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11：诺夫哥罗德（Nowgorod），苏菲大教堂西大门（局部），1152/1554年

欧洲腾飞的开始

“虽然救世主基督诞生后的这一千年里几乎没有跨过少女峰，”生活在千年之交的梅泽堡的主教蒂特玛（Thietmar von Merseburg）指出，“人们却在世界的上方看到了一个明媚的清晨。”当时的阳光的确照耀了整个欧洲，甚至也为中国的稻田镀上金色。在“中世纪温暖期”，平均温度持续升高，这有利于农业发展。在阿尔卑斯山，林木线[56]移到了2000多米的高度。即使是苏格兰和挪威的南部也种植了葡萄。随着作物单产的增加，大陆的人口结构不断扩大。在10世纪到14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可能增加了近一倍，达到7000万。人们的寿命更长——平均年龄上升到35岁，比古代增长了10岁。

人们需要耕地，大量的耕地。白烟笼罩着欧洲无边无际的森林，各地都在建设聚居点。人类征服了贫瘠的土壤，排干了沼泽，土地的缝隙里挤满了黑麦、普通人食用的谷物、燕麦以及马的饲料。仅在南部流行的白面包，和葡萄酒、橄榄油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地中海式食品。粮田挤压了放牧的土地。在特隆赫姆附近，午夜的月光摇曳着玉米穗，牲畜的容身之处只有沼泽地或高山上的牧场。

斯拉夫世界成为“中欧”地区。所谓的“欧洲的欧洲化”进程还在继续。说德语的居民、佛拉芒人和荷兰人、波罗的海和斯拉夫人民、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纷纷前往东方。公爵和地主被有利的条件吸引：这里没有原始森林和休耕地，但有可耕种作物的土地，税收可从农作物中获得。从耕地和人口稠密地区的边缘开始，人们扬起斧头和锄头，将草丛改造成灌木丛。人们陆续搬入很久以前建立的天主教罗马教区，那里是日耳曼皇帝长期以来宣示其霸权的区域。传教士和战士或以言语游说，或刀剑相向，带领定居下来的斯拉夫人从克恩滕一路挺进到信奉基督教上帝的波罗的海诸国。

解决人口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嘴需要被喂饱——需要雄才伟略。人们着眼于精巧但乍一看并不起眼的技术。给马颈装上的马轭和牛角下压上的牛轭，提高了它们的工作效率。11世纪末之后，耙开始被投入使用。分量更重的轮式犁取代了钩式犁。这项工具在罗马已经广为人知，它能够在土壤中造成更深的痕迹，翻转土壤并将其捣碎。它甚至可以征服黏土和坚硬的土壤，使之变得更松散，作物因此能够呼吸顺畅，生长得更好。铁器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具。犁和马蹄铁成为抗击短缺、对抗顽固和反叛的自然的武器，从对农业经济的怀疑到三圃制的过渡也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期间完成。种植完夏季作物过后紧跟着种植冬季作物，接着是休耕期——在此期间，牲畜在此放牧，并用粪便滋养土地，肥力耗尽的土地得以休整。闲置土壤的占比从二分之一下降到只有三分之一，并且同一块地可以养活更多的动物和人类。

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的紧密相连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在城镇和乡村进行编织作业都可以使用脚踏织机。与垂直行业的重型纺织机相比，它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工作。与此同时，从古代沿袭下来的技术遗产——磨坊也开始了它的世纪。1086年，英格兰共有5624家磨坊。也就是说，在大英帝国的3000多个村庄中，每个村庄中都至少有一座磨坊在完成它的日常工作。

大约在1100年，一位僧侣热情洋溢地谈论“对创新的令人愉快的思考”。当然，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技术进步的道路。直到12世纪末，在北海地区才出现波斯人已使用数百年的水平轴风车，并在更晚的时候才有了更复杂的系统——水力驱动和可由任何风向驱动的磨机，其内部都是由曲柄和齿轮进行传动的。

