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期

9. 世界的中心：印度、日本、中国

插图9：《金刚经》，卷轴的卷首和文字，公元868年，伦敦，大英图书馆

亚洲的地中海和它的邻国

在公元1000年初，就经济和政治意义而言，坐拥地中海的拉丁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的中心，就其文化、技术和科学而言更非如此。在当时的一位居住在印度的阿拉伯人眼中，整个欧洲只有“罗姆”（Rum）[48]的皇帝——拜占庭的巴塞勒斯——才算得上世界四大统治者之一。他列出的另外三位是哈里发、中国的皇帝和与他家乡邻近的拉什特拉库塔（Rashtakrutas）国王。对于那些宣称自己是宇宙的统治者并似乎深以为然的撒克逊人、法兰克人以及其他“西方人”，这位阿拉伯人甚至都不曾听说过。与其他强国相比，拉丁欧洲并没有什么优势。就连我们此前一直流连忘返的拜占庭——尽管从拉丁欧洲的角度看来它是那么强大，那么金光闪闪——都得靠边站。真正的中心是一个从东非、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一直延伸到日本的经济区域，其中包括中亚、印度和中国。

伊斯兰教及其城市的兴起刺激了遥远的西方对奢侈品的追求。东方的奇观包括成捆的丝绸、镶嵌珍珠的棺材、玉器和如同彩虹般闪耀着各种颜色的珠宝——它们就像是带着神奇魔力的从天而降的雨滴。还有细腻而散发芬芳的丝绸面料欧根纱（organza），其名字来自土库曼大城市乌尔根奇（Urgentsch）。同时还有肥皂、檀香木和装满麻袋的辣椒，以及盛满波斯玫瑰水的精美彩瓷和器皿。玫瑰水的气味是如此浓郁，以至渗透到了小瓶的蜡塞中。黄金、乳香、贵族马匹、非洲象牙、纺织品和金属制品正在被运往欧洲，而那时的欧洲却只能提供有限的商品可与亚洲和非洲的精美商品相媲美。许多人涌入印度洋和中国的海洋沿岸做生意，彼此交流和学习。阿拉伯人最早于公元4世纪就到达了中国，并于千年之交后在马鲁古群岛[49]进行贸易活动。接踵而至的还有印度人、中国人以及中南半岛的岛民。在苏门答腊岛东海岸和中国广州之间往来的波斯商人也屡见不鲜。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欧洲也加入进来，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由此建立起来，其标志是阿拉伯人从地中海地区进口的拉丁帆，这种船能有效地利用风力，增强了逆风行进的能力，自古便家喻户晓。

商业、财富和权力为庞大的宗教建筑奠定了基础。公元8—9世纪，人们在爪哇岛上建造了婆罗浮屠塔，它是一座大乘佛教的纪念碑，使用了约5.6万立方米的石头，其台阶一层又一层直通天际。不远处则是属于印度教众神的普兰巴南神庙。这里以及其他的宇宙中心主导着周边地区较小的统治政权。在缅甸的蒲甘，人们建造了成千上万的宝塔和庙宇，其数量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城市的人口数量还多。和欧洲一样，该地区的统治政权也发展成了国家。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将这类国家定义为“宪章国家”：围绕一个中心发展出诸多共同体，它们慢慢发展出自己的身份、文化、政治和行政模式，甚至宪法。

印度，这片“第伦桃的土地”，让欧洲人联想到的是宝石、神话人物及梦幻般的宫殿。没有人比印度人更擅长锻造刀剑；在遥远的巴格达都流传着印度的诗歌和音乐；印度的棉织物更是征服了亚洲市场。古代的印度无疑是宇宙的中心。时至今日，“圣地”的宗教信仰依然受到诸神和婆罗门的话语（梵文所撰写的吠陀经文）的启发。从印度的视角看世界，西方都是些未开化的野人，而东方则都是些蛮人。

