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22：贾科莫·波隆·德·布基斯（Giacomo Borlone de Buschis），《死亡的胜利》（局部），1485年，克卢索内（Clusone），瓦尔塞里亚纳学科讲堂

死亡的胜利

黑暗时代？彼特拉克的评价有其现实的理由，正是这些理由使忧郁而又充满厌世情绪的生活成了法国及其他地区文学的重要话题。温暖时期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或许是由于赤道附近的火山喷发，导致尘埃喷入大气，给太阳蒙上了阴影，地球上的气温也随之下降了。冰川融化后流入山谷。早在13世纪，瑞典和挪威的农场就已经被废弃，开荒的大火被扑灭了，定居运动逐渐平息下来。一次由挪威人和瑞典人组成的去格陵兰岛的探险之旅就发现了那里的村庄空无一人。食物也变得越来越稀少和昂贵。1315—1317年，饥荒一次又一次席卷着这片土地，欧洲的人口统计数据不断下降。

一种恶性循环机制无情地暴发了，它令工业化前的欧洲社会痛苦不堪、受尽折磨：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田地产量所能允许的速度。如果没有战争或流行病强行带来新的平衡，后果只能是匮乏和死亡。向外迁移、森林砍伐或诸如轮式犁之类的技术创新虽能够推迟死亡的到来，却无法阻止其发生。在这一过程之后，生活稍微好转了一段时间，直到关键性的时刻再次出现，随即又带来死亡。被认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140]，或许在那时就已经为人所知。 在最古老的阿卡德史诗《阿特拉哈西斯》中，就描述了人口是如何扩散，国家又是如何“像野牛一样咆哮”，以致叨扰了众神的安息。解决办法在于控制生育和谋杀手段：瘟疫、干旱和洪水。这些是恩利尔神[141]对人类的惩罚。

恩利尔的三位凶手之一在14世纪40年代返回了欧洲。黑死病——这个名称就暗示它是一种大量出血的传染性疾病，其症状类似于埃博拉出血熱——从亚洲向西蔓延。根据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E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说法，微生物一统这个世界。1346年，它们到达了热那亚人位于克里米亚的基地卡法，当时蒙古人正在围攻这座城市。征服者采取了生物战手段，将散发着臭味、携带瘟疫病毒的尸体扔进城市。瘟疫是商船和战场上无形的乘客，它们以此入侵了意大利，在1347年又征服了墨西拿，继而征服了比萨和热那亚。同时，欧洲再次遭受了严重的饥荒。挨饿的人很容易成为瘟疫的猎物，但是不久之后，瘟疫的影响就不再那么显著，它们已经感染了可以感染的所有东西。它们渗透到英格兰，又潜入斯堪的纳维亚帝国。很快，它们造就的尸体大军就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在1348年也不幸感染了瘟疫，他在《死亡的胜利》中描绘了这一令人沮丧的景象。“看见这整片土地尸横遍野，没有散文或是诗句可以对此进行描述：从印度和中国到摩洛哥和西班牙，那一大堆尸体已经经过许多时代，它们迟早将这个世界堆满；彼时，那些被人们形容为幸福的人，诸如教皇、统治者、皇帝，也都将**、悲惨和贫穷。”所发生的这一切被彼特拉克认为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行星会合所引发的结果，预示着世界的终结。

黑死病带来了悄无声息的恐惧。那些被感染的人先是注意到淋巴结肿胀，随后出现皮疹、头晕、发冷、剧烈疼痛等现象，一些患者还会吐血。患者的肺部一旦感染，当天就会死亡，有时三个感染者中仅有一个能存活下来。住在奥尔维耶托的一位编年史家简明地说：“今天早晨你还很健康，第二天就死了。”另一位又描述道：“女人躲开深爱的男人的拥抱，父亲避开儿子，兄弟躲开兄弟。”有些人独自一人垂死，没有圣餐，没有医生，没有神父敢冒险靠近他们，他们绝望的哭声从废弃的房屋中传出来。一切都匆匆了事，常常连哀号的妇女都没有，也没有钟声和葬礼，死者便被埋葬了。一位佛罗伦萨编年史家讽刺地说，他们将尸体铺在万人冢里，撒一点泥土，再铺上厚厚的另一层尸体，又在它们上面再盖上一些土——“就像在制作奶酪一样”。人们匆匆逃往乡下。在威尼斯，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以至剩下的人都没法达到召开伟大的议会所需的法定人数。

流行病被认为是上帝对这个似乎偏离正轨的世界的一种惩罚。耶和华是否如《圣经》中记载的用洪水清洗世界那样，净化这个世界？律师加布里埃勒·德·穆西斯（Gabriele de Mussis）了解到，在中国这个“世界开始的地方”，可怕的蛇和蟾蜍成群结队地向人们预示着这场灾难；印度同欧洲一样，那里先是出现了地震。游行，以及圣髑、忏悔和祈祷等神奇力量皆于事无补，卫生措施缺乏，更为缺乏的是医生。虔诚信徒血流成河的阴郁画面构成了中世纪相关时期的壁画，也包括犹太人大屠杀的场景。正如十字军东征爆发时那样，人们再次发现了有罪之人。债务人找到了借口以摆脱债权人。中世纪最著名的外科手册的作者盖伊·德·乔利亚克（Guy de Chauliac）医师发现，犹太人被指责为世界的“毒药”，需要为这一系列的死亡负责。除此之外，一些可怜的残疾人，甚至某些地区的贵族也被驱逐出境。在德意志、法兰西和西班牙帝国——奇怪的是意大利并不在此列——犹太人被谋杀，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分发。这种恶意的狂热自古有之，仇恨犹太人的理由很早就已经存在。到13世纪下半叶，迫害变本加厉，受害者被扣上了谋杀儿童或是亵渎圣体的罪名。

宗教活动是一种仁慈地祷告上帝以阻止和净化大屠杀的方法。编年史家除此之外还报告了一些相反的反应。对死亡的恐惧伴随着对生命的渴望。乔瓦尼的兄弟马泰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报告说，幸存者如今成了丰裕的土地继承人，他们因此不知节制，沉迷于美酒佳肴。“他们喜欢筵席和宴会，及时行乐，享受山珍美味。”瘟疫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出于未知的原因，死亡人数中最多的是中年人。

