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新生力量，书写的僧侣

插图6：希尔德伯特（Hildebert）从桌子上驱赶老鼠，在他前面的是埃文努斯（Everwinus）

出自：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局部），约1140年，布拉格，修道院神学图书馆

一片万花筒大陆的开端

1557年，人文主义者沃尔夫冈·拉兹（Wolfgang Laz）将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并不断让东罗马帝国陷入困境的进程，归结为“民族迁徙”（migratio gentium）。“民族迁徙”这一概念直到今天依然是常被提及的时代主题。更为合适的说法或许是“民族组合”或“民族聚合”。因为那些在两个帝国的边界上成群结队、熙熙攘攘的人，并不是因为流着相同血液而联合在一起，而主要是因为处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在国家形成之初，他们可能遍布这个世界。民族的起源隐匿于黑暗之中。其中一些民族可以在古代的历史学家那里找到只言片语，或是在庆祝皇帝胜利的碑文中被提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剩下一堆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Budinen、Ruzzi、MarharⅡ、Vuislane……考古学家的铁锹可能会挖掘出关于墓葬的习俗、房屋的痕迹、一两件小饰品等线索。诸如“高卢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之类的部落名称，实际上指的是出身起源各异的各民族混合体，它们通常掺杂了在远古时便建有定居点的罗马人。孕育出欧洲国家的生殖细胞并不是民族，而是各统治团体和不同起源的征战队伍联成的网络。他们通过众神、圣徒和英雄找到了自我的身份。后世的传说照亮了民族起源的曙光。例如，法兰克历史学家将他们的人民说成离散的特洛伊人后代。可见，让人民成为民族的不是血液，反而是编年史学家的墨水。谱系取代了基因。

在这个民族聚合的过程中，人们藏身于历史绵延悠长的古老罗马城墙之后。他们在牺牲者的坟墓附近搜索神奇的光芒，它可能比腐朽的栅栏更能抵御危险。一些人盘踞于山丘高地之上，一些人遁入深林之中——或是潜入水里，如同此后的一首关于拜占庭历史的叙事诗所描述的那样。民族聚合始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人的入侵部队，他们是迁徙的大部队里迟到的分支。即便是势力强大的庄园主及其家族，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也不得不逃到位于亚得里亚环礁湖中那泥泞不堪且被带有疟疾病毒的蚊子包围的群岛上。后来威尼斯这座大都市的核心，就是一个被称为“利瓦奥拓”（Rivo alto）的岛屿。根据一封罗马贵族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490—583）的信件所说，那里的人们通过打鱼来获取财富。他们捕鱼的船只像“家庭宠物”一样捆绑在房屋的墙上，“如水鸟一般，时而翔于水面，时而栖于陆地”。威尼斯人被称赞是技术娴熟的水手，他们勤勤恳恳，忙于采集海盐。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野蛮时期，出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开端。

与威尼斯的情况一样，所有国家在形成之初，人们都会共同协作，共同与自然抗争，尤其是对抗土地和猎物的竞争者。事实上，正是战争与备战让政体意义上的国家（Staat）得以形成。首先是其组织通过暴力垄断其地区的统治，从而不断征服其他组织使其屈服于自己，继而是机构、法制系统及社会网络的发展。作为回报，忠诚者可以从首领那里换取黄金、土地和庇护。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共有的经验、偏见，以及对真实或假想敌人的恐惧，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从这些组织架构中发展而来。它们的名字可能是从那些曾几何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家人及其追随者那里流传下来。一个例子是“法兰克人”这个概念，它可能仅仅表示“贪婪，暴力”，但晚期罗马人使用它来指代其中的安普西瓦尔人、布鲁克特勒人或者撒利安人。最终在东方，它被用以指代所有来自欧洲的西方战士、商人和朝圣者。

“迁移”的原因已无从考证。或许欧洲的命运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与远东也相关。由于气候波动，大草原的草地和牧场缩减，可能引发了中亚的权力转移。弱者不得不被放弃。因此，匈人得以奴役和驱使那些涌入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哥特人。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将阿瓦尔人驱逐至西部，于是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北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找寻着富裕的城市和肥沃的土地。比起和其他“野蛮人”争抢森林、沼泽和草原，这要容易也更有价值。

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外族人绝不仅仅在战场上与之对峙，他们也很快就投入罗马文化的怀抱。“野蛮人没有察觉到他们是如何变为不一样的人。”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曾如此说道。直至此时，只是制造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农业社会就已经发展和分化出不同的社区，精英们用抢劫、交换得来的或者是作为纳贡涌入的金钱来购买昂贵的地位象征物——像是以罗马或拜占庭风格设计的珠宝，或者至少也要是红精陶壶（Terra sigillata）[17]。帝国也成了“他们的”帝国。比起起义，他们的战士通常对军队内部或行政上的晋升更感兴趣。罗马和拜占庭教会了他们金钱的作用，以及如何著书、发动战争和管理国家。这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主人的主人。

当西方陷入战争与混乱之时，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年在位）用一座塔式加固墙改建了君士坦丁堡。从那时起，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这座城市便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堡垒。它作为东部帝国的中心标志，并不把自身看作罗马帝国的继承国，而是在从未间断的历史传统中与之并驾齐驱的“罗马帝国”[18]。从蓬勃发展的城市收益中得来的高额国家收入也为其开辟了更多政治辖区。一些叛军因收受奉上的贡品而重归平静，或者被收买或者被权力和荣誉前景所吸引。以这样的方式，土地资源匮乏的人民群众被引导向西发展。拜占庭的优势最终变为它衰落的原因之一。

就这样，拜占庭的千年历史在东部开启，新的国家也在西部出现。意大利最初被东哥特人统治。他们的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493—526年在位）在东罗马皇帝芝诺（Zenon）的授权下移居意大利，他曾与奥多亚克的部队作战，并亲手杀死了这位篡位者。此外，作为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君王，他还延续了古罗马的文明形式。在东哥特王国的钱币肖像上，他身着皇帝的长袍，留着日耳曼式的发型。他曾戏谑地说，富裕的哥特人热衷于扮演“罗马人”。他那位于拉文纳附近的墓碑被柏树包围着，展示了罗马和日耳曼元素的奇妙结合。

