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17：工作中的造纸工人，法布里亚诺（Fabriano）的还愿画《卡泰》（Cartai）（局部），1599年，法布里亚诺，卡泰的比萨大学（Pia Università dei Cartai）
个体性与自由
“在中世纪，意识的两个方面——朝向外部世界和朝向个体内在——躺在同一副面纱之下，时而入梦，时而清醒。这副面纱是由信仰、幼稚的偏见和妄想编织而成；透过它向外望去，世界和历史仿佛染上一层奇妙的色彩，而人看待自己时，只看到了种族、民族、政党、团体、家庭或其集体形式。这面纱在意大利最早被揭下；由此，人们才开始对国家乃至世上所有的事物有了客观的观察和商讨；此外，主观的东西也得到大规模跃升；人变为精神上的个体并确认了自身的个体性。”这段话源自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直被反复引用，所描写的这个时期似乎是一个启蒙阶段。这一节选听起来确实很像康德的风格，类似于他对那场运动的著名定义，即“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个体在文艺复兴时期诞生，这一激进的论断至今仍是研究的重点。可以肯定的是，“个体的迹象”自12世纪以来一直越发清晰，比布克哈特所认为的起始要早很多：不仅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把对自我的思虑看作通往上帝的重要路径，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情况存在；而且世俗文学中对于个体、个体情感和个体破裂的反映也变得越发明显。和《玫瑰传奇》的作者一样，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时不时会以“我”出现在叙述中。古代激发着人们，拉丁语已将言语备好。科维修道院院长维巴尔德（Wibald，1098—1158）是一位文化人，他命人在修道院大门上方刻上了希腊语的“认识你自己”，他明知这是“阿波罗神庙中的异教格言”。阿贝拉尔曾写过一篇同名论文，他的生平和受难历程是中世纪最早的自传书写之一。埃洛伊兹（Helo?se）[123]在信中回忆说，她曾依偎在这位思想大家的臂弯中，品尝过妙不可言的性，这些内容可能泄露了一些私人经历。
对奥古斯丁来说，自由意志笼罩在全能全知的上帝的阴影之下，几乎不可能实现，但现在却有人为它辩护。其中两位辩护人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和大阿尔伯特，阿尔伯特认为人凭借个体的才智能够获得认识，因此也具备了让自己成神的能力。罗杰·培根是这场共相争议中的一位斗士，他强调个体尊严（dignitas Individui）：个体超越世间一切共相。在日常生活中，在获取食物、衣服等一切必需品的过程中，我们终究是在找寻个体，共相最后将失去帮助作用。上帝为个体创造了世界，而非为人类。拥有优先权的是个体，而不是人这个种属。
这种观点带来的后果是，人与具体的世间存在也就是说与此岸的关系更有价值。方济各会的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约1266—1304）创造了一个新概念：“此性”（haecceitas）[124]。他借此为方济各会在世间的效用提供了神学基础。略比他年长的弗莱堡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Freiberg，约1245—1320）是多明我会修士，也认为人就是实际的世界缔造者。毕竟，是人类的智慧为现实奠基。人解释了世界的合理性，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为世界划分出各种概念，人创造世界。
个体价值得到提升，在此岸之存在也获得全新意义，这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即个体在国家中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即便在面对统治者时也一样。罗马共和国为此提供了支撑。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von Salisbury，1115—约1180）受西塞罗启发，也就国家理论撰写了《论政府原理》一书，他认为是否加入某个集体是个体的选择。若统治者破坏法律、公平和集体基本秩序，那么人们可以诛杀暴君。在约翰看来，“当思想发生碰撞时”，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质疑和怀疑，也拥有理性思考的自由，这些都是人权。统治者若能容忍他人的意见，给予人们自由，对他本人也有益处。“只有那些像奴隶一样生活的人才会不喜欢自由。”
“自由”，这个有魔力的词在《论政府原理》中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在12世纪的其他著作中。这本书是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von Ockham，约1288—1347）的《对话集》的前奏，如人们所言，《对话集》承载着“自由的**”。其中写道：“如果所有人都成为皇帝的奴隶，那么人类的尊严就会受损。”与之相应的，奥卡姆向教会的胁迫性力量说不。上帝既是神职人员的上帝，也是平信徒的上帝，信仰的真理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心中。奥卡姆的观点让人类在意志上也获得完全的自由——甚至是那些拒绝上帝的人。
个体性在各地呈现一片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定下绰号，并更准确地将自己定义为主体。艺术家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还会签上自己的大名。“我的字啊，你告诉他们我是谁！”坎特伯雷的修士埃德温（Eadwine）在1150年前后让自己的作品为自己代言，并展示了工作时的自己。12世纪下半叶，两位复调音乐作曲家莱昂宁（Léonin）和佩罗廷（Pérotin）首次将名字留在乐谱中。雕刻家为现实中的个体创作雕像，例如“无地王”约翰在伍斯特大教堂的棺椁上就有他本人的雕像，或者罗马卡比托利欧博物馆中那尊坐像就是以安茹的查理（Karl von Anjou）为原型，他是圣路易的兄弟，身着罗马元老长袍，神情肃穆。
