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8：亚哈亚瓦希提（Yahya al-Wasiti），《哈里特在巴士拉的图书馆遇见了阿布·扎伊德》

出自：哈利里（al-Hariri），《玛卡梅》[38]，巴格达，1237年，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先知的城市

随着穆斯林的征服，一个庞大的经济区发展起来，令在此之前曾出现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先知的追随者是伟大的商人、善良的农民和熟练的技工。他们设计了先进的灌溉系统，改进了耕作方法，并从东亚引进了新植物。宗教动**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一场土地革命。多亏了阿拉伯水利工程，安达卢西亚满是绿色植被，西西里岛成为意大利的花园。棉花、酸橙和西瓜随穆斯林一起到来。若是那时没有这些阿拉伯商人，南部闷热的夏夜将闻不到柠檬花的甜美气息。此外，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丝绸生产技术在印度河谷和中国就已广为人知并得到了广泛传播。糖也来自这附近。有个词很好说明了这一点：“sugar”（糖）的词源——“sarkara ”（甜）——实际是梵文。穆斯林商人把这些可口的晶体带到西方，西方人很快就种起了甘蔗，并称之为“sukkar ”。在西班牙语中，该词与阿拉伯语中的冠词“al”组合产生“azúcar ”这个词，而意大利人则将其保留于单词“zucchero ”中。可以说，这一个小小的单词讲述了一段史诗，记述了史前时代开始于太平洋热带岛屿，途经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国家，最终到达地中海的这段旅程。商业和技术——顺便说一句，还有诸如国际象棋之类的好玩意儿——也走了同样的道路。此时的阿拉伯人看得更远。为了解释居住在伏尔加河以北的乌格里人的贸易习俗，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与印度洋诸岛上的香料商人的做法进行了比较。贸易和征战让阿拉伯人接触到大量的知识、艺术和文学，这些都是东方人历经数千年所积累的经验智慧。

除海上航线外，丝绸之路是远东与西方进行贸易的主要交通动脉。这个概念是19世纪的发明，涵盖了6500多千米的商队步道。它时不时地分成两三条道，抑或分支成通往南部海洋的小路。成千上万精壮的草原马匹、骡子和高耸着两个驼峰的双峰驼，在尘土飞扬的小径上承载着东方的奇观或是西方的货物。这条路带我们沿着天山山脉，经过了可怕的、被视为骆驼杀手的戈壁沙漠，终止于中国城市长安的西部市场。另一条路线则到达了韩国。所谓的“文化跨境”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清晰了：在中国将军李贤[39]的坟墓中发现了一个波斯式样的银壶，它曾经被希腊勇士——可能是在攻入特洛伊的途中——用过。

在穆斯林的世界中，梦幻般的城市从圣墓、堡垒和宅邸周围发展起来，几乎总是在古老的聚居区域内，它们的名字让人不禁联想起地毯艺术以及用彩色釉面砖砌成的清真寺。在商队、花园和宫殿随处可见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波斯和阿拉伯文学蓬勃发展，直到成吉思汗的到来，终结了这里所有的诗情画意。与其他地方一样，那些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宽大斗篷下已站稳脚跟的权贵豪绅们，通过文化的粉饰来与邻居——通常就是敌人——竞争和抗衡。他们的许多城市都有河道。主街道铺设完毕，晚上的灯笼便可与东方的明月争辉。受无数运河滋润的菲斯，发展成为北非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的街道铺满了鹅卵石，在夏季每天都被河水覆盖冲刷，变得凉爽而干净，其间还有20个浴场。300家磨坊在运作生产。朝圣地发展成了大都市，例如卡尔巴拉和库姆（那里有伊玛目的坟墓），或许还有纳杰夫——英雄阿里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他最后的安宁。编年史史学家们赞美矗立于红海上的吉达的宏伟宫殿，称其为由驻守部队建立的巴士拉。它的辉煌甚至曾一度盖过了巴格达。在千年之交前夕，这里曾发布了一道公开书简，将阿拉伯哲学和自然科学传遍整个世界。

从戈壁滩途经中亚的绿洲和伊朗高地的道路，最终通向了波斯湾的恩波里亚：那里是农业贸易中海港和中转站的梦幻结合。大型商船队从西拉夫启航，借海风之力到达中国。在海山之间易守难攻而牢不可破的亚丁，来自霍尔木兹和西印度群岛、摩加迪沙和吉达的贸易流涌过来。游历广远的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i）列出了在这个大都市中交易的商品清单：阿比西尼亚奴隶、宦官、虎皮、皮革盾牌、精致的织物。在东非沿海地区，基尔瓦和摩加迪沙的黄金市场十分兴旺。在公元1000年后，蒙巴萨和桑给巴尔也崛起了。经由这些地方，奴隶、加纳的黄金、象牙和红树林木都被带到了亚洲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地区。红海作为贸易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埃及成为两大洋之间的集市，是东方和西方帝国的商业中心，千年之交的亚历山大港是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通常，所有的荣耀都取决于指挥官的权力和金钱。凯鲁万是伊斯兰教法学的中心，在法蒂玛和齐里（Zirids）的统治下度过了它的鼎盛时代，阿勒颇则在塞夫·道拉（Saif ad-Daula，945—967年在位）的统治下经历了它的鼎盛时代。白益王朝的阿杜德·道拉（Adud ad-Daula，945—983年在位）在设拉子建造了一座图书馆宫殿，该宫殿拥有360个房间，每间房间配备了通风系统，里面装满了书籍，被花园和湖泊环绕，是藏书家们心目的“圣杯”[40]。加兹尼的辉煌则要归功于苏丹马哈茂德·伊本·塞布克蒂金（Mahmud ibn Sebük tigin，997—1030）。虽生而为奴，他和他的奴隶大军却征服了一个从伊朗高原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的庞大王国。他烧杀掠夺而来的战利品被用于缝制镶金长袍，以及资助诗人和学者，例如地理学家及天文学家比鲁尼（al-Biruni，973—1048），这些人以教育的耀眼光辉擦亮了马哈茂德的政权。波斯诗集、史诗巨著《列王纪》的作者波斯人菲尔多西（Firdausi）是波斯最伟大的人文学家之一，他也曾短暂驻留于此。在喀喇汗王朝的大都会喀什出现了一本宣称含有“能带来幸福的知识”的教义诗集《福乐智慧》，它被誉为最高文明的文献，可以说是远远早于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时代的《廷臣论》。

