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24：《第三天早上的“新的青年人物”》（局部）
出自：乔瓦尼·薄伽丘，《十日谈》，威尼斯，1492年
《十日谈》，坎特伯雷的故事
14世纪后期的人有时会审视自身，并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彼特拉克所希望达到的，薄伽丘（1313—1375）已经做到。他和维吉尔一起，见证了一个黄金时代，即一种“萨图尼亚式的统治”（Saturnia regna）[145]的回归。除了彼特拉克和但丁外，当时位列伟大创新者之列的还有乔托。他使绘画艺术重获光彩，“它被埋没了几个世纪，在某些人的错误之下，绘画企图取悦无知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取悦智者的智慧”。在薄伽丘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感觉到某种对于复兴的自信，并且这种复兴并不仅限于文学，还包括艺术。
除了大量的宗教著作外，一些文学作品满足了世俗的好奇心。法齐奥·德利·乌贝蒂（Fazio degli Uberti）的《狄达蒙多》讲述的是一位不安分的流浪者环游世界的故事。他从意大利出发，到达希腊和非洲，进行了一次“神曲”式的旅行。维吉尔的职能则交由古老的博物历史学家索利努斯（Solinus）接任。托勒密继续讲述自己的生活，解释地球的地理位置。蒙特克罗齐的传教士里卡多（Riccoldo da Monte Croce）也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他记述了东方的境况。读者了解了神奇的宝石、猴子和骆驼，得以漫步于欧洲的城市以及造访东方的仙境，看到龙、蛇和蛇怪，以及创世以来的世界历史戏剧。另一位记述者是巴伐利亚贵族约翰内斯·希尔特伯格（Johannes Schiltberger），他在尼科波利斯战役失败后被关进奥斯曼帝国的监狱。他的不少著作都提及了东方的公爵、土地和人民。其中的中心角色自然是残忍的帖木儿·伦克。人们从中第一次听说了西伯利亚这片土地。希尔特伯格听说那里的雪橇犬“像驴一样大”，并且当地居民保留着吃狗肉的传统。真实的内容——红海的“名字里有红色，但它实际也不是红色的”——和约翰·曼德维尔（Jean de Mandeville）童话[146]里的奇迹神奇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也现身于西班牙驻撒马尔罕大使的记录中：他听说人们从那里出发，朝中国方向而去，经过11天的旅行，最终到达了亚马孙人的土地，而后者的祖先曾经居住在特洛伊。
想要阅读那些具有轰动性和创作性的作品的城市读者，消费着以城市、酒吧和床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听充满法国风情的民谣歌手演唱着带有异国情调的远方、爱情、斗争和冒险。奥维德的《变形记》等古代的阅读材料也都进入了他们的“书目”。富有诗意的手工艺人从传统的黑暗中走出来：安东尼奥·普奇〔Antonio Pucci，约1310—1388，也称“皮萨内洛”（Pisanello）〕，这位铸钟人和公告传报员，用一首佛罗伦萨旧市场的诗歌为这座城市的富饶腹地吟唱赞美诗。为此，他还研究了古代文本，例如小说《泰尔的阿波罗尼乌斯》——它在中世纪时曾被反复改写。越来越多古代作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在民间传播开来。例如，薄伽丘将李维和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引入通俗拉丁语领域，并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最初的希腊语翻译成了拉丁语。
用薄伽丘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他这个“比意大利任何一个城市都美得多的超凡卓绝的佛罗伦萨”市民，14世纪的意大利文学达到了另一个**。在安茹的罗伯特的统治下的那不勒斯，薄伽丘熟悉了他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学运动，接触到南方的爱情诗、法国的史诗和香颂。在这里，他可能还邂逅了乔托的画和彼特拉克的诗集。后来，我们还在拉文纳和弗利的士绅庭院中，以及埃尔萨山谷上的切塔尔多的房子里看到他的身影。其间，他还不断出现在佛罗伦萨，受其政府之托执行外交任务。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破旧不堪、杂草丛生的图书馆中，他继续寻找着手稿，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便是在厚厚尘埃之下，挖掘出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残篇。在薄伽丘自己的作品中，他化身为抒情诗人、史诗诗人、小说家，以及田园牧歌诗人等，分析了各式各样的爱情主题。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个体”的论断，在薄伽丘的《菲亚梅塔》（Fiam metta）中得到了另外一个论据：此前是否出现过“一位已婚女公民因对另一个人产生爱慕陷入自我质疑而无法自拔”这样的情节，或者类似的如此细致入微的描写吗？此外，薄伽丘还描述了著名人物的命运，他从亚当开始，一直写到他所处的时代，同时还创作了一部15卷的关于众神的著作，其中描绘了所有异教神灵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其神话的解读。他在但丁的传记中表达了对这位14世纪意大利文学中“最伟大诗人”的崇拜，并同时展现了一种线性历史的视角。
薄伽丘之所以能在他的那个时代扬名，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今天，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叙事者之一。黑死病成了《十日谈》的时代背景：一群佛罗伦萨富家子弟聚集在一栋远离瘟疫地狱的乡村别墅里，那里充满了天堂般的氛围。在这里，人人相互尊重守礼，文明相处，而周围地区的所有秩序正摇摇欲坠。十个年轻人跳舞、玩耍、用餐，听着音乐和蝉鸣打发时间——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讲故事，每天十个。最终，恰好有一百个故事汇聚一起，与但丁《神曲》中的诗歌一样多。薄伽丘独一无二的叙述手法穿梭于他严谨的行文中，个别还借鉴了滑稽文学、阿拉伯童话、游吟诗人的创作、古代神话或编年史，最终汇聚成这部独一无二的《十日谈》。**与死亡、金钱、命运游戏和腐败的教会是他描绘的主题，中世纪意大利的种种纷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舞台上，时而色彩斑斓，时而细致入微。他以讽刺和微妙的幽默方式刻画了由好色的神父、贪婪的商人、丑陋的贵族、受骗的恋人和陷入热恋的人所组成的群像。这些小人物懂得如何大方又巧舌如簧地让那些看似高人一等但实际卑鄙吝啬的大人物陷入尴尬。
