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12：《玛蒂尔德·冯·图斯齐恩和亨利四世的支持者克吕尼的雨果》

出自：多尼佐（Donizo），《维塔·马蒂迪斯》（Vita Mathildis），约1115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

围绕纯洁的争斗

对纯洁无休止的渴望是自由思想最危险的敌人，这种宗教般的痴迷在任何时期、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仅仅是因为宗教追求的对象通常是绝对的、非物质的，因而也是极纯洁的。百合之于基督徒就如同莲花之于佛教徒。在危机时期，信徒对纯洁的渴望更加迫切。他们在受洗后得到净化，重新开始了生活。通过忏悔，他们净化了自己的内心。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信徒，要接近上帝都必须是纯洁的。终傅[63]有助于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净化。在死后，人们还需要通过“炼狱”（purgatory）——这个教会神职人员的恐怖发明——来达到最终的“炼净”（purgation）。只有如此，人才有可能去往天堂。天堂对不洁之物紧闭大门。人们在生前尽可能远离罪恶，死后在炼狱中的痛苦就可以缩短，最终还可以避免堕入地狱。出于对受到地狱惩罚和末日审判的恐惧，朝圣者将手杖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将刀剑交到十字军手里。宗教鼓励信众帮助穷人和病患，尽管它激发出对战争的狂热，却也培养了乐善好施的博爱精神。在政治层面，宗教的监管无处不在。柴火堆上的火焰——那是为术士和狂热崇拜者准备的末世火海——清洗了异教徒、同性恋者和其他“不纯洁者”的教区。欧洲的犹太人也遭了难。由于奥古斯丁曾经提出“犹太人是基督教真理的见证者”，他们只需缴纳苛捐杂税，暂无性命之虞。然而，在中世纪温暖期的动**过程中，他们一次次地沦为社会赎罪仪式的牺牲品。

纯洁使人们团结起来，强迫整个社会只信奉一个纯粹的信仰。这样的尝试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以战争、恐怖和分裂为终点。夸张点说，中世纪堪称是一个“迫害社会”，而其始作俑者——那些可怕的王侯、审判官和进谗的传教士——大多数都是因为良心的驱使，起码他们如此宽慰自己。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为人类灵魂而战斗就会愧对上帝。为了净化这个世界，他们期待着耶和华降下惩罚：他自己不就是通过将几乎全人类淹没在大洪水中，来净化自己的创造物吗？如果《圣经·旧约》是在谴责以色列与罪恶的异教徒混居在一起，那么它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信号，即要求信徒抛弃或歼灭一切异端和异教。

围绕着纯洁的冲突频现。反圣像运动和那些废除古代仪式的改革一样，都以纯洁为目标。纯洁要占据城市、房屋和家庭，尤其是圣所。基督在净化耶路撒冷的圣殿时就做出了表率，他开始革新并净化犹太教，而不是为了创立新的宗教，在基督之后的穆罕默德也同样如此。躯体成为这场永恒斗争最重要的战场。诺斯底派对这座“灵魂的监狱”就不抱有任何期待[64]。许多文献都记录了对自我及自我堕落的关注，例如巴伐利亚修士圣埃梅拉姆的奥特洛（Otloh von St. Emmeram）在1070年前后所著的《论僧侣之**》。自我修行者要保持纯洁，首先就是要压制生理的欲望。僧侣守则是通往圣洁之路和天国的航海日志，禁欲是其中的重要章节。守则规定了修行者的行事方式，以此遏制他们过多地“思虑自身”，要求他们穿着朴素的长袍，洗冷水浴，禁食并在夜间祷告。正如莫拉斯的贝恩哈德在其作品中所点明的，对女性的敌意要联系到修道院中的夜深空寂寞：那些被压抑的性欲会出现在梦境和幻想中并步步紧逼，使修行者背弃通往圣洁的道路。教派追随者、神秘主义者、禁欲主义者和隐士不辞艰辛地追求着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他们想超脱尘世的纷扰，孑然一身。然而，只有圣人才能成功。有些人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尤其是没有**。传说他们苍白的身体死后也不会腐烂，其坟墓会绽放出百合，散发着永生的芬芳。就像印度的婆罗门一样，他们在尘世的沼泽中似乎出淤泥而不染。

在所有宗教中都可以找到对纯洁的狂热追求者。耆那教[65]的修行者中有像法国的清洁派（Katharer）[66]一样的，甚至还有空腹饿死的，直至这令人厌恶的躯体完全分解。纯洁的拥护者像是染上一种宗教洁癖，没什么能限制它，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被放过。与天国的荣耀相比，凡人的身体和俗世的幸福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文。然而，无论人们想不想，仅凭不痛不痒的仪式是无法净化不洁之物的——要么隔离这些“污垢”，要么用禁忌来掩盖它们。尽管完全纯洁的目标无法实现，但在现实之中，人们往往通过制定规则来做出尝试。按照这种逻辑，犹太人居住区建立起来，纯洁者与不洁者被区隔开。刽子手和妓女都被驱赶到城墙一隅落脚，疯子被关了起来，乞丐和受歧视的人全被打上烙印。跟他们打交道的市民会被玷污、被传染，就像接触麻风病人一般。

