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意大利序曲
插图19：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六个托斯卡纳的诗人》〔但丁的身边围绕着彼特拉克、薄伽丘、圭多·卡瓦尔坎蒂（Guido Cavalcanti）、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和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1426—1499）〕，约1544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
公证人的出现
文艺复兴绝非如1900年前后出现的“复兴主义”（Renaissancismus）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紫色和金色组成的。在艺术作品之外，构成文艺复兴的是美术纸、墨水和印刷油墨。因为那些曾经时而美好、时而可悲的现实，早已凝结为枯燥的文字。它现身于早期帕多瓦人文主义者的诗歌和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中。它鲜活于热那亚人的会计账簿、奥格斯堡人的资产负债表、卷帙浩繁的手稿，以及那些言辞辛辣的辩论小册子和那些用咖啡棕或金色印刷皮革装订的厚重书籍中。沉寂的事务议会在其间必须再次言说。历史学家须做好他们身为“亡灵巫师”的工作，他们的记述是对那些业已消逝的事件参与者骸骨的最终审判，他们生命的最后残余通过某种灵魂移徙转变为文本。正是这样一幅夸张的图景，被维琴察的本韦努托·坎佩萨尼（Benvenuto Campesani，约1250—1323）用在了庆祝卡图卢斯的诗作手稿被重新发现之时。他称自己的诗为“描绘维罗纳诗人卡图卢斯复活的诗”。
在14世纪，与古代先哲进行对话的创作不断增加。古代的元素充斥着该时期的造型艺术，并在建筑学中留下了其最初的痕迹。它们是“仿古”风格发展的前兆，并影响了随后几个世纪的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了市民阶层，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成为文艺复兴文化最关键的载体。在那之前，哲学和科学话语领域里重要的参与者几乎都是教士。大多数新参与者来自市民阶层。最先涌现出来的主要是律师。我们刚刚提到的维琴察的坎佩萨尼就是一个例子。他来自一个公证人家庭，其本人也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发展开始于商业革命时期经济蓬勃发展的意大利北部，而这几乎不是偶然，因为教士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那个时代对于律师的需求。一系列数字显示出意大利崛起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是多么迅速。在12世纪，博洛尼亚有160名公证人在职。与意大利之外的地区相比，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这也是其现代化优势的证据。1219—1240年，有至少1171人获得了新的“公证人”（notarii）许可证。几十年后，这些人成为这个“公证共和国”的主导力量。意大利北部新形成的市民文化，就是经济扩张及其对专业法律知识的需求所带来的副产品。与在法兰克不同的是，这里的法律制度一直都在抵制教权化，这里仍然是世俗的孤岛。而另一方面，北部的城市文员和公证人使用的术语表明神职人员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例如，在德意志北部，人们口中的“城市文员”（clerici civitatis），就是指“城市神职人员”或“城市教士”。在这里，普通市民也逐渐出现在了社区管理者中，尽管出现得较晚。例如，汉堡在1236年出现了第一位没有宗教身份的公证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出现了许多进行文学创作的律师，例如《来自波西米亚的阿克曼》的作者特普尔的约翰内斯（Johannes von Tepl），以及创作了1500多首诗歌的尤斯塔什·德尚（Eustache Deschamps，1354—1404），后者还是第一本法语诗论的作者。其间，对于法学和科学的兴趣也在欧洲之外齐头并进，不断扩散。例如，伊本·西那在16岁时就已经参加了有关法律纠纷的工作。
随着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阅读和写作技艺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鲁切莱（Giovanni Rucellai，1403—1483）就曾表示，在他的工作中，最重要的辅助便是“可读的文字和上乘的墨水！”。然而，面向普通大众的法学最初只渗透到了意大利北部，并不仅仅因为那里的经济繁荣产生了这样的需求——毕竟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两个条件是：繁荣的城市公社和普遍适用的罗马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接受是始于这样的城市风景之中，即人们需要戴上眼镜、拨动算盘，从世界万物始于其中的“0”开始计算。一些学校非常受欢迎，它们可以为普通市民提供那些服务城市公社所需的技能。
教育的商业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拉丁文和一般书面用语越过了修道院和教堂的围墙。凭借在修辞学、逻辑学和拉丁语方面所受的训练这一先决条件，民众尤其是律师不仅可以继续扩展罗马的法律，而且还可以探索遗落的古代文化中的其他领域，即便这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出于训练的目的，他们可能已经在学校读到了《伊索寓言》、拉丁文版的《伊利亚特》，或是写作《加东格言集》（Disticha Catonis）——该书源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代晚期作家的道德教义。创造了查士丁尼语录那样宏大内容的人们，究竟还想要些什么呢？不是所有的都已经被写过了吗？同样是律师，比萨的勃艮第奥在其中一本译本的题词中谈及了其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希腊书籍提供了有关天上地下所有事物的物质存在的信息，包含了彗星、闪电和雷鸣在内。这些书解释了为什么海水是咸的，以及更多的内容。1300年前后，佛罗伦萨出现了这样一群公证员，他们除了翻译法国诗歌外，还把古代经典如奥维德、塞涅卡或维吉尔的作品转译成托斯卡纳方言。
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有律师专业背景。放眼远方，他们类似中国宋朝的官员，都是受过高等文化培养的政治精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其文化的繁荣。意大利人的职业也常常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学习科学和艺术，外交官和公务员写下了编年史和诗歌，古代为他们提供了关键词和形式上的范例，包括语法和修辞研究在内的培训为他们提供了进行这类工作的技能。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撰写公证技艺的学术论文，翻译相关的希腊文甚至是阿拉伯文献。他们不再仅仅为出身王侯的资助人写作，还为他们所属的市民阶层中的精英写作。
为法国文学的传入奠定基础的，主要是威尼斯以及与其有广泛的贸易关系的城市。然而，游吟诗人们的骑士精神理想越发与这个贸易世界格格不入，市民们一边遭受着贵族仇视、血腥复仇和派系斗争之苦，一边笔耕不辍，进行着书信来往。他们发现了西塞罗的道德准则，并在塞涅卡的宁静心灵中找到了榜样。这些文字为面临困境的人们提供了建议，使其得以去面对命运女神的喜怒无常。开启这个过程的人是布雷西亚的阿尔贝塔诺。他在其著述里主张和平、正义以及基督教所倡导的市民间的爱，他所讲的精神将会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影响描绘中世纪城市公社政治价值的最著名的绘画舞台：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在锡耶纳市政厅上讴歌“好政府”的壁画。
第一批人文主义者
经由佛罗伦萨人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1220/1230—1294），阿尔贝塔诺的政治诗歌得以继承延续。拉蒂尼是佛罗伦萨分裂时期人民政府的执政者，他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纠纷，最终不得不暂时流亡法国。他将西塞罗的文本翻译成白话，从而确保了它们的传播。他笔下的西塞罗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和共和自由的捍卫者，拉蒂尼本人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因此，通过从古罗马时期以及自己的经历中汲取力量，拉蒂尼用自己的骑士故事和英雄赞歌，对游吟诗人和小说家艺术做出了回应。
