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4：米开朗琪罗，《基督复活》，1521年，罗马，密涅瓦圣母堂
凤凰西飞
其余的一切，源头都在罗马。借助这个从城市中发迹的帝国，东方-希腊文化得以继续传扬，并最终与基督教分庭抗礼。西罗马帝国没落之后，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王朝率先肩负起传承古希腊伟大对话的角色。作为萨拉米斯战役的获胜方，古希腊的文化不再局限于地区性活动，其影响力之广泛，直至今天也没有哪个高级文明能望其项背。古希腊之后，凤凰跟随太阳向西方飞去。
地理的优势为罗马的辉煌事业创造了便利。若没有位于意大利的地理优势，罗马还能成为地中海的统治力量吗？众所周知，其靴子状绵延的海岸线分别朝向东方和西方。意大利是地中海的中心：在夏日的里米尼，早起的人们迎着银色的晨曦畅游；在傍晚的波西利波山丘上，流浪汉望向那不勒斯海湾，看着太阳下沉到由红金色逐渐变为紫色的海里，而伊斯基亚岛和卡普里岛——两座巨大的如独眼巨人般的岛屿——也一起蜷缩其中。
罗马的历史大约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末，其最初的区域毗邻一块穿过台伯河的浅滩，农民与牧民居于此地。伊特鲁里亚贵族——他们的主要聚居地位于今天的托斯卡纳——征服了此区域。这个地方最初的名称是“鲁马”（Ruma），其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330年，它极可能指向某个伊特鲁里亚的家族。全国性的饥荒或许导致了战争，在这个过程中，罗马渐渐成为该地区的统治中心。据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约前59—17）的说法，公元前4世纪，随着萨莫奈战役的打响，罗马人被迫卷入与越来越危险的敌人之间的对抗中。随着公元前3世纪末对迦太基的征服，当时的罗马人最终不自觉地步入驶向帝国的道路。如此看来，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审视大英帝国时的发现——这是精神意识缺席下的突**况——也适用于罗马帝国的情况。实际上，李维所建构的“帝国逻辑”在此后很久才会出现。
马基雅维利将古希腊罗马时期视为充满教育意义且可以利用的宝盒，将罗马的政治视为与被征服和招安的敌人相处的最佳范本。要么就如他在《君主论》第五章所建议的那样，将敌人赶尽杀绝，以绝后患；要么就施与恩惠，与之和解，从而在后世获得相互友好而非敌对的状态。两种方式罗马均有选取：它对维杰或者菲德奈城市民的大屠杀，对迦太基、科林斯和耶路撒冷的摧毁，都是第一种选项的代表；通过保障战败方的自由来实现其和平解放，则是第二种选择。融合的系统总是不断证实罗马人的韧性——如同对凯尔特和迦太基的战役中显示出来的那样。“若没有将战败者视作外族而疏远排斥，拥有精良武器的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还会依然惨遭灭亡吗？”皇帝克劳狄乌斯曾如此质询道，“与他们不同，我们国家的建立者罗慕路斯（Romulus）是如此远见卓识，仅在一天之内，他就将那么多来自敌对方的民族收编为同胞。”罗马帝国的历史教导我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可以取代刀剑与盔甲。维吉尔（Vergil，前70—前19）将这样的政治模式归纳为罗马人所建立的一种方式：统领各族，对抗权贵，保护底层人民。
在诗人和政客们所完成的光辉记述中，罗马共和国藏着可不止这一点真理。和雅典一样，罗马共和国也是通过对话做出决定，而不是听凭一位近似神的统治者发号施令。联盟类似“自由的城邦”，即使是在帝国时期也保有自治权。公元2世纪，在足迹广阔的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Aelius Aristides）看来，罗马帝国依然是一个城邦的共同体，各城市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极大的自治权。一些意大利之外的省城虽然处于执政官员的监管之下（他们可以发号军事命令），却仍然开辟出了不少类似希腊城邦的自由空间。
最终事实证明共和国有一个美丽的错误：它无法平衡社会的矛盾，也无法阻止君主制被颠覆——盖乌斯·屋大维·奥古斯都创立的元首制颠覆了它。在屋大维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大理石砌成的罗马有了雏形。帝国的各个角落涌现了各种方法来建造一个仿照赫楞样式的王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这个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罗马成为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是两千多年来欧洲独一无二的创举。“帝国的**”所呈现出的恢宏景象肯定动人心魄。直到今天，古罗马的废墟依然述说着曾经压倒一切的至高权力，述说着一种与宇宙相联系的世俗秩序。
罗马的希腊情结
随着希腊人的国家在公元前2世纪被划入罗马，希腊之东和后来发展成为拉丁欧洲的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与被征服地区以及相邻文化针对知识与信仰进行的紧密交流，从一开始就源源不断地为帝国提供资产。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元老院下令将布匿人马戈（Mago）的28本农业书籍翻译为拉丁文。在罗马人的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希腊文化的关系。“被俘虏的希腊俘虏了粗野的胜利者，并把艺术介绍给了这个野蛮的拉丁民族。”——诗人贺拉斯（Horaz，约前65—前8）用这样的方式描绘了希腊对于其征服者的吸引力。公元前196年，执政官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宣布希腊人获得自由，从此以后，希腊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备受罗马精英阶层的追捧。一时间，谈论希腊的大师，或是脸上蓄起“哲学家的大胡子”，都是一件相当时髦和具有“希腊风范”（à la grecque）的事。在哈德良时代，甚至连君王自己也跟风效仿。尼禄重申了弗拉米尼努斯所给予希腊的自由；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他的《沉思录》就是用希腊语撰写的——都推崇斯多葛派；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赋予所有哲学家免税的权利。