土地开发和人口增长刺激了贸易和货币经济。其标志就是普通人所持有的资本，也就是一个个的芬尼钱币。不断增长的硬币作坊，在为其主人创造高额利润的同时，也折射出欧洲政权的逐步分裂。在阿基坦、波西米亚和哈茨等地区新发现的银矿资源，为货币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此外，拉丁欧洲由于与穆斯林之间的生意往来而不断流失其宝库中的金钱。西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是从东方来的奴隶。截至此时，一直被长途贸易排除在外的法国南部等偏远地区也在此时被纳入这个庞大的网络，而英格兰则早早离场。10世纪流通的钱币数量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都多，其中还有来自阿富汗和巴格达的标本。一位阿拉伯旅行者的见闻显示出了当时贸易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何种地步。他在美因茨看到了来自撒马尔罕的银币，并惊讶地发现有人在出售印度香料。由此可见，“遥远的西方”已经与东方经济联系起来。利于船只通行的河流和漫长的欧洲海岸线，从一个半岛延伸到另一个半岛，促进了原材料的运输；最初驶来的驳船装着英国的羊毛、波兰和波罗的海的谷粒或瑞典的铁运往中部。人们继续扩建交通要道，所谓的“公路革命”开始了。四轮的手推车问世，与骡马竞争。与两轮手推车相比，它们可以承载更大的负荷。有了收益，人就会寻求投资的机会，于是城市居民开始投资房地产。例如在伦巴第，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从10世纪起就开始上涨。

条件的深刻改变激发人们重新定义社会秩序。在接下来的世纪之初，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将社会分为教士、战士、工人或农民三个阶层的观念。这就像是向世俗化又迈出了一小步：区分这个世界上的功能——并且该模式已不再以《圣经》为基础。胆大的修士埃尔默（Eilmer）在阿文河畔马姆斯伯里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举动就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在昭示新生事物的出现。1010年，他手脚戴上翅膀，从修道院教堂的一座塔上纵身一跃，并且飞了很长一段路。他是从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Icarus）[57]的故事中获得了启发，并以飞行的寒鸦为原型制作了飞机。在此200多年前，有一个叫阿拔斯·伊本·弗纳斯（Abbas ibn Firnas）的人曾在科尔多瓦进行过飞行尝试。埃尔默的行为已经展示出了欧洲技术成功的所有特征：源自古老传统的灵感。这位“11世纪的列奥纳多”[58]也必定在一个设备完善的图书馆中收获了这一灵感，虽然这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据说这个新千年里的第一次飞行以坠机而告终，埃尔默摔断了双腿。但这是一个开始，欧洲要开始飞翔了。

“深层历史”：被束缚的爱神

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与土地的关系。这些实践在各种各样的经济惯例和法律关系的框架下展开，人们试图将其纳入“领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即在一个拥有强大统治能力的大地主的土地上工作和生活。在拉丁欧洲之外，这种社会形式——它可能源自古代晚期或日耳曼——是很少见的。毫无疑问，抑制中央集权倾向的因素之一是该体系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

为了能使用租借的土地、磨坊、鱼塘或牲畜，租借者则必须上缴税收和提供劳动力，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付出劳动。正是以这样一种尤为频繁的方式，农民和地主各自独立经营他们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商品复合体，其中组织土地经营的不是地主本人，而是他委托的佃户。古典庄园（Villikation）能够不受市场影响地生存，只不过它不得不放弃在市场上销售的便利而已。许多伯爵、公爵，甚至国王都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了教堂和修道院，他们甚至能决定这些教堂和修道院的命运，这与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却显示了当时教会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有多么模糊。教士，甚至是主教，都可能由这些教堂或修道院的资助人任命。

对于农民来说，“国家”可能首先是他们的地主或者国家的代表。无论土地所有者是国王还是某地的贵族，是僧侣还是城市居民，他们都不只是充当农民的商业伙伴那么简单。地主可以对农民实施惩罚或提供保护，进行剥削或在他们陷入疾病困苦中时施以援手。他的“家族”圈子包括单独缴纳捐税的自由人，以及那些还要过着各种暗无天日生活的非自由人。一些农民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他们的一切包括身体发肤都完全交由主人，无论男人、女人和小孩。若未经许可，他们既不准结婚也不许离开农场，或是去其他地方追寻自己的幸福。

这个体系在11—14世纪经历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传统的古典庄园形式的分崩离析，许多地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引爆的因素通常是货币经济，它促成了从对个人的依赖到可以用古代钱币赫勒和芬尼来客观计算的依存关系的转变。在地主土地上那令人厌倦的体力活儿，劳动和实物税突变成了租约。旧式相互勾结关系的瓦解，也打破了那些实际实施管理的专职管家的权力。来自这一农村社会上层中的不少人，都成功将他们的职位当作世袭财产传承，并逐渐独立于鞭长莫及的赞助人。一些人甚至担任了皇室职务并赢得了骑士头衔。总而言之，还在中世纪**时期，领主经济及其庄园所辖土地——通常都是大型的庄园——就已经失去了意义。农场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被贱卖。在某些地方，这种旧式的古典庄园形式——农民和领主之间的联合关系——已经彻底消失。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国家的集约进程也付出了代价：世俗的和精神的统治者赋予了他的追随者、官员和战士以土地。因此，许多领主失去了他们的法定权利，成为新兴邦国的牺牲品。