所有伊斯兰城市中最重要的是巴格达，但巴格达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力已不存在。在市中心，宫殿的圆顶映照着天空。哈里发们会在某些场合穿上先知的黑色长袍，臣民为他们狂欢，历史学家和诗人赞扬他们，将他们类比伟大的波斯国王或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世界统治者和末世的正义执行者。一周之内在这里书写的历史甚至可能比在加洛林王朝一年内书写的历史都多。围绕在统治者身边的宝藏甚至使拜占庭的使者们目瞪口呆，或许他们也完全沉醉于这金子的耀眼光芒中。在哈里发的城市，曾有一位歌颂享乐、美酒和爱情——尤其是在同性之间的爱情——的宫廷和城市诗人叫阿布·努瓦斯（Abu Nuwas，756—815），他甚至还嘲讽过《古兰经》。这里也是《一千零一夜》童话故事的发生地。这些故事或许起源于印度，并受到其他故事的丰富滋养，先是通过波斯语，然后是阿拉伯语的译本一路传到巴格达的。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反映的是商业社会里人们对旅行和冒险的渴望，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网络的重要性。实际上，阿拔斯人甚至与唐朝建立了联系。通过商队路线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他们的帝国与地中海、中亚、中国以及印度洋周围蓬勃发展的经济区相连。正如那时的人曾写道，巴格达是“世界之港”，甚至有俄罗斯的商人前来。“这就是底格里斯河，我们与中国之间没有阻隔，”曼苏尔曾看着这条绕过“和平之城”的河流如是说，“海上的一切都可以经由它而到达我们这里。”据说在10世纪，这座城市已拥有150多万居民。穆卡达西曾赞美在它“那里充满了谈吐不凡、举止高雅之人”，“那里的风是和煦的，科学是顶尖的。那里有着一切的善与美”。他总结说：“人人心向往之，所有的战争都与它绝缘。”

在智慧宫

哈兰，约公元860年。阿布·哈桑·塔比·伊本·库拉（Abu l-Hasan Thabit ibn Qurra，约836—901）是阿拔斯王朝中正在没落的古代异教徒世界里的最后一批商人之一，他出生较晚，在今天土耳其的某个东南部城市以货币兑换商的身份谋生。他来自起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萨比教徒[41]宗教社区，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和行星，并把灵魂视为恒星的推动者和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哈兰是前往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商队的路线交会之地，这里保存了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智慧：魔法技艺、炼金术的秘密，还有亚历山大港的科学知识。塔比热爱数学，喜欢研究古代的伟大学者，以及翻译。叙利亚语是他的母语，此外他还掌握了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在奉行世界主义的哈兰，语言技能对于像他这样的商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需要巧舌如簧地讨价还价。一位富有的哈里发宠臣穆罕默德·伊本·穆萨（Muhammad ibn Musa）发现了塔比的语言天赋，并将他带到巴格达。塔比对此一定感到很幸运。

他父亲的信仰并未成为他的障碍。在用叙利亚语写成的《异教信仰辩护书》（Buchder Verteidigungdes Glaubensder Heiden）中，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叙利亚语言中的“安息日传统”，并用引人注目的措辞概述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异教徒的继承人和后代，”他如此写道，“如果不是这些异教徒的首领和国王，谁给世界带来文明，并建立了城邦？光荣的异教徒建立了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发现了能治愈心灵的艺术，使世人知晓了他们的身体疗愈之术，并使世界充满民间机构和世间最伟大的东西——智慧。没有他们，世界将一片空白，积贫积弱。”塔比是对的。没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没有盖伦和托勒密，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伊斯兰文明，也不会有现代欧洲的文明。像塔比这样的语言大师却从未被任何一本历史书提及，若没有他们，这些传统的大部分内容将对西方始终大门紧闭。

于是，他来到了富裕却四分五裂的巴格达，科学本应在此处找到一个舒适的栖身之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将自己视为萨珊王朝统治者“众王之王”的继任者。他们试图整合新近被征服的帝国疆域，其中一个方法是利用基于琐罗亚斯德教义而建立的波斯伟大国王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整个希腊文学都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作品的组成部分，但后者实际上是波斯的遗产。在曼苏尔的统治时期，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对于塔比这样的能力佼佼者，取得成就自然不在话下。

