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危机

1848年发生的欧洲大革命是平民与贵族间的一场抗争，造成了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的动**，这次革命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开始，并且很快波及法 国。

1848年2月24日，有人看见詹姆斯出现在枪林弹雨的巴黎和平大街上，他正前往拜访法国财政大臣。这场革命远比想象的要来得突然，影响也更深远，并且演变成一场政治霍乱向欧洲蔓延。当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得知巴黎革命的消息时，他如释重负地说道：“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几个月以后，梅特涅宣布辞职，乔装逃亡到英国。

在这场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中，受过教育的学者律师经常担负起草宪章、发表演讲的角色，而学徒、工人则充当壁垒，经受炮火的洗礼。

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革命视作一场自然灾害，他们更愿意远离政治的辩论，等待局势的稳定。当时，有一副这样的漫画，画的是阿姆谢尔向1848年法兰克福新任命的部长询问道：“辩论中还没有什么交易达成吗？部长先 生！”

罗斯柴尔德家族奉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他们在等待这场风暴的过去，而对于那些被迫向人民意志低头的君王没有一丝同情，詹姆斯没有为逃亡到英国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流过一滴眼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为生命担心的同时，家族财产受到的威胁也让他们担惊受怕。

他们最直接的担心，就是家族的财产是否会被革命政权所没收。同时，国家信用制度的瓦解，事实上已经让罗斯柴尔德银行发行的公债一钱不值，变成了废纸。市场中流传着这样的流言：罗斯柴尔德银行就是下一个倒下的银行。

革命打破了旧有的制度，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君主贵族中建立的信用网络也随着这些封建君王的倒下而瓦解，家族面临着沉重的打击。“你不会享有那么高的地位了，革命已经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钱袋子空了一半”，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着这样的嘲笑。

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所认为的那样，法国的这次革命就像是风暴一样，在疾风暴雨之后走向了消亡。对于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说，处在风暴中心的巴黎和维也纳分行损失最为惨烈，罗斯柴尔德家族又陷入了一段困难的时期。

那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被迫在家里只留下一个佣人，做比较脏和累的工作。家族的女主人要亲自给孩子们穿衣服。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手变得不那么白净和纤细了。

在这场风暴过后，解救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却是充满敌意的美国代理人。詹姆斯很早就意识到美国业务的重要性，曾经派一个叫作贝尔蒙特的人到美国评估金融危机的情况，然后再转道去哈瓦那，但贝尔蒙特并没有像詹姆斯交代的那样去古巴，而是在纽约成立了贝尔蒙特公司，詹姆斯气急败坏地把贝尔蒙特称为无赖，但是别无选择，他最后还是给贝尔蒙特回了信。

詹姆斯一直希望将美国这块市场交到侄子们手上，但是年轻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没有人愿意奔赴这块充满冒险精神的新兴热土，老詹姆斯将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一字一句地说给侄子们听，甚至允诺只需去3～6个月就行，但是詹姆斯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

19世纪中期的美国由于奴隶制问题，南北双方正陷入对峙，甚至引发了美国的政治危机。美国是欧洲移民拓殖开发出来的国家，自移民登上北美大陆以来，农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奴隶制度和美国农业有着重要的联 系。

1793年，由于埃利·惠特尼发明了锯齿轧棉机，棉花产量比旧轧棉机高出十多倍，使得棉花种植变得有利可图。在这之前，一个采摘棉花的奴隶都要花半天时间，才能将一磅棉纤维和棉籽分开，惠特尼轧棉机每天可以分离上千磅。由此，一个种植棉花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到1850年，世界棉花供应量的78%都出自美国南方，占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

19世纪的出口贸易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北美居民用以与欧洲商人交换的产品包括烟草、皮毛等初级产品。19世纪40年代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更加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从1847年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进行了大量投资，主要方向是美国的棉花和烟草生意。

贝尔蒙特作为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外的人，一直备受质疑，他在纽约诚惶诚恐地担心会被人替代掉。就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最关键的时候，贝尔蒙特向伦敦运送了大量白银，成为解救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一根救命稻草。

这时，身在法国的詹姆斯进退两难，当他出现在警察局时，都会有人指责罗斯柴尔德银行正将大量的黄金运出巴黎准备出走。法国政府也开始意外地要求他们支付之前的交易差额，同时提醒罗斯柴尔德银行，他们的铁路公司还欠着政府的钱。

