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25：唐寅，《梦仙草堂图》（局部），16世纪，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学会弗里尔美术馆

明朝中国的开始

世界的其他地区在14世纪同样遭遇了危机。自该世纪30年代以来，内战一直在日本肆虐，匪徒团伙在这片土地上扫**，编年史家记录下那些夜袭、突袭、恐慌、谋杀以及“毁灭世界并推翻一切的暴徒”。编年史家认为，下层人士想要推翻统治者的行动，这一事实构成了撼动整个帝国的动乱背景。镰仓幕府沦陷了，驻守在京都室町的军阀足利氏赢得了权力。1338—1573年，日本的各个朝代与时期都是根据氏族或幕府驻地的名称命名。

中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极为寒冷的年份，台风、冰雹和洪水侵袭不断，天上出现预示不祥的巨龙，蝗虫将稻田啃噬得精光。1344年，黑死病从这里开始肆虐，然后向西蔓延，夺走无数生命，人口数一度从1亿减少到6000万。高税收的负担让南方遭难，局势越发紧张。这些反应与欧洲的情况类似：许多人似乎感到末日来临。当西方在无尽痛苦中等待弥赛亚的降临时，中国则寄希望于能带来启示与和平的未来佛弥勒菩萨的归来。在其他文化中，弥勒菩萨的同类则现身为伊玛目、马赫迪，甚至还有屈夫霍伊泽山的皇帝腓特烈。饱受折磨的人们对具有黄金时代天堂特征的“纯净土地”梦寐以求。通过这样的海市蜃楼，推翻元朝的起义获得了力量。打着乌托邦旗号的教派——其中包括“红巾军起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受前朝魅力的吸引，他们的首领在打下领地后，用“汉”或“宋”来命名其试图建立的王朝。蒙古的统治者丧失了控制权。混乱之中的救世主最终不是一个明智的神，而是一个残酷的、长着麻子的农家子弟：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由于其出色的军事能力，朱元璋在红巾军中脱颖而出。他的士兵消灭了敌对的军阀，夺取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368年，他成为中国南方的君主，蒙古皇帝逃亡。于是朱元璋称帝，将国号命名为“大明”，意为“光明”。南方的南京成为明朝首都。

朱元璋选定“洪武”（意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年号，不仅昭示了他的执政形象，也利用了这一势头。中国重新由汉人统治。他整顿了领导层和管理层，罢免了丞相并取消了这一职务——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从长远来看，这会削弱皇帝的地位。10万人在这次大清洗中成为受害者。外国人和佛教徒被边缘化，儒家精英的影响力减弱，这样一种建立在不信任和严厉措施之上的制度确保了稳定。政府的爪牙对异己进行殴打、折磨，甚至施以剥皮酷刑，还把剥下来的皮悬挂出来示众立威。但是，即使是暴君也不能永久剥夺朝廷官员的权力。官僚体系中的工作量巨大，官员任务繁重。给事中[151]张文辅报告说，皇帝的内阁在短短八天之内就处理了不少于3391件事务。

洪武年间的法律通过刻有文字的铁板得以昭告天下，到处都是一片祥和——这听起来像是刻薄的讽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离开家乡。这项原则是在元朝时期提出的，同时在这一时期，统治者还严令禁止变更职业。对于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样致命的是，对外贸易的受限，甚至中国的内部贸易也受到限制。只有农业得到了过度的补贴，整个国家自给自足。洪武皇帝的继任者奉行防御性的外交政策。而此后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的精神食粮和备考资料只剩少数儒家经义，孟子语录中那些妨碍稳定与秩序的内容[152]成为审查制度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在明朝初期，国家大力造林，并建立了灌溉系统。

这个被束缚的帝国在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的统治下得以展现其力量。洪武皇帝去世后，朱棣从帝位斗争中胜出，从而获得了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几千个头颅落地。在付出天文数字般的代价后，位于尘土飞扬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北京成为新首都。一条专门开凿的运河方便了北方的粮食供应，并为70万人的大都市提供了食物。一层又一层的围墙——宫殿墙、居住区围墙、院落围墙——囚禁了一切的自由。30万精兵强将随时候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动乱。即使是在永乐皇帝的统治下，星罗棋布的非正式监控网络也能确保人民的安定。然而在中国人的眼里，北京就是宇宙的中心。在这个曾经与老百姓隔绝的“紫禁城”中，有供奉天神的神殿，以及无数金碧辉煌的宫殿，那里住着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群人。1406—1420年，一支由强招入伍的劳动人民和工匠组成的队伍很快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宅综合体。皇帝住在这里，身边围绕着太监、大臣、军队和后宫佳丽。在太和殿里，皇帝坐上龙椅，朝臣站立在侧，附近遍布各种花园和小湖，亭台楼阁倒映水面。直到今天，青铜狮子依旧如600多年前一样在这里守望，紫禁城内的屋顶皆覆盖着象征皇家的黄色。