瘟疫的影响深远。死者的钱财留给了幸存者，而这与战争又有所不同，战争会将人和财产一同毁灭。利息下降了，因为必须供养的人口比瘟疫盛行之前少了，所以粮食价格也降下来了，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可用于购买奢侈品。村庄废弃了——有时在林深寂静中的残垣断壁还在唤起对这些“荒村”的记忆——土地满目疮痍。劳动力没有了，这是这个世纪中叶的瘟疫大暴发之后，疫情进一步蔓延的结果。通过法律来控制工资上涨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人口数量的崩溃式下降也加剧了大庄园的瓦解。农民大都能获得有利的贷款条件，从而减轻了税收负担。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地主的收入也因此而减少。乡间的士绅陷入困境，不得不大举外债并抵押他们的货物，一些人甚至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是富有的条顿骑士团，也一时囊中羞涩。不少领主甚至沦为了市民或者农民阶层的一员。为了获取新的资金来源，一些人采取了蛮横的手段，他们抢夺城堡的财产，并通过突袭路过的商人而索要赎金。许多人雇买兵力成为雇佣军领袖，伟大的军阀时代开启了。还有一些人则寻求谋得一份公务员或外交官的工作。

瘟疫受害者留下的财产，以及那些吸引贸易和手工艺品进入城内的资金帮助人们大兴土木，而无暇顾及当时的政治动**。市政厅和教堂被修建起来了。人们继续从那些大规模的死亡经验中得出相似的结论，深深烙印在集体记忆中。正如人们自己所听到的那个充斥着大量死亡的时代的讲述一样，有些人试图通过善行来缩短在炼狱的时间并获得幸福。其他人则专注于今生所在的尘世，把握当下的日子，将短暂的生命视作节日来度过。所有这些策略都对艺术大有裨益，无论是对建造教堂、捐赠祭坛还是兴建宏伟的宫殿，使艺术付诸实践所需的资金，至少已经通过因大规模死亡而带来的资本累积得以实现。例如，佛罗伦萨的奥桑米歇尔兄弟会，从过世的成员那里继承了35万弗罗林金币。其中8.6万金币用于投资修建教堂的神龛，即安德里亚·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于1359年完成的由大理石、青金石、玻璃和黄金所制成的旷世之作。但是，由于缺乏纳税人，一些雄心勃勃的市政建筑团体陷入了停滞。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锡耶纳着手修建的大教堂项目草草结尾，而这座在今天广受赞叹的建筑不过是当时那座十字形大型建筑的翼部而已。

教堂的图像世界已经明显黯淡无光，尽管在1347—1350年这一死亡率大幅上升的时期发生了可怕的事件，却没有画家将其付诸笔端、永恒留存，仅有编年史学家和书籍插图保留了些许记忆痕迹。比萨坎波桑托墓地的拱廊壁画展示的景象，与彼特拉克在世界末日画面中所呈现的“死亡的胜利”相同，但这些壁画在大规模死亡发生之前就出现了。它记录的是14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暴发的心态崩塌、气候变化、农业危机和人口过剩问题。而在14世纪末，特普尔的约翰以他的《来自波西米亚的阿克曼》喊出来：“所有国家的残酷破坏者们，危害全世界的迫害者们，所有残忍的杀人犯，你们，死亡，你们都被诅咒！”

全世界的分裂

死神无情地让疾病和饥饿在欧洲各地肆虐，其深远的后果是导致了金雀花王朝和瓦卢瓦王朝之间的一系列战争。瓦卢瓦王朝是自1328年之后一直统治法国的卡佩王朝的分支。尽管和平遭到破坏，但在1337—1453年持续发生的冲突却产生了“百年战争”这个概念。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已经提到的，英、法统治者既联合又分裂的扭曲关系：英伦岛上的统治者是法王在阿基坦地区的附庸，其领土却是安茹帝国的一部分。由于爱德华三世的法国亲戚查理四世去世后，没有儿子可作为继任者，于是爱德华三世提出要自己继任王位。这种冲突局势在第一次泛欧战争中达到**，苏格兰、佛兰德斯和卡斯蒂利亚成了战场。最终，英格兰大范围退回了其所在岛屿，而法国的轮廓线则与今天的法国轮廓线颇为接近。

大规模的战争是那个时代的可怕同伴。它造成了巨额的成本，从而增加了税收负担。在和平时期徒劳无益的雇佣兵，给人民带来了苦难，并引发了起义。其中包括“扎克雷农民起义”——当时贵族嘲笑他的农民为“呆扎克”（Jacques Bonhomme，意指“乡巴佬”）——它构成了对古老精英阶层的最大威胁。这场起义夺取了巴黎、法兰西岛北部、皮卡第和香槟，甚至城市公民和一些官员也参加了起义。作为领导人之一，商人艾蒂安·马塞尔（étienne Marcel）从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想利用起义的势头来提高王室在抵抗贵族斗争中的地位，同时使其获得对各阶级的统治权。当时在法国首都的彼特拉克抱怨说：“现在，人们听不到辩论者的争辩，而听到战士的喧嚣；不再看到成堆的书籍，而是看到成堆的武器；墙上回响的不再是三段论和演讲声，而是守卫和攻城锤的撞击声。”在乡间，城堡危立在大火中。贵族被屠杀，他们的妻子被强奸。根据编年史家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的说法，农民可以当着家人的面，用大火烧死一名骑士。王冠艰难地站稳了脚跟，马塞尔却付出了生命。

到处都是兵荒马乱。年鉴里记录着魅力超凡的领导者们的命运浮沉。1347年被罗马人提拔为人民领袖的科拉·迪·里恩佐（Còla di Rienzo）最终还是沦为失败者。他的“先解放罗马，再解放意大利”的计划，与其对过往的向往相符。彼特拉克甚至愿意借李维之口来歌颂新罗马的荣耀。他笔下的英雄，一位小酒馆老板和洗衣妇的儿子，裹着古罗马的长袍，得意扬扬，夸耀自己为“圣灵的战士，严厉而温和，是城市的解放者，是意大利的狂热者，是世界的朋友，是崇高的领袖”。这其中结合了一种怪诞的复兴与约阿希姆的末日启示。此时，若想清算人民、罗马贵族、教皇和皇帝四者之间的恩怨关系，即便叫一个聪慧的人来也力所不能及。1354年，科拉被工匠杀死。多亏一位文字颇有乔托之风的匿名记录者，才使得科拉从所处的那个世纪中以异于常人的姿态站到了我们面前：脑袋前后摇晃，踮脚摇摆着。