这种发展的结果首先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被基于劳动分工并受资本驱动的经济所替代，从而引发了自由经济，生产力得到提升。所有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都兴致高昂地从土地中赚取尽可能多的收益，无论是种庄稼、酿酒还是放牧牲畜。剩余产品进入市场，养活城市的同时，又为农村筹措了资金。农民的流动性增加了，许多人试图在开垦出的土地或城市中发家致富。同时，农村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三圃制和牲畜养殖都被纳入规划和监管之中。

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米特劳尔（Michael Mitterauer）所说，这种农业秩序是形成拉丁欧洲独特人口结构的终极原因。多亏了它，才出现了所谓的“欧洲婚姻模式”。这种模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呢？它的界线一直延伸到以约翰·哈尼尔（John Hajnal）命名的“哈尼尔线”的边界，从圣彼得堡向西延伸到了的里雅斯特，并且部分地区还与规定“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农业法的管辖区重合，此区域[59]的人们相对来说结婚都较晚。此外，这里的不堪婚姻生活中的欲望、痛苦和负担，更喜欢单身生活的人的比例似乎也要高于拉丁欧洲之外地区。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小，有些妇女比丈夫还大。因此，他们的婚姻生育期也相对较短。因此，这一地区总体来看并不是由大家庭构成，而是由更少子女的核心家庭构成。根据米特劳尔的论点，“领主土地所有制”对于这种婚姻模式的出现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它削弱了家庭联系，因为土地不再是简单地分配给儿子或兄弟，而是优先考虑那些能力突出者。因此，对劳动组织的需求很早就在影响家庭的规模和构建。通常那些与农民同住但没有亲缘关系的仆人和女佣也属于家庭成员。

米特劳尔的思考中非常令人着迷的一点是，它们似乎将我们引入了最深层的历史，进入了欧洲现代性的根源。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哈尼尔模式”究竟有多古老。对于欧洲的几乎所有地区，在16世纪或17世纪之前都没有找到更准确的数据。因此，欧洲的这种“二分的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这种经济方式在中世纪早期到底是否普及还尚不清楚——是否真的有助于解释“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依然没有定论。

毋庸置疑的是，罗马法律和教会立法限制了爱神的游戏。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和其他一些人希望针对近亲结婚的禁令升至第六等。虽然一夫多妻制在非洲、穆斯林社会以及中国[60]——至少在富裕的上层阶级中是很普遍的——但教会坚持一夫一妻制，并试图对婚姻进行控制。它以此遏制了爱神的游戏，从而以这样的方式阻止了欧洲人口的过度增长。

城市化

没有什么比国家的扩张更深刻地改变中世纪的欧洲，并对其命运持续产生决定性作用。它带来了增产、人口增长，以及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如此蓬勃的发展为宫殿和大教堂的建造打下基础，并使得大量的钱币充进国王的宝库。于是国王扩建了军队，让他们看起来已经能够与先知的战士开战。他培养了手工业者、消费者、商人和纳税人。他使学校建设、城堡和教堂的建造成为可能。僧侣拉杜夫·格拉贝（Radulf Glaber）评论说：“当步入公元1000年后的第三年，几乎所有地方的教堂都得到了翻新，尤其是在意大利和高卢。哪怕大多数教堂本就建得很好，根本无须翻新，但一场真正的较量却驱使每一个基督教教区都力争使自己的教堂要比邻近地区的更加华丽。人们甚至可以说，为了一扫年久失修的颓败，为了让白色的教堂覆盖到四面八方，世界自己都为之一振。”

确实，各地都在不断地建造教堂。施派尔大教堂、萨利安皇帝的万神殿、利奥的圣伊西多罗教堂、比萨大教堂和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拔地而起。当时，基辅的索菲亚大教堂和它在诺夫哥罗德的姊妹教堂也可能是在那时由拜占庭的建筑大师建造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建筑师重新尝试了当时几乎被遗忘的旧拱门艺术。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伦巴第建筑大师在位于图尔努斯的圣菲利伯特教堂的门厅中竖立的桶形穹顶。大教堂诞生于12世纪。在这片已经开垦的土地上，光要找到合适的木头就已经很麻烦了。位于法兰西岛、被称为所有大教堂之母的圣丹尼斯修道院大教堂[61]亦是如此。与此同时，浇铸艺术也得以复苏。许多大教堂已经安上了宏伟的青铜大门。它们也证实了当时广泛的贸易往来：例如，马佐维奇普沃的青铜门是在马格德堡铸造的。后来，通过掠夺或赠礼，它辗转到了诺夫哥罗德（插图11）。