公民们看着自己的教堂塔楼所产生的自豪感，是早期人文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这种自豪感来自对骑士文化的反对，以及在意大利城市社会中点燃的自杀式派系之争。它的第一个代表是帕多瓦人洛瓦托·德·洛瓦蒂（Lovato de' Lovati，1240—1309）。与拉蒂尼不同的是，这位公证人和法官延续了“古代诗人的足迹”，主要用拉丁文写作。他帮助故乡赢得了尊严和荣耀。在一座弃婴之家的挖掘工作中，他发现了特洛伊城的安忒诺耳（Antenor）的遗骨，后者被视作帕多瓦的李维，是这座城市的建立者。中心的石顶遮蔽着这位童话英雄的石棺，供所有人瞻仰。
自古以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在向欧洲人民讲述着自身的起源。风流云散的不幸的特洛伊居民总得找个容身之所。如此便可引出连贯的事件链条，并可以以此去追溯一切历史的源头。正是这样一种被人文主义者乐此不疲地推广的模式，为无数的民族和城市找到了它们的开端。例如，安特诺尔就曾在16世纪末被一位波兰历史学家安插进他的同胞族谱中。然而，最初版本的《荷马史诗》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并不为人所知，人们知道的只是两部用拉丁文写成的古代晚期战争故事，它们是所有战争的见证者：克里特岛的狄克提斯（Dictys Cretensis）的《特洛伊编年史》，以及自称“勇敢者”（Dares）的作者写的《特洛伊战争史》。但是，帕多瓦的安特诺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本应该为了和平而战，却为围困者敞开大门。他本人则因为房子被入侵者以豹皮为标记而得以幸存。
洛瓦托，那个可以使《伊利亚特》中的拉丁裔英雄的辉煌都黯然失色的人，是自古代以来最出色的拉丁人之一。“如果他不把《十二铜表法》与九个缪斯混在一起，不把他的注意力从天上的事务转移到宫廷的喧嚣中，”彼特拉克评价说，“他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顶尖诗人。”尽管洛瓦托的诗仍然受到法国风格的影响，但是其中的一些文字却吞吐着古代伟大人物的精气神，包括当时几乎被人遗忘的提布鲁斯（Tibull）和普罗佩提乌斯。他的许多以古典风格写就的信件都抒发了个人的想法和感受，例如有一首诗歌描写自己所患的疾病，歌颂了生命的短暂和重生，指出生命的尽头是尘世的幸福，而非宗教的慰藉。“看看这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绽放/不过转瞬间，黑夜就会将他们吞噬/自然毁掉了它自己的作品，并且悄然无声地将物质转变为新的形式。/我们不过是神的玩物，是他们双手的造物/我们今天已不复昨日/除了享受这幸福的时光，我别无他求/若是没有甜美的东西，我愿甜蜜地死。”
同为帕多瓦人的阿尔贝蒂诺·穆萨托（Albertino Mussato，1261—1329）走在洛瓦托铺平的道路上，虽然他是私生子又在贫寒的环境中长大，但他还是在家乡成为备受爱戴的公证人和议员。这位言辞犀利的城市公社自由的捍卫者，却总是陷入困境。塞涅卡给予他慰藉，穆萨托的主要作品《埃切里尼斯》（Ecerinis）正是受到塞涅卡的影响，描写了关于维罗纳的暴君埃泽利诺·达·罗马诺和他的家族兴衰。穆萨托创作了自古代后的首部悲剧，以及一部允许公民参演的戏剧。他们组建了合唱团，并邀请城市观众来品鉴，例如在合唱团歌颂重获和平之时。这部剧目公开首映之时，帕多瓦几乎万人空巷。穆萨托于1315年成为古代之后第一位用桂冠加冕的诗人。十年之后，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之后又跌入深渊：占领了帕多瓦的卡拉拉将他流放。在晚年的时候，他似乎深刻感受到了文学缪斯崇拜、神灵崇拜，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他一再强调，他的心归属于上帝。他在流亡期间死于威尼斯的基奥贾。
洛瓦托·德·洛瓦蒂和穆萨托是人文主义的奠基人。“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人文主义者”（umanista）这个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已耳熟能详。18世纪时，这个词被翻译为“实践美丽科学的人”。其中的“美丽科学”，即佛罗伦萨文书长里诺·克鲁奇奥·萨鲁塔蒂（Lino 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从事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对他来说，其包括四门自由技艺，即语法、修辞、诗歌和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传授演讲术、文学创作和行为礼仪的人文科学。在其目录中，逻辑、数学、医学、法学和神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划分。人文主义者也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尽管许多人通过书信联系在一起，也组建了一些地方圈子。最初或许是在帕多瓦的酒吧里，这一点穆萨托曾讲到过。有迹象表明，学术话语开始在修道院和大学之外开辟出更多的空间。帕多瓦之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发源地，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受诸如埃泽利诺这样的暴君控制，其他城市几乎吸引不了任何外国学者。公证人的办公室和书房仍掌握在当地人的手中，他们主要为城市公社服务。古代传统的知识与地方爱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并在旧模式基础上找到了塑造城市生活和政治稳定的方式。早在1250年，古典文学课程似乎就已经在帕多瓦开设起来。
除了市民之外，僧侣和高级牧师也成为早期人文主义者中的新成员。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英诺森七世、尼古拉五世（Nikolaus Ⅴ）和庇护二世，甚至坐上了教皇的宝座。然而，由于人文主义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异教持有高涨的热情，它和基督教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从未得到缓和。多明我会的教条主义者乔瓦尼·多米尼奇（Giovanni Dominici，约1356—1419）以他的著作《夜晚猫头鹰》（Nachteule）抨击了人文主义研究，并以此参与到这场已经进行了100年之久的争论中来。他只想要学会研读包含坚定信仰的古代作品，旨在反对在佛罗伦萨的文法学校中引入异教作品作为读物。与他同时代的奇诺·里努奇尼（Cino Rinuccini）则嘲讽那些所谓的具有人文主义风格的富庶而时髦的青年（Jeunesse dorée），相较于古代作者，他鄙视被视为“三驾马车”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因为他们对异教徒的宗教展现同情。不仅如此，还为了轻松的生活而回避公民义务。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同时进行神学和人文研究并没有什么矛盾。例如，萨鲁塔蒂试图证明维吉尔的周期性的历史形象——在他的第四部田园诗中谈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回归——与《圣经》描述一致。著名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埃尔莫劳·巴巴罗（Ermolao Barbaro，1453/1454—1494）也着手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哲学基督教化。他曾经写道，自己承认两位主宰：基督和学术研究。
那些始终渴求净化世界的虔诚者，发现了自己的希望在俗世之中的对应物——人文主义。它的目标是普及教育，涉及品位、风俗、宗教和政治价值观，掌握拉丁语，以及后来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它希望凭借保罗·约阿希姆森（Paul Joachimsen，1867—1930）[132]达成结构与规范。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出于自己的意愿想要维护语言的美感。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深信古代诗人作品中呼吸着神性的气息，对人起到文明开化的作用。诸如拉蒂尼、洛瓦托和穆萨托这类哲学家和爱国主义者站到了人文主义的起点上，其影响力一直贯穿到我们这个时代。毋庸置疑，人文主义要感谢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对话——毕竟它是借由阿拉伯语文本才得以传播的。
