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7：《泰伦提乌斯的作者肖像》（位于一面圆形铜盾上）

出自：泰伦提乌斯，《喜剧》，科维，公元825年，梵蒂冈，梵蒂冈藏书馆

法兰克王国的凤凰：加洛林文艺复兴

罗马，圣彼得，公元800年12月25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尽管它流传至今只剩下零碎的内容，部分说法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事件发生的场所是公元329年落成的由君士坦丁修建的方形大教堂。古希腊罗马的柱子支撑着这座建筑；教堂的十字形翼部给了它十字架的轮廓。在马赛克铺设的后殿前，一座穹顶保护着神坛，神坛存放着圣徒彼得的遗骨。除了教皇利奥三世之外还会有许多百姓、神职人员和豪绅聚集在此一起参加圣诞节弥撒。国王查理也出席了，他是一位高大的绅士，微胖，胡须被修剪成法兰克的风格。在这一庄严的场合，他穿了一件金丝编织的斗篷。他谦卑地跪在使徒神坛前，做完祷告，准备站起来。此刻，教皇把皇冠戴在他满头白发上。“所有的罗马人民高呼：伟大崇高的查理，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被上帝以生命和胜利加冕！”赞美诗在整个空间回**。正如一则源自法兰克的消息所描绘的那样，利奥三世以“古老的加冕礼形式”跪拜新皇。

查理能登上皇位是因为业已争取到的地位，也有赖于有利的历史时刻。正如利奥曾经向前任丕平寻求支持一样，这位饱受贵族折磨的教皇如今又向法兰克求助，并如愿以偿。新皇帝与其支持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很明确：在加冕前，查理曾是一场罗马城争端的仲裁者，甚至能强迫教皇宣誓以洗清其罪行。公元800年的冬至前后，在那个罗马时刻，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因为反对拜占庭的巴塞勒斯，即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的至高权力，一个西方帝国诞生了。查理跻身罗马恺撒之列。他声称会对整个基督教界提供保护支持，认为自己被召唤来传播上帝的教诲，并捍卫上帝的荣耀。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曾在一则评述中提到，皇帝在加冕典礼上感到不高兴，许多研究者对此大做文章。不愉快可能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教皇给这位法兰克人加冕，在他跪下之时就毫无防备地给他戴上皇冠，以至他还没来得及听人民对其称颂。利奥的插手违背了“封帝”的习俗。随着拉丁帝国的诞生，人们再次提出了以下问题：世俗的权力应被赋予多少，以及教会层面又该给予多少？

罗马帝国是所有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预言，似乎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得到应验。欧洲重新恢复了上帝所确保的秩序。在历经穆斯林和保加利亚人的攻击之后，拜占庭的领土缩至小亚细亚，即首都周边的一些地区及意大利南部的属地。罗马不得不被永久放弃，西西里岛落入穆斯林手中。查理一统威尼斯的尝试也因此受挫。迫于情势，拜占庭承认了他的帝国，即便那已是在逾十年之后。“罗马之王”（rex Romanorum）作为统治者的头衔得到认可。

查理给人留下的是其作为一个强势的统治者的记忆：一方面强大而凶残，一方面狡猾又虔诚。作为“大帝”和“欧洲之父”——他的同时代人早已用这个称号称呼他——他之所以能肩负如此盛名，不仅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在民众中大力推行教育和推进学术及艺术发展，他本人也能阅读并掌握了拉丁语。可惜他对写作却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依然在努力寻求知识。在意大利，伦巴第最后一位国王狄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的宫廷里居住着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神职人员，他必定也耳濡目染了那里孕育的浓厚的书香文化和法律艺术氛围。狄西德里乌斯被罢黜后，那里的神职人员又易主出现在查理的周围。查理还吸引了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学者来到他的宫廷。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昆（Alkuin）在约克郡的一所由比德的学生创立的教会学校任教，被查理邀请到宫廷里担任教师；还有爱尔兰人邓加尔（Dungal）、西哥特人奥尔良的狄奥多夫（Theodulf von Orléans）和美因河-法兰克人艾因哈德。艾因哈德为查理所写的传记受到了苏埃托尼乌斯所作的皇帝传记的影响。

当然，这个圈子最主要的事务都是围绕上帝：关于《圣经》的解释及正确的礼拜仪式。查理的神学家们致力于标准化，以及“净化”《圣经》文本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对经典的传承也颇有兴趣，并且远远超出墨洛温宫廷里对于古代历史的阅读。人们研究普林尼，阅读《埃涅阿斯纪》，钻研撒路斯提乌斯和恺撒的《高卢战记》，附带还研究一些计算问题。这样的传承展现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圈子，其间还交替穿插着文雅或粗俗的玩笑。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圈子一样，人们崇拜缪斯女神，又常以古代名人打趣。例如，广受赞扬的修道院院长安吉尔伯特（Angilbert）被称为“荷马”，而阿尔昆则称自己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贺拉斯”。他用伟大诗人的绰号诸如“Flaccus ”“Schlappohr ”[33]为诗作署名。

