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14：赵孟頫（1254—1322），《调良图》，手卷，台北故宫博物院

蒙古人入侵

伴随着横向社会势力的崛起、大陆上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分裂的进一步加剧，“伟大复兴”的前兆于12世纪开始显现。凤凰振翅飞往拉丁欧洲，它沿着贸易走廊的路线向意大利和法国前进。而此时的东方却陷入混乱，野蛮民族不停侵扰穆斯林和中原地区，他们打破了亚洲的平衡，让这半个世界地动山摇。

蒙古人的发源地在今天乌兰巴托以北的斡难河和克鲁伦河之间的地区。他们最初与契丹人结盟，在这里放牧、捕鱼和打猎。农业种植对他们来说很是陌生。牧群为他们提供肉、奶、骨头和皮革。有些人懂得酿造啤酒和木工，最受人尊敬的是铁匠。当然，他们必须得先弄到铁和其他金属。侵袭他族帮助他们补充自己有限的物资种类。蒙古人靠矮小精壮的马匹生活。据说，在穿越贫瘠地区的漫长过程中，士兵们会在坐骑的脖子上切开一条静脉，以暗红的马血为食，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休整。蒙古人是出色的骑手，在疾驰的马背上也可以放箭。在战场上，每名人马合一的战士都有备用坐骑，最多可达五匹。这就是为何他们的进攻可以势如破竹。

部落间为争夺牧场而进行的战斗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蒙古人早早便锻炼了军事作战能力。一位印度编年史家描述说，他们是拥有钢铁之躯的男人，光头被毡帽遮盖，脸颊通红似火；他们的眼睛如此锐利，仿佛可以穿透金属容器，但散发的恶臭甚至比他们的肤色还要令人恐惧。欧洲的编年史学家小声嘀咕说，蒙古人会吃流产的胎儿、胎盘和其他“不洁”的肉。英国编年史学者马修·帕里斯（Matth?us Paris）认为他们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的后裔，将会与欧洲其他信徒勾结。这些说法汇集起来，让传说中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经久不衰且更为险恶。

蒙古人最初的统治形态是家庭和氏族组成的关系网。其中一位领袖铁木真，生于1162年前后，他以残酷和谋略迫使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凝聚为一个国家。他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世界的霸主”，或者说“海洋的霸主”。作为天神腾格里（Tengri）的代言人，他认为自己要完成神授的使命，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和平王国。要完成这项高贵的使命，就避不开恐怖与死亡。成吉思汗的部落（horden）——这个词源自“ordu ”，意为“营地”——首先要打击的是毗邻的突厥人和金人。大都（今天的北京）也被铁骑**，据说这座中国北方城池的烽火烧了整整一个月，染红了整片天空。蒙古军队击溃了中亚各国，并摧毁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1221年，这位“草原上的亚历山大”抵达印度河。与此同时，在西部，他的骑兵已经穿越了高加索地区，负隅顽抗的俄罗斯军队遭遇惨败。1227年铁木真去世时，蒙古的势力范围从欧洲边界直达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也俯首纳贡。

铁木真的离去完全没有平息蒙古的狂热。建国不久的保加利亚王国惨遭瓦解；莫斯科、罗斯托夫和弗拉基米尔接连沦陷；基辅在英勇抵抗后也未能幸免。蒙古大军兵分三路，一路挺进波西米亚、匈牙利和波兰，占领了克拉科夫和弗罗茨瓦夫。1241年4月9日，成吉思汗的孙子孛儿只斤·拔都亲率一支侦察军在利格尼茨击退了一支来自西里西亚和波兰的骑士军团。两天后，他们又歼灭了一支匈牙利部队，深入欧洲内部的道路似乎已经畅通无阻。世界末日似乎越来越近，但上帝在惩罚人类后总会赐予恩典。被称为“鞑靼人”的蒙古军队突然撤退，原因不明，拉丁欧洲的中心得以幸免。但凡蒙古人所到之处，只剩一片焦土。据说，有100万人因为这些摧残不幸丧生，还有数十万人遭受饥荒，他们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工匠被绑架到蒙古帝国，贸易陷入死寂。来自法兰西、瓦隆和德意志的迁居者占领了这片空地。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拔都放弃了继续西征的计划，而是守护已被征服的土地。强行进攻人口稠密的中欧，与塔楼林立的城堡和城墙坚固的城市作战，无疑是冒险行为。此外，由于铁木真的继任者窝阔台离世，拔都不得不宣布班师回朝，戍卫首都喀喇昆仑。所有草原帝国都有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围绕继承权的纷争一次又一次破坏了帝国凝聚力。一开始，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各自为政。庞大的蒙古帝国中已经有了汗国的雏形，每个汗国辽阔如一个帝国，还分别建立了王朝。13世纪下半叶，钦察汗国[84]和伊利汗国为争夺高加索地区的统治权开战，蒙古的分裂拉开了序幕。在此期间，拜占庭明智地保持了外交上的中立。