佛陀从印度途经斯里兰卡抵达了中国和日本，并朝着相反的方向进入了中亚的广大地区。自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科学和宗教的中心位于今天的比哈尔邦那烂陀的“僧寺大学”（Klosteruniversit?t），该大学得到了佛教和印度教各个朝代的大力支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除了宗教内容外，课程还包括医学、文学和哲学。一位中国朝圣者对这个梦想之地做了如下描述：“寺院被天蓝色的池塘围绕，盛放的蓝莲花花萼更是锦上添花。”“在庙宇中，美丽的迦哩尼迦罗花挂着金黄色的花朵，外面的杧果小树林用厚重的树影保护着居民……”这份荣耀一直持续到12世纪末，一支突厥军队将这奇迹般景象摧毁至瓦砾与灰烬。

如同花朵吸引蜜蜂一样，印度的财富及其肥沃的土地吸引了征服者。先是波斯人，然后是希腊人和匈人，最后则是英国人。公元6世纪初，随着统治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笈多王朝的没落，各方大国开始为争夺势力而相互混战。他们抵御阿拉伯人，阻止了印度的早期伊斯兰化。公元1000年前后，朱罗成为印度南部的主要势力。他们将目光投向海洋，这是印度历史上不寻常的举动：他们的船队攻打三佛齐，后者是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其中心位于苏门答腊。11世纪末，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在印度的继承者被伊朗的古尔人击败，后者的统治范围一度从德里扩展到孟加拉。然而，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就被自己的军事奴隶剥夺了政权。这就是德里苏丹国的开端。

在动**的时代，商人自己招募雇佣兵来保护自己的商道。其中较突出的有阿亚沃莱的“千条路线中的五百商人”——他们活跃于与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长途贸易。在雇佣军对其贸易路线保护下，他们做了不少当时国家都做不到的事情。苏门答腊岛上的一块石碑上刻着这样的一句话：“他们是天生的流浪者，穿行于各国，挺进六大洲，骑着一流的大象和膘壮的骏马，戴着硕大的蓝宝石、月光石、珍珠、红宝石、钻石；他们的光是那地平线，浩瀚的大海是他们的护城河，九大行星串成他们的腰带，日月皆为他们的助手，还有那三十三个神，则成为他们的观众。”

火山作为天然屏障，一方面隔开了印度与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隔开了印度与中国的生活方式，它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一起连成壁垒，将印度洋分为东、西两半。季风的方向似乎不仅仅限定了贸易路线和饮食习惯——西部和北部是谷物，东亚则是大米——还承载着先知的话语，或将之吹散。穆罕默德的声名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传到了印度海岸；几个世纪后，它传到了婆罗洲和菲律宾。尽管佛陀在其家乡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印度教的万神殿，它在更遥远的东方却依旧存续，比如在进入中国（以及日本）后不久，它就成为儒家需要面对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对手。

千年之交的欧洲人还不知道何谓“太阳升起的国度”。马可·波罗——其实他从未去过这座被他称为“齐潘戈”（Cipangu）的岛屿——向人们讲述了这座岛屿上的神奇事物：宝石和珍珠堆积成山，唾手可得，黄金覆盖了皇宫的屋顶，地板和墙壁闪耀着光芒。这个位于世界东部边缘的“埃尔多拉多”（El Dorado）[50]，其国家组织的设计参照了中国正统王朝的模式，如果以中央集权程度、语言文字和合理性为衡量标准来看，它和中国差不多，高出拉丁欧洲国家许多。自公元731年以来，朝廷有一个叫作“国家参议会”的咨询机构。除了宗教事务部门之外，还有大臣部门。另还有其他诸多部门隶属于它们。庞大的官僚机构曾一度在首都有1万多名官员，在各省城中则有3000名官员。据说在10世纪时，仅日本中央政府的书役每年就要写3.5亿个字。而此时在欧洲统治者的宫廷里，僧侣们的手不过辛苦地抄满了几张羊皮纸。在墨洛温帝国，即使包括那些残存的断篇，幸存下来的手稿也不超过500份；在统治更加稳固的加洛林帝国，留存下来的仅有7000多份。

