后来因为波河流域暴发瘟疫而改为佛罗伦萨。多亏了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在阿诺河畔为宗教会议筹集资金变得容易起来。
拜占庭参会的代表团里都是高级官员，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John Ⅷ）、都主教基辅的伊西多尔（Isidor von Kiew）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巴希利奥·贝萨利翁（Basilios Bessarion，1403—1472）都在列。枢机主教塞萨里尼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局势做出正确的评估，并决定支持尤金和费拉拉，反对巴塞尔。拜占庭人不得不承认罗马的教条，基督因此获得“圣灵之父”的身份。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便仍然有些含混——也因此被确立起来。1439年7月6日，在布鲁内莱斯基刚完工的穹顶下的大教堂中，东西教会联合的消息被公开，震惊了佛罗伦萨的人们。对于东部的教会来说，这笔交易仅仅意味着一场失败。神职人员和民众都没有接受它，拉丁人也没有考虑要向奥斯曼帝国屈从并提供军事援助。巴希利奥拿走了一件罗马教会枢机主教的紫色长袍。而从拜占庭带来的近1000份羊皮纸文献给予了人文主义的古希腊分支以灵感，它们后来被捐赠给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
然而，巴塞尔一方仍然固执。尽管他们的事业失败了，但大多数参加宗教会议的人仍在莱茵河畔坚持不懈。他们本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在会议的间隙，本已显现了与胡斯派和解的契机。1431年8月，一支十字军在陶斯附近的失败就已经预示了妥协的临近。三年后，谈判结果在布拉格达成。饼酒同领派被授予平信徒的圣杯，但依然不被允许布道。激进派的顽固核心拒绝妥协并继续战斗，但他们并非立于不败。
血腥的“胡斯战争”就此结束。波西米亚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国家，高级贵族是这场动**的真正赢家，他们在选举国王时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天主教神职人员仍然被排除在各阶层代表大会之外，一直到17世纪才出台了新的律令：布拉格的第二扇窗楣——1618年，叛乱分子模仿胡斯运动的模式——将引发“三十年战争”的灾难。但是当出现秩序失控或宗教狂热分子当权的情况时，人们看清了眼下发生的一切，减少了虔诚的热情。塔波尔派的遗产由他们的“波西米亚兄弟”接管，他们起初被包容，而后还是遭到了迫害，在东欧中部多样化的宗教环境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教会改革仍未完成，在许多人看来，这场改革势在必行。
百年战争的转折与结束
1399年的英国，在面对由金雀花王朝改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王朝更替时，横向机制已显示出其实力：国王亨利四世是议会恩赐的君主。仅凭议会的裁决就罢黜了理查二世，并使继任者——其血管里流的贵族血液略为稀少——合法化。尽管如此，兰开斯特家族的前两位国王却被证明是颇有能力的政治家。亨利是一位受过教育且具有语言素养的书籍爱好者，常常与乔叟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相谈甚欢，他知道如何恢复王室的财政状况。在其儿子的协助下，他镇压了叛乱并扼杀了罗拉德派运动，避免了该运动像欧洲大陆上的胡斯运动那样发展出政治势头。
亨利的战争经验丰富，十几岁的时候，在一场战斗中差点被箭射死。他推行一种平衡政策，将理查二世的遗骨转移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和解的标志。他是英国第一位使用英语撰写官方信函的国王。然而，他的野心不是建立一个国家，而是继承前人的遗志重新征服大陆帝国。当亨利的一支远征军到达诺曼的哈弗勒附近时，“无畏者”约翰并没有插手干预。1415年10月25日，亨利的弓箭手在阿金库尔摧毁了数量上占优的法军。诺曼底向英国敞开了。年轻的奥尔良的查理被俘，直到25年后才被释放。他在这段时间内成长为法国的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一本以“一位巴黎市民的记录”而闻名的日记以独特的民众视角描写了百年战争中那些糟糕的日子，其作者写道：“人们可以看到士兵涌入，却不知为何。”他讲述了“像撒拉逊人[159]那样”生活的雇佣军，描述了处决、流行病和物价疯涨等事，还讲述了一些高官的奇闻异事——他们也插手一些混乱的勾当。与匿名者描绘的恐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讲述查理六世的妻子，来自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 von Bayern，约1370—1435）的“宫廷爱情”故事。人们相识于诗歌比赛，比赛由女士和“处女”担任裁判。骑士求爱堂（Minnehof）[160]也有民众参加，这里原本是出于惩戒武士精英的目的而建，伊莎贝拉从中做媒。