伊利汗国在1335年解体，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则延续到了16世纪。钦察汗国对罗斯的统治长达两个世纪，其势力范围有时甚至到达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可汗虽然索要贡品，却保护教会和宗教信仰。然而，他们没能征服今天俄罗斯的西北部，这片“罗斯之地”。日益繁荣的诺夫哥罗德就坐落于此，它的贸易网已经延伸到荷兰。时任诺夫哥罗德大公的是留里克王朝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Newski，1252—1263年在位），他一边提防着虎视眈眈的蒙古人，一边在涅瓦河畔大败瑞典军队，此后不久又在冰封的楚德湖上击退条顿骑士团。因为大胜瑞典人，亚历山大被尊称为“涅夫斯基”（Newski），意为“涅瓦河的那个人”。他的大公头衔也得益于他的忠诚。东正教徒认为，鞑靼人只关心税收不关心灵魂，选这些人做盟友也是不小的罪孽，可能比与西方国家结盟好一点点。拉丁欧洲和罗斯之间的文化鸿沟已经变得很深。

蒙古人的入侵也在亚洲史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在南部，旭烈兀——大汗蒙哥的兄弟，伊利汗国的首位可汗——征服了塞尔柱王朝的旁支、位于安纳托利亚的罗姆苏丹国。在波斯，他消灭了一群可怕的刺客——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分支，因奔袭各国暗杀统治者而臭名昭著。蒙古人“就像被乌云笼罩下的阴影一样”在穆斯林世界里横冲直撞。1258年，巴格达沦陷。因为马穆鲁克人的顽强抵抗，蒙古人最终没能征服埃及。印度的幸免则要归功于德里苏丹国的军事力量和在要塞设置的防线。但蒙古人辉煌的东方大业仍在继续，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征服了南宋。按照中国习俗，他以“大元”为国号，寓意“伟大的初始”，后来庙号为“世祖”。元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368年，大都成为新的首都。此外，高丽也被纳入元朝的版图。历经400年的分裂，中国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此次的角色不同寻常，是一个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蒙古人计划入侵日本，但首次出征就莫名终止，第二次进攻又被一场“神来之风”阻止了：这场台风摧毁了两支蒙古舰队。南征大越和爪哇也失败了，海上帝国满者伯夷[85]在爪哇开始崛起。

在此期间，基督教地区的多位统治者试图与蒙古人结盟。圣路易希望借蒙古人之力打败穆斯林。一开始，蒙古帝国的统治仅仅依靠统治者的威严、密切的宗族关系及勇猛的骑兵。现在，除了马匹、弓箭和射石炮，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也出现了：依托密集的驿站建立起来的高效通信网络。蒙古人向那些俯首认败的民族学习，跟他们做买卖，也与欧洲的商人保持着贸易往来。被俘虏的士兵要么甘心称臣，要么死路一条，而平民百姓却幸免于难。毕竟，新的统治者也需要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在统治中吸纳儒家管理之道，从中国、波斯和阿拉伯的文化中学习社交礼仪。毫无疑问，这再次表明持续扩张的社会一旦摆脱了其原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进入全新的环境中，那它必然会比其他社会更加开放创新。从现有形态的转型中进行转型的突出代表，是“亚洲的彼得大帝”忽必烈可汗——求知欲旺盛的他既遵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又把大都的皇宫装饰成毡帐。

蒙古人最终没有建立起强大而完善的机构，他们只是复制或挪用已有机构，不去自己学习，而是聘用专家来研究复杂的技术和工艺。但是，蒙古人修订了自己的法律，并在《蒙古秘史》中记载了蒙古人的起源传说，称其祖先叫巴塔赤罕，是“苍狼”与“白鹿”**所生。曾担任伊利汗国总理大臣的波斯人拉施德丁（Raschid ad-Din）撰写了《史集》，扩大了蒙古人对世界史的认识。他对中国印刷术的详细描述，一度是最为详尽的论述。