宗教不得不忍受世俗化及其污染，这是必然的，毕竟宗教是在物质世界中运作，无法摆脱它。因此，那些试图清洗和统一的改革行为无法逃避人类活动的最终命运。从长远来看，它们要想幸存下来只能像教皇国那样成为国家政体，或与国家结盟。无论作何选择，它们都不得不卷入与世俗贵族极其肮脏的交易之中。如果某次改革以这种方式获得成功，这派人士通常会变得富有，而后堕入腐败。他们建立的机构首先会扩张，然后变得僵化，最后退化。那些执政官员、虔诚的禁欲主义接班人和神圣的修道院院长或聪慧的导师，渐渐沉浸于尘世的美妙当中。受过各种辩证思想浸润的学者们接纳了改革发起者的包容理念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话术。他们会制定不容置喙的正统教条来对抗一切批评，但这些教条很快又重新陷入矛盾中。只要这些改革大肆鼓吹或者归于某一宗派旗下，那它们带来的通常不会是净化、革新和团结，而是分裂。比如犹太教中的卡拉派（das kar?ische Judentum）只认可《圣经》经文的效力而拒绝拉比释经，再比如哈瓦利吉、路德和其他许多宗教改革者的尝试，最终都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西西弗斯（Sisyphos）[67]再次回到山脚下。当这个肮脏世界似乎将要终结时，他的热情越发高涨。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绝对纯洁仅仅存在于月亮的那一边，在繁星之上那光明照耀的空间里，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信众。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达成了一致。中世纪的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缓解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其中最蔚为壮观的就是建造大教堂，它是西方觉醒的不朽标志。这项工作将思想、光线及天空融入建筑艺术，而指引人们的启示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圣丹尼斯修道院大教堂的建筑师、修道院院长叙热（Suger，1081—1151）留下数张设计草图描绘了他的设想，他称之为“新作品”（opus novum）。叙热可能读过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Areopagita，后人称其为“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的作品，这位僧侣生活在公元500年前后，其作品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圣丹尼斯修道院里被翻译出来的。狄奥尼修斯受人敬仰要归功于他本人，他宣称是使徒保罗亲自引领他皈依基督的。狄奥尼修斯的“光之形而上学”[68]为追寻上帝的人们提供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视角。这一学说将“太一”（ein）视作存在的根本，这一概念是从各种相近释义中提炼出来的，它超脱了一切多样性与矛盾，是涅槃在古希腊的一种变体。如想要上升到“太一”并得到启蒙，最终与之合为一体，就需要走“净化之路”，屏蔽所有的感官体验。思想也应该脱离躯体。一切可见之物都不过是比拟。

大教堂完美的构造直观地呈现了布满光明的天空。如宝石般绚丽的窗户让人联想到天空中那座耶路撒冷的宝石城墙。建筑结构、画像和雕塑让人眼花缭乱，令人几乎忘记了这个空间展现的是此岸世界。墙也不再是墙。大教堂寓意着伟大的太一，伪狄奥尼修斯是这样定义它的：玻璃与石头的形而上学，一个悖论般的存在。

带有缺陷的物质与其拥有的纯粹精神之间的差别，如同城墙和投射于其上的卓越绮丽的光影一样明显。当生命被注入人的躯体后，它要经过挑选，要经历痛苦、软弱和欲望。但肉身一直阻挠着精神的飞升，直至死亡。纯洁的信徒即使做到了极致，也还是无法抹去作为基督徒的原罪。同时，对纯洁的渴望也引发了一次次的改革。早在15世纪，改革者们开始强调真正基督徒的纯洁血统，奏响了现代种族主义的前奏。“改革”（Reform）一词的前缀“Re-”意味着一次大撤退，号召人们重返过去以消解时间，另一种效用类似的方式是举行仪式。人们想重拾纯洁的本源，曾经的第一批基督徒生活虔诚，日常只有敬拜。历史中掺杂的残渣都应该被清理干净。人们不是要寻求革新，而是寻求最古老的模式，追求圣徒式的清贫，找到萦绕在本源周围的纯洁明晰的话语并借此获得原初的纯洁信仰。

千禧年来临前，出现了种种征兆与神迹，人们对末日的恐惧也被逐渐放大。公元1000年前后，一位学者写道：“撒旦的千禧年已经到来。”约翰在《圣经·新约·启示录》中言辞闪烁，令人疑惑，让末日的纪年史更加令人费解。无论事情是好是坏，人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毕竟，近代以前的欧洲从来不乏饥饿、瘟疫、物价飙升或战争，当然也不乏神圣的英雄——他们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君，将在末日审判到来时统领那个千禧年帝国。没有哪个世纪不是在那些令民众人心惶惶的世界末日预言中结束的。有时候，历史的进程本身似乎就预示着终结：要么是匈人来袭，要么是暴君当政，抑或是被异教徒围困。上帝既然放任这一切发生，不就是在敦促人们要为末日做好准备，要净化自己吗？

修道院改革

早在狂热的11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潮流，可以被称作“重返荒原”：遁世的拥护者越来越多。他们归隐于林郊荒野的孤寂中，希望以此更加接近上帝。女人被关在修道院的禅室中，幽闭至死，她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一扇窗户。一些教士组成了后来被称为“清规咏经团”（Regularkanoniker）[69]的修会，他们聚居在一起，像僧侣那样生活。在修道院里，教士们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祈祷。当被问及他们的修道院在哪里时，圣方济各的门徒会说：“在目光所及的整个世界。”就像寺庙在佛教盛行的国家，欧洲的修道院也颇受优待，资助源源不断，许多修道院坐拥大量田产。随着修道院享有的权力越来越大，它自然越来越频繁地插手世俗事务，教士们想要重获最初的纯洁，却总是被玷污，革新理念时时遭遇挑战。从意大利到英格兰，修道院为获得纯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声势浩大的一场来自克吕尼修道院。这所位于勃艮第的马孔镇附近的修道院希望恢复本笃会的教规，强调使徒般的清贫、禁欲和博爱，让生命宗教化。改革的另外一个目的则是摆脱大主教的管辖。克吕尼修道院建立时正值加洛林王朝倾覆，时局动**，这场改革运动得到许多修道院的支持响应，远播西班牙，而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修道院也有效仿。

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朝圣者在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途中都会在克吕尼落脚，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可以慰藉炼狱亡灵的盛宴。克吕尼修道院教堂于1095年建成，如今已年久失修。在圣彼得大教堂重建之前，它曾是天主教世界中最宏伟的大教堂，是抵抗地狱邪灵的堡垒。克吕尼修道院提出一项倡议，很快便广为流传，即呼吁“教会自由”（libertas ecclesiae）。其目的是摆脱平信徒的势力，保证精神领土的绝对纯洁，远离世俗权力的污秽。[70]实际上，克吕尼和追随它的其他一些修会最终获得自由，拥有了摆脱当地主教管辖的豁免权。改革后的修道院与罗马的联系更为密切，反之，罗马现在也深陷在这场净化的旋涡中。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们成为教皇和皇帝的耳目。