1418年5月底，勃艮第人重新占领了巴黎。阿马尼亚克的伯纳德失败了，但王太子得以逃脱。彼时，他驻守在布尔日和普瓦捷的宫廷，而他的巴伐利亚母亲则与仇敌勃艮第联手，潜伏在特鲁瓦。1419年，在“无畏者”约翰和王太子于巴黎附近举行会晤时，这位勃艮第人——可能是王太子的授意——被杀掉了。这是对1407年谋杀案的报复，暗杀事件巩固了勃艮第-英国同盟，使其成为法国致命的威胁。
来自法国南部的法学家让·德·泰尔-维梅叶（Jean de Terre-Vermeille，约1370—1430）在为王太子服务期间从事罗马法工作，他对这场混乱做出了回应。他的《论文》，即三篇论文，起草了一套精确的继承规则，赋予了王太子作为联合国王的权力。饱经风霜的法国使其成了“神秘文集”，并因此不朽。他制定的那些永恒不变的基本法，甚至对国王也有约束力。继承不是根据私法，而是要符合惯例。国王是一位管理者，并不是王冠的所有者或受益人。就像许多试图寻求国家强盛或至少构建无懈可击的抽象概念的理论一样，泰尔维梅叶的纲领诞生于例外状况之下。
奥尔良解放后，法国军队在这位“少女”的带领下，为百合花旗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为查理七世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和涂抹圣膏扫清了道路。然而故事的悲惨结局终结了这个神话。在1431年初对抗贡比涅的敌人时，贞德落入勃艮第人的手中，勃艮第人将她交给了贝德福德公爵以换取一大笔钱。宗教法庭以异端和巫术罪判处这位“英国祸害”以死刑。在鲁昂的市场上，她如同胡斯和其他异教徒那样被烧死，连骨灰都被处理得一干二净。当时，那些当权者非常害怕这些圣洁的男女，因为这些人能够将宗教狂热变成战争般的能量，即使他们已经死去。重新赢回奥尔良和查理的加冕意味着伟大战争的转机。决定性的因素出现在1435年，《阿拉斯和约》打破了勃艮第与英国的联盟，并逐步将英国人驱逐出境，首先是从法兰西岛和巴黎，然后是诺曼底。他们的最后一次进攻是在1453年，但也以失败告终。在法国大陆上，他们只剩下加来这块地方了。“法国母亲”赢得了领土国家的轮廓，国家的权力主张超出了王室领地的范围，其统一在国王身上也得到体现。直至200年后，法国政治家黎塞留枢机主教在一份外交简报中将“陛下”（Sa Majesté）一词删去，并用“法兰西”（La France）代替。
在法国，主张为国王争取权力垄断的意愿变得越发坚定，这也是现代国家的核心。内战结束后，雇佣军在阿拉斯被清剿，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四处逃窜，最后合并为一支常备军，其余的在其帮助下逃至各地。邻近国家也遭受其苦。比如，在苏黎世与联邦其他地区发生冲突时，王太子路易领导下的一支阿马尼亚克大军在巴塞尔地区以掠夺方式攻打进来。在比尔斯河上，他们遭遇到了一支有1500个瑞士民兵的队伍。经过英勇的战斗，这支瑞士人组成的队伍最终被围困在一家医务室的花园中，被比他们的人数多20倍的军队打到几乎只剩最后一个人。路易不想再把他昂贵的雇佣军献给这样的对手，因此中断了此次进军。比尔斯河上的圣雅各布[164]对于瑞士人来说，就像温泉关[165]之于希腊人，阿拉莫[166]之于美国人一样，昔日这些牺牲的人甚至给予了人们勇气以“精神防御”去对抗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战争的最大利益是由“无畏者”约翰的儿子“好人”腓力三世（Philipp der Gute，1419—1467年在位）攫取的。古老的洛塔林吉亚王国似乎已获重生。在腓力三世统治期间，直到1467年，他的统治权力通过继承、联姻以及购买财产，从荷兰北部勃艮第延伸到林堡、卢森堡、布拉班特和佛兰德斯，直至皮卡第，还拥有一块在卢瓦尔河和日内瓦湖之间的勃艮第的古老土地。腓力三世从《阿拉斯和约》签订起，就摆脱了对法国国王效忠的义务，靠自己和上帝的恩典而统治。只是还缺少一顶王室的王冠，以及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的联系。
勃艮第仲夏：现实主义的游戏