蒙古的统治者们最初都是腾格里派的信徒，信奉以天神腾格里为中心的萨满教。后来，一些可汗接受了被征服者们的宗教信仰，但也保留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伊利汗国的完者都就是一只“信仰变色龙”：这位萨满教徒一开始受洗成为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后来转信佛教，然后加入逊尼派，最后可能皈依了什叶派。该领域最出色的研究者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e）推测说，如果草原骑兵于1241年留在了匈牙利，他们可能会成为善良的基督徒。但是，大多数汗国最终还是转向了伊斯兰教信仰。此前被包容的宗教少数群体将要迎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中国人保持着对佛陀的虔诚，穿着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服装崇拜他。除此之外，香火缭绕、贡礼丰厚的孔圣人——孔子，他的权威至今已持续近2000年。

中国：城墙环绕的自由

在蒙古政权统治下，极权统治的趋势在中国越发明显。欧洲的精英群体组织严密，可能还掌握着军事武装，他们可以限制中央集权，但中国没有这样的群体。根据不同的生产职能，民众被划分到不同的阶层。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前位，其次是北方的汉人。社会阶层的跃迁几乎是不可能的。地位最低的是刚刚被征服的南方汉人，他们被迫承担大部分的赋税，而且越来越重。国家划定阶层秩序是为了拥有各种技艺娴熟的工匠、教师和战士。因此，阶层地位是固定的、世袭的。这意味着：一世为陶工，则世代为陶工；一世为士兵，则世代为士兵。职业并不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能力而决定。

征服者们为佛教、道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或穆斯林的宗教学者和教士划定了阶层，也给“儒家”信众分配了等级——这群人在南部约有10万人，在北部约有4000人。他们擅长阅读、写作和计算，并且个个知识渊博，是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储备库。他们虽然不用缴纳某些税款，并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兵役劳役，却也被困在了一个较低的阶层。在他们当中，诞生了两种精英：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许多古老的儒家士族素以世代传承的文化和博学为傲，对地方仍有不小的影响力。士族和大地主都幸免于难，后者更是蒙古人不得不选择的合作对象；若非如此，这个庞大的帝国将无法长治久安。中国的精英阶层是新的蒙古-西亚统治阶层的对立面。统治阶层虽有权势，但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应对官僚的技巧。他们施政的结果就是对创造力前所未有的扼杀。“儒家”还是保留了大批可以带来增长和变革的文人，不过他们的潜力要等到明朝才得以发挥。

元朝时期，中国精英阶层在抗拒、合作和漠视的心态之间徘徊。较为富足之人游手好闲，寄情风雅，终日享乐；拮据之人则设法谋生，或为教书先生，或为文书，或悬壶济世，或为术士，也有削发为僧的。多亏了这些有闲文人，元代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反倒是书籍的数量急剧下降。一些艺术家试图通过“复古”来重获遗失的身份。[86]剧作家和诗人找到了恩主，也找到了观众和读者。科学也没有完全凋敝，不仅设立了司天监，还设立了司天台。此外，“西方”的——经波斯传来的阿拉伯的——医学、数学、水力学和其他科学领域都结出了累累硕果，只不过革新的动力日趋减弱。

在蒙古的统治下，仍有一些学者可以教授知识、进行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波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Nasir ad-Din Tusi，1201—1274）。旭烈兀在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盖为他建造了一座天文台，许多学者和乐器制造商云集在此，当中包括叙利亚人和中国人。就这样，一个新的科学中心在东方崛起，它的视线远及“智者”阿方索十世（Alfon Ⅹ. des Weisen，1252—1284年在位）的光晕[87]。但是，只要看到儒家文人位列当时的十民[88]之九，居于娼之后、丐之前，就知道当时科学的地位有多低下，处境有多艰难。尽管科举考试在1315年被重新恢复，却鲜有人因此加官晋爵。阻挡读书人飞黄腾达的一个原因是，各地的行中书省——行省丞相可以世袭并享有特权——大多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尽管蒙古帝国内部的文化交流非常丰富，但元朝人更乐于信任他们的蒙古同胞和其他“异族”。例如，穆斯林的天文学对元朝的天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元末是一个被世界末日氛围所笼罩的时代，充斥着饥饿、混乱和内战，学者根本无法潜心研究。纸币的过度发行导致通货膨胀，民众的微薄积蓄都被吞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如果说中国科技发展停滞主要是因为蒙古入侵，那么上述情况都是有力佐证。人才越来越难以找到用武之地，“正确观念”也错失诞生之机。