古典文本为优雅的演讲和写作树立了标杆，然而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止步于借助批判语言学和单纯的阐释去重塑原始文本。人文主义者创造了仪式——穆萨托的桂冠诗人加冕典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搜罗包含古典体裁的手稿。他们不仅去意大利城市和修道院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还去了东方，甚至去丹麦和挪威寻找手稿。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风格，撰写十四行诗、戏剧和历史作品。总之，他们在处理古代人的遗产上极富创造力。
正如我所提到过的，极少数“人文主义者”看到他们的演讲和写作与神学有明显的矛盾。然而，希腊批判哲学的兴起最终促使人文主义成为具有系统破坏性作用的运动。人文主义为市民阶层提供了道德观，它反思了政治实践，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坚定地投身于世界，去探索其中的奥秘与神奇。知识变得可以被解释和讲授。旧时人文主义者的极大的好奇心开启了现代的世俗科学。受人文主义影响的艺术家在自然与人类想象中寻求艺术的标准，并构想出了与司各脱所说的“唯此性”〔或“这个性”（Diesheit）〕相适宜的美学。确实，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一方面。自我照着镜子，对自己进行思考。或许这并非偶然，以人文主义的开创者形象出现在同时代人的见证中的穆萨托，成了首批出身相对较低，有血有肉，且健康、活泼又举止得宜的中世纪男人之一。他也是自上古以来第一位庆祝生日的人。彼时，至少在精英阶层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更加重视。
本章开头引用了坎佩萨尼赋予人文主义的关键词：“复兴”，意为早已逝去的事物又复归，同时激发了新的事物。这也构成了“复兴”和“重生”的内涵。人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古代之间存在一条应该被跨过的鸿沟——这条被我们称作“中世纪”的鸿沟。一种新的伟大的文化时代已经开启，这种感觉可以由费拉拉的佩斯（Pace von Ferrara）——他也属于洛瓦托圈子的成员——献给帕多瓦的主教的一首诗表达出来：“卡莉奥佩（Calliope），别再掩藏自己了！”他呼唤着掌管史诗的缪斯女神，“带上那乐音甜美的竖琴，用绿叶去编绕一位新诗人的头发吧！”
时代之间：神曲
插图20：《维吉尔》，13世纪初，曼图亚，圣塞巴斯蒂亚诺宫
与坎佩萨尼同时代的但丁·阿利基耶里（约1265—1321）写下了他的《喜剧》[133]，后来薄伽丘为它加上了“神”这一定语，使其从字面上就能呈现出古代的意蕴。但丁在穿越地狱和炼狱的路途中，选择了自古以来备受尊崇的维吉尔作为自己的领导者和保护者；13世纪上半叶，他的故乡曼图亚市为这位伟大的古代诗人竖立了雕像（插图20）。《神曲》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古代的学者、诗人和英雄，一座好似天国的花园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甚至是穆斯林——比如萨拉丁（Saladin）、阿维森纳和那位高谈阔论的阿威罗伊——也被允许在此驻留。但丁发现自己身处一座高贵的城堡之中，这里有荷马、贺拉斯、奥维德和卢坎等杰出人士。他在新鲜嫩绿的草坪上遇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早已被极度神化了的男男女女，其中包括恺撒、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卢克雷齐亚（Lucrezia）、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西塞罗、盖伦、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如此一来，诗人解决了于己、于其他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言存在的冲突，因为他们遇见这些受人敬仰的大师时，实际也是面对着异教徒。
读过但丁的《神曲》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在其中所描绘的那个幻象：在焚烧异教徒的熊熊火焰的包围中，法里纳塔·德利·乌贝蒂从棺材中站了起来。异教徒从燃烧的棺材中升起，只为向但丁讲述他儿子的命运；或是乌戈利诺·德拉·盖拉尔代斯卡（Ugolino della Gherardesca）的故事，他必须以永远啃食比萨大主教卢杰利（Ruggieri）颅骨里的肉作为对其死敌的惩罚，因为他在生前被卢杰利扔进一座塔中，饥饿使他疯狂到吃掉了自己孩子的尸体。此刻，所有的感官都被唤醒。人们会闻到恶臭的排泄物，听到地狱深处传出的尖叫和哀号，看到黑色的飓风和在沥青中烹煮的腐肉。一群怪异的源自古代的怪物被召集起来：大腹便便的刻耳柏洛斯[134]用它那三个喉咙狂吠；在沙海边缘潜伏着可怕的吉里昂（Geryon）[135]，它长着人类的脑袋、狮子的爪子和蛇的身体，以便将那勇敢的闯入地狱的人当风筝般玩耍；半人马将箭对准那些被沸腾的鲜血烹煮的凶手和强盗，而哈耳庇厄[136]则在由自杀者的灵魂变异而来的灌木丛中大快朵颐。但丁在天堂里只为中世纪的一位教皇留了一席之地，那就是虔诚的格里高利一世，他的大多数同事都在地狱里遭受炙烤。穆罕默德是一位宗教分裂者，他遭受了残酷的对待——肢解、切割，双腿之间还晃**着掉出的肠子。在地狱的最后一层里，叛徒被从头到脚冰封在永恒的冰块中。甚至帕多瓦的安特诺尔——但丁比洛瓦托更熟悉《伊利亚特》——也在这里服刑。在地狱的最深处，路西法镇压了叛徒布鲁图斯、卡修斯和犹大，它的三个爪子，一爪抓一个叛徒。
最后，对但丁来说，这条路又重新通向“东方蓝宝石般湛蓝”天空下的广阔天地，通向纯净的山峰，再直升天堂。这位大师级导演再次安排了难忘的场景。他不仅懂得如何展示地狱的残忍，他也懂得如何展现日出、晨曦等曼妙甜美的风景。在七层炼狱之中，巨石压在傲慢者的背上，令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向地面。忌妒者被缝上了眼睛，必须摸黑前行。阴影里的**欲者正在火焰之墙中净化自己。最后，这位诗人到达了天界。在这里，尊贵的早逝的女友比阿特丽斯（Beatrice）作为引路人帮助了他，她现在是神学或宗教的象征。维吉尔因为从未受洗而被天堂排除在外，已离开但丁。在第五重天火星天，身为罗马人后裔的但丁遇见了他的祖先卡洽圭达（Cacciaguida），还有久远时代的一些伟大的基督教徒：托马斯·阿奎那、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彼得·伦巴第和圣伯纳德，以及闪着火光的圣徒彼得。柏拉图的爱欲牵引着他的渴望，“这爱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群星”。最后，但丁到达了神的帝国，在那里“看变得比我们的言说更为重要”。
同时代人将但丁视为“已死”诗艺的“重新唤醒者”。根据比萨的圭多（Guido da Pisa）的说法，“他唤回了我们对古老诗人的记忆”。《神曲》仿佛一面凹面镜，显示了欧洲丰富的知识生活能够产生的前提条件。这部作品是古代之后欧洲大陆上的第一部世界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城市世俗文化的产物。这部用意大利语创作的作品在城市中找到了它的读者。在博洛尼亚，有人开始为它撰写评论；在佛罗伦萨，薄伽丘开启了在公共讲座中阅读《神曲》选段并发表评论的传统。思想家奥利维曾经在佛罗伦萨的学校任教，布鲁内托·拉蒂尼在这里成为但丁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及老师，那么这位诗人几乎不可能创作出这部伟大的作品。或许他还上过大学。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像一个陌生人，几乎如一个乞丐一样，四处流浪和逃亡，走遍了整个国家。此外，他还研究手稿，并与学者交谈，在此过程中熟悉了古代神话和哲学，这从他的《神曲》中那上百首的歌曲就能体现。当时在佛罗伦萨颇为流行的法国香颂和小说的艺术痕迹也能从中找到。他决定使用世俗的语言写作这部跨时代的作品，这对于托斯卡纳方言成为意大利标准用语至关重要。
这部《神曲》在当时显得如此新颖的原因在于，但丁决定将自己纳入情节之中，让“我”带着恐惧、喜悦和无尽的好奇心登场。他直接对我们说话：读者，是反复被提及的对象——如同画作的观看者在一个世纪之后成为中心透视的一部分。这部作品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戏剧，掀起了始于12世纪的复兴浪潮。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部其他诗歌能够同样有效地将文字极大程度地转化成时而阴郁、时而敞亮，让人感到包罗万象的图像。而同时在苏黎世出现的“马内塞古抄本”所描绘的世界则与之迥然不同！它充分收集了源自北方和西方的中世纪晚期的诗歌。
人们在佛罗伦萨搜寻但丁的墓地将是徒劳的。这位诗人由于被视为归尔甫派中的白党而被迫流放，最后死于拉文纳，他的遗体只剩下一包存放在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并被保存至今的骨屑。佛罗伦萨仍然是但丁的向往之地。正是在这里，他习得了他在《神曲》中使用过的、如今“妇孺皆知”的语言。这是一部但丁用来排解乡愁的作品，也是他为自己的流放控诉不公的作品。他经常将时代的历史用各种方式交织进《神曲》之中，其中的不少角色对抗着命运，也因此注定要成为不朽的人物，因为但丁已经将他们推入了他建造的地狱。那个“美丽的意大利”（Italia bella），那个他咏唱着它的“绿油油的草坪”，河流和城市，是故事的背景板。然后他再次哀叹他的国家已经成为奴隶，成为痛苦的旅馆和妓院——像一艘“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没有舵手的船只”。
