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 （1900）七月二十一日，慈禧 “挟持”光绪帝踏上出逃之路，沿途只见坊间萧条，狐狸穿行于杂草间，道路旁多是逃难的难民和残兵败卒。这一天，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都未进食，只有百姓献上的一些高粱米可以充饥。光绪帝与慈禧用手掬着勉强吃了一些，吃着吃着，慈禧落下泪来，光绪帝也跟着啜泣不止。第二天，马玉昆部队赶到，在部队的护送下慈禧一行继续向北走。来到昌平县时，昌平县令以“守土有责，恐拳匪擅入且未奉诏旨”为由，下令明枪放炮，拒绝他们入城。慈禧无奈，只能绕城而走，至昌平县城附近的贯市。

老宫女何荣儿回忆途中的情形时说：“人千算万算也有算计不到的地方。老太后这次出走，什么都不带，只随身带了些散碎银子，以为沿途一定会有卖东西的。有钱能买鬼推磨，这种想法到现在完全落空了。由海淀奔温泉，由温泉北上到居庸关的古道，原来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做买卖的，开客栈的，尤其是驿站，都应该有人支应，可现在跑得一干二净。那些败卒残兵，有什么抢什么，一帮一帮的戴红头巾的义和拳也是有什么拿什么。殷实一点的人家都躲起来了，剩下不藏不躲的人也就穷得只剩一条命了，目前的光景是有势力没处用，有银子没处花。一两银子也换不出一口吃的来。”

贯市是一个回族聚集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姓李，是康熙时期著名镖师李五的后代。李氏族长招待得很好，慈禧一高兴，赏了李氏族长四品顶戴。晚上，慈禧、光绪帝和后妃就住在当地一所废弃的清真寺里，其他随行的人只能露宿街头。

次日，军机大臣王文韶赶上，随身带来军机处的全部印信。他按事先预定的路线带领这群 “高贵的平民”一路向西。

七月二十三日，慈禧一行到了怀来县，县令吴永赶到榆林堡迎驾，然后，一行人赶至怀来县城，县衙一众人在城门外迎候，这是出京以来第一次有人跪迎皇太后、光绪帝，慈禧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此时的慈禧穿了件蓝色的布衫，着普通百姓的发式，完全是个乡下老太太的打扮。光绪穿了件黑色长衫，额上的细发都很长了。因出京后数日都是睡在土炕上，没有铺盖，没有被褥，也没有东西填饱肚子，连续几天仅喝小米粥充饥，众人皆疲惫困顿不堪。慈禧让李莲英给吴永传话，令进献豆粥、寻找烟袋，以及数人换用的衣物。过了半个多时辰，吴永备了四顶轿子，慈禧、光绪帝、皇后、大阿哥才都换乘轿子。怀来县衙的厨夫已经被派出去寻觅可以吃的东西，不得已，吴永的妻子只得先 “自入厨房炊饮，煎鸡蛋数枚及泡菜等二三味，草草供馔”。

吴永只有三十多岁，外表文弱，但是十分能干，将怀来县这个又小又穷的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慈禧对吴永很有好感，当面大加赞赏。当晚慈禧再次召见吴永，细问才知道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她马上命吴永打头阵，负责西行的后勤保障。李莲英和王文韶虽然都堪当此任，但毕竟人生地不熟，且年纪较大。过了两天，慈禧将吴永擢升为知府，回銮后又升为广东的道台。

到了七月二十四日，慈禧一行在路上忽然遇到一大队人马，众人吓了一跳，走近一问才知道是甘肃布政使岑春煊(2)率兵前来护驾。岑春煊的部队都穿着黑衣，号称黑衣军，总共两千多人。慈禧一看有生力军前来勤王，心情顿时轻松许多。

七月二十六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下了一封罪己诏。诏书中对列祖列宗及太后训政作了一番颂扬后说：“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光绪帝一路上沉默寡言，除了吃和睡，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发呆。

七月二十七日，车驾抵达宣化府。知府、总兵、知县等大小官员数十人，抬着绣龙大轿来到郊外，跪伏路旁恭迎圣驾。慈禧和光绪帝终于重拾皇家尊严。慈禧脸上的疲惫一扫而光，也没有了惊慌失措的神情。她的腰板挺直了，声音也洪亮了，又颐指气使起来，或许她还不知道，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变成了令人无法想象的人间地狱。

从宣化逃入山西，慈禧再次感受到逃亡的凄苦。在这期间他们在一个地方落脚，只有两间小屋，潮湿不堪，慈禧住一间，光绪和皇后住一间，其他人只能露宿。盖被洗过尚未干透，夏末多蚊虫，慈禧通宵无眠，跟身边人感慨：“不料今天落到这样凄惨的地步，当年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乱，也漂泊在外，目睹杨贵妃之死而束手无策。我今天的境遇，比唐玄宗还惨。”