虔诚的教徒仍得警惕来自异教徒的威胁。其中一位便是主教埃尔旺根的埃尔曼里克（Ermenric von Ellwangen），他出于对异教经典的热爱而饱受维吉尔精神的困扰。奥尔良的狄奥多夫将异教经文中所包含的真理与其“错误的外壳”进行了甄别。甚至一直对古代世界持开放态度的阿尔昆也曾因修士们让一位游吟诗人在用餐时演唱了异教的歌曲而不满，并表示：“英格尔德（Ingeld）——可能是北阿尔巴尼亚部落的首领——与基督有什么关系？不过是这住所太狭小了：一山不容二虎。天上的国王不愿与堕落的异教徒，也就是名义上的国王为伍，因为永生的国王在天堂统治，留下异教徒在地狱哀叹。”对于那些伟大的罗马诗人，阿尔昆则并不那么严苛，尽管他曾经指责“维吉尔的言论不过是大肆胡扯”，并批评过一位热爱维吉尔的学生，还因为另一位学生悄悄读了维吉尔的作品而让其当众忏悔。但他一直都在主张，不要忽视世俗科学。

而那些关涉时间本质或虚无之类的复杂哲学问题则都在讨论范围之列。七艺的古老体系得到维护，并且像异教的教育一样，被纳入基督教的教义。宫廷圈子知晓荷马和西塞罗，钻研语法和修辞学，追问宇宙的规律。《无序字典》——也许是查理大帝本人支持修订的字典——以字母顺序汇总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除此之外，他请的作者们还收录了伊西多尔的《词源学》。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

几乎所有我们了解的关于古代拉丁文学的知识都得以幸存，因为抄写者的队伍延续到了查理的时代。正如阿尔昆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里敦促他的教友那样，抄书要比喝酒有益得多。彼时，书写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一种新的文字：加洛林小写体，它是由古希腊罗马晚期“较新的罗马斜体”进一步发展而来。一些人文主义者会认为它们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所用的字体，因而推崇它们。为了造福后世，抄写员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羊皮纸。尽管羊皮纸的价格昂贵——单单一本羊皮纸所做的弥撒书就可能相当于一座南蒂罗尔的葡萄园的价值——并且这对于因此被屠杀的羊群来说也是不幸的，但羊皮纸比很快就腐坏的莎草纸明显更持久耐用。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有赖于此，羊皮纸的另一个优势得到了传承——大部分时候，人们都没有丢弃已经写过的羊皮纸，而是刮掉一些不再感兴趣的文字内容，然后重新在这种昂贵的皮纸上书写，如此便可重复利用三四次，甚至更多。在以这种方式而产生的“再利用羊皮纸”上面，那些被刮除的字母依然可以被解读。许多古代文献以这种方式逃脱了被遗忘的命运。

加洛林王朝的图书画师们用袖珍画装饰了抄本，它们保留了古代绘画技艺和绘画风格，对于现代画家都依然可供参考：以透视构图描绘景观，通过阴影描绘显出人物身姿。即使是大幅画作，古典的风格也凸显在纸上。例如，奥尔良的狄奥多夫在他位于弗勒里（Fleury）附近的私人别墅中就以自由艺术的呈现来装饰。此外，幸存下来的还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制度，包括经济生活的社会形式和实践（例如奴隶制），以及市场体系或金融管理的某些特征。人们沿用罗马的土地测算方式，使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语言来描述人际关系和秩序形式。人们也向拜占庭学习，不仅是希腊的术语，还有它的论战。一群或许也是以奥尔良的狄奥多夫为中心的学者，就圣像问题起草了包含丰富神学知识的文件，《加洛林书》[34]将支持圣像的拜占庭人批判为偶像崇拜者。幸运的是，还没有人能以此左右欧洲的艺术。

君士坦丁的罗马时期所显示出的古罗马风格有其独特性。拉特兰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为法兰克教堂提供了样式。此外，亚琛大教堂的结构又让人联想起拉文纳的圣维塔莱，以及它们所模仿的拜占庭风格。一些由“紫色”斑岩修筑的石柱，是拜占庭统治者的标志——它们有可能是来自狄奥多里克那位于拉文纳的破旧不堪的宫殿——支撑着它们的拱廊。查理从罗马带来了战利品，它们像帝国的遗物一样，装饰了他在亚琛的宫殿及其附属的教堂。正是这些躺在无边林深寂静中的石头的细语，将新帝王推举成为世界的皇帝，如同巴塞勒斯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恺撒。

对于查理周围的文化是否真的可以称为“文艺复兴”的问题，如果用“是”来作答，可以从建筑物和文献中找到论据。狄奥多夫为了庆祝查理的统治，努力绘制了一幅名为“新春天”的画作。诗人莫多因（Modoin，约770—840/843）模仿维吉尔和卡尔普尔尼乌斯（Calpurnius）的田园诗集创作了《田园诗》（Egloga），其中，他让一个年轻人高呼：“我们的时代再次回到了古老的习俗。金色的罗马焕然一新，重生于世间。”当阿尔昆认为在法兰克王国出现了新的雅典时，他会感同身受地将之归功于基督，其智慧远胜于所有的学院。这一切都被无限地夸大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查理和他的人民在文艺复兴的起源中的确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古老的传统并没有受到任何批判性质的修正，况且它实在太新、太浩大了。收集、复制和掌握的时间也耗时太久。然而，多亏了拉丁文、羊皮纸和修士们的热情，古代文学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希腊人和罗马人精神帝国的广阔领域仍在等待被征服：几乎包含所有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腊物理学家、医师和自然哲学家，以及西塞罗和奥维德的著作。但至少征服的战役已经打响了。