在他开始翻译时，文字背后还有蜿蜒曲折的路要走。在穆斯林的征服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西部和东部连成一片，这些地区以前曾属于拜占庭和萨珊帝国。然而，整个地区受到希腊的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不遵从《迦克墩信经》[42]的基督徒，聂斯托利派和基督一性论者，甚至部分任职于学院的哲学家，都在萨珊王朝找到了庇护。除了哈兰和默尔，摩苏尔和贡德沙布尔等修道院和城市也越来越引人注目，许多聂斯托利派人在那里当医生；在尼西比斯，他们似乎已经开始给犹太教的学生授课。国王库思老一世（Gro?k?nig Chosro? Ⅰ，531—579年在位）自己就是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天文学著述的作者，他甚至将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引进自己的王国。他曾说：“我们从未仅仅因为他属于另一个宗教或另一个民族就拒绝过任何一个人。”将希腊文字翻译成西罗阿拉美语是该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来自尼西比斯的主教塞维鲁斯·塞伯赫特（Severus Sebokht）在叙利亚北部的钦内斯林修道院发起了另一次翻译运动。在大马士革，倭马亚人依照拜占庭模式建立了管理机构，因此他们也具备语言能力。

和塔比一样，许多人响应哈里发的号召，迁至巴格达。这样一来，来自希腊及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的那不可估量的知识变得触手可及了。这激发了在巴格达与撒马尔罕、大马士革、开罗和安达卢斯之间进行的伟大对话，并得以在中世纪的欧洲继续。阿拉伯语在拉丁语地区的最西端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当人们在拜占庭为圣像和教条争论不休，并极力压制异教徒之时，阿拔斯王朝——与倭马亚王朝不同——却在大力发展世俗主题的著述研究。在曼苏尔继任者的统治时期，把伊斯兰教变为被征服民族联盟基础的愿望就已经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成为翻译运动的开端绝非偶然，它对于神学的论证相当有用，尤其面对基督教徒或摩尼教徒时。另外，穆斯林神学家很早便反对与《古兰经》相矛盾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可以在基督教评论家——例如亚历山大港的柏拉图主义者约翰·菲洛波努斯（Johannes Philoponus）——那里寻求支持。

建立于阿拔斯王朝早期的“智慧宫”，是巴格达一座宫殿式图书馆和档案馆，记录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伊朗历史。巴格达与唐朝的长安并驾齐驱，成为当时科学的世界中心。在巴格达发生的翻译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不仅仅是哈里发及其家族成员作为资助人参与其中，就连朝臣、贵族、秘书、军人和学者都加入了。人们首先是将阿拉米语、希腊语、巴列维语以及波斯语翻译成阿拉伯语。最初用梵文撰写的作品绕道流传到了波斯。翻译使者们必须得购买手稿，招募学者，其中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塔比。他以与最高官员持平的薪水，翻译所有交到他手上的文稿，其中包括数学著作，例如欧几里得的《基本原理》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此外，他还写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评论和算术入门。他还改进了《天文学大成》的翻译，此前的版本由会多门语言的内斯特的胡纳因·伊本·伊沙克（Hunain ibn Ishaq，808—873）翻译，后者同时也是一位爱好葡萄酒、每天都要喷涂香水的花花公子。自动化装置制造者亚历山大的海隆、阿基米德、植物学家迪奥斯科里德斯和盖伦（医生的祖师）都拥有他们的翻译员。后者的著述也由胡纳因翻译。

困扰着巴格达学者的“神秘”学科——例如魔法、风水学、炼金术等——与阿拉伯人所说的“离经叛道”的科学并无根本矛盾。毕竟，他们试图破译到底是什么将世界凝聚在一起。现代的粒子物理学所做的与之并无大相径庭之处，尽管方法并不相同。此外，魔法或巫术的知识也极大丰富了实践操作程序。跟在能预言未来的占星术之后的便是天文学实践。马蒙在巴格达附近建了一个天文台。预见未来并证明阿拔斯王朝政权具有历史必然性——莫非与上帝给出的星空线索不符吗？——为观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还出现了有理有据的“科学”的认知。人们着眼于应用实践，于是构造了一些工具，例如公元994年在德黑兰附近的雷市竖立的大型六分仪。艾哈迈德·巴努·穆萨（Ahmad Banu Musa）收集了一系列“聪明的发明”，包括100多种机械玩具和自动装置。亚历山大的海隆、拜占庭的菲隆（Philon）和半个亚洲的手工制作者都提供了很多创意。此外，还有巴努·穆萨也提供了他自己的想法。加扎里效力于东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他代表了当时发明潮的高峰。他设计了水驱动的钟表（附图1）、自动音乐播放机和泵，工具仅仅用到了锥形阀、水龙头和曲柄。尽管尚不清楚这些想法是否都被付诸实践，但一个机械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阿卜杜勒·拉赫曼·查齐尼（Abd ar-Rahman al-Chazinis）的机械与静水力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在12世纪时实现了理论和技术的统一。伊本·库泰巴斯（Ibn Qutaiba，889年去世）基于古希腊关于土木建筑的著述而撰写的书籍，涉及从土地测量到建筑、从驯鹰行猎到畜牧业的各个主题。

丰富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提升哈里发的声望。在收集和阐释《圣训》的过程中，对出处源头进行批判的思维也得以实践。它们传播着穆罕默德的言语和行为，为生活方式和司法裁决提供指导。精美的文学作品也被大量翻译，例如爱情诗和童话故事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寓言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旨在向统治者传授生活和智慧的道德，以及马基雅维利式的执政之术。它源自印度，一路经波斯来到叙利亚和巴格达，并在那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它的希腊文版本则开辟道路去了意大利。其翻译版本总计达到450个之多。