霍亨斯陶芬王朝覆灭后的意大利
坚硬的大理石雕像正印证了史料记载，即查理是一个冷酷的统治者。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两任君主曼弗雷德和康拉丁（Konradin）眼见大势已去却无力回天，查理最终加冕称王。1266年，曼弗雷德在贝内文托成为查理的手下败将，甚至命殒当场；两年后，康拉丁在塔格里亚科佐的激战中溃不成军，并在那不勒斯的集市广场被枭首示众。有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 Ⅳ）做后盾，查理占领了这个意大利南部的王国。不过，1282年当地就爆发了起义，后来以“西西里人晚祷”闻名于世。为反抗查理政权，民众迎接西班牙的阿拉贡人登岛，而查理则撤回到大陆上。他曾计划建立一个以西西里岛为中心，甚至包含拜占庭在内的大型地中海帝国，这位“汉尼拔”（Hannibal）也曾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已然落空。拜占庭支持安茹之敌的叛乱，肯定没有作壁上观。西西里王国如今与加泰罗尼亚的港口城市结为同盟，在与普罗旺斯的竞争中更占上风。这次起义发源于巴勒莫和科里昂，这两地曾短暂地享有极大的自由，连中部和北部城邦都羡慕不已。那些“自由”城市与南部这些“受压迫”的城市之间有多大差距，最清晰的对比就是，城市编年史在意大利其他城邦盛行已久，而在梅佐吉奥诺找不到一本。
“两西西里王国”的悠久历史随着“晚祷”拉开序幕。从此，墨西拿海峡让两个同名的贫困王国遥遥相望。只有那不勒斯地区及其宫廷参与了意大利所经历的文化发展；而霍亨斯陶芬的权力基地和财政来源普利亚大区以及其他广袤土地统统落入高等贵族之手。安茹王朝并未丧失对意大利的掌控，还数次夺取王位。意大利南部的梅佐吉奥诺却在历史中遁形，几乎不会再被提及。它成为西班牙的外省，西班牙从这里获取粮食和木材，榨取税收，也招募士兵。这里的城市从前听令于诺曼和霍亨斯陶芬，如今不得不向安茹和阿拉贡俯首称臣。贸易基本上由外族人把持。
在西班牙，收复失地的征途还在延伸。葡萄牙已经抵达阿尔加威海岸。时任国王狄奥尼修斯（Dionysius，1279—1325年在位）以大力发展农业而闻名，人称“农民国王”，他带领葡萄牙进入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科英布拉大学成立，辛特拉渐渐有了人气，最重要的是舰队的成立。1336年，葡萄牙的船队在加那利群岛登陆。自1309年起，大陆最南端的直布罗陀就归卡斯蒂利亚所有。“智者”阿方索的探险队已经扬帆启程，向北非进军。在曾经的摩尔人之地，唯一幸存的只有格拉纳达的奈斯尔酋长国，它现在是卡斯蒂利亚的附庸国。在地中海以西，阿拉贡征服了比萨所辖的撒丁岛，而热那亚占领了科西嘉岛。这个海洋共和国正迈向权力之巅，回想帝国时代，剩下的唯有比萨。在环绕着大教堂的“奇迹广场”上，白色的大理石建筑熠熠生辉，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累积的贸易利润在大教堂里堆积如山。热那亚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米亚半岛都已经设立了基地。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海岸边开采明矾，并买卖从蒙古得来的奴隶，他们的船队驶向南安普敦和布鲁日。然而，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遇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在拜占庭帝国、德意志帝国、诺曼王国和教皇之间纵横捭阖，已经获得独立，它现在雄心勃勃，正要继续拓展贸易帝国。
这座城市被环礁湖包围，牢不可破、战无不胜，外有水墙环绕，上有福音传教士圣马可庇佑。传说中，人们用妙法将他的遗体从穆斯林的亚历山大港护送到这座城市。[125]这个奇迹验证了威尼斯作为主教教区的神圣使命，也预示着共和国尚未完成的宏伟之举。圣马可主教座堂是一座与拜占庭之间文化交流的丰碑，是为圣人遗体建造的最华丽的神龛，让入内之人陷入沉思。对于信徒来说，最珍贵的据称是由圣路加本人所画的《带来胜利的圣母》[126]。这幅画是1203年在一个拜占庭将军的战车上缴获的战利品，几十年后才到达威尼斯。它和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圣母》都被视为可以显灵的画作，能够抵抗所有的苦难，而收藏它们的城市和国家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身份。
一开始，神之庇佑在抗击热那亚人时大有帮助。大规模厮杀、小规模海战和停战轮番上演。很长时间以来，威尼斯人的商船航行已经缩减为每年两次，而且要在护航舰队即所谓的“mude”的守护下进行，以此来抵挡热那亚人和海盗的侵袭。乘客中除了商人和战士，还有朝圣者。这个海洋大国打造的避难所是兵工厂。在《神曲》中，但丁描述炽热的炼狱如何折磨可怜的罪人时就用了“威尼斯的兵工厂”（arzanàde' Viniziani）[127]，恐怖的炼狱就如同这个中世纪最大的工业体一样人声鼎沸、忙碌不堪。威尼斯对大陆的管辖方式较为温和：通过外交手段和合约确保其商业利益。虽然很多城邦对威尼斯共和国恨得咬牙切齿，却不得不屈服于它的经济强权，满足威尼斯的一切要求；不过他们也借此保留了自己的统治权。唯一的例外是战略重地费拉拉，它位于波河的入海口。1240年，腓特烈二世与教皇不睦，威尼斯趁此良机将费拉拉纳入直接管辖之下。25年后，古老的埃斯特家族入主此地。
意大利的编年史是一部部血淋淋的史书。它们讲述着城市间的战争和敌对的贵族家族之间的争斗，这些家族掠夺城邦就像在采摘成熟的苹果。城邦的行政长官只要有机可乘，都会施行专制统治，比如费拉拉的裁判官。大多数情况下，帮助强人掌权的正是城市里的民众。事实证明，大多数城邦没有能力建立高效的国家政体，在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时，他们无法提供最起码的正义与和平，也就无法保持平衡。解决这种混乱的办法就是领主制：最高统治者是领主，在意大利语中称“signore”，自13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城邦推行这一制度。那些由古老的高等贵族把控的地区最早改制，比如萨伏依或者蒙菲拉托。封建领主从城堡中匍匐而出，渐渐侵占城镇：哥特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拉韦纳被波伦塔家族囊括手中，曼弗雷迪家族拿下了以陶瓷著称的法恩莎城。腓特烈二世的女婿埃泽利诺·达·罗马诺（Ezzelino da Romano）——某部编年史称其为“犯罪大师”（magister scelerum）——将帕多瓦、维琴察、维罗纳和其他城市纳入他的恐怖统治之下，而古列尔莫·博卡内格拉（Guglielmo Boccanegra）成为热那亚之主。一些家族开始崛起，它们后来成为文艺复兴舞台上的主角，例如费拉拉的埃斯特、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米兰的维斯孔蒂等等。伦巴第曾经是自由的堡垒，如今却被视作暴政的“臭坑”。