“欧洲”的实体世界正在日益扩大，它的视野抵达了巴尔干，触及了阿拉伯文化。人们还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哈伦·拉希德送给法兰克统治者的镀金水钟。但是，这样的礼物就像哈里发赠予查理动物园的阿拔斯大象一样，表明了新的文化关系——或许基于要一起对抗西班牙倭马亚和拜占庭的共同利益吧。对穆斯林来说，两位一路行至遥远的亚琛的大使并算不得特别重要，关于他们的出身鲜有提及。

欧洲国家蓝图

查理于公元814年1月28日去世后，他的尸体被安放在从意大利搬运来的晚期罗马石棺中。但古老的精神绝对没有消逝。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Walahfrid Strabo，808/809—849）是博登湖辖区内的赖兴瑙岛修道院的一名修士，他作为奥罗修斯（Orosius）的《历史》的熟知者而闻名，而奥罗修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恺撒、李维、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等古代作家。他传播了具有古典风格、歌颂友谊或自然美景的诗歌。他写的《小花园》（G?rtchen）是一首有关植物学的论教育诗，旨在将园丁的经验加入关于古代的阅读中。它让和风吹拂，神灵显现：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农神萨图努斯、太阳神阿波罗或“解忧者”酒神巴克斯。富尔达修道院在当地学院院长及之后的大修道院院长拉巴努斯·毛鲁斯（Hrabanus Maurus，约780—856）的主持下，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中心。拉巴努斯的图书馆是收藏古代作家的仓库，与其他加洛林王朝的修道院一样，它也证实了对搜集人文主义手稿的人而言，这里极具价值。拉巴努斯本人并不尽信书本知识，通过指导天体观测，他还写了一些科学史。

此外，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还为经院哲学做好了铺垫：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形式，一方面朝向过去的伟大权威，但另一方面却渗透了批判性的检验——例如通过争辩——通过教学传播了知识。爱尔兰人约翰内斯·爱留根纳（Johannes Eriugena），这位公元9世纪的日耳曼学者，成为它的先驱。约翰内斯评论了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并复兴了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赋予上帝形态的观点：在上帝的创造中展现着悬而未决的“一体”（Eine），一种兼有运动中的静态和静止中的运动的存在。约翰内斯将哲学与启示分开。他扑灭了被认为是永恒闪烁的火海的地狱之火，用内在的，即罪人的心理痛苦取而代之。他让自己保有自由意志，并以此获得尊严。他也因此与思想家奥尔拜斯的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von Orbais，约803—867/869）背道而驰，后者基于奥古斯丁晚期的思想，从人类的宿命到救赎或谴责，并从中得出了骇人听闻的结论：如此一来，那么基督就没有拯救全人类。如果从一开始，人类的好坏就已被决定，那他还需要教堂吗？这位激进的思想家不得不为自己的顽固思想付出代价，他在修道院里被监禁了20年之久。

费里耶尔修道院的院长塞尔瓦图斯·卢普斯（Servatus Lupus，约805—861后）四处搜集手稿，他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这位也许可以算作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一直致力于找到完整的文本，比较所有变体版本。他向圣加仑修道院院长索要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作品，向一位改善了马克罗比乌斯的文稿的抄写员表达了感谢，对波爱修斯的作品进行评述，以及寻迹苏埃托尼乌斯。他的触角一直延伸到约克及其主教座堂图书馆。这些书籍的宝贵价值使他无法向历史学家、大主教兰斯的辛克马尔（Hinkmar von Reims，800/810—882）寄送哪怕一本抄本。它太大了，大到无法藏在卡袍或袋子里，要是托付于人，又有可能激起盗窃者的贪婪。

实际上，那些时期的确是危险的。在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udwig der Fromme，814—840年在位）的统治下，帝国的荣耀就已经消逝殆尽了。加洛林宫的权力斗争使路易的皇权摇摇欲坠。即使在他死后，查理的宫廷依然上演着手足相争。《凡尔登条约》[35]所带来的帝国分裂在公元843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为很久之后帝国土地上的民族主义国家指示了方向。同年签订的《尅莱尼斯条约》更是为其地界原则画出了轮廓。它也许是最早的主权条约，是西法兰克国王与贵族和神职人员之间达成的协议，通过确定国王“忠诚地”参与政府权力而赋予其法律效力。继承的博弈游戏仅此一次使法兰克王国在短时间内团结到一起。与此同时，帝国已沦为泡影。诺曼人以及后来的匈牙利人相继进入欧洲大陆脆弱的中心地带。此外，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也遭受到撒克逊人的侵袭。通常这都与战利品有关，再无其他原因。然而，欧洲的国家还是幸存下来了。

