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推行新政后，对洋人的态度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恐惧痛恨到献媚奉迎，谁也无法探知她的心理是如何变化的。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 （1898）戊戌政变后，慈禧要废除光绪帝另立皇储的计划遭到各外国驻华公使的反对。为了平息众怒、缓和局面，慈禧决定撤帘露面，召见各国驻华使节。这是她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给了各国使节前所未有的礼遇。十二月三十一日，慈禧接见北京公使团的夫人们，问候曾被义和团围困过的使节夫人。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并不领情，反而认为 “这真是一场滑稽的仪式，它也打破了中国的所有礼仪习俗。我有一种感觉，这位年迈的皇太后肯定是想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以抹去我们最近两个月来听说的关于她的许多暴行。但她的行为有些失去了分寸”，还讽刺她与光绪帝的关系。

慈禧即使受了气，依然对洋人笑脸相迎。虽然晚清保持闭关锁国的状态，但她非常喜欢一些洋玩意儿，不仅喜欢乘坐奔驰车出游，还很喜欢巴黎的香水和摄影。袁世凯投其所好，曾送给她一辆洋车。

光绪二十九年 （1903）春，外交官裕庚的夫人及女儿德龄、容龄姊妹进宫觐见慈禧，她们陪太后聊了一整天。直到天色渐暗，慈禧才让她们回家，临走时还嘱咐德龄姐妹常来宫中走动。因与外国公使夫人们会面时缺英语、法语翻译，慈禧让德龄担任自己的御前女官兼翻译。

德龄之父裕庚是清末重要的外交官员。他在巴黎担任驻法大使期间，曾让女儿德龄、容龄拜现代舞创始人邓肯为师学习跳舞，让她们全方位感受西方文化，而这些异于东方传统文化的见闻与生活方式正是慈禧在推行新政期间迫切需要了解的。所以，德龄除了受命担任翻译，还要做慈禧的生活参谋，以免慈禧在与洋人打交道时闹出笑话。当时慈禧提出这一要求时，德龄回禀道：“老祖宗特恩，命臣女当这重差。只恐臣女年龄尚稚，更事无多，万一有误，反致辜负天恩，还请老祖宗俯鉴微忱，令臣女退就末班，学着办事便是！”慈禧笑道：“你亦何用自谦，我看你不致荒谬，你且试办数天，再作处置！”德龄只得谢恩受职。此后，姐妹俩几乎每天不离慈禧左右。

春夏之交，颐和园里百花盛开，慈禧遍邀各国公使眷属入园游宴。各国公使、参赞各带女眷，她们的着装五颜六色，如斑斓的蝴蝶一般。宴毕，她们一起在园中游览。各位女眷推举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为代表，到慈禧处道谢。康格夫人身后跟着一位女子，生得细腰苗条、身姿婀娜，慈禧觉得她俏丽绝伦，便询问她的姓名。康格夫人代答叫“克”，说她是位女画家。慈禧问她 “能否见物作画”，德龄禀太后说：“肖像画对克姑娘来说最拿手。”太后踌躇片刻，说道：“她既欲绘我肖像，叫她缓日前来便好。”之后，慈禧身边又多了一位女画家。

当然，西化之风远不止这些表面上的形式，一些传播西方文化、政治思想的刊物也在各地应运而生。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清王朝仅仅实行这些新政而不改变国体，是不能使国家富强的，于是便有了关于变更国体的讨论。讨论以 《国民报》最有代表性。该报创办于日本东京，光绪二十七年 （1901）三月二十二日发行第一期，为月刊，刊内设有社说、时论、丛谈、外论、译编、纪事、答问等栏目，除所译原著者外，撰稿人一律不署名。《国民报》创刊时即以 “唤起国民精神”为宗旨，宣传 “革命排满”的思想。《国民报》上发表的 《说汉种》《中国灭亡论》《正仇满论》《二十世纪之中国》等文章，谴责了 “施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的封建独裁者，攻击了对内实行种族压迫，对外御敌无术、为虎作伥的清政府，批判了康、梁保皇党人和国内的立宪派，“持论多与 《清议报》交绥，务胜之以为快”。这份报纸一出，便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关注，他们还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该刊在译编专栏中曾专门翻译登载了杰斐逊等人起草的 《美国独立宣言》、威曼的 《革命新论》等文章专著，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阐述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和正义性。该刊在时论、丛谈等栏目发表的文章中，鼓吹 “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