早在教皇利奥九世（Leo Ⅸ，1048—1054年在位）时期，改革运动就已经全面展开。教堂的内部并非唯一的战场。“利奥”在拉丁语中意为“狮子”，这位勇猛的教皇想要歼灭盘踞意大利南部的虎视眈眈的诺曼人。教皇向他的战士们许诺了天国，不料这支天主教军队却遭到惨败，利奥本人被俘。拜占庭也不肯臣服，但东方教会的“冒牌”信仰及其“冒牌”仪式是很容易分辨的。一位俄罗斯旧信徒派（Altgl?ubigen）[71]的教徒在17世纪警告说，哪怕改动一个字母都是异端。神学大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对《尼西亚信经》[72]的一点小小补充。该补充希望明确圣灵源自圣父“和圣子”（拉丁语为“filioque”）。中世纪神学家里尔的阿莱恩（Alain de Lille，约1128—1202）将这个引发争议的矛盾解释为：女儿怀上了父亲并重新生下他。如此，父亲就成为女儿的儿子。拜占庭拒绝接受基督有这样的父亲身份，但罗马认可了。逐出教会的惩戒一路从台伯河飞越海洋，又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折返。这不是东西方教会的第一次分裂，但我们谈及的1054年的这次应该是最终的决裂。教皇清理了拜占庭的余孽，自此再无任何反对的声音。今后谁再敢质疑罗马的统治地位，都会被当作异教徒和分裂主义者而任人唾弃。

导致罗马与拜占庭决裂的主要推动者是枢机主教希瓦康第达的宏伯特（Humbert von Silva Candida），在改革中他的势力大盛，其他一些修士也借机攫取影响力，比如彼得·达米安尼（Peter Damiani）：在托斯卡纳的一家修道院中，彼得严守禁欲规则，鞭笞自己时也毫不手软。饱受谴责的神职买卖、教会职务买卖和宗教权力的交易都成为要被钉到十字架的罪行，涉及祷告、圣餐、圣髑和其他圣器的交易更要被严惩不贷。1045年，教皇本笃九世（Benedikt Ⅸ）为了钱财甚至选择让位[73]。1059年，罗马大公会议通过了多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教皇候选人的范围缩小到枢机主教，严格执行独身的律令。神职人员要以禁欲的纯洁之身来履行圣职，不能诞下私生子，以防止他们为满足一己私欲而瓜分教会财产。

神圣罗马帝国曾一度达到其势力的顶峰，如今落入萨利安王朝手中。1046年，亨利三世（Heinrich Ⅲ，1039—1056年在位）在苏特里的宗教会议上同时罢黜了三个敌对教皇[74]。为此，他推举恭顺的主教班贝格的西格斯（Suitger von Bamberg）坐上圣彼得的宝座，此人也是亲改革派，同时亨利自己也加冕为皇帝。西格斯被称为克雷芒二世（Clemens Ⅱ），他虽有教皇身份，却是皇帝的傀儡。从罗马一路向北，沿着卡西亚大道就能抵达苏特里，这座小城成为统治者的象征，对教会和世界的掌控都从这里开始。奥托大帝就曾把自己看作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他的地位与教皇相当，也有权任命主教。在卡诺萨发生的故事则恰恰相反。

地震：主教授职权之争

1077年1月末，在亚平宁山脉脚下边境女伯爵玛蒂尔德·冯·图斯齐恩（Mathilde von Tuszien）的卡诺萨城堡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亨利三世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继任者亨利四世（Henrich Ⅳ，1056—1106年在位）身披毛衫赤足站在雪地上，请求教皇收回开除他教籍的惩罚。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卡诺萨觐见的前情是，亨利在此之前享有世俗授职权并干预了意大利主教的选举，包括重要的米兰教区。皇帝和教皇之间因而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后来这次事件被称为“主教授职权之争”。他们的结果——这是双方参与者都不想看见也未曾预料的——竟为欧洲“奇迹”又树立起一根支柱，即对宗教的制约。

苏特里会议上的教皇更替，在今天看来很是独特，其中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有三位教皇同时被废黜。自古以来，皇帝一直有权处理有关教会和信仰的事务。直到近代，捍卫宗教仍被视为皇帝最重要的任务。对国事的关心始终意味着对人类灵魂救赎的关心。作为拜占庭的巴塞勒斯及土耳其苏丹的先驱，君士坦丁就曾将包括对宗教器物的管理在内的一切事务视为己任。这份权力源于他的古罗马祭司团大祭司的身份。他召集宗教会议并主持他们的商议，就像召开罗马元老院会议。他虽是平教徒，却参与神学家们的争论。自奥古斯都以来，大祭司一职都归属于皇帝。在皇权和教权发生巨大冲突的前夕——下文将详述——韦尔切利的主教阿托（Atto von Vercelli）写道：“教宗在恺撒的权力之下净化了世界！”

改革逐步推进，古希腊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统治逻辑，此时却成了丑闻。罗马的净化派从平信徒分配教会职务的过程中看到了罪恶的神职买卖现象。1073年，会吏长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加冕为教皇，后称格里高利七世（Gregor Ⅶ），他此前曾是改革派中颇具影响力的幕后人物，再之前可能是僧侣。格里高利认为自己肩负使命，有责任推行新的原则。满满当当的《教皇敕令》可以反映出格里高利七世的执政方针，他认为自己不仅是教会的解放者，而且是教会的全权代表，地位甚至应当在皇帝之上。他威胁亨利改变主教授职程序，但这无异于硬碰硬。亨利宣布，“希尔德布兰德不再是教皇，而是冒牌僧侣”，想以此逼格里高利七世退位。格里高利的回应则是废黜亨利的皇位并将他开除教籍。亨利虽然言辞强硬却不见任何实效，根本没有人追随响应。在这紧迫关头，前往卡诺萨进行痛苦的忏悔已是亨利的最后出路。

这次斗争非常激烈，不仅关乎格里高利七世虔诚的热情及他所要捍卫的荣誉，而且关乎真实的权力。教皇和皇帝一直竭力扶植主教和修道院的势力，授予他们土地和权利。同时贵族势力也借了东风，他们大多出自主教和修道院家族势力。上帝的代理人必须拥有能与俗世帝王相抗衡的势力。由于没有合法的后代，教皇无法建立起一个可以质疑和挑战当朝统治的王朝。皇帝从这些上帝的使者那里得到祈愿与祝祷，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抄写员、顾问和大使。主教们在城市中——包括授职权争议最初的爆发地米兰——担任领主并统领自己的军队；一些主教甚至统治整个领地。此外，教区和帝国修道院是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贡献了其中四分之三的军事力量。有人声称主教要有戒指和权杖“装点”并通过“授职”得到委任，这样的诉求甫一出现就遭到攻击。主教一职不仅具备各种职能，在经济上也有重要意义，“授职”变更触及了皇帝的根本权力。