在书中，有一位腐败的公证人，他杀过人，是一个亵渎者，怀揣着所有邪恶的愿望，然而由于在临终忏悔中谎称自己过着忠贞、道德高尚的生活，成了一位广受尊敬的圣人。马匹商人安德烈乌乔（Andreuccio）在那不勒斯遭遇盗墓贼，被迫赤身**地钻进棺材。更尴尬的是，当他试图从刚刚过世的大主教冰冷的手指上偷下红宝石戒指时，发现自己被困在棺材里了。人们嘲笑那位聪明的修道院园丁马塞托（Masetto），他充耳不闻，假装不会说话，戏弄了八个好色的修女和她们的女修道院。还有那位农民，他被药酒麻醉了，却在重新醒来时误以为自己已经落入炼狱。令人不寒而栗的情节是，女孩将被杀掉的情人的头颅藏在花盆里，花盆里还种着罗勒……最终，薄伽丘就像越过一座道德净化的山峰，遇到了谦卑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没有哪位清高的道德使徒发出警示，反而是一位文学作家对此循循善诱，他知道人之为人，必好酒色。最重要的是，薄伽丘掌握了让人发笑的艺术。如今的读者捕捉到了一位知识精英的样貌，他给出机智而有趣的答案，效果远远优于一大堆心灵的启示。在佛罗伦萨，第一个崇拜他的人是商人佛朗哥·萨凯蒂（Franco Sacchetti），其短篇小说散发着这位大师的思想。在其中一本小说中，当被问及为什么圣约瑟夫在壁画上看起来如此难过时，他就让画家乔托回答说，当约瑟夫看到他的妻子怀孕，并且不知道孩子是谁的时，他有理由难过……像自己的榜样一样，他对圣人不够恭敬。
在欧洲的“薄伽丘迷”中，英国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345—1400）是上层中产阶级中最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葡萄酒商人的儿子，也是约翰·冈特最爱的诗人。他经历丰富，做过战士也做过战俘，担任治安法官、海关监督、外交官和议会议员，还是一个拥有60册藏书的图书馆的主人 。他凭借文学作品成为“英语诗歌之父”。他是第一个解释“文艺复兴”为何物的英国人，即从“旧书籍”（olde bokes）中发展出的“新科学”。他将法国长诗《玫瑰传奇》翻译成中古英语，也翻译了波爱修斯的《哲学的安慰》。他多次因公前往意大利。他有可能还见证了1367年在米兰举行的维斯孔蒂的女儿与爱德华三世之子的盛大婚礼。编年史学家傅华萨（Froissart）和彼特拉克也是此次婚礼的座上宾。他视但丁为“佛罗伦萨的智者诗人”，《西庇阿之梦》启发了他创作《百鸟议会》。他那部有关爱情悖论和矛盾的伟大诗作《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的灵感，则源自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
在乔叟直到去世前才完成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故事发生的舞台和《十日谈》有所不同：如果《十日谈》是以拉丁欧洲的公园和别墅作为场景，那么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场景则变为了位于伦敦塔桥对面一片糟糕区域中的泰巴旅馆。聚集在这里的不是谦逊有礼的年轻人，而是来自各阶层的30名朝圣者。人们喝的不是红酒，而是啤酒。旅店老板鼓励他们在往返坎特伯雷的贝克特圣祠的途中，靠讲故事来打发时间。这使乔叟有机会以亲切的人物肖像来介绍自己的时代，描绘理想，同时又质疑它们。诗人以多样化的叙事形式讲述，辅以浪漫的情节、滑稽的故事和动物寓言。他时而教导，时而嘲讽和挖苦，时而布道，时而模仿，幽默风趣又不失严谨——他所讲述的故事虽都蕴含着经典的教诲，但又极尽轻松娱乐。薄伽丘的《苔塞伊达》和波爱修斯的哲学，是其中“骑士的故事”的教父教母。这个故事表面上披着爱神和荣誉的外衣，实际上它提出了宏大的问题，追问世界是什么，人在面对上帝、命运女神和星辰之时享有怎样的自由。再转回到地球——来到一个英国小镇——是矮胖的磨坊主讲述的故事，里面展示着**的臀部和各种**，描绘着中世纪的野性肉体。像我们今天的读者一样，当时的读者们同样嘲笑那只有骑士风度的公鸡尚特克勒，他面对自己最喜欢的母鸡潘特时，保持着宫廷式的礼貌——竟叫它“夫人！”——接下来也被一位狡猾虚伪的、被赦免的小商贩逗乐。顺便说一句，读过乔叟和薄伽丘的人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僧侣会在某一天点燃宗教改革。某些故事的道德寓意至今难以被明确地解读。乔叟对道德的开放态度极具现代特征，这位梦的诗人再次让仙女们在草地上翩翩起舞。
新科学的前夕
14世纪充斥着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混乱，学者间的思想斗争和文学家善变的文学观念似乎也影射了政治事务的混乱和书房外世界的战争。现实世界如何影响知识界，对其造成干扰还是使其活跃，都还尚难定论。像艺术一样，哲学和科学也有自己的规律。带来挑战的不仅是生活：就如同乔叟一样，他受到的挑战更多来自之前艺术家的作品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彼时，内心的虔诚遇上了生活的享乐，这与将来的情形相同。为此，争取纯洁的斗争获得了新的动力。路德的宗教改革标志其顶峰。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显得越来越可疑。因此，查理四世发布了一项法令，明令严格审查具有宗教内容的白话书籍。
各处都建立了规定祈祷和忏悔的兄弟会。一位富有的西亚商人乔瓦尼·科隆比尼（Giovanni Colombini，1304—1367）做了和圣方济各一样的事情——放弃自己的财产，宣扬反对财富，并献身于清修、贞节和慈善。从他的追随者中涌现出了耶稣会（Gesuati），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不断地宣扬耶稣的名字。教会阵地的敌人是14世纪中叶法国方济各会的鲁佩西萨的约翰（Johnnes von Rupescissa），因为他强烈主张神职人员的绝对贫穷，谴责多明我修会的对手是“金钱的异端信徒”。他著作中的末日预言与炼金术启示有关，旨在为日益临近的可怕的末日灾难提供慰藉。他还是第一个尝试将炼金术用于医学目的的人。
