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5：《地牢中的波爱修斯和哲学寓言》

出自：彼得·科莫斯（Peter Comestor），《讲道……》，13世纪初，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帝国与共和

“没有尽头的帝国”真的覆灭了。当奥多亚克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的华服送往君士坦丁堡时，附了一句评价说，西方人不需要皇帝了。但时人和后人都没有将此话当真。从这个庞大的世界帝国的灰烬中所生长出来的神话传说，启发了后世两千年。对于现代的欧洲来说，再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讲述了。难道罗马还没有说明帝国的消亡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吗？一个希望人类在和平中生活的梦想，一个“世界大国”的幻梦，似乎曾在某个时刻真的存在过。普林尼曾经称意大利为“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故乡”。罗马，这个庞然大物，代表着无可估量的权力。在罗马帝国覆灭一千年后，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望着位于柬埔寨吴哥窟的宏大庙宇时感慨道：“如此的世界奇迹，也只有古罗马人或者亚历山大大帝才能建立吧……”

基督教神学很难想象一个不同于罗马帝国的世界秩序。罗马覆灭，即世界覆灭——对此深信不疑的不仅仅是提出这一说法的拉克坦提乌斯（Laktanz）。另外一种思想掷地有声地认为，地球总是需要一个帝国作为统领。这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撑是一段在《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经常被引用的段落。该段文字以庞大帝国的次序来展开教义。第四个帝国在其末期必然被第五个取代。每一个时期是哪一个帝国都有相对应的阐释。在基督教时期，许多《圣经》的批评家都认为“第四帝国”指的就是罗马帝国。即便有时帝国的数量会无端缩水到三个，也没有削弱这一模型的说服力。像罗马帝国那样壮丽的历史油画还一直矗立在欧洲统治者们的眼前。它传达了一种帝国的意识形态，鞭策着人们去赢回失去的东西，或者至少不要重蹈覆辙。意大利陷落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们也还在对着鬼魂起誓。

罗马的神话还有另一面。除了帝国的幻影，关于共和国的讲述也还在继续流传。那幅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画卷向农民展示了如何耕作农田——传奇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出身于耕作中的农民，之后才成为独裁者——辛勤劳作的农民、纯真守节的妇女和受人尊敬的教士，还有穿盔戴甲的士兵：恪守道德的人民珍视祖先的习俗。这个伟大的时期涌现了大量道德高尚、热爱自由、忠心爱国、无惧牺牲的典范。文艺复兴的艺术常常使用这些画面作为教育范例：比如莫丘斯·斯卡沃拉（Mucius Scaevola）在伊特鲁里亚国王波森纳（Porsenna）的监视下将拳头放进焚烧牺牲者的火苗中，以此来昭示自己不畏严刑拷打与死亡；或是马库斯·库提乌斯（Marcus Curtius）展示他如何与马一起跨越集会广场上裂开的深坑。这深坑只有当罗马献祭了它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祭品——罗马人的英勇与勇气——之后才会重新合上。天神们也如传说所言，接受了这献祭。

共和国的历史给予了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布匿战争同时代的见证者波利比乌斯以素材，来解释罗马的崛起。他推测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出于对于神的恐惧、命运女神堤喀（Tyche）[13]的把戏，更是罗马的英明决策。如果说“共和国”的概念与“国家”“共同体”“国力”毫无二致，可以说，它在现代就是“民主”的口号。由此能看出这一神话的力量与这个被理想化了的典范所散发的魅力。罗马共和国制定的宪法凭借其在行政官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为后世的政治架构提供了榜样。雅典的民主和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关于理想共同体形式的理论反思也为此做出了贡献。通过波利比乌斯之口，政体的循环学说在其制定与表达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此学说，君主制必然走向暴政，贵族阶层将变为寡头政治，并且民主将沦为众愚政治，沦为乌合之众的统治。波利比乌斯认为像罗马这样的混合宪法才能经得起考验。

古希腊罗马就以这样的方式将民主的理论与现实带进了世界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驱赶它，至少作为一种可能性，它持续到今天。在前民主与文明社会的历史中，充盈着从希腊和罗马那里发展并得以深入反思的极其丰富的演说文化。西塞罗——他被不恰当地赋予了“修辞学的赫伦尼乌斯（Herennius）”的称号——以及昆体良（Quintilian），都是古希腊罗马时期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的最伟大的演讲艺术大师。

城邦、雕像、法律

罗马的物质遗产非常丰富。中世纪和近代仍然可以看到耸立着的雕像和纪念性建筑，神与英雄们广泛扎根于人们的大脑与心里，并在现代变身为艺术的“玩具”。罗马留下了字体和墨水、建筑和酿酒、各式家用器具和货币。源自哥特语的单词“kaupon”（经商），正是德语单词“kaufen ”（买）的由来。这让人不禁想到，那些“野蛮人”或许第一次接触这种经济技术是在小酒馆里：它的词源是“caupo ”，意为“酒保”。熟悉建筑领域事物的德国人都知道，相关词汇的基本概念都具有拉丁词源——“水泥”源自“caementum”；“墙”源自“murus”；“石灰”源自“calx”；“砖头”源自“tegula”。关于罗马城镇规划和工程模式的重要性已经无须赘言了。甚至地理学也被罗马垄断了：通过国家邮政、通信系统和那些笔直的街道——其中一些还使得中世纪的旅行变得便利。古罗马国家的月份名称取自罗马，周名及其顺序则根据行星确定。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年都还会遵循恺撒制定的历法。“恺撒”也是“皇帝”和“沙皇”两个单词的源头。