直到此时，皇帝在皇冠和主教权杖的同盟中仍是略占上风的一方。他们决定人事任用并保证教皇国的存续。当教皇卷入罗马城的冲突时，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的利剑不止一次救他们于水火。而今亨利却匍匐在教皇面前的冰冷雪地上，情况似乎已经颠倒。面对这个对手颇有仪式感的屈服和忏悔姿态，格里高利七世被迫撤销了对他的绝罚。但是，卡诺萨冰冷的和平转瞬即逝。另一位教皇已然被推举出来，并于1084年为亨利加冕称帝，因为亨利在军事上已经占据上风。次年，格里高利七世在痛苦中去世，直到咽气仍坚信自己的权力。1122年，当亨利的敌人们均已离开人世时，和解才通过沃尔姆斯决议达成。自此，皇帝只能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行使主教授职权。权杖是主教权力的世俗象征，主教候选人应在授职庆典上得到权戒与权杖。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大主教一职与皇帝和其他主教的联系更为密切，与罗马则较为疏远，所以这两地由各方商定解决方案，以确保国王有权决定主教宝座的归属。

卡诺萨觐见之后，尘世发生的一切仿佛被刻在石头上，几百年后仍然引发论战。历史学家对此的解释依旧存在分歧。一些学者将它视作神圣皇权覆灭的开端，是教会与国家分裂之兆。另一些学者则视之为国王在外交上的成功。有时候，卡诺萨被视为一次成功的改革，令日益上升的世俗权力屈服；偶尔，它又会被当作教皇的傲慢的极端体现。毫无疑问，亨利的卑躬屈膝使整个帝国蒙羞。有些学者甚至从卡诺萨事件中看到了世界历史性的转折，认为它是世界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点。然而，授职权之争更像是一场地震，是地表深处地质结构的一次爆发。为皇帝加冕的人难道不应该比皇帝更加尊贵吗？难道狄奥多西一世和“虔诚者”路易也必须接受教会的惩戒吗？这两股强大的势力相互对抗，但同时这两种职权理念都想要涵盖一切事务。在这动**地表的最深处，纯洁与污秽、神圣与世俗、精神力量与政治力量的矛盾对立——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合法宗教以来它们就已经存在——却被挤压得嘎吱作响。

格里高利七世为净化所付出的努力还剩下些什么呢？反对神职买卖的战争以道德的落败而告终。一提到贪婪的教士、神职交易，尤其是教皇统治，批评声从来不绝于耳。改革试图遏制神职人员的性欲，最终却输给了人的天性；想要追缴教士的过高薪俸，也收效甚微。不过在另一方面，罗马教皇却赢得了自治权和影响力，罗马之外的地方也一一臣服。罗马“教廷”（Kurie）——这一自11世纪末开始使用的概念取自“御廷”（curia regis）——成为西方教会的指挥中心。罗马的裁缝在缝制教皇紫袍时用料大方，这曾是巴塞勒斯和皇帝的御用色。教皇君主制发展成中世纪欧洲最现代化的国家体制。数百名书记官听任教皇差遣，他们擅长用优雅而古老的拉丁语书写，笔耕不辍，他们产出的文件很快就有帝国文书部门的十倍之多。

罗马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神圣的垄断地位，它是通往天国的权限。除罗马教会之外，再无别的救赎之地。哪些仪式与形式可以取悦上帝，哪些是绝对禁止的黑魔法，哪些是要被诅咒和唾弃的异端邪说，只有罗马对这些问题拥有裁决权。倘若有谁宣扬无须神父的虔信形式，他必定面临迫害。高级阶层始终致力于清除那些正统之外的信仰，让宗教改革运动也俯首称臣。甚至连推举圣徒的权力也被教皇揽入手中——几乎与中国皇帝相当，他们甚至可以造神。

教皇改革和授职争议对近代的世俗化有重要意义，只有从一个跨度极大的视角才能看得清。格里高利七世没有止于做一名改革者，而是质疑皇权的权力，这使他领导的教会陷入了政治冲突。一种暴力首次出现，将来它的影响力令人生畏：公开性。实际上，主教授职权之争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宣传大战。教皇的支持者认为，亨利四世这样无能的统治者就像一个不好好放猪的猪倌。与之相反，皇帝的忠臣则回溯到一种古代晚期的关于统治者的说法，宣称亨利是基督的化身，而基督是一位完美的、涂过圣油的“国王和教士”。一个尖锐的声音加入这场辩论中：如果教皇可以被唤作“冒牌僧侣”，统治者可以被骂作“猪倌”，那还有什么禁忌？授职争议引发的这场论战既事关宗教，又是高度政治性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别的宗教中从未发生。伴随着授职争议，这场关于权力、宗教和权利的批判性讨论首次达到**，并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继续升级，势不可当。

皇帝与教皇之间冲突酝酿已久，授职争议不过是导火索而已，这场冲突经久不息的原因是教皇掌握一个庞大的组织，赋予了他们统领世界的大权。污浊是追求权力的代价。宗教失去了道德权威地位，皇帝的皇冠也黯然失色。大人物争斗不休，诸侯和城邦这些小角色反而从中获利。德意志帝国的选帝制逐渐巩固，尽管从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这绝对是有百害无一利。尽管“血统”的魔力从未消失，但生物学、幸福女神和运气却未曾眷顾德意志的历任皇帝。王朝一直更迭不断，直到哈布斯堡家族时期局面才稳定下来。1138年，极具传奇色彩的霍亨斯陶芬（Staufer）家族入主萨利安皇宫。他们树敌甚众，最大的隐患是落败的韦尔夫家族，这一支在选帝中未受青睐，此时正集结军队滋扰生事。

十字军东征：西方主义的开端

在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为天国和尘世的两顶皇冠争夺不休时，西部的法国和英格兰趁势崛起，诺曼人自1066年入侵以来一直把持着这两片土地。这些北方人还在意大利开始筹建另一个国家。他们在首领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意为“狡猾之人”——某个通晓古籍的同时代人士认为他有此名是因为他的狡猾不逊于奥德修斯和西塞罗）的领导下战胜利奥九世，将南方伦巴第的领地据为己有，一举清剿拜占庭的残余势力，让马格里布统治者拱手交出西西里岛。改革派教皇立刻寻求与胜者结盟，并把他们的利益合法化。西西里岛和诺曼人占据的意大利南部成为教皇的附庸王国。这群征服者将梅佐乔诺建设成一个治理严谨的模范国家，甚至在北非也接连攻城略地。但是根据威尔士编年史学家杰拉尔德（Gerald）的说法，仅巴勒莫一地的创收就超过整个英格兰。南方新主都经历过什么啊！他们在极昼的午夜从森林和峡湾启程，为基辅罗斯公国的创立助过一臂之力，征服了英格兰并占领了法兰西亚的大部分地区；现在，他们又在棕榈成荫的宫殿里安享宝座。