法国仍然动**不安，起义还在不断爆发，德国亦然。在锡耶纳的编年史家多纳托·迪·内里（Donato di Neri）看来，似乎全世界都在分裂。在温暖时期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就已经存在着权力斗争，但如今它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民，这些“呆扎克”，比以前更加强大了。但这样的“人民”不仅是“悲惨的”（les misérables），也是苦难和穷困的。商人、骑士和贵族组成的中上阶层对罗马贵族的斗争感到厌倦，于是推举科拉上台。扎克雷起义的队伍里不仅有富裕的农民和城市工匠，甚至还有王室的官员。驱使人们参加起义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恶劣条件”——否则当今世界将有一半处于动**之中——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坚信自己正在遭受不公，或对失去一切感到恐惧，以及反过来，升迁和权力前景总是与统治者的软弱和失控相伴而来。

一旦没仗可打，雇佣军便会失业，他们四处横行，骚扰人民，被称作“扫**者”（routier）。黑死病以多种方式加剧了紧张局势：不仅带来了道德的崩溃，而且还造成了欧洲自上古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极大程度的人群分布转变。空了一半的城市对移民的吸引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例如，佛罗伦萨的人口数在1350年时已减少到3万左右，到14世纪末又回升至7万，商业资本和瘟疫受害者留下的钱财集聚于上层社会，移民则增加了城市下层阶级的人数。例如，纺织工人并没有从繁荣中受益，因为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摧毁了他们的市场：死者最终只需要一件衬衫，而不再需要其他衣物。贫苦的织布工没有权利和政治话语权，移民意味着争夺工作和工资。任何一点改变对他们来说都是改善。当然，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推翻社会秩序。“行会革命”一词的出现指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城市中手工业者与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只不过是关于行会的几个理事席位，而且只是首次承认了工作的权利和荣誉。国家的国库空虚始终是造成骚乱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最昂贵的开销并非来自宫殿或节日——尽管它们高调惹眼——而是那些挥金如土的战争。1390年前后，雇佣军领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金钱相当于建筑工人所赚取工资的140倍。

英格兰之所以爆发农民起义，原因除了瘟疫，还有国家税收的压力，而百年战争的重担也被证明是造成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国议会就批准了两项新的人头税，而第三项出台时已经令民众不堪重负。1381年6月，成千上万的农民、小工匠、贫穷的工人和包括较富有者在内的其他一些人都站出来反抗。叛乱从肯特和埃塞克斯蔓延到伦敦。抗议活动的诉求涉及最根本的东西：人们要求个人自由与平等。或许是英国人偷听到了佛兰德斯人的动静，因为根特的公民恰好也起义反抗了他们的领主。

同样，宗教也首次成为导火索。约翰·鲍尔（John Ball）是具有改革意识的牛津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1330—1384）的追随者，他写出了轰动性的句子：“当亚当砍柴、夏娃织布之时，贵族在哪里？”在伦敦，革命者摧毁了有权有势且令人憎恶的约翰·冈特（John of Gaunt，1340—1399）的宅邸。他们还对佛兰德斯商人进行了大屠杀，销毁各种文书，处决司法官员，甚至是法律系学生。他们以此打击精英所炫耀的财富，抵制令他们深恶痛绝的来自欧洲大陆的竞争，反对吞噬金钱的文牍国度及那些难以理解的书面法律权利。他们想要正义，而不是可被收买的律师。“首先，让我们杀了所有律师吧！”莎士比亚的一部皇家戏剧中的激进分子如此高喊道。

面对愤怒，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Richard Ⅱ，1377—1399年在位）屈服了。在盖有英格兰大公章的文件上，他宣布所有臣民“出于我们的特殊恩宠”获得自由，不受任何劳动的束缚，并赦免起义者。1381年6月15日，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场面之一：在史密斯菲尔德（现为伦敦的一个城区），叛军领导人之一的瓦特·泰勒（Wat Tyler）与理查对峙。泰勒甚至都没有弯一下膝盖——某位编年史家愤愤不平地观察着——用力地与这位涂抹过圣膏的人握手，并称他为兄弟。除了废除农奴制外，他还要求——这也是威克利夫所想要的——没收教会的财产。他们的对话迅速就结束了。泰勒被理查的人砍倒，并被立刻带至刑场斩首。在随后的几周内，国王很快成功地遏制了起义。据说，他派出了一个使节团，要求必须执行自己的诺言：“你们从前是农民，你们现在仍然是农民。你们要保持屈从，但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而是更加艰苦。”行刑人员有了工作，国王对约翰·鲍尔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残忍狂欢：他被绞死，然后剔骨和肢解。新兴国家在建立其权力基础时从来没有在开玩笑。像其他起义一样，英伦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开始的烈火还未真正熊熊燃烧，运动中的裂缝就出现了，最终都没有形成“第三股势力”。另外，国家的纵向组织总是能迅速而有力地做出反应。

当鲍尔的尸体在其死刑地点考文垂被撕成碎片时，国家间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呼吁“自由”成为当时的流行口号。“对自由的渴望燃烧了，”一位圣丹尼斯的僧侣望着巴黎感叹道，“源源不断地渴望着新的！”在现代，那些被杀害、折磨、放逐的失败者，以民族神话的名义庆祝着复活。科拉·迪·里恩佐激发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勋爵喊出了“里恩佐！最后的罗马人！”，他还刺激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创作了歌剧。艾蒂安·马塞尔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被推崇为先驱，巴黎地铁站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14世纪时权贵对于“呆扎克”和他的兄弟们的恐惧却深入骨髓，王公和城市领主全都为自己建造了有垛口的城堡。

纵向组织在城市的暴乱中不断强化，却又处处闪现着城市的力量。在西班牙，王权对钱币的渴望增加了“科尔特斯”（Cortes）——这是阿方索九世召集的“初始议会”的代名词——的影响力。对自由的渴望再次被烧钱的战争燃起。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和阿拉贡开战了，后者还必须为它的意大利冒险付出代价，而议会则必须帮忙筹集资金。直到第二个世纪，这件事的影响才逐渐缓和。1356年，布拉班特的各阶层在伯爵的权力由于世袭之争而被削弱时，成功获得了自由权利和对于战争或和平问题的发言权。