阿拉伯语的翻译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文本。“古代科学”（ulum al-awa'il）自此进入了话语讨论。人们并非简单地抄写，而更多地将之运用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过程中。柏拉图的对话录是通过总结归纳而闻名于世的。早在10世纪，东方的学者就已经修订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还附注了自己的观点。叙利亚的科斯塔·本·卢卡（Costa ben Luca）在中世纪被广泛研究的著述《论思想与灵魂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如此学以致用的先决条件是宗教事务上的公正公开，是塔比·伊本·库拉在首都大力倡导才使之成为可能。诸如科斯塔这样的麦勒卡派基督徒，以及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都与穆斯林和犹太人并肩工作。阿拉伯人通过萨迪亚·加昂（Saadia Gaon）的翻译认识了《圣经》。而托勒密和希波克拉底语录等一些文本得以幸存流传，则要归功于犹太翻译家所付出的辛劳。

世界的学生，欧洲的老师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时曾说过：“我们拥有的科学主要来自希腊人。”他的话是正确的，但这不意味着罗马、阿拉伯或其他地方的作者予以补充的东西没什么意义。“阿拉伯人”（我们用他们书面的语言来称呼他们）绝不只是希腊思想的中介。他们以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去讨论理智、灵魂、思想和生活，并反思上帝和宇宙。在对希腊人的批判性讨论中，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亚库布·金迪（Yaqub al-Kindi，约800—837）在遵循《古兰经》教义的前提下，尝试综合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视角下的亚里士多德。这位第一个穆斯林哲学家涉猎广泛，包括医学、数学、光学，甚至香水和剑的制造，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一个领域。还有那位被称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位大师”的阿布·纳斯尔·法拉比（Abu Nasr al-Farabi，约870—950），他的兴趣也远远超出了对此前既有发现的综合。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内容编排与主流希腊体系相对应。他受柏拉图的启发而提出的理想国家理论，是第一个研究启示性宗教及神权对政治秩序所带来的后果的理论。他遵循一种严格意义的科学概念，比如将医学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具备可验证的原则。

但是，医学仍然是阿拉伯人最具代表性的学科之一。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阿布·伯尔克·拉齐（Abu Bakr al-Razi，865—925/935），他出生于波斯的雷伊（Rayy），曾在巴格达长期工作并担任医院负责人。他的《医学集成》（现存版本共23卷），与希腊、叙利亚和印度医学知识具有明显的区别，并提供了大量基于实践的观察数据。拉齐是第一个能分辨麻疹和天花的人。他认识到身体与心灵的关联。此外，他还被认为是硫酸和烧碱的发现者。他是第一个描述石油提纯工艺的人，这项工艺将在未来为他的家乡带来幸福，同时也带来毁灭。他丰富的行医经验使他能够纠正医学之父盖伦的理论，远远先于拉丁欧洲人的尝试。那时的人用“拉泽”（Rhazes）这样一个阿拉伯语变体的词语来称呼他，但这并不是他成为中世纪最有趣的哲学家的原因。伟大的提问者苏格拉底被他推崇为领袖型人物。受柏拉图及柏拉图主义者的影响，他将造物理解为由永恒之神创造的永恒原子的秩序，而将神的灵魂赋予视为爱与恩典的行为。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分得神性，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喜爱还是排斥较低等级的物质。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使他最终成为一位修士和反对与身体敌对的禁欲主义的辩护者。拉齐眼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丰富”的、兼具美好与令人愉悦气质的男人——按雅典人的原型来说则是一个千杯不醉的酒徒——因此他也成为中世纪哲学人类动物园中极为罕见的生物。

作为异教徒，拉齐对启示性的宗教表明了极端的态度。据说他在一次争执中曾说：“一个人怎么能既是哲学研究者，同时又相信那些传说故事，且对这样的矛盾感到满意，还坚持陷于愚昧无知和盲目的模仿呢？”《古兰经》绝非奇迹；有成千上万的作品比它更加通顺、精确，更加善于用雄辩与优雅的押韵散文来表达。它充满矛盾，对于任何事物都毫无价值或给出任何证据。拉齐真的这么说过吗？毕竟，当时，据推测在穆斯林范围内，就出现了“三个骗子”的故事：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他们通过所谓的启示和诡计假扮成先知。这个负面版本的莱辛（Lessing）的“戒指寓言”自13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被传阅。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进入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在当时，没有人比书的匿名作者对宗教的批评更为激烈。

正如阿拔斯宫廷的某位学者所称赞的那样，与“精彩绝伦”的希腊智慧相遇，给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们从自己钦佩的人物那里接受了“哲学”一词（在阿拉伯语中它变成了“falsafa”）。这个词的意思是新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方法论的混合体，因此不可能总是与神学形成鲜明的界限。然而，经典著作的权威并没有使阿拉伯读者盲从。人们不只是注意到埃拉托斯特尼对地球周长的计算，还对其进行了复核。他们不仅惊叹于托勒密的天文学，还去验证了他的数据，并在许多细节上得出了更精确的结果。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Abd ar-Rahman as-Sufi，903—986）极大地改善了《天文学大成》中的星表，将它译成了拉丁文，为数百年来的西方天文学奠定了基础。阿拉伯数学家讨论的问题直到现代依旧有人关注，活跃于开罗的阿布·伊本·海瑟姆（Abu ibn al-Haitham，965—1040）的光学发现直到开普勒时代依然是先进的。拉丁人之所以把他称作“阿尔哈曾”（Alhazen），是因为他做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实验。一位叫阿里·伊本·查拉夫·穆拉迪（Ali ibn Chalaf al-Muradi）的发明家设计了一种齿轮水表，而比鲁尼绘制了专门的比重数据表格。在他与伊本·西那（Ibn Sina，约980—1037）的通信中，他还质疑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的公理。他认为天体的轨道并不一定是圆形的——正如开普勒在17世纪证明的那样——它可能类似于椭圆形。