他们能够取得胜利不仅是因为中东权力结构的变迁。拜占庭人被游牧民族驱赶到多瑙河边；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地亚人于10世纪中叶开始要求独立——比塞尔维亚人晚了一个世纪左右。1055年，乌古斯部落联盟的一支强大的穆斯林部族塞尔柱突厥征服了巴格达，并监禁了白益王朝的统治者。1071年，塞尔柱苏丹在土耳其东部的曼济刻尔克附近击溃了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此后10年，这支常胜军一路占领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军区[75]的大部分地区，即今天的安纳托利亚。伟大的塞尔柱王朝统治着从地中海到伊朗的广袤疆域，但很快就分崩离析。

同一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展开了交锋。这场收复失地运动起初是为了夺回失去的基督教领地，最后却演变为一场圣战。吟游诗人马卡布鲁（Marcabru）把西班牙称为“清洗间”，骑士们可以在这里涤清自己的灵魂。基督教一方最初捷报频传，因为当时穆斯林内部敌对势力纷争不止，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南部也是趁此良机。在血腥内乱后，1031年，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与倭马亚王朝携手走向覆灭。之后的50年间，“泰法国王”（Reyes de Taifas）[76]纷纷登场，足有40多个。

1085年，卡斯蒂利亚及莱昂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 Ⅵ）征服托莱多，泰法国王们如坐针毡，向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拉比特王朝求援。勇猛好战的柏柏尔人从西非蜂拥而至，不仅抵御了西班牙人，让大多数泰法王国也灰飞烟灭——尽管同为穆斯林，这些泰法王可不够虔诚。安达卢西亚被这个西非王朝收入囊中，海对面的疆域以马拉喀什为中心，从马格里布向西一直延伸到塞内加尔。穆拉比特人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甚至包括他们的一些穆斯林兄弟——如果这些人被怀疑过于开明。后来，阿尔摩哈德王朝终结了穆拉比特人在安达卢西亚的统治。他们对改革持欢迎态度，但却无法阻挡基督教战士的步步紧逼。1212年，双方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sa）展开激战，基督教联军大获全胜，阿尔摩哈德的命运自此被封印。收复失地运动开启了新的篇章。这场运动成就了西班牙的英雄时代，涌现了像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1043—1099）[77]这样的英雄人物：这位既勇敢又残忍的战士后来成为瓦伦西亚的统治者。他的尸身被绑在他的白马上驮运，据传，柏柏尔人见之色变。

向圣地进发的十字军东征始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呼吁信众救援陷入困境的拜占庭人，并与占领圣地的“邪恶异教徒”作战。这种精神激励了教会改革，推动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战斗，同样也鼓舞着东征的十字军。他们的目的是要净化这个充满异教组织的世界，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刻，许多人似乎都感到末日逼近。人口激增为军队提供了丰富的战斗力量，对自由和冒险的向往引诱他们出发。欧洲贵族认为这是一次良机，他们可以赢得名望、得到灵魂救赎，何况还有新土地和奴隶——管他是与摩尔人[78]战斗，还是去攻打北部和东部的异教徒老巢和偶像崇拜组织。“异教徒虽十恶不赦，但那里出产上好的肉类、蜂蜜、面粉……只要耕种，就无不大丰收，”授职争议时期的一篇文章直白地描述了那里的情况，种种吸引简直令人无法抗拒，“你们的灵魂将在这里得到救赎。而且如果你们喜欢这里愿意定居，还可以得到最好的土地。”在东征大军还未迈出基督教欧洲时，这项净化工作就已经开始，莱茵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惨遭屠戮。诸如彼得·阿方西（Petrus Alphonsi）之流的神学家播下反犹主义的恶毒种子，一直给大屠杀煽风点火。

仅在欧洲境内，宗教战士们的征服之旅就旷日持久。十字军战士们一路朝巴勒斯坦挺进，“顺道”还去了里斯本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几个城市。1099年，他们征服了耶路撒冷，但百年后这里再次沦陷。拜占庭的危机是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索，后来在1204年却又成为西方基督教兄弟洗劫的对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当骑士们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威尼斯人以渡海到埃及时，他们为威尼斯贵族攻打叛变的扎拉城和拜占庭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些城镇，以此换取渡海船队。十字军东征和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个特殊成果是骑士团的建立，这是修道院和出征军队融合的产物。骑士团的骑士们认为自己是教皇的大天使，又认为自己是撒玛利亚人，有必要照顾病人和朝圣者。最后，他们也堕入尘世，聚敛财富，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罗得岛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和德意志兄弟骑士团——后者最初是北德商人出资建立的，后并入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皇帝和教皇授予他们特权并允许他们管辖征服的异教土地。实际上，他们的确引领异教民族皈依天主。圣殿骑士——“可怜的基督战士们”——凭借遍布欧洲的资产发展成为活跃于信贷领域的金融势力。

从战略上讲，由于无法消灭富有的埃及，十字军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中失败了。攻打开罗的军队屡战屡败。在此期间，统治这里和叙利亚的都是马穆鲁克人（Mamluken），他们最初是被阿尤布王朝释放的军事奴隶，后来却将发善心的统治者取而代之。1291年，随着马穆鲁克军队对黎凡特地区的商业中心阿卡发起猛攻，拉丁欧洲在中东的冒险之旅终于结束了。西方人一共七次前往圣地，当然也有统计说不止七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受益者是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它们为军队运输和补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船队，稳固了贸易基础，与蓬勃发展的亚洲经济也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不过从长远来看，十字军东征对于贸易发展究竟有多少益处，这一问题还颇有争议。但在如何为殖民行为提供资助以及如何组织行动等问题上，他们获得了许多经验，这些都会在更远的将来产生影响。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十字军东征的阻碍。这种交流从古至今一直欣欣向荣，意大利人在给境内的贸易分公司起名时甚至沿用了阿拉伯语中的“funduq”一词，这本是阿拉伯人对意大利人在中东的分公司的称呼。威尼斯的德国商馆“fondaco”也是由此得名。