年轻的萨鲁塔蒂在1355年前后经历了一次与众不同的觉醒经历。通过阅读奥维德的《变形记》，他发现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一瞬间就展现出“神赋的天赋”。像他一样，越来越多的同时代人选择在书房里阅读经典文本，任凭时间流逝，这里是早期的私人避难所。他们购买艺术品，收集古董，寻觅手稿。一种选择会排除另一种选择，正如世俗享乐与虔诚，理性哲学和神秘主义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一样。对于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约1260—1328）而言，在他所依赖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弗莱堡的迪特里希的思想里，上帝已化身为“一”：成为存在本身，并由此变为一种智力（intellekt），成为一切存在的前提。埃克哈特认为万物完全被上帝渗透。人们将他称为“灵魂火花”（scintilla animae）。在“彼与此”（Dies und Das）中，人可以净化自己，摆脱一切非神圣之物，获得宁静和完整的神性的自由。这位敏锐的逻辑学家指出了一个神秘的方向。当他建议让人们在充满希望、闪闪发光的神圣“深渊”之中思考时，首先跟随他的是他的学生约翰内斯·陶勒尔（Johannes Tauler，约1300—1361），一位斯特拉斯堡的传教士。充满神性与创造力的、即将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中的人，必定都来自同一个世界，在那里，埃克哈特大师建议消灭一切个体的东西。另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亨利·苏索（Heinrich Seuse，约1295—1366）则走完了一条千年之前佛陀曾走过的路。通过鲜血淋淋的自我苦行，他淡定自若地接受了强加给自己的痛苦。
思想的视野越发扩大，甚至连主张“唯此性”的邓斯·司各脱都已着手探索已知事物的边界，从而为神学和哲学的分野做好了铺垫。因此，批判方法的出现既不是因为小冰川时代，也并非黑死病。在邓斯的手上，神学已作为一门积极的科学，旨在解释《圣经》并为人类提供指导。他夺走了神学成为上帝永恒知识伴侣的光环，头脑和记忆不需要上帝的启示就可以得出结论。因为阿维森纳，形而上学将“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如阿威罗伊所希望的那样，将神作为研究对象。
邓斯的认识论与微妙的语言学分析相结合，标志着对知识进行激烈批判的时代到来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等问题，移到了对话的最前沿，最终演进成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奥卡姆的威廉——我们上次遇见他是在巴伐利亚路德维希宫廷里——与司各脱一样，认为我们无法从结果中准确推断出原因。通常情况下，自然的过程都是必需的。但是，将上帝的干预——奇迹——驱逐出大自然，就等于否认了上帝的全能。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其所感知的是真实的还是虚像。奥卡姆的威廉以此又将“世界的解体”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他而言，理性和经验无法引向对上帝的认识。一个人可能会相信灵魂不朽，但他不相信灵魂是可以证明的。然而，基于信仰的科学不是科学：“说起来很幼稚，我知道神学结论，因为上帝知道我所信奉的原理，正如他所揭示的那样。”如奥卡姆的威廉与培根论证的那样，普遍性的东西是不现实的，形而上学是不能用理性去理解的。
对奥卡姆的威廉而言，名称是普遍概念仅有的现实性——因此有人称他的哲学为“唯名论”。它们是人类的思想和认知所形成的符号，而不是永恒理念在地上的灰烬。现实的事物是可以获得经验的丰富、随机的个体。在奥卡姆看来，科学只处理概念和句子中的逻辑关系，而不再像司各脱所希望的那样处理“存在”本身。解释越简单越好，多余的东西必须被剔除。这指的是“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的说法，其在17世纪的经典表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面对认识论仍根基不稳的土壤，一些人在逻辑、数学和实验等领域寻求最明显的确定性。这条路线是由一群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任教的神学家所采用，他们称之为“计算器”。他们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约1290—1349）。例如，他试图用数学方法记录物体的运动——弄清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计算器”代表着一种自然观，即更遥远的未来属于计数、测量、称量。
与等级制度的冲突从未平息。这一时代的思想家——如奥卡姆的威廉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都遭到迫害，埃克哈特大师也卷入了令人不快的境遇中。在巴黎，曾挑战过经院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立场的奥特科特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Autrecourt）被迫将自己的著作扔进焚书堆，还因此失去了教职。然而，许多人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就拒绝了新的道路。古代研究的先驱彼特拉克在他的论辩文章《论自己的和许多其他人的无知》中将自我认识和对善的意志置于对真理的理性探索之上。最高的哲学是认识上帝，而不是神。
如果科学绕过神学家的堡垒，避免所有可能质疑上帝无所不能的想法，那么它们就避开了使其背负异教徒名声的危险地带。论文在提出论点时经常使用的程式是“根据想象”（secundum imaginationem），这允许了讨论知识的自由。法国人让·布里丹（Jean Buridan，约1295—1358）假定上帝退出世界，自然遵循自己的规律。在此假设下，他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异教徒的立场建立了自己的论点，提出了自然哲学。例如，他断言不可能存在真空。亚里士多德并不知道引力，他声称运动物体所处的介质越稀薄，其运动的速度就越快。这意味着，在绝对真空的情况下，物体将达到无限的速度——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若是这样，这个物体必定会同时位于两个位置。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逻辑限制了上帝的全能。难道连上帝的力量都要屈服于矛盾定律——用康德的话说：“A不是非A”，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成为它不是的事物——吗？即使是万物的主，也不能成功制造真空。布里丹一生都只是一个世俗的神职人员，从来不是神学机构的一员，他认为上帝完全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他通常不愿这样做而已。这样，宗教异议一下子就被消除了，这位学者可以放手充分去证明绝对虚无的可能性。他不断发问：“天堂有物质吗？”“世界不止一个吗？”“地球可以移动吗？”