接下来的强大势力是散布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以及定居在伊比利亚半岛、最晚在公元500年前后出现的西哥特人。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这些蓬头散发的野人或肌肉横飞的战士走出山野，**越发沉闷的旧文明。这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许多法兰克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为罗马服兵役的农民，或是以其他法定名义定居在罗马。他们的一些领导者可能精通拉丁语，维持着与高卢地区的罗马精英之间的交往。这一点对于墨洛温家族的后裔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Childerich Ⅰ）来说应该是完全适用的。他和他的儿子克洛维（Chlodwig，481/482—511年在位）成功构建了一个几乎覆盖了整个高卢地区的权力组织。东罗马使新贵统治合法化。西哥特人则在法兰克人政权扩张之前就撤退到高卢南部的塞普蒂马尼亚和伊比利亚半岛上。他们也是罗马人的好学生，完成过《维息哥罗马法》（lex Romana Visigothorum）[19]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法典。该法典源自公元5世纪的一部法律合集《狄奥多西法典》，其效力一直延伸至中世纪。文化上法兰克王国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南方深受罗马影响；在罗马影响日渐式微的卢瓦尔北部，则显示出明显的日耳曼文化的倾向。

墨洛温王权的进一步发展揭示了大帝国典型的冲突模式。在克洛维一世去世后，王国的遗产被分给他四个儿子。法兰克王国也再次经历了令人瞩目的扩张：现在它已经包围了勃艮第地区，并在东部到达了潘诺尼亚。然而，自公元6世纪中叶以来，它的历史却演进成为一部兄弟相残并与邻国征战不断的戏剧。团结联合的状态只是偶尔的插曲。

最后的罗马人

公元526年的春天，意大利北部，也许是帕维亚。一位高贵的罗马人在他的遗嘱中写道（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毕竟他身陷囹圄，死期将至）：“命运女神彻底击倒了波爱修斯。”他是迄今为止狄奥多里克在拉文纳的宫廷中最重要的大臣，但他似乎已经妥协于与拜占庭的阴谋勾结。他写于生命最后一刻的这部作品，最终以《哲学的慰藉》之名而闻名于世。波爱修斯将哲学呈现为一位寓言人物（插图5）。她展现了自己古老而又威严的面容，眼神如炬且充满青春的力量。有时她有人形大小，接着她伸展自己，随即变高大，头顶触及天空，俨然高高在上。她穿一件自制的、由坚不可摧的上好面料制成的长袍，右手拿着书，左边握着女王的权杖。她对囚犯说：世俗的命运、命运女神的馈赠和惩罚已经黯然褪色。如她所论述的那样，在面对全能上帝所赋予的最高利益面前，这些微不足道。在不可预见的巧合和命运交织的背后，的确是同一种神的理性在宰制整个宇宙。

为了证明他的思路，波爱修斯利用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古代哲学图书馆。柏拉图和各种新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以及被他广泛引用的诸如巴门尼德这样的前苏格拉底主义者的著述，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甚至西庇阿关于点-地球（Punkt-Erde）的观点都给了他慰藉，他也一定没有错过马克罗比乌斯的评述。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波爱修斯的早期作品证实他是一位基督徒，但此时他只字未援引福音内容，究竟为何如此，不得而知。难道他在地牢里失去了对基督的信仰？关于他被执行死刑的进一步情况，也陷入不可知的黑暗之中。然而，这些慰藉的文字继续传扬着它的作者作为殉道者的荣耀。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称波爱修斯是“最后的罗马人”，卡托和西塞罗依旧把他当作同胞。

重建帝国的尝试还是失败了，尽管声势浩大。最后一场战争由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领导。他的将军们击退了非洲的汪达尔人，打败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他们甚至试图在遥远的西班牙征服西哥特人，但最终由于经济和军事资源的短缺而失败。后来，瘟疫窜行，又偏逢波斯人的威胁，他们只得用大量的黄金来驯服敌人。公元554年，查士丁尼依据法律解散了西罗马帝国政府，其法庭和传统久远的执政部门被废除。“西方政府”（hesperium imperium）最终成为过去。

在内部，查士丁尼推动了基督教化的进程。他认为自己肩负着消灭异教徒的神圣职责。他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宗教会议的决定应与福音书相适用。他举办大规模的洗礼，焚烧书籍，捣毁异教徒的寺庙。对于科学来说，这样的时代无疑是糟糕的。历史学家普罗科普（Prokop）曾写到，告密者阻碍了所有历史的自由书写，甚至不惜以死亡相威胁。公元529年，查士丁尼还关闭了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其最后一位院长是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 von Milet），亦是阿基米德著作的编者，以及当时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师之一。许多学者因此逃至波斯的萨珊王朝的领土。拜占庭彻底丢失了由波斯人赢得、阿拉伯人本应继承的精神。

查士丁尼开启了拜占庭的历史。尽管仍然存在权谋和皇位斗争，但其更具防御性的边界，使其比西罗马帝国更具地利。城市精英对中央（查士丁尼）的忠诚，以及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交响乐”都对它大有裨益。“巴塞勒斯”（Basileus）[20]是创造这种和谐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被尊崇为地上之神。在钱币上他的形象是基督的代表，是真正信仰的使徒。查士丁尼最重要的遗产是罗马法，它在系统性和内在一致性方面是其他法律无法匹敌的。

查士丁尼下令对法律进行编撰，收集、整理和阐释了律法，并尝试将其逻辑与晚期拜占庭的法律相协调一致。顺便提一下，一部中篇小说就证实了罗马在西方的统治地位，而拜占庭的牧首[21]则居于皇帝之下，位居其后。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包含50部《摘要》或《总论》——私法和刑法，此外还有法典——囊括了自哈德良皇帝以来的法律，以及查士丁尼时期新出现的法律，即《新法》，其有效性优于那些更早的法律。此外，还出现了一本法律教材《法理概要》，它规范了法学研究。查士丁尼的这些法典在中世纪晚期才隆重登场，它先是以手抄本形式，然后通过印刷版本的形式在大学、议会会议厅和学者中传播并产生影响。通过拿破仑一世的《民法典》和德国的民法修订，19世纪以来，罗马法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远至泰国、日本和中国。

破碎的传统

希腊罗马的传统不仅受到来自森林和草原的“野蛮人”的威胁，也因其维护世俗科学而受到批评。批评首先来自神职人员。特土良（Tertullian）已经“袭击”过哲学家了。自耶稣基督时期以来，对知识的渴求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再有研究的需求：“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希罗尼莫司（Hieronymus，347—420）[22]是《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a）的作者，他言之凿凿地谴责了一切异教文学。即使是格里高利一世（Gregor Ⅰ，590—604年在位）这位“大帝”，一位居于皇位之上的修士，也是第一位被称作“上主的众仆之仆”的教皇，也大力倡导背离世俗哲学。在其周围记录下的“对话”中，赋予了圣本笃[23]——这位或许是被想象出来的角色——以理想的形象，描绘了他从萨比科的洞穴出来一直登上卡西诺山，并在那里建造了他的修道院。除了大巴西勒（Basilius der Gro?e）[24]，他的条例统治着正教的修道院。约翰·卡西斯（Johannes Cassian）——或虚构出他的那个人——在圣本笃之前一直是欧洲修道院最为重要的立法者。