当宫殿阙宇中的人们正在为宝座剑拔弩张时，寻常百姓家里的人们却可能正享受着和平。在一些城市中，多元文化社会似乎已经初具雏形，例如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 von Chartres）就认为在这些社会中西方人正在变成东方人，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曾是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uin von Boulogne）的随行教士。总的来说，进入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共生的开始，而是异化的开始。穆斯林世界第一次遭遇了“西方”——这个崇尚暴力、毫不宽容又文化落后的地区。阿拉伯编年史提到法兰克人时颇有鄙薄之意，说他们法律制度非常原始、信奉神祇的审判旨意，而且医学落后、习俗粗鄙。这些被视作英勇战士的入侵者传递了西方主义最初的生硬形象——这些偏见影响深远，将“西方”刻画成一种帝国主义的荒蛮文化，充斥着斤斤计较的商人习气与毫无灵魂的粗野习性。而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未曾听闻基督教，也不了解那些在他们看来“无信仰的人”日常如何生活。

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已经是史诗、香颂和之后民族感情的讴歌对象，但在阿拉伯人眼里它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对此几乎不屑一提。反之，来到东方的十字军对伟大的穆斯林文化也了解甚少。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尊者”彼得（Peter der Ehrwürdige，1092/1094—1156）翻译了《古兰经》和其他阿拉伯语文献，这些都成为抗击穆罕默德这个“最负盛名的反基督者先驱”和“魔鬼的门徒”的精神武器。安达卢西亚与意大利南部之间的交流成功传播了对于拉丁欧洲未来极为关键的知识。十字军东征不是欧洲知识增长的助推力，当时正值温暖期气候变迁，东征更应该被看作应对气候异常的各种反应中的一个丑恶变体。另一方面，失败的现实告诉我们，上帝显然还不希望世界被强行改变——至少当前如此。对十字军东征的批判常常变成对罗马教皇的批评，使教皇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这样一来，十字军东征恰恰违背了其发起者的意图，反而朝着世俗化迈进。净化论者的时代和圣伯纳德（Heiliger Bernhard，1090—1153）——十字军东征最积极的鼓吹者——的时代都开始衰落。

年轻的欧洲

在拉丁世界，发展的落差正在逐渐弥合。如今，塔西佗所称的“野蛮的欧洲”几乎已经没有野蛮人了。北方和东方的外来民族建立了新的统治，本土民族要么已经融入，要么已经灭亡。“西方”并没有被入侵摧毁，反而通过入侵重新塑造自我，且赢得了新的思想和强大的武器。欧洲用来开垦、耕种和畜牧的土地不断扩大，森林和草原的深处也开始有人类涉足。拉丁语成为通用语言，思想通过腓尼基字母传播。在阿拉伯人的帮助下，西方在算术、医学、农业和天文学领域大有进展。西方也早就学会了如何用“钱”这种神奇的东西来进行贸易。

基督教的上帝为“年轻的欧洲”〔耶日·科洛佐夫斯基（Jerzy K?oczowski）语〕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一些共性。主教大教堂、小教堂和修道院共同描绘了一幅形而上的欧洲地图。朝圣者的足迹像电网一样遍布全国。“圣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成为天主教国家西班牙最重要的动脉。十字架碑、圣像柱和祈祷室都是“神圣的凝聚”之所，人们在这里可以躲避阴魂不散的魔鬼和恶魔，获得片刻的安宁。它们是想象中最为安全的地方，这里有神奇的能量普照。伟大的圣人中有些是曾经的国王，他们都庇护过欧洲的国家，在天堂中支持他们的子民，并在尘世间为他们守护疆界。在圣人遗物周围会幻化出一片“恩典之地”（territorien der gnade）。圣人遗物能将圣人的力量注入生活中并能驱赶邪恶。一支由圣人遗骨组成的军团直到今天依然沉睡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圣雅各的遗骨守护着遥远的西方边境，他曾让摩尔人闻风丧胆；北边，特隆赫姆的尼德罗斯大教堂安葬着圣奥拉夫（St. Olaf）的遗骸；东部则由圣阿尔达贝特（Heiliger Adalbert）的头骨守卫——他最初被葬在格涅兹诺，后在布拉格找到安息之所。在国家与民族起源的漫长历史中，圣人将身份认同赠予它们：圣史蒂芬（St. Stephan）为匈牙利人开创新时代；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凝聚了爱尔兰人，他的《忏悔录》引人入胜；圣文策尔（Heiliger Wenzel）让波西米亚人不再迷茫；斯坦尼斯瓦夫（Stanislaw）引领了波兰人。欧洲的东部边界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点。这里生活着“异教徒”，例如伏尔加河中游的马里人和莫尔多瓦人，以及黑海北部的钦察人（也叫波洛伏齐人）——他们属于突厥部族，信仰伊斯兰教，领土远及中亚。

如果我们审视欧洲的边界，会发现那里的宗教混杂现象。公元944年，拜占庭和基辅达成贸易协议，它们宣誓的对象既包括基督教的上帝，还有降下雷电的异教神佩伦（Perun）。古老欧洲的梦幻时代在英雄史诗中留存下来，如用古英语写成的《贝奥武夫》，该史诗同时受到了基督教和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影响，谈到了忠诚、勇气、王室待客之仪和送礼之道等主题。此外，梦幻时代还印刻在北方的一些传说和民谣中。匈牙利的传说记录了神鹿、图鲁尔鸟、莱海尔（Lehel）的号角和博通德（Botond）的战斧的故事。异教神存续最久之处是在欧洲东北角，在普鲁士和芬兰森林之间——那里的古普鲁士人、立陶宛人和东芬兰的沃茨人直到16世纪依然被认为是“顽固的异教徒”。萨满、魔法师和聪慧的女性主动在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进行调和。据说护身符有助于受孕并能抵御恶魔，比如彩绘的基辅蛋，这也是复活节蛋的前身。直到现代，人们依然用它们来化解生活中的困扰。

“普通男人”和“普通女人”们的所做所想，我们今天几乎无从得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缺乏文献记载的土地上。基督徒是如何皈依信仰的？他们的头发是否也曾浸入洗礼之水？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哪个神、哪个恶魔盘踞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在进行日常生活时是否顺应季节变化，是否有循环历史观，是否相信历史循环往复？他们听闻过查理大帝或教皇的哪些事迹，对森林和农田之外的世界有多少了解，是不是整日埋头于砍伐、耕种和收获？一切文化都有赖于他们的工作。他们缴税纳贡，然后人们才能书写、祈祷、大兴土木，也有资金武装舰队、招募骑士。没有他们就不会产生国家。