一个梵蒂冈的穆斯林

随着翻译热潮退去，巴格达迎来了它的秋天，后因蒙古人的摧残又经历了漫长的冬天。而另一边，穆斯林的哲学、科学和文学、神秘主义以及众多犹太教的虔诚信徒却在亚洲、北非和西班牙的城市中找到了庇护所。例如，阿尤布王朝治下的开罗就为犹太医生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138—1204）提供了庇护，他是当地宗教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中介。西班牙仍然是拉丁欧洲最重要的门户——那里仍留存着古代的传统。摩尔人的建筑风格在这里、在马格里布达到了顶峰，然后扩散到南美，直到19世纪仍有融合艺术的产物。直到今天，西班牙弗拉门戈舞和葡萄牙忧伤的法朵[89]听起来依然呼应着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往昔。

在安达卢西亚，泰法国王的宫廷生活绚烂多姿。抒情诗和山水诗盛行一时，广为流传的还有哲学著作、编年史、天文学和医学书籍、农业和植物学指南。植物园最早出现在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后来拉丁欧洲才开始在修道院外打造植物景观。宰赫拉威（Abu al-Qasim，约936—1013）在这里进行研究和教学，这位在西方被称为“阿尔布卡西斯”（Albucasis）的穆斯林医生是外科学的创始人，在《医学方法论》（Kitabat-Tasrif）中，他记录了自己所使用的器械和实践过程。历史学家伊本·哈兹姆（Ibn Hazm，994—1064）的研究领域覆盖了伊斯兰法律院校、教派以及三种一神论宗教，他创作的《班鸠的项圈》（HalsbandderTaube）是一部世界级的文学作品，以敏锐而平实的文风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思考。

在泰法小国的都城托莱多，人们绘制了行星图表，用于计算日历、日食和月食。来自萨拉戈萨的伊本·巴贾（Ibn Baddscha）既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又是诗人，在格拉纳达长期担任总理大臣。1139年，他卒于菲斯。出生于瓜迪克斯的医生阿布·伯克尔·伊本·图费勒（Abu Bakr ibn Tufail，1105—1185）也同样移居非洲，并在马拉喀什地区担任了总理一职。他的成长小说《哈伊·本·亚克赞》（Hayyben Yaqzan）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阅读，其中既赞颂了理性的力量，又与真主安拉的神秘保持统一，并捍卫苏菲派的立场。

然而，随着12世纪的到来，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哲学的盛世——如果将其在中亚和北非的延续忽略不计的话——悄然落幕。波斯人安萨里（Abu Hamid al-Ghazali，1058—1111）就曾尖锐地反对在哲学中提及真主，这一观点得到广泛支持。这位逊尼派学者最初是在巴格达教授法学，曾有辉煌的职业生涯，后来遭遇世俗事业的失败，从此以苏菲派的身份云游全国。出于内心的体验和对真主安拉的恐惧——他可谓穆斯林中的路德——他认为应该进行“宗教复兴”（nahda）。安萨里的哲学批判有一个显著特征，是他对“知”的可能性抱有“苏格拉底式”的深刻怀疑。他认为理性与信仰体验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否认自然法则的因果关系，而更倾向于把所有事情看作真主的旨意，哪怕是一小团棉花烧起来了。无论是法拉比和伊本·西那，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被安萨里当成不虔敬者和异教徒。最后，他甚至呼吁公众完全不要阅读那些“误导性”的著述，他的反对也随之达到顶峰。他和之前的金迪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一样，谴责亚里士多德关于世界永恒的观点。他的结论正相反，认为世界是被创造的，必然需要造物主的接受。后来，这成为真主存在的证据。安萨里甚至怀疑数学，因为数学诱骗人们，使得一切哲学都有了证明力。但是，他从自己的观点中提取出伦理学、政治哲学和逻辑学的观点，并认为逻辑学是神学的辅助。从这一点来说，他可以援引阿布·哈桑·艾什尔里（Abu l-Hasan al-Aschari，873—935），后者一直宣扬在传统和理性之间持中间态度。