早于欧洲人几个世纪，日本就率先用统计数据来记录帝国的税收和服务义务。最早的棋盘式稻田种植规划图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按比例尺做成的地图之一。省城官员保存着记录了所有权归属和个别货物抵押信息的登记簿。发达的公路网覆盖了整个岛屿。在乡下普遍是以农村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大型农场从未占据主要地位。与欧洲一样，日本也区分了自由农民和非自由人。财产权通常受到高度尊重，即使是普通农民，其房屋和生活区域的安宁也不可被侵犯。这样的体系似乎非常有效。到18世纪，种植面积几乎翻了一番。改进的灌溉和其他措施也提高了单产。如此一来，国家能够养活的人口从区区400万增长到了2500万。

与朝鲜半岛的国家一样，日本在与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身份。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的音节中引入了中文字符。拥有近17.5万人口的城市——京都府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中心。对此最美好的记忆当属千年之交后不久出现的小说《源氏物语》，讲述了一位王子的爱情、绯闻和一些短小精练的故事。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之一，可能出自两位宫廷仕女之手。在宽敞的宫殿中，其花园、大厅和庭院无不在不遗余力地展现极具美学韵味、充满仪式感和礼仪的宫廷生活。京都府邸旁边是私人领主的宫殿，这些宫殿是根据其主人财产的规模来建造。欧洲的权势是通过石墙、大理石镶嵌的塔楼和铜绿色圆顶展现出来，而日本则展现出极高的品位：宗教成为艺术，艺术融入宗教。1017—1074年，执政的日本摄政王藤原赖通命人仿照“净土”的形象制作了自己的宝座：由“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统治的光辉天堂。在藤原赖通的宇治公园的中心，是用山水画装饰的名为“平等院凤凰堂”的质朴的木结构建筑。它位于一座人工湖中心的小岛上。在它那火焰状的金色饰物前镀金的莲花上，坐着一尊金光闪闪的木质阿弥陀佛塑像，这是雕塑家定朝[51]的杰作。在这里显示的崇高感非常人性化又平易近人，引人陷入沉思。西方的傲慢终将使佛教的教义及其寻求内心纯净与平和的努力置于基督教信仰之上。

在千年之交的欧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远东的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圣所的宏伟壮丽和精美相媲美。与亚洲范围内的一些统治者的辉煌相比，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虽拥有名声响亮的头衔，却是悲惨的游**者，他们的领土不过是荒原和海洋边缘的地区。而千年之交时，世界的中心在亚洲，亚洲的中心在中国。

中心的中心：中国

1937年，英国剑桥。有时候，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而爱上一个国家。一次邂逅，一个眼神，一次接触——这个人的生活便在不经意间朝着另一个方向展开。科学史在20世纪的一次伟大转折可能就是这么开始的。当时，剑桥大学年轻的生物化学学者李约瑟博士爱上了他的学生，来自中国南京的鲁桂珍[52]。接着，他开始对这位年轻女子的遥远故乡感到好奇，并接受了学习中文写作和交流的考验。在重庆这个处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城市，他接受了一份工作。彼时的重庆是长江中上游的一座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着有1000多年历史的罗汉寺就坐落于城市的中心，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它正在沉思佛陀的智慧。

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着李约瑟，以至胚胎和细胞的研究都被他置于身后。作为最早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科学史的欧洲人之一，他颠覆了传统的视角，将中国移至中心。李约瑟发现，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就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见解，“西方人”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在中世纪时期有如此大的差距，使人不禁意识到一个问题：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是如何超越中国的，以至于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在早就拥有无限优越性的中国呢？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整个国家积贫积弱，作为同时代的见证者，李约瑟将中国发展的中断描述为“文明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此后的余生，他都在致力于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追溯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发现了这样一种高级文化的形象：早在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时，它就已经迈入了现代，并且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得多。李约瑟于1995年逝世，享年95岁。其学生和同事们仍在继续着他的不朽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当下，在我们似乎即将开启亚洲时代之际，他所提出的那个最大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趣。