勃艮第是一个年轻的大国，寻求形式和包装，不惜一切代价在各种荣耀中展现自己。腓力三世的图书管理员、书法家和微缩画家大卫·奥伯特（David Aubert）认为，他的统治者所收藏的丰富的古代经典书籍是这世界上最精美的。对于约翰·赫伊津哈而言，五光十色的勃艮第文化为他提供灵感来描述这一时期，布克哈特在其中则看见了现代性的曙光，他视之为秋天最后的成熟时节，正在郁郁葱葱的辉煌中逝去。的确，来自半个欧洲的各类影响与新旧事物走到了一起。勃艮第位于欧洲最重要的道路交会处，用加斯顿·鲁普内尔（Gaston Roupnel）的话来说，它在吞入吐出方面非常出色。蓬勃的经济为此提供了各种条件。大约在1450年，勃艮第公爵统治了欧洲一些最富有的城市，其中包括根特和安特卫普，它们即将超过布鲁日。
鲁普内尔所说的可以用作曲家纪尧姆·杜法的例子来说明，他晚年是康布雷主教堂的教士会成员。他一生都在宫廷和各种事件中度过，在那里，他是复调音乐的大师，他与人建立关系，并获得订单，赚得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不断地学习。马拉泰斯塔家族、埃斯特家族[167]和萨伏依家族在博洛尼亚和罗马的宫廷，在康斯坦茨、佛罗伦萨和巴塞尔的宗教会议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的音乐更加欧洲化，融合了佛兰德斯、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并成为后来作曲家的典范。除了吉尔·班舒瓦（Gilles Binchois）之外，他和英国人约翰·邓斯特布尔（John Dunstable）也都是“好人”腓力三世宫廷管弦乐的成员，后者是法国-佛兰德斯音乐的重要作曲家之一，其音乐伴随着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 de' Medici）称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珠宝”。
公爵加冕典礼和乔迁、宴会和节日、婚礼或葬礼游行，这些仪式彰显着勃艮第国家及其秩序，表明它是一个“政治团体”。统治者身穿价值不菲的黑色外衣，其与朝臣同普通人的穿着相区别，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尊卑。文字、符号和音乐所带来的奇妙神圣气息时刻提醒我们，统治权和国家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单独建立起来的。勃艮第的仪式很快就覆盖了欧洲一半的宫廷，反过来这也反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风情。在仪式原则的最深层面，公爵个人所残存的神性余晖闪耀出来。违抗可能会消耗统治者的仁慈——尽管不是生命，就像那些敢于直视东南亚大城府统治者的人一样。
娱乐活动繁多，诸如比赛，颇具异国情调的辉煌庆祝，还要相互决斗以期得到看台上美丽的姑娘的喜欢和青睐。他们让古老的骑士战争演变为欢乐上演的运动项目。那个时代的战斗表明骑士战争已经失落：未来属于弓弩、火炮和雇佣军。骑士文化也在“金羊毛骑士团”等骑士修道会中幸存。它是由“好人”腓力三世创立的，其目的不是游戏和娱乐，而是出于对上帝的赞美和展现“美好的荣耀和崇高的声誉”。骑士团胸链一跃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奖章，它是羊毛形状的徽章——可能是伊阿宋的羊毛，或者更可能是《圣经》中的基甸（Gideon）的羊毛——成为贵族的标志。勃艮第公爵先是被任命为骑士团的领主，后来领主权转移给皇帝和国王。
勃艮第王朝的纪念碑及其崇高的传统，一方面是丰富的史学，另一方面则是公爵们的墓地。“大胆的”菲利普（1363—1404年在位）下令，要求加尔都西会修士在第戎外的一块名为“尚穆尔”（Champmol）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修道院。这个修会以最严格的纪律闻名，僧侣们保证尽职尽责地为创始人的灵魂救赎祈祷。菲利普任命克劳斯·斯劳特（Claus Sluter）作为他的雕塑家，其作品兼具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斯劳特为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创作了一出石质的神秘剧。它的主人公是注定要去髑髅山[168]的先知，他们都是现世的人，他们露出起皱的面孔，带着严肃的表情或平静的怀疑。这些“送葬者”的表达力——“哭泣着”的忧伤的僧侣们，它们是斯劳特以及其他几位大师为“大胆的”菲利普和“无畏者”约翰的陵墓打造的——打破了所有常规，还从未有过以如此现实的方式雕刻出丰富的感情。在某些人物中，痛苦的表达是含蓄的，他们掩住了脸。