德意志帝国的一些城市常常是由行会领导的。由于自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行会要求获得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地区获得了霸主地位，甚至击败了丹麦国王，并与佛兰德斯、英格兰和葡萄牙进行贸易。名望、荣誉和地位对商人来说意义不大，他们想获得特权并保护自己的经济区。与丹麦保持和平使他们在波罗的海享有贸易自由。市民和领主之间的力量博弈继续在德意志帝国的南部和西部进行。几乎所有的斗争都以城市的失败而告终。即使过了500年后回头去看，依然很难判断在帝国之中建立横向联盟到底有没有现实的可能。但是，其中一个城市联盟却维系了很长时间，并成为日后瑞士联邦的核心。其关键因素在于，与施瓦本同盟和莱茵同盟不同，瑞士同盟战胜了其领主：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后来是“大胆”查理（Karl der Kühne）。而与之相反，西班牙城市联盟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政治影响力。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大多数城市既没有形成联盟，也没有能保障其城市公社独立的经济实力。根特、伊普尔和布鲁日在中世纪后期很少受到佛兰德斯伯爵的管制，并在16世纪举行了4000多次联席会议，却最终还是落入了哈布斯堡的管辖之中。但军事上的失败并未削弱德意志的经济重要性及其大商人的力量。法兰克福跃升为贸易博览中心和货币中心。拉文斯堡贸易组织成立于14世纪末，意大利城市、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阿维尼翁、布鲁日和维也纳均设有其分支机构。纽伦堡的贸易范围覆盖了从喀尔巴阡山脉到列日和伦巴第地区。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即作为帝国与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转站，纽伦堡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在布拉格，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成功地在议会中赢得了影响力。他们押注负债累累的波西米亚国王约翰（1311—1346年在位），后者用诸如关税权和司法管辖权这样的特权来交换他们的金币。1338年，在国王的批准下，公民开始建造市政厅，70米高的塔楼为其日益增长的自治权画上了感叹号。

布拉格皇帝

亨利七世的继承人约翰成就了一段传奇，虽然这位波西米亚统治者业已失明，并于1346年在百年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克雷西战役中阵亡。然而，在他自己的国家，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他的儿子及继任者查理四世（1346—1378年在位）将布拉格发展成为一个“带爪子的母亲”（Mütterchen mit Krallen，该说法源自卡夫卡）：从佩特涅纳大花园俯瞰被夕阳照得波光粼粼的布拉格的屋顶——没有人会错过这一景色。查理将他的城市变为了大主教管区所在地。它的中心标志是圣维特大教堂，该大教堂最初由一位法国建筑师设计建造，后由施瓦本人彼得·帕勒（Peter Parler）接手。它坐落在这座城市的高处，与象征世俗荣耀的赫拉德钦城堡紧紧相连。布拉格不断壮大起来。那些在新的围墙之内定居的人——其覆盖的区域是过去的三倍——可以依靠这里有利的条件生活。老城区和小城区之间通过一条新的石桥相连，该桥跨越半千米长。从瘟疫中幸存下来的这座城市于1348年在帝国土地上建立了第一所大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随后在德语地区——维也纳（它受布拉格模式的直接启发），然后是领主城市海德堡，以及1388年的贸易大都市科隆——建立了更多的大学。由市议会资助的科隆大学是第一所同时拥有神学专业和法学专业的大学。

布拉格凭借其4万多名居民成了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各族人民的大熔炉。在约瑟夫施塔特的旧新犹太会堂（The Old-New Synagogue）附近，聚集了一个重要的犹太社区。德国商人构成了城市中的特权阶层。但是，美好的大都会的和平景象并没有在伏尔塔瓦河上延续。到14世纪末，德国人和波西米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加剧了。民族主义的迹象初现。就像后来一样，它产生于对外来者的敌对情绪中。这位自封“查理大帝继任者”的查理在法国长大，他最初的名字叫文策尔，后来在坚信礼中改名为“查理”。他精通意大利语、德语和拉丁语，以及他的母语捷克语。顺便提一句，他对于意大利的兴趣也仅仅在于那里的富庶城市将弗罗林金币扔进自己的小金库而已。

查理本人曾说自己是一个“爱学习之人”（amorem studii）。他本来希望邀请曾在伏尔塔瓦河上短暂任职的米兰大使彼特拉克，为其宫廷增添些光彩。波西米亚的人文主义是围绕着查理的文书大臣诺伊马克特的约翰（Johannes von Neumarkt，约1310—1380）展开的，他是一位出身于市民阶层的主教，曾在南部学习。力求保留古典之风的拉丁语在皇室的文献中熠熠生辉。作为拉丁中世纪的第一任统治者，查理写了自传，但这更像是一部自白书而非人生故事，其个性在书中几乎黯淡无光。他的建筑大师彼得·帕勒则塑造了“现代”主观性。由他所造的半身像可能是按照皇帝想要展现的样子完成的。帕勒在圣维特大教堂的“自画像”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后古代雕塑。

卢森堡家族围绕其身边的那些出身于市民阶层的律师、医生、占星家和神父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它建立在与教皇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并尽可能避免耗资巨大的战争，同时寻求与法国的瓦卢瓦王朝达成协议。查理是一位典型的重视宫廷权力的皇帝，为了增加卢森堡家族的遗产，他在帝国以及东方遍寻战利品。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狂热的文物收藏家，书写了民族圣人文策尔的传奇。他以烈火迫害异教徒，其中包括贝居安修会的追随者。他想要通过在民众中制造一种对于帝国皇权、皇冠和圣枪的狂热崇拜，来重拾昔日的荣耀。1355年，查理短暂停留罗马期间，一位由教皇任命的枢机主教为他加冕为王。

有一套规则与查理的名字关系密切，正是这套规则永远消除了教皇在皇帝选举中的权利——1356年洽谈的《金玺诏书》对此不再提及。选帝侯中的多数选票和加冕礼足以确立帝国的皇帝。序言强调了要在选帝侯中达成统一的目的，并给出了——这对于一部帝国法律来说是极其罕见的——因分歧而造成危害的经典案例：特洛伊战争和罗马内战。这些段落反映出某位人文主义者的笔法，或许是诺伊马克特的约翰。选帝侯们被赋予了诸多特权。他们的土地不可分割，继承遵循长子继承原则，拥有造币权和司法自由权。然而召开每年一度的选帝侯大会，从而使所有成员组成帝国共同政府的意图，却从未实现。诏书中名为“关于阴谋”的一条正是针对横向联盟：禁止成立各类城市联盟和各种协会，因为它们会极尽可能刁难骑士、领主乃至帝国统治者，除非它们是为了维护国家治安。