伊本·西那生于布哈拉，他的拉丁语名为“阿维森纳”（Avicenna），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博学学者之一。他印满2万页的《医典》对严格系统的医学知识进行了总结，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本书直到1680年之前都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科书。除他之外，阿拉伯医生的其他成就也非常突出。在眼科、外科手术、药学领域，都涌现出大量专家。他们用牛骨头制作假牙，知道酒精的消毒作用和鸦片的麻醉作用，并将其应用于手术中。医院通常都配备了图书馆，那里不仅是治疗场所，还是研究和教学场所。

伊本·西那提出了一门独立于启示性宗教的科学。在被他认为是自然哲学的占星术和基于数学的天文学之间，他画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他以法拉比的理论为依据，将真主安拉从一个对其造物说话并具有特别特征的人，转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在他看来，上帝是一种存在，其本质与具体实在是同一的，它自己就是必要性本身。偶然性仅在人类世界中才有其位置。

但是，与拉丁欧洲不同，伊本·西那等人提出的理念既没有发展出完全世俗的科学，也没有发展出完全世俗的哲学，尽管优美的文学受到高度赞美，高雅和都市风格都被认为极具社会价值。极其保守的逊尼派法学院的创始人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Ahmad ibn Hanbal，780—855）认为，即便是凯拉姆学（kalam）[43]这种试图用辩证法来建立信仰的基础并捍卫信仰不受其他教义攻击的思辨哲学，也经常遭到不信任和拒斥。那些反对信仰奇迹、伊斯兰教和所有一般宗教，并坚持自己的人类起源论的怀疑论者，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在公元9世纪，一种被反对者们称为“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a）的理性主义潮流发展起来。与基督教学者相似，穆尔太齐赖派主义者——这些“与世隔绝的人”——强调理性的独立，而没有质疑信仰的真实性。然而，在反对者看来，那些似乎限制了安拉的无所不能的观点都是异端，例如：安拉是完完全全的正义，不能将任何正义之士送入地狱；《古兰经》是真主创造的，因此并非永恒。哈里发马蒙和他的两个继任者曾试图用暴力将穆尔太齐赖主义神学提升成为一种国家主义。一些不遵从者被处以极刑，例如坚持《古兰经》传统教义的伊本·罕百勒遭受了酷刑。尽管如此，马蒙时代的伊斯兰国家依然是希腊学术火炬的真正传承者。哈里发身边的人都认为，在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人的庇护下，对三位神的信仰非常荒谬。他们甚至创造出神话般的阿拉伯人祖先卡赫坦（Qahtan），即爱奥尼亚人的祖先郁南（Yunan）的兄弟，从而直接将希腊人变成了阿拉伯人。这样一来，希腊人那璀璨的科学就获得了阿拉伯血统。

底格里斯河上的翻译之火在千年之交渐渐燃尽，可此时的巴格达依旧是一个书之城。伊本·西那讲述了他与法拉比的《形而上学要义》的首次相遇，让我们得以一窥那里的阅读世界。一天下午，他漫步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书商区，一个叫卖者以自己急需钱为由而对此书进行特价处理；叫卖者一直骚扰着这位学者直到他答应买下……这样的景象在千年之交的任何一座欧洲城市都不曾出现过。在穆斯林的世界中，从安达卢西亚到中亚腹地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图书馆，许多当地的统治者也都大力推进科学发展。据说有一位书迷拒绝担任萨曼王朝的大臣，其理由仅仅是因为他需要400头骆驼才能把他的所有藏书运至布哈拉。该王朝的宫廷也提供了赞助：盲人诗人鲁达基（Rudaki，858/859—940/941）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宫廷诗人。凭借其诗歌以及对《卡里来和笛木乃》的翻译，他成为“波斯诗歌之父”。

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开罗从巴格达手中接过了科学和文学中心的角色。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任何地方在宗教事务上能如此开放。需注意的是，如此的包容度有其明显的经济原因：铁和木材是所有能源都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只能从北方的贸易商（例如意大利商人）那儿采购。公元979—991年，犹太裔的大维齐尔[44]亚古布·伊本·基利斯（Yaqub ibn Killis），以文艺复兴时期资助者的姿态主持着法蒂玛王朝的国务。他改信伊斯兰教中的伊斯玛仪派之后，在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Moschee）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学校”（medrese），这是一所开设神学、法学和医学的大学。当开罗的基督徒庆祝主显节或复活节时，穆斯林也会加入其中，欣赏杂耍和皮影戏的表演。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996—1021年在位）在他的宫殿中建造了一座名为“科学宫”的图书馆，与巴格达的“智慧宫”相呼应。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藏书量已达成千上万册。其中用以计算确定行星位置的《哈基姆星表》，就旨在怀念这位伟大的科学资助者。

但在哈基姆的统治下，开罗的轻松日子结束了。哈里发给他的人民下达了法令，禁止饮酒，谴责烹饪美食，例如广受欢迎的扇贝。女人的脸必须藏在面纱后面。最终，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迫佩戴带有侮辱性的标志——木制十字架和小铃铛。1009年，哈基姆下令拆除了基督教最重要的圣地之一——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1021年，当他在某天夜里外出未归时——据推测他被谋杀了——伊斯兰教再次被“驱逐”。从他的追随者中发展出的信仰团体德鲁兹派（Drusen），至今仍然在黎巴嫩繁荣活跃。

