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 （1900），德使克林德被清军枪杀。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二十三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下，醇亲王载沣(10)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谢罪。同时，清廷还收到了一份要求严惩曾经支持义和团的 “地方祸首”名单，牵涉一百四十二人之多。为此，慈禧先后两次发布上谕，惩办了九十六名官员，其中四人处以死刑，其他人遭到流放、监禁终身、永不叙用等不同程度的惩处。

背后真正的 “祸首”慈禧让这九十六人当了 “替罪羊”，她终于可以回京城了。五月二十一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朕侍皇太后暂住关中，旬将经岁，眷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即日回銮。”但谕旨下发后，慈禧并没有起程，因为李莲英授意陕西巡抚升允上了一道奏折，说 “天时炎热，道路泥泞”，宜过些时日回銮。河南巡抚松寿也凑热闹说，“积雨连旬，河水骤发，跸路冲毁，行宫损坏”，请两宫暂缓行期。李莲英的心思路人皆知，李鸿章与洋人谈判虽和约已成，但还没有最后签字画押，随时可能发生变故。这些慈禧都没有明言，但确实心有隐忧。

到八月二十四日，在西安避祸近一年的慈禧决定在这一天起跸回銮。当天上午巳时，两宫銮驾从西安北大街行宫出发，出南城门后直接去八仙庵拈香祷告。起跸时，西安全城文武官员都到行宫门外伺候升舆，“即有黄轿数乘，自行宫出，士民皆伏地屏息”。辰时三刻，随着三声鞭响，回銮队伍开动，由二十四面黄龙旗开路，一千名骑兵前导出城，后有三千辆装满金银的大车，百余名太监押运随行。光绪帝和慈禧衣着华丽，端坐在黄色的轿子里，紧接着是皇后的轿子，护驾诸王、大臣的轿子跟在其后，最后是大阿哥的轿子。王公大臣或乘车，或骑马，编队而行。

道路两旁五步一岗，沿途市肆各设灯彩。出城后仍是旌旗招展，千乘万骑气氛肃穆，浩浩****地驶向河南。整个场面异常隆重奢华，“衔尾重车无数，均系各衙门档案。曲折穿行大街中，辰牌向尽，始出南门……长安父老，均于南门外祗候跪送，恭献黄缎万民伞九柄”。

出城才二十余里，回銮队伍便在灞桥驿馆驻跸。灞桥自古以来为最盛迎送之地，此次别行则是空前绝后。八月二十五日，行二十里后驻跸临潼骊山行宫，因遇阴雨天，道路难行，于是沿途铺路，路线按风水学精心设计，耗费甚巨。自陕西西安府威宁县京兆驿至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周南驿，行程仅七百八十余里，却走了整整二十二天。

过洛阳后，巩义的地方官员为了迎驾，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在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宫，在洛河上驾起一座浮桥，另外，又在洛河边上建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村北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窑，但因洛河发大水，慈禧没有走水路，到巩义之后只在东黑石关行宫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临走时，当地富商康鸿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献了一百万两白银。慈禧一高兴，给康氏庄园赐名 “百万庄”。

九月二十八日，两宫至郑州后，路途才变得平坦。到开封时，开始有地方奏折送来。两宫在此驻跸数日。十一月初三，开封下了一场大雪，次日启銮时，竟有数千百姓相送。其时雨雪初霁，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只听到马蹄车齿在路上的杂沓之声，互相应和。慈禧遥望河干，只见十里锦城，千军荼火，仿佛万树桃花，照春齐发，一时情绪高涨，命人在黄河岸边 “设香案炷香祭河神”。祭祀结束后，大队人马前往延津。又过了半个多月，两宫到达定州，京城已遥遥在望。因人数过多，火车一时难以承载，于是分两路而行。到达直隶总督府驻地保定后，慈禧传旨饬令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接管天津防务，并即刻赴保定迎銮。

在保定，慈禧让人找风水师算好进京的吉时与路线。因火车排班的时间与风水师测算的吉时有出入，袁世凯特意找到负责列车运行的比利时铁路公司工程师杰多第，要求他按太后认定的吉时调整火车时间，以便准时到达北京。车厢也按皇家要求重新布置，最引人注目的是御座车厢内放置了超大火盆，足以温暖整个车厢。车厢内所用物品、装饰全是工部侍郎盛宣怀 “孝敬”的。

除了御座车厢，供随行高级官员用的车厢有三节，宫女侍从用三节，装各地 “孝敬”的贡品用了九节。第二列车则供皇后、王公大臣、福晋、命妇、内监等乘坐。

十一月二十八日，火车抵达马家堡，刚一停靠进站就听见军士擎枪奏乐。两宫先后下车，光绪帝乘坐八抬黄缎轿，轿夫均穿紫红色缎绣花衣，四周由侍卫、内监拥护，轿前排列兵丁、乐工、大旗；随后为御用的衣箱、马匹、驮轿；再其后为骑马随从；队伍的最后是弓箭手、长枪手、马步兵。皇太后的黄轿仪仗与光绪帝相同。