在此期间，教皇似乎开始重返罗马。彼特拉克在威尼斯发出警告：阿维尼翁教皇在镶金天花板下呼呼大睡，而作为“所有教堂之母”的拉特兰大教堂却处于风雨飘摇之境！星空之下没有什么可与意大利相提并论。他的葡萄酒甚至可以和法国勃艮第的葡萄酒相媲美！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Ⅴ）实际上是在1367年前往意大利的——并不是因为金色的弗拉斯卡蒂镇，而是为了逃脱法国统治者对其越发紧逼的拥簇，法王此时已经合并了多菲内。归国似乎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历经了摩尔人战役锤炼的枢机主教卡斯蒂利亚的吉尔·阿尔伯诺兹（Gil Albornoz）成功地稳定了教皇国。他颁布的法律是相当出色的，其中一些法律直至19世纪仍在发挥效用。可惜在乌尔班归来的欢呼中，他不久就去世了。再次来到意大利的查理四世——身后当然没有强大的后盾——也无法给予任何保护。因此，与其结盟的教皇宁愿退守罗讷河上的要塞。聪明的阿尔伯诺兹却找到了糟糕的继任者。就这样，外交、墨水和法律被压迫、鲜血和暴力取代。

彼特拉克万念俱灰。1374年，晚年的他在静修中去世，死于意大利北部的尤根尼山脚下的阿尔夸。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冰冷的白骨”被埋在公共教堂旁边用维罗纳红色大理石打造的古老石棺中。祝福的题词写着：愿他的灵魂“虽疲于地上，却能在天堂里收获和平”。四年后，查理追随彼特拉克的步伐而去，成千上万的人将他的遗体护送到圣维特大教堂。他成为葬在那里的三位皇帝中的第一位，安息至今。查理的儿子文策尔在查理生前就已加冕为王，他是一个暴躁且没有任何政治技巧的无能酒徒，很快就输光了父亲所赢得的江山，却也剥夺了城市最危险的武器——建立同盟的可能性，这也是1389年在埃格尔缔结的帝国领地和平条约的结果。然而，正如科隆编年史家嘲笑的那样，文策尔“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躺在波西米亚，他没有想过要介入意大利事务，更不用说去得到帝国王冠了。1400年，选帝侯们废除了他的王位，并选举了一位并无实权的统治者普法尔茨伯爵鲁普雷希特（Count Palatine Ruprecht，1400—1410年在位）作为他的继任者。“金色布拉格”开出的第一朵花早在20年前那场瘟疫中就已经凋零了。

英国蛇、佛罗伦萨的病人和双头的罗马教皇

在意大利，无政府状态盛行。在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雇佣军中，绰号“英国蛇”的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是最成功的一位。他因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1397—1475）在佛罗伦萨大教堂北壁上所绘的壁画而不朽。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位英国人所获得的巨大荣誉都来自他的审时度势。他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14世纪混乱的意大利成就非凡的事业。霍克伍德于1322年或1323年出生在埃塞克斯郡锡布尔赫丁厄姆，他是一名裁缝，据说还在英国军队中担任过弓箭手。随着《布勒丁尼和约》的签订，他与“白色军团”[142]一起搬到了阿维尼翁，然后又迁至意大利。1363年，他晋升为指挥官。约翰爵士——他从何人那里获封骑士爵位，是否真实，谁也不清楚——就像他从事过的大部分职业一样，只为付他高薪水的人服务。只有对英格兰的王冠，他始终保持着忠诚。他有时为米兰而战，有时为教皇而战，但大多数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总是为了自己的钱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成为大地主，并赢得了米兰领主贝尔纳博·维斯孔蒂（Bernabò Viscontis）的私生女的青睐。在教皇的资助和枢机主教吉涅瓦的罗伯特（Robert von Geneva）的领导下，霍克伍德推动了阿尔伯诺兹对教皇国的再次出征，佛罗伦萨顽强抵抗。1375年，他的部队与“吉伯林派”的米兰联盟引爆了战争，战斗口号是“自由！”，并借鉴了古罗马人对君主专制的抵抗经验，试图煽动教皇国的城市：“亲爱的兄弟们，请记住，你们是意大利人，你们拥有的权力是发号施令，而不是去服从！”尽管佛罗伦萨设法贿赂了霍克伍德，他也确实支走了自己最精良的部队，没有让他们参加战斗，帮助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但教皇的士兵还是占据了上风。他将佛罗伦萨从被强加的宗教禁令中解放出来，这一禁令涉及对灵魂的救赎，对商业尤其有害。教皇撤销了禁令，并因此得到了相当于一块领地价值的25万弗罗林金币。

在令人沮丧的八圣王战争[143]——此称号源自负责佛罗伦萨军事行动的高级官员人数——之后，紧接着是在佛罗伦萨爆发的一场因“梳毛工”（Ciompi）得名的暴动[144]。工人们要求成立协会，以便强调要求更高的工资。与先前对阵豪绅巨富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的对手是现有的行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梳毛工们在强大的归尔甫派反对者的支持下，以及在其首领米歇尔·迪·兰多（Michele di Lando）的带领下很快就统治了这座城市。但是在1378年8月底，大行会最终平息了动乱。根据佛罗伦萨的传统，起义者的领导人被放逐，获胜军团收编了较小的手工业群体，却没能收编“梳毛工”。这一状态持续了四年。1382年，富豪权贵成功地引入一部宪法，使之对这些“小人物”产生了约束，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上层行会和归尔甫派豪绅的手里。

在八圣王战争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意外。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Gregor Ⅺ）在1377年回到了罗马，可能是锡耶纳圣女凯瑟琳（Katharina von Siena，1347—1380）的提醒促成了他这一决定。她召唤格里高利——“我的父亲”，她有时这样呼唤他——请求他回到台伯河畔。然而，教皇于1378年去世，这一年因此成为意大利和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在圣彼得像前群众的威胁压力下，枢机主教先是任命了一位罗马人成为继任者，随后又推举了巴里大主教巴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Bartolomeo Prignano），此人自称乌尔班六世（1378—1389年在位），却貌似是个精神错乱的人：他视自己为被圣灵挑选之人，并表示拉特兰宫中悲伤的使徒肖像为他的上任而感到高兴。更令他的对手感到震惊的是，他立即任命了许多意大利人作为枢机主教，从而打破了法国在枢机主教团中的统治地位。上当受骗的人们以“无能”为由，弹劾了乌尔班，并选举了吉涅瓦的罗伯特——此人因好斗而在教皇国臭名昭著，被称为“切塞纳的刽子手”——从而选举出一个与之对抗的主教。这位教皇自称是克雷芒，是“温顺的人”，并在阿维尼翁定居。他的罗马对手在台伯河畔抢占自己的位置，而他自己则干预那不勒斯的王位斗争，并统领了霍克伍德的队伍。杜拉佐的查理（Karl von Durazzo），作为安茹家族的一员，竟勒死了女王胡安娜一世（Johanna Ⅰ），将王冠据为己有。乌尔班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暴力时代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穷凶极恶之徒：六名枢机主教受到这位偏执教皇的命令而被折磨并处决，只因为他怀疑他们谋反。