詹姆斯向政府施展他的苦肉计，但话语里明显带有一种撕下伪装的威胁，在夏洛特留下的日记里，记载了詹姆斯的这封信：“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破产对于法国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相当于轻易杀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法国将永远地放弃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

事实上，詹姆斯是在威胁将要整垮法国的财政体系。家族正像是一个债务人，如果欠了债权人太多的钱，债权人不会愿意看到债务人破产。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法国政府拯救了罗斯柴尔德银行。

到了6月22日，工人由于不满工资薪酬和不平等的待遇，发动了“六月风暴”，政府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马克思评价道：“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联系到了一起。”好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新任财政部长古德绍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古德绍也是一个犹太人。

1848年，路易·拿破仑宣布就任法国总统，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猜测他继承了叔叔的对外扩张情绪，对于爱好和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路易·拿破仑的上任让他们陷入了恼人的焦虑之中，甚至担心法国与普鲁士之间会开 战。

但是，随着时局的演变，路易·拿破仑被证明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左派分子，罗斯柴尔德家族于是考虑向巴黎提供贷款。这时的巴黎正在计划修建巴黎-里昂-阿维尼翁铁路，詹姆斯积极地参与到这项计划之中，他在写给安东尼的信中说：“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时，最好的选择就是它能满足罗斯柴尔德的所有要求，这样就好。”

詹姆斯对这个计划充满自信。一切似乎都在表明，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复苏。同时，一场19世纪最大的纠缠在企业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

搞垮动产信托银行

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冲击下，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此后不久，由于在1848年革命中保驾有功，詹姆斯的竞争对手福尔德成为当朝红人，出任法国财政部长。福尔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争夺法国北方铁路的修筑权而结怨，前者一直想要伺机报复。与此同时，詹姆斯手下的助手艾米里·皮埃尔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背着詹姆斯偷偷投靠到了福尔德的门下。

作为一个坚定的圣西门实业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向福尔德建议，成立一家属于社会公众所有的银行——动产信托银行，一方面将法国老百姓的小额积蓄集中起来，就可以打破罗斯柴尔德这样的私人银行家对国家金融的垄断，政府今后可以直接从民间融资，用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可以把经济发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红等形式返还给老百姓，实现国强民富。正想伺机打击罗斯柴尔德的福尔德，闻听此言，正中下怀，双方一拍即 合。

1852年，在拿破仑三世和财政大臣福尔德的大力支持下，皮埃尔兄弟的动产信托银行开张了。法国政府亲自出面为新银行做宣传，投机者蜂拥而来，狂潮席卷整个法国，投机迅速从中产阶级蔓延到普通百姓之中。

詹姆斯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他认为，像这个一半建立在“名人效应”

之上，一半建立在公众投机基础之上的银行是靠不住的，其偿付能力值得怀疑，所以他断定这样的银行长不了。

然而，动产信托银行一问世就火爆异常，定价500法郎的股票到1856年3月涨到1982法郎，分红从1853年的13%飙升到1855年的40%。这使得詹姆斯关于动产信贷银行的论断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

不久，动产信托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又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吸引了无数小投资者，公司资产迅速增长，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动产信托公司被誉为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地位的“斗士”。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皮埃尔兄弟借机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奥地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仍需要动员军队加强边防，可政府连动员军队的钱也拿不出来。专与詹姆斯作对的奥地利驻法国大使胡伯纳给皮埃尔兄弟支了一个毒招，建议皮埃尔兄弟与奥地利政府接触，购买奥地利铁路的多数股份。这一招打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痛处，因为除萨洛蒙拥有的北方铁路，及萨洛蒙竞争对手西纳银行拥有的南方铁路外，奥地利的其他铁路都属于国有。在胡伯纳的穿针引线下，皮埃尔兄弟与奥地利政府谈判成功，以低于修筑费用25%的价格买下了奥地利国有铁路的一大批股 票。

这种趋势再持续下去，萨洛蒙的北方铁路将独木难支，最终会被皮埃尔兄弟挤垮。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展开报复性计划。1855年底，皮埃尔兄弟开始吃到苦头，刚刚取得奥地利国有铁路控制权就想乘胜追击，提出要在奥地利建一个动产信托银行，却被告知奥地利已经有一家这样的银行，名字与法国的差不多，叫“公众信托银行”，银行的负责人是萨洛蒙的长子——52岁的安塞尔姆。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动产信托银行进行了精心的研究，认为这种投机性质的银行不会成为金融界的主流，但为了反击其对家族利益的冲击，他们决定以毒攻毒，以家族声誉担保，也成立一家类似的银行，但是杜绝投资生意。