八月十三日，过雁门关，慈禧令稍加停留，又感慨道：“观此风景，不禁想到热河。”又跟光绪帝说，“不管如何，此次出京能够游历大千世界，也是一乐。”慈禧这次出逃显然感触很多，对民情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是在这一天，她下谕不惜一切代价剿灭义和团，以此作为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求和的表示。从这一天开始，义和团拳民变成了清王朝的敌人。正与洋人浴血奋战的义和团也将战斗口号改成了 “扫清灭洋”。

八月十七日，慈禧一行到达山西太原。时任山西巡抚正是一年前极力劝说慈禧招抚义和团的宠臣毓贤，他率文武数百人出城郊二十里外跪迎皇太后。回城后，毓贤跪地请罪，磕头如捣蒜，说：“微臣抓洋人如网中取鱼，将洋人妇孺老幼斩杀殆尽。微臣已经准备好接受朝廷处分。”慈禧没有言语责备，反而抚慰他说：“去年你说义和团可以依靠，看来是你错了。现在京师已经沦陷，但是你执行圣旨颇为得力，还是很忠诚的。如今山西境内没有洋人，都是你的功劳。不过洋人现在要报仇，要朝廷追究你的责任，我准备革掉你的职务，你不要因此伤感，此举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此下策。”之后，慈禧亲自到毓贤斩杀洋人的地方观看，了解事情始末。

此时的慈禧打着 “国家利益至上”的旗号，准备牺牲这条 “忠诚的走狗”。过了几天，慈禧又召见毓贤说：“现在寿木价也贵了。”言外之意是劝他自杀，也便于自己脱逃干系。

这时荣禄也赶来太原，把崇绮一家遇害、崇绮本人悬梁自尽的事告知慈禧。慈禧听后非常感动，对崇绮大加夸赞，开释了他的一切罪责。然后她问荣禄，事到如今，该如何处置？荣禄说：“只有一条路，须杀端郡王和其他支持义和团的大臣，另外要尽早回銮京师。”慈禧沉吟半晌，未置可否。过后，内监总管李莲英力劝太后，京师情况未明，切不可急于返回。

慈禧觉得，暂不回銮是对的，但必须尽快重掌权柄，向全国发号施令以规整乱局。于是，她任命荣禄为首席军机大臣，前来护驾的江苏巡抚鹿传霖(3)也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加上原军机大臣王文韶，就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军机班子，这一机构开始运作起来。接着，慈禧再度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允准他便宜行事，会同总署总管、庆亲王奕劻迅速办理和局。在她看来，庆亲王奕劻不过是 “摆设”，最终这副担子只有 “李大架子”才能挑得起。李鸿章的部下及亲属们都劝他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以免又成为替罪羊。李鸿章之前曾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违抗过北上勤王的懿旨，如今还需找个借口，遂以年老体弱、身体抱恙为由迁延观望，对慈禧接连几次催促都不予回应。

慈禧办完这几件令她烦心的事情后，又开始享受安逸奢侈的生活了。在太原，地方政府提供的衣食越来越好，她的心情也越来越好，甚至有了听地方戏的兴趣，早已忘却此前 “千乘万骑，供亿维艰，食用皆昂，民生滋累”的困苦生活。但她没过几天舒适日子，又有传言说洋人要西进，她又决定逃往陕西，临行前仍不忘给李鸿章发电报催促他北上。其时，李鸿章已经于八月二十五日乘坐招商局的轮船从广州起程前往天津。一方面，他不敢得罪慈禧，违抗诏命；另一方面，他得知洋人还将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清廷必须采取措施让战争尽快结束。

八月二十四日，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率后续部队进京，在中南海的仪銮殿设置总司令部。此时，八国联军总兵力已超过十万人，其中驻京联军有三万多人。为了胁迫清廷屈从，联军还在京城四周攻城略地，扩大侵略范围。俄军、德军、英军占领北塘、秦皇岛和山海关等地，控制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线。联军还于八月二十七日从京津各地派兵攻占了保定、正定，之后继续向山西进攻，一直攻到娘子关、固关。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慈禧一行于九月初四逃到西安。鉴于联军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停止，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拿出一个与洋人谈判的方案。这时很多大臣都赶到西安，慈禧把他们召集起来商议议和之事，同时给李鸿章发电报，问他洋人提出了哪些条件。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奕劻汇报说，在与洋人的初步交涉中，洋人提出要以惩办 “祸首”作为和谈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先惩办了 “祸首”，才有坐下来和谈的可能。于是，慈禧拟定将载漪、徐桐、刚毅、赵舒翘列为惩办对象。但载漪因为是大阿哥的生父暂时还不能杀，而徐桐、刚毅已死，不再追究，所以，要惩办的 “祸首”只有赵舒翘，但究竟如何处置，大臣们久议不决。

洋人以清廷虚与委蛇、糊弄拖延为借口，又攻占了北京以北的宣化、张家口等地。至此，联军经过数月的攻掠，已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隘。在联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清廷彻底屈服了。