自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以来，那些相互交战的派系在文献中得到两个固定的称谓，多被称为“归尔甫派”（Guelfen，也称“教皇派”）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n，也称“皇帝党”）。前者可能源自与教皇结盟的韦尔夫家族，后者则是从霍亨斯陶芬的城市瓦布林根演变而来，当时还叫维布林根（Wiblingen）。这两个称谓最早出现在佛罗伦萨，当时有两个庞大家族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与效忠韦尔夫还是霍亨斯陶芬完全无关。但从此以后，不管起因是什么，人们总是用这两个字眼来区分敌对派系。慢慢就形成了这种情况，一个城镇或氏族会给自己贴上一方的标签，这样它的对手就被归于另一方。
1260年，“归尔甫派”的佛罗伦萨和“吉伯林派”的锡耶纳之间的冲突在蒙塔佩尔蒂战役中达到**，这是一次史诗般的决战。锡耶纳的胜利让佛罗伦萨几乎覆灭。吉伯林派此前刚被对手流放，现在忽然成了获胜方，他们计划将佛罗伦萨夷为平地。然而，他们的领导人法里纳塔·德利·乌贝蒂（Farinata degli Uberti）却高抬贵手：他虽是吉伯林派，但却是佛罗伦萨人，而且现在也很有归属感。许多故事虽然失实，但是起码内容精彩，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意大利各城市充斥着氏族斗争，爱国主义反而从中生发——那种自发的想要美化自己城市的情感后来也启迪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流亡的佛罗伦萨归尔甫派人在贝内文托一役后选择与安茹的查理并肩作战，有安茹利剑在侧，他们开始统领佛罗伦萨。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动**不安。行会组织不能一直平息局势，《正义法规》（Ordinamenti di giustizia）也收效甚微。1293年，为上层和中层代言的贵族吉亚诺·德拉·贝拉（Giano della Bella）颁布这一法案，将大领主拦在权力门外。想要担任公职，必须先加入这个行会。不过，那些“大人物”并没有因此权力尽失，因为他们紧紧抱团，而且他们的军事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后来，吉亚诺惨遭流放。各党派也重组：一直纷争不断的归尔甫派内部分裂为“黑”“白”两党，聚集在两个氏族周围——黑党人士听命于新贵切尔奇，白党人士依附于旧贵族之首的多纳蒂家族。黑党很快又分崩离析，他们一直与圣座有财务往来，获益颇丰，由此与教会关系紧密，而在此地盘踞已久的旧贵族则拼命想要摆脱束缚。战斗和宪政实验从未停止过，由此生出的怨声也在编年史中经久回**。但丁受西塞罗启发，将他的城市比作一位病人，他在**辗转反侧，不停腾挪以求减轻痛苦，这个比喻后来常常被人引用。
这片土地曾让德意志的历任国王向往不已，如今似乎被他们抛诸脑后。腓特烈二世去世后，这里25年间没有皇帝驾临。1257年，两位国王之间的角逐重新开始：一边是“无地王”约翰的儿子康沃尔的理查德（Richard von Cornwall），另一边是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而这两位都不可能成功。
帝国和它的邻居
尽管哈布斯堡家族费尽心机，却无法把持皇冠。鲁道夫的继任者是拿骚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他空有伯爵头衔，因为强硬粗暴的政治野心树敌甚多，后来被废黜。废帝之令出自选举他的选帝侯之手，而非出自教皇之口，这在历史上实属首次。在这个时期，皇位也经历了一个戏剧化的祛魅过程。1298年，阿道夫死于皇冠之争。战胜他的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I）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在位仅10年就被暗杀。卢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Henry Ⅶ，1308—1313年在位）成为继任者。
现如今，神圣帝国真正的统治根基是“家族权力”，它可以是继承来的、从别人手中购得的或者通过征服攫取的。皇帝的能力取决于他掌握多少土地和权力，拥有多少矿山、纳税区和富有城市。甚至犹太人群体也从中获利，他们自12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皇帝庇护，也要向皇帝纳贡。帝国本身并没有税收管理机制，也没有秩序井然的法律体系，没有军队、没有中心。一些城市趁着皇权松散，想要继续逃避当地主教或侯爵的管辖，甚至完全脱离束缚。时不时就有战争爆发，比如在斯特拉斯堡和科隆。哈布斯堡王朝向市民们提供庇佑，连城市贵族也伸出援手。这场角力持续了很久；市民阶层的自由之路并非总是畅通无阻。例如，主教一方在特里尔大获全胜，在法兰克的维尔茨堡也未落败，此地的主教权杖掌握在贵族手中。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仍然谈判不断、纷争不止。也正是在这里，一任任皇帝或德意志国王轮番登场，举办帝国议会或加冕典礼。但我们只能从徽章、礼仪、游行和习俗中隐隐看到一个帝国的轮廓，或者在羊皮纸记载的权利中，而其中大多数权利从未得到实现。