甚至在皇宫奠基之前，永乐年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政策变化，并开始制定积极的外交政策。南方的大越受明朝统治有20年之久。数次针对蒙古的征讨，皇帝都亲自带兵出征。这种具有前瞻性的防御策略，代价高昂，最终却徒劳无功。规模巨大的海上舰队探险使一切都黯然失色，它们似乎开启了向蔚蓝远方的进军。然而，科学技术创新的伟大时代并没有因此复兴。机械钟也还没有给天子们指示时间，相反，是鼓声和钟声在北门塔楼以传统的方式敲打报时。永乐皇帝还聘请了翻译人员，并雇用了2000多位学者来撰写百科全书，他们汇集了近2.3万册书籍，其中涵盖了世间万物的知识，包括古典文献、历史、文学和哲学讨论。著述仍然较为罕见，而在宫廷之外，显然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问世。明朝成为一个渴望权势的巨人，压制了所有个体的主动权。“马拉盖的燕子”显然还成不了一个夏天[153]。此时的中国，经济可能会蓬勃发展，但技术突破并未实现。几乎所有伟大的革新理念仍在别处酝酿。

阿拉伯科学的衰落

阿拉伯科学技术的鼎盛时代也已成为过去。13世纪的法学家伊本·萨拉赫·萨拉赫祖里（Ibn as-Salah asch-Sharahzuri）认为哲学实际是魔鬼：任何学习或教授它的人都会失去真主的恩惠，并被撒旦吞没。他的态度以及与他思想相近的伊本·泰米雅（Ibn Taimiyya，1263—1328）的见解并不是伊斯兰思想史独有的：基督教也拥有这样的立场。然而，反对“法勒萨法”[154]的人在伊斯兰社会似乎比在西方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其不同之处在于希腊文化中心文本中的“非神圣性”概念。不可否认，阿拉伯哲学几乎没有扩展其含义。就迄今为止已知的资料而言，人们主要是对传统的讨论，对经典的解释和对教科书的编写。作为后来最重要的穆斯林哲学家之一，波斯人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1572—1641）的形而上学综合了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和诺斯替主义教义。他的思考有时会触及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的思想。

这种衰落是何时开始的，就如同问及造成这种衰落的可能原因一样，颇具争议。摩洛哥哲学家穆罕默德·德沙比里（Muhammad al-Dschabiri，1936—2010）认为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穆斯林没有遵循阿威罗伊主义。德沙比里在其《阿拉伯理性批判》（Kritik der arabischen Vernunft）中主张对传统进行批判性追溯，即研究、反思，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仅阅读神圣文本。但这就要问了，为什么伊本·鲁施德的思想被困在伊斯兰世界里，而西方却在他的帮助下开启了批评和理性之路？毫无疑问，与希腊遗产的隔绝是造成伊斯兰社会中哲学的衰落以及科学技术停滞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发展。当然，寻找这一原因会面临许多困难。丰富的资料仍安静地躺在档案中，无人翻阅。此外，“伊斯兰普世主义”一词涵盖了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无国籍游牧地区，以及高度文明的城市地区、理性组织的国家和粗暴的专制主义地区。与中国的例子类似，造成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大分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外部原因之一是蒙古人。他们导致城市人口锐减，土地遭到破坏，灌溉系统被毁坏。在许多地区，游牧生活取代了定居生活。由于蒙古人和其他外族的入侵，“阿拉伯农业革命”也陷入停滞。巴格达在被征服时，它的36座图书馆在大火中被烧毁，而地理学家伊本·朱拜尔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就将这座城市描述为一片废墟，仅是“一种幽灵的雕像”。知识生活的领域已被截断。意大利南部的穆斯林人在对抗诺曼人的斗争中沦陷，收复失地运动又从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世界中夺走了其知识皇冠上的宝石。在13世纪上半叶，阿拉伯文化的古都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两座城市也被卡斯蒂利亚夺走了。此外，与基督教军队的战争进一步激化了这里的矛盾。宗教狂热者更是将伊本·鲁施德和其他人驱逐到了马格里布。由此，与安达卢西亚东部的关系破裂。从此，哲学与深奥和神秘过从甚密，结果导致哲学在与现实的距离中迷失了自己。

哲学主题和视角的范围仍然有限。直到16世纪——根据伊斯兰学者侯赛因·孜（Hossein Ziai，1944—2011）的观点——宗教与古典阿拉伯哲学的和解才显现端倪。直到现代，伊斯兰世界才出现笛卡儿、斯宾诺莎、费尔巴哈甚至叔本华的身影。西方思想也与拉丁和希腊传统的敏感领域一样并未引起更多注意。毕竟，人们知道自己拥有“正确”的宗教，有了《古兰经》，他们就拥有了完美的、最终的上帝之书。《古兰经》称穆罕默德为“封印先知”（Chatam an-Nabiyyin），直到末日，他都是最后一位先知。那么，人们应该从那些否认绝对真理的文化中学到什么呢？伊斯兰世界认识的第一位欧洲哲学家是笛卡儿。1862年，他的《方法论》在法国领事的支持和倡议下被翻译成波斯文。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首先通过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Mohammad Ali Foroughi，1877—1942）在1930—1940年翻译出版的三卷《欧洲哲学史》为伊斯兰世界所熟悉。这与阿拉伯科学的古典时代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原因之书》在欧洲保存了237份拉丁文译本，而已知的阿拉伯语版本仅有三种。

