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 （1908）十月初，慈禧召王公大臣、军机大臣入殿，开门见山地对众大臣说：“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如皇帝有不幸，谁来继承大统呢？”慈禧这个问题让大臣们措手不及，殿内一片沉默。慈禧把目光投向庆亲王奕劻，奕劻想了想奏道：“从前所立溥儁，现因端王遣戍，是不能入继了。但屈指算来，若继承皇帝位，还是从溥字一辈上选择。”他认为立溥伦或恭亲王溥伟(1)比较合适。慈禧点头说道：“我也考虑过溥字辈中人选，除了醇亲王之子溥仪、恭亲王之子溥伟外，其余载洵既属远支，而且为人实不足付与大政。我以为就从溥仪或溥伟二人中选择一人罢，不过还得看众亲王的意见如何。”

既然太后明确表态了，谁还敢提出异议，他们只能从这两个备选对象中挑选一人。最后，除了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外，其他人都主张立醇亲王之子溥仪。载沣本想提出不同意见，但他抬眼一望，正碰上慈禧犀利的目光，忙下跪叩头说道：“奴才悉听圣裁。”

对于给光绪帝物色继承人，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毓鼎认为，慈禧一心考虑的是，如何使得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件事不成为自己被人攻击清算的口实，所以才指定了三岁的溥仪。溥仪的祖父奕[img alt="patch" height="12" src="images/09152630862.png" width="13" /]是咸丰帝胞弟，当年协助慈禧清除肃顺一党，后又协助慈禧成功罢黜恭亲王奕訢，深得慈禧信任；溥仪的祖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之妹；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既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女儿，又是慈禧的养女；而溥仪之父载沣，则是一个柔弱怯懦之人，连他的胞弟载涛都觉得这个兄长 “只可做个升平王爵”。

万寿节那天，不少大臣见到了光绪帝，看他的病情似乎没有太后描述的那么严重，倒是典礼上没有见到寿星慈禧，大家顿时疑窦丛生。也就是在寿辰的当晚，张仲元、戴家瑜二位御医在诊病的记录中记载：“左关弦而稍数，右寸关滑而近躁。肺气化燥，胃气浊滞，脾不化水，水走大肠，以致舌干口渴，胸闷微疼，食后嘈辣，小水发赤。总核病情，郁而生热，壮火食气，得食则泻，是以精神异常疲倦。”根据这一记录，不难理解当时很多大臣怀疑慈禧的病情比光绪帝更加严重，她急于立嗣可能是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安排。

慈禧注重养生，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一直比较自信。据 《慈禧外纪》记载，慈禧 “虽以七十三之高年，而毫不呈衰老状者也。此外亦无大病，精神尚好，语言如昔，仍每日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古稀之年的慈禧小病不断，主要为喘咳、腹泻、肠胃不和等病症，不过这些病对慈禧的生活起居和政务处理并未有太大影响。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以后，她的病情略有加重。六月初六，御医陈秉钧的诊病记录写得很详细：“皇太后寸关漓象渐起，细而带弦，右部关上尚见滑弦，仍欠冲和之气。大致厥阴为起病之源，脾胃为受病之所。嘈杂见减，饱暖频仍，寤寐尚和，胸胁震响。总核病情，谨拟培脾胃之气，养肝木之阴调理。”

入秋后，慈禧的病情明显加重。从十月十九日开始，她的饭量减少，庆亲王奕劻知道太后戒烟已久，但生病后反倒想吸几口。他见太后忍得难受，就弄了一只金盒，里面装满烟膏，入宫献给太后。他低声对太后说：“老佛爷慈躬不豫，莫如开了这个戒罢。”慈禧听了，拿起金盒往地上一扔，说道：“谁要吸这鬼东西？快给我拿出去！”她还是忍住了。她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十月二十日，御医张仲元、戴家瑜的在诊视记录中写道：“皇太后左部弦而近躁，右寸关滑数鼓指。咽燥舌干，口渴引饮，时作咳嗽，顿掣两肋作疼。连用甘寒化燥之法，胃热不减，口渴愈盛。”