如果说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欧就出现了像中国的城市一样的拥堵现象，根据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说法，这主要归咎于罗马人。超过2000个城邦挤在帝国的边界线内。在罗马统治者的统治之下，民众从未听说过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成就。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评价说，恰恰因为他们，罗马帝国不同于波斯帝国。部分高卢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不列颠和德日耳曼尼亚，从古罗马引进了他们的城邦，皆可视之来源于罗马军团。许多城市是从被征服者的军营或根据地直接发展起来的。他们首先便是从征服者那里学到了什么是所谓的“城市文化”，范围从木结构的定居点到一些较大的公共建筑，一直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等世界大城市。美术、科学和哲学、喜剧和悲剧，以及文学，都把城邦作为舞台。甚至一些行省还拥有图书馆。在奢华的温泉浴场里，有供俱乐部集会的讲堂。体育馆通常会配备洗浴设施，是集教育、体育锻炼和谈话为一体的场所。这在东部如此普遍，以至皇帝图拉真曾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希腊的年轻人喜爱体育馆。”

如同之前的希腊，大城市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一如既往。人们攀比哪里拥有更多的居民，哪里拥有最美丽的建筑，哪里拥有最强大、最伟大的神明。若是哪里拥有一座供奉君主的寺庙，那么它所在的城市就足以被称作“大都市”或“最伟大”“第一”的城市。在这些基础供应设施中，多亏了温泉浴场、水管和下水道，直至今天，罗马城市所达到的卫生标准都是许多亚洲或非洲的社区所梦寐以求的。欧洲学会了如何将权力和信仰转化为石头：大教堂和宫殿，胜利柱和凯旋门为政治建筑提供了词汇表，这些词汇如同在过往的所有时期一样，直到20世纪都依然被广泛使用。罗马的法律作为一座具有突出意义的“精神供电站”将被铭记，正如它的语言——拉丁语是迄今为止帝国最重要的遗产。正是拥有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的文化、法律和制度的遗产，欧洲才会在经历了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的深刻过程之后，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国家形态。

没有一个古老的文明像罗马人那样被理性地组织起来。皇帝一时间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帝国掌握了雅典和亚历山大港的知识，并且能够调用一台高效运转的军事机器。帝国的建造者们做了一些前所未闻的事情：发明了地暖；建造了巨大的渡槽、污水处理系统和桥梁，其中一些今天仍然存在；工程师建造了锯木厂和帆船；学者们手里握着书籍的前身——古抄本。然而，真正重要的理论革新并没有出现。罗马的农业理论在古代是无与伦比的，但直到新的土地耕种模式——三年轮种技术直到中世纪才繁荣起来。罗马知道古希腊的自动装置和阿基米德的“希腊火”[14]，但始终没有提出过使用蒸汽动力的想法，例如用来射击发射炮弹；虽然了解镜头的放大倍数，却从未构建过任何望远镜。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帝国的条件不利于发明：是不是发明的时机始终未到，所以欧洲最终等待了1500年才开始利用蒸汽动力？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是不是因为罗马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希腊，第二个阿基米德？

蜜糖与毒药：基督的遗产

一项罗马帝国后期的馈赠，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世界，那就是基督教。古希腊罗马后期出现了越来越多在教条上趋于顽固的基督教变体，随着古希腊罗马后期的到来，它抵达罗马东部和北非地区，直至跨出帝国边界，经过萨珊波斯——在那里，基督教臣服于琐罗亚斯德教[15]——一直到达中亚、印度南部和中国。要铭记基督教遗产对于欧洲的意义，首先要看到一个人，他就是基督教在保罗之后最为重要的遗产管理者：出生于公元354年的奥古斯丁。自公元395年后，他担任北非希坡地区的主教。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世界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神学。他精通希腊哲学，并借此开始了他作为演说家的生涯；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异教思想家是柏拉图。只要稍加改变一些词句——奥古斯丁曾写道——柏拉图主义者就可以转变为基督教徒。他的许多著述都提及对肉体的贬低——这在大多数宗教中颇为常见——可能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对灵魂的讴歌，也可能是反映了摩尼教中对于所有物质的妖魔化。后来的教会神职一直支持他，此后却又与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皈依的过程在《忏悔录》中有所描述，里面充满了对于信仰和罪孽的忏悔，是所有自传的开山之作。