罗马与希腊文化的关联最初主要体现在大希腊地区（意大利南部城市），尤其是那不勒斯和塔兰托。正是在这里，罗马人认识到了万能之物“金钱”——这个词在当时用的是拉丁词汇“pecunia”，这让人不禁想到最初的交换经济或者罗马最重要的交易商品牲口（percus）。这个希腊单词可能在途经伊特鲁里亚到达罗马时变成了拉丁文：罗马人用字母“c”取代了希腊字母“Γ”（该字母在希腊文字母表中的顺序更靠后）。《十二铜表法》是约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一部法规合集，其中就给出在西方使用字母表的早期例子。在它被颁布之前，三位罗马公民被送至希腊学习梭伦（Solon）的立法规则及希腊城邦的法律。罗马的立法会（罗马人民大会）建造了一座毕达哥拉斯的雕像。作为熟读希腊哲学之人，公务员、军事家及大学者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受恺撒的委托去整理一份涵盖希腊书籍在内的文学合集。
创设传统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埃涅阿斯纪》。维吉尔借此构建出罗马民族史诗。他对前人涅维乌斯（Naevius）及恩纽斯（Ennius）的作品进行了改写，将竞技场的特洛伊逃犯塑造为罗马的建立者。这首诗以古代神话的形式，展示了罗马的过去。罗马及其历史舞台上的演员现身为主神朱庇特操纵的命运的提线木偶。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罗马人很喜欢修辞学家和历史家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os von Halikarnassos）的说法，称罗马是由希腊城邦建立，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希腊人。罗马人还爱用希腊人的祖先来装饰自己。据说，罗马第一位伊特鲁里亚君王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的祖先是科林斯的达马拉托斯（Damaratos von Korinth），是他带来了希腊的手工业者。实际上，来自希腊的陶瓷工人、贸易者、雕刻家和建筑师可能早就来到新兴的罗马建功立业。这里的城市景观与其说是受伊特鲁里亚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受希腊的影响更多。希腊的神灵，从阿波罗、阿芙洛狄忒、阿瑞斯，一直到宙斯，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就被罗马接纳，并因此获得拉丁名字：阿波罗、维纳斯、马尔斯、朱庇特。外来民族和本民族信仰同样的神灵——即便是换了名字——无论在希腊还是罗马，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那些反对希腊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声音只是徒劳。历史学家老卡托（Cato der ?ltere，约前234—前149）是一个贪求利益的奴隶主，同时他还以古罗马道德的化身自居，呈现了一个罗马保守派试图逃离希腊魅力的例子。他迂腐守旧又冷静克制，抵制古希腊文化的光彩和它的宇宙观。然而，与希腊的文化交流始终不断进行，不顾此类抗辩而从未中断。其他与此相关的更为详细的描述涉及希腊的国家理论、数学、医学、自然知识、地理、音乐、天文学和宇宙学所产生的影响。不得不提的就有古罗马作家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靠近雅典的希罗德·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剧场创作的《阿提卡之夜》（Attische N?chte），还有对于罗马人意义非凡的、自公元前240年以来就在台伯河边流传的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及其同行，包括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等其他人，他们进行对话、创作等活动，激动地拥抱自己在首都里拥有的自主自由——尽管也有少数的例外。
罗马的马赛克艺术就是以古希腊为榜样而发展起来的。在意大利发现的伊特鲁里亚墓地画和阿提卡花瓶装饰画的数量多达数千，但这些不过体现了受古希腊启发的绘画世界的冰山一角；在老普林尼或斐罗斯特拉图（Philostratus）的《想象》（Elkones）里，这是一次想象中的穿越那不勒斯河畔的旅行，反映了它们如何得以崛起。对于保存时间更为持久的雕刻艺术来说，则是另一番景象。罗马的雕刻作品几乎是在大批量地模仿希腊的作品——如果不是引进原作（或至少被视作原作）来装潢首都的宫殿或乡间的奢侈别墅的话。古希腊神话的场景通过恢宏的大理石雕像展示于罗马人眼前：位于斯佩隆加（Sperlonga）洞穴中的提比略时期的波吕斐摩斯（Polyphem）雕像，或是来自罗得岛的雕刻师们所创作的拉奥孔群像雕塑。它们于1506年在尼禄的宫殿所在地被重新发现。雕塑艺术一路突飞猛进，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关键体裁，并成为长久以来关于美的讨论对象。