然而，这个神圣帝国绝非一具巨尸。许多机构在之后几百年中渐渐成形，包括国会和两个最高法院。密集的权力网和法律网为国家政体奠定了基础。这股安静的力量若想征服别人，尚属孱弱，时不时还被邻国入侵和抢掠，但它又足够强大，在500年间屹立不倒。最起码，选举皇帝的程序更加稳固。“帝国的大人物”中有七位“选帝侯”——三个教会选帝侯和四个世俗选帝侯——拥有选举权，他们分别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三地的大主教，还有波西米亚国王、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藩侯。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覆灭后，群龙无首的局面让他们势力大增。
在波西米亚，令人反感的外族统治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各阶层蓄势待发，欲以武力推举奥托卡的儿子文策尔上台，而文策尔同样在为重登波兰王座而战。有那么几年，他似乎恢复了普舍美斯的昔日荣光，毕竟他的父亲趁阿尔帕德王朝[128]绝嗣之机，将匈牙利的王冠连同12世纪初被匈牙利征服的克罗地亚都交予他手。但是，文策尔在1306年死于谋杀。他的家族曾经坐拥从布拉格到波代诺内的广阔疆土，现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在阿尔帕德曾经的土地上，安茹的查理·罗伯特（Karl Robert，1309—1343年在位）荣登王座。在安茹长达80年的统治下，匈牙利与西方和南方文化世界的关系日趋巩固。波兰的皮亚斯特王朝曾被条顿骑士团滋扰，刚刚经历了一段稳定期，现在又摇摇欲坠。
条顿骑士团在古普鲁士人和其他异教徒聚居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家，接受教皇的直接管辖，他们把总部设在马尔堡，疆域从但泽延伸至雷瓦尔。1237年，条顿收编了盛行于利沃尼亚的宝剑骑士团。德意志移民和古普鲁士人在条顿骑士团动刀动枪之前及时皈依天主，成为这里的上流阶层，后来演化为普鲁士贵族。贸易和货币经济集中在城市，城市里有自治管理机构，也拥有司法裁决权和制币权。
不过，这一时期的霸主是卡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西。原本的附庸国英格兰[129]频频来袭，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p Ⅳ，1285—1314年在位）不得不全力迎战。他选拔了一群谋臣，问计纳策，巩固国家政权，在选任时重视能力、不问出身。市民阶层出身的法学家也位列其中。在他的推动下，王权统治的领域显著扩展。他迎娶纳瓦拉的胡安娜一世（Johanna Ⅰ von Navarra），得到了富庶的香槟地区，分享胡安娜的遗产，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头衔。自1033年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勃艮第王国也成为卡佩的附庸。不过，佛兰德斯人尤其是工匠和农民组成的武装力量成功与他抗衡。1302年，在科特赖克附近的“金马刺战役”中，他们竟歼灭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法国骑兵。腓力很快就得以复仇，但佛兰德斯的城市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这位国王对神职人员征税，驱逐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以此攫取战争经费。另外，他还把圣殿骑士团的财富据为己有，从中获得利润。圣殿骑士团在法兰西渐渐有坐大之势，最终被教皇解散。骑士团团长和许多兄弟都被当成异教徒和魔鬼的信徒，先被审判、后被烧死。
在英格兰，一群男爵聚集起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情况，这是议会的前身。一开始，人们很难把它与皇家议会区分开来，但它最终发展成一个独立机构。为占领威尔士，夺回英格兰在欧陆的残余领地，国王支出大笔军费开支，他不得不与贵族和谈。1258年，男爵们未经国王批准在牛津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试图将“商讨”（parlemenz）作为一种机制确立下来，这可能是人们第一次以商讨之意使用这个概念。《牛津条例》规定，每年应举行三次辩论。在“第二次男爵战争”中，国王战胜了构成社会横向结构中坚力量的先驱斗士们；但是他很聪明，他承认《大宪章》并认可新宪法社会的基石。以“自由人”（freemen）身份活动的骑士可以当选郡代表，而“自由的城市公民”（burgesses）也有权利出席会议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项与罗马法类似的基本原则，“关涉全体之事，须得全体同意”，在涉及税收时经常会被引用。人们不光谈钱，也会抱怨地方行政管理的弊端，还会讨论外交政策的议题。但国王对金钱的需求——例如打击顽强的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都需要军费——仍然是社会横向结构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集会活动成为常态。“议会”（parlament）逐渐从“商讨”中演变而生。在下一个世纪，议会甚至有权废黜国王爱德华二世（Eduard Ⅱ）。法国外交官菲利普·德·科米纳（Philippe de Commynes，约1447—1511）敏锐地察觉到，议会在给统治者创造税收的同时，实际上也增强了统治者的权力。
午夜的国王和莫斯科河畔的大公
国家的成型也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了剧烈震**。例如，挪威国王马格努斯四世（Magnus Ⅳ，1130—1135年在位）被敌人俘获，惨遭阉割，变成瞎子，还被砍下一只脚。北方的王权迟迟没有被赋予神圣之光。北欧的第一次国王加冕礼发生于1163年或1164年，地点是挪威的卑尔根，尼达罗斯的大主教为马格努斯五世（Magnus Ⅴ，1161—1184年在位）戴上王冠并给他涂抹圣油。丹麦在几年后也开始举办加冕仪式，瑞典要等到1210年。瑞典的历任国王不仅要提防外来敌人，还得压制反叛的贵族，或者解决自己的兄弟。克里斯托弗一世（Christoph Ⅰ，1252—1259年在位）执政期间，大主教雅各布·埃兰森（Jakob Erlandsen）要求拥有至高权力，丹麦经历了一次自己的“授职权之争”。埃兰森甚至要求指定王位继承人的权利，最终他不得不交出权杖。王权衰微，贵族们得到期盼已久的自由，而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下世纪中叶，丹麦才重新回归平稳状态。