布里丹的运动理论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前，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学者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扔掉或发射的物体离开手或枪炮后会移动？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物体周围空气的振动或涡流推动了物体前进，但如同之前的约翰·菲洛波努斯和伊本·西那，布里丹坚持认为存在着一种推动力，即冲力（impetus），一种触发的力量。因此，强有力的“原动力”触发的动作——现在又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了——足以使支持它们的球体永续循环。与“天使推动球体”之类的普遍信念相比，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想法。布里丹的思考被遗忘了，但他本人没有被忘记。布里丹的人生肯定多姿多彩，在巴黎，到处都流传着他的逸事和臆构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是自然研究者难得的荣誉。据说他当过两个皇后的情人，根据弗朗索瓦·维庸《昔日的贵妇们》（Ballade des dames du temps jadis）中的说法，她们中的其中一位命人用麻袋将他装着扔进塞纳河（可能真正的布里丹幸免于此）。
他的学生尼科尔·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约1320—1382）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观的机械化。像布里丹一样，他考虑到了地球连同那些在地上爬行和天上飞行的东西日复一日地在绕着地轴旋转的可能性。但是他对这个假设以及其相反的假设都不置可否，他最终决定还是以传统的认知让地球归于宁静。他还为他的赞助人，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从而着手制定合理的国家秩序准则，即“良政”（bonne policie）。此外，他是第一个撰写货币理论的欧洲人，即《论货币的最初发明》。他最终作为利雪的主教度过了自己的最后时日。
布里丹、奥里斯姆和其他人的猜想——包括一位不知名的教授，他认为地球环绕太阳运动比它停在中心更为明智——似乎开启了科学史的变革。自然科学和数学研究在同样的可能性空间中展开——仍然是不情愿的。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肖像、自传和文学中的“自我”，绘制完成的国家理论或古代研究都亦步亦趋地发展起来。但是，传统自然科学讨论的参与者圈子暂时仍然很小，其作品的传播受到限制，处理诸如大小或速度之类的“牛津计算器们”还停留在思想游戏阶段：它还未标志着一场革命。科学也仍只意味着用严格的逻辑来衡量旧权威的陈述，很少进行实验，但那些被提出的问题、生出的怀疑都是极具前瞻性的。艾蒂安·吉尔松（étienne Gilson）认为“怀疑主义”是14世纪暴发的“新知识疾病”，它让这个时代更接近现代。如果他是对的，那么这种怀疑主义就不是疾病，而是知识力量的表征。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现代主义的历史恰好表明了怀疑主义的胜利。
火药和资本
皮浪的哲学通过怀疑论的圣经——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的著作——流传了下来，并且在13世纪后期就有了拉丁语的译本，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暂时只有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引发了方法论上的怀疑。大多数哲学家和神学家沿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研究并对其评论，但充其量也只是增加了一些点缀。长久以来，古代自然科学的大厦无人能撼动。这需要扩大对话者的范围，例如通过印刷书籍，以及一些敢于违背传统和权威的极其聪明的人——这样的人不是每天都会诞生。只不过，单靠这一可能性的空间并不足以创建新的东西。
然而，14世纪并没有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欧洲正在接受各种创新。它们是一些不起眼的、通常都没有被同时代人记录下来的事物和操作方式，这表明欧洲正在缩小与东方之间的技术差距。例如，纸张已到达英国。1390年——在撒马尔罕首次生产纸张500多年后——由商人乌尔曼·斯特默（Ulman Stromer）在纽伦堡建立的德国第一家造纸厂正式开始运营。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先决条件逐渐汇集起来，如果没有后来古登堡的伟大发明，即活字印刷，这本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似乎书籍的市场开始形成才是最重要的事。复制和传播手稿已成为一门生意买卖，它早已不再只是修道院的抄写工作。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催生了以下情况，即专业书籍被拆开，然后提供给能够同时工作的抄写员。造纸商、羊皮纸匠、插画师、装订工、红字标题师，以及之后的木匠，他们都在为抄写员和作者工作。达勒姆主教、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大臣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 de Bury）留下了14世纪书籍世界的快照。他于1345年完成的《书之爱》（Philobiblon）抒发的就是对书籍的热爱，它既是一本如何实际使用书籍的记事簿，也是一份关于那些为阅读而兴起的市场的档案。出差旅行的人可以回忆起在“天堂巴黎”旅行的经历，那种得以四处闲逛和走马观花的幸福。“这里的图书馆比香料店更受欢迎，还有各种各样书籍盛开的花园，”他写道，“这里有雅典人的旅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漫步小道、帕纳萨斯山和斯多葛式的门廊。”
薄伽丘和萨凯蒂等诗人为广大的读者写作。现存手稿数量超过80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昭示其获得的巨大成功，而《十日谈》也有60多种手稿流传于世。然而，其他欧洲国家并未产生像乔叟或意大利诗人那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波西米亚人模仿特普尔的约翰的《波西米亚的阿克曼》的形式，创作了一部具有古典修辞之美的杰作：一位刚痛失爱妻的人与死神之间的痛苦对话。普通民众不断增长的诉求也反映在当地语言版本的宗教著作、宗教生活或传说中。其中最成功的是《金色传奇》（Legenda aurea），该书于1350年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它凭借其中由圣徒和奇迹构成的简单故事，成了欧洲那个时代的宗教书籍里——包括《圣经》在内——被阅读最多的一本书！