启发罗马诗人的不仅仅是特洛伊神话。如果不了解锡拉库萨诗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的牧民诗歌，难以想象维吉尔的《牧歌》会是什么样。在希腊度过自己年青时代的贺拉斯，也是通过与阿纳克里翁（Anakreon）、品达（Pindar）、卡利马科斯及爱奥尼亚的女诗人莎孚（Sappho）的讨论后进行创作的。卡利马科斯的《起源》（后来由卡图卢斯翻译成拉丁文）也启发了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和奥维德（Ovid）。就连“笑”这件事，希腊人也都是罗马人的老师。“长袍剧”（指那些穿着希腊长袍，在以希腊为模板的氛围场景中演绎的喜剧）很快占领了罗马的戏剧界。普劳图斯（Plautus，约前250—前184）和泰伦提乌斯（Terentius，约前195—前159）向米南德（Menander）这位希腊新喜剧大师学习；塞涅卡的《圣克劳狄乌斯变瓜记》（Apocolocyntosis）对神化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现象进行了讽刺，颇具梅尼普斯（Menippos）的滑稽化风格。普劳图斯在他的剧目中创造一个由寄生物、**媒、牛皮大王、坠入爱河的耄耋老人、奸诈狡猾的奴隶与妓女组成的人物陈列馆。在他的《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中，主神朱庇特裹着希腊的戏服扮演一位浪**公子哥。为了延长与爱人在一起的夜晚时间，他甚至不惜留住天上的星星。谁要在拜占庭或者伊斯兰教文化中寻找普劳图斯这样的嘲讽者，他只会无功而返。想想以雅威、基督或穆罕默德为主角的滑稽剧吧！
古希腊思想最重要的传播者是演说家和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k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他既是政客，也是正在没落的共和国**昂扬的捍卫者。在梅塔庞托（Metapontum），他造访了毕达哥拉斯去世时的房子；在锡拉库扎，他吊唁了早已被人遗忘的阿基米德墓。他将对话的形式提上新的高度——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伽利略继承了他的对话风格。借西塞罗之口，他的谈话对象得以有机会陈述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讨论远不如他们的演说频繁。他们的谈话场所常是美丽的庄园，如西塞罗自己在图斯库伦（Tusculum）的别墅——一个时至今日似乎依然覆盖“图斯库伦讨论”和“图斯库伦谈话”的作者灵韵的地方。古老剧场的石阶现在成了周日郊游者的野餐场地。在清朗的天光中，越过橄榄树和冬青栎，人们可以从此处一路望向罗马。远处的海泛起银光闪闪的条纹。
一座喷泉，一块可以坐下的草地，还有洒下斑驳树影的法国梧桐——它们搭起了哲学对话不可或缺的舞台。西塞罗给予这些理想画面以温柔的人性，它们吸引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他懂得轻松地攀谈，在讲述中穿插逸事。读者们仿佛是颇为讲究的座上宾。他还喜欢时不时返回图书馆去，远离城市中的喧闹与熙攘，远离繁重的国家事务，全身心投入哲学的谈话中。西塞罗不仅仅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最为重要的演说家，同时也是最具才华的拉丁语文体学家。在他的著述中，讨论的技术层面，以及演说与写作的形式获得了突出的地位与意义。这与文艺复兴时期惯常的学者辩论紧密相关。
年轻时的西塞罗在雅典柏拉图派哲学家亚实基伦的安条克（Antiochos von Askalon）那里求学，并接触到了学园的教义。公元前86年，在罗马入侵希腊的战争中，阿卡德摩斯的小树林被苏拉（Sulla）的士兵夷为平地，他随后住进了雅典卫城附近的竞技场里。西塞罗讲述了自己在几年后如何出于对于前人的怀念，散步到阿卡德摩斯的小树林。曾经伟大思想者的住处已经空无一人，静默无声。西塞罗和他的陪同者一起回忆深埋废墟之下的往昔，他们缅怀斯珀西波斯（Speusipps）、色诺克拉底（Xenokrates），还有柏拉图——这位学园的首任院长如今葬于此。讲述的人依然能辨认出当时卡涅阿德斯——他是怀疑论的主要代表——在此任教的大厅。卡涅阿德斯在公元前155年造访罗马，作为希腊公使馆的成员，他先是做了一个关于公平正义的演说，引起了轰动。第二天，他又发表了反对此言论的演讲。该造访首度如此大范围地在罗马社会唤起了人们对于古希腊哲学的兴趣。
对于人民的哲学，西塞罗理解并感同身受。他那时的民众很早就是罗马的基督教徒。在他的作品中，尽管有其虚荣的表现，但他最为在意和维护的是个人的克制。他知道通常要么存在两种真理，而更常见的是一种也没有。面对那些反对他的所有“教义”的哲学家，那些代表着呆板教育理念而没有一丝怀疑精神的人，他驳斥他们在面对他人的真理时表现出的傲慢与蔑视。因此，他总是努力拨正哲学潮流，从中提取闪耀理性的观点，以此摆正自己的哲学。除了亚里士多德学派、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柏拉图也给予他启发。即使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基督教捍卫者米努修斯·费利克斯（Minucius Felix），西塞罗也受到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讨论事物，但尊重持不同意见者。西塞罗这个持中间立场的绝顶聪明的人，即使是今天一样可以引来赞颂无数。
罗马的历史学家同样从他们的古希腊同行身上获益良多。台伯河畔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昆图斯·费边·皮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就已经用希腊语写作。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是在修昔底德那里获得了他的文体的标准。最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以及琉善（Lukian，约120—180，又译为“卢奇安”）也都要感谢这些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文艺复兴”可能发生在约公元60—230年，起源于小亚细亚的“第二代诡辩术”，它将修辞学视作公开作秀，同“诡辩术”一样趋向怀疑，其代表者大肆发表具有两面性的大胆言论。