这天，慈禧急召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入殿议事。军机大臣们认为，既然事已急迫，又值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听后勃然大怒。当天，慈禧连发三道上谕，“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谕军机大臣等，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着在诸王之前”。这实际上是代替光绪帝立遗嘱，也就是说慈禧已经 “知道”光绪帝命不久矣。

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宾天。慈禧又连发三道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溥仪承继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祧。”“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当晚，载沣及诸军机大臣奉召入宫，面承慈禧懿旨，宣布由溥仪继承皇位，自次年起改年号为 “宣统”。

这一天慈禧特别忙碌，为了料理光绪帝的丧事，她强支病体，没怎么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胃不纳食，体力衰竭。她在遗诰中讲到，“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当天午饭后，慈禧忽然长时间昏迷，醒来后自知时日不多，于是宣布 “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

而据 《慈禧外纪》记载，光绪三十四年 （1908）十月二十一日晚，慈禧获知光绪帝已处于弥留之际的消息后，依然 “神气安和”地安排光绪帝的后事。十月二十二日凌晨时分，慈禧如往常一样起床，气色非但未有损，反而越发好了。宫门外，专门伺候的太监早已静候多时。梳洗完毕后，一太监喊道：“打帘子。”专门负责此事的太监连忙打开帘子。与此同时，在场所有太监皆闻声跪拜，齐呼 “老祖宗吉祥”。随后，慈禧用早膳。之后，慈禧开始召见军机大臣，与隆裕皇后、监国摄政王载沣等人洽谈多时，后以新国君溥仪的名义下诏书，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又尊隆裕皇后为太后。

发完上谕后，慈禧感觉病势加剧，便命军机大臣起草遗诏。军机大臣起草完毕呈上，慈禧阅后改了几处，譬如 “不得不再行训政”与“回念五十年来”云云。说罢，她又对身边人说道：“我毕生垂帘听政数次，不了解的人认为我是贪恋权力，实际上是迫于时势不得不做出此决定。”此时的慈禧还如平日一般，头脑清晰，神志清醒。没过多久，她昏沉过去，倏忽，眼睛又变得炯炯有神，但这一状态没维持多久，她又昏沉过去。

吃午饭的时候，慈禧吃着吃着，忽然觉得头晕目眩，眩晕持续了很久。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随后，慈禧体力渐渐不支，既而进入弥留状态。御医张仲元、戴家瑜 “请得皇太后六脉已绝，于未正三刻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升遐”。另有史料记载，慈禧去世前留下遗命：“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下午五时许，慈禧面南而逝，紫禁城里敲起了丧钟。

慈禧薨逝后五天，即光绪三十四年 （1908）十月二十七日，监国摄政王载沣以溥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大行太皇太后垂帘训政四十余年，功在宗社，德被生民。所有治丧典礼，允宜格外优隆，以昭尊崇而申哀悃。着礼部将一切礼节另行敬谨改拟具奏。”圣谕中提到的 “格外优隆”包括：要以皇帝的标准追加谥号；治丧典礼要格外隆重，突破祖制对太皇太后葬仪的规定；陵寝的规模要超越以往。

监国摄政王以溥仪皇帝的名义，给了慈禧一个几乎与功勋卓著的皇帝等同的谥号。谥号的赐予极有讲究。对执掌朝政四十七年的慈禧来说，其 “丰功伟绩”比一般皇太后多，所以谥号的确定需花费一番心思。摄政王载沣专门给军机处下达指示：“大行太皇太后功德昭著，震古烁今。现查 《会典》所载后，谥崇隆而又切合字样未用者已属无多，应于 《会典》帝谥字样内参酌选择，敬谨公拟，以重巨典而申显扬。”