挪威约有40万人口，人烟稀少，少有城镇，是一个农业国，就连这里的王位斗争都少不了教会的身影。国王哈康四世（Hakon Ⅳ，1217—1263年在位）在“权杖党战争”[130]期间水陆双线作战，后从罗马获得了合法统治权。最终，他成功将挪威变成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实行长子继承制。在其霸权之下，冰岛和格陵兰归顺。不过，他在赫布里底群岛四面受敌，败给了苏格兰的继任国王。马格努斯六世（Magnus Ⅳ，1263—1280年在位）被称为“完善法律者”，他为整个国家制定了法典，其中包括保护外商、废除农民的奴隶制，冰岛直到今天依然保留了部分法条。马格努斯还以军队改革者和公使馆创建人著称，他的公使馆远驻北非。而在邻国瑞典，王公比尔耶尔（Birger Jarl，约1248—1266年在位）一统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地区联盟，巩固了君主立宪制。他让贵族卑躬屈膝，征召十字军挺进芬兰，向当地的森林、湖泊和异教徒宣示主权。如前所述，瑞典试图入侵罗斯公国，但都止步于诺夫哥罗德。斯卡宁地区曾举办过一次宗教会议，将教会法与世俗法分离——通过引入独身的规定——将教士与平信徒也加以区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教会获得了免税权，在任命主教时也无须顾及王室意见。12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陆续建立大主教教区，先是隆德、特隆赫姆，最后是乌普萨拉，它们从汉堡-不莱梅的大主教辖区中独立出去。与中东欧的大多数国家不同，此地贯彻的原则是单人继承，由长子继承整个王国，不得分割。多亏这一原则，国王死后的形势已经非常明确，诸王子无须互相残杀。国家的永恒确保了王国的集会。管理制度的影响力逐渐增大，甚至覆盖农村地区，它不断扩张，攫取权限。
在更遥远的东方，立陶宛曾经全力抵御诺夫哥罗德，现在又要与条顿骑士团相抗衡。在第一任基督教国王明道加斯（Mindaugas，1238—1263年在位）去世后，立陶宛陷入数十年的内部纷争，直到1290年前后，这个欧洲仅存的异教之国才开始走上崛起之路。
在罗斯的土地上，现实政治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于1263年去世，各公国开始争吵不休。内讧给了蒙古人机会，几个汗国趁火打劫，想要稳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一股势力在暗暗滋生，它不仅阻挡了立陶宛人，也将鞑靼人的铁骑绊住，它就是莫斯科。这座小城位于上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贸易通道上，始建于温暖时期。12世纪下半叶，第一座克里姆林宫竣工，当时还是木制的。统治这座城市的是留里克家族的一支，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触及立陶宛边境，那里承袭了已经瓦解的基辅公国的一切遗留。
人口增长和蒙古大军让许多人迁居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当权者悠闲地侵吞周边地区，那边收取一个小镇，这里拿下一座堡垒。只有“金帐汗国”的可汗提醒着他们作为王侯的尊严。如果他们在萨莱——一个被意大利商人盘活的城市，如今已经无处可寻，大约在今天的阿斯特拉罕附近——受到召见，他们还是得伏倒在尘土中，向可汗行跪拜礼。并非所有人都能全身而退，有的人可能殒命当场，蒙古人很善于以恐怖手段为威慑。不过，蒙古人也从阿拉伯人那里引进技术知识，比如学习建造水坝。反过来，罗斯人从鞑靼人那里借鉴管理技术，学会了征收人头税和建立信使网络。
总结来说，在大西洋和莫斯科之间，现代国家体系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在条顿骑士团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国王的推动下，波罗的海的异教国家渐渐被基督教化，拉丁欧洲得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可能性空间。瓦尔米亚是英诺森四世设立的四大教区之一，也是哥白尼曾经的谋生之处——如同后来康德在柯尼斯堡。如果哥白尼出生在斯摩棱斯克或拜占庭，那么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或许还能保持得更久一些；如果康德出现在18世纪的布拉格、柏林或者巴黎，这完全可以想象，但他不可能出现在弗拉基米尔或基辅。
当时欧洲的一些统治者以立法者而闻名于世，他们的优异是公认的。他们把习俗编纂成文，又制定法律。腓特烈二世颁布《梅尔菲宪章》，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是《七编法》的赞助人，挪威国王马格努斯六世也是其中一员，圣路易出台《训令》，还有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他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条例规范了制币业和地产买卖行业，约束了教会权力。所有这些措施都与越发重要的贸易和货币经济相关，也巩固了法律保障。
拉丁欧洲外围的大型城市也早就参与到中部和南部的文化活动中来。例如，特隆赫姆的尼达罗斯主教座堂就受到林肯大教堂和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影响。布拉格的崛起与络绎不绝的德意志商人和殖民者息息相关，现成为一座哥特式城市。在布拉格城堡的顶层大厅里，不知多少灿烂辉煌的宫廷事务曾在这里上演。图林的乌尔里希（Ulrich von dem Türlin）曾在这里补充修订沃夫兰·冯·艾森巴赫的骑士史诗《维莱哈尔姆》，人称“女性颂者”的迈森的亨利（Heinrich von Meiβen）颇有些自命不凡，也在这里找到了资助人。