1855年，奥地利公众信托银行开张，向社会公开招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字招牌吸引了无数的小投资者，维也纳市民露宿街头，通宵排队购买银行的股票。由于认购者太多，安塞尔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原始股进行溢价处理。结果，到了当天晚上，价值1500万弗洛林的股票卖到了单股6.44弗洛林，公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威望与能力深信不疑。在此后的一星期内，公众信托银行的股票在维也纳证券市场上从每股17弗洛林上涨到34弗洛林。

在詹姆斯的领导下，第三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皮埃尔兄弟的动产信托银行展开了全面反攻。皮埃尔兄弟由于战线拉得过长，陷入了资金不敷的困境，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力地切断了他们的现金支持。1855年9月，皮埃尔兄弟宣布发行长期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利用其在央行的影响力，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为由，冻结了动产信托银行企业债的发行，使其难以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此举对皮埃尔兄弟打击不小。

1856年初，罗斯柴尔德家族向奥地利政府提供1000万英镑的贷款，取得意大利隆巴底至威尼斯铁路的修建权。不久，他们又用300万英镑取得奥地利南方铁路的修建权。随着铁路建设日渐超出国界，法国动产信托银行明显敌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支机构遍布各国的优势。1857年后，在铁路融资方面，皮埃尔兄弟不得不甘拜下风。

1859年，法奥战争爆发，法军击败奥地利军队。皮埃尔兄弟的动产信托银行资助了法奥战争，开始显露败象。1860年，动产信托银行的股票从1600法郎下跌至800法郎。此后由于动产信托银行的一名董事曝出金融诈骗的丑闻，致使皮埃尔兄弟的信誉扫地，福尔德因此引咎辞职。但是，一年之后拿破仑三世又重新召回了福尔德。复职后的福尔德对皮埃尔兄弟明显冷淡，动产信托银行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扩张过度，管理不善，利润逐年萎缩。

由此，福尔德向拿破仑三世发出了这样的建言：“法国政府在筹集公债方面不能依靠皮埃尔兄弟，而应与罗斯柴尔德银行修好。”

1864年，拿破仑三世出兵墨西哥，企图将亲法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扶上王位。 皮埃尔兄弟为政府发行战争公债，企图从中大捞一把。

这时的詹姆斯早就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失去信心。不出所料，法国战败，马克西米利安被革命者处决，为政府发行战争公债的动产信托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候，投资者都看出了信托银行只不过是在搞投机，外强中干，这些投资者都将皮埃尔兄弟告上了法庭。

拿破仑三世也开始冷落皮埃尔兄弟，他信誓旦旦地说道：“动产信托银行为政府做了很多事，但我不能阻止国家的司法程序。”拿破仑三世的这番话成为压垮动产信托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动产信托银行开始用自己的本金向投资者支付股利。1866年，动产信托银行出现了800万法郎的赤字，股价下跌到350法郎，从此一蹶不振。

1867年10月，动产信托银行宣布破产，皮埃尔兄弟逃亡到出生地葡萄牙，在一间普通的公寓里，过着贫民的生活。这时，皮埃尔曾经的支持者福尔德也辞职，几个月后就在失意中死去了。至此，人们才看清了，在两个金融巨人长达十几年的争斗中，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同盟体系的终结

合伙人机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经营成功的法宝，在这一体系之下，所有成员在一个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利益团体中团结协作，任何动议都需经合伙人集体讨论，任何业务需经一致同意才能计划、实施，业务成果平均分配，这使得这一家族企业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活力。

有一些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815—191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轻易地占据了世界最大银行的宝座。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联盟里。20世纪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公司和人物，即便今天最大的银行业国际公司，也享受不到罗斯柴尔德公司鼎盛时的“霸权”。今天，没有任何人拥有的资产占世界财富的份额能够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内森以及詹姆斯匹敌。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合伙人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同分行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严重，问题越来越尖锐，合伙人之间存在着不和和争吵。不可避免的是，家族的整体野心使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个人意愿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卡尔为此抱怨道：“在巴黎，他们总是什么都想插一杠子，特别是那些他们不懂的事情，结果往往是他们自己的管理出问题，却坐享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