除此之外，还有进一步的创新。在中国发明火药后的几个世纪，欧洲战场上也传出了枪声。早在罗杰·培根之前，写于14世纪早期的《火之书》（Buch der Feuer）——该书收集了各种可燃物质配方——就已经提供了关于如何混合致命的现代力量的秘诀。从拜占庭战士在公元7世纪就曾用来烧毁阿拉伯船只的传奇的“希腊火”到火药的配方，该书都有记载。最早的“火炮”是可以射箭的铁加农炮，其历史可追溯到1326年。这是迈向战争的关键一步——它不再基于肌肉力量和武艺，而是基于技术和金钱。
前面已经提到的佛罗伦萨的大规模破产告诫人们，资本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为了支持战争、宫廷、节日，官僚和作家必须筹集大量资金。相反，公共财政促进了银行和信贷系统的扩展，而没收财产的幽灵也总是潜伏在旁。在当时最先进的经济体——意大利——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因为金钱精英与这里的政治权力紧密相连。银行家和商人在城市统治者中占据关键位置，而贷方和债务人通常是同一个人。热那亚政府与圣乔治银行唇齿相依，以至最终银行统治了这座城市并制定其政策。
机械时代的开始
从温暖时期开始的经济繁荣中，欧洲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于是它更加快马加鞭，时间被前所未有地精巧划分到小时和分钟。而此前，它轻柔而安静地往前流逝，其过程从太阳的位置、水滴、燃烧渐尽的蜡烛中，或者是从14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的轻轻滴流的沙子中得以窥见。越来越多努力往前嘀嗒走动的钟确定了它们的节奏。到了13世纪下半叶，水钟已经不再被使用。轮钟的发明具有重大意义，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符合商业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它传播了一种颠覆性的原理：机械学，以及由此出现的机器工作。
希腊人、中国人——我们不过是站在钟表科学家苏颂（1020—1101）的肩膀上而已——以及阿拉伯人已经发现了精确计时所必要的摆轮原理。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宫廷汇编的《天文知识集》展示了一座时钟，使用了比水更加黏稠的水银作为摆轮。阿里·伊本·查拉夫·穆拉迪的《秘密之书》（Buch der Geheimnisse）中包含对时钟原理的描述，也是从阿方索十世的宫廷传到佛罗伦萨的。机轴摆轮据推测是由一个西欧人发明的，并一直沿用到17世纪，直到出现了重大创新。这位匿名的天才使技术发展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它的发明基本上可与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仔细想想这样一种能使手表正常运转的功能：大齿轮和小齿轮的相互作用使剧烈运转的齿状冠轮转动，用其两个金属薄片轻轻触碰主轴，然后不断地迫使它不停摇摆。建立这种机制得需要多么丰富的技术知识、多么精湛的工艺以及何等的耐心啊！两个金属接片必须相互呈直角咬合，齿状冠轮上还需要奇数个点；而且锯齿对面必须留有缝隙，以便指针能够均匀地走动。这一原理一经出现便风靡整个欧洲——用什么途径传播呢？——它是一场改变时间的革命。此外，它开辟了建造更加复杂装置的可能性，尤其是得以让公民处于宇宙背景之中的天文钟的建造。
在欧洲，修道院中可以找到早期轮钟的痕迹，它们在那里召唤僧侣按时段祈祷。大约1325年，英格兰僧人彼得·莱特富特（Peter Lightfoot）在威尔斯大教堂安装了天文钟。10年后，米兰市长阿佐·维斯孔蒂（Azzo Visconti）在圣戈塔多塔楼的八角形结构中安装了一个机械钟，每个小时它都会报时。人们对此印象深刻，以至将这个屋顶上响彻着时钟声的城区叫作“时辰之地”（contrada）。时钟成为权力的象征：它是被城市主人作为时间的立法者而展示的一种仪器。从那时起，欧洲这片充满了冲突的观念、书籍和工厂的大陆，变成了时钟之国。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世界在此时已经何等机械化了——除了摆轮时钟，在几乎同一时期的卢卡还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水力驱动的丝绸工厂——哲学则将其视为被上帝抛弃的乱象。
同时，这一享有盛誉的装置已成为理论讨论的话题。南英格兰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沃灵福德的理查德（附图7）完成了《关于天文钟的论文》。据他的说法，装有敲击装置的轮钟是在圣奥尔本斯制造完成的。理查德也是天文计算器“阿尔比恩”（Albion）的发明者，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为铁匠的儿子，他可能熟悉将铁制成工件的技术。理论已付诸实践：通过在当时的数学高地牛津大学的学习，理查德习得了建构他的“计时器”所需的理论知识。一代人之后，来自帕多瓦的医生乔瓦尼·唐迪（Giovanni Dondi，约1330—1388）经过16年的工作，也建造了他自己的极其精致的“天文钟”。唐迪那篇关于这一神奇物件的论文，其来源之一是诺瓦拉的坎帕诺（Campano da Novara）的著作，其中包含早期著名的摆轮的展示，而后者恰好懂阿拉伯语。与彼特拉克交好的唐迪将好奇心也延伸到了古代遗迹上。他不仅为它们赋诗，还为它们测算。
多亏了他这样的建设者，机械时间逐渐取代了按教会时序标准划分工作日的旧方法。时间感知也进行了世俗化。嘀嗒作响的时钟成了生死的主宰，通过前所未有的精确性，计算着手工业者昂贵的工作时长。但丁忧伤地回想着从前平静的日子，那时他还在“老城墙里的佛罗伦萨”过着“和平、有度和知廉耻”的生活，不必遵循时钟的指示。虽稍有延误，但新时代还是到达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它也占领了这片土地。可以肯定的是，时钟那时还如此不准确，以至我们可以相信，乔叟的公鸡尚特克特都能够比修道院里的时钟更可靠地进行计时。
机械钟由于隐藏的重量、齿轮和摆轮装置而具有神秘的生命，其使用寿命比以前制造的设备更长，从那时起及其此后的数百年来，一直深深吸引着人们。它适合作为人、国家、宇宙的隐喻。第一个给出这个比喻的人是奥雷斯姆——在那时的巴黎，按照查理五世的命令，他的时钟必须根据放在斯德岛的王宫里的时钟进行设置。但是，奥雷斯姆的上帝显然不是那种在完成了工作后，就将工作和人们抛下，然后径自离开的造钟人。相反，他无所不在，他保存并移动其造物。在大胆的猜测中，奥雷斯姆将它等同为包围在天堂最外层的无限空间。通往物理学的道路似乎已经开辟出来，它在天堂和地上，在“月下”（sublunaren）范围内适用于相同的规则。凤凰如此便抵达了欧洲，在巴黎和牛津，在阿维尼翁和佛罗伦萨发现了自己的巢穴。
在奥德修斯的千年