中国与印度一样深信，相较于西方和东方的“野蛮人”，自己是优越的，甚至不止如此：中国相信自己就是文明本身。在公元7—12世纪，中国出现了诸多顶尖的艺术成就，创造了伟大的发明。佛陀和孔子、成千上万的寺院、广阔的土地乃至道教神仙，都为人们提供了生活和国家认同的准则。在唐朝（618—907年）的统治时期，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帝国，其影响力覆盖朝鲜半岛和如今的越南地区，甚至触及了波斯的边界。唐代的艺术、绘画和雕塑举世闻名。世界各地博物馆中那优雅的绿色和棕色釉面雕像人物，使人联想到美丽的马匹奔腾起舞时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群星闪耀的诗歌——饮酒诗、咏月诗、爱情诗——它们怀着对自然的共情与对生活的渴望，似乎与我们是那么贴近。李白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安足珍？”

但即便是唐朝也无法永存。它的外敌——其中有许多都师从这位中国老师，就像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学习一样——和内部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击碎了它。阿拉伯人在怛罗斯地区的胜利结束了佛陀在中亚的统治，并建立了伊斯兰政权。新的国家从帝国的墓地里诞生。尤为成功的是契丹，它成功征服了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公元947年，它占领了开封；在后来的北京地区，它建立了自己的第二个首都。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将自己王朝命名为“辽”的契丹皇帝，一直是该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更南边的宋从公元960年起开始了兼并，其统治的早已不止汉人，还包含了许多其他的民族。

几百年来，不断增长的官僚机构像水蛭一样缠扰着中国社会。道教甚至认为天庭是由长生不老的神仙管理的。在宋朝，官僚机构里的各类官员超过4万名。各式各样的部门总管冒出来，其职能范围多有重叠。拿着笔杆子的官员控制着军队，并竭力与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毒进行徒劳无功的斗争。由于“野蛮族”对国家的威胁，实施“新政策”的尝试也失败了，其中包括由参知政事王安石（1021—1086）发起的雄心勃勃的变法计划。毕竟，官衔不是世袭的，重要的是绩效，这促成了入仕贵族的崛起；官员是帝国的统治阶级，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参议员类似。然而，科举考试考查的不是对现行局势的批判和质疑的能力，不是治政之道，而是对儒家经典知识的熟悉程度。这正是王安石想要改革之处。

理想的中国官员形象应是正直和忠诚的，并保持淡定从容、自控自持，且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他就像学者、艺术家、医师或将军，受过普通儒家教育，有教养，简而言之，就是廷臣——尽管没有后者潇洒风趣的特质。无数书法家、诗人和思想者都属于这个团体，同时里面又聚集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整个帝国的教育精英。皇帝的朝廷在哪里，所有重要的决定就在哪里定夺。

尽管当时中国的官僚机构存在各种缺点，但它依然远远优越于欧洲政府。当它的统治者在被园林环绕着的桂殿兰宫中执政时，欧洲的皇帝们却骑着瘦马穿行于帝国土地之上，后面跟着一队懒散的随从，为的是去监管供暖不佳的修道院和行宫。欧洲的皇帝大多数还是文盲，就只会为抄写员已备好的签名添上那最后一笔。中国的皇帝却很早就已经能通过吟诗作对、挥毫泼墨来打发空闲时间。

然而，干旱和洪水使农民的生计遭受重创。广泛的饥荒和贫困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有关吃人和腌制人肉的传闻揭开了中国人的伤疤。人口的压力迫使人们榨干了土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在与苍白的死亡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发展出了和印度并列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结构。欧洲人的耙、斧头和马具，在拥有完全不同的地理条件的中国，被水闸、水库、水轮和脚踏研磨机取代——那时欧洲还没有风车，它要到17世纪才会出现。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使用铁犁。马项圈和独轮车也提升了劳作的效率。贸易、交通和稻田的灌溉都由于运河的开辟而得到促进，培育种子和施肥的方法也获得了改良。12世纪的诗人李处权描绘道：“四山开辟中沃壤，万顷秧齐绿云绕。绿云看即变黄云，一岁丰穰百家饱。”