在绘画方面，15世纪30年代也出现了与雕塑类似的现实主义。书籍上色也尝试了新的样式。此外——那时候文化潮流从南流向北——锡耶纳人的艺术提供了灵感。阿维尼翁，这个西蒙尼·马蒂尼曾经的创作地点，成为这股潮流中的重要角色。最终的结果令人惊叹：绘画中掀起了类似于斯劳特在雕塑领域中带来的颠覆的革命。曾经常被用来呈现圣徒的金色背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中的风景：山峦和宽阔的平原，蜿蜒曲折的道路纵横交错，以及远处的城堡和大海。比如，罗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约1375—1444）就带领我们走进中世纪城镇的街道，邀请我们参观中产阶级的客厅和作坊。在近代艺术史上的第一批人物肖像画中，有两幅几乎完全相同的作品就出自康平之手——它们如今藏于柏林画廊和马德里的提森-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画中呈现了一个肥胖而高贵的绅士，不具有任何神圣的背景，只是在展示这个人。像斯劳特一样，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约1390—1441）也是推动艺术领域话语革命取得突破的人之一。对于“临摹自然”这一绘画任务，他完成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来自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马塞克市的人，在画板上创作出了这世上的一切：例如，根特祭坛上画的大幅亚当和夏娃裸像，穿着金织锦缎一起合奏的天使、圣人、圣父，以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卢卡商人乔瓦尼·阿尔诺菲尼（Giovanni Arnolfini）的订婚照使人可以看到15世纪的房间样貌。后墙上的涂鸦既是画家的签名，又是画家亲眼见证这一切的体现——“扬·凡·艾克在这里1434年”（Johannes de eyck fuit hic 1434）。画家按原样描绘事物，甚至让不真实的事物也变得真实起来。就像康平的肖像一样，这幅著名的画作是最早一批呈现世俗主题的画作之一，代表着一种对世界的征服。此前通过薄伽丘或乔叟的诗歌，以及后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来展示的现实，绘画也能描绘得出来。
凡·艾克的作品甚至也令同时代的人着迷。在公共假日开放根特祭坛时，好奇的人们整天都在这个充满奇观的小教堂里摩肩接踵地观览。皇帝、国王和艺术同行，例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都对此叹为观止。产生如此效果的原因是，扬没有按当时的惯例用蛋黄作为涂料的黏合剂，而是用油。这样的方式可以延长处理时间，并使颜色鲜亮，还可以处理微妙的过渡和用精细的笔刷轻添上几处高光。凡·艾克擅用这项技术，但他不是它的发明者，尽管爱国主义艺术作家希望如此。这项技术其实早已有之。
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看，扬·凡·艾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而是一位工匠，正如他本人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上所写的那样，他“竭尽自己所能”工作，精益求精。与杜法这样的音乐家不同，画家不被视作博雅艺术的大师。相反，他们练习“机械的技艺”（ars mechanicala）或“机械手工艺”（mechanical craftsmanship），连薪水都比作曲家低。“好人”腓力三世明白，像凡·艾克这样的杰出艺术家，“在艺术和学识上都是出类拔萃的”，早已经摆脱了行会对成员施加的各种束缚。凡·艾克还担任外交官，从而为统治者服务。公爵资助了凡·艾克的孩子，但碍于尊严不肯去他的工作室拜访这位大师。最重要的是，宫廷使得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能够自由发展。如果没有赞助人，那时及以后都几乎不会有重要的艺术和同样罕见的优秀科学出现。
自从1422年以来，北方地区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是尼古拉斯·罗林（Nicolas Rolin，1376—1462），“好人”腓力三世的宰相大臣。他来自勃艮第省的欧坦，最初是在巴黎和第戎当律师。通过巧妙的婚姻，他成了大富翁；宫廷的职务令他获得了骑士头衔。他提供了晋升的典范：一名雄心勃勃、果断而坚定的改革家。冷酷无情的他将圣女贞德交由司法审判。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影响力才消失。