格里高利接受过优秀的个人教育，认为哲学只有出于虔诚目的才是有用的——毕竟净化世界是最重要的。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他从《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摘取了“时代的终结”。“对话”还是关于灵魂、死亡和地狱之火之间的权衡思考的集合。对此，它们提供了神奇故事的大杂烩，几乎所有的圣僧和主教都在其中扮演英雄，引用皆出自《圣经》。神迹取代了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正如其中一个传说所示，要移动一块沉重的石头，人们不需要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只要通过祈祷消灭坐在石头上发出怨念的魔鬼。倘若真是格里高利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欧洲的科学将糟糕到不堪设想。

事实上，许多虔诚的信徒在从事异教的工作时都遭到了良知的谴责。奥古斯丁的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神学并没有对哲学的思考制造任何根本的障碍。他甚至对于波菲利（Porphyrios）这位对基督教发起正面攻击的作者也大加赞赏，称赞其为“极其有学问的人”。奥古斯丁想要让古代的教育系统重获新生，并给予其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以保证《圣经》作为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然而，在对《圣经》的解释中，他却运用了异教语言发展出来的方法，例如古代晚期解释荷马和维吉尔时所使用的方法。他明确警告不要从字面上理解《圣经》，特别是在涉及宇宙学的问题时。伽利略本人也因为哥白尼的世界观是否有违《圣经》，而向教会的神父求助。尽管他在这一点上也颇为矛盾地拒绝了好奇，但奥古斯丁并不是时代之间展开对话的破坏者，而更多是一个积极活跃甚至过犹不及的参与者。与他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后来伊斯兰教的狂热者不同，奥古斯丁认为哲学是在《圣经》的真理之前为自己辩护，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没有其他的一神论宗教——尤其要感谢希坡主教——能与世俗科学建立与之类似的密切关系。

波爱修斯也支持神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盟。在更好的日子里，除了神学著作之外，他还写了一篇对于西塞罗的《论演说家》的评论，说它是演说者的指南，例如其中提到，如何在法庭争论中找到最好的论点。因为他，中世纪的人们也接触到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学，并对音乐与数学之间神秘的和谐关系有了形而上学的推测。他还翻译并评论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著述，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这是一本对亚里士多德著述的导读。在中世纪非常流行波爱修斯的作品，亚里士多德因此进入了基督教的思想世界。他教育当时的人们如何追踪因果关系，揭示矛盾和找到正确的结论，以及如何有序思考。

正如这种情况一样，古人的著述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转手到中世纪读者的手中。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几乎完全通过拉丁语翻译以及古罗马后期的学者卡尔西迪乌斯（Calcidius）对它的评论而得名。马克罗比乌斯版的《西庇阿之梦》和他的《农神节》将托勒密的世界观传递到了中世纪早期。公元5世纪上半叶，北非修辞学家马蒂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向拉丁欧洲人传递了毕达哥拉斯和阿利斯塔克——此前提到的哥白尼之前的哥白尼主义者——的宇宙论。

诞生于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港的作品《博物学家》（Physiologus）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直到巴洛克时期仍然在被人研读。它基于希罗多德和普林尼的作品，在某个章节提到了源自《奥德赛》的海妖，以及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成群结队出现的半人马。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关于“如何捉住一只独角兽”的线索——人们要将它的头放到处女的膝盖上——以及最好通过燃烧大象的毛发和骨头来驱散邪灵和恶龙。这部作品和希罗多德或普林尼的作品一样，都在激励人们勇敢走向远方，见证那些被描述的事物，去找寻黄金和珠宝。

然而，那场始于黑海，并在学园、斯多葛派和缪斯庵中得以发扬延续的关于上帝和世界的伟大对话，却首次几近完全失声。它最重要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蓬勃发展的城市、机构，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庇护。一两个小国王根本无法取代罗马的大财主们，包括那位居住在克罗地亚、宝箱塞满了塞斯特提[25]的皇帝。凤凰在大教堂学校、罗马宫殿以及高卢别墅中找到了稀有的筑巢点；主人为它雇用奴隶，抄写和诵读古老的文本。它也在主教的宅邸中获得庇护，尽管公元480年前后的一份主教生活指南显示，主教依然被禁止阅读“异教书籍”。这只神奇的鸟儿在基督教虔诚信仰的中心——修道院中定居下来。

卡西奥多罗斯，这位波爱修斯的继任者，正是前文提及的在信件中讲述了威尼斯环礁湖生活的作者。由他创办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斯奎拉切，这是基督徒的图斯库鲁姆城：既是修道院，又是学院。这位创始人对此地颇为赞赏，这里地处佩伦内（Pellene）近郊，从而得以灌溉花园，为磨坊提供动力，为鱼类养殖提供水源。修道院因此得名“维瓦留姆”，意为“供应新鲜渔获的生态园”。即使是夜间，这里也有人值守，以油灯照明。人们在白天用日晷显示时间，晚上和阴天则用滴水钟（klepsydra，也叫“滴漏”，通过水滴数计算小时）。因此，祈祷时间从未被错过。治愈疲惫身体的浴室，好比滋养精神的图书馆。创始人大力鼓励人们交换手稿和复制手稿，因为这种工作最不吝赞赏。这里收藏的大部分作品的作者都是基督徒作家，奥古斯丁也在这些作家中享有崇高地位。荷马，以及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包括医生盖伦都是其中的代表。许多希腊文本都是由这位修道院的创始人翻译成拉丁文，他自己就掌握了这门所有在罗马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的语言。拉丁文学经典的范围涵盖了从恩纽斯、泰伦提乌斯、普利尼、西塞罗、塞涅卡和昆体良到马克罗比乌斯。人们甚至可以在其中找到贺拉斯和维吉尔、瓦罗、科鲁迈拉（Columella）、撒路斯提乌斯，甚至是异教徒卢克莱修。