最终，诺曼人被证实为能力卓越的国家建造大师。在不列颠岛上，只有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der Gro?e，871—899年在位）领导威塞克斯王国，抵挡住了丹麦维京人的“庞大军队”。然而，通过消灭竞争对手，丹麦人在不经意间为南英格兰王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阿尔弗雷德死后的几十年内，他在威塞克斯的继任者们成功夺回了被占领的土地。法兰克北部长期处于诺曼人的统治下，公元911年，“糊涂”查理（Karl der Einf?ltige）又将鲁昂附近区域给予他们。作为回报，他们跟随领袖罗洛（Rollo）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侵袭有时会推进新朝代的崛起。毕竟边境地区的豪绅巨富们是通过抵御外敌而建立功名的。在东法兰克王国，源自撒克逊的鲁道夫（Liudolfinger）家族壮大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奥托大帝（Otto Ⅰ. der Gro?e，936—973年在位），他于公元955年在奥格斯堡附近击败了马扎尔人。公元962年，当奥托在罗马称帝并接受圣膏涂抹时，“奥古斯都”的头衔和徽章又重新与真正的权力联结在了一起。演讲、仪式与骑士的权力——他及其继任者们的统治时期内书写的衰落也许已经暗示了——似乎再一次超越了官僚机构相互依赖的力量。

在西部，罗贝尔家族势力凸显。加洛林王朝权力最后的阴影直到“强人”罗贝尔（Robert der Tapfere）的后裔雨果·卡佩（Hugo Capet）公爵于公元987年当选为国王才彻底消失。其家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帝国长达九个世纪，法国由此而来。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和波旁王朝都可以赞颂这位勇士抗击了布列塔尼人和诺曼人，他因此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缔造者。随着东方帝国发展成为选举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混合体，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统治者成功地扩大了以君主制统治为基础的王权领地。在16世纪，“王家庄园”和“法国”成为相互可换用的概念。西方国王背弃了继承原则：最后出生的儿子只能得到封地，旁系如无子嗣，其封地又重回王室名下。然而，当时君主制下的伯爵和公爵的影响力在这里与奥托国王在东方帝国一样有限。

中世纪欧洲文化常被划分为阿拉伯、拜占庭和拉丁三种文化。但是，这一划分不仅忽视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比例，也忽视了文化渗透的多样性早已不仅是边境地区的特征。在这片由路德维希的儿子和继承人之一的洛泰尔（Lothar，840—855年在位）统治的中部法兰克王国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交流频繁的地区，这里的经济和文化日新月异，当然也少不了血腥的战争。勃艮第公国拥有着闪耀于中世纪晚期的璀璨文化，像布尔日、米兰、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这样的商业大都市，以及瑞士联邦。海上贸易、阿尔卑斯山上的贸易通道以及莱茵河和波河等河流都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它们自身的强势和来自强大邻国的嫉妒——它们彼此不允许相互掠夺战利品——都赋予了它们高度的自主权。

在意大利，加洛林王朝最后的血统随着公元924年无能的皇帝弗留利的贝伦加尔（Berengar von Friaul）被谋杀而彻底终结。法兰克在西班牙的势力也消失了。从它的北部出发，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基督教统治者踏上了收复这一半岛的长征。他们与富有的莱昂一起赢得了统治权，并借此为自己王权命名。以后，卡斯蒂利亚开始分裂出来，并越发强大，最终强大到足以战胜利奥。于是卡斯蒂利亚-莱昂王国得以开篇。在东部的潘普洛纳附近，一个小贵族（后来的纳瓦拉国王）将自己从加洛林王朝手中解放出来，并向阿拉伯人宣战。潘普洛纳王国的一位统治者与毗邻的阿拉贡王国（原为加洛林王朝边地的边戍侯国）联姻，将其王国带向了强盛。通过与卡斯蒂利亚的联合，500年后产生了一个最初只统治着伊比利亚半岛，继而统治了大半个世界的国家。

寻迹罗马：一种理念的文艺复兴

查理大帝领导的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四分五裂的国家”。根据分析，东非政权和印度朱罗王朝的发展模式也非常适用于这个在欧洲中心不断扩张的帝国。在这些国家，其统治者只有在宫殿附近的区域内才具有实际的统治效力，对于那些遥远的地区则因为一些或多或少各自为政的权力形式而成为“仪式上的主权”。无论是查理的帝国，还是后续的朝代都没有跨越政治学家迈克尔·道尔（Michael Doyle）所说的“奥古斯丁门槛”，即从帝国扩张到守护功业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周边地区也得以共享与帝国中心的成就。

将近一千年里，帝国皇冠都一直只与东部法兰克地区有关，“regnum teutonicum”（德意志帝国）的叫法也自然而然地与之相连。尽管被加冕的皇帝对他们欧洲的领土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他们的编年史学家仍将他们列入了古代帝王和伟大的查理家族的辉煌谱系中。神学家和法学家为他们征服了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帝国。这一空中楼阁提供了更高一级的理由，不仅要用精神，还可以借助军队的力量来找寻意大利。他们的皇权中心位于罗马，对某些人来说，罗马仍然是“世界的统领和所有城邦的主人”。这个说法来自奥托大帝的孙子奥托三世（Otto Ⅲ，983—1002年在位）。也许没有哪个中世纪的统治者会像这个年轻的皇帝那样从承载帝国的罗马理念中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尽管他和前任皇帝一样将皇权的影响力带到了北方和东方。