途中，袁世凯又派来北洋新军警卫， “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北京城的百姓都跑来围观。仪仗开路，旌旗招展，赫赫威仪，簇拥入永定门，史称 “庚子回銮”。

慈禧回宫后的第一件事是让人挖掘出逃亡前埋藏的金玉宝器，所幸，值钱的宝贝都在。她很高兴，对藏宝有功的内监总管李莲英大加赞赏。

实际上，深受慈禧器重的李莲英不只是内监总管，还是慈禧私库的财务总管。大概从光绪十年 （1884）开始，李莲英以慈禧五十寿典为由收受贺礼，从中捞取大量好处，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收受贿赂，还以种种借口索贿。

众所周知，李莲英在宫中是慈禧奢侈生活的保障者，他曾动用国家财政，造成不止一次灾难。例如，光绪十五年 （1889），李莲英陪同醇亲王奕[img alt="patch" height="12" src="images/091526236210.png" width="13" /]第一次检阅北洋水师基地旅顺及威海卫等地时，当时地方各级官员对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尊敬程度比对醇亲王还要高。北洋水师的所有官员，包括水师总督丁汝昌，个个竭尽所能讨好李莲英。李莲英向慈禧报告北洋水师军费充足，致使户部和海军衙门暂停了北洋水师的军费和各种训练费用。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与海军衙门挪用海军经费不无关系。而在开战前夕，即光绪二十年 （1894）正月初一，慈禧竟给李莲英赏加二品顶戴花翎。

李莲英是个聪明人，每次向高官索要贿赂后总是与慈禧一起分赃。他知道办什么事情应收多少贿赂，也知道宫中采买每次置办物品的价格，所以每次索钱都能如愿以偿。不少官员四处打听 “行情”，不用李莲英开口就知道该送多少银两。比如，上海道台是个肥差，每年须贡银十万两。义和团起事后，朝廷向南方各省征收的大量贡银也首先交到李莲英手里。李莲英家的袍子、贡丝及其他珍宝更是堆积如山。疆吏如抚台以下，藩臬两使，到任先缴五万元，名叫衣料金。所有进贡物品，慈禧取一半，李莲英分得五分之一，剩下的交给荣禄用于军需。

这样的事情在 “庚子事变”后西逃时仍屡有发生。两宫在西安、巩义、开封时，李莲英获利颇丰，于是经常以洋人必然报复为由说服慈禧，尽量延迟回京时间。李莲英这样做，并不完全是为了钱财，还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洋人所列的 “黑名单上”。从那时的情况来看，他的害怕是有根据的。他指使手下的太监每天向他报告北京的最新消息，直到收到庆亲王的信函，得知一切平安后，他才放下心来，不再阻挠两宫回京。但不幸的是，回京后他自己私藏的财宝已被洗劫一空。原来是一个小太监为了活命，向法军告密。慈禧为了安慰李莲英，准允他将告密的小太监正法，另给他赏银一万两，一是作为他的私产被劫的补偿，二是奖励他在 “西狩”中殷勤护主有功。

在逃亡途中，李莲英每天服侍慈禧睡下后，总不忘去看看失势的光绪帝。有一次他见光绪帝在屋内灯前枯坐，连铺盖都没有，当即跪下抱着光绪帝的腿痛哭，连说 “奴才们罪该万死”，随即又把自己的被褥抱来给光绪帝铺好使用。回京后，光绪帝每念及此事，总是感叹：“若没有李谙达(11)，我活不到今天。”

在推行新政期间，李莲英对慈禧的影响较之前更大，宫中所有内务均由他掌管，甚至军机大臣奏事也要提前告知这位总管。回京后八年多时间，据京中银行家估算，他的家财积累到了二百万英镑，其中绝大部分是受贿所得。与他的前任安德海不同，李莲英虽说得到了慈禧的赏识，但仍夹着尾巴做人，一生低调谨慎。有人曾问及他在宫中长期得势的秘诀，他回答了八个字：事上以敬，事下以宽。

与李莲英安稳的命运相反，红极一时、权势熏天的端王载漪及其子大阿哥溥儁被流放新疆。在慈禧的政治跷跷板上，跷得越高的人，往往跌得越惨。无论是跷得高的还是跌得惨的，其命运皆掌握在慈禧手中。

“庚子事变”后，清廷的核心大臣分为两党，一党以肃亲王善耆(12)为首，追随者有瞿鸿禨、岑春煊，都是慈禧西狩时护驾有功的人；另一党以庆亲王奕劻为首，追随者有袁世凯、张百熙(13)等人。

光绪二十六年 （1900），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奉诏率兵东进勤王，从兰州到北京路途遥远，且必经沙漠，但岑春煊星夜奔驰，竟最先与慈禧西行的队伍相遇，其他各路勤王军队在慈禧到达太原后才陆续赶上。