但丁的皇帝、阿维尼翁的教皇和一位在慕尼黑的流亡者
此时，这位可怜诗人的所有希望都指向了德意志国王亨利七世（1308—1313年在位），他也被称为“高亨利”“高大的阿里戈”（l'alto Arrigo）。但丁在“天堂”中，在被祝福者的黄玫瑰的包围之下，为其建造了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就如比阿特丽斯所解释的那样，是为建立意大利的那个人准备的。在加冕德意志国王的两年后，这个卢森堡家族的统治者开始进军意大利，来行使帝国的权力，赢取帝国的皇冠，并像他的前任一样，大肆搜刮意大利富裕城市的钱财。几乎没有哪个统治者能比这个卢森堡人更喜欢意大利的那些从事文学创作的律师。例如，穆萨托就在亨利的军队穿越意大利的三年里，贡献了一部灵感来自李维、撒路斯提乌斯和苏顿纽斯等古典作家的史学史。亨利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德意志国王，据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最后一位宣扬帝国思想的人。但丁写于1320年的《帝制论》（Monarchia）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就在1302年，罗马教皇才又重申了相反观点。在与“美男子”腓力四世就法国神职人员的征税问题进行争执期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针对这位君主颁布了《一圣教谕》（Unamsanctam）。他的最后一句是：“我们申明，言说，确定并宣布，每个人都必须屈服于罗马教皇，并且宣告，这绝对是得到救赎的必要条件。”这些言语随风而逝，尽管后来在1516年，它们成了天主教的普遍教义。它们勉强逃脱了法国的囚禁，于1303年以失败者的身份谢世。但丁在地狱的第八层为他和他的继任者克雷芒五世（Clemens V）准备了一支火光闪耀的燃烧管，供买卖圣职者尤其是教皇使用。腓力四世在胜利的赞美声中趾高气扬地宣称他本人现在是国王、教皇和皇帝了。他为此发布了一封文书，卜尼法斯称之为“你们的极度愚蠢之事”。文书中如此提到，“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在世俗事务中是不臣服于任何人的”，“谁要是不这么认为，我们会以为他愚蠢且疯狂”。
即使在腓力四世死后，法国也在意大利的政治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亨利七世虽然是一个明智而坚定的统治者，却未能满足但丁对他的期望。他建立凌驾于党派之上的帝国战略与他的前任奥托三世相同，可使罗马帝国重获声望却以失败告终。他深陷于意大利的阴谋集团中，遭到包括当时强大的佛罗伦萨在内的多方反对。另一个敌人称他企图与西西里岛联合，重建安茹王朝在那不勒斯的封建统治。亨利好不容易才赢得了帝国的皇冠，只不过1313年他在锡耶纳南部的一个村庄里英年早逝，倒也让这位卢森堡人免受了更多痛苦的经历。
意大利在此期间失去了罗马教廷。原本是波尔多大主教的加斯科涅人克雷芒五世在经过近一年的枢机主教选举秘密会议后，成为枢机团的法国政党。在任期间，他居住在法国南部。于1316年当选的他的继任者若望二十二世（John XXII）也是法国人，他居住在阿维尼翁，此前曾担任那里的主教。如同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一样，他也要确保自己的同胞，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子嗣，得到枢机主教的帽子。如此一来，便可确保穿紫色袍子中的大多数是法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罗马教皇此时已在罗讷河上一座近似堡垒的宫殿中占有一席之地。毕竟，这里是一处可以摆脱罗马贵族氏族势力控制的地方。在这里法国王室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阿维尼翁最初是一个大约有6000名教徒的小镇，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发展，其人口翻了五倍，达到了罗马的规模。教皇的宫殿吸引了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自北方的音乐家带来了新的和弦风格，即“新艺术”（ars nova）。1338年，到访罗讷河畔的甚至包括一个来自中国的基督徒使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约有两千卷书籍聚集在教皇宫中，该处也成为拉丁中世纪最大的图书馆。
受俸神职人员间的肮脏交易还在继续，从这里也能看出，但丁并非无缘无故就将买卖圣职者的地狱变得水深火热。罗马教廷对于这笔筹集的资金表现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它不仅用来奖励文士，雇用并养活穷人，还维持了宫廷事务的光彩。但要资助宫廷和战争，则还另需借贷。圣方济各会的批评家提醒人勿忘基督的穷困，阿维尼翁方面随即做出回应，禁止人们将耶稣视作穷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异端邪说。反对教皇贪欲的抗议也在英国爆发，英国议会采取了措施来应对阿维尼翁的主张。
亨利七世去世后，神圣罗马帝国再次出现两个选举团同时活动，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亨利七世的堂兄、“美男子”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 der Sch?ne）对阵维特尔斯巴赫的路德维希（1314—1347）。若望二十二世最终谁都没有认可，但这并没有改变1322年路德维希在因河畔米尔多夫所取得的胜利。尽管没有教皇的祝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却已经开始参与到意大利的事务中了。教皇以开除这位“巴伐利亚人”——他如此轻蔑地称呼这位国王——的教籍来回应，从而对其进行封锁，并褫夺其持有的城市和领土的所有宗教权力。这对其继任者也同样适用。如果人们看一看但丁的地狱中充斥着的恐怖，那么这一措施给同时代人所带来的影响就可以想见了：地狱向所有生活在这一惩罚阴影下的人们敞开了大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进行礼拜、洗礼、教堂婚礼或葬礼，教堂的钟也悄然无声。巴伐利亚人一生都无法摆脱这一魔咒。但是，教皇甚至对微不足道的过失也发出禁令，使诅咒发酵膨胀，曾经令人恐惧的声音逐渐降低到仅是令人讨厌的小声嘟哝。但无论如何，路德维希还是回应了米兰的维斯孔蒂和对皇帝翘首以盼的城市的召唤，前往意大利。那里的人们期盼得到他的支持，来对抗教皇以及与教皇结盟的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1328年，皇帝路德维希在圣彼得大教堂中，接受了被逐出教会的主教和罗马人民代表的加冕。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
反对教皇干涉世俗事务的论点，早在几年前就被一位来自帕多瓦的医师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von Padua，约1290—1342/1343）提出来了。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撰写的文章《和平的保卫者》，就是对抗罗马教皇的斗争性文本。同时，马西利乌斯还为民主理论提供了基础。他将等级制体现的对于权力的贪婪及其对世俗财产的追求，视为一切分裂与冲突的主要原因。就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卜尼法斯八世宣布自己担任罗马教皇职务的地方，他打动了人民，成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立法者。与之类似，他宣布成立神职人员大会，教皇不再是教会的最高权威，世俗和宗教的权力应该进行严格划分。然而，马西利乌斯尚未将人民视为平等的共同体，而是将其形容为“公民的总和或其更强大的部分”。作为“国家”（civita）的宗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认为是“美好的生活”。这个表述传到神职人员的耳朵里定会特别刺耳，对于他们来说仅仅需要满足日常需求，仅此而已。难怪当马西利乌斯作为上述著作的作者出名时，他不得不逃离巴黎。如同其他的教皇反对者一样，他在慕尼黑法庭找到了庇护。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卡姆的威廉，他在关于基督的穷困及其会对方济各会产生的后果的争论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反教皇立场。