国家的身份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历史的“真实”开端冲破神话的迷雾。许多文献中记载的人物登上了舞台，战争英雄与圣徒和史前英雄并肩而立，而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也在日历中找到一席之地。13世纪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荣升圣徒之列，而且成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熙德永远保留在西班牙的民族记忆中。佛兰德斯人将科特赖克战役的日期定为节假日，而德意志人则在哈尔茨山脉的基夫豪塞山上为西西里人腓特烈二世树立了丰碑。传说他变成了他的祖父巴巴罗萨，暂时于此地安寝，在末日来临前，当他的王国统一之时，他将再度归来。
世界变大：去亚洲！
热那亚，约1298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漫长而惊险的环球之旅后为何被关进热那亚的监狱，我们无从得知。无论如何，他在绝望之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消遣。他将自己的回忆转述给另一位狱友——比萨人鲁斯蒂切洛（Rustichello）。“皇帝、国王和诸侯、骑士和市民——以及所有想了解不同种族和大千世界的人都应该打开这本书，让别人读给你们听。”鲁斯蒂切洛在前言中这样写道：“你们将在其中发现怪异和奇妙的事物，你们将会知道，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利亚、印度和许多其他王国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本书会好好给你们上一课；因为讲故事的是有文化的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都是他亲眼所见。你们要知道，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被创造以来，还没有哪个基督徒、异教徒、鞑靼人或是印度人，从来没有哪个人像马可·波罗一样，知道那么多奇异之事。”
这位代笔者曾创作过多部宫廷小说，经验丰富，他知晓如何用高雅的言辞讲述马可的故事。这本书是用法语写的，当时法语还是文学创作的语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包括忽必烈可汗，他权势遮天、光芒夺目，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统治者，他的演说与亚瑟王对圆桌骑士特里斯坦所言类似，而蒙古铁骑的战斗就如同骑士的厮杀。尽管如此，这本囊括了“大千世界”的报道很可能反映了一些真实经历，它后来被称为《马可·波罗游记》。它以千奇百怪的事物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数不胜数的巨额财富和超级大都市，还有异域风俗和神话生物，比如能带着大象一同翱翔的巨鸟罗克。当马可·波罗目睹这些亚洲奇迹时，他到底是以一名商人、朝臣还是税务官——大汗曾让他担任此职——的身份驻留，我们无从探究。可以肯定的是，一位托斯卡纳的吟游诗人教会了他这种语言，让他懂得如何惊叹。鲁斯蒂切洛写道：“他对拓展视野的渴望超越了所有人。”在1500年之后，欧洲出现了第二位希罗多德。马可·波罗的讲述令他着迷，他将这些一遍遍记录下来，进行改编和翻译，最终印刷成册。那么与之方向相反的旅行又如何呢？
中世纪的东方也出现了一些旅行者和游记作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易卜拉欣·伊本·亚古布和比鲁尼，还有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受哈里发派遣，他在10世纪时随使团抵达伏尔加保加利亚。伊本·朱拜尔（Ibn Dschubair，1145—1217）穿越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从休达一路走到摩苏尔；1184年末到1185年初，他曾在诺曼王朝统治下的巴勒莫停留。所有旅行者中最著名的是马格里布的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8/1369），他抵达了拜占庭、印度和中国。出身杭州的市舶司提举赵汝适[131]在1204—1224年撰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报告。他在《诸蕃志》中描写了印度、太平洋的群岛和日本，还有巴格达、麦加和亚历山大港，甚至还有关于西班牙南岸的寥寥数语。聂斯托利派修士列班·巴·扫马（Rabban Bar Sauma）出生在北京，他对欧洲的了解最为全面。他曾随蒙古使团抵达热那亚和法国南部。
尽管如此，在东方的世界地图里，欧洲仍然是一片空白。这并非因为东方人缺乏灵活知识，或者没有好奇心。文献中描述的是一个贸易之地：那是商人的世界。伊本·法德兰和伊本·亚古布都曾提到一些地方，对他们的同胞而言，那里只是皮毛——四块黑貂皮和一块白鼬皮在1200年前后价值86头牛！——和奴隶的产地。在他们眼里，欧洲远远不如广阔的太平洋贸易区重要，这片地区还连着非洲，东非海岸是中国远洋船队抵达的西方地平线。但是，前往亚洲的欧洲旅行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成为欧洲扩张的先行部队，也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排头兵。当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下旁注时，这一大趋势便已经启动。欧洲人对东半球的探索及其让东方融入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是一段悠长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13世纪的欧洲人对亚洲的了解远远超过亚洲人对拉丁欧洲的了解。