卡西奥多罗斯的机构，即“人文和世俗科学的课堂”，是世俗科学融入现代学校的先驱。其课程规划细分了神学和世俗科学的科目。前者还包含地理，因为它有助于确定经文中提到的地理方位；后者按照“七艺”[26]进行划分，分为“三艺”和“四艺”。“三艺”指的是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艺”指的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这些经典科目主要是通过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哲学与墨丘利的婚礼》获得最终确认，其中还顺带讲授了中世纪关于比喻的文学技巧。就这样，这些“艺术”（artes）以七个伴娘的身份登场。

借助生态园的模式，修道院“另外的可能性”也得以实现：它想要招收能工作、阅读和写作的修士，而不是骨瘦如柴的苦行僧或沉湎于自我的隐士。但这种可能性依然是个例外。几个世纪以来，神学和宗教仍然是所有学识严格意义上的权威。修道院的围墙为此给它们建造了庇护之所。对于古代史学的兴趣让位给基督徒救赎历史的取向，因为它已经对自始至终的一切全然知晓。希腊人对新事物的热情与刨根问底的探索欲，几乎没有显现：他们探寻奇迹，努力破译自然现象的隐含意义。

整体来看，西罗马帝国破碎的土地上继续复写、翻译和评论文本的传统代理人圈子依然可以一眼望尽。其中一位是塞维利亚的主教伊西多尔（Isidor von Sevilla，约560—636）。他在中世纪被广泛阅读的作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本是《词源学》，对词义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独到的解释——是对他所处时代依然可以了解到的所有古代知识的总结。这本书几乎涉及了一切事物：医药、动物学、手工艺、异教学说、怪物学、戏剧、服饰和矿物质、宇宙学、创造秩序、家居用品和自然法则、时间计量、神学、建筑学和历史学、文学史和圣经诠释学。

为后人学习而书写

欧洲的基督教化主要是“从头脑中”建立起来的。一位酋长或统领受洗后，他的臣民也会照做。例如，克洛维一世宣布自己成为基督徒（罗马教派，而非阿里乌教派）后，据说他的追随者中就有3000人紧随其后。社会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宗教，因为它制定了社会秩序模式，并为其提供了依据。宗教的圣水使权力变得神圣，赋予其合法性。受洗的统治者能够通过与基督教欧洲其他成员间的联姻和赞助关系将自己与其他家族联合起来。他们的国家向有所裨益的传教士开放：宣扬救赎和著述，传播文化和管理艺术。

伴随基督信仰的发展，修道院也得到进一步扩建。公元6—15世纪，它们的数量成倍增长，从大约1000座增加到超过2万座之多，成为学问和知识的继承地，对文艺复兴的兴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瘟疫在城墙之中肆虐、国家被遗弃之时——许多外来的欧洲征服者虽骁勇善战，却对耕作和播种一窍不通——僧侣们依旧守信。在祷告间隙，僧侣们从不懈怠，一直待在书写室（scriptorium）内记录和书写，直到他们两眼昏花、背驼腰弯、手指僵硬。经验丰富的抄写员可以每天写7页，每页25行。“书写吧，书写者们！后代要学习！”（Scribite, scriptores! ut discant posteriores!）这个铭文据说激发了里拉圣母院书写室的僧侣。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传承了教父们思想的故事，记叙了圣徒的生活和关于神迹的故事；他们写下了编年史，将他们的小小修道院世界置于万物初始和人类堕落之间的历史剧之中。这些抄写员得到了画家的帮助，后者大多也为僧侣。书籍装订师用闪亮的金子、珠宝和珐琅片装订《圣经》、赞美诗和祷告书籍，它们耀眼的光彩昭示着内容的珍贵。一些人以其工匠的身份自豪地在微型画上签下他们的名字，另一些人则难忘他们写作的痛苦。“羊皮纸都写完了。”一个人呻吟道。另一个人则说：“谢天谢地，天终于快黑了！”第三个人说：“我终于写完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给我口水喝。”这抄书的日常也让人想起画家希尔德伯特的咒骂。他和他的助手画下了这个场景，同时用海绵扔向一只在他旁边桌子上啃食面包的老鼠：“可怜的老鼠，你总是引起我的愤怒，上帝将摧毁你！”（插图6）

偶尔这些抄写者也会用鹅毛笔记录下异教的文本。他们由此保持了古人的精神，并将古代作家带到了上帝的神圣领域——虽然往往是无意间偶然的行为。他们将收藏家、百科全书和翻译家的作品抄写下来，使本来已被抛弃的古人的思想得以幸存。当他们抄写波爱修斯的作品时，他们同时也保留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们研究尊者比德（Beda，672/673—735）的作品，也会研读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修道院图书馆，作为周围正在兴起的诸多学派的知识储存地，这里藏有许多古老的文本。从早就基督教化了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传来的修建修道院的浪潮，自公元6世纪以来再次席卷欧洲。

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推测在一些区域仍然存在艰难地求生于寒冷的野外的野蛮人，他们会吃掉自己的父母，与所有可能的异性**，甚至包括与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因此，欧洲究竟是如何从野蛮的边缘获得文明的助推就成了令人惊奇的问题。这首先要归功于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传教团，在末世恐惧盛行之时，他认定这是拯救灵魂的最佳时机。传教团最初的中心位于肯特的坎特伯雷，其主教后来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统领。圣高隆班（Kolumban der Jüngerer，约543—615）是北爱尔兰班戈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在孚日山脉的森林中建立了卢克希尔修道院。而位于皮亚琴察附近、以藏书量丰富的图书馆著称的博比奥修道院，也是在圣高隆班的倡议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圣加仑最初只是博登湖南边的聚居区，由圣高隆班的信徒圣加卢（Der heilige Gallus）建立。根据基里安（Kilian）和卜尼法斯（Bonifazius）的说法，一些传教士对于殉难表现出神圣的热情——一个是在今天的维尔茨堡地区，一个是在弗里斯兰地区。圣高隆班时期典型的修道院分布于欧洲大陆上，它们不受当地主教的管辖，直接从属于教皇。商品的共享性以及对生活必需品的限制催生出了理性克制的生活方式，它使修道院有能力在哲学、艺术和经济领域都做出重大贡献。

有些教友成为古代传统的变革者。怀着一种高度独创的精神，“爱尔兰奥古斯丁主义者”（irische Augustiner）试图解释《圣经》的奇迹，例如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去解释罗得的妻子是如何变成盐柱的。据此，上帝——根据体内与生俱来的盐的自然性质，眼泪将使味道变好——允许它不断增多，直到占据整个身体。根据生命的内在法则，这种物质现在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力求完善其自然本质。于是，上帝的一点小小的干预导致了可怜的罗得夫人被凝结。