所有改善农业的举措都来自国家而不是个人。公元959—1021年，可供租户使用的国家农业用地占比增加了五倍。中国皇帝的权力植根于垄断和海关收入。发达的道路网络和密密麻麻的官道驿站，使得地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自公元7世纪起，一条长达1800千米的皇家运河——数百万劳动者被强迫创造出了这个杰作——连通了淮河和长江、北方和南方。从杭州出发，这条“伟大的河流及其流域承载了千百年来的名人大家”，直达大海。小米和大米是它最重要的承运货物。

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南方。他们试图逃离土匪、内战和税收的压力，以及干旱和荒郊野外的骑兵的威胁，通往海洋的大门就此敞开。唐朝融入东太平洋的贸易潮之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和沿海其他城市逐渐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贸易场所。被阿拉伯人称为“Zaytun ”的泉州，加上广州、苏木都剌（Samudra-Pasè），以及后来的马六甲形成了东太平洋贸易的四边形。书籍、丝绸、铁和瓷器（在海上经常被当作船只的压舱物）从中国流通出去，而涌入金银珠宝、象牙和犀牛角、香料、珍贵木材、珍珠和香薰。海上贸易有时是按照一种合资模式进行的：国家提供船只，由私人商人经营；利润则按照固定的比率分配。手工业者转型成为商家，小商贩变为大商人，利润被重新投资在例如茶园这样的产业上。最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进口商品是马匹。随着公元9世纪的“商业革命”的兴起，此前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法律和社会的障碍随之减少。但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仍然不被允许与活跃于长安市场上的各色人群交往。

到了北宋时期，首都开封发展迅速，商店和摊位遍布公共街道。国家甚至要采取措施来阻止其继续扩大，于是征收了一项“街道损坏税”。一些描述当时城市生活景象的图画很好地传达了这些情况。这座闪闪发光的大都市，其规模是中世纪晚期时巴黎的13倍。夏日酷暑时，无数的厨师在茶馆和专门供应美酒的餐厅正等着客人上门，并在人们进餐前用沾湿水的细软抹布拭去餐桌上的灰尘。可供人们消遣的戏院达50家之多。黄昏降临时，珠宝、漆器和形状各异的竹竿的光泽照亮了市场。游客们若是期待着带有金银细丝、雕刻着弧形屋顶、铺着琉璃瓦的木制房屋，想要拜访佛寺和海上女神妈祖的庙宇，希望看见说书人、运水工、穿着高雅的青楼女子和头上戴花的宫廷仕女，还有那俨然来自阿拉伯的骆驼商队，以及帆船桅杆密布、宛如一片森林的中国港口，那么他们就来对地方了。

到处都是在苦苦求索与实践创作的人。最举世瞩目的发明是诞生于唐朝的活字印刷术。它最初可能是用来满足佛教住持传教的需要，他们怀着虔诚的愿望，通过丰富的神圣词汇来积累更多善业。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文字之一是公元757年之后出现在四川的符咒；在韩国发现的一些较早的神秘公式的印刷文字可能就是源自中国。有确切日期可考的是公元868年出现的一个《金刚经》的副本（插图9）。紧跟着是日历、年历、地理书籍和词典、押韵散文，还有梵文和其他印度语言的译本。在宋朝最初的几位皇帝的支持下，佛教的所有经典经文拥有不少于13万个印刷版。一直到千年之交，已出现大量可供考生备考用的文学选集和儒家经典。无须赘言的是，如果没有纸张，所有这一切都是空谈。只有配上这已经存在千年之久的发明，书籍的印刷才能发挥出其全部的活力。不止上层阶层能接触到书籍。诗歌、神像、医学著作、法律文本和指南被大量印刷，甚至针铺广告海报的青铜印刷版都保存了下来。