亦如惯例，它回顾遥远的曾经，也总能拥有一些浪漫的注脚。如所有的文艺复兴一样，它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琉善。这位才华横溢的反对宗教和空洞诡辩术的斗士有超过80本作品留存下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愚人船》（Narrenschiff）。他的《死者的对话》呈现了富有想象力的神灵、哲学家、地主及英雄间的对话，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很有影响力。《一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次大胆、冒险的宇宙旅行，其中甚至包含星球大战——这或许是对基于迷信神话的历史书写的讽刺，又或许是一本科幻小说。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罗马同希腊一样对话语有限制。违反美德传统将面临严厉惩罚。比如瓦罗的著述就在内战（前133—前30）期间被销毁。提图斯·拉比埃努斯（Titus Labienus）的作品也被烧毁。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管制更加严厉。讽刺诗诗人马提亚尔（Martial，约40—103）将他攻击的对象换用笔名遮掩。塔西佗赞颂图拉真（98—117年在位）的时代——它算是少有的幸运时代——为“可以随心所欲思考，畅所欲言的时代”，他盛赞其优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没有尽头的帝国
罗马帝国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存续时间之久。共和国内战危机之后，君主制秩序的设立为它得以跨越几个世纪奠定了基础。一直到马可·奥勒留执政期间（161—180年），只有安息帝国算是可与之抗衡的对手。从这一点来看，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了。其在黑海与北非之间的傀儡统治者及代理君王帮助罗马帝国在边界前筑起了缓冲地带。君主们要么是尼禄那样的“怪物”，要么是图拉真那样的模范统治者，他们的更替巩固了这个运转良好的统治机器。
在图拉真和安东尼·庇护的统治下，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从大不列颠延伸至非洲，从伊比利亚半岛一直到波斯湾，而其贸易关系则扩展至东南亚。维吉尔用壮阔的诗行歌咏预言帝国将成为没有尽头的“超级帝国”，彼时看来似乎正在应验。但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或许他是第二位耀眼的世界历史主宰者——必须放弃在东方赢得的疆域，以保障已取得的功业的稳固。
公元2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罗马帝国不遗余力地加强防御。那些在罗马族裔口中被称为“日耳曼”的外族被赶到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之外。而在罗马另一边的边界，即地图上的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和北非，防御也很森严。这样的情况有利于军队对权力的控制。在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Maximinus Thrax，235—238年在位）这位“士兵皇帝”的统治时期，许多士兵来自巴尔干诸行省的农村，他们决定着帝国的命运。“恺撒们”待在罗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们不得不匆匆穿越帝国疆域来镇压各地叛军，剿灭各类反对头目，驱逐入侵者。内部的动乱和皇位斗争同样无止无休。诸如佩蒂纳克斯（Pertinax）被谋杀后出现的拍卖帝国统治者头衔的场景，就像凌驾于皇冠之上的被歪曲丑化成嗜血怪物肖像的讽刺漫画，深埋在记忆里。但事实上，即使在混乱的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也依然执掌于明君之手，堵住了预言帝国将没落的悠悠之口。帝国依然不断赢得胜利，君王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头衔：日耳曼人、哥特人、卡皮人（Karpen）“最伟大的胜利者”，东方甚至是全世界的“重塑者”……这些胜利仍按传统被大肆庆祝，随后又同战败者尸体被焚烧时产生的浓烟一起消散，并以“不朽之神”的名字冠以皇帝的姓名。在皇帝奥勒良和普罗布斯（Produs）执政期间，高大的城墙建立起来，体现了君主对首都安危的担忧。此时，帝国权力扩张的花销已远超造福社会的支出，即使拥有天生神力的赫拉克勒斯砍掉了生猛的海德拉[9]一个又一个的蛇头，但新的蛇头又不断从血淋淋的躯干中长出来。
罗马帝国的君王抗击外族敌人用了很长时间，却始终没能扫清内部不断涌现的篡位者——主要是帝国的执政官或周边地区的军事首领。有时甚至会同时出现五位争夺权力与荣誉的竞争者。罗马军团非但没能抗击哥特人、马科曼尼人（Markomannen）[10]或是萨珊王朝的军队，反而内部不断出现混战。元老院虽然一直位于罗马，但它实际的执政地点却总是随着皇帝的行宫而定，一会儿是塞尔迪卡（后来的索菲亚），一会儿又变成了西米乌姆或者位于比提尼亚的尼科米底亚。戴克里先（Diokletian，284—305年在位）试图通过改革来推动形势与事物的转变，他采取的方法是将帝国国防力量及其权力变为四支，即“四帝共治”。这一措施在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一世（Konstantin Ⅰ，约306—337年在位）统治时期延续了下来。后世回顾这段历史，发现该措施实际上开启了帝国的分裂之路。