面对这种有碍团结的现象，詹姆斯心急如焚。他一再肯定原来的合伙人体系，并高呼：“每个人都必须手拉手共同前进，让其他人可以确信每部分的业务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银行之间应该相互鼓励和支持，让其他人完全了解你的生意情况，每个人都不会试图把所有的好处一个人包下来。”

在这个时期，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和其他银行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安塞尔姆愿意与那些对手银行，包括佩雷尔兄弟的下属银行、地产信贷银行，甚至是世仇的艾兰格尔集团进行合作。

事实上，安塞尔姆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于现实需要。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垄断了新发行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国债，但随着这两个国家引入了新的国内金融资源，这种垄断控制的局面被逐步打破。1897年以后，所有新发行的国债都必须分配给邮政储蓄银行一定的份额。6年之后，奥地利财政部长允许罗斯柴尔德银行之外的大型银行，例如维也纳银行参与到主要的债券变换工作中，而且，这两国还对新发行的债券采用了公开申购的体系，这个做法在当时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欧国家的通行做法。

既有外在市场竞争的重重压力，又伴随着股份合作制银行这样强大对手的崛起，与过去相比，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金融势力在明显地减弱。当新的承销项目变得更大，要求合伙制企业的账面有更大数额的资金时，他们独力难支，不可能不取得当地银行的支持而独自承销大型的债券发行。他们需要与当地银行发展伙伴关系——在伦敦是巴林银行，在巴黎是高级银行，在维也纳是商工银行，在德国是贴现公司，这些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跨境交易额。

于是，阿道夫做出了退出合伙体系的决定，并且在1863年关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理由是那不勒斯市场已经丧失了其自身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他退出了他的股份——实际上相当于清盘那不勒斯银行的资本金。与此同时，安塞尔姆也试图摆脱维也纳银行对巴黎银行的从属地位，这之后伦敦和维也纳银行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账务分家的情况。家族内部关系不和，不思进取，合伙制的弊端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伙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松散，对这种合伙关系的修订也越来越频繁。由于遗产税的引入，家族需要一种更精确的方式来评估每个人在合伙企业里的股份市值，因此，大家决定以年度为期，编制合并的资产负债表。在其最后的十年里，老罗斯柴尔德所创立的这个合伙人体系实质上只有英国和法国两个轴心，它与维也纳的联系几乎终止了。

到了20世纪早期，这种跨国合伙同盟体系，终于走到了尽头，由内森、詹姆斯、萨洛蒙分别建立的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银行，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实 体。

对于以维系家族为使命的詹姆斯来说，这样的局面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僵化的体系被充满活力的新体系所替代，这是大势所趋。

沉默的议员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但由于他们都不属于英国国教教徒，所以，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行为都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他们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特别是参与内阁事务困难重重，原因是每一个内阁成员在获得议员席位时，都要有一个宣誓：“完全忠诚于基督教信仰。”这对于坚守犹太教信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当时，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争取犹太人的权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最后取得了胜利。在这一进程中，内森的儿子莱昂内尔功不可没。他是家族中第一位走上政治舞台的成 员。

与父亲内森迥然不同，莱昂内尔性格恬静，做事循规蹈矩，没有年轻人常有的叛逆性。在父亲的亲自**下，他继承了父亲的金融天分，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商业手腕。1833年，英国政府从罗斯柴尔德银行借了2000万英镑，内森让莱昂内尔亲自运作这笔贷款，结果组织得非常成功，由此，莱昂内尔在英国金融界声名鹊起。内森去世以后，莱昂内尔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门人，银行的生意在他手中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当时，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权力集中于议会，议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英国，只有当上了上议员，才能真正进入政治生活的圈子。在好友英国首相狄斯累利的大力游说下，莱昂内尔终于下决心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大选。彼时，外界也在敦促莱昂内尔在政治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841年，爱尔兰领导人丹尼尔的一个政治协会邀请他出席一个公共集会，提议讨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问题。两年后，甚至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参选提供帮助。

在最关键的时刻，家族成员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莱昂内尔打气。安东尼留在伦敦，给莱昂内尔的竞选提供援助。纳撒尼尔也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能成为下院议员……我可以想象这次竞选给你带来了很多烦恼和麻烦，但上帝保佑，你一定会成功的。这是你们家庭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并且会给德国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带来福音。”

在下议院议席的角逐中，莱昂内尔的参选纲领没什么特别的，除了“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就是支持自由贸易。他认为犹太人要拥有自己的权利，他还主张扩大公民权，并宣布反对死刑。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在1947年大选举当中，莱昂内尔轻松获得了竞选的成功。