去亚洲！这一口号让葡萄牙人向南方进发，又让西班牙人向西方启程，他们既是为了攫取利益，也是为了传播上帝的话语。14世纪初，罗马教廷就在伊利汗国和印度南部建立了教区。第一批前往亚洲的旅行者颠覆了以往的一切所见所闻，他们的经历几乎无法归入古代地理学的范畴。1247年，方济各会的若望·柏郎嘉宾（Johannes von Piano Carpine）发布了第一篇关于亲眼见到蒙古人的报告。六年后，佛兰德斯修士威廉·范·鲁斯布鲁克（Willem van Ruysbroeck）代表圣路易前往喀喇昆仑，他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aliud seculum）。他感慨道，多希望自己是一名画家，才能准确地描绘出自己遭遇的一切：蒙古人的蒙古包里点缀着画饰，他们跳舞唱歌，他们的服饰奇特，可汗的皇宫，一夫多妻制，还有他在维吾尔族人身上看到了一些聂斯托利派基督徒的习俗。他精确记录了蒙古人如何酿造“忽迷思”——一种马奶制成的饮品，是蒙古人的最爱。鲁斯布鲁克撰写的民族志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记述和地图，拿1300年前后的《埃布斯托夫地图》来说，这些书籍描写了许多奇珍异物，经常联系到《圣经》。它们不是对经历的记载，而是从古代文献和中世纪文本中寻找素材，比如伊西多尔的《词源学》，它们分享的更像是神学而非地理学知识。
当然，大部分人在感知空间时仍然是通过自己的四肢即手或脚或者通过“一日游”的经历。但是，游记不断涌现，这意味着人们脑中渐渐有了地图的概念。在布拉格，方济各会的乔瓦尼·迪·马里尼奥利（Giovanni di Marignolli）向皇帝查理四世（Karl Ⅳ）讲述了世界的尽头，那里遍生胡椒，是中国和印度所在。他曾以为自己走进了天堂之门。据他所言，红榴石和蓝宝石在那里被看作被驱逐的人类先祖的凝结之泪。他从《圣经》和圣奥古斯丁那里找到一些范畴和概念，以此描述那个遥远的地方：天堂的河流，示巴女王的王国，使徒托马斯的陵墓。地球不是一个球体，而应分为四块大陆，它们都漂浮在一片汪洋之中。乔瓦尼似乎并未到过南半球，但他已经知道，南半球的太阳在北面，而北极星则遍寻不见。
为了阐明世界的庞大，图片中开始出现图形和数字。除了世界地图，一些更为精确的旅行辅助工具也不断涌现，它们与实际情况更契合，比如波特兰海图。12世纪末，指南针开始盛行。嵌齿轮和大型橹舰使得人们可以在冬季远航，也进一步推动了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所谓的“航海革命”。同时，古老的神话也经久未衰，祭司王约翰的形象自巴巴罗萨以来就一直被以讹传讹，人们最初猜测他的帝国在印度，在天堂近处。他统领一支百万大军，时刻准备着斩断戈耳狄俄斯之结，将欧洲从迷惘中解救出来，重建和平与法制。直到近代，教皇和基督教的诸侯都想要与这个幽灵结盟。随着欧洲的传教士、战士和商人越来越深入远地，世界地图上的空白地带消失了，这位理想中的国王迁居东方，随即向南，最后被安置在埃塞俄比亚。“我们眼看着奇迹正在不断消退。”人文主义如此总结道。
纸，眼镜与俗世：现状分析
1300年2月22日，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拉特兰宫的凉廊中宣告：无论何人，只要“在今年即1300年”来到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和城外圣保禄大殿待满15天，都将洗脱罪恶获得大赦。这是天主教第一次大赦的由来。欧洲各地的朝圣者蜂拥而至，他们寻求救赎，他们也感到恐惧。救世主诞辰又过了百年，现在是不是离世界末日越来越近了？涌入罗马的人都计划着在新世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世纪的第一天伏倒在使徒的坟墓上，让自己得到彻底净化，谁都不想错过机会。成群结队的虔诚信徒在罗马抛掷重金。在城外圣保禄大殿，一个朝圣者就目睹两名修士清点使徒坟墓上的钱币，日夜不休。人们抛撒这些硬金属制成的良品，以期缩短在炼狱的时间。
民众前往罗马的使徒坟墓和圣髑朝圣是困难时期的救赎之旅。1000年虽然看似一个可怕的决裂，但对人们来说并不是如此。14世纪的开始更让人们胆战心惊，其背后是前文提到的各种剧变：十字军东征、战争、异教徒；人口激增，新的国家，庞大而复杂的城市；金钱和高利贷；西方大门外徘徊的先知和蒙古大军。卡拉布里亚的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约1130/1135—1202）曾提出预言，现在人们对他深信不疑，这绝非偶然；但丁在《神曲》中为他在天堂保留一席之位。约阿希姆看见，在《圣经》预言的世界大战之后、在父之国和子之国后，人们将会迎来第三个“精神王国”。这样的僧侣时代包含着爱、和平与最终启示，人们此时对它充满了期待，因为当前正逢变革，恰如一段预言中的混乱时期。即使在1300年以后，人们依然害怕末日审判。尤其是遇到具有魔力的整数年份时——1400年、1500年、1600年——恐惧逐渐被放大。
然而，混乱的拉丁欧洲在1300年时还是保持胜利姿态，远超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是欧洲“觉醒”的首要条件。彼时，拉丁欧洲人口过万的城市有六七十个，多亏了哈尼尔线以西地区对于情欲的保守态度，人口规模才得到适度控制。农业法规和受限的粮食收成可能也是部分原因。在这个大移民时期，原本的统治方式逐渐衍生出无数个国家，它们或多或少拥有独立权，也有各类机构和复杂的法律体系。城市的中产阶层逐渐成形；各地的社会横向结构都在扩张，例如阶层代表大会和英国议会。现在，财产、商业和利润即使在教会法中也得到认可。商业革命让贸易的地位大大抬升。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充满活力，人们早就将修道院的那一套道德观抛诸脑后。布雷西亚的阿尔贝塔诺（Albertano von Brescia，约1195—1253）就提出，“人与人的职责各不相同。一些由修士负责，另一些则由俗世之人担当”。捍卫市民阶层现实的另一位人物是彼得·约翰尼斯·奥利维，他谴责高利贷，但承认债权人可以从风险交易中获取增值利益。这样一来，他对教义中的利息禁令提出质疑。即使没有这项规定，人们也知道如何处理此类问题。例如，在贷款期限内，债权人每年可以从债务人那里收取一笔土地或房屋的租金，其估值须超过贷款额。
哲学是否还应当存续，这一点自然无可争议。但哲学的自由度饱受争议，亚里士多德的“谬误学说”在1277年遭受谴责，正是明证。不过，圣维克多的雨果曾经提出的哲学的蓝图将会在之后几百年中徐徐展开。随着哲学、天文学和医学领域的阿拉伯语文献累积完成，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运动落下帷幕。自13世纪中叶以来，直接译自希腊语的文献越来越多。
不仅世俗空间越来越大，拉丁欧洲还拥有一些交流工具，从长远看来，它们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欧洲拥有通用的拉丁语，越来越多的语法和单词书让拉丁语更加精确。对法学家、外交官和传教士来说，拉丁语的修辞大有裨益，而且拉丁语的纸质书大量涌现。