爱尔兰作为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凯尔特史诗）的保护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者因此在公元9—11世纪不列颠大陆上爆发大规模入侵之时能够很大程度上幸免于难。许多僧侣——披着长发，画着眼线——前往意大利旅行，返程时在行李箱里装着带回的书籍。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Benedict Biscop）是位于森布里亚的芒克威尔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的创始人，他曾出访罗马不下五次，据推测，主要也是为了收集书籍。经由他或他的继承人赛奥弗里德（Ceolfried），一本豪华精致的《圣经》从卡西奥多罗斯的图书馆一路传至北方。赛奥弗里德在公元7世纪后期完成了三本手抄本，其中一本《阿米提奴抄本》被保留下来。他的微缩画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后期。这为与该地区早期中世纪文化有关的“诺森布里亚的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个论据。它将罗马和爱尔兰联结在一起，象征符号是“鲁斯维尔的十字碑”，上面有拉丁文和如尼文（Runen）。

这种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罗马精神的复苏最重要的代表是大博学者、“尊者”比德。他的文学视野一直从《埃涅阿斯纪》、教父们的作品，到伊西多尔的《词源学》，还包括小普林尼（Plinius des Jüngeren）的信件和与其同名的叔叔（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等。他的作品《论时间的计算法》介绍了确定复活节日期的方法，这一方法对于精确计算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是必不可少的。这部作品促成了在基督降临后的时代的一个突破——“计算学”。它是中世纪最为重要的科学分支的基石，确定了应在何时举行仪式，以便获得上帝的善意。神职人员必须得像魔法师一样精准，以保证魔法的效果。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还存留在英国其他的图书馆内。马姆斯伯里的阿尔德赫尔姆（Aldhelm von Malmesbury，约639—709/710），这位在坎特伯雷研习的学者，熟悉诸如贺拉斯、尤维纳利斯（Juvenal）、奥维德、卢坎（Lukan），当然也少不了维吉尔。这位诗人还在暴风雨围困的爱奥约学习过，那里的人们用市井的普劳图斯和皇帝的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花边故事打发时间。不过只要一场大火，就足以毁灭掉几个世纪的传统。公元477年那场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图书馆（据说藏书量达12万多册）的大火，毁掉了怎样一个奇迹啊！无数的藏书，包括卡西奥多斯和下西诺山的书籍，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消散于风中。

如果希尔绍（Hirsau）修道院的一个教会兄弟想借一本异教的书，又无法明说，那么他有两种表达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他必须像狗一样挠自己的耳后，这是一种异教徒的象征；另一种则是把两根手指插进嘴里，像是噎住了那样。可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并不是到处皆有好名声。虽然那一小群写作的僧侣最终交出去的成果还不少，但与米利都、雅典、罗马和亚历山大港的莎草纸上的书写相比，它还是略显单薄。然而，这单薄微小的记述不久之后就通过涌入西方的新的知识流得以补充壮大：从拜占庭、波斯和印度，随后又从巴格达和其他阿拉伯文化中心那里得到灌溉滋养。这应该足以改变世界了。

伊斯兰的世界大国

大约自公元6世纪中叶之后，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开始对拜占庭帝国进行掠夺式袭击。拜占庭只是暂时性地遏制了他们的猛攻。萨珊王朝的攻势使得拜占庭的部队在南部和东部受到牵制，这也为外族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叙利亚和埃及沦陷了，甚至耶路撒冷也落入波斯人的手中。在极度的困境之中，公元622年起，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对他们发起了几次反攻，稍稍缓解了燃眉之急。即使四年后敌军联盟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围攻（虽然并未成功），也没有吓退他的大胆战略，即攻打敌人的家乡。仅仅一场失败的战斗就可能决定拜占庭的命运。然而到了公元630年，希拉克略成功地重新赢回失去的一切；他将自己发动的战争比作对抗异教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十字军之征”。现代历史学家则认为他在这场赌博游戏中很幸运，并且受益于突厥可汗提供的侧翼保护，以及同时代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民的参与。当拜占庭的希拉克略将从波斯拜火教手中解放出来的基督十字架圣物，一路庄严地带回到耶路撒冷时，希拉克略已经达到了荣耀的顶峰。在人口稀少的巴尔干半岛，形势似乎也转而偏向拜占庭人。当阿瓦尔帝国内部因混战而解体之时，斯拉夫人却在此安定了下来。暴徒转变成农民，敌人变为盟友，异教徒转信基督。拜占庭首次取代了阿瓦尔人，成为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者。但一个新的对手又崛起了。在波斯的攻击平息了几年之后，阿拉伯部队入侵了拜占庭的领土。

在阿拉伯人崛起初期，主要的人物是公元570年出生于麦加的穆罕默德。他是一个从麦加来的商人。那些他声称由加百列天使亲自传达的信息，集结成了“神圣的《古兰经》”。毫无疑问，信徒认定他是上帝的使者，用阿拉伯语说，即“安拉”。穆斯林的书籍中并不乏希腊、波斯的萨珊王朝的文化，尤其是《圣经》的传统。耶稣在《古兰经》中只是一位智慧的先知，不存在任何神性。现在他处于两个宗教世界中：一个把他当作上帝，另一个把他还原成了他自己。

公元622年，伊斯兰的时代开启了。在这一年，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从麦加前往耶斯里卜，后来那里被叫作“麦地那”（madinat annabi），即“先知之城”。这里居住着许多犹太人，显然比麦加更适合接受一神论的思想，麦加的克尔白天房[27]前居住着各种古老神灵，一系列的《古兰经》苏拉有力地推动了扩张。《古兰经》第二章中的一节就被解释为保卫自己的呼唤：“而在真主安拉的道路上抗争，谁若反抗你们……你们在哪里遇上他们，就可在那里将他们就地正法。”与之相比较，显然第九章第五节是更加明确和更“政治化”的，先知是当时的团体领袖，他说：“人们要在神圣的斋月之后，再将异教徒就地正法。”《古兰经》的确算不上一本单纯的和平之书……

无论是被言辞吸引，还是被武力胁迫，越来越多的部族开始接受穆罕默德的教诲。麦加也接受了他的统治。犹太人则怀着对先知的极度失望，依然坚守他们的传统信仰。此时正试图征服大半个世界的战士之前都是商人、工匠和游牧民族。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军事经验。在拜占庭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斗中，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机会练习用剑。公元6世纪，游牧民族在捍卫拜占庭帝国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受雇于阿拉伯首领。他们拥有的金币也不逊色于以前领导他们的军阀。这些战士缺乏对战术的理解，就用坚定的信仰、道德和机动性来弥补。他们或被奖赏，或被战利品所吸引。对于那些在圣战中死去的人来说，吸引他们的或许是天堂。