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教会持续在分裂：一位教皇居住在罗马，另一位教皇居住在罗讷河，后来还加入了第三位教皇。法律上的关系尚无法厘清。欧洲的一半——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北部、东部、英国和葡萄牙——待在罗马辖区，而包括卡斯蒂利亚在内的西部则偏向了阿维尼翁的一方。苏格兰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无法支持一位被死敌英国所认可的教皇，裂缝很快也渗透进教令、座堂咨议会和修道院集会。在教皇国家，所有秩序都在瓦解，而在意大利余部的战争肆虐，雇佣军团供不应求。现有局势和盈利前景也促使我们的霍克伍德寻找新的客户。在他最后的征战和外交行动中，他再次代表佛罗伦萨，这次是对阵米兰，他因此获得了前者给予的市民身份以及通过乌切洛的壁画拥有了名声。1394年在他死于**后，佛罗伦萨人用隆重的葬礼向这位指挥官致敬——这样的事在过去不曾有过。他是那些会被马基雅维利嗤之以鼻的雇佣兵的典范。

分裂时期的意大利显示了人类这一怪物的兽性——不是因为直到这时它才显现出来，而是因为这座大城市中拥有足够的编年史家，他们用话语塑造了这些怪物。他们的多数作品就像布拉格、巴黎和那不勒斯的画家和雕塑家那样接近自然，而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家也是如此。霍克伍德的岳父贝尔纳博·维斯孔蒂是米兰东半部地区的继承人，他提供了乔叟曾经提过的“伦巴第暴君”的经典样板。他在米兰的斯福尔扎城堡中的骑马雕像似乎证实了书面资料的记载：他穿着紧身的链甲和盔甲，严格程式化的头发泛着被箍住，留着分成两撮的黑色胡须，酷似一位亚述人的暴君（插图23）。布克哈特将他比作“最可怕的罗马皇帝”。“国家最重要的目的是领主的野猪狩猎；谁要是在此事上干预他，将被严刑拷打；战战兢兢的人们必须为他喂养5000只猎犬，要为了它们的安逸而尽职尽责。”与半个意大利作战，并一再被革除教籍，但他仍是他的家族在伦巴第及此外地区统治的先驱。他的侄子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1351—1402）于1385年推翻了他。贝尔纳博最终在关押暴君的监牢里去世，据说是死于毒药。

插图23：《贝尔纳博·维斯孔蒂》，1363年，米兰，斯福尔扎城堡

如果说在19世纪之前有一位公爵确有机会至少将意大利的北半部纳入他的统治范围，那么这个人就非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莫属了。他巧妙地扩大了米兰在东方的势力范围，使其可达贝卢诺，南部到达比萨和佩鲁贾。他还使米兰与锡耶纳结盟。8岁那年，维斯孔蒂与瓦卢瓦的伊莎贝拉（Isabella von Valois）结婚。鉴于购买彰显声望的物品需要花费巨额资金，马泰奥·维拉尼嘲笑法国国王在出售自己的肉。吉安·加莱亚佐以10万弗罗林金币作为筹码，从懒惰的皇帝文策尔那里获得了头衔，不过考虑到他国家巨额的收入，这笔钱可以忽略不计。这笔钱最终给了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作为教会的政治人物，他既没有对罗马的教皇也没有对阿维尼翁的教皇表明立场，而是受到双方的欢迎。像他这样的人没有受到德意志国王和普尔法茨伯爵鲁普雷希特的伤害，也就不足为奇了。1402年4月，鲁普雷希特在布雷西亚遭遇袭击，因此他的罗马之行刚开始就结束了。维斯孔蒂则一路南下，他的目的地是佛罗伦萨。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权力游戏是开放的。米兰的崛起已经尘埃落定，而佛罗伦萨共和国能否维持其独立性则显得并不明朗，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教皇国则越发前途未卜。在那不勒斯，安茹家族因继承斗争而分裂，难以为继。他们试图夺回西西里岛的尝试也失败了，因为遭到了当地人的抵抗，相比于法国人，当地人更愿意受到西班牙人的压迫。但是西西里大地由于持续的战争而血流成河，这里其余的人则饱受黑死病折磨。贵族的权力，加上他们广泛的土地财产和司法权力，都阻碍了改革和现代化。村庄前竖起的绞刑架提醒人们，土地的主人同时还能决定生死。虽然出现过受过良好教育且又对文化感兴趣的国王，例如学习竖琴演奏、召集学者和诗人的“人文主义者”马丁一世（Martin Ⅰ），但总体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威尼斯遥望着亚得里亚海遥远的地平线。尽管处境最为艰难，但它的宪法仍未被动摇。雄心勃勃的总督的两次政变企图挫败了寡头政治，密谋者皆被绞死或斩首。但是外部的危机又来了。1358年，随着扎拉和约的签订，达尔马提亚的城市落入了匈牙利的拉约什一世（1342—1382年在位）手中。在克里特岛，一场殖民地的叛乱亟待平息。这场叛乱涵盖了广泛的阶层，包括希腊人和拉丁人在内。其领导人曾是高贵的威尼斯人，而此时他们手握行刑刀。在与热那亚的最后一次鏖战，即著名的“基奥贾之战”中，威尼斯因其公民乃至平民的忠诚而大获全胜。当1381年和约缔结时，热那亚永远地结束了其在亚得里亚海的权利。威尼斯的危机让30个为战争提供了财政援助的人获得了进入大议会的机会。这是横向发展的最后一次小胜利，大多数市民依然被排除在参与权之外，这是威尼斯社会自取灭亡的方式。早在1297年，威尼斯的贵族阶层就因为极大程度地封锁了新家族加入有权选举总督的大议会的机会，从而故步自封。人民大会不得不暂缓，并于1426年被废除，甚至连“公社”（comune）这个概念都没有留下，仅仅能听到诸如“领主”或“主权”（dominium）、“统治权”这些词语。

14世纪后期的西方、东方和北方

有时，图像知道如何以令人愉悦的方式说谎。《威尔顿双联画》可能是由法国艺术家在1395年前后完成的小型便携式祭坛画，乍看之下美丽得简直不可方物（附图6）。它在一片金色之中展示了英王理查二世。这位我们先前在史密斯菲尔德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提及的国王，仍然敬拜着他的王国的守护者玛利亚和圣婴耶稣。这幅祭坛画曾经是他的财产，可能是用于进行亲密的敬拜。画家熟练地描绘身体、缩小比例，以及处理光影。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证明了自己。理查看上去纤细得就像是一个女性。几位天使的表情流露出一丝喜悦。