在罗马，大片的废墟让人想起被摧毁的伟大帝国。关于古罗马斗兽场，有人认为它将一直屹立到世界尽头。除此之外，这个曾经的超级城市并无什么吸引力。一些农民、神职人员、商人和工匠住进了教堂和残破的宫殿。只有朝圣者们还带来了一些生气和金钱。周围地区也都不安宁。它们由疟疾和为了土地与权力而纷争不断的贵族家族所统治。在罗马，甚至那圣天使城堡的老城墙，曾经的哈德良皇帝陵墓，都被用作抵御要塞。没人能实现和平，尤其是教皇，甚至是那些出身于权力争夺的氏族之一的教父也没能做到。他们中许多人都以暴力的方式在历史上谢幕，其中一个就是教皇福尔摩苏斯（Formusus）：公元897年，尽管他已经死去，他的对手却依旧对他已经腐臭的尸体进行审判。当然，消息的来源或许是有偏差的，但显示出罗马教皇的声誉已低至谷底。教皇若望十一世（Johannes Ⅺ）似乎是另一个教皇塞尔吉乌三世（Sergius Ⅲ）的私生子。教皇若望十二世（Johannes Ⅻ，955—963年在位）甚至还没有等到18岁就已当选，据说他是睡在一名有夫之妇的怀中时幸福地死去的。

在奥托三世短暂的统治期间，据说他待在江河日下的罗马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中世纪皇帝都要多。他甚至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了普法尔茨行宫。“我们的就是罗马人的帝国！”他的国师欧里亚克的热贝尔（Gerbert von Aurillac，约950—1003）大声欢呼。公元999年，奥托将他擢升为教皇。热贝尔称自己为西尔维斯特二世，同他先前的教皇同名，后者曾为君士坦丁施洗礼。这是一套程序。皇帝似乎是在热贝尔的劝谏下决定“重建罗马帝国”：对教会进行了净化和改革，包括罗马教皇制度在内，但它仍然在计划中被保留下来。奥托于1002年去世，享年不到22岁，就死于罗马城以北。由于局势的不确定，热贝尔不得不迅速离开他的城市。他对于“金色的罗马”（aurea Roma）的满腔热情与古代人文主义的浪漫并无任何关系。他的效仿对象是君士坦丁和查理大帝的基督教帝国，而不是恺撒帝国。

德意志帝国前往罗马的大军还要继续前进半个世纪。这些“世界统治者”中的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打到圣彼得大教堂，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进行加冕，例如在拉特兰大教堂。那些指责皇帝应把更多精力投入东方殖民地，而非在意大利四处游**的人，都忽视了像中世纪加冕典礼这样的仪式的神奇力量，忽视了前帝国首都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意义，并且也忘记了掠夺高级文明向来就要比扫平森林、收服野蛮人和建立国家更具吸引力。毕竟，意大利参与了蓬勃发展的地中海经济，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它又与穆斯林世界的经济联系起来。丝绸、象牙、熏香和香料将意大利港口城市作为中间站。在那些日子里，大城市——即使在已经江河日下的罗马城也有数以万计的居民——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包括转销贡品的生意。任何人要是期望在欧洲从政，都必须尝试控制意大利，或者至少要阻止对手这样做。然而，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德意志人都失败了。他们的军队通常寡不敌众，他们的敌人意大利城市贵族却资源丰富。但是，如果没有德意志对意大利的政策——其效果具有破坏性——那么“伟大的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将不复存在。

当奥托的子民为罗马而战时，阿拔斯王朝在拜占庭的权力开始衰落，拜占庭人由此得以反攻。尼基弗鲁斯·福卡斯（Nikephoros Phokas，912—969年在位）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占领区。不久，帝国的旗帜再次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升起。在几次战役中，保加利亚人被击败。直到1025年巴西尔二世（Basileios Ⅱ）逝世时，拜占庭的影响力已经从意大利南部的据点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凡湖。西西里暂时仍在穆斯林手中。同时，拜占庭的信仰和文化超越了军队为其而战的疆域，渗透到东方的城市、草原和森林之中。

树林里的基督：东方和北方国家的建立与基督教化

人们普遍推测，用斯拉夫语交流的民族起源于多瑙河以北的不同地区。在这里和更遥远的北方，国家的胚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渐渐生长起来。来自瑞典中部的“Saphirne ”毛皮温暖了受冻的罗马女性。中世纪早期，阿拉伯的银币甚至在斯拉夫人乡村的午夜月光下闪闪发光。那里的人民朝拜着可以喷射闪电的多头神灵，他们惧怕巨魔和吸血鬼。成千上万的城墙和城堡提供了庇护的场所，其中一些发展成为城市。越来越多的名字从阴霾中发出光亮：一张在公元9世纪出现的清单精细地列出了多瑙河沿岸部落及其领地，里面包含从丹麦边界上的奥博德里特人（Nortabtrezi），到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可萨人的一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堡——它们倾向于处于犹太教的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在各邦与草原之间，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的定居区域，那里的文化受到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和腾格里信仰的影响。他们一直存续到蒙古人统治时期，而可萨人和摩拉维亚人的王国却没有幸存到10世纪。