初次接触

西方修道院图书馆里通常只有几册手抄本，而东方的书籍帝国凭借其有时可达数十万册的藏书远超西方。仅中国的皇宫就拥有近乎如此大规模的知识储备。巴格达在公元9世纪时据说有100多家图书制造商。同时代的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以老师和咨询官的身份赞誉书籍：“如果你说它们是死的，那你不必为撒谎而负罪；如果你说它们是活的，那也没说错。”在阿拔斯王朝，一切都比欧洲更庞大、更宏伟、更强大，甚至连思想也变得更加敏锐，肆意翱翔。通过与希腊和印度的对话，穆斯林学者发展出高级的数学知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它已经超越了亚历山大港的学院的演算能力。在伟大的数学家中，阿布·穆萨·花拉子密（Abu Musa al-Chwarizmi）无疑是最伟大的。他的名字就是“算术”的代名词，他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就是来自“代数”一词。在他共计约820本著作中，《印度数字算术》是讨论印度人数字系统最古老的文本，后来阿拉伯人对它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多亏了他，十个数字光荣地成为“阿拉伯”数字。十进制以最初只有九个数字的规模，在黑暗的时代开启了其世界性的伟业。许多文化——中国、埃及和希腊——都知道如何实现十进制。毕竟，十根手指是人类常用的数数道具。但是还需要精巧的换算人来帮助这个系统发挥其全部潜力。在东方，这个角色就由印度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598—665）肩负起来，他是数字“0”的发明者。这一发明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既是代表虚无的符号，同时又隐含着无限！

当阿拉伯的科学行至顶峰之时，拉丁欧洲的古代又身在何处？在这里，传统的潮流变得涓细，虽未完全枯竭。经典作品更多是作为教科书，而不是作为学术论证的激励素材。当女牧师赫罗斯维塔（Hrotsvith）在她的甘德斯海姆修道院内用泰伦提乌斯的喜剧风格创作阅读书斋剧（Lesedramen）[45]时，却并不是出于对这位诗人的文学艺术的热爱——对这位诗人来说，人身上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是出于对其剧作里松懈的道德所感到的切实沮丧。在诗人维克多·冯·舍费尔（Victor von Scheffel，1826—1886）那里，人们至少描绘出一个修道院的故事场景，好比圣加仑僧侣埃克哈德（Ekkehard）与美丽的施瓦本公爵夫人海德薇（Hadwig）一起在霍亨特维尔研读维吉尔的作品，而此刻的黑高（Hegau）则和博登湖一起陷于雾霾中的晚霞。

维罗纳的柳特普兰德（Liutprand von Verona）与众不同，他会说希腊语，通晓拉丁语经典作品，作为奥托二世（Otto Ⅱ，973—983年在位）的大使，他住在拜占庭，其关于拜占庭的报告却满是讽刺的描述，已经偏离了文档记载的范畴。然而，拜占庭与拉丁欧洲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帝国城市的文化闪耀了数百年，覆盖到大陆边缘。紫色的丝绸、象牙雕刻、书籍插图、风俗礼仪、雕像以及教堂建筑都在提醒它的存在。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职责由一个常驻教皇使节（apocrisiar）。

在奥托王朝的统治下，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知识少之又少，几乎不足以支撑称之为“奥托尼亚文艺复兴”。但一个叫作冈佐（Gunzo）的意大利执事的努力被记录了下来。从撒路斯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到尤维纳利斯，再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他似乎为奥托一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典书目图书馆。即使是声名远播的奥托尼亚式书籍插图，也只对古希腊罗马时期浅尝辄止。然而在奥托尼亚帝国的北部却可以看到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形式的反映。主教希尔德斯海姆的伯恩沃德（Bernward von Hildesheim，约960—1022）非常了解罗马，他下令建造一个青铜柱，这不禁令人怀想起古代的胜利柱——虽仅限于形式上的相似。它上面的雕塑描绘了耶稣生平的场景。甚至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皇帝奥托三世的老师和顾问欧里亚克的热贝尔，都不足以被视作奥托尼亚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见证。他所了解的古代不过是加洛林王朝的宫廷文化。他学习和教授的东西仍然仅限于自由七艺的课程。尽管如此，他依然作为知识的传承者而颇具意义。

在十字军东征那个躁动的时代，格伯特（Gerbert）被看作浮士德博士那样的人——一个据说拥有金属脑袋，只懂得用“是”和“否”来回答问题的巫师。还有人说，他曾在异乡居留，去过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甚至一路行至摩洛哥，以掌握巫术。据说圣彼得宝座就是他在女妖的帮助下完成的，而根据另一种传说，是通过与魔鬼玩骰子游戏获胜赢来的。实际上，他对占星术很感兴趣。因此，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占星术》（Deastrologia）的手抄本，这是以马库斯·马尼留斯（Marcus Manilius）的名义所写的一首古老的教育诗。格伯特到异乡旅行的传言背后，据说是巴塞罗那公爵伯瑞尔二世（Borrell Ⅱ）的推动，使他得以在深受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影响的加泰罗尼亚学习。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他了解到自古代以来就几乎被人遗忘的“算盘”技艺。他也提及了阿拉伯数字，尽管只有九个。在兰斯的主教座堂学校里，他展示了一个木制的宇宙模型，是一个大约按照阿拉伯样式建造的浑天仪。

安达卢西亚在当时是欧洲的文化心脏，而安达卢西亚的心脏是科尔多瓦。即使到了今天，这座曾经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大城市还保留着东方神韵的风貌。粉刷得雪白的房屋，许多都带有爬满天竺葵的阴凉露台，可抵御夏季高温。在纵横交错的小巷之中，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上方，耸立着被棕榈树和橘子树覆盖的梅斯基塔大教堂建筑群。它的建造跨越了千年。在其下方和内部是罗马神庙和西哥特教堂的遗迹，这两个重要文化层的遗迹构成了安达卢西亚更为深远的根基。在格伯特所处的时代，这个用马赛克、刻字和浮雕装饰成的，以及一个光线和色彩交相呼应的广场组成的建筑奇迹即将竣工。在内部的微光下人们会穿过一片石柱森林——应该有856根——再穿过马蹄形的拱门，直到一座明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毫无预料地在眼前敞开，它是后来卡斯蒂利亚战胜穆斯林的象征。