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后、皇太后的谥号不能超过十六个字，谥号中的每组词都代表荣誉和功绩。东宫慈安太后只有十四个字。而对慈禧，摄政王载沣却打破祖制，不仅在原有的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个字上添加几组词，而且用词上也从皇帝谥号中参酌选择。因此，在清朝，慈禧的谥号字数最多。用词参考 《会典》，前面加上了 “孝钦” （清朝皇后追谥的第一个字固定为 “孝”），后面加上了“配天兴圣”，全称为 “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溢美之词达二十二字，可谓史无前例。

不仅如此，慈禧的葬礼仪式在监国摄政王载沣的授意下，突破祖制，尽显优隆，可谓盛况空前。

慈禧的金丝楠木棺柩盖着金黄色柩布，停于宁寿殿。葬礼安排在十月二十七日举行，慈禧的棺柩将移往景山脚下。为了让灵柩更安稳顺利地经过，人们甚至动用了蒸汽压路机将通往清东陵的道路压平。起柩日清晨，天气阴冷，寒风刺骨，城内所有交通都已中断，凡送葬行列经过的地方，都站满了旗兵和配枪的新军士兵，所有门窗都得关闭，大街两旁的所有岔道都用蓝布遮挡起来。按祖制，皇家送葬仪式一般不允许百姓围观，但因为路途太遥远，围观的人群便都涌向城外。

下午，棺柩被缓缓抬过北京东直门灰色的小土丘。小土丘上搭建了一个带顶棚的看台，是为各国记者观看送葬仪典准备的。葬礼极为隆重豪华，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荷兰阿姆斯特丹 《电讯报》驻华记者报道：“送葬队伍中，打头的是一队穿着现代军装的长矛轻骑兵，装束齐整，举止得体……紧接着又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他们属于皇家禁卫军，身穿有红镶边的灰色军衣。后面又有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那些举着鲜艳旌旗的仆役行列没完没了，似乎把皇宫里的旌旗全都搬出来给已故太后送葬了。”

这些只是开路的仪仗队。接着，“更多的黄色轿子自上而下地过来，在这些轿子的后面，闪烁着一团耀眼的金黄色火焰，体积大得吓人，而且离地面很高。慈禧太后的灵柩非常缓慢地向前挪动着，方形的灵柩上顶着一个偌大的金球，而且用一块边幅很宽的织锦罩了起来。它被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高高地耸立在他们的头顶上，以威严而庄重的方式向前移动”。

灵柩前面，有数百面黄色旌旗作为先导，“到处都是一片黄色的海洋，有无数方形或圆形、上面绣满龙凤的各色旌旗。在浩浩****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的后面，还跟着一大批身穿深黄色袈裟的喇嘛，分别来自西藏和蒙古。最后一大批清朝高官走上前来，他们只穿着黑色的丧服，官帽上摘掉了表示官衔的饰物，即红珊瑚、蓝宝石顶子及孔雀羽毛。他们是清朝最高层的官员，其中包括了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人都带着哀悼的神情从我们面前经过……”

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国 《泰晤士报》也专题报道了慈禧出殡时的盛大场面：“十一月五号之晨五钟时，乃钦天监选定大行皇太后金棺由宫中奉安于东陵之日。一切情形与前西历五月大行皇帝奉安之礼略同，唯军队更多，装饰更美，警吏亦更整齐，故其景象尤为阔大。然有一欠缺之点，即大行皇帝奉安之日，天气晴明，此次则浓云密布，甚为寒冷……金棺初以八十四人抬之，此乃过城门时最多之数，出城则加为一百二十人。前行者为监国摄政王及诸王公贝勒、军机大臣等，后为骑兵一队，再后为骆驼等驼载帐篷及行宫用具。由京往陵，须行四日，以备晚间支帐，为金棺暂安之处也。又后为伞队，皆庚子年由西安回銮时百姓恭送者，安葬后则皆烧之。又后为喇嘛，最后为銮仪卫一队，执祭器佛幡旗帜等。全队中有三乘极华丽之舆，罩以黄丝之帘，一切装饰，均为龙凤花样。有二乘与太后平时所乘者相同，此亦备在陵上焚烧者。统观全队，炫耀威严之景，使人印于心而不忘。自中国人言之，唯唐之武后或能与此比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