造成分裂的下一步则是都城的迁移。君士坦丁一世在赢得皇位之后，在希腊小城拜占庭修建了一个新的行宫，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地方坐拥整个黑海的出海口，以致于波利比乌斯（Polybios）写到拜占庭时曾说，没有哪个商人可以不经过它的许可而进入或者外出。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落成之后，“新罗马”成为其建造者的丰碑。君士坦丁一世因此成了这个濒临灭亡的帝国的东部边缘的主人。他将边境的守护交给了儿子们，并建立了由“军队统帅”（magistri militum）统领的边防军，前所未有地改善了边境的防卫。
君士坦丁一世的政策是拜占庭帝国兴起和腾飞的基础。然而，用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的话说，这个古老的都城曾被“打入冷宫”，还在“闷闷不乐，絮絮叨叨，低声谩骂”。它的机会被埋葬在两处墓穴里，据传说它们是基督圣徒彼得和保罗残余骸骨的安葬之处。一位代表了核心权力，即教皇权力的授予和解除，另一位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布道者，继承了教会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已经被遗忘的城市竟凭借几副来路不明的骸骨，就重新崛起成为基督教的大都市，并开启了新篇章！西罗马帝国在当时已没入历史风云阴影，欧洲“觉醒”却由此开启。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许多西部的统治者不再管辖台伯河地区，而是管辖特里尔、米兰和阿尔勒。公元5世纪时，拉文纳成为重要城市。罗马的主教——教皇——与东罗马皇帝相隔两片海域。距离成为宗教与世界、教堂与国家分离的前提，正如拉丁欧洲——也仅仅在这里——所发生的那样。所以当皇帝迁都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史意义的决定也随之产生。在争端频发的西方，教皇的教堂赢得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机构的空间——这个过程招致了无数反抗，并最终在历经千年的斗争之后，导致其政权诉求被加以急剧遏制。
希腊的基督
基督教义很早便得到了散落各地的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教教徒的回应，这促进了它的传播。它不仅从犹太人或者讲阿拉姆语（耶稣的母语）的教内人士中找到接受者，还通过希腊语传播，罗马世界因此成了其传播的舞台。这场为那些还未受过割礼的人所开展的运动，挣脱了其犹太“母亲”的束缚。基督教成为一种宗教，而不再是某个分裂出来的教派，如“拿撒勒人的异端”——这是它的敌对者最初对基督教团体的评价。新的宗教一旦在古希腊文化空间内形成，便迅速和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及思考方式关联在一起。古希腊元素——它包含着希腊人对一切事物的难以抑制的兴趣，批判和质疑的传统，以及方法论的思维方式——是中世纪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的对话得以发扬壮大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古罗马的国家对于宗教事务向来宽容，克制是维系帝国的一种纽带。臣民们可自由选择将与他们相关的事情寄托给何种神灵。可供选择的对象众多。约公元4世纪中叶时期，演说家特米斯提奥斯（Themistios）甚至都可算作该时期约300种宗教崇拜的对象之一。若神要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供奉和尊崇自己，那它会评论到口干舌燥。耶稣的信徒在罗马享有一方不被打扰的净土，直到危机四伏的公元3世纪才稍感压力。但迫害没有让基督教福音失声。传教者敢于成为殉道者，以此来树立榜样，从而加强日益增多的教区之间的凝聚力。
在神灵与神话的竞争中，新的宗教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上风。基督教的教义不断为那些偏信一神论的社会所接受，原因或许是君主制的罗马帝国恰恰成了榜样？根据其教义中对博爱的要求，基督教面向所有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君主还是奴隶、税吏还是娼妓，都被视作神的造物，拥有相同的尊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帝国范围内星罗棋布的教会的成员，这些教会将通过它们的“义工”干事们为处在困境的人提供帮助，这一优势极具吸引力。基督教还借助弥撒营造了一种集体狂热。这有别于只允许“醒悟者”（Wissende）加入的东方神秘主义。因此，基督教成了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宗教。但为了管理圣礼，又需要与世俗生活相分离的神职人员。这为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机构——教皇教堂——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一新的宗教之所以能够存续，还归功于它在罗马帝国没落之时为人们失去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替代品。它创造了一个普世的宗教帝国，营造了一种基于对神学的崇拜而保持团结统一的感受。
然而，这个新的宗教所提供的东西有一定的迷惑性。按照德国历史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的说法，它是各种信仰的杂糅。它关于博爱的教义，提出了一种易于理解的伦理，传达了一种论述“充满苦难的生活有何意义”的观念。它宣扬救赎与重生，并为此准备了简易的宗教仪式，可使其始终保持新鲜的纯洁感。基督教的神，不仅仅作为抽象的“一体”、干巴巴的“逻各斯”或者稍纵即逝的“光”出现在信仰者面前。它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由于能够进行直接的对话，它能立即知晓其信徒的怀疑、痛苦与死亡。在基督教创设之初就出现的矛盾与统一之中，存在一种双重身份——神与人的同一性。后者是全新的、前所未闻的。充满异教气息的欧洲古老众神是否能在几百年后抵抗伊斯兰教犹未可知，毕竟万能的真主安拉拥有着上千的称谓，其中包括先知。