日俄对马海战(14)结束后，国内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宣扬立宪政体，并论证强大的俄国之所以在海上战败，原因在于俄国是封建专制体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以此证明君主立宪比君主专制更有制度优势，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那么，何为立宪政体？普遍认识是，君主没有实际权力，“统而不治”，既没有行政权，也没有立法权，一国法律须由国会议定。日本自明治维新起改行新政，把专制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国势渐渐强盛，因此一战胜清，再战胜俄。“自是，国人的思想言论骤然改变，反对专制的风潮日盛一日。”

慈禧并不知道什么是君主立宪，也从来没有研究过社会形态、国家政治体制，她一生都在为独掌权柄而打拼，她想让清朝强盛起来，有朝一日打败那些屡次侵犯欺侮中国的洋人。慈禧心想，既然君主立宪如此盛行，不如顺水推舟，适应形势。于是，朝臣中也出现一大批立宪派。慈禧、光绪帝在推行五年新政后，开始顺应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宪派官员所代表的广泛民意，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七月宣布预备立宪，君主专制开始走向谢幕。

预备立宪公布后，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士人要求加快立宪进程的呼声不断高涨。光绪三十一年 （1905）五月三十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15)联衔奏请立宪，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慈禧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六月十四日，她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出洋分成两拨，载泽(16)、徐世昌、绍英(17)为一拨，赴英、法、日、比诸国；戴鸿慈(18)、端方为一拨，赴美、德、意、奥诸国。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到北京正阳门车站离京起行，上火车时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吴樾当场毙命，载泽、绍英受轻伤。五大臣惊慌失措，未能如期起程。事发第二天，光绪帝、慈禧召见戴鸿慈、徐世昌、端方，询问情形。戴鸿慈在 《出使九国日记》中记载： “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之后改由李盛铎(19)、尚其享顶替徐世昌、绍英，仍为五人，于九月起行。在半年多的考察中，五大臣每到一国，均要前往议院参观。在美国，戴鸿慈、端方还旁听了参、众两院的会议，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开河经费，众议院则在讨论进出口关税问题。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夏，考察团回国复命。慈禧召见他们时问起考察心得，他们一致赞扬这些国家的立宪政治。载泽所上 《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说：“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又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经过王公大臣的一番辩论，慈禧发布懿旨，宣布预备立宪。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布 “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然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做好预备立宪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十一月初，清末立宪派开始结成组织，推动君主立宪。清廷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又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

其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咨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同时也是极少数资产阶级上层代表的活动场所，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开始筹建，其宗旨是 “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议会，从它的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来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

其二，制定颁布宪法大纲和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慈禧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初就采取了无限拖延的策略，“仿行宪政”实际上变成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但慑于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及为了拉拢立宪派，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颁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仿照德国、日本宪法，维护皇帝的 “君上大权”，暂定过渡期为九年。为了表明态度，慈禧同意袁世凯等人的建议，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建立现代巡警制度。同年，命各省设立咨议局，颁布 《各省咨议局章程》及 《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钦定宪法大纲》共计二十三条，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君主独揽统治权；三是臣民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针对这个大纲，梁启超写道：“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革命党人宋教仁也多次强调，立宪最重要的是宪法，宪法是共和政体的根本和保障。

除了革命党人之外，主张立宪的官员都清楚地表达了效仿日、德的愿望，而对君主 “统而不治”的英国体制则有所保留。端方和戴鸿慈说，“日本之仿效欧西，事事为我先导……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所以最值得效法的是日本。《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还指出：“日本维新以来，事事取资于德，行之三十载，遂致勃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源，正当以德为借镜。”