直到今天，还有研究在继续讨论伊斯兰早期扩张为什么能够展现出如此巨大的活力。除了宗教的助推之外，体制性的压迫也在推动斗争。只有通过征服，战士才能获得土地，从而保障其忠诚。这与查理曼帝国的情况相吻合，也能解释维京人愤怒的征服、希腊人的扩张，以及波利尼西亚酋长在太平洋岛屿上进行的快速殖民活动。在短短几十年内，阿拉伯人就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被罗马帝国当作粮仓的富裕的埃及。傲慢的萨珊政权被扫除了。在西边，北非（包括马格里布）都归于先知的旗帜之下。在公元8世纪的前几十年，阿拉伯和柏柏尔军队就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受困于王位斗争的西哥特人政权——为对抗一个篡位者，他们自己招来了阿拉伯人——也没落了。托莱多则是还没有抵抗就陷落了。“直布罗陀”（Gibraltar）这个名字就是为纪念这些进程。它指的是“Gabal Tariq”，即“塔里克山”（Berg des Tarik），代指入侵军队的领导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渴望土地的定居者一路跟随士兵。在东部，他们赢得了印度河、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地区。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就是穆斯林战胜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胜利纪念碑。“上帝太伟大了，甚至无法容许拥有一个儿子。”这个颇具挑衅的声明被马赛克工匠一笔一画地拼贴到了墙上。

这一迅速取得的成功，也受益于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在数十年的斗争中彼此消耗。而且，这次扩张可能并不像中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所描述的那样暴力。宗教信仰再次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凸显了其重要意义，它在当地酋长国和皇权之间建立共同基础，给予其有约束力的指导，并树立了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只信服一个神，承认穆罕默德是其先知；在规定的时间内每天祷告五次；至少要为穷人缴纳税款来展现慈悲；在斋月期间要禁食；要前往麦加朝圣。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对于穆斯林信徒来讲也是共同的，虽然不同的学校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它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标准的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法律秩序。

伊斯兰教的分裂状态备受诟病，至今依然没有解决，其原因之一是《古兰经》里没有透露如何确定领袖哈里发——穆罕默德的“接班人”。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公元632年爆发了一场斗争，最终导致了公开的战争和分裂。部族纽带和对权力的贪婪比所有呼吁信徒保持和平的诉求都要强烈。与穆罕默德有血亲关系、联姻或者两者兼有，出身于他的氏族或者他的第一伴侣的氏族，都可以作为其成为哈里发的合法性依据。此外，哈里发提供有保护和执行其信仰的资格。

被视为《古兰经》编撰者的哈里发奥斯曼（Uthman，644—656年在位）被谋杀后，出现了两位互相对峙的哈里发头衔的争夺者：一位是叙利亚的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661—680年在位），另一位是奥斯曼的远亲阿里·本·阿里·塔利卜（Ali b. Ali Talib，656—661年在位），他是先知的堂弟，也是其女儿法蒂玛（Fatima）的丈夫。在幼发拉底河畔的绥芬（Siffin）之战中，阿里在作战期间与穆阿维叶求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并不愿接受这一点。他们的分裂导致了哈瓦利吉（Kharijiten，意为“出走者”）派的出现，他们为纯粹的伊斯兰教而战，对抗倭马亚的哈里发。随着公元661年哈瓦利吉派暗杀了阿里，并杀死了他的儿子侯赛因（Husain），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以有利于穆阿维叶的方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倭马亚王朝，这个家族在麦加一直属于先知在麦加的反对者之一。与阿里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倭马亚王朝的追随者们认为穆罕默德的三位最初的接班人是“名正言顺”的，因此倭马亚的哈里发也是合法的。与此同时，他们援引了“伊斯兰教教规”，即先知的规范性言行。在阿里的追随者中出现了“什叶·阿里”（shiat Ali），即什叶派[28]的前身。对他们来说，只有先知的血才在过去和现在都被认定为合法性的证明。在一个容许一夫多妻制和纳妾的社会中，它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穆斯林之间的许多内战似乎更像是手足自相残杀的战争。直到今天，它们时不时还会溅起战斗的火花。毕竟，教派间的矛盾随时都会一触即发。与之前的战斗不同的是，现今武器的影响力上涨了千倍。

当逊尼派[29]要保全作为一种信仰团体的统一性时，什叶派却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关于他们的伊玛目（Imam，意为“领拜人”）的继承总是存在争论。伊玛目是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威——一个对《古兰经》教义的真知有隐秘知识的圣人。对于什叶派来说，很明显，一个有价值的候选人必须让阿里在其族谱中成为一个光辉的形象。然而，考虑到他繁多的后代，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此外，一群什叶派教徒，即十二伊玛目派，提出一种说法，认为真正的伊玛目并没有死，只是被带到了他那儿。在时代终结时，他——马赫迪（Mahdi）或阿尔卡伊姆（al-Qa'im）这位“名正言顺者”——将会回归，并带来一个正义的王国。自从公元874年第十一任伊玛目去世以来，直到今天，什叶派信徒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等待那隐遁的第十二位伊玛目继承人的归来。对于其他什叶派分支，如五伊玛目宗或扎伊德派，“他们的”最后一位伊玛目，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继承。但后人多认为他们被误导或受骗了。

逊尼派、不同派别的什叶派，以及不断分裂的哈瓦利吉派，只是被提及的主流伊斯兰教派。在整个伊斯兰的历史中，马赫迪都被看作导师、被驱逐者和隐藏者。从他们的信徒中发展出各种派系，例如卡尔马特教派或伊斯玛仪派。另有许多穆斯林属于神秘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即苏菲派兄弟会。苏菲派[30]以其显示清贫的朴素袍子命名，名字中的“suf ”的意思是“羊毛”。禁欲苦行者、狂喜者[31]和神秘主义者都可以在先知的追随者、文人和不少异端分子中找到。许多人鼓吹柏拉图的哲学，它允诺了灵魂与上帝合一。然而，《古兰经》所具有的诗意力量似乎只有通过天使的旨意才能证明其起源，它已经为所有穆斯林塑造了法律、秩序、文学、科学和教育体系。