当伯瑞尔公爵谈判代表团这样的外来游客参观科尔多瓦郊外的宫殿城麦地那扎赫拉时，这个“光芒万丈之地”一定会令他们目不暇接。在三个露台的上方延伸出去的是行政大楼、池塘、浴场和灌满水银的水槽。哈里发宫殿以玉柱支撑，柱头还镀着金。黑色和白色的乌木和象牙装饰内部。该住所是倭马亚政权的丰碑，也是远方的巴格达抵抗阿拔斯竞争的文化堡垒。巨大的图书馆保存着智慧、学识和教育。历史学家马卡里（al-Maqqari）曾写道：“科尔多瓦有四样东西超越了世界之都。”“它们是河流之上的桥梁和清真寺。这是前两个；第三个是麦地那扎赫拉；但最伟大的那个是第四种东西——知识。”

欧里亚克的热贝尔是第一位熟悉阿拉伯科学的重要的欧洲学者。我们无从知道他是否曾到过科尔多瓦，甚至是否曾在阿拉伯人那里驻留。但他很有可能是通过来自安达卢西亚的文字记载，才涉猎了那些在“西方人”看来是邪恶事物的作品的知识。而关于印度阿拉伯的数字书籍却早已被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提到过。据一消息来源称，《天文学之书》是格伯特从巴塞罗那的一个叫卢比托斯（Lupitus）的人那里求得的，可能是《天文学大成》的拉丁文版，由数学家和炼金术士马斯拉玛·马杰里提（Maslama al-Majriti）在科尔多瓦撰写完成。

无论阿拉伯科学通往拉丁欧洲的道路如何，它都需要一些先决条件才能使这种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联系变为可能。必须有公正无偏见的中间人，如皮革工人和翻译人员，还要有修建图书馆和学校的赞助人，此外还需要沟通的渠道。格伯特的赞助人柏瑞尔在面对军事上无法对付的穆斯林邻居时，采取了一项招安政策。以这种方式发展而来的和平关系显然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最后，就是时代的召唤了。

这表现出使欧洲觉醒的一根强有力的支柱：“持续时间长”。例如，浑天仪在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就已经有了。它的发明者是昔兰尼的埃拉托斯特尼，他同时是第一个实现较为精确计算地球周长的人。几乎是同一时间，它也在中国被发明出来。400多年后的托勒密在他的第五本书，也就是那本《天文学大成》中，绘制了天体模型，据推测格伯特特别想拥有它。借由巴格达的翻译人员，这个工具又在500多年后传到了科尔多瓦，大概就是从这里成功传到了兰斯。在该装置成为研究和美术馆的装饰之前，这个国家已经历数百年的变迁。至关重要的是，书籍印刷使这一想法得以广泛应用。剩下的则都成了手工艺品。

阿拉伯的渊博学识逐渐以医疗著作和天文学的形式渗透到了拉丁欧洲。这有可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产生了对于它们的接受有利的条件。因此，对于拉丁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对于这场伟大对话的所需条件没有像在其他文化中那样被打破。那些丢失或正在没落的记忆可能会在这新的机遇中找到更有利的条件。整个十进制和算盘并没有因为格伯特的著述而盛行起来，而直到贸易不断扩大、相应货币经济不断普及的12世纪之后才得以流行。实际上，格伯特不是普罗米修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为拉丁欧洲带来数学之光。但他的努力仍然表明，在这里发展出一种数学思维也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过程。

例如在已经提到的关于迪奥斯科里德斯《药物论》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知识的道路蜿蜒曲折。卡西多罗斯就曾推荐说，在19世纪人们还会需要它。大约公元1世纪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本《草药书》，它包含了上千种可以从植物、动物或石头中获取的药方。早在公元6世纪初就在君士坦丁堡出现了一个副本，它是一份依照公元3世纪或4世纪的莎草纸卷为原版的手抄本（附图2）。这份手稿措辞华丽地阐明了其目的是作为给一位希腊公主的礼物。僧侣、法国十字军骑士、奥斯曼帝国苏丹和犹太医生都曾是它的持有者，直到156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为维也纳图书馆买下了它。这本名为《维也纳的迪奥斯科里德斯》〔又名《安妮西亚抄本》（Anicia Codex）〕的抄本还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典籍之一。

《草药书》流传的线路移至巴格达和布哈拉，一条线移至意大利，另一条则移向科尔多瓦，这里自公元8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的第一个植物园。作为拜占庭皇帝罗曼诺斯二世（Romanos Ⅱ，959—963年在位）的礼物，一份插图来自《安妮西亚抄本》的手稿来到了哈里发手中。因为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没有人懂希腊语，需要由一名从拜占庭法院送来的僧侣帮助翻译。一个完整的团队埋首于这部作品的翻译：西班牙的医生们，还有一名来自西西里岛的懂希腊语的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完成的这部作品的阿拉伯语译本的确大有用处。直到10世纪末，都还有当地医生伊本·舒尔茨（Ibn Dschuldschul）撰写了一份评述。此后，这份科尔多贝斯河的手稿沉没了几个世纪。迪奥斯科里德斯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和拜占庭等地继续生活，也包括萨莱诺（Salerno）。在这里，一家由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建立的医院，大约在1080年之后就发展成了一所医学院，它从意大利南部的阿拉伯传统中吸取养分。一个半世纪后，出生于马拉加省的阿布·穆罕默德·伊本·拜塔尔（Abu Muhammad ibn al-Baitar）迈出了下一步：这位“阿拉伯的迪奥斯科里德斯”——他曾任职开罗的哈里发，死于大马士革——进一步扩充了《草药书》，又补充了400多份新增药方。