火药发明于公元9世纪后期。人们不仅懂得如何制造小型炸弹和火弹，还在不久之后学会了制造大炮和炮弹。那时的中国船只就已配备了防水舱壁，它能阻止船只迅速下沉，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引进这项技术。中国的大型船自古就有可以稳定航向的尾舵，沿着龙骨线扬起的帆使之在风中亦能艰难前行。由桨驱动的船艰难地在长江和黄河上航行。在公海上，中国的船长们会使用一个漂浮在水中的磁石作为指南针，称之为“指南鱼”。它的发明者沈括（1031—1095）——所有好奇者中最好奇的那个——同几乎所有中国学者一样，也是朝廷官员。他的《梦溪笔谈》涵盖了无数知识领域：神秘学、文学、语言学、数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学、农业、考古学和建筑。他描述了沉积和化石的形成过程，并且是第一个为东亚设计出纯太阳历的人。为了取悦贵族读者，他还创作了宫廷生活逸事。另外，他还作为外交官、军事战略家和水利总工程师做出了丰功伟绩。

插图10：《钟塔》

出自：苏颂，《新仪象法要》，1092/1094年

在开封的皇宫，苏颂（1020—1101）也是一位朝廷高级官员，他建造了一个带擒纵机构并且由水驱动的环链齿轮天文钟，同时使一个浑天仪能够运动并发出钟声（插图10）。宋徽宗的宫廷建筑师李诫[53]写了一部有关建筑的百科全书式作品，比起源于意大利的后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理论要早几个世纪，其中甚至还出现了有关透视和货币流通理论的内容。

中国人开始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的时间要比其他国家早得多。他们懂得制造钢铁的技术，其生铁的产量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被英国超越。在陶瓷的生产中，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分工明确的生产形式，由水、牲畜或人手操作“大型纺车”，这样能够在一天内生产重达60公斤的32锭纱线。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农业的商业化也取得进展。1024年——比欧洲早600多年——在四川出现的纸币，成为抵抗由经济发展过快导致的铜和银短缺问题的制胜法宝。当然，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通货膨胀。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在伊丽莎白时代发现的以他名字命名的“格雷欣定律”，早在11世纪就被中国人注意到了：劣币驱逐良币。此时，中国的文化发展也达到顶峰。汉学家谢和耐在他伟大的文化史研究中就曾写过涉及宋朝的篇章，当然也谈及了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国的上层阶级足以消费得起一种极其讲究的生活方式。卷轴画《韩熙载夜宴图》使人得以一瞥过去那悠然自得的时光。这幅画的原作者可能是画家顾闳中，他在公元937—975年曾在南唐的宫廷工作。有人敲锣打鼓，有人翩翩起舞，一位艺伎拨弄着琵琶，精美的盘子摆在优雅的烤漆桌子上，一众贵族人士在认真地倾听。宋朝的女子在化妆和修饰发型上花销巨大。“穿上我透明的紫色丝绸睡衣，肌肤白皙透亮，芬芳而柔软，像雪一样。”一位诗人赞扬了女人身体微妙的上乘之美。人们使用着肥皂、牙膏和牙刷，年轻人皆衣着隆重华丽。一人吟诵起昔日赞颂者的挽歌道：“昔日的淳朴已不复存在。”

顾闳中的纪念性卷轴画中所描绘的中国精英，类似英国的“绅士”，他们高于普通市民阶层，但又略低于贵族人士。博学的思想者、各执己见的个人和怪异的天才相遇于此；他们是各阶层的艺术家、作家、艺术赞助人以及重要程度一点也不低的爱好文艺的贵族——那些与薄伽丘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称兄道弟的男人，围绕在美第奇周围的姐妹，以及与弗朗索瓦·维庸（Fran?ois Villon）志同道合的朋友。苏东坡（1036/1037—1101）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是书法家、画家、散文家和政治家，书写有关爱情和美酒、悲伤和情欲的诗歌，吟唱碧玉般的天空。在他的笔下，墨水色的云朵飞过山丘（一种中国最常见的文学意像！），享受着宁静的秋月将银色月光洒满喧扰的生活。

中国不仅歌颂天，而且还尝试发现它的秘密。宋大臣吕公著[54]提醒道：“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顺应天意的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如果皇帝忽略了神灵，而使民不聊生，他亦遭天谴。如果一位中国学者敢说宇宙对于人民的道德秩序可能无关紧要，无论他是智者还是明君，他都将是一个大不敬的异类。