宗教的至高重要性还体现在以下事实：在13世纪之后，只有那些专为宗教服务的科学才产出了新的东西：天文学比其他科学更早地通过阿拉伯语的翻译获得了一些西方知识——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数学。天体运动的研究有助于确定祈祷和斋月的时间。因此，纳西尔丁·图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还是一位神学家。天文学家阿沙蒂尔（ash-Shatir，约1305—1375）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凭借计时员的工作谋生。穆斯林学者关于球面三角学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宗教动机，因为用它可以确定圣地麦加所在的方向。只有众所周知的天文学仪器在后来的时期得到了改进。这里或那里进行的对传统知识的修正却很难使整体情况变明朗。希拉西（ad-Din Ash-Shirazi，1236—1311）是一名伊朗医生和苏菲派成员，在马拉盖，他从图西（al-Tusi）那里学习了他的天文技艺。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以法拉比传统尝试研究科学的分类系统。他还发现了彩虹的本质。他的学生法里西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阿拉伯伟大科学中的另一位“后人”是阿里·库什吉（Ali al-Quschji，1403—1474），他先后在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工作。不管奥雷斯姆的见解如何，他都假设地球是在自转的。他试图通过将行星移到偏心位置来避免本轮。他的模型不仅基于数学，还基于观察。他的工作本可以开创一种独立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但无论是库什吉的天文学，还是后来的继任者波斯人沙姆斯·阿德丁·夏弗里（Shams ad-Din al-Chafri）都没有拉开范式转变的序幕。这里的医学水平也始终停留在中世纪鼎盛时期。

与以往一样，学术的发展都与宫廷、清真寺和医院相联系。伊斯兰学校（Medresen）的规模大小不一，从个人到大型机构都有，一直是传统的传承者，而不是创新的实验室。他们致力于传授宗教和实践知识，尤其是伊斯兰法律。除逻辑学之外，希腊哲学在课堂上并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偶尔会开设语法和历史课程。除了哲学和占星术之外，设拉子地区的伊斯兰学校还教授物理、化学和数学。然而，这种被误读的“伊斯兰人文主义”（studia adabiya），并无法达到具有西方特征的“人文主义研究”的广度，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包括天文学和数学，主要是医学——占据着主导地位。有关印度穆斯林图书馆的信息也表明了这一点。

可以构想和探索的内容常取决于统治者们的异想天开和喜好。如果一位心思细密的统治者之后继位的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呆瓜，而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猎狮，那么他周围的所有科学都将终结，许多学者的处境也因此时好时坏。他们不得不从一处宫廷跑到另一处宫廷，不断找寻新的赞助人，有的甚至只是为了保命。在一些最伟大的人的传记中，他们历经重大转折——因为他们的某些见解或卷入了宫廷的尔虞我诈中。金迪曾被施以鞭刑，伊本·西那被迫过着不安的流放生活，海瑟姆为逃离法蒂玛王朝古怪的哈里发哈基姆的加害而假装疯癫。迈蒙尼德作为一名犹太人是一个特例，他被驱逐出科尔多瓦后，不得不环游了半个世界，先是去菲斯，然后去了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港，直到在富斯塔特谋得生计。目前尚不清楚穆拉·萨德拉是否有过流放的经历。

当然，在拉丁欧洲也可以找到类似命运多舛的人物，只不过那里还有更多选择：更为密集的地区林立着更多宫廷、繁多的修道院和自由的城市、各类学院，之后还出现了人文主义团体、印刷工场、文法学校，以及大学独一无二的机构。这些地方为拉丁欧洲的对话赋予了持久性，是所有重要创新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伊斯兰文化中，这些条件则尚未形成。因此，阿拉伯天文学家可以证明托勒密的错误并修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最终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移开的则是欧洲人。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1210/1213—1288）可能发现了血液小循环，穆斯林的一些解剖学家直到19世纪都仍在不断引用他的见解，但伊斯兰世界却没有从他的见解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从安达卢西亚逃亡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了开罗和福斯塔特，这里取代了遭到重创的巴格达，伊斯坦布尔和伊斯法罕之间不时涌现出几位智者。但是，更为重要的技术创新并没有盛行，也没有重大的发现。当欧洲人在积极寻求新的未知土地之时，阿拉伯的地理范围直到16世纪才勉强超越伊德里西绘制的地图。即使被视作开创性发明的紧固螺丝——阿拉伯人在19世纪就已经熟悉它了——似乎又被遗忘。因此，并没有“矮人”能够爬上像拉齐、阿布尔·卡西姆、伊本·西那或伊本·纳菲斯等“巨人”的肩膀。总的来说，相较于不断增加、不断产生新观点和新发明的拉丁欧洲的思想家和建设者来说，伊斯兰世界马拉盖时期及随后几个世纪出现的杰出学者依然只是很少的一群人。

大约在1400年，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空间已经大大敞开。此时其从瑞典蔓延到波兰和莫斯科大门前，从匈牙利到达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意大利仍然是其中心。马基雅维利将它赞美为“重新唤醒死去事物”的土地。如此，他的家乡便在世界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