在帝国中，路德维希选择与选帝侯合作。他们与巴伐利亚达成协议，致力于消除教皇对于皇帝选举的影响。那个时候，维特尔斯巴赫的皇权似乎得以巩固。巴伐利亚成功地增强了自己的宫廷权力，赢得了勃兰登堡的支持，并通过联姻加强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帝国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延伸到丹麦和荷兰。崛起的波兰也被纳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婚姻策略之中。他们首先与来自英国的爱德华三世（Eduard Ⅲ，1327—1377年在位）结盟，然后再是法国，此举有助于保障其在西方国家获取的利润。然而，巴伐利亚深谋远虑的策略却破坏了与皇室侯爵们达成的共识。那些用昭示着古代帝国荣耀的金玺诏书所封印的档案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路德维希只是诸侯中的一位，并非恺撒大帝。1346年，他的敌人们推举了卢森堡王室的查理（Karl von Luxemburg）——波西米亚统治者约翰（Johann）的儿子和继承人——为与之对立的君王。这并没有重新引发战争，因为路德维希于次年在一次狩猎旅行中因为突发心脏病而卧床不起。查理迅速取得了胜利，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巴伐利亚国家集团”宣告破产。哈布斯堡王朝获得蒂罗尔，勃兰登堡落入卢森堡王朝手中。查理现在拥有强大的宫廷权力，创立了所谓的“霸权王权”。
意大利，这艘但丁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历史大海里乘风破浪，但仍然距离统一遥遥无期。在其北部，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的利益冲突频发。无论是派系间相互对抗，还是内部斗争，都只能依靠熟练的外交、金钱、毒药和暴力才能存续。许多领主巩固了自己的势力，有的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有的则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人民的统领”（Capitano del popolo）这一职务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供了成为独立统治者的机会。坎格兰德一世（Cangrande Ⅰ）的骑马雕像是一种政治宣言，展示的是维罗纳最强大的暴君，这位暴君是但丁的资助者，因而他是但丁“天国”圣歌的首批听众。斯卡里杰尔家族的这位石刻英雄面对路人自信满满地微笑着，他的身体一侧带有鹰形饰物，昭示着他作为维琴察、布雷西亚、帕尔马等地的帝国代理和贵族的尊贵身份。乡绅出身的贡扎加家族，则于1328年成为沼泽和明西奥河保护下的曼图亚的主人，并统治了三个世纪之久。
但这期间，威尼斯却不愿意对其腹地所发生的权力聚集袖手旁观。坎格兰德一世获得了更多城市，并在波河河口附近的一座城堡中定居下来，如此便越过了红线。威尼斯通过外交建立了强大的联盟，并引发了战争，使斯卡里杰尔军团的统治退回维罗纳和维琴察。佛罗伦萨以此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卢卡的城门前，威尼斯保下了特雷维索。由此，朝建立大陆国家迈出了一步。此外，威尼斯共和国扩大了军火库，其面积增大了三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地反映威尼斯已经崛起为地中海的世界强国这一事实。它的船只越过黑海，停泊在塞浦路斯、黎巴嫩和北非的海岸，到达里斯本、伦敦和安特卫普。1340年，它的总督宫殿开始建造，耗费大理石无数。
意大利北部其他新的统治者也相继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或罗马教皇封赐的合法头衔，是对国家建筑来说必不可少的“水泥”。爱沙尼亚人现在被称为教皇代理。贡扎加尽管有着归尔甫派取向，依然获得了皇帝恩典的封号。其他宗族——诸如卡尔皮的皮奥（Pio in Carpi）或弗利的奥德拉夫（Ordelaffi in Forlì）等不太起眼的家族，以及在乌尔比诺地区的蒙特费尔特罗（Montefeltro）等更重要的家族——都慷慨解囊，以便争取到合法权为他们的权力镀金。维斯孔蒂在皇帝亨利七世的支持下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米兰站稳脚跟，并继续充当着帝国代理。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市都与他们订立了条约，将他们视作和平与秩序的统治者和保证人——往往起初是暂时的，后来渐渐变成了永久的。
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
正当拥有蝮蛇纹章的家族建立起米兰的国家政体之时，在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卢卡的主教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1281—1328）也结束了自己彗星般绚烂的职业生涯。这位雇佣军首领先后与亨利七世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结盟——后者最终被驱逐出境——使自己成了大半个托斯卡纳的统治者。他甚至使一支佛罗伦萨军队全军覆灭。他在故乡卢卡取得了像帝王一样的胜利。这位商人的儿子，也成功成为第一位赢得公爵头衔的雇佣军首领。路德维希以此作为其进行武器支援的回报。可惜卡斯特鲁乔并没有高兴太久，一种造成严重发烧的疾病最终夺去了他不到48岁的生命。归尔甫派的佛罗伦萨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卡斯特鲁乔的职业生涯看起来像是一道划过新时代的闪电，它将为纵向发展带来新的胜利。
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发动的战争，像威尼斯的战役一样，并不是冲着成名或者争夺权力而去的。这更多的是一场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他们想消灭竞争对手，确保销售市场并向战败者征税。以丝绸生产而闻名的卢卡似乎也的确值得在1341年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马基雅维利断言说，佛罗伦萨实际亏了钱，它除了不光彩什么也没有赢得。然而，卢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和不断变换统治者的时期之后，终于恢复了独立，成为一个城市公社。
佛罗伦萨经济的国际媒介是弗罗林金币。弗罗林金币出现于1252年，它重约3.5克，价值与此前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一里拉的银相同；在东方，威尼斯的杜卡托金币一直是标准货币。这种装饰着百合花和城市守护神约翰肖像的硬币发展成为中世纪的美元，成为数百年来的稳定支付方式。冲压这种硬币所需的原金属通常要经过长途运输，先由骆驼商队从加纳运到北非，再从那里船运到意大利。例如，弗罗林金币的发行主要用于支付从西西里岛运来的粮食或东方的丝绸这样的奢侈品。佛罗伦萨人已经过渡到可以自己繁殖桑蚕来生产后者的原料，这也证明了他们的企业家精神。而他们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羊毛。它们是从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进口的，并在13世纪末开始从英国进口，在那里饱经风霜的绵羊们奉献了尤为优质的羊毛。
纺织品生产是佛罗伦萨经济中规模最大的产业。它养活了居住在城墙之内的约9万人中足足三分之一的人口，还为周边地区的许多纺纱工和制布工提供了就业。羊毛使佛罗伦萨成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可以说，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是羊毛编织而成的。大约在1338年，阿诺河畔的工场每年产出2万～3万捆羊毛。织造是一项需要明确分工的工作，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从洗涤和梳理到染色，从而大大推动了资本流动。佛罗伦萨的布料一路从叙利亚卖到了塞维利亚。羊毛商人通常不仅提供原材料，而且还出借或用人工劳力交换织机。羊毛织工行会（Arte della lana）和卡利马拉羊绒商行会，都是这座城市中最强大的行会组织，后者用铺满马赛克的圣乔瓦尼洗礼堂的巨大圆顶来彰显着它无尽的荣耀。
尽管如此，大量织布工群体的生活却依旧在温饱线上下徘徊，有时甚至落入悲惨的情景，他们的手工作业也极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但是，和其他广泛开展贸易的地方一样，一些拥有一点资本的佛罗伦萨人也可以通过羊毛和布料贸易获得跃升的机会。其中一个自14世纪末以来最著名的用羊毛纺织出自己事业的例子就是奥格斯堡人富格尔（Fugger）。因此，纺织业城市以及像佛兰德斯和英格兰这样的羊毛产区，早在中世纪就产生了相对开放的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贫富之间的鸿沟也是巨大的。佛罗伦萨最富有的人占有了四分之一的财富，其他地方如巴塞尔，情况也类似。