拜占庭的历史学家称北方为“民族的怀抱”（Schoβ der V?lker）。在欧洲东部人们遇见了来自北方的“瓦兰吉人”。他们的芬兰邻居称呼他们为“罗斯人”（Rus ），这可能源自挪威语中的“ropsmen”（意为“划船的人”）。他们最初被视为强盗，之后被招募为雇佣兵：那些高大勇猛的男人，他们将自己构建为战士和农民的守护神，崇拜一种不断发展、斗争又陷落的宗教。他们还建立了稳固的定居点，会前往拜占庭和巴格达贩卖皮毛、刀剑和奴隶。不久之后，人们就以罗斯人的名字去命名那些他们进行狩猎、交易和统治的地区。随着斯拉夫人、芬努格人和其他族人混居于此，他们渐渐成了俄罗斯民族，比较有争议的是在被称为“俄罗斯城市之母”的基辅的建立过程中，他们所占的比例。

基辅公国起初是一个个对立的小团体的联合体，在留里克家族的统治下开始形成。留里克家族是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王朝。国家的形成就意味着人们要按时规律地缴纳贡品：毛皮、琥珀或奴隶。基督教信仰也一如往常起到了统一作用。洗礼标志着公国开始进入欧洲权力体系：这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Wladimir Ⅰ，980—1015年在位）带来的除那数千名瓦兰吉人之外的彩礼，从那时起，这些瓦兰吉人就组成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保镖和精锐部队。巴西尔二世将自己的妹妹安娜献给弗拉米基尔做妻子。随着弗拉基米尔的皈依，以及在第聂伯河举办的盛大的洗礼仪式之后，“拜占庭联邦”（Byzantine Commonwealth）的基石便落地了。

“智者”雅罗斯拉夫（Jaroslaw der Weise，1036—1054年在位）创立了一所神学学校，并将东斯拉夫的习俗规范总结成法律书籍《罗斯法典》，书中的某些术语和结构显示其受到了拜占庭的影响，这表明与邻近的高雅文化接触是大有裨益的。雅罗斯拉夫的继承者进一步扩充了这一法典。血腥复仇和世仇敌对的权利在古老的版本中仍然被接受，却在扩充的版本中被明文禁止，这不可不谓之为一种文明的进步。统治是通过效忠来实现的，统治者及其子民都向对方负有一定义务。由贵族精英组成的波雅尔会议只是昙花一现地赢得了影响力，且还不是在俄罗斯各个公国都有。

东欧的基督教化给因缺乏书面文字而产生的黯淡带来了救赎。拜占庭传教士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36]首先是为礼拜仪式服务。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后来使用了从保加利亚引进的西里尔字母，而自11世纪以来，古老教会的斯拉夫语发展成为一种神圣且具有文学性的语言。俄罗斯依然与古希腊-拉丁文化隔绝。即使几个世纪后，莫斯科依然缺乏开展文艺复兴的土壤，也包括创新的潜力。基督教化的副作用是奴隶的招募范围缩小了，因为基督教规定禁止将基督徒卖给穆斯林。这也是凭此获利的基督教商人和王公们并不总是全心全意地推进传教的原因之一。此外，非洲的穆斯林统治者出于与之相反的前瞻而规定：伊斯兰教也禁止奴役自己的宗教兄弟。但对他们而言，能够得到奴隶战利品比传播先知的话语更为重要。

在波西米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那里，统治的建立与基督教化也相互纠缠在一起。前者先是由普雷米利斯王朝领导，紧跟着是罗马，再者则是拜占庭。野蛮的匈牙利人也找到了进入西方的途径。在经历了奥格斯堡的惨痛教训和对抗拜占庭的失利之后，他们开始思考平静的务农生活所带来的优势，并定居下来。他们的大公阿尔帕德·盖萨（Arpade Géza）接受了洗礼。在公元1000年的圣诞节，斯蒂芬一世（Stephan Ⅰ）（后来他像基辅的弗拉基米尔一样被封圣）从教皇手中接过了王冠，加冕为王。

在波兰的土地上，罗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获胜。“勇敢者”波列斯瓦夫·克罗伯里（Boles?aw Chrobry，992—1025年在位）先是与帝国站在一边，之后在必要时又会反抗它，并借助异教徒的后备军，最终扩大了他的王朝，即皮雅斯特王朝的影响力。有一段时间他还统治过摩拉维亚人。他又攻打了波西米亚和基辅——据传说，其加冕宝剑上的刻 痕证实了这一点，他应该就是用的这把剑砍向了基辅的金门——但都以失败告终。克罗伯里，这位“博洛尼亚”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也得到教皇的祝福，在去世前不久荣升为国王。