最后，安萨里选择了艾什尔里学派的立场。此外，穆尔太齐赖派在宗教复兴之后逐渐衰落——无论是在白益王朝，还是在中亚和卡拉派的犹太教中，它都销声匿迹，直到近代才被重新发现。宗教的寒风不仅吹息了它，是不是还冻结了一个理性之春？这对穆斯林世界来说是一大不幸。当然，穆尔太齐赖派与欧洲的启蒙运动分享的仅仅是“古希腊的”辩证论方法。它是彻头彻尾的神学派系。它认为绝对知识不能战胜三段论，这个观点虽然不完全错，但人们因此驳斥穆尔太齐赖派也无可厚非。

被西方称为“阿威罗伊”（Averroes）的博学家伊本·鲁施德（Ibn Ruschd，1126—1198）总结了整个阿拉伯哲学的黄金时代。他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也是重要的医学家，还撰写了一部涉及医学所有门类的教科书。与其他的安达卢西亚学者一样，他大力呼吁人们回归一种“纯粹的”亚里士多德派。当人们对《古兰经》的阐释有争议时，应该让理性来裁决。正如在他所虚构的与安萨里的讨论中，他认为理性必能得出与信仰相同的观点，毕竟世界和世界第一原则即真主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人们不认可因果关系，那就是在排斥理性。伊本·鲁施德反对阿訇的“独断”权力，也反对神学的领导权。他认为神学只是宗教的中介，是一种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事物。后来许多“被启蒙的”思想家也持类似观点，比如马基雅维利。伊本·鲁施德认为，只有不朽的灵魂才是世界灵魂的一部分，而物质的那一半应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流逝，这听上去很像是异端。关于天国生活的设想只是民众信仰需要的安慰画面。伊本·鲁施德赞同“完美之人”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和阿维森纳，他认为人通过思考的确能认清真实的东西，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影子。他以此为基础，为依靠经验的科学提供了哲学依据。

穆斯林文化一直在与伊本·鲁施德进行抗争，而没有选择直接将他遗忘。但数百年来，伊本·鲁施德对西方人而言仍然如鲠在喉。他是世俗世界的学徒，却成了欧洲的老师。在这里，他很快便只剩下一个身份：用但丁的说法，他是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il commentator）。拉斐尔让他出现在梵蒂冈的《雅典学院》中，这位伟大的穆斯林在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获得了一个荣誉席位（插图3）。

拜占庭：熏香笼罩下的科学

与东亚世界不同，有四种伟大的文化曾有机会向希腊人和罗马人学习：阿拉伯世界、拉丁欧洲、拜占庭和犹太文化。但是它们对待古代遗产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和犹太教正统派一样，东正教也成为一项阻碍，拦住了希腊精神在它的祖国拜占庭帝国前进的道路。当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甚至信奉星星的哈兰的萨比教徒都积极地开展翻译和注释工作，当西欧开始步入现代之际，亚历山大港和雅典之间的拜占庭默默度过了千年之交，这个曾经的创新国度没有出现任何真正重要的发明或科学突破。拜占庭的案例警醒我们，无论多么辉煌和令人振奋的知识遗产都需要在特定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庞大的中产阶级，还是因组织结构而确立的城邦身份，或者哪怕是欧洲城市的那种自治权，都从未在东罗马出现过。皇座和祭坛的联盟牢不可破，却损害了所有精神上的自由。其中最强大的阻碍通常来自“使徒一般的”巴塞勒斯。没有他的首肯，任何人都不能升为宗主教。与西方国家不同，教士在这里不得担任世俗职务，这可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拜占庭教会的牧首从未罢黜过任何一任皇帝——只有牧首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Michael Keroullarios，约1000—1058）曾尝试过，但他最终在流亡途中丧生。直到拜占庭晚期，奥斯曼帝国日益崛起、炽如骄阳，拜占庭的国家疆域和皇帝权力都如冰雪般消融，牧首才获得了一些影响力。帝国统治者的加冕礼是极其重要的仪式，如拉丁欧洲一样，皇帝在加冕前要宣誓保护信仰，而“东正教的最高牧首”也要宣誓效忠皇帝。巴塞勒斯只是国家的管理者而非统治者，仅仅是一个“专制君主”（despótēs）[90]，这个观点只是皇权理念中的空中楼阁，与政治现实无关。皇帝的特权从未经过任何基本的讨论。东正教教会虽然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神学家，但却没有完整的神学体系。因此，平信徒当然也可以释经。就算巴塞勒斯对信仰问题发表评论，也没人感到有何不妥。“既是皇帝，也是神父”，人们曾这样评价教皇利奥三世，而阿莱克修斯一世被同时代人视作第十三位使徒，如同曾经的君士坦丁大帝。