薄如蝉翼的纸张改变了世界。纸传递新知识和新技术，点燃了宗教改革。那些传播批判和话语的人成为民主的核心，不断壮大的国家也吞噬了许多纸张。若没有纸，国家和现代简直无法想象。万事万物几乎都取决于这些植物纤维，以及这些持久的书写材料上所记载的理念。我们犹记得，纸张革命的序幕可一路追溯至古代中国、撒马尔罕，然后是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然后从北非传播到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历经约1500年才到达欧洲。西方最早的纸质文献可追溯至12世纪上半叶，也是从此时开始，得益于商人们历久开辟出的交流通道，旅行变得更加迅捷。第一批造纸工坊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利阿里群岛上运转不歇。1282年，瓦伦西亚附近的基督教区哈蒂瓦也有了造纸坊，到穆斯林时代已经发展成造纸中心。这些都推动了纸张量产的实现。1338年，法国紧随其后，也踏上这条进程，德国于1390年开建，英国始于下一个世纪。16世纪下半叶，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罗斯人也开始实践这项技术。
紧随纸后的是另一种工具，即两块玻璃组成的眼镜，它可以帮助年迈者和更多人阅读、书写、计算。据推测，最早的戴眼镜的阅读者的形象出自1352年的一幅画，作者是托马索·达·摩德纳（Tommaso da Modena），现存于威尼斯“玻璃中心”附近的特雷维索修道院会堂中（插图18）。因为这项配饰的诞生，从事一些职业的人得以将工作生涯延长一倍以上，并且可以更精准地工作——这是生产精密机械的重要先决条件。1300年前后，这件有用的东西在托斯卡纳或意大利北部问世。罗杰·培根为理论做好了相关准备工作，但是工艺也必须跟上，持续的技术创新都是如此。古代就有用水晶做的放大镜，中世纪时，人们用平凸抛光过的水晶板来瞻仰圣髑，也有放大效果。人们将这种工具称为“阅读石”（lapides ad legendum）。1260年，一直是玻璃制作中心的威尼斯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玻璃：水晶玻璃。它的原料不再是传统的碳酸钾，而是从埃及和叙利亚采购的碳酸氢钠。这种“水晶物”比常规玻璃更加纯净，并且比硬质水晶更容易加工。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人们可以把吹制出的玻璃球体从中间锯断。这样一来，人们就得到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眼镜镜片，只需一副镜框就能连接起来。然而要用它们来改善视力，还需要改变医学生理学的观念：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眼睛的缺陷只能用口服药剂来弥补。纸张、量产的眼镜和阅读的渴望开始相互促成，背后的推动力是书写风潮、广博学识和商业理念。它们将为古登堡革命积蓄改变世界的能量。
插图18：托马索·达·摩德纳，《圣雪尔的枢机主教雨果》，1352年，特雷维索修道院（即前圣尼古罗修道院）分院
弗莱堡的迪特里希曾从物理学角度研究彩虹，这象征着科学史的划时代转折。他把彩虹与玻璃球中的光线轨迹进行比较，想要以此确定光在各种液滴内的反射和折射定律。他的见解从本质上来说非常正确，这表明拉丁欧洲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迎头赶上。迪特里希的著述只涉及光学，别无他物，更没有把彩虹解释为与上帝立约的标志。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波斯人卡马尔丁·法里西（Kamal ad-Din al-Farisi）也研究了彩虹，并得出类似结论，但二者的研究完全是相互独立的。如果用两条线来表示欧洲学术的兴起和阿拉伯科学的衰落，那么一条在上升，另一条在下行，而现在它们交叉了。
人们在交谈时各执己见，甚至经常演变成针锋相对的争论，这种对话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广泛。一些人把文艺复兴看作反对僵化的经院体系的一场起义，这种陈旧论调要被归于思想史的瓦砾。还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在14世纪拉开帷幕，随后在15世纪的意大利达到**。非也。在巴黎和牛津、帕多瓦和佛罗伦萨之间的广袤大地上，在文学、哲学和神学等领域，一间学识的温室早就已经建成。地中海地区的思想交流无比深入，空前未有。古代古典时期和阿拉伯的文学征服了英格兰、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的图书馆。方济各会修士帕尔马的萨利姆贝内（Salimbene von Parma，1221—1287）只是一位普通的编年史家，对尤维纳利斯和贺拉斯都能信手拈来。
12世纪最重大的突破就是“伟大文艺复兴”。人们在这条路上行走已久，一直向前将会抵达颠覆世界的四次现代革命——媒体、科学、工业和政治革命。问题堆积出现，突破性的革新层出不穷：除了纸和眼镜，还有阿拉伯数字、银行、火药、大学和罗马法。指南针在浩瀚汪洋中指引方向。意大利人将指南针的发明归功于阿马尔菲人，其他地区则尊法国人皮埃·德马立克（Pierre de Maricourt）为其发明者。1269年，他第一个确定磁铁两极，并尝试着用磁力制造一台永不停摆的钟。
现在，“伟大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空间已经大大扩张。它始于意大利，这个国家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覆灭后再次陷入战争和政党纷争，这是城邦自由和国家自治的代价。在混乱中，它跃升为世界上思想最活跃、最具艺术创造力的国家。“并不是所有艺术都已被发现，”多明我会修士比萨的乔达诺（Giordano da Pisa）这样说道，“新的艺术还在源源不断地被发现。”乔瓦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曾在1300年前往罗马朝圣，他预测了这一切即将发生之处：罗马已然沉沦，而她的女儿和造物佛罗伦萨却日益崛起，坐拥大好前程。他的确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