当时的人们似乎认为，布克哈特口中作为“意大利中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无处不在。“你们佛罗伦萨人是第五个元素。”教皇卜尼法斯在1300年周年纪念日时，朝一支从阿诺河前来的代表团呼喊道。安茹的查理用佛罗伦萨的钱为争夺那不勒斯开战。当佛罗伦萨反对英国的时候，它用钱支持法国；而当佛罗伦萨反对法国时，它又用钱为英国出力。佛罗伦萨定期参加香槟的集市，并在欧洲一半地区都开有分店。一本名为《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的书就记述了他们广阔的视野。此书的作者是商业巨头巴尔迪家族伦敦分部的经理弗朗切斯科·巴尔杜奇·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他在其中详细描述了从顿河沿海的亚速到北京，以及从奇里乞亚海岸到大不里士的路线，并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在穆斯林地区要蓄上胡子！——并注明了尺寸、重量、价格、产品供应情况等信息。
这个佩戈洛蒂供职的机构，在14世纪上半叶与佩鲁济（Peruzzi）家族周围的财团一起，并列于佛罗伦萨高级金融企业的前列。巴尔迪和佩鲁济两大家族在交易和信贷业务中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将所获利润又投资到房屋和土地上——也投入灵魂救赎事业：正是乔托和他的团队赢得了佩鲁济的青睐，他们获得了在圣十字教堂为其家庭小教堂粉刷的机会。他们在1308年的营运资金接近15万里拉。不久之后，巴尔迪家族的财富达到了126.6756万里拉。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比包括美第奇在内的其他佛罗伦萨银行家赚到的钱都要多，是佛罗伦萨政府年收入的四倍。
但是，在金库中堆满金银财宝的并非只有巴尔迪和佩鲁济两大家族。佛罗伦萨可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私人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钱投资于城墙之外的房地产，反过来，他们又从城市公社那里购买自由人，为城市开发储备人力资源库。就像投资水果一样，钱也该在乡间增加。除了种植谷物外，还会种植需要数十年才能有产出的葡萄和橄榄树。托斯卡纳无与伦比的景观及其各地分布的农庄，即所谓的“地广人稀”（case sparse），都是资本主义的杰作。
该城市公社的税收总收入——绝大部分源自关税——在1338年达到了30.65万弗罗林金币。它足够修筑城墙，铺设道路，支付从波德斯塔宫的仆人到鸣钟人和小号手的薪俸，但却远不足以发动战争。佛罗伦萨借了80万弗罗林币来迎战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灾难性的卢卡战役致使其财政状况彻底滑入深渊。于是，豪绅巨富们在1342年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想让一个强人去处理这些事务。这一选择最终落到了沃尔特·冯·布赖恩（Walter von Brienne，约1304—1356）头上，他是十字军的后裔，并且拥有雅典公爵的头衔。那不过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尊严，因为在此期间，原本属于他手中的拉丁帝国的残余公国也被夺走，转到了阿拉贡人的手中。显然人们希望通过任命这位与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联姻的雇佣军领袖为佛罗伦萨的“保护人”，来阻止那不勒斯撤出资金，并把安茹王朝拉拢到佛罗伦萨这一阵营。与罗伯特保持良好关系对于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与罗伯特的财务状况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并且一直主导着他王国中的粮食贸易。但是，当沃尔特试图坐定领主（signore）之位时，召唤他的阵营又想让他永远消失。“公爵和他的追随者们虽光荣就义，但人民和佛罗伦萨以及自由的公社却万古长青！”这样的口号响彻街道。这位公爵的人手被削减过半，而沃尔特本人，在上任不到一年，便亡命天涯。豪绅巨富们大势已去，企图用政变做最后一搏并扭转局势的尝试失败了，由行会领导的暴动——羸弱不堪的佛罗伦萨又将其赶走——被扫地出门的他们在新的军团中被边缘化。复杂的选举程序使未来的动**变为不可能，但这并不能阻止这样一个事实，即相互窥探监视的旧势力，借助他身后的资助者又重新勾结起来，组建了自己的“人民”（popolo）团体。
巴尔迪和佩鲁济两大家族因他们挑选的沃尔特的政变失败而随之没落。1343年10月，佩鲁济宣布破产，连带也拖垮了许多其他公司。它的失败始于10年前。受卢卡战役灾难性的重压，罗马教廷开始从佛罗伦萨的银行撤出其金融业务。但是，这一危机并未动摇佛罗伦萨的贸易地位。规模较小的新公司取代了破产的公司，而佛罗伦萨产的百合仍然畅销于地球大半个市场。例如，触角敏锐的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约1335—1410）从阿维尼翁开始编织他的商业网络。他从1350年起就住在那里，然后从普拉托和佛罗伦萨出发穿过法国南部、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他经营的品类繁多，其中包括武器、羊毛以及北非的鸵鸟毛和巴黎的皮羊鹰帽。他运来的酒很合萨鲁塔蒂的口味。佛罗伦萨人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关于他们的新闻和逸事从各个角落纷至沓来。14世纪末的商人和编年史家戈罗·达蒂（Goro Dati）——他是当时在佛罗伦萨培养的编年史学家之一——如此评述他们：也许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有如此多的图景现身于各种记述（ricordance）和回忆中——那些通常保存了几代人回忆的日记里。它们中许多来自商业书籍，这些书记录了谷物价格、家谱、家庭事件和生意事务，还有当地大事件和造福后世的作家智慧。其中一位叫作乔瓦尼·鲁切莱的就把他的一篇文章命名为“杂集”（Mischmasch）。
与此同时，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账房内，运用算盘和印度数字（包括构成百万的“零”）的方法正在盛行。花拉子密的作品同时也找到了译者。无数的计算书籍对十进制的胜利而言厥功至伟，其中莱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1170—1240）的《算盘书》（Liberabaci）最为著名。他的第一章就以“印度的9个数字计数法”开篇：“我们看到，用这9个数字和阿拉伯符号‘0’，阿拉伯语将这个数字符号叫作‘zephirum’，我们就可以写出任意一个数字。”它的引言便以此为开篇。莱昂纳多得以了解阿拉伯数学的地方大概是在北非的贝贾亚地区，他的父亲在那里工作，是比萨商人的公证人。意大利市民练习使用货币和度量衡来思考问题，无论是罗马数字或印度的阿拉伯数字。博纳科尔西集团的合伙人乔瓦尼·维拉尼（1280—1348）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是一位精于数字的人，为佛罗伦萨带来了“现代统计之乡”这一美誉。后世的人多亏了他才得到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他的同时代人每天消耗140莫焦[137]谷物，相当于近8.2万升的体积，每年屠宰4000头牛和牛犊，再加上3万头猪和6万头羊和绵羊，更不用说7月通过圣弗雷迪亚诺门运送到城里的成千上万的瓜类。
算盘、汇票、金钱和商业——它们和银行业都是经济扩张的副产品——在人们头脑里扎根，人们称之为“算术思维”，即对数字的熟悉度。这是后来高等数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先决条件。贸易商人、银行家以及律师也为现代科学革命的先决条件做出了贡献。或许，在佛罗伦萨和其他资本主义温床中盛行的计算思维也在艺术中留下了印记，例如一些画作和建筑中所展现出的精确比例，以及后来出现的中心透视法。无论如何，来自手工业的资金让人们得以建造宏伟的建筑。自12世纪中叶以来，新圣母玛利亚教堂就在佛罗伦萨西郊耸立起来。甚至世纪之交前夕，方济各会的圣十字教堂被建造起来，它很快就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之一。教堂的墙壁成为壁画的创作区域，门户和外墙辅以雕塑装饰。阿诺尔夫·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是省城公证人的儿子，他也在公元1300年之前，就开始建造后来被称为“旧宫”（即韦奇奥宫）的政府所在地，它是行会权力屹立不倒的丰碑，是公社自由的宣言。他还发起了大教堂的重建，按照委员为决议重塑大教堂“所有可能的辉煌和荣耀”。这一工程是对竞争对手锡耶纳的大型大教堂设计项目的回应。金匠和雕塑家安德列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在1330—1336年为佛罗伦萨洗礼堂的南院门扇创作了青铜浮雕，以展现城市守护神施洗者约翰的生平景象，其中人物长袍的设计样式古朴而典雅。新的雅典城开始形成。
图像欧洲的开端