《威尔顿双联画》背后的历史背景令人难以置信。身为百年战争的勇士、伍德斯托克的“黑太子”爱德华（Eduard）的儿子、波西米亚的安妮（Anne von B?hmen）的丈夫，查理二世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统治者之一。他要求得到王位的主张并非毫无争议。15世纪之所以会爆发玫瑰战争，根源就在于王位继承上的模棱两可。1396年，波西米亚的妻子去世后，平息与法国积怨已久的战事的机会似乎出现了：理查娶了法王查理六世（Karl Ⅵ）的女儿，当时才7岁的瓦卢瓦公主伊莎贝拉（Isabella）。他相信自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清算不听话的议会。《威尔顿双联画》中那位谦卑的祈祷者，在执政的最后几年，将宿敌纷纷斩首或流放，因而被扣上了暴君的称号。但是他的恐怖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1399年，不幸和终结就降临到这位国王身上。约翰·冈特在理查未成年期间曾是英格兰真正的主人，他的死似乎为这位国王提供了夺取其巨大遗产的机会。毕竟到处都财政紧张，王宫就有一千多人要养活。同时，理查又树敌过多。当查理在爱尔兰作战期间，约翰的儿子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成功地让心怀不满的男爵以及曾被理查驱逐流放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站到了自己的身边。这种情况下，最终决胜权一如既往地还是落到军队之中。理查败下阵来。他最终在约克的一座堡垒中成为囚犯，人们认为他可能就是在那里饿死的。成功的政变者还是获得了王位，虽然他并非第一顺位继承人。随着博林布鲁克成为国王，即亨利四世（Heinrich Ⅳ，1399—1413年在位），兰开斯特家族开始掌权。

安茹王朝中发生了激烈的家族冲突。匈牙利的拉约什一世出兵反对杜拉佐的查理。但是，这无法阻止杀死胡安娜一世的凶手坐上那不勒斯王位。在东部，拉约什一世巩固了匈牙利的大国地位，其中包括以牺牲威尼斯为代价。他利用了塞尔维亚帝国的弱点，在“强大的人”斯特凡·乌罗什四世（Stefan Ⅳ. Uros，1346—1355年在位）去世后，这里已分裂为封建公国的臣民。

在波兰，皮亚斯特王朝的卡齐米日三世（Kazimierz Ⅲ，1333—1370年在位）成为国王时，发现他的国家正陷于“严重的错误和阴谋混乱之中”。他与条顿骑士团并肩作战，转而对立陶宛人发起了另一场进攻，与波西米亚邻居则达成妥协。他得以推翻贵族的统治，而获得了向东方扩展的空间。通过赢得沃希尼亚、加利西亚和马佐维亚公国，卡齐米日的国家规模几乎扩大了两倍。黑死病使德意志、亚美尼亚和意大利的定居者涌入波兰，种族混合的情况因此更加常见。东方的领土扩张带来了新的东正教信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保持其重要意义。他们中许多人逃离了西部的大屠杀，并在波兰找到了新的家园，这里的条件比旧时还要好得多。

法律编纂和行政改革为波兰发展成一个内陆国家做好了准备。尽管德意志法律适用于波兰的小城镇，但禁止向马格德堡（或任何国外城市）法院上诉的禁令也指向了上述的改革方向。“一个领主，一部法律和一种货币”应在全国范围内适用——这一想法已经被提出并讨论过，原始的民族国家思想的承载者是贵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贵族联合起来组成了“联邦”。这样的联合第一次出现在1353年，这是朝贵族共和国迈出的一步，此时的波兰人像他们曾经臭名昭著的那样名扬天下。

克拉科夫已成为波兰的首都和皇城。这里的布艺大厅原先是哥特式风格，是在卡齐米日的统治下建造的，至今仍使人联想起英国与佛兰德斯之间的布料贸易往来。当时新建的大教堂和瓦维尔城堡在诉说着经济的繁荣和皇家的风光。皮亚斯特王朝的统治者在城墙外为犹太移民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卡齐米日。此外，他还建立了克拉科夫大学。

随着被冠以“伟大”称号的卡齐米日的逝世，皮亚斯特王朝的主线也落下帷幕。波兰落入了匈牙利的拉约什一世手中。但是对于安茹王朝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困扰整个国家的偏远地区。拉约什将自己的女儿玛丽亚（Maria）嫁给了查理四世的儿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1411—1437年在位）——勃兰登堡选帝侯，也是后来德意志的国王和皇帝。为确保自己的女儿雅德维加（Hedwig，1384—1399年在位）继承王位，拉约什抵免税收，并给予贵族参政权以及其他让步，而他的前任已经宣布他们具有国王的选举权。11岁的雅德维加与立陶宛大公雅盖沃（Jagiello）的婚姻交易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新郎的彩礼是他的洗礼，随后是其臣民的皈依。欧洲最后一批异教徒——雷神佩肯（Pekun）的追随者，也渐渐成了基督徒。波兰-立陶宛的联合政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建立起一个该地区前所未有的大国。

一桩婚姻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创建了一个新帝国。帝国的母亲是玛格丽特（Margarethe，1353—1412），丹麦统治者瓦尔德玛·阿特达格（Waldemar Atterdag）的女儿。她嫁给了挪威国王哈康六世·马格努森（Hakon Ⅵ. Magnusson），她的儿子奥拉夫（Olaf）在阿特达格以及自己父亲去世后合并了两个王朝。当年轻的国王也于1387年去世时，玛格丽特被国家议会选举为“全能的女王及整个王国的配偶和监护人”。两年后，玛格丽特就赢得了她的第三枚王冠，即瑞典的王冠。1397年，她在卡尔马的王宫筹划了午夜王国的统一，它们成了与强大的汉萨同盟相制衡的力量。此后，丹麦国王和德意志国王在哥本哈根决定联盟政策。例如，挪威只能无力地看着某个外国的统治者典押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以此来支付嫁妆。在瑞典，部分贵族、城镇居民、矿工和小业主反对联盟。宗教改革后，瑞典从联盟关系中摆脱出来，而丹麦和挪威之间的强制姻亲关系要一直存续到1814年。