他总有充分的理由来平衡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且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罗林在博纳修建了自己的“王宫医院”，罗吉尔·凡·德·韦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00—1464）为该医院创作了大型的“最后的审判”。此前，罗林曾委托扬·凡·艾克为欧坦的一座教堂画圣母像，而他是这里的主保圣人。可以推断，他之所以聘请凡·艾克这样一位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师，是想要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不应忽视的是，即使是那个时代最美丽的艺术品——包括根据对表象细致入微的观察而创作的凡·艾克的《大臣罗林的圣母》——都主要是献祭作品，即好的作品。创办医院时，在尘世中一直积极追名逐利的罗林在资助事迹中写道，这是为了他的救赎，希望通过幸福的交易用尘世之物换取天堂的物品。
佛兰德斯人的产品在欧洲广受追捧，镶板画和挂毯常常由顶级大师设计。他们的画作被视为身份象征，因此价格不菲。佛兰德斯的画家们同音乐人一样，他们前往南部，因为那里有潜在的赞助人。有文献记录的第一批在意大利居留的人中就有罗吉尔·凡·德·韦登，他于1450年移居罗马。他深受人文主义者的尊敬，并在埃斯特的侯爵莱昂内洛·埃斯特（Leonello d'Este）那里获得了酬金非常可观的订单，甚至连跟他同时代的巴托洛梅奥·法齐奥（Bartolomeo Fazio）都认为他的故事值得写一本小传记。意大利人对佛兰德斯人精美的现实主义艺术印象深刻，并向他们讨教。他们学会了绘制微型肖像画以及复制金锦缎，它们自然逼真，似乎都能听见其沙沙作响。他们用柔和的笔触描绘模糊的风景，为远方蒙上蓝色雾气，从而发现了空气透视法[169]。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的《牧羊人的礼拜》——为美第奇家族经理弗朗切斯科·萨塞蒂（Francesco Sassetti）墓葬礼拜堂的祭坛所作——受到来自为萨塞蒂的同事托马索·波尔蒂纳里（Tommaso Portinari）创作的画作的启发。波尔蒂纳里是美第奇家族在布鲁日的代表。意大利为基尔兰达约的画作贡献了古老的道具，例如背景中的一道凯旋门，以及用作牛和驴子食槽的大理石石棺。还是这位波尔蒂纳里，他委托汉斯·梅姆林——这位布鲁日的大师懂得如何画得逼真——为自己和妻子玛丽亚·玛达莱娜·巴伦切利（Maria Maddalena Baroncelli）作肖像画，这两幅肖像画很可能是三联画的一部分（附图8）。
因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通过交流过程和成千上万赞助人的资助才得以实现的。艺术家总是循着商人的道路而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阿尔诺菲尼和波尔蒂纳里，其中一些商人也作为客户出现。此外，看看这些画作就可以勾勒出赞助人的景观，科技和自然科学也在类似的景观中取得突破。
意大利的“王车易位”[170]
1455年前后，一位画家画了一幅表情严肃的自画像，完成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各种艺术流派的综合——他就是让·富盖，《法国大编年史》的插画家。他为查理七世的财务大臣艾蒂安·谢瓦利埃（étienne Chevalier）绘制的祭坛画，在以意大利透视视角描绘的建筑背景前向这位客户呈现了在北方习得的现实主义风格。实际上，富盖在意大利待了好几年。在罗马，他为密涅瓦圣母堂制作了栩栩如生的尤金四世画像，可惜未保存下来。
1443年，教皇返回他的城市。枢机主教维戴莱斯奇已经在入口铺就了血迹斑斑的地面。这座西方教会的首都并不算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在太宽的围墙内点缀着布满藤蔓的田野和丘陵。大约有3万人居住在这座曾经的大城市。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说法，由于教皇的缺席，罗马已成为放牧的场所：“绵羊和奶牛在今天商人的餐桌所在处吃草。”尤金在受朋友奥尔西尼的家族统治下的梵蒂冈宫定居。如遇凶险，他可以从这里到达一个有顶棚的走廊（passetto di borgo），直达已经装备好大炮的圣安杰洛城堡中。从现在开始，梵蒂冈将自己确立为彼得继任者的总部，就在彼得的墓地附近，那是他们统治的基础。这座城市及其圣髑的神话保留了神奇的力量。不可否认，罗马现在被认为是教廷的合法处所。巴塞尔反对派的最后一个分支选举萨伏依公爵阿梅迪奥八世（Amadeus Ⅷ）为敌对教皇，即教皇费利克斯五世（Felix V），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他于1449年退位。