同时，一位著名演员出现在欧洲的文学舞台上：“多才多艺”的奥德修斯重新开始了他的旅程。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第26首诗歌中让奥德修斯承认：“我无法克服自己心中/要去了解世界/并历览人类善恶的热情。”对珀涅罗珀[147]的思慕，对儿子或老父亲的爱都无法阻止他——进入未知的世界，驶向无边的海洋。可以将此理解为，即使是奥德修斯，也会跟随他的精神跨过一个又一个边界。在这一点上，但丁处理得相当现代。彼特拉克寻求无拘无束的理想，并尝试过一种知识自由的生活。在一首神秘的十四行诗中，他给自己戴上了奥德修斯的面具：“我的船，完全被遗忘，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午夜时分，在冬季，在斯库拉[148]和卡律布狄斯[149]之间；舵旁坐着的那位先生，是我的仇敌。”泪如雨下，模糊了视野，他写道：“海浪下的死去的是理性和艺术，所以我开始怀疑，是否找得到港口。”但是他在中世纪后期到处流浪的经历意味着，发现与体验是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新事物的渴望，是那些“勤劳的美德”，敦促他去研究古代纪念碑和古代的文字，驱使马可·波罗驶向世界的边缘，促使传教士里卡多去寻找天堂。
这位诡计多端的人从未被完全遗忘，但是现在呼唤他的声音正在累积，可与之相比拟的人越来越多。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将奥德修斯描述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他从冒险中幸存下来并从中学到了经验。洛多维科·多尔切（Lodovico Dolce）赞美他用自己的美德来抗拒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这个美洲大陆的命名者，喜欢将自己视为他那个时代的奥德修斯。最终，伟大的收藏家和博物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ovrandi，1522—1605）将奥德修斯的名字视为一种符号。他问自己——引用维吉尔的话——是谁授予了他这个名字：“谁是奥德修斯？”并立即回答道：“一个思维全面的人，一个游历广阔的人。”因此，他按照这位英雄的生平，将自己的自传风格化了，他同样也游历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亲身感受冒险旅程中的那些长途漂泊。1580年前后，他在位于博洛尼亚附近的萨维纳的圣安东尼奥（Sant'Antonio di Savena）的别墅墙壁上画了《奥德赛》的场景。像英雄荷马一样，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尤利西斯在智慧女神和科学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下认识了自己。人类的劳动依然只是徒劳的，而伊萨卡岛，这座所有古老和现代流浪者的向往之岛，只有在死亡来临时才能到达，他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在14世纪，其他一切都不确定，冒险旅途也是。这些旅行者也和弗朗西斯·培根——这个在名字和精神上与伟大的罗杰·培根相近的人——一样，带着自豪感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看向一个新世界。大胆的创新者、躁动不安的知识分子仍然只是一小群人，彼特拉克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受到了各方的威胁。和14世纪初一样，人们害怕地在天空寻找线索。宗教动**到处弥漫，对纯洁的呼声越来越高。1399年夏天，身穿白色服装的信徒团体“比安奇”（Biachi）在阿尔卑斯山和拉齐奥地区周围活动。在接下来的1400年，他们都在希望和平与虔诚的时代到来。在英格兰，威克利夫的教义是由罗拉德派（lollards）[150]继承，他们最初只是指各种“背叛者”。他们拒绝礼仪、朝圣和传统的圣礼教义等外在活动，并为追求使徒式的贫穷而奋斗。国家对他们施以迫害和压迫。对于“伟大改革”的序幕来说，他们仍然无足轻重。在荷兰，盖尔特·格罗特（Geert Groote，约1340—1384）发起了“现代虔诚运动”，这也是一个平信徒参与的运动。在南部，它扩散到了巴塞尔和因特拉肯。他们的宗教信仰通过当时最广为人知的书籍之一的《遵主圣范》得以表达，即鼓励人们像救赎者一样生活，并虔诚地阅读《圣经》。对上帝的找寻也可能导致对伊斯兰教的皈依，例如在突尼斯生活直到去世的加泰罗尼亚方济各会的安塞慕·图迈德（Anselm Turmeda，1355—1423），然而这类皈依仍属于极少的例外情况。
在法国，从1394年起，实行了圣路易曾经下达的命令，即驱逐犹太人。许多幸存者都更愿意受洗。随后命令蔓延到了斯特拉斯堡、布拉格和施派尔等城市。从那时开始，乡村地区的犹太教占据了主导，许多被驱逐者不得不在城墙外尝试找寻新的起点。英格兰的犹太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被驱逐。冲突只能来自接触，因此英伦岛上也缺少现代反犹太主义的“温床”。14世纪最后的十年，在西班牙，从塞维利亚开始，发生了迫害和谋杀，数万人选择改变宗教信仰。
彼时，作为国家和教会喉咙的大学，在知识的革新方面一时失去了其重要意义。在讲堂之外，人文研究在宫廷和城市中蓬勃发展起来。远离那些关于普遍性的辩论、逻辑学家的狭隘见解以及对于神学微妙的讨论，人本主义者用以叙述和解释的方式接近了真理。他们寻找生命间的关联，努力追求语言之美，并继续挖掘古老的遗产。标准发生了变化。来自阿雷佐的多梅尼科·班迪尼（Domenico Bandini，1335—1418）在博洛尼亚大学担任修辞学和语法讲师，在生涯即将结束时，他着手编写了一本百科全书，乍一看就像中世纪知识的汇编。班迪尼非常重视其中与人相关的内容。他在书中讲述了大约4000则著名男女的传记，并根据事实来源进行了评论。因此，他的方法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色彩。
来自帕尔马的医学教授比亚焦·佩拉卡尼（Biagio Pelacani，约1347—1416）也提出了一些闻所未闻的观点。西方人视这位奥卡姆的威廉的追随者为他们的拉齐：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人，并因此赢得了人们口中“魔鬼医生”（doctor diabolicus）的称号。在所有获取认知的方法中，如后来的笛卡儿一样，比亚焦最为推崇数学。他认为，可以肯定有一个连上帝也无法做任何更改的事实：人的独立存在。他教授过一些骇人听闻的知识，例如灵魂可以由物质构成，并束缚在人身体上，因此它是会消失的；以及宗教之间的差异是源于不同的气候条件和行星星座。上帝依然只是扮演着机械师的角色，就像时钟发条一样，将曾经被创造的世界抛在了身后。比亚焦的思想指示了方向，但它们直到17世纪才完全开放呈现出来。