穆斯林向北进军以失败告终。公元732年或733年，在图尔附近和普瓦捷的战役中，他们连穿越这片土地一分钟都几乎没有。或许胜利者法兰克人查理·马特（Karl Martell）——他的别名“锤子”是在公元9世纪时被赋予的——并未阻止什么大规模入侵，而不过是阻止了穆斯林部队的一次突袭。对先知的战士来说，征服那荒凉且相对贫穷的高卢人，似乎并不值得称颂。阿拉伯编年史虽然认为这场战役无足轻重，但同时期一位居住在科尔多瓦的基督徒记录道，“欧洲人”给予了安拉的儿子们还击。这或许是欧洲人第一次被赋予一个身份认同，已经显示出与作为“他者”的非基督教徒的穆斯林们的对峙。

经过血腥的冲突后不久，公元750年，因继任者争夺而衰落的倭马亚王朝被推翻。哈里发的皇冠被胜利的阿拔斯家族收入囊中。先知的血流淌在其成员的血管中，使其具有合法性。有了哈希姆·伊本·阿卜杜勒·马纳夫（Hashim ibn Abd Manaf），阿拔斯王朝就可以宣称一位穆罕默德的曾祖父是自己的祖先。倭马亚的一个分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长久以来未受中央影响的遥远的西部——仍处于阿拔斯的哈里发的统治之下。这里目前只有“绿色西班牙”，即位于西北地区未来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对先知的战士进行了抵抗。

唐代的中国与哈里发帝国这两个中世纪的超级大国之间唯一的对抗发生在位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怛罗斯，那是在倭马亚统治倒台之后的第二年。阿拔斯的苏丹在这里袭击了由中国军队领导的中亚军队联盟。胜利打开了亚洲的中心，突厥人定居在那里，信奉伊斯兰教。顺便说一句，与中国高度发展的文明的接触为穆斯林带来了一种媒介的知识，这种媒介以后将帮助希腊的学术研究和欧洲科学向全球传播。据说是关押在怛罗斯的中国俘虏出卖了造纸技术。也有可能此前的索格德商人就已经将造纸知识传播到了西方。在中国，这种材料可能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在使用。它对世界的改变远胜于千百次战役。纸张易于生产且价格便宜，特别是不久后人们想出了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方法之后。

阿拔斯王朝的规模阻止了它长期的集权化。伊斯兰内部的分裂是与宗教分歧和政治权力矛盾相结合的结果。分裂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政治权力局面，是因为它削弱了整个伊斯兰的普世主义。早期的穆斯林帝国从未获得过与中华帝国或罗马帝国相同的内在凝聚力，它只是在规模上一时超过了这些帝国。阿拔斯王朝维持了哈里发帝国五个世纪之久，但它留下的影响却急剧减小。它的统治通常只是松散的宗主权，是通过联合当地掌权者和部落首领的执政而实现的。哈里发能够收获权力与辉煌的基础是国家土地，随着征服的增加，其领土范围也在扩大，虽然可以确保国家权力的垄断，其资源却不足。

在怛罗斯会议召开之前，帝国内部的权重已经向东转移。来自以印度和中国为中心的远东贸易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在最后的倭马亚时代，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在公元762年，第二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布·加法尔·阿尔·曼苏尔（Abu Dschafar al-Mansur）将其住所从叙利亚（当时倭马亚政权的前中心），搬到了一个新建立的城市。他称之为“和平之城”，即后来的巴格达。

这名字却名不副实。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r-Rashid，786—809年在位）在《一千零一夜》中出现过，他的儿子们就爆发了争夺哈里发宝座的斗争。在纷争不断的巴格达，一位同时期的人写道：“看看巴格达吧！悲惨的麻雀在那里筑巢/它们没有巢穴……/看看它被围困了，过来看看吧/满腹屈辱，它骄傲的男人们被围困了。”王座上的胜利者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只能费力地保住哈里发之位。他的继任者穆阿台绥姆（al-Mutasim）宁愿将其宫廷迁至巴格达以北100千米的萨马拉。这里建起了豪华的住宅和城市，50多年来，统治者一直驻留于此地，直到巴格达恢复昔日的辉煌。

公元946年，哈里发处于白益政权的统治之下。白益是一个好战的氏族，他们征服了里海和波斯湾之间的统治集团。他们招安了先前的统治者，仅是为了赋予篡权合法性。在这些新的统治者的统治下，白益政权绽放光彩，被誉为“白益文艺复兴”。神学家、律师和作家以每周两次的频率聚在巴格达的宫殿和花园中，后来在人文主义的佛罗伦萨则是共同讨论哲学和文学。受欢迎的讨论场所还包括庭院或纸张和书籍市场。除了穆斯林之外，还有基督徒（仅在巴格达就有11座修道院）、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萨比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在一个通常不够友好的世界里却形成了和平对话的岛屿。一个虔诚的安达卢西亚人在10世纪末访问了巴格达，便震惊于这里有如此多的理性探索。

在此期间，行政官、军官或大富商却在远离首都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朝。他们通常以酋长、伊玛目、苏丹甚至马赫迪自居来施行统治，哈里发的头衔反而不再神圣。在东方，波斯文化得到了发展。它保留了前伊斯兰传统，融合了新进的阿拉伯文学，并赋予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独立的建筑样式。在公元9世纪下半叶，西西里岛落入西部的阿格拉布王朝——这是一个从阿拔斯王朝分离出来的王朝——手中，然后他们统治了马格里布的东部。叛逃者称其在凯鲁万附近聚居的城市为“阿巴西亚”（al-Abbasiya）。与拉丁欧洲毗邻的地区，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和北非法蒂玛王朝的统治政权同时崛起。后者的名字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在其家族的谱系中也有所记录。他们是转向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教徒之一——此教派认为第六伊玛目的儿子伊斯玛仪才是真正的伊玛目。他们的帝国从马格里布延伸到埃及，再到叙利亚和也门。他们于公元969年建立了被称为“胜利之都”的开罗，将其作为一个新的聚居城市。他们从阿格拉布王朝手中赢得了西西里岛，在该岛上几乎一直统治到1053年。当他们自己的酋长从卡尔比滕氏族脱离出来独立之时，他们又一次失去了西西里岛。

拜占庭的没落，法兰克的崛起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伦纳（Henri Pirenne，1862—1935）认为古代与中世纪断裂的标志并不是“民族迁徙”，而应该是阿拉伯人征服时代的到来，但这个观点如今遭到了驳斥。伊斯兰扩张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对拉丁欧洲的西部而言，绝不像皮伦纳认为的那样严重。并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如皮伦纳所认为的那样，是伊斯兰的扩张造成了公元7世纪地中海贸易的衰落。皮伦纳的论点是“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大帝”，他指出地中海经济和文化统一遭到破坏是欧洲政治中心向北转移的原因。然而，新的对手的确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因频繁的皇位纷争和权力斗争而分崩离析的拜占庭帝国。无论如何，它不能阻止西方自治国家的形成。