据说有一天，慈禧宿于破庙，岑春煊环刀立于庙外。半夜，慈禧从噩梦中惊醒，大声呼叫，岑春煊在庙外朗声应道：“臣春煊在此保驾。”他守护庙前彻夜不眠，令慈禧十分感动。慈禧平安抵达西安后，对岑春煊说：“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你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已将你当亲人看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岑春煊调任署理四川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 “官屠”，与 “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 “清末三屠”。他仗着慈禧的宠信，不畏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的官员，其中以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最为引人注目，但他也因此得罪了一批权贵，其中就包括庆亲王奕劻及其党羽袁世凯。光绪二十九年 （1903），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他上书请求立宪，又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书请求废止科举；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俨然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

而另一代表人物瞿鸿禨升迁的真正原因并非护驾有功。瞿鸿禨二十岁出头就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当编修。他年轻有才，更奇特的是他的相貌与同治帝非常相似，慈禧为此特意召见了他。瞿鸿禨本人曾写过一首诗，回忆慈禧初次召见他的情景：“珠襦武帐中，东朝发清问。嘉尔少能文，勉旃为国俊。俯询臣亲年，谓是汝家庆。慈怀痛先帝，悲感声泪迸。”慈禧召见一个年轻臣子，为何突然感念先帝，还大哭起来呢？无非是瞿鸿禨长得太像她去世的儿子了。不过，慈禧当时并没有提拔瞿鸿禨，也没有留他在身边。直到 “庚子事变”后，在长沙休养的瞿鸿禨才接到慈禧谕令，让他火速赶到西安，进入军机处。王文韶因病致仕后，瞿鸿禨成为汉人军机大臣领班。

肃亲王善耆一党和庆亲王奕劻一党都是极有权势的人物。光绪三十二年 （1906），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说服慈禧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远离权力中枢。岑春煊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春煊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次年三月二十一日，突然从汉口上京觐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一时之间，岑春煊、瞿鸿禨声势大盛，隐约有独揽朝政之意，但很快遭到奕劻、袁世凯的陷害和打击。他们暗中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他企图为戊戌变法翻案。形势自此急转直下，岑春煊于四月再度被外放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他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一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瞿鸿禨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命运。庆亲王奕劻辅政能力平平，且为人贪鄙，与儿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 “庆那公司”。慈禧有开缺奕劻的想法，但因为他是近支宗室，对朝廷忠心，还牵涉错综的人事关系，慈禧一直举棋不定。

有一天，慈禧召见瞿鸿禨时，说：“庆王声名外间甚坏，你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瞿鸿禨误以为庆亲王快要倒台，回家后竟把这件事说与了夫人。他的夫人不甚谨慎，和朋友打牌时竟把这件事说了出去，结果传到英国 《泰晤士报》记者耳中。此事登报后，慈禧勃然大怒，仔细回想她只跟瞿鸿禨提过这件事，于是认为瞿鸿禨就算不是勾结外人，至少也有口风不紧之嫌，难以担当军机大臣的重任，瞿鸿禨就此被革职。

在慈禧的政治跷跷板上玩得最得心应手的非 “民屠”袁世凯莫属。光绪二十七年 （1901），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袁世凯之所以被称为 “民屠”，是因为他手中掌握兵权，从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是清廷镇压义和团的一把 “利刃”，他杀人不计其数，手上沾满了民众的鲜血。

光绪二十九年 （1903），荣禄去世，慈禧难过不已。随后，庆亲王奕劻得到慈禧重用，一度被提拔为军机大臣，代替荣禄入职军机处，还被赐 “铁帽子王”。奕劻被提拔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派人登门道贺，并送上一张十万两的银票。从这以后，袁世凯月孝年贡，雷打不动地按时送上大笔银两。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自己的目的。李鸿章去世后，他顶替李鸿章，成为北洋军的实权派人物，但他野心勃勃，一心想独掌军权，所以一直建议全国设立练兵处，这样就可以扩编北洋军。他深知清廷一向忌惮汉人掌握军权，于是极力推荐奕劻担任练兵事务大臣，而奕劻也心领神会袁世凯慷慨送礼和推荐自己任职的真实目的。

光绪三十一年 （1905），袁世凯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除直隶总督之外，还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 （简称北洋军），并将清王朝京畿的警卫权紧握在手。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扩大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 “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

为了防止袁世凯的势力继续扩大，慈禧很快在朝廷中掀起压制袁世凯的浪潮。袁世凯觉察到危险后，立即向慈禧示弱，提出辞去所有兼任职务，并将几个北洋分支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直接辖制。至此，慈禧虽然打消了杀袁世凯的念头，但并没有放下戒心。她想到一个计策，将袁世凯晋升为军机大臣，调到北京任用。同时，她又把在湖广地区供职多年的 “士屠”张之洞调到军事部门，以牵制袁世凯，让她的 “跷跷板”尽量保持平衡。

慈禧在掌权的几十年间，最擅长的就是在诸臣间行制衡之术。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曾国藩与左宗棠之斗狠，还是后来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见不合、奕訢与奕[img alt="patch" height="13" src="images/091526239383.png" width="14" /]间的隔阂等，都是慈禧通过他们彼此牵制使自己的地位愈加稳固，无可撼动，而她坐收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