但最重要的是，新的土地不仅滋养了新的城市，也使古老的城市得以发展。在皇宫，在领主别墅或是在修道院的周围，也热闹地围满了小屋。古代罗马和希腊城邦的骨架又聚集在人们周围。像丝绸之路中的朝圣点一样，朝圣地也被证实为城市化的种子，例如像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62]途中的勒皮或沙特尔。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安全的城堡是这座城市天然的核心。瑞士阿尔高州的哈布斯堡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石。佛兰德斯伯爵的城堡就是根特或布鲁日这样的城市，他基于此来统治整个国家。城市在建立之初，常常由侯爵主导。一些城市同时还会向这片土地播撒大型机构的种子，由此产生了新的社区。铁匠离开村庄去为商贩的马匹打马蹄铁；木匠去帮助新的城市居民建造木屋；买卖土地者搜罗着这座城市并开展他们的业务。在大型纺织中心附近挤满了手工艺从业者，为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例如羊毛纺纱厂为织布工提供了缝织布匹所需要的线。高耸的城墙取代了土方工程和木栅栏，郊区激增。10世纪时在由“石头和石灰”建造的布拉格，科尔多瓦的商人易卜拉欣·伊本·亚古布（Ibrahim ibn Yaqub）的说法，布拉格有从克拉科夫来的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此外还有从穆斯林的土地来的犹太人和土耳其人。他们交易奴隶、锡制品和毛皮。在此期间，尤为活跃的当属意大利的城市。奥托三世统治时期的米兰已经比雨果·卡佩所在的巴黎要大20倍了。

在属于大教堂的12世纪，城市化浪潮达到了顶峰。仅中欧地区就有4000多个城市。它们带来了生计、安全和娱乐：**可以交易，娱乐活动由演职人员、杂耍表演或是体育构成。教会除了提供灵魂救赎——这是它最为重要的生意，还供应各种夺人眼球的事物：绘画、雕像，以及那香气缭绕的香薰和音乐表演等所有能够取悦感官享乐的事物。修道院则为穷人提供食物，为病者提供治疗，为死者祝祷。像大教堂和资助学校一样，它们也提供教育。医院和基金会也进一步补充了这个社会网络。对人们来说，脱离乡村生活，过上城市生活变得十分有吸引力。

在基督教范围之外的贸易繁荣也非常引人注目。例如，在11世纪末，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穿行于伊夫里基亚和摩洛哥、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海上航线和商队航线。反之亦然，欧洲城市也进入东方的贸易流。被阿拉伯旅行者视为意大利南部最富裕城市的阿马尔菲，在千年之交前就已经遣送商人去往拜占庭、安提阿和开罗。甚至小皮亚琴察的贸易往来范围也到达了大不里士。

做大生意的资金在乡下不断增长。例如，贸易大国热那亚的人口主要由领主和教堂财产的租户组成，在他们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赚取了资本，使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在与比萨的竞争中一度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导者。他们最初可能只是在威尼斯成立了贸易公司，之后甚至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各种合作伙伴向其中注入了资金，然后根据其投资额分享利润。贸易商品展会的雏形——大宗贸易的中转枢纽站，最初位于佛兰德斯，自1170年后转到香槟省。同时，以它们为基础构建的拉丁欧洲信息社会，提供了交换新商品、图书销售技巧与资金流通的机会。

除犹太人之外，最早的放贷者其实是教会机构，而行会和手工艺的从业者则一直对犹太人保持大门紧闭。在意大利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先头阵地佛兰德斯和波罗的海地区，作为第一桶金的巨额财富正在越滚越大。与它们一起并服务于它们的“银行”（banken）出现了。这个概念实际上源于一个事实，即货币交易是由专业交易员在长凳（b?nken）上完成的。其源头可能是在热那亚这个“整个世界的大门”：1180年，在这里出现了“钱币兑换商”（bancherius ）一词。在这里和威尼斯，还发展出了航运保险和汇票。这种划时代的工具——罗马人和中国人其实已经知道其原理，而后者甚至在第一个千年末就知道了——将黄金变成了纸，并且在必要时将其重新变回黄金。这一变换使贸易业务得以大规模实现。它成为抵抗道路和海洋风险、海盗、拦路抢劫者和掠夺者的无声武器。因此，将这种金融创新与指南针的发明、美洲的发现等同视之也并非没有道理。贸易流的扩大反映了人们试图通过在一定时限内的盟约来维护和平与法制。有一些怀着末世期望的“上帝的和平”运动（Gottesfriedensbewegung），也追求这一相同目标。