坟墓雕塑（transi）将死者展现为眼窝空空，有时还会呈现被蛆、蛇和蟾蜍爬行的尸体。这种恐惧提醒人们，生命是短暂的，最美丽的身体未来也不过是蠕虫的食物而已。人们被瘟疫缠身的经历也反映了在那时越来越普遍的死亡之舞。它们把死亡描绘成一个伟大的一视同仁者，一个咧着嘴笑的骷髅，领着教皇和皇帝、老太婆和漂亮的姑娘、学者和修女一起跳舞。自从于瘟疫中康复的诗人让·勒弗尔（Jean le Fèvre）在1376年写下了《骇人之舞》（Tanzdes Macabré）之后，“骇人”说的就是这类可怕的事物。
在乔托的魅力以及与北方人的交流下，意大利人继续征服现实。新的图像世界首次在1400年前后出现在北方的时祷书中。作为个人虔诚的一面镜子，它们必定出自成千上万人之手。根据林堡（Limburg）兄弟的说法，在微型画家中，大师们都是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眼光去描绘风景，有光线和空气效果以及被塑造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自己就为约翰·冯·贝里（Johann von Berry）公爵做了同类作品中最漂亮的一部，由此带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艺术展示出了文化交流的巨大凝聚力，人们甚至认为可以称之为“国际哥特式风格”。涌现的大量的“美丽的圣母”像是那么相似，以至人们都想要将其作为同一位大师的作品。风格的形成是通过交流实现的。它们的代理机构是修会和教廷，是宫廷和拥有贸易网络的城市以及大学；媒介则是绘画、信件、书籍和画家的眼睛。新的信息传递系统缩小了欧洲的空间。大约在1380年，显然最早是从米兰公国开始，掀起了一场“复兴接力”。新的邮政服务开始兴起，邮件不再仅由单个信使传送，而是沿着一系列站点，通过有规律的交通往来进行运送。法国紧随其后，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开始效仿。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更为友好的先驱，不仅仅萌芽于反对罗马的过程中。《法国大编年史》向它的宫廷听众讲述了他们的帝国传记，其插图精美的手稿根据较早的编年史、国王的传记和其他文献编制而成。撰写者的工作地点位于圣丹尼斯王家修道院，几步之遥便是统治者和王后的居所，他们的事迹如今化为墨迹与声名。百年战争的英勇将领伯特兰·迪·盖斯克林（Bertrand du Guesclin）也被记录了下来。国王的陵墓在其他方面彰显着自己的身份：对于丹麦人来说就是罗斯基勒主教教堂，葡萄牙人就是里斯本的耶罗尼莫斯修道院，英国人则是乔叟的安息之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城市共和国中，圣徒还必须与越来越多的世俗的半神分享教堂。圣十字教堂变成了佛罗伦萨的万神殿，而威尼斯则为它的许多总督和海上英雄在圣乔瓦尼及保罗大教堂和弗拉里教堂里准备了足够的墓穴，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一同长眠。
欧洲的多样性和信仰的界限
在此期间，人们在东方的撒马尔罕发现了一个著名的陵墓。陵墓的圆顶覆盖着蓝色陶瓷，保护着帖木儿·伦克及其继任者的最后安息之所，内部装饰精美的缎带显示了征服者尊贵的血统及其创下的丰功伟绩。他成了传奇，他短暂的帝国成了帝国伟业的先兆。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说，帖木儿的去世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他，阻止欧亚大陆被西方国家、伊斯兰中亚和远东国家三方分割的最后一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从那以后，由于帖木儿对中亚的袭击所造成的破坏，以及该地区部落间关系依然保有的重要意义，原本的力量平衡向更有利于远东和远西的方向倾斜。
实际上，帖木儿的帝王梦想可能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征服者的军队不再只由带有弓箭的野蛮骑兵组成。他从印度带来了战象，拥有步兵、重型骑兵和枪支，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在大马士革与学识渊博的伊本·赫勒敦（Ibn Chaldun，1332—1406）进行的著名谈话证明了这一点。帖木儿沉迷于讨论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但是他既没有制定法律，也没有建立行政机构，以便将自己的意志覆盖到帝国最偏远的角落。他躁动不安的征服和杀戮与那个时代早已格格不入，这一时代未来属于要塞和城墙围护下的文牍国度。帖木儿寻求真主的合法性，作为真主在世上的代表，他拥有一切权力和权威。而那场他与伊本·赫勒敦的对话也并没有阻止他掠夺大马士革。
彼时，遥远的欧洲不再处于皇冠的统治之下。法学家巴尔杜斯·德·乌巴尔迪斯（Baldus de Ubaldis，1327—1400）总结道：“国王只是他自己王国中的皇帝。”（Rex in regno suo est imperator regni sui.）罗马皇帝是末日之前最后一个帝国的主人，也是世上最高的君主，这一观点继续通过许多皇帝身边的作家所创作的小册子传扬了数百年之久，在外交上皇帝的使臣要求获得优先权。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兴国家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记忆，一大群伟大的逝者与1308年被谋杀的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一起安息于帝国的施派尔大教堂。这一世界帝国已形同虚设，永远不会有一个德意志国王的国家大教堂了。
欧洲国家不能——这是关键所在——在一个帝国的领导下保持稳定的存在。这块大陆仍然是激烈竞争的舞台，这里不仅有剑和大炮，还有羽毛、图像和建筑物。雄心勃勃又无比虔诚造就了一片充满恩惠的土地，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发明家和学者定居于此。教会分裂有利于教育和科学。例如，教皇和敌对教皇通过各自授予新大学特权而互相竞争，确保各自获得的支持。
除了宗教纠纷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科学家，他取代了神职人员，成为中世纪经典的自然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不是针对教条、道德和伦理，也不是对隐藏秘密的探寻，而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辨明“真”或“假”。因此，学术的实际利益更加凸显。一位学者放弃了“入世”的积极生活，那么也将失去他自己理想的地位。现在这个双头教会可能会努力规避国家的分散：它可以提起法律谴责异端邪说，烧书，有时甚至烧人——但是神职人员的力量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受到了极大制约。在1400年前后，罗马对救赎告解的垄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并且偶尔的社会动**也能发现其中神学提供的侧翼保护。埃克哈特大师说，并不是血统和财产造就了贵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贵族。如果按他用德语讲授的观点，人类是被上帝——他的天父——“以灵魂的最高境界”生出的，那么外部的尊严又算什么呢？但丁在他的《宴会》的第四书中也提出了“基于美德的真正贵族”这一概念，而那种旧有的世袭贵族由此便毫无意义。