一个小型宗教会议在巴塞尔召开，后来迁至洛桑。在此期间，会议出现了分裂，那些还在坚守的教区以及神职人员都被遗弃了。但是，宗教会议还是为巴塞尔未来成为人道主义之都创设了重要的前提。一位足智多谋的雇主看准了这项活动的官僚主义需求，成立了一家造纸厂。他为巴塞尔崛起为拥有欧洲领先的印刷技术的城市奠定了基础，但是罗马教会的横向运动受到了遏制。此时已经决意进行的改革不可能从机构的顶层获得成功。意大利的政策主要注重的是教皇，而非教会的复兴。它无法遏制南部阿拉贡的野心。经过艰苦的战斗，阿拉贡的阿方索（1416—1458年在位）在与安茹王朝接班人的斗争中获胜，并被称为“慷慨者”。尤金四世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事实并为他举办授职礼。现在，阿拉贡人凭借其王冠便联合了“两西西里岛”王国。此外，阿方索统治了马略卡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大部分地区，并试图在巴尔干半岛站稳脚跟。他用一座两层高的大理石凯旋门装饰了那不勒斯的新城堡，这是为了纪念他于1443年意气风发地进入这座城市。一大群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涌入了这位崇尚古典的统治者的宫廷，他每年都要为此花费2万杜卡特金币。而这个国家各侯爵的努力还没有被阿方索瓦解。
在北部地区，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不得不重新相互制衡。在威尼斯，一个主张建立自己的大陆国家的政党占据上风。基奥贾战争表明，像热那亚这样的强大对手与内陆领主联合反对威尼斯共和国时，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同样，应该防止米兰重新获得优势。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死后，他的国家陷入权力斗争，几乎丧失了国力长达10年，这给大陆上的势力带来了渔翁得利的机会。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征战各领地，包括维琴察和维罗纳，而帕多瓦的卡拉拉氏族被连根拔起。百姓对处决毫不在意地评论道：“一个死人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大约在1430年，威尼斯的领土扩展到罗韦雷托和贝加莫。此外，包括格拉多的宗主教区的弗留利和曾经输给匈牙利的达尔马提亚城市，都归于圣马可的旗帜下。仅有杜布罗夫尼克市共和国还能够通过外交头衔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无论是面对威尼斯共和国还是苏丹。
在米兰，曾经辉煌的维斯孔蒂家族的统治在15世纪上半叶终结。让我们来详细说一下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1402—1447）吧！他是吉安·加莱亚佐的儿子。雇佣军首领法西诺·卡讷（Facino Cane）死后，他与卡讷的遗孀比阿特丽斯·迪·腾达（Beatrice di Tenda）结婚，与此同时，卡讷遗留下来的雇佣军和40万杜卡特金币则充当了嫁妆。菲利波的兄长和对手在同一天成为暗杀的受害者这一事实更是锦上添花，尽管这绝非偶然。然而，比阿特丽斯的幸福婚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1418年，所谓的通奸罪为菲利波提供了杀死比他大20多岁的妻子的借口，嫁妆却留了下来。后来菲利波娶了一个肥胖、暴力、神经质的女人，她是萨伏依公爵阿梅迪奥八世（未来的敌对教皇费利克斯五世）的女儿。与卡讷遗孀的婚姻一样，孩子缺席了这场政治婚姻。为了**，或许也有爱情，一个情妇倒是给公爵的家族生下了后代，生下了具有继承权的女儿比安卡·玛丽亚（Bianca Maria）。
菲利波·维斯孔蒂最初聘用了卡马尼奥拉的弗朗切斯科·布索内（Francesco Bussone da Carmagnola）作为他的军队指挥官。布索内征服了热那亚，甚至让久经沙场的瑞士邦联军溃不成军，从而重新获得了贝林佐纳的统治权。然而，由于担心自己不被信任以及经受不住金钱的**，他转投威尼斯。于是，拉奎拉的获胜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获得了机会。1425年，他告别了那不勒斯的争端，而与维斯孔蒂达成了一项雇佣军合同（condotta），内容是用金钱来组建一支雇佣军，凭借这支军队他对威尼斯开战。斯福尔扎是一个政治敏锐且意志坚强的人。尽管经历了挫折并面对一个诡计多端者众的世界，他还是赢得了菲利波的信任，菲利波终于将他的私生女比安卡·玛丽亚送给斯福尔扎作为妻子。布索内就不那么幸运了。在失败和犹豫不决的战争之后，他使自己在威尼斯背上了叛变的嫌疑，到底是公正的还是被陷害，我们无从知道。