莫斯科、蒙古人、奥斯曼人

自14世纪上半叶以来，莫斯科发展成为罗斯国家的中心，以及大公和大都市的所在地。它在抵御蒙古人的过程中进一步崛起。然而，由可汗任命的主管贡品事务的大公爵狡猾地挪用了税款，并用这笔钱提升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连瘟疫都帮助巩固了莫斯科的势力——莫斯科大公伊凡二世（Iwan Ⅱ）得以从潜在的竞争对手那里脱颖而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Dimitri Donskoi，1359—1389）与特维尔王公一起击败了最后一位强劲的竞争对手。此时，终于有机会对阵草原帝国了——此时对决的时机似乎是有利的，因为蒙古人也因其血腥的内部竞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势力。面对莫斯科公国拒绝效忠和政治上的肆意妄为，可汗马迈（Khan Mamai）选择以远征惩戒作为回应，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于是组建了一个由俄罗斯公爵组成的广泛联盟，并以此建立了——如果有人相信这段编年史的话——一个国家：“在莫斯科，马匹嘶嘶；在科洛姆纳（Kolomna），喇叭震天；在瑟普霍夫（Serpukhov），锣鼓喧天。荣耀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传送，军队的标志在伟大的顿河畔上飘扬。”事实上，在1380年9月，俄罗斯军队赶在蒙古的盟友立陶宛到达战场之前，在顿河河畔的狙击战场上赢得了胜利。马迈逃跑了，后来遭到其对手托克塔米什（Toktamisch）的袭击，并在热那亚被克里米亚人谋杀了。俄罗斯的书面资料回应了对已经完全依附于伊斯兰教的鞑靼人的首次重要胜利，也见证了东北诸公国的统一。“弟兄们，波雅尔、公爵及波雅尔的儿子！”一位记录者这样形容大公，“你为神圣的教堂、俄罗斯土地和基督教信仰献出了生命。”诸如此类的话语编织着传奇，从中甚至发出了对“第三个罗马”的呼唤。

这一成功可能加强了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但还不是决定性的。仅仅几年后，以托克塔米什为首的鞑靼人再次袭击了莫斯科。他们杀戮、焚烧和掠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不得不爬到十字架上，为可汗征收高额税款。随着蒙古世界的新征服者帖木儿·伦克（Timur Lenk，1370—1405年在位）的崛起，莫斯科再次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现在它与草原的战斗进入了决定性阶段。此外，在莫斯科的统治稳若磐石之前，它还必须与俄罗斯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特维尔再次崛起——进行新的战斗。

当莫斯科的统治者迫使俄罗斯团结在一起时，在东南部，一股新的伊斯兰力量正在形成。与蒙古草原的勇士不同，它建立了一个持久的国家阵营并发展成为一个帝国。在萎缩的拜占庭帝国与伊利汗国之间，从蒙古人的统治下逃出来的土库曼人定居下来，并形成了小规模的政权。其中最成功的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公国，其统治者是一位名叫奥斯曼（Osman，1281/1288—1324/1326）的氏族领袖。据传说，一名苦行僧预言他注定要成为世界的战士和未来的统治者。无论如何，他努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如既往，战利品为他赢得了战士、亲信和追随者。奥斯曼的儿子奥罕（Orhan）已经开始铸造货币，成为王朝中第一个获得苏丹头衔的人。而牵到皇帝女儿的手——拜占庭公主的手“物美价廉”——使他具有了合法性，并为卷入多场战争中的拜占庭赢得了一位盟友。权力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比宗教更重要。他们没有任何顾虑地与基督徒和穆斯林结成同盟并发动战争。大约在14世纪中叶，土耳其军队以巴塞勒斯的盟友身份向加里波利和塞萨洛尼基前进，以支持拜占庭抵抗塞尔维亚的进攻。但是援军很快变成了致命的敌人。

像所有正在成形的帝国一样，新帝国注定要扩张。追随者必须获得战利品作为奖励，这样才能赢得新的追随者。早期的奥斯曼帝国被称为掠夺团体，其像巨大的变形虫一样扩张，吸收了所有有益于它的东西。奥斯曼军队占领了拜占庭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后来，阿德里安堡在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Ⅰ，1362—1389）的统治下跃升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被占领的城市归属于军事指挥官，就如同平民和军事管理的混合，这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组织的典型特征。奥斯曼帝国击败了拜占庭，使其成为自己的进贡国，1386年他们又从保加利亚手里夺走了索非亚城。通过收买，以及穆拉德的儿子巴耶齐德（Bayezid）与一位安纳托利亚公主的联姻，奥斯曼帝国又获得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同时，苏丹的军队入侵了巴尔干半岛。即使是塞尔维亚中部的领主拉扎尔（Lazar）率领的斯拉夫联军也没能制止苏丹的军队，他们于1389年在普里什蒂纳附近的科索沃被击败。拉扎尔失败了，作为烈士，他赢得了神圣的尊严，并成就了一段延续至今的塞尔维亚神话。他的儿子斯特凡（Stefan，1389—1427）被降为奥斯曼帝国的属臣，雅典公爵、佛罗伦萨人内里·阿奇亚奥里（Neri Acciaiuoli）也是如此。同时，土耳其军队制服了安纳托利亚酋长国，并做好了包围拜占庭的部署。

就在拉丁欧洲逐渐觉醒之时，匈牙利却受到奥斯曼帝国直接的威胁。在罗马教皇及其在阿维尼翁的对手的协助下，西吉斯蒙德成功地召集了一支十字军。1396年9月底，这支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败给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数千人在此丧生或被俘，西吉斯蒙德从这场灾难中惊险逃脱。然而，远方发生了另一件事阻止了土耳其人的行军。在中亚，以撒马尔罕为基地的土库曼-蒙古部落联盟的领导人帖木儿·伦克开始了征服世界之路：“用征服的剑去俘虏王国。”〔马洛（Marlowe）语〕

这位“钢铁般的瘸子”——他可能是由于右腿畸形或受伤而走路一瘸一拐——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怪物之一：在残忍方面，他完全不输其偶像成吉思汗。失败者的头颅曾经被他的战士堆成金字塔——仅在被征服的伊斯法罕城的城墙之前，就数出了28座分别用1500颗脑袋垒成的金字塔。帖木儿急匆匆地号令骑手穿越中亚，将金帐汗国的军队扔进了尘土。他曾迁至莫斯科，占领德里，摧毁巴格达，以及入侵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他在安卡拉附近击败了一支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苏丹最终被囚禁。帖木儿使用了最先进的战争技术：喷火器、火箭、攻城器。基督教的王公对奥斯曼的失败感到高兴，并赶紧与帖木儿建立关系。然而，1405年，帖木儿在与中国交战前去世。他的政权如同最初聚集时一样迅速瓦解。奥斯曼帝国开始夺回失去的一切，而莫斯科则忙着抵制金帐汗国的入侵和立陶宛的骚扰。拉丁欧洲获得了片刻喘息的机会。然而，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拜占庭已时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