统治的实现首先要通过人际关系以及福利与物资的给予或收回。12世纪，基辅罗斯公国因为“兄终弟及制”分崩离析，毕竟接受分封的子孙并不想承认最长者的优先继承权。斯摩棱斯克、拥有主教的波洛茨克和其他公国获得了独立，这期间自然总是纷争不断。公元1185年前后的《伊戈尔远征记》（Liedvonder HeerfahrtIgors）就描述了诺夫哥罗德公爵与钦察人之间的战斗，控诉了民族不和：“没有肩膀对于头来说实属不易，但没有头对于身体来说实属不妙。”那时，基辅在罗斯的领导地位已成为过去。1169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Andrej Bogoljubskij）攻下基辅。这位胜利者将基辅大公的头衔一并带回弗拉基米尔，并参照基辅对这座政治中心进行了扩建。

多亏了斯蒂芬一世设立的伯国制[79]以及皇室的富足，匈牙利免遭瓦解的厄运。波兰则因为波列斯瓦夫一世生前的失策，数十年来已经沦为德意志帝国的附庸。摩拉维亚成为镶嵌在波西米亚王冠上的明珠。皮亚斯特王朝治国无力，波兰境内纷争四起。皮亚斯特王朝重新启用古老的酷刑，剜敌人双目，将敌人阉割。贵族逐渐掌控权力并形成自己的阶层。波兰，这片拉丁语中称为“波兰尼亚”（Polonia）的地区还要等待近200年的时间，才能再次迎来一统全境的王，此时它只能在瓦尔塔河和维斯瓦河流域徘徊不定。

与此同时，西欧的政治版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格兰一直是斯堪的纳维亚北海帝国的一员，被诺曼人征服后逐渐参与中欧地区的事务。通过联姻和继承，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延伸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伟大帝国诞生了，甚至苏格兰也听命于这个安茹王朝。由于一位先祖曾用金雀花树枝装饰帽子，他们被冠上了“金雀花王朝”的别称。尽管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仅统治着巴黎和奥尔良周围的盈尺之地，这个封臣的实力却不容小觑。战争一触即发。

金雀花王朝的首位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inrich Ⅱ，1154—1189年在位）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国家建设者。他统一了“普通法”（common law）并致力于让国王的司法权得到认可。他曾试图收回教会的司法权，却遭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阻挠。贝克特于1170年在大教堂里被谋杀，或许这并非亨利授意，与他的怒火也没有关系。在三年后，贝克特被追封为圣徒，亨利不得不公开道歉。教士们继续享有向罗马教廷通风报信的权力。

纷争冲突也同时发生在欧洲大陆上，在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1152—1190年在位）——“红胡子”巴巴罗萨（Barbarossa）——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之间。究其原因，主要是皇帝想要以《查士丁尼法典》为依据，建立一个强大的辽阔帝国，尤其是巩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因此，他将大量精力投向了富足的意大利，六次深入南方，这里对于实现他的帝国梦想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教皇的反对和伦巴第城市联盟的抵抗，他黯然败北。亚历山大三世遭遇的敌对教皇不少于四任。1177年威尼斯和谈时，巴巴罗萨没有得到任何实权，尽管他还有一个从古代借用的华而不实的头衔——“世界之主”。两年后，亚历山大召集了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考虑到惨痛的分裂经历，此次会议做出了一项沿袭至今的决议，即教皇的候选人必须获得枢机团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在北方，红胡子击败了他最危险的对手、韦尔夫家族的“雄狮”亨利，其公爵封地被瓜分：萨克森州被腓特烈分割成块；巴伐利亚由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接手，这片蓝白相间[80]的土地直到1918年才易主。这样一来，德国南部地区基本上确定了后来国家的边界线。同时，一个新的贵族群体出现，他们直接由国王加封。“世袭公爵领地”的时代落下帷幕。然而，溃败的“雄狮”亨利迎娶了亨利二世的女儿，韦尔夫家族由此与英格兰联姻，仍然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死敌。

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巴巴罗萨在流经小亚细亚奇里乞亚的萨列法河里不幸溺亡。他的儿子亨利六世（Heinrich Ⅵ，1190—1197年在位）作为欧特维尔的康斯坦策（Konstanzes von Hauteville）的丈夫，统治着富有的西西里岛。巧合的是，新任英格兰国君“狮心王”理查（Richard L?wenherz）在十字军东征的返程路上被他俘获。亨利索要了数以吨计的银子作为赎金，凭借这些资金成功主导了西西里的继承权争夺战。这是现金第一次赢得一个帝国，是货币经济获胜的最好例子。绑架“狮心王”的是奥地利的统治者巴本堡的利奥波德（Leopold von Babenberg），据说他曾在阿卡城被理查羞辱。他用这次绑架分得的好处修建了一堵高墙，将维也纳围固其中。

亨利企图把德意志和西西里的冠冕变作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遗产，不料他英年早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有学者认为，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如果亨利活得更久，德意志或许会踏上西欧君主制的道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罗杰（Friedrich Roger）不满三岁就成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继承人，即后来的腓特烈二世。一时间，军事统领、朝臣和教皇使节、西西里岛领主以及这位“来自普利亚的男孩”的监护人用尽阴谋诡计，为争夺皇位兴风作浪。

《大宪章》

欧洲大国混战最重要的成果是巩固了国家和城邦，冲突迫使国家和城邦凝聚起来。战争即使不是万物之父，也创造了许多事物。它之所以被视为凝聚国家的教父，是因为它催生了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又可以制约野蛮战士的统治。权力——不是战斗者迅速夺来又很快失去的权力，而是在长治久安中获得的权力——是由羊皮纸和印章构成的。中国古人早已通晓一个道理：可以在马背上打江山，但是绝不能在马背上治理江山。

“没有国家政体”的帝国逐渐成为历史。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让成本持续增加，但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定。没有这种安定的局势，科学、技术和艺术就无法蓬勃发展。此外，为了从贵族、城市居民和教士那里筹募军费，阶层代表大会和议会逐渐成形。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谁的官僚机构更有能力筹到金钱、粮草和武器，谁就能获胜。所以，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战争的身份其实决定于文书间、金库和会议里，而不是战场上。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布汶战役。1214年7月27日，在这个星期日，英格兰国王“无地王”约翰与奥托四世（Otto Ⅳ）的盟军在当时还属于佛兰德斯的布汶与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 Ⅱ，1198—1223年在位）的部队短兵相接。这场战争的前情可以追溯到亨利六世去世后的那个时期。1198年举行了两次选举：为了对抗来自霍亨斯陶芬皇室的施瓦本公爵菲利普，韦尔夫家族推举“雄狮”亨利的儿子奥托为王。菲利普于1208年被暗杀，这次纷争似乎以韦尔夫的胜利而告终。奥托由英诺森三世（Innozenz Ⅲ，1198—1216年在位）在罗马加冕为帝。此后，奥托攻打西西里岛，不仅铩羽而归，还因此激怒了教皇。英诺森自此与奥托为敌，他惧怕被霍亨斯陶芬家族控制，也不想被韦尔夫家族把控。这样，皇帝奥托只能北上迎击法兰西，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双方在布汶兵戎相见。奥托一直以来都依附于金雀花王朝，是“狮心王”理查的外甥，在他流亡期间，还被封为普瓦图伯爵和阿基坦公爵。