毫无疑问，精神领域的大量创新创造了“真实历史”的前提。饥饿和黑死病、阿维尼翁的流亡教皇和教会分裂、战争和起义都需要解释，至少要对此表态和自我评判。文本和图像中主体的诞生——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它的可视化——皆与此有关，这是显而易见的想法，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佐证。上帝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知识分子。他被认为已经死亡，受着末日审判威胁的人们却忘记了这一点。这一控诉在14世纪末的一位匿名作者的中篇小说中被发现，它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我们无从知晓。
强大的女性
欧洲妇女被丈夫束缚，很少有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但到中世纪晚期，这里的妇女仍比拉丁欧洲地区之外的妇女同胞享有更多自由。在许多国家，甚至在现代的伊斯兰世界中，年轻女孩和妇女并没有令人羡慕的处境，其源头深深植根于过去。
乔叟笔下的“巴斯夫人”可能是欧洲人觉醒的象征。这个结过五次婚的女人的故事，关涉了婚姻的苦难和僧侣仇视女性的话题，此外也是一幅关于宫廷罗曼故事的讽刺画。长长的序言描绘了文学史上第一位自信的中产阶级女人的肖像。她是困难时期勇敢的母亲，她想充分享受上帝赋予她的性，从而支配自己的男人，有可能还是一位富有而年长的绅士。人们很难在其他文化的文学中找到其姐妹篇，如果我们不把《天方夜谭》中聪明的苏丹新娘谢赫沙拉德算在内的话。
一些真正自由和强大的女性在欧洲中世纪涌现出来：她们中不仅有修女和圣人，还有诸如号称“游吟诗人的女王”的阿基坦的埃莉诺（Eleonore von Aquitanien），或丹麦的玛格丽特，那不勒斯的胡安娜或波兰的雅德维加这样的女性统治者。然而，法国的《萨利克继承法》排除了女性继承王座的机会；伊丽莎白一世坐在百合花宝座上的画面是无法想象的。在市民阶层中，妇女通常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开展事业，偶尔会出现一些可以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做生意的女商人。科隆、苏黎世和巴黎组建了妇女行会，例如，丝绸女织工联合会。
妇女的自由甚至在意想不到的领域里找到了支持。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Bernhardin von Siena，1380—1444），实际上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他却在一次讲道中捍卫了男人和女人的平等：“上帝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而不是他的脚骨，不是为了让他践踏女人。”显然，此时他忘记了阿奎纳的教导，阿奎纳基于一些荒谬的医学思索而认为妇女是“不合格的男人”。
一位定居巴黎的意大利裔女性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成为女权主义的“神圣资助者”。她是第一个依靠高级贵族的资助，以写作为生的普通女性。她的《妇女城》强调，凭上帝的智慧，是断不会让女人像《玫瑰传奇》中的某些段落那样不完美和邪恶的。在15世纪的头几年，这种批评引发了欧洲的第一场文学论战。反对他们的是法国最早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德·蒙特勒伊（Jean de Montreuil，1354—1418）。“玫瑰之友”为其所推崇的作品极力辩护，又不乏幽默。克里斯蒂娜勇敢地做出回应。她批评了小说中渲染的男性气概，对自由性行为的赞颂，以及以奥维德的理念为依据的爱情理论。正如她所认为的那样，文学应该尊重道德边界，特别是女性的尊严。在她看来，他们心中的理想形象绝不是女性解放的先锋战士，而仅仅是敏感的宫廷侍女，只会对粗俗的男性话语感到气愤。与之相符的这样一位能干的、具有生活智慧的女人，在逆境中依然强大淡定的女性，不正是如克里斯蒂娜在《淑女的美德》一书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一样吗？这其中可能暗藏了作者的自我形象。
我们难道不应该提及卡泰丽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1463—1509）——伊莫拉和弗利的女领主，也是抗击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的女英雄——的祖先玛格丽特·阿滕多罗（Margherita Attendolo）吗？在一支雇佣军的帮助下，玛格丽特绑架了四名那不勒斯贵族，以逼迫释放她的兄弟穆齐奥。另一位伟大的女子是阿尔博雷亚的埃莉奥诺拉（Eleonora von Arborea，约1347—1404），她是撒丁岛一位神采奕奕的女领主和立法者，也是猎鹰的守护者，为了保护它们，她还颁布了法律。除这些女性之外，要想描绘出完整的中世纪欧洲妇女的生活图景，最重要的是了解那些没有太多自由的手工艺者和农妇、贫穷的女佣和妓女、助产士、奴隶和被迫进入修道院的女性。像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宾根的希尔德加德或甘德谢姆的赫罗斯维塔这样的女性毕竟是少数。中世纪晚期还有一些不多见的女领主，她们收集艺术品并资助学术，抑或是那些富有商人的妻子，她们精明能干，管理着家庭，而丈夫则安心在远方做生意。玛格丽特·达蒂尼（Margherita Datini）甚至还亲自照顾丈夫弗朗切斯科的私生子。
当然，反过来，我们将不得不讲述一千多年前的男人也如今天一样给妻子或爱人带来爱。作为男性的代表——男性中也并非只有暴君、压迫者和杀妻者——我们让冰岛的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1179—1212）来谈谈吧，他深爱着美丽的古德伦·赫林斯多蒂尔（Gudrun Hreinsdottir）。“我走进了这个最美好的女人所在的房子里，”他继续回忆说，“她正梳着她卷曲的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