捷报传来，莱昂内尔的家人和朋友都迫不及待地为他开庆功宴。纳撒尼尔的妻子欢呼道：“这一选举结果对犹太民族来说，是新世纪的开始。他们跟你一样，获得了最伟大的成功。”萨洛蒙也从维也纳写贺信给他说，没有什么消息比这更令他兴奋的了。

然而，他们的兴奋之情很快就化为乌有——莱昂内尔被要求以基督教的方式进行宣誓，但他却希望以犹太教的方式宣誓，此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851年4月，一个新的《断绝宣誓（犹太人）》法案递交给国会，最终英国下议院通过法案，允许莱昂内尔以一个犹太教徒的身份宣誓，这一法案最终还是被英国上议院否决了。莱昂内尔毫不妥协，宣布退出以表示抗议。

或许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莱昂内尔如此固执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也不一定会理解。在犹太商人中间，为了金钱和利益而放弃犹太教信仰的，从来不乏其人。在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中，伦敦的哈姆勒，柏林的布莱希罗德等都皈依了基督教。犹太商人的人生目标简单直接，清晰明确，一切都是为了利益，这对成功极有助益。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是一个例外，即使遭受种种磨难，他们也不愿意违心地接受其他信仰，反而因“风雨生信心”而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1852年，莱昂内尔再次参选下议院议员，却再次因上议院的阻挠而无法就职。这反而激发了莱昂内尔的斗志，他决定继续努力下去，直到当选为止。于是，在他的从政道路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循环：竞选——当选——拒绝就职——再次竞选——当选——再拒绝就职。截至1858年，经历了十四次“废除犹太人无资格参加议会政策”的努力之后，情况终于发生了扭转。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莱昂内尔的就职成了当时英国政坛的一个热门话题。为了支持自己的老朋友当选，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不顾自己所在的保守党的立场，多次呼吁议会能够主持国家公正，摒弃曾经在黑暗时代的迷信，为身为自由党员的莱昂内尔助威呐喊。

日子一天天过去，莱昂内尔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由于他的被迫辞职使得伦敦商业区显赫的政客们之间弥漫着巨大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内阁压力越来越大。1858年7月，英国上议院终于做出妥协，同意下议院可以采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议员的就职誓词。

7月26日，莱昂内尔终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下议院宣誓就职。在刚刚通过的法案中，宣誓形式已经修改，正好符合他的情况，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为此，他的妻子欢呼道：“缺口已经打开，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除。”

随后，莱昂内尔以犹太教的圣典——《圣经》（旧约）宣誓，签署了誓言，最终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考验后得以就职。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整整用了十一年的时间。然而，一切的等待都是非常值得的。27年后，莱昂内尔的儿子纳撒尼尔成为英国第一位犹裔贵族和上议院议员，他同样也是用他父亲的犹太方式宣誓的。

莱昂内尔的雄心并不在于政坛中的风光无限。当选下议院议员后，他从未在议会的任何一次会议上发过言。很多年来，由于身患严重的痛风，他无法行走自如，在他去世前的很多年里，他都无法进行任何运动，他得坐在为他特制的轮椅上才能到办公室，这也阻碍了他参与四处积极奔走游说、拉选票的活动。不过，他的同事高斯陈先生向公众宣告，莱昂内尔仅仅坐在他新法院的办公桌前，就能发挥比其他更为积极游说的代表们多得多的影响力。

事实上，由于英国上流社会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使得莱昂内尔在英国下议院所能发挥的影响极其有限，这或许是造成他情绪极易暴躁的原因之一。为了从这种忧虑和束缚中获得些许放松，也出于一种宗教义务，莱昂内尔广施善举，一旦有什么海外捐助活动，他都是第一个寄出汇款的人，并且还给成立的基金会进行捐赠。每当他听说这些捐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时，他的双眼就会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有些人试图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动力，找到的唯一源头，恐怕就是对上帝的信仰。正如莱昂内尔在遗嘱中对他的儿子们所说的：“不要忘记对上帝的责任。”

莱昂内尔去世的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用了很大篇幅记述了莱昂内尔投身于犹太人政治解放运动的成就，以及他历时十一年竞选议会席位的历史。文章对这位坚毅、有才华的人给予了颂扬，称他是当时经济世界中的金融舵手，同时，他也在英国社会赢得了广泛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