这个新的宗教具有很强的适应力。从异教的欧洲到基督教的欧洲，过渡阶段非常平稳。基督教创始人及其母亲的画像显然取代了在君主崇拜时代使用的那些肖像，并肩负起保卫国家的使命。正如耶稣神似太阳神和诸神之父宙斯，许多基督教圣徒与异教的神灵也有众多相似之处。基督教迅速扩充的队伍弥补了奥林匹斯神庙的损失，它的许多仪式也接受了异教的习俗。神秘的三位一体圣像可以理解为对多神教的妥协，但无论如何它都使人们想起古罗马的三大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
但通过“异教徒”来使基督教的接受变得容易也会造成问题，因为神的身份会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纯粹基督教义的捍卫者在“多线战争”中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反对旧神；反对犹太“母教”；反对摩尼教徒及他们对于光明与黑暗的区分；或反对诺斯底主义[11]倾向——在这些捍卫者看来，该思想融合了摩尼教的教义，以及犹太教、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理念。而那些被诺斯底主义反对者视为“虚假的所谓认知”的东西，经常是一些非常严肃认真的尝试，试图在丰富的哲学和神学内容中，借助理性来获得关于神的知识，从而获得救赎。
除了拒绝献祭外，没有理由就基督教徒的行为将他们归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以跨越千年依然掷地有声的文字向这个国家发出望其归顺的要求：“神之外，再无掌权者。”那以后出现的一个相应状况是，通过圣职和禁欲义务，神职人员与民众相区隔，西方教堂因此崛起为“国家中的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逐渐扩大。主教、执事和长老，这些从一开始就由上帝选定的联系现世与神界的中介人员，大多都出身于罗马的上层和中上阶层。
对于新信仰的延续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与国家政权合作。若不与国家结盟，任何宗教都会分裂，然后继续痛苦而微不足道地存在。摩尼教失败的原因大抵在此。罗马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在公元311年将基督教认定为“许可的宗教”（religio licita）。基督教的最后一个契机，大概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桥边战胜他的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的时候。这个当时已经有300年历史、教众甚多的宗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与国家融合的地步。
几乎还没来得及脱离非法地位，这个正在成形的宗教内部就爆发了矛盾——这发生在神学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港几乎不是偶然。长老阿利乌（Arius）不承认基督的永恒性，认为它也是被创造或建构的，因此将它降级为半神。同许多日耳曼人分支一样，民众们相信，人是神的后裔或者是可以变为神的，这样的神学观点非常吸引人。但在争辩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仅引用了《圣经》进行论证，更多地还要借助哲学。柏拉图的神学观点与阿利乌相左，他认为神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完美无缺的。
即便是一场神学争论——我们称之为事件——人们也使用了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辩证工具。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其位于尼西亚的宫殿召开宗教会议，并将阿利乌的观点批判为异端邪说。迫于这位对于神学的细枝末节毫无兴致的君主的压力，主教们的神学观点简化为一个简单表述：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同一实体”（homoousios）[12]。尼西亚的声明源自教会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kumenischen Konzil），为基督教信仰稳固了根基。君士坦丁一世死后同许多其他异教的前任者一样被神化。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上帝如同阿波罗或者索尔的化身，他也经常试着把自己与这些神等同视之。但实际上，他受洗时归属的是阿利乌教派。
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的皇位斗争，在继任的瓦伦提里安一世统治期间继续，这使得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以及哥特人得以入侵帝国。波斯人也从东部逼近。在公元4世纪后期，罗马帝国边境的压力骤增。匈人一路从东亚行至西方。一些地区向其称臣，一些地区凭一己之力与之对抗，还有一些地区则向处于动**中的罗马帝国寻求庇护。但最终并非由于匈人，而是一股强有力的冲击，使得这个幻象变成了现实：这股威胁来自大草原，那就是荒地与农田之间永恒的矛盾。人们臆造了一些哥特女巫和邪恶魔鬼的后代，它们涌向这个世界，带来了死亡与衰败。中国也以类似的视角恐惧地看着西方，正如西方的民族看待东方一样。中亚变成了阴森可怕之地。