乔托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之后第一位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围绕着他的逸事层出不穷。薄伽丘更是盛赞他“可以被视作佛罗伦萨的荣光之一”，并将他作为《十日谈》中一个故事的主角。在但丁撰写《神曲》之时，这位当时在世的男人的名声已经超过了新绘画风格的另一位先驱法玛·契马布埃（Fama Cimabue）：“彼时皆以西玛布/为绘画中大获全胜者，如今乔托发出呐喊/他的名声便随之消退。”乔托的职业生涯贯串于意大利艺术资助者圈子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佛罗伦萨度过，最后几年他在此接受了建造大教堂的工作，独立的钟楼始于他和阿诺夫·迪·坎比奥斯的设计。
几乎与佛罗伦萨同时，锡耶纳也开始了图像的新时代。杜乔·迪·博宁塞纳（Duccio di Buoninsegna，约1255—1318）和学生西蒙尼·马蒂尼（Simone Martini，约1284—1344）一起，成为这座城市公社的两位大师，他们也都打破了从切法卢到坎特伯雷统治欧洲的希腊和拜占庭风格。人们在墙壁和木板上看到的图像必定在同时代人当中引起了轰动。他们习惯了像是被油灯的烟雾熏成的深色图像或壁画，看起来庞大而笨拙。新的艺术则将情境放置到真实可信的风景中，在城市和房屋前，天空不再是金色，而变成了蓝色，加以云朵点缀，使之生气盎然。整个结构因为阴影而获得了立体感，其中的面孔个性鲜明，富于感情，这样的转变始于意大利的城市和宫廷。在阿西西，从13世纪末开始，一群画家开始为圣方济各配上全新写实风格的壁画。帕多瓦，而非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一举成为早期人文主义的第一个首都也绝非偶然——乔托就是在这里受资助人恩里科·德格里·斯克罗维尼（Enrico degli Scrovegni）的委托而创作了一幅大师之作（附图5）。在这里，除了有钱人之外，还有思想开放的普通大众，他们不仅需要图像来祈祷，而且还欣赏它们的“美”，并用它们来增加家庭的声望和提升自己城市的荣耀。
拜占庭的画家从来没有像意大利画家那样追求过自然主义。他们很少描绘世俗主题，也很少采用属于异教性质的古典风格中贴近自然的形式。他们的绘画概念和被描绘物之间有着很紧密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绘画的原型。玛利亚的画像本身就是圣母的遗物，上帝本人也参与了这一神圣事物的创作。画家所面临的挑战始终是使自己尽可能接近原型，“创新”（kainotomia）被视作异端邪说。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将从拜占庭进口的圣像尊为古老的神奇物件。例如，有人就认为威尼斯的《带来胜利的圣母》是圣路加的作品，他是圣母像的第一位肖像画家。但是，与拜占庭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绘画不断偏离一直延续至今的观念，将一件作品的独创性视为其品质的标准。在14世纪的复杂社会中，人们因为圣格里高利一世而开始重视图像的功能，即用宗教真理去解释生命中还未可知的事物。
罗杰·培根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在1267年完成的《大著作》中，他呼吁对《圣经》进行解释，以几何学的方式描绘《圣经》中提到的事物和建筑物，并从三维角度对其进行重现。如此一来，人们便可以“用眼睛”进入圣殿或天堂般的耶路撒冷，看到那原本在先知面前才会浮现的景象，以便从感官上认识到《圣经》里那些词句的更深层含义。那些用以释经和传教的手册，读起来像是给当时画家们的指南。他们用绘画再现了这些语句，面向同一拨听方济各会传道的听众。这些“艺术作品”也站到了那些古老而神秘的圣像，以及那些或言说、或流血、或哭泣的图片旁边，与之并列。有时，人们甚至用它们取代圣像，比如1311年在锡耶纳所发生的那样。那时候，大教堂里的一幅朴实无华但拥有神奇魔力的玛利亚圣像——锡耶纳人认为是它的魔力为蒙塔佩尔蒂带来了胜利——就被杜乔画的《圣母像》（Maestà）所取代。如同伴随她左右的陪同者们，圣母也面朝着她的信徒们。她的姿态让人联想起拜占庭风格美妙画作中的玛利亚们。但是，杜乔以透视角度再现了圣母那具有科斯莫蒂装饰风格[138]的宝座，她本人、天使和圣人都穿着依照现实设计的长袍，而那时惯用的满是折痕且用金色凸显的长袍样式已被弃用。这项艰巨的工作完成后，市民和神职人员以胜利的姿态将自己城市的女主人画像护送进了大教堂。商店和作坊全都为此关门休业，钟声响彻四方。以前，古老而神奇的圣像被赋予一种荣耀且被崇拜，如今，人们崇拜的是一件具有精妙技艺的手工艺品。
拉丁欧洲的画家不断精湛其技艺，他们能够越来越精确地复制自然中的事物。从这里，那些征服世俗领域的新绘画体裁的发展迈出的不过是一小步，其中最早走上这条道路的就有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1337—1340年，他在锡耶纳的市政厅就创作了一幅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关于公共统治理想的画作，即他的“好政府”（Buon' governo）图景——在其对面墙上则是“坏政府”的寓言。它们是试图展示真正的锡耶纳及其周围环境的壁画，世俗主题还从未像这样被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
欧洲建筑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由尖拱和温佩根样式[139]占据主导。尽管稍晚于12世纪的文学复兴，但不久之后，从雕塑和建筑中也可以观察到对于古典样式的挪用。卡斯特拉纳的大教堂，一个罗马以北的小地方，于1210年被加盖了凯旋门样式的门廊。托斯卡纳的“文艺复兴开端”（Protorenaissance）的著名例子则是佛罗伦萨的洗礼堂和圣米尼亚托教堂。但是，人们不应该只将目光投向意大利：维拉尔·德·奥内库尔在1230年前后创作的建筑书籍中，就描绘了基于古代小雕像的人物（插图15）。这位作者可能还熟悉罗马建筑师们的几何学。
雕像已经越来越多地让人可以看清个人的面相，以此识别出谁是它的模特。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在哲学、诗歌和宫廷抒情诗中所注意到的新主体性和崇尚古代的痕迹。但是，源于古代的许多主题和生物，例如女海妖和斯芬克斯等怪物，则一直从中世纪延续下来：它们是古代的幸存者，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见证人。女海妖们，或许还有光神密特拉，它们在蒙雷阿莱修道院回廊上随意地与各种基督教母题混杂在一起。如果12世纪的大师们不是以雕塑而是以文字为模型，那么他们通常会使用熟悉的样式。因此，战神马尔斯在有关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的“婚礼”的评论中就以骑士的身份出现，而诸神之王朱庇特则打扮得像中世纪的国王。金匠的作品造就了“文艺复兴之前的复兴”——比如来自列日和科隆的饰物，或兰斯大教堂的雕像——在那里，中世纪雕像和古代首次在同一平面相遇了。在意大利，位于锡耶纳和比萨的由尼古拉·皮萨诺（Nicola Pisano，1210/1220—1278/1287）所创作的布道坛浮雕就接近新风格。尼古拉可能在普利亚地区长大，他受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影响，对古代持开放态度。腓特烈帝国最著名的建筑是水晶八角形的蒙特堡，在南方天空的蔚蓝下光芒四射，似乎已经初见文艺复兴时期几何精神的雏形。它到底是狩猎城堡，还是防御设施或是被驱逐者的避难所，仍然是一个谜。
精神的顶峰漫步：彼特拉克
法国南部，马洛塞讷，1336年4月26日。这是何其冒险啊！巍峨的旺图山就耸立在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眼前。这位意大利人隐居于普罗旺斯的小镇，他从那里出发去登山。他受到李维《罗马史》中一个段落描述的类似行为的启发——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攀登了色萨利的赫姆斯山。彼特拉克在他的兄弟和两个仆人的陪伴下启程，和煦的春光缓解了他旅途的劳累。他从山顶上眺望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视线越过罗讷河，一直望向大海。带着无限的渴望，心中燃烧着“不可熄灭的火焰”，这位徒步者看向他家乡意大利的方向。碰巧的是，彼特拉克的行李里也装着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打开书 ，第一眼就看见了第一句话，它一下子就削弱了这尘世的欢愉感受：“人们去赞叹山之高伟，海洋之浩瀚，河之宽阔，海浪之波澜壮阔和繁星之轨迹，唯独忘了自己。”彼特拉克开始意识到只有自己的灵魂才值得赞颂。于是他将内心的眼睛看向自己，然后平静地又重新与同伴们一起往下走向山谷。月亮照亮了他们的路。