人们可以估量，那些附在古人的羊皮纸和书写纸上的理念，在这样的长途跋涉中曾面临怎样的危险。要是没有阿拉伯人去拉丁地区，没有保存这种传统，那么所有西方僧侣的抄写努力都将无济于事。他们为欧洲的觉醒所赢得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一直是捐助者，他们很少获得。十字军东征的一位真知灼见的编年史学家对法兰克人的谦逊文化及其原始的法律制度，表达了嘲讽和毫不掩饰的恐惧。实际上，一位世纪之交的世界观察者就曾毫不怀疑地相信，欧洲未来不会落入法兰克战士之手，而是属于穆斯林普世主义或东亚，说不定是中国、日本甚至印度和拜占庭。

马其顿的文艺复兴？

当时的拉丁欧洲没有任何地方能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都市媲美。这个亚洲和欧洲经济体之间的中介，比西方任何一个拥有琳琅满目手工艺品和繁忙贸易的城市都还要富有。圣髑吸引了哥得兰岛的朝圣者。穆斯林保有他们的清真寺。与古时一样，由高架渠供水的浴池继续供应着机智的奢华。奇珍异兽在动物园中游**，宁静的花园为避暑提供了场所。查士丁尼的骑马雕像使人想起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当时最大的基督教教堂曾是皇帝的庇护所和殿堂，这些皇帝都曾是祭祀国王，并都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那些接近宫殿里的巴塞勒斯的信使，必须行“朝拜礼”，即在宝座前俯卧三下，直到额头触地。两只机械制动的、时不时会张口咆哮的青铜狮子立于宝座两侧，“第十三使徒”默默地坐于其上，在这一刻他们高高凌驾于众人之上。

在以经济繁荣和短期内政治权力高涨为特征的马其顿王朝（867—1056年）的统治期间，帝国沉浸于灿烂的科学和艺术之中。一开始就是罗马法制传统的复兴。巴西尔一世（Basileios Ⅰ）提出了“净化旧法律”政策。以《巴西尔法》为名，开展了一次由希腊人主导的对查士丁尼文献资料的修订和重整，皇帝“智者”利奥（Kaiser Leo der Weise）命人重新收集整理了中世纪最为卷帙浩繁的法律合集。出生于紫袍帝王家的君士坦丁七世本人就是关于拜占庭的人口和地理的著作的作者，他在马格纳拉宫建立了一所学院，专门致力于研究人文学科。哈吉奥里特的尤蒂梅奥斯（Euthymios Hagioreites）的充满宗教色彩的小说《贝尔拉姆与约瑟伐特》[46]，将来自远方的文化潮流结合在一起，主要是讲述一位印度王子的皈依。他可能是基于在格鲁吉亚流传的佛祖传说的阿拉伯语版本而来。

所谓“马其顿文艺复兴”的观点是建立在神话、文学和古代史学者的努力基础之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的作品，以及科洛封的尼坎德（Nikander von Kolophon）关于有毒动物叮咬的书都在此间有副本出现。主教佛提乌（Photios）[47]的《群书摘要》是基督教和异教书籍的指南。由于他的收藏，我们得以知晓许多作品。米海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1017—1078），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对主教所尊崇的神秘主义提出了理性的经验。他的矛盾可能源自一位泰伦提乌斯：“我是一个由血肉组成的尘世生物，所以我的病在我看来就是疾病，挨打就是挨打，而喜悦就是喜悦。”这位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通过其致力于综合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是古代诺斯底派后代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先驱。他的主要作品是《计时表》——这是一部讲述公元976—1077年皇帝逸事的书。此书——极其不寻常地——将历史视为人类的杰作，而不受上帝的旨意操控。与普塞洛斯同时代的犹太人西梅翁·塞斯（Symeon Seth）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研究天文学、占星术和自然科学，描述了食物，还包括毒品和诸如大麻、麝香等香料。他还把一部推测是从印度传来的贵族行为规范从阿拉伯语翻译成了希腊语。拜占庭对于古代具有浓厚的兴趣，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苏达辞典》，里面囊括了3.1万多篇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文章，是古代知识的货真价实的“堡垒”。皇帝的女儿安娜·科姆妮娜（Anna Komnena，1083—约1154）的历史著作并未被收录其中，仅仅因为它是由一位妇女撰写的。以经典的希腊历史书写为导向，里面还有对她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Ⅰ）政府的尊崇。同时还出现了一部同样别具一格的匿名讽刺作品《蒂玛里翁》（Timarion），该作品效仿琉善将英雄们送上了冥界之旅。他还在途中遇到了此前不久时期的统治者和哲学家，其中就包括“诡辩家”普塞洛斯。

但是，在马其顿时期及其之后所写和形成的事物，实际与“文艺复兴”没有多少关系。“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从一开始就几乎是希腊的古代。它不可能复活，因为它并未真正死去。真正的新事物并没有出现。凭着几幅书籍插图和在象牙雕刻中对异教的几个回忆场景还谈不上什么文艺复兴。还有一个例子是“维罗利礼盒”，最初是一种结婚礼物，用来庆祝狄俄尼索斯和阿佛洛狄忒、柏勒洛丰、海精和半人马的复活。其封面展示了赫拉克勒斯和欧洲掠夺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