公元990—1050年，在挪威（也可能在丹麦），城市和王权的出现与基督教化的进程也相吻合。初期一切还笼罩着一层童话般的面纱，在这一表象下面，表面看起来基督教化、实则好战的社会轮廓显现出来。在古老的北欧萨迦[37]中，被肢解、撕咬、折磨的尸体成堆，血流成河。法玛·埃里克（Fama Erik）是当时的勇士之一，他的绰号是“血斧”，这可能表明了一种当时盛行的政治风格，即荣誉和勇敢被视作核心价值。一旦倒下了，勇士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女武神（Walküre）的陪同下被送入英灵殿（Walhall）。实际上，丹麦领土的统一者“蓝牙王”哈拉尔（Harald Blauzahn，940—986年在位）最初是活跃于诺曼底的北欧海盗领袖，统治了大部分的挪威地区数年。在其位于日德兰半岛耶灵的王室宅邸中，有一块符文石碑，他自己让丹麦人皈依基督教。但与北部其他地区一样，在这里接受十字架需要征得重大集会和民众的认可。

在获得几次大战的胜利后，斯汶·加贝尔巴特（Sven Gabelbart，986—1014年在位）将英格兰的王冠带入了丹麦人中。掠夺之旅——自公元980年起，北方人又恢复了他们前往英格兰的旅途——变为了出征。通过与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斯·克罗伯里的姐姐斯维托斯拉娃（?wi?tos?awa）结婚，他被欧洲的皇室贵族接纳。丹麦帝国被斯汶的儿子克努特大帝（Knut der Gro?e）迅速收入囊中，其疆域包括不列颠群岛、挪威和瑞典的部分地区，但这不过是一段插曲。英格兰王冠的最终获得者是“忏悔者”爱德华（Eduard der Bekenner），他的父亲是威塞克斯人，母亲是诺曼人。瑞典，更确切地说是位于其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哥特兰和斯韦兰，被无路可走的森林所隔开，这里是斯韦尔人和高特人的统治地区，终像挪威一样，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从公元930年开始，维京人所定居的冰岛每年都要召开用来进行类似民主决策的“阿尔廷大会”：夏至时分，那些自由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会在冰岛最大的湖泊辛格瓦德拉湖广阔的熔岩田中集会，讨论他们的事务。公元1000年的一次集会上，他们决定受洗。他们做此选择是为了扫盲，也为了与拉丁欧洲及其文化建立联系。12—13世纪中叶，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卡托的引用文字，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论》的残篇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甚至在格陵兰已经有了主教当职。库藏的海象、独角鲸头骨和巨大的牛棚都让人不禁想到他拥有的财富。

结盟联姻和随之而来的礼物交换所编织的日益密集的关系网，使欧洲诸侯联合起来，也有益于形成稳定增长的交流空间。例如，奥托大帝将他的妹妹哈德维格（Hadwig）嫁给了西法兰克公爵大于格（Hugo der Gro?e），他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娶了英格兰公主，第二次婚姻则娶了意大利国王的遗孀。他让儿子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联姻将韦塞克斯与诺曼底联系起来，并暂时地将斯堪的纳维亚各州联合起来，巩固了他们与英格兰的联盟。瑞典国王奥拉夫·沙茨科尼格（Olaf Schatzk?nig）将他的女儿英格丽德（Ingered）嫁给了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就像日后一样，帝国通过联姻形成，又最终在灾难性的继承争夺战中解体。

几乎在没有受洗和加冕的情况下，许多统治者就着手建立教会等级制度。只有这样，政治和教会的独立才能保持统一。奥托三世就在访问格涅兹诺期间，授予了波兰的王公他所期望的大主教教区。匈牙利也一直感恩于奥托三世设立了格兰大主教管区，这些措施会长久有益于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神学的教义得以推广，除此之外还带来了——对于欧洲的未来最重要的一点——古代拉丁语的复苏。

一门超级语言的复苏

它已经变得僵硬，濒临死亡与被遗忘，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自己的休养地，干涸成羊皮纸上的墨迹，并未被讨论的气息搅动。大多时候是修辞学和语法学推动口语发展。人们用通俗的拉丁语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大量的变体。它们是浪漫语言的树苗，逐渐茁壮生长，散发出自己的全部光芒，而与此同时，日耳曼语的习语在后来的德意志王国地区盛行：例如古老的撒克逊语、阿勒曼尼语或巴伐利亚语，这些听起来很古老的语言，是德语的前身。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几乎不了解传统拉丁语，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更是如此。威塞克斯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发现拉丁语的知识近乎消亡，以至几乎没有人可以用它来开展神职事务，或将拉丁语的信件翻译成英语。其中一个结果便是促进本地语言的写作。然而，在1066年之后，拉丁语却成为不列颠岛上神职人员和宫廷的语言。

欧洲的复调语言是由东方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还有南方的阿拉伯人共同完成的，当然也不要忘记受过希伯来语教育的犹太抄写员们的贡献。诺夫哥罗德、巴格达和拜占庭之间的商人交流起来常常非常费劲。讲话时需要手舞足蹈，必要时干脆充耳不闻。伏尔加河上游的尤拉人只是简单地将货物堆积在一处后便先离开，直到买家将等值物放至此处并离开后，这些尤拉人才又返回来收取收益。非洲的黄金贸易通常也是如此操作的。