我们不知道文学史上这次最著名的登山之旅，是不是如彼特拉克向一位朋友讲述的那样确有其事。但这样一次仅出于想要一览风光的登山之旅，据人们所知，在彼特拉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做过。此前，壮丽风景大多是要拿来征服和开垦的，但对于自然美景的赞美对中世纪来说也并不陌生。例如，人们可以与神话般的凯尔特战士和诗人菲奥恩·麦克·库姆海尔（Fionn Mac Cumhaill）一起，漫步在明亮的5月早晨，聆听夜莺的歌声和“夏日之友”布谷鸟的欢啼，或聆听游吟诗人旺塔杜尔的伯纳德（Bernhard von Ventadour）的吟诵——他可以出于自己的欢乐或美好感受而让草丛染绿，让花木绽放。彼特拉克文本中的“现代”是他的主观 视角，反映了他自己的感受，这是依照他所看到的世界全貌而生发的。他将自己的攀登与艰难的朝圣及救赎相提并论，讨论了道德的迅速变化，并希望不稳定的思想最终可以转变为一种善良、真实和持久的思想。攀登高峰是关于一个人一生在路上而永未抵达的生命寓言。
这位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是何人？他生于托斯卡纳的阿雷佐，是一位同样来自新的市民文化群体的公证人的儿子。他原打算过一种枯燥的律师生活，可最终决定进入阿维尼翁的教廷任职，担任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这让他获得了神职人员的薪俸，从而确保了他的生计。彼特拉克过着快节奏的生活：我们发现他有时因为一些外交使节的工作而频繁现身于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各个城市。在列日修道院，他发现了西塞罗对文学教育的赞美作品《为诗人阿基亚斯辩护》，说出了彼特拉克内心想说出的话：“这些论述老少皆宜，它们装点着那些美好的时光，又在需要时给人以帮助与慰藉。它们总是在那里，无论我们在家乡，抑或背井离乡，它们陪伴我们度过黑夜，伴随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这片土地上。”孤独在彼特拉克的作品《歌集》中被赞颂为更受偏爱的生命形式，而它也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他，将他引至阿维尼翁附近的沃克吕兹，他在那里拥有一栋简朴的房子。这座村庄因索尔格的蓝色泉水而闻名，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它那“清澈、鲜活而甜美的水”，彼特拉克对此心生向往。十四行诗的形式起源于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它将彼特拉克推至不胜孤独的至高之处。几个世纪以来，它鼓励着人们站在包括莎士比亚、弥尔顿和里尔克在内的一些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创作。欧洲还从未出现过可与彼特拉克比肩的作家，他用如此有力的语言来极致地描绘爱情、死亡、自然和孤独等永恒主题，一次又一次剖析饱受折磨的自我。人们必须往回追溯，追溯到卡图卢斯最著名的那首诗：“我又恨又爱，你也许会问我为何如此。不知道，我这样感觉，受着煎熬。”
彼特拉克可能在人群熙攘的那不勒斯找到了甜蜜的悲伤的对立面，在那里他得到了安茹的罗伯特——一位“高瞻远瞩的善良的西西里国王”——的资助。这位饱读诗书的统治者的宫廷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人。罗伯特已经招揽了乔托和雕塑家蒂诺·达·卡马伊诺（Tino da Camaino），后来的薄伽丘也来到这座维苏威火山下的城市。薄伽丘的父亲是巴尔迪家族企业在那不勒斯的代理人。彼特拉克在新堡中获得不少赞誉：1341年复活节那天，他的国王在罗马国会大厦为他加冕桂冠诗人。彼特拉克在这一次的演讲中展现了其作为诗人和学者的自我形象，表达了他希望复兴古典传统的愿望。他无意造成神学上的分裂——却一再允许自己呼吁哲学家反对那个时代的哲学——而更确切地说是以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诗歌为榜样创作颇具政治色彩的诗歌。他并非不虔诚——他将诗人的桂冠放在圣彼得祭坛前。他将自己的作品视作为了实现意大利的文化复兴。他想捍卫罗马的名誉，也想为自己扬名。他呼吁罗马人要最终为他们的自由而战。他像曾经的拉瓦尔丁的希尔德伯特那样，站到了帝国的废墟前。他收集古董硬币，并成功地搜集到许多旧手稿。为了取代他认为难以阅读的、被他咒骂为“是为了让人没法阅读而发明的”“哥特式”字体，他使用“加洛林式”字体书写。它对他来说似乎更实用，也更美。他是否因为这种字体被视作古典样式才对其另眼相看，就不得而知了，倒也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与他之前的但丁和他之后的马基雅维利一样，他用书写来与自己祖国的动**相抗衡，但同样无功而返。没有哪位与他同一时代的人能如此清楚地表明，激发一种反对可悲的政治现实的爱国主义，也能对古典研究产生影响。伟大的过去表明了意大利在过往的可能性，以及它未来的走向。彼特拉克曾经对他的意大利发表讲话说：“它是被上帝惦念和爱护的国家……是我最亲爱的母亲，也是这世界的荣耀！”
在佛罗伦萨，他遇到了薄伽丘，两人还互通信件。他的两部主要作品是他在米兰逗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写成的，他在那里得到了已经跃升为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维斯孔蒂家族的资助：创作了《胜利》——爱情、死亡、永恒和荣耀再次成为他的创作主题——和《幸运与背运的救治》，一种关于人生浮沉的道德哲学话语的作品。许多他所写的作品都未完成，其中包括伟大的罗马人和圣经英雄以及赫拉克勒斯的传记集。他写的那些风格上往往堪称艺术珍品的信件，不仅写给他的同时代人，而且还写给西塞罗、贺拉斯或荷马等伟大的思想家。因此，他也被视作发现了书信这一文学体裁。他的作品传播迅速，其影响力在16世纪下半叶甚至到达了墨西哥：当时，托马斯·德·普拉扎（Tomás de Plaza）在自己家的接待室内画上了壁画，而其描绘的剧情就是彼特拉克的《胜利》（插图21）。
插图21：《时代的胜利》，16世纪中后期，普埃布拉（墨西哥），院长之家
彼特拉克是不是第一位现代诗人的问题，如同问但丁是不是中世纪的末代诗人一样，尚无定论，但他们都是话语革命的主角，并且两人的作品都代表着创造力的正式爆发（但丁在这一点上稍逊一筹，而彼特拉克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都点燃了以古典为榜样的热忱。彼特拉克称柏拉图为“哲学之王”，并将他置于亚里士多德之前。彼特拉克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但丁《神曲》的形象截然不同：比阿特丽斯在她的歌中沉迷于纯粹的神学，彼特拉克的劳拉——1327年他在教堂邂逅的一位美丽女子——明眸善睐，金色的卷发在风中飘逸。劳拉是他生活中未实现的爱情和他诗歌创作的缪斯女神，她或许是虚构的文学人物，却是如卡图卢斯笔下的莱斯比亚一样美丽的文学人物，比空灵的比阿特丽斯更加真实。当然，瞻仰上帝才是彼特拉克和但丁所要追求的目标。后者以具有前无古人的创造力的诗意视野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前者则在自己孤独的书籍世界里，在偏远的村庄和一座真正的山峰，也就是那座旺图山上找到了它。
如果以这两位主要诗人之间的差异为坐标来界定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界线，那这界线将是极细微的。彼特拉克与他这位更为年长的同行在自我怀疑上区分最为明显，这在文艺复兴早期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出一二。他比但丁更愿意面向这个世界。他积极地徘徊在法国和欧洲。他对古代的兴趣也更为明显，这也帮助他在维罗纳发现了西塞罗写给阿提库斯（Atticus）的信。而但丁究竟对于古代有多亲近的感受，关于这一点尚持开放态度。在《神曲》中，来自各个世纪的英雄和恶棍四处游**。天国里没有时间，没有过去，只有现在。而彼特拉克与之相反，表现出了敏锐的历史意识。他把自己的时代看作“黑暗时代”（tenebrae），区别于作为历史标杆的古罗马的辉煌年代。被加冕桂冠诗人时，彼特拉克在写给自己的赞助人枢机主教乔瓦尼·科隆纳的信中，展现了一种碎片化的考古：他从戴克里先浴场的穹顶中享受到健康的空气、视野和宁静。“当我们沿着废墟之城的城墙步行或坐下时，我们似乎分成了两派，废墟的瓦砾碎片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的谈话经常转向我们似乎散落其中的历史，以至你似乎更赞赏新的故事，而我则偏爱古老的故事。那些发生在基督的名字受到罗马的追捧以至被皇帝尊崇之前的事件，都变作古老的故事，而新的故事则是由自那以后一直到当下所发生的事件组成。”彼特拉克希望复苏的来临。他未完成的《非洲》是一部以第二次布匿战争为背景的英雄史诗，它以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作为结尾：“我的命运是生活在多重和混乱的风暴中。但是对于你来说，也许，按我的希望和愿望，如果你生活在我之后久远的未来的话，那么美好的时光将会随之而来。遗忘的沉睡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黑暗终将被打破，我们的后代将可以重返从前纯粹的荣光。”他以这些句子昭示了历史的三分法划分，即分为古代、中古“时期”（medium tempus，即一个足够长的却缺乏公平正义的“黑暗”中段时期），以及新的时代。彼特拉克之后的下一世纪也应算作这一时期之内。然而，彼特拉克的希望指向的却是更加遥远的未来，而当下于他只是忧郁。“胜利逃离，片刻不停/死亡在迫近/现在的，过去的，/以及将来的，都是威胁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