朝廷中有一个占星部门，负责每日呈交观天信息。瘟疫、饥荒等自然灾害和战争都预示着宇宙和谐的破坏：这显然是皇帝没有充分履行其职责。因此，宗教和政治在中国也是自然探究的强大动因。顺便提一点，这个部门的学者早在西方天文学家观察到这颗闪闪发光的恒星的缺陷之前，就发现了太阳黑子。

赵汝愚的例子展现了出生于宋朝的学者该有多么幸运。南宋建立了足足200多所学院，多为地方官员或绅士建造。朝廷的翰林院始建于公元738年，是传承诗词、绘画、书法和儒家文学的地方。早在唐朝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理性主义哲学，否认上天对于地上事物的直接干预，对日食和月食现象去神秘化，认为其出现的时间可以被计算。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当时的人们研究古代经典作品，并将各种宗教和哲学思潮融合在一起。“古书风格”得到复苏，随之一起出现的还有“智者之道”的永恒价值。它不仅仅是通过文学方法恢复的一种真切的传统，更是对孔子及其之前源远流长的古老传统的创造性把握，用以改变自我、社会和政治。这种带有其价值观的“道路”——例如仁慈、公义、真诚——为自己的时代所开辟。市民文化战胜了正在没落的社会的理想。改革者王安石就属于那些尝试通过回归古代获得实用结论的人之一。

对古代人精神的审视刺激了当时的人对古代铭文再版和藏品的搜集（附图3）。官员赵明诚[55]收集艺术品，尤其是古董青铜，他像人文主义者一样发表和评论其铭文。如同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在其绘画中使用古代字母配以文字一样，画家李唐于1124年在他的挂轴画《万壑松风图》中使用了一种古老的花体字，以此来展示其学识的渊博和赋予作品一种传统的尊严。此外，还出现了批判史学的书写方式。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反对仅将历史理解为道德教义，他更倾向追本溯源。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总结一下，从最初对上天的怀疑，到追溯传统，直至大型纺车、铁的生产、印刷的书籍和火药，这个位于中心的大国看似即将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现代化似乎已经开启。在12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宋代似乎也曾有机会重新占领北方。那里已经成长出一股新的力量：女真人，即来自满洲东部的猎人和渔民部族。他们出征收服了辽国。他们的骑兵一往无前地继续前进，一举占领了满洲。他们的首领选择“金”作为王朝的名字。彼时位于南部的皇宫决议要与入侵者联手，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消灭辽。他们的确一起征服了北京。辽国被驱逐到大草原，并在那里又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国家。

然而在此期间，被称作“思想家的王朝”的宋朝，却并没有重新获得统治权，因为女真人在征战中胃口越来越大，于是在击败辽国后，他们便立即开始攻打他们的盟友。宋朝的军队不敌金，没能阻止开封在1127年陷落。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爱好者、诗人和书法家，宋徽宗对征战了无兴趣，他身陷囹圄，直至驾鹤西去才得以解脱。他的一个儿子带着40万士兵逃到了临安（今天的杭州），将这里发展成为南宋繁华的首都。中国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13世纪的蒙古战争之前，金是中国最强大的政权，而此后，东方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宋朝用数以吨计的银子和丝绸贡品来犒赏前线。这种并不英勇的做法符合儒家的和平主义，然而从长远看来，宋朝在夺取南方的权力较量中却失利了。北部凭借其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资源，可以使金拥有长久的优势。新儒家思想中所笃定的只有中国皇帝才有权统治整个世界的观念，最终让步于现实的政治立场。随着宋朝的覆灭，中国科学的烟火逐渐熄灭。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尽管艺术和文学仍在稳步向前发展，与西亚文化的交流也仍在继续，范式的转变却始终没有发生。

就在宋帝国正经历其“文艺复兴”的高峰之时，落后的欧洲开始了无与伦比的追赶之旅。转折发生在11世纪和12世纪后期。在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可以像赵汝愚一样以同样的热情夸耀自己的时代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