1199年，“狮心王”去世，西欧的权力结构又一次改变。新国王“无地王”约翰竭尽全力才弹压住那些蠢蠢欲动的男爵。此外，他还卷入了与教皇的纠纷。此事关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这一职位在英格兰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相反，君主制在法兰西正风生水起。腓力二世成功铲除了怀有异心的伯爵，扩充了王室资产。也是趁此东风，他在军事上转为攻势，并在战场上杀伐决断。一次小小的巧合可能是布汶一役的转机：一支箭正中奥托的坐骑的眼睛。在迅速换马后，奥托不得不仓皇撤离，腓力二世完胜。皇帝的金鹰在他眼前被折断双翼。据传，腓力曾补缀过御旗并将它交予当时的西西里国王、年轻的腓特烈二世。他无须御驾亲征，便可将整个帝国纳入麾下。

而在“无地王”的领土上，贵族的狼子野心已是欲盖弥彰。1215年，国王约翰在著名的《大宪章》里进一步限制伯爵的权力。《大宪章》实际上成为国王与伯爵之间的和约，并不是赋予贵族这样的个别群体特权，而是针对整个“王国共同体”，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新变化。这一改变让国王的统治与伯爵的影响力相互制约：国王在征询整个王国的意见之前不得颁布任何税项。这便是议会的雏形。此后，一系列规定相继出台：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得逮捕、驱逐自由人或剥夺其财产。法治取代了专断。对于城市，尤其是像伦敦这样的大都会，以及英格兰教会来说，《大宪章》是自由的保障。西塞罗的理念有了发挥空间，人类的福祉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律——而此前帝国律法都是为了满足贵族的一己私欲。这些原则都写在伦尼梅德的那张绵羊皮上，自1215年6月15日生效起，直到近代都颇有影响力。北美革命者的战斗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就是受其启发。当今英国的法典也保留了《大宪章》中的三个章节。

在“第一次男爵战争”[81]中，约翰想要撤销《大宪章》的企图失败了，他收复欧洲大陆的愿望也落空了。最后，约翰的封地只剩下加斯科涅地区，还是法国王室的资产。腓力二世因布汶大捷被冠以“奥古斯都”之名，王室资产也翻了一番。法国君主制的进一步巩固还得益于生物学：法兰西的王朝更替较为缓慢，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很快衰微。腓力二世当然也遭到贵族的强烈抵抗，经过漫长的争斗才平息局面。他的灵柩最终停放在圣丹尼斯修道院，这里后来成为历任国王的安息之所，守护着“皇家信仰”。

那边德意志因王位之争混战不休，这边英诺森三世——这位学识渊博的律师、精明的政客和忏悔名录及人类学著作《论对世界的轻蔑》（又称《论人的贫苦条件》）的作者——让教皇权势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顶峰，他还为罗马教廷聚敛了巨额资产。教廷内部的贪欲由来已久。他们认为，教皇以“圣彼得之地”的名义不仅拥有零散的权力和财富，而且有资格统治一片土地。他的国家像一道屏障横亘在意大利中部，从一侧海岸到另一侧。

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召开，欧洲的国王、诸侯和城邦代表济济一堂。最终人们发现，这次会议其实是高阶教士的一次精彩示威。与会者们商讨异教徒之战和十字军东征并决定进行改革。这次会议规定，人们每周必须忏悔，要去教堂聆听布道，而教士被禁止参与世俗行为，确切来说就是禁酒和禁止擎苍围猎。此外，有教士见证的婚姻才具有效力，四服以内的近亲不得通婚，但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豁免。与异教徒斗争的勇士可享有与十字军同等的特权，包括完全免于原罪的惩罚。就是从此时起，犹太人和穆斯林必须穿戴与基督徒不同的服饰。

人称“圣路易”的路易九世自1234年加冕为法兰西国王，他将争取纯洁和秩序的战争推向了顶点。路易对待异端和犹太人极其严苛，他甚至说犹太人的污秽玷污了他的国土。他公开焚毁了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并驱逐犹太人。他启程东征时曾从圣地下旨，要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出法兰西。不过，这项命令最终没有被执行。路易追随查理大帝的遗志，继续前人留下的国家固防工程。他着手统一货币，设立财政部门，以议会的名义设立了最高法院并废除了神祇的审判，这意味着世俗化又向前迈进一步。罗马法的理性观念在这里逐渐生根。通过颁布法令，即著名的《训令》，路易九世巩固了王权。除此之外，他还赢回了普罗旺斯。即使是在笃信的中世纪，他也被认为是极其虔诚的。他斥巨资收购圣物，其中最有神力的当属耶稣的荆冠残片——它来自拜占庭，于1204年到达威尼斯——他为之建造了一座真正的王家神殿：巴黎塞纳河上的圣礼拜堂。没有任何哥特建筑能与礼拜堂上层相媲美，阳光透过玫瑰和彩绘玻璃窗洒进来，墙上仿佛镶上了红绿蓝各色宝石。在这里，在星光熠熠的穹顶下，国王曾与上帝交谈。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路易于1270年在迦太基去世，现在他终于能够尊享圣坛上的荣耀。

我们回顾13世纪时，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决定了拉丁欧洲横向结构的特殊情况，甚至是“巧合”。布汶之战中射中奥托坐骑的那支箭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当时《大宪章》和后来的强大议会已经存在，“无地王”约翰是否会获胜呢？英格兰及欧陆其他国家的横向社会结构已经具备雏形，但这并非必然的发展之路。当时的人们认为还有别的实现方案，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帝国治理方针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从巴巴罗萨到腓特烈二世都曾尝试过。然而，统治者的权力为什么总是不完整？如果要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那么采邑制度将是最重要的一个。不过，在残存的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随着各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清晰，建立的新国家必定伴随着分裂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