马其顿的盛夏很快燃尽[91]，并没有点燃一场“伟大的复兴”。随着时间流逝，帝国丧失了维持地区秩序的实力。拜占庭尚有余力压制一些民族，比如佩切涅格人，他们都告别了历史舞台；但对于在这片区域逐渐建立国家的其他一些势力，帝国不得不分散兵力，多线作战的局面让它疲于奔命。即便是科穆宁的约翰二世（John Ⅱ，1118—1143年在位）这样的能君也只能延缓颓势。在1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纷纷脱离了拜占庭的统治，匈牙利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在南部，塞尔柱人遏制了拜占庭的势力；东部则盘踞着蒙古的钦察汗国。1261年，尼西亚的希腊皇帝通过政变成功夺回了首都并以此终结了拉丁帝国。[92]这是拜占庭在漫长的濒死状态中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对于科学来说，铁器时代从来算不上黄金时期。在末代王朝巴列奥略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人们经常效仿“第二代诡辩学者”[93]，维持古典风格。包括僧侣马克西莫斯·普朗德（Maximos Planudes，1255—1305）在内的一批学者，致力于将拉丁文作品翻译成希腊文，例如奥维德的《变形记》或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普朗德的作品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尤其在西方，他甚至出版过一本语法书，帮助人们学习希腊语。此外，他还曾大量订购托勒密《地理学》中地图的复制品。

很少有人想跟着讲拉丁文的人学习。拜占庭哲学——尽管人们对它是否真实存在过仍有争议——被束缚在神学框架内，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三位一体论的问题。诸如《苏达辞典》（Suda）或《群书摘要》（Myriobiblon）之类的作品都只是神学的文学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几座浮动的世俗岛屿。普塞洛斯的史书虽然早已闻名遐迩，但也只有一份独一无二的手稿保存下来。柏拉图的哲学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摆放在希腊教会的图书馆中，现在也不得不屈居于亚里士多德之后。自14世纪下半叶以来，帕拉马斯主义神学（Palamitische Thelolgie）[94]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跳出来反对柏拉图派的教义。普塞洛斯的一位学生约翰·伊塔洛斯（Johannes Italos）因为用哲学方法讨论神学问题而陷入纠纷诉讼。拜占庭神学家继续充当释义者，而西方的学者则用逻辑和批评来解读文献。

世俗艺术和建筑本应更为重要，却几乎没有被保存下来。皇宫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直到拜占庭晚期，建筑领域才开始接纳国际潮流。1315—1321年，人们在柯拉教堂绘制了系列环形壁画，昭示着垂死的拜占庭艺术最后的一次回光返照：光彩夺目的湿壁画，五彩斑斓的马赛克。基督和圣徒身形优雅，画面极具空间感和体积感，这是乔托时代拜占庭绘画复兴的最好证据（附图4）。

许多历史书写都记载了帝国末期的颓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描写与阿拉伯人、法兰克人战斗的史诗歌谣、滑稽故事、爱情故事和讽刺文学。但文学的百花齐放是不可能的，传统仍然具有压倒性的力量。

如果宗教的影响力过大，就会威胁学术、科学进步和讨论，拜占庭就是一个典型。希腊留下的庞大遗产，包括丰富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却难得一见。熏香笼罩着“第二罗马”，也扼杀了自由思想和创造发明。诙谐的冒险故事不得出版，只能寄身在诸如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os）的圣徒传说中。森严的等级制度限制了所有科学的发展。人们辩称，科学只会将异教思想灌输进人的头脑中。拜占庭精神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科学和技术变革毫无意义。它既要担任希腊传统的档案员，又是公认的伟大艺术的倡议者，已经精疲力竭。

基督教与生俱来的希腊基因滋养了好奇心并引发了探索欲，且仅在拉丁语地区发扬光大。很快，拉丁欧洲的人们就比希腊人更擅长希腊式思维方式。而在毗邻的穆斯林世界，翻译家和评论家一边来回搬运着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著作，一边开始自主思考，其意义日益凸显。在温暖期的西方世界，这个充满活力同时又在找寻方向的社会中，他们的作品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