拉丁语处境艰难，而其他语言的发展环境良好，这背后有好几个原因。长期以来，政治道路显得尤其重要。几千年后，欧洲的语言景观仍然能清晰呈现这一点。拉丁语追随罗马军团成为欧洲的语言，也因罗马军团的撤退而失去了其统治性的地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它一度成为希腊东部的官方语言，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律典籍也用拉丁语撰写。但后来，他的继任者却不得不用希腊语来评论这些法典，因为拜占庭丢失了西方，也遗忘了它的语言。只有来自强者的暴力才能强迫人们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友谊以及强烈的贸易兴趣和职业追求都确保了新的伟大语言的建立。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语法学家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广泛使用的拉丁文语法词典和拉丁文-卡斯蒂利亚语词典的作者——提出了语言与国家的关联。他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卡斯蒂利亚语一直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伴侣，“它们一起诞生，共同成长并繁荣昌盛”。实际上，卡斯特拉诺语最初是通俗拉丁语的变种之一，在卡斯蒂利亚崛起之后晋升为世界性语言西班牙语。每一种被广泛应用的伟大语言，一定曾是胜利者的语言。拉丁语就是其中之一。它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幸存下来，并发展成为中世纪受教育的民众中的一种超级媒介。这一事实是文艺复兴和欧洲“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

拉丁语课程已经成为查理大帝教育计划的一部分。然而，仅靠统治者的命令是无法使这门已经孱弱的恺撒时代的语言复苏的。除法律之外，宗教是它复兴的最关键的助推力。帝国的语言成为教会的语言。主教座堂学校、修道院和学者们都教授拉丁语。聆听上帝的话语、《圣经》以及教父的教导都需要拉丁语知识。没有拉丁语知识，就不能正确运用礼拜仪式的规则及其产生的神奇力量，它们的运用都要求极其精确。词典被用来帮助翻译，其中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早收录古高地德语的词典还被用作阅读《圣经》，它就是公元765年前后完成的《阿布罗干词典》（Abrogans），这个名字来自字典中的“Abrogans-dheomodi-humilis ”一词，意为“谦卑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拉丁语同义词的搜集，也许是在卡西奥多罗斯的生态园中修订而来。在不知其名的巴伐利亚修士们的努力下，欧洲开始了其作为翻译大陆的独一无二的伟大事业。几代人以来，拉丁语都充斥着埃利乌斯·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约320—约380）的语法及由绰号“语法大师”的非洲人庞培（Pompeius）所撰写的评述。加洛林王朝时期已经有了拉丁语字母的书写艺术。贺拉斯、维吉尔或奥维德的作品，以及古代晚期的文法学家普里希安都为翻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到了10世纪，对经典作品的研读热情日益高涨。因此，在弗留利的贝伦加逐渐衰弱的统治期内，掀起了受维吉尔、尤维纳利斯和拉丁语版《伊利亚特》影响的赞美诗热潮，甚至还涉及了哲学主题。博沃二世（Bovo Ⅱ）开启了这一时期。公元900—916年，他担任了科维修道院的院长，是波爱修斯著作的鉴赏家，甚至还能说流利的希腊语。圣加仑的修士——条顿人诺特克尔三世（Notker Ⅲ，约950—1022）将波爱修斯用拉丁语翻译的两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了德语。在一个由农民、猎人和战士组成的社会中，他围绕表达、抽象、逻辑学，为获取古代的文化遗产而不遗余力，试图将这种文化传达给埋首于修道院的阿勒曼尼人。《鲁奥德利布》是一部由匿名诗人用拉丁语写成的骑士史诗，推测写于11世纪中叶的巴伐利亚，其中透露出对普林尼和维吉尔具有一定的了解。班贝格本笃会的弗鲁托尔夫（Frutolf）从奥古斯丁那里得到了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知识。

语言多样性通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分歧。如今，世界上7000多种语言中有许多都散布于赤道周围的温暖地区，而欧洲地区的语言只有不到100种。地理原因在这些差异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居民数远少于瑞士，却分布有1000多种语言和方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里的人们从古至今生活在层峦叠嶂、交通不便的新几内亚，还有部分人居于新几内亚的无数小岛上。在这里，与其他很多地方的情况一样，地理条件使沟通更加困难，而沟通是语言统一的基本前提。这阻碍了本可能平息巴比伦地区混乱的大规模的国家组建。对于科学技术进步而言，书写和言说的分裂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其使得交流和讨论几乎不可能。语言多样性过大的地区向来都不是创新的区域。克里奥尔语和混杂语言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它们无法用文字描绘解释复杂的问题。

如果说欧洲在语言分布上相对匮乏，那么这也与帝国的建立有关，就如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所思考的那样。欧洲语言地图也同样反映了国家建立的过程，这些过程在欧洲或许要比在东南亚、哥伦布时期以前的美洲或非洲显得更为关键或更为成功。为数不多的欧洲语言促进了大规模的交流；拉丁语的普及日益促进了跨越国界的精彩对话。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尽管它在政治上依然分裂（反过来这又被证明是形成一个创新大陆的决定性条件），却拥有共同的超级语言。

拉丁欧洲还有另一个非凡的区位优势，但直到几个世纪后才体现出来：它毗邻穆斯林的高度文明地区，那里管理着丰富的知识遗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已着手解锁古希腊的宝藏。他们还打通了通往东亚的桥梁。蓬勃发展的经济是他们能解锁这些成就的先决条件，其实力可能远超拉丁欧洲许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