入侵者以越来越强大的部队越过罗马帝国的边境，融合已不可能，土地锐减。那些试图通过武力击溃敌军的尝试失败了：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el，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现为土耳其城市埃迪尔内）那里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惨败。迫于无奈，中央政权与入侵者签署了联盟条约，认可其为同盟，并使得这些君主在帝国的土地上拥有如国王般的统治权。那些现在还能频繁看见的十字架，早已不是作为胜利保证的标志。然而基督教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一神论和君主制结为稳固的联盟。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整个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修订了一份文稿，其中所表述的基督教信仰到今天依然有效。它为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宣示赋予了圣灵神性的宣示。
公元4世纪后期出现了一封有利于罗马主教的伪造信，在信中，罗马的克雷芒（Clemens）——曾经的罗马教会领导者——宣称彼得将自己确定为其后继者。这是一封喜闻乐见的罗马优先权的书面确认，待到这份特权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自然是还有几百年时间要走。与此并行发生的还有皇帝地位的转变。从神一般的恺撒及未来的神，变为了宇宙万物统治者，即基督教“宇宙主宰者”的臣民，他在教堂后殿的画像神情严肃又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信徒们。
基督教此时已成为国教。对旧神进行祭奠被视作叛国罪。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约370—415）是第一位在亚历山大港公开讲授柏拉图学说的女性，结果成为异教的殉道者。乌合之众将她拖进一座名为“西赛隆”（Caesarion）的教堂然后杀害，据说是受到主教西里尔（Kyrillo）的教唆煽动。当时的雅典依然风平浪静，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柏拉图学园院长普罗克洛斯（Proklos，约410—485）仍然能在公元5世纪发表他对于欧几里得的第一本著作《元素》的书评，书写希腊几何学的历史，以及综述喜帕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的天文学系统。
异教徒的复辟虽然偶尔死灰复燃，却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只有在对古代胜利女神的崇拜被镇压时，时任罗马市政官兼元老院长老的异教徒叙马库斯（Symmachus）对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Ⅱ）所说的话稍微起了点作用：“将所有人尊崇的对象视为同一个是非常可笑的，我们仰望同样的星光，分享同一片天空，同一个宇宙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为何每个人用哪种教义去找寻真理会显得那么重要呢？人们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去找到至高无上的秘密。”这与文艺复兴的伟大主题已经有几分相似了，即深信在宗教的多样性中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真理。
叙马库斯遭到了米兰主教、教父圣安波罗修（St. Ambrosius）的反对，后者同时是反对阿利乌教派的纯粹基督教义的捍卫者。当狄奥多西一世主导的一场对塞萨洛尼基市民进行的大屠杀发生后，圣安波罗修毫无畏惧地要求皇帝在公众前忏悔，开创了对于一个世界统治者来说非常危险的先例。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宗教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异教徒”一直在抵抗。和墓地一样被封锁关闭的还有罗马的图书馆，因为已没有访客，或许是出于怕人们误入了异教的寺庙。犹太人虽然被允许举行宗教活动，但会遭到过去拥有同样信仰的同伴的骚扰，他们体会到被排斥的感觉。官方对他们大门紧闭；改信雅威，或者基督教女信徒与犹太教男信徒结婚都被明令禁止；割包皮同割礼一样，都会被处以死刑。对于犹太教徒来说最为危险的是，传统的反犹主义此时借由一个神学体系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片滋生犹太敌对团体并最终发展为反犹主义的土壤，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初就已存在了。
新的分裂也因为复杂的三位一体问题而愈演愈烈。例如，主教君士坦丁堡的聂斯托利（Nestorios，386—约451）认为，玛利亚生的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普通人。基督拥有神-人两种属性。而基督一性论者认为：他们坚持基督“单一”的作为神的属性。公元451年，在迦克墩举行的大公会议将两种观点折中为一种表述：基督既是真神，同时也是真正的人。这标志着拜占庭正教与“古老东方”——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或叙利亚——教会之间的决裂。
帝国的覆灭
当神学家们正在为将三位即为一体而日夜操劳时，帝国却在此时分崩离析了。帝国的覆灭为血淋淋的历史提供了素材。它见证的是一场真正的文化断裂，而非仅仅是一次转型。帝国的税收能力与靠它滋养的帝国军队一起消亡。帝国权力随之被削弱。格拉提安（Gratian）和瓦伦提尼安二世早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将自己的儿子提拔为皇帝，然而这不过是几十公斤重的血肉组成的一种继承合法性而已，是无力回天的军事抵押品。那时，谁都知道真正掌权者实际是主教。权力最终握在执政官或者军队指挥官手中。公元410年，当拉文纳还在进行权力争斗之时，哥特人将罗马洗劫一空。八个世纪以来，还没有其他征服者踏上过这片土地。