基于此，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开启民智和改革官制为当务之急，并制定了四大方针：第一，自今日起，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实行立宪政体。第二，其大体效仿日本，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第三，财政及兵马之事权，悉收回中央政府。第四，中央政府之组织，与日本宪制相等。

由此可见，清朝大体效仿日本的制度进行改革。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几十年就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而清朝效仿日本实行改革却失败了，其中必有深刻原因。中国自秦以来，一直保持大一统格局，内部结构与运转机制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容纳性。中国集权制度极其强盛，已有两千多年的积淀，到清朝已达到顶峰，至慈禧掌权时，她一心为个人谋私利，因此视民主为洪水猛兽，认为 “将来开国会后，事事干涉，政令必至下移，民权实属可怕”。这种自私、恐惧的心理，促使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千方百计地对立宪加以阻挠。彼时的封建官员体制已实行千年、坚不可摧，想要通过一道诏书来改变是不可能的。载泽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宪利于国，利于民，唯独不利于官”。

《钦定宪法大纲》公布不久，光绪帝和慈禧便相继去世，立宪也就此流产。

(1) 载振 （1876—1947）：字育周，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宗室，末代庆亲王，乾隆帝玄孙，庆亲王奕劻长子。曾代表清朝廷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及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回国后积极参与新政，担任过商部尚书、农工商部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辛亥革命后从事工商投资活动，远离政治。

(2) 刘世珩 （1874—1926）：字聚卿，安徽贵池人，清末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文学家。

(3) 缪荃孙 （1844—1919）：字炎之，江苏江阴申港镇缪家村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被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称为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4) 陈作霖 （1837—1920）：字雨生，江苏南京人，清末著作家、藏书家，历任崇文经塾教习，奎光书院山长，上元、江宁两县学堂堂长等职。

(5) 柳诒徵 （1880—1956）：字翼谋，江苏镇江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

(6) 罗振玉 （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永丰乡人，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

(7) 陈庆年 （1862—1929）：字善余，江苏丹徒人，近代史学家、教育改革家和国家图书馆创建者。

(8) 沈家本 （1840—1913）：字子惇，浙江吴兴 （今湖州市南浔区）人，晚清大臣、法学家，新法家代表人物，历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

(9) 伍廷芳 （1842—1922）：字文爵，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早年自费留学英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曾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作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 《中墨通商条约》。辛亥革命后历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省长等。

(10) 载沣 （1883—1951）：字伯涵，道光帝之孙，醇亲王奕[img alt="patch" height="9" src="images/091526241944.png" width="10" /]第五子，光绪帝异母弟，宣统帝溥仪生父，于宣统年间任监国摄政王。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他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迫辞去摄政王职位，闭门不出。

(11) 谙达：满语，意为伙伴、朋友。

(12) 善耆 （1866—1922）：字艾堂，满洲镶白旗人，清朝十二家 “铁帽子王”之一，晚清贵族重臣。光绪二十五年 （1899）袭封肃亲王爵位，后历任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者之一。辛亥革命后两次发起满蒙独立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13) 张百熙 （1847—1907）：字埜秋，湖南长沙沙坪人，晚清大臣，教育家。

(14) 对马海战：1905年日俄战争中，两国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之间的对马海峡进行的一场海战，以日方大获全胜而告终。

(15) 周馥 （1837—1921）：字玉山，安徽至德 （今安徽东至县）人，协助李鸿章兴办洋务三十余载，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

(16) 载泽 （1868—1929）：字荫坪，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帝六世孙，晚清宗室大臣，立宪派的重要人物，历任度支部尚书、督办盐政大臣、度支大臣。清朝灭亡后加入宗社党，成为复辟派的重要人物。

(17) 绍英 （1861—1925）：字越千，满州镶黄旗人，清朝大臣，历任盛京将军、左都御史兼都统、工部尚书等职，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

(18) 戴鸿慈 （1853—1910）：字光孺，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四朝元老，历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

(19) 李盛铎 （1859—1934）：字义樵，江西德化县 （今九江市）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收藏家，历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山西布政司、陕西巡抚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农商总长、参政院议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