贸易成为生活法制化的引擎，国际贸易法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罗得岛的海洋法诞生后的1500多年，它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充，有利于河流航行，从而产生了新的影响。到了13世纪，在汉堡和吕贝克的城市法中出现了它的痕迹。一些城市则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模板，“城市法的派系”就此形成。例如，马格德堡的规章制度为东部新定居者组成的许多地区树立了榜样，并渗透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赢得了诺夫哥罗德和明斯克。那些设立并缔结的法律不仅是商业安全中的一部分保障，也标志着理性战胜了习惯，遏制了侯爵们的蛮横专制。

那时城镇居民看不起农民。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在绘制反映乡村节日的图画时，喜欢安置一个正在呕吐或者拉大便的傻瓜形象，以此来调侃逗乐。那时候大多数中世纪的城镇不过是更好的村庄，或者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小型定居区域。在规模上，它们远远落后于东方大都市的规模。除了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或布鲁日等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城市，欧洲城镇的人口很少有超过1万大关的。科隆是当时德国最大的城市，占地400公顷，在12世纪曾两次扩建了城墙，但它的人口数直到中世纪晚期也只达到差不多4万。

与今天相比，住在那时的城市并不舒适。城市的供给常常陷入困境。谷物是日常面包不可替代的原料，即使采用了三圃制的轮耕制度，仍然还需要大量的空间。卷心菜、萝卜和其他蔬菜与谷物生长引起的土地争端，和那些在户外囿于城墙内放牧的大型牲畜一样多。和食物一样，柴火和石油等供暖和照明的原材料随着人口的增长而越来越昂贵。为了留存更多类似的这些物资，人们以天光照明，甚至是处于半昏暗之中，因为没有玻璃，只能用带油的羊皮纸抵御大风和寒冷。在冬季，那些刺激性的烟雾会刺激肺部和眼睛。令人舒适的古老技术——用热蒸汽温暖的加热方式——已经被遗忘，罗马大都市的大型热水浴池变得破败不堪。要是人们没有瓷砖炉子，那么工作和生活就会挤在一间用明火取暖的闷热房间里。街道随天气而变化，或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排放处理系统是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主义非常重要的主题，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粪便在街道上随处可见，粪便堆会在晨曦中蒸发。从动物尸体堆放点和绞架的地方会飘来死亡的可怕气味，一路飘过用茅草或麦秆铺盖的屋顶。感官写就的历史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祖先肯定具有非常强大的嗅觉。

在意大利，出现了关注城市环境清洁美化的早期法规，而几乎与此同时，温暖时期的欧洲出现了混乱和动**。首先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当时独一无二的建筑法规为城市市容美观树立了标准。街道要用灰泥封住，以防止致命的毒气逸出地面。人们处理垃圾，挖排水沟，开辟沟渠。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还会遵循几何原理来规划，首选直线、矩形和圆形，或许是已经知晓了这些优雅形状的象征意义。它们还显示出一种无可比拟的秩序，就像巴格达、长安或是印度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s）的城市形态那样。

许多城市的形式固化为纯粹的虔诚教区的隐喻。这些城市摆脱了邪恶的魔鬼——就像阿西西的上教堂壁画描绘的被圣方济各驱除的阿雷佐城的恶魔——里面甚至没有涉及异教徒和令人讨厌的陌生人，他们像病毒一样威胁着要感染这座城市的身体。清洁习俗也确保了这种形而上的清洁与社区的稳定。一个例子就是异教罗马的“城市涤罪节”（lustratio urbis）。在中世纪早期，它的位置被玛利亚净化节和玛利亚圣烛节取代，而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人们则会驱除房子里的恶灵。许多城市的模型是末世预言中胜利的耶路撒冷，它是中世纪世界的中心。印章图片或门形的墙环都让人想到圣城。就这样，基督及其门徒的形象加固了城门的加持。拜占庭的金门暗示着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时穿过的那道大门。基辅和弗拉基米尔的同名大门也有这样的花纹。

这些城市希望与充满扭曲和堕落的外界形成对比。除了这些阴郁图画及无数其他的文字，1140年莫拉斯的伯纳德（Bernhard von Morlas）还撰写了讽刺诗来表达“对世界的鄙视”。他到处都看到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和情色的**。作者所有的向往都是朝向天堂的耶路撒冷，他厌恶所有的女性，期待最后的审判。伯纳德所处的精神世界正在爆发一场对抗教会和世界的污垢和混乱的激烈战斗，这场战斗早在200多年就已经开始——绝非偶然的是，城市化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也同时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