公元5世纪的上半段，高卢和不列颠地区从帝国中脱离出来，北非的汪达尔和阿兰人自立门户。不久后，许多打着罗马名号的新统治者在帝国横尸遍野的土地上崛起，他们追逐的目标不仅仅是破坏。比如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Alarich）就将一支高卢军队首领的头衔与国王的尊崇相提并论，但他所有的美好愿景最终都随他埋进了位于布森托河地区的神秘墓穴之中。汪达尔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h，428—477年在位）就幸运很多，他建立了一个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强大帝国，凭借强大舰队，挺进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
各行省对于发生在拉文纳或者罗马的事知之甚少，对于君士坦丁堡的情况更是只字不提。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弗拉维斯·埃提乌斯（Flavius A?tius）领导了一支罗马帝国后期最强的军队，他们奋起对抗野蛮的匈人，试图摧毁其对于勃艮第人在今天的沃姆斯地区的统治。他的大部队从公元436年起在萨伏依和博登湖之间的一个区域定居下来，并由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regnum）。这些故事在中世纪著名的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也留下了线索。公元451年，埃提乌斯向更为强劲的匈人发起了沙隆战役，但结果并不是“西方国家”战胜“野蛮的亚洲人”，因为埃提乌斯的出征军队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罗马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这不是一个民族团体，而是在西方进行抵抗的追随者——他们并肩作战对抗匈人。随着匈人国王阿提拉（Attila）的去世，匈人也在两年之后从欧洲历史的舞台谢幕，但是侵略的时代还在继续。
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在公元454年亲手将埃提乌斯杀死，但这是一个错误。作为狄奥多西的后人，他自己也于一年后离世了。随他消散的还有帝国的最后一道风影。新的政权很快建立，盖萨里克抓住这一机遇，进军罗马，并于公元455年再次将它掠夺一空。汪达尔人不落下风，并在世间留下了“摧毁者”的名声。前线的界限早就模糊难辨。早没有帝国的势力在此对抗蛮夷的入侵。相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主要是站在“罗马帝国”军团的一方继续战斗。一个接一个的皇帝宣布登基，却没有哪个能够每天都安枕无忧。拯救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在公元468年被压垮——一支规模浩大的舰队在抗击盖萨里克时败下阵来。
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是军队最高统领、潘诺尼亚人欧瑞斯特（Orestes）的儿子，却在一次由日耳曼近卫军统领奥多亚克（Odoaker）发起的部队起义中沦为牺牲品。随着公元476年的权力移交，这个“小皇帝”的政府应声倒台。虽然他仍可以在那不勒斯附近享受着大地主的奢华生活，但自此之后却再没有出现任何继任者，由此宣告了西罗马帝国的历史终结——有人将四年以后被君士坦丁堡认可的朱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的去世作为分界线。同时代的人们异常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曾经为整个西半球所仰望的强大国家的覆灭。基督徒作家萨尔维亚努斯（Salvianus）在公元5世纪初曾写道：“我们带着被囚禁的恐惧继续嬉戏，在死亡恐惧的中心放声大笑……人们会觉得，整个罗马民族都是被喂饱了讽刺的药草，它因此大笑着死去。”
罗马帝国因其辽阔的疆域而覆灭，事实证明它过分扩张。有两个数据可以表明这一点：帝国的边界线曾绵延至足足1.6万千米长，为了守护它，当时的戴克里先统领着一支大约有50万人的军队。这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可与之对抗的对手，甚至远超中世纪和近现代帝王们所拥有的资源。但是要想战胜所有的敌人，这又远远不够。其衰亡的机制运行得无比残酷：面对日益增多的对手，它必须不断做出新的让步，每一次让步又意味着一部分权力的丧失，而且是一去不复返。
无可否认，罗马实际上能征善战。它的军事优势建立于其扩张初期所设置的众多城市据点，那里的军事要塞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建立在那些忠诚的民兵之上，然而后者却早早就消失了。皇帝发现他们被迫频繁地招收雇佣兵或者强拉盟友。补助金支出与“持有金”在公元3世纪时就已经与军队的花销相持平。供养军队的花销超出了经济实力，税收让民众不堪重负。官僚主义滋生，腐败问题无法控制。信奉基督教的古罗马帝国早就将传统的约束力抛到九霄云外。帝国各地区间的疏离也不断加剧。
或许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出现某个更好的继任者并“及时”处决完全无能的君王，比如像霍诺留（Honorius）那样的，或许可以延缓这个过程。同时代撰写了最后一部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历史著作的作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深信，在坎尼战役后幸存下来的“永恒的罗马帝国”（Roma aeterna）将存续下去，永不覆灭。即使亲历了那个时代的灾难——大概是想到了阿德里安堡的崩溃——他也依然在著述中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但他终究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