在传统的行刑地点小广场上的两根圆柱之间，他于1432年被斩首。另一方面，曾为教皇和佛罗伦萨服务的斯福尔扎在他的岳父1447年去世后，成了米兰军队的指挥官。作为要恢复公共自由的“安布罗斯共和国”的军队指挥官，他为了自己的功绩继续与威尼斯进行战争。老狐狸科西莫·德·美第奇下注在他身上，这令他如虎添翼。佛罗伦萨的金钱为掌权铺平了道路。对于阿诺河畔的统治者来说，威尼斯人的扩张似乎比米兰的威胁更为危险。这导致了联盟的逆转。与斯福尔扎一起，佛罗伦萨站对了队伍。斯福尔扎取得了对威尼斯人的胜利，然后立即将军队转而对付自己的雇主。1450年，他以新统治者的身份移居米兰。因此，斯福尔扎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的私生子，赢得了意大利最强大国家之一的王位。这是足以令同时代人钦佩不已的童话般的生涯。
早期现代国家的诞生历史，就是由那些像罗马法、公务员这类无聊的事情所组成，但正如读者会注意到的那样，它们有时会成为一出舞台剧。不幸的比阿特丽斯，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这位可怜的妻子，她的命运激发了文森佐·贝利尼（Vincenzo Bellini）创作歌剧的灵感，而不幸的布索内成了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笔下悲剧的主角。通过文艺复兴时期自相残杀的战争，其向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人展示了他们之所以落入外国统治处境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布索内之类的雇佣军是早期现代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帮助各统治者获得权力，划定界限，解决争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国家，获得公爵的头衔，甚至是王冠。一些成功的军团——比如霍克伍德和斯福尔扎，以及后来的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面前都站着一支失败者大军。福特布拉奇（Fortebracci）仍然是其中最著名的人之一，而许多其他名字几乎都不像这个名字那样知名。许多人的生平将为小说提供素材：例如卡斯特拉卡尼或战士恩古兰·德·库西（Enguerrand de Coucy），他曾在三大洲奋战却在安纳托利亚布尔萨的骑士监狱里丧生。
任何通过不懈奋斗达至权力顶峰的人都首先需要一样东西：合法性。皇帝或教皇的一句话足以保护已经赢得的胜利并庇荫后代。因此，这些话语实际上比金子更重要。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为他的公爵头衔支付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钱财。新贵们同样痛苦地怀念着古老的传统。同时代的诗人和史学家们以时代的风格赋予他们古代的高度。詹南托尼奥·德·潘多尼（Giannantonio de' Pandoni）提供了一个特别滑稽的例子：他把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变成了汉尼拔，又把他的对手尼科洛·皮奇西诺（Niccolò Piccinino）变成汉尼拔的战胜者大西庇阿。
人们大可以热火朝天地去构建未来——过去即使对于最厉害的人来说，也还是会过去，除非他付钱给历史学家去改变它，甚至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纹章也是一个大胆的谎言。它在帝国之鹰旁边展示了维斯孔蒂家族的毒蛇，而实际上，他和他的家人与这蛇毫无关联。弗朗切斯科还利用科学和艺术来忘记他应得的背叛。帕维亚的维斯孔蒂图书馆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得到了他的进一步支持。对米兰大教堂和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他也继续加以扩建。就像勃艮第大臣罗林一样，他通过让宫廷建筑师菲拉雷特建造医院来积累功德。米兰人很快将这座纪念性建筑物称为“福利医院”（Ca'granda）。即使在今天，城市中心阴暗的斯福尔扎城堡仍让人想起这位白手起家的公爵。城墙那钻石般的砌面，巨大的圆形塔楼和菲拉雷特设计的塔楼代表着纯粹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座建筑想要用共和国的可笑念头来教导米兰市民学会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