意大利一直处于拜占庭势力的边缘。自公元568年以来，伦巴第人就一直定居在波河河谷和贝内文托之间。帕维亚被视为皇城，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Spoleto）的领地都由一位公爵统治。罗马也受到了威胁。在绵延的奥雷利亚城墙之内，畜牧养殖，以及粮食和葡萄种植开展了起来。那些有办法的人，尤其是有钱人和受过教育的人，要么成功逃到君士坦丁堡，要么当牧师谋生。普通市民文化正在消失。此时的情况要求人们自救，就连教皇格里高利都从主教国库中拿出钱来支付驻罗马的拜占庭军队的薪水。他的继任者开始试图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那些部队的首领也必须以土地来封赏。这就产生了当地贵族，他们很快陷入相互混战，教皇死后，他们就争夺继承权。许多教皇都像一个黑手党家族的首领，击败了他的当地小贩。罗马教会拥有的庞大财富也还总能给忠诚的追随者们提供好处。如此才出现了较长久的政治模式。教皇裙带关系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另外，在拉特兰（作为教皇的罗马主教的官邸）周围，基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原则建立起合理的管理制度。因为格里高利的大力支持，流传下来的档案数量明显增加。从公元6世纪开始，记录教皇生活和事迹的《教宗名录》中的内容条目也变得越来越翔实。

当穆斯林们在星期五祈祷并向他们的哈里发祝福时，罗马人则在每一次教皇的弥撒上为巴塞勒斯祈祷。即使新当选的教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巴塞勒斯的确认，但他的影响力却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壮阔的拜占庭文化还在散发光芒，存继于希腊修士居住的一些修道院中。希腊商人主导了贸易，希腊的圣徒成为教堂的赞助人。但是有迹象表明，东罗马的文化影响力已经日渐式微。甚至自公元6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以来，东罗马的钱币模型都显白。像执政官这样的古罗马头衔取代了拜占庭的头衔，拉特兰宫被扩建为富丽堂皇的住所。附近可容纳1万名信徒的方形大教堂应该是基督教世界所有教会的“统领和母亲”。拉丁语也打败了希腊语而成为广泛使用的礼拜语言。此外，还出现了与拜占庭风俗背道而驰的仪式。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日渐疏远也体现在教条纷争中，它们一如既往地围绕着基督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展开争论：相较于《圣经》禁令，圣像在基督教崇拜中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呢？皇帝利奥三世（Leo Ⅲ）似乎在公元726年就已禁止使用圣像。但是，该禁令在罗马并未得到执行。教皇格里高利曾提出支持圣像的观点。圣像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使不太会阅读的人也能够了解救赎的故事并记住它。此外，圣像可以促进人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恭敬。这种观点在基督教界广为流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圣像之争由于社会矛盾激化而升级为权力斗争，并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支持圣像的修士和族长的胜利而告终。这也是东罗马帝国在与宗教神职人员的对抗中所遭受的为数不多的失败之一。东方因此仍然是可以使用圣像的国家。

罗马教皇通过与法兰克帝国的结盟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几乎在阿拔斯王朝崛起的同时，加洛林王朝也成功地逐步扩大了其统治范围。其根基在于宫廷大臣部门的出现。其执掌者最初掌管王室事务，后来成为有影响力的顾问，并最终成为国王的竞争对手。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三世干脆罢黜了最后一位墨洛温国王。罗马教皇在公元751年为朝代的更替献上了自己的祝福。同年，伦巴第人占领了拜占庭的飞地[32]拉文纳。三年后，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an Ⅱ）拜访了法兰克王国的丕平以寻求援助来抗击伦巴第的侵略者，并为他涂油祝圣，从而为他的王权加上了神圣的光环。丕平答应了教皇的要求，在战役胜利后，他将自己广泛的领土都交给了教皇，包括辖区拉文纳和先前伦巴第的公国斯波莱托。

这一慷慨的举动似乎是“君士坦丁的捐赠礼”的序幕，它是足足一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纸证书，声称君士坦丁大帝在麻风病得到了奇迹般的治愈后，出于感谢，将皇室徽章授予教皇西尔维斯特（Silvester）和他的继任者们。他还赠予拉特兰宫对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和西部的所有行省和城市”完全不亚于整个西部的统治权。这最厚颜无耻的伪造，也是中世纪最臭名昭著的伪造，竟与真实法律行为一起为教皇国提供了法律基础。

其他的一些战役，其中包括并吞阿基坦公国，则加强了加洛林王朝的地位。在丕平的战役之后，伦巴第残余的政权被丕平的儿子，即继任者查理（Karl，768—814年在位）摧毁，只有贝内文托幸存下来。查理粉碎了阿瓦人的统治；一支拜占庭的入侵军在卡拉布里亚被歼灭。经过30年的战争后，异教徒撒克逊人被战胜了。当法兰克人推倒撒克逊人神圣的“支撑一切”的伊尔明柱（Irminsul），以此拉开战争序幕之时，他们的神却袖手旁观。成千上万的人被查理大帝处决或重新安置。他的战士后面还跟着传教士。在西方，加洛林人的影响仅仅止于大西洋沿岸。在对抗科尔多瓦酋长的战争中，查理通过西班牙边戍侯国，即一系列县城巩固了他的帝国。其中的巴塞罗那和阿拉贡〔当时称为“贾卡”（Jaca）〕隐藏着未来耀眼的锋芒。

从阿瓦尔帝国的残垣断壁中，发展出摩拉维亚和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的可汗克鲁姆（Krum）甚至曾试图夺取东罗马。在赢得一场战役后，他用掉落的拜占庭巴塞勒斯的头颅喝酒。随着克鲁姆在公元814年去世，皇帝利奥五世（Leo Ⅴ，813—820年在位）为拜占庭赢得了胜利，重新拯救了东罗马。同时，随着保加利亚国家政权的诞生，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国。在该世纪的下半叶，“保加利亚”成为基督教国家。西蒙大帝（Symeon der Gro?e）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半个希腊人”，他在公元893—927年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他命人将神学著作翻译成斯拉夫尼克语。其中还混入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关于人类解剖学奇迹的些许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