奥古斯丁的主要作品《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受到阿拉里克征服罗马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为基督徒辩护，反对那种认为对旧神的背叛引起了这一场灾难的观点。相反，罗马人应该为自己的陷落负责。他从《圣经》的经文中推论出他们的众神实际上是在创世初期堕落的天使，现在化作了游丝的气息，极尽所能地欺骗和**人们，甚至是诱骗他们与之发生性关系。他从《圣经》和柏拉图式教义中拼凑而成的粗糙理论，为千年后的猎巫运动奠定基础，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另外，奥古斯丁通过将它们置于天使的层级，来拯救其亲切的神性，从而助力于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生。《上帝之城》不仅仅是一份文稿档案，还记录了奥古斯丁脱离其曾经的领路人——已经被烧死的摩尼教创始人摩尼——的过程。在摩尼的世界图景里，邪恶，即黑暗王国被赋予了对抗光明的自身力量。奥古斯丁提出了反对观点：他信仰的上帝指引万事万物，即使是自然法则也可以随意干预。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国家命运是将基督和信徒联合在一起，尘世的国家、魔鬼的国度被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只有在审判日那天，才能将两者分离，即使是像尼禄这样残忍的暴君，在奥古斯丁的历史观看来，也有其意义及其终极目标。

奥古斯丁的恩典论否定了佩拉吉乌斯（Pelagius，350/360—431）的观点。这位不列颠的僧侣从当时受到哥特人威胁的罗马一路逃到迦太基。他认为人类有自由意志，拒绝原罪的观念。此外，奥古斯丁晚期接受了这么一个观点：据主宰的神的意志，人要么生来就获得永生，要么出生后便落入地狱。他无法靠自己获得救赎。摩尼教中自主邪恶原则被这压抑的主张所推翻，即每个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预先注定。苦难或幸福源自上帝的智慧中自有因果，而非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错误或善行，一切都取决于主给予他的造物们的恩典。只有主才能将他从原罪——通过性行为在人世间传播——中解脱出来。希坡地区的主教把地狱描绘成一个充满无尽折磨的地牢，他仿佛看到，即使是未受洗礼的孩子也在那里被焚烧。

奥古斯丁对人类的观点是矛盾的。人类智慧的三位一体——记忆、洞察力和意志——使得人如同傀儡般有着可怜的宿命，同时又具有三位一体的创造者形象。在奥古斯丁的观点中，生活在这个光和泥土的世界中，就像一次短暂的朝圣，在这之中形成的政治秩序其实毫无意义。较之于永恒的光明王国的期许，甚至是罗马的陷落也无关紧要。当他于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之时，这样的想法可能一直笼罩在他身边。他的城市希坡彼时正陷于一支汪达尔军队的包围之中。

奥古斯丁的神学表明基督教既是希望和爱，同时也是恐惧和仇恨的宗教：对于上帝愠怒的恐惧，对于审判的恐惧，对于恶魔和妖魔的恐惧，对于异教徒、犹太人、持异论者和女巫的憎恨与恐惧——对所有要为这世上的邪恶负责的人，因为他们招致了上帝对国家的惩罚。古代的进步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相较于“积极生活”（vita activa）[16]，斯多葛派的平静与沉思的生活似乎才是理想化的。越来越多的僧侣效仿他们生活。中世纪的基督教并没有屈服于崇拜文化英雄或为发明者建造纪念碑的想法。上帝和天堂取代了城邦或帝国，成为道德体系的基石，因此备受重视。西塞罗在《论国家》的结尾处讲述的“西庇阿之梦”，由于帝国的危机而焕发新的活力。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对此发表了评论，提出了“道德的宇宙学”的说法。西庇阿在此论述中置身于银河系，从这里看向宇宙。地球现在看起来比周围的星体都小，罗马帝国也缩小到了一个微小的点。地球作为一个点，在宇宙中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但同时又颇感安慰的想法，如果说地球尚且不值一提，我们在此期间经历的苦难就更加渺小。

基督教的上帝终于将命运女神带去了卡达雷，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或斯多葛派的淡定态度分别与其相遇。她的曾用名有许多，如Anankan、Fatum、Fortuna、Moira、Tyche、Heimarmene——但没人知道哪个是最早的名字——如今都建立在基督教统治者深不可测的法令之上。它迫使这位喜怒无常的女士进入永久的循环。中世纪的画家和雕塑家接受了这个想法，描绘了命运女神是如何帮助君王夺取权力，战无不胜，却只为最后将其倾覆。只有文艺复兴才能重新解放命运女神：她可以平稳地站在一个球上，尽情肆意地朝着四面八方起舞。

这个有着500年历史、既是蜜糖又是毒药的基督教宗教，以此作结。它用其艺术和记忆摧毁了异教徒的文化。它的一神论创造了普世的主张，却又导致了压迫和战争。为此，它向人民传达了福音信息，传扬了古代哲学和科学。通过传播古老的拉丁语，它向欧洲传授了一门共同语言。它产生“文明化”效应，聆听良心的声音，鼓励自律克己，从而规训言行。并且，福音给世界带来了伟大的思想，虽然少有人能完全据此生活，但它的伟大不因此而减少分毫。它号召施行慈善，宣扬众生平等，提供了反对奴隶制和压迫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