经大臣几次商议，对赵舒翘的处置四次升级：起初是对赵舒翘 “革职留任”，再改为 “交部严惩”，又改为 “斩监候”，最后定为 “斩立决”。消息传出后，西安城内绅民三百余人联合为赵舒翘请命，愿以全城人保其免死。慈禧心里很明白，赵舒翘罪不至死，当初他与刚毅去考察义和团，回来后对 “宣抚拳勇”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是附和刚毅和载漪，但慈禧别无选择，只能屈从洋人的要求。

光绪二十七年 （1901）正月初二，西安古长安大街鼓楼聚集数万市民，声称要劫法场；慈禧若杀赵舒翘，便请回京。西安民众的意图很明显，如果皇太后要强行惩治一个正直的官员讨好洋人，那就请回京城去，在京城，洋人自会保护他们，而在西安，百姓不管那么多。迫于这一情形，慈禧让声望较高的陕西巡抚端方(4)出来说话。在端方的劝解下，聚集闹事的民众终于散去，但赵舒翘必须处置。慈禧考虑到公开处决会招惹麻烦，于是将公开处死改为赐死，即令他在西安家中自尽，并让陕西布政使岑春煊前去监督执行。当天，赵舒翘吞金自尽未死，又服砒霜仍未死，在岑春煊的逼迫下，他的家人被迫用纸糊其七窍，灌以烧酒方才身亡。

人被处死了，却没有确定罪名，确实是千古奇谈。所以，清廷不得不给赵舒翘罗织一个罪名，但查来查去，赵舒翘在对待义和团、对待洋人等问题上都没有太大过失。最终，诏旨中只得以草率查办义和团 “拳匪”为控词，将这个直臣、办案能吏典刑。后来被慈禧留在身边的原怀来县令吴永记述这段历史时说：“悲夫！顾就此案而论，终不能不谓之怨。青史是非，悠悠众口，吾犹愿为死者一洗之也。”

赵舒翘被赐死后，清廷终于获得了与洋人正式谈判的 “资格”，洋人同意让奕劻、李鸿章代表清王朝进行和谈。慈禧得知洋人允诺后，那种唯我独尊的气势又重新附体。在西安城，她每天所耗膳银就达二百余两，相当于当时十家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每日膳食品种达一百余种。她还得意洋洋地对岑春煊说：“自西狩以来，我们俭省多了，朝廷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各地闻知太后与皇上西幸，都纷纷往西安运送物资，慈禧喜欢喝牛奶，当地官员专门在其住所附近养了六头奶牛。仅此一项，每月又花掉银子二百余两。她还不时看大戏，跟在北京时一样。于是，陕西的大小戏团几乎都被请来西安。当然，慈禧在西安期间看到民生艰难，也生出很多感慨，并多次让李莲英从她私人银库中拨出赈灾银两救济难民。她还对光绪帝说：“以前在宫中，不知道老百姓这么艰苦。如今亲身体味，才懂得什么叫真苦。”话虽如此，但她的奢侈生活让人们丝毫感觉不出她的真心实意，反倒觉得她假仁假义。

在逃亡的日子里，慈禧仍大权独揽，事无巨细，亲自裁夺。她一面尽情享受地方提供的优越生活，一面积极差人与西方列强议和。正与洋人周旋的李鸿章虽被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但遇事仍随时向慈禧汇报，谈判因而拖延很久仍没有实质性进展。慈禧急于回京，希望协议早定，于是召集众大臣议定了 《和议大纲十二条》，她的原则性意见转而变成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面对列强张开的 “血盆大口”，李鸿章、奕劻与洋人的谈判非常艰难，李鸿章再次感受到 “屈辱外交”的悲哀。

光绪二十七年 （1901）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按照慈禧的旨意，代表清廷与十一国 （除了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三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 《辛丑条约》，共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签字仪式结束返回住所后，李鸿章悲痛欲绝，大口大口地吐血。之后，李鸿章便一病不起，直至临终。在停止呼吸之前，已经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几滴浊泪流过他的面颊。至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两目仍炯炯不瞑，身边人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闻言才闭上双眼，终年七十八岁。

李鸿章去世后，他的遗诗和丧报一并送到宫中。慈禧阅览遗诗，诗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临终以这首诗告诫同僚，不要小觑外国觊觎中华之野心，拳拳老臣之心令慈禧心生悲凉。她神情哀怆地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无人分担了。”说完，泪水横流。飘摇中的大清仰仗的“风雨裱糊匠”就这样谢世了，身后是满目疮痍的清王朝，慈禧和她的政治王国又将何去何从？

(1) 此处的 “我”是指太监崔玉贵。

(2) 岑春煊 （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晚清大臣，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到光绪帝青睐，先任广东布政使，后又调甘肃布政使。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他率军 “勤王”立下大功，此后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署理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任内积极推行新政，大举惩办贪官，有 “官屠”之称，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称 “南岑北袁”。

(3) 鹿传霖 （1836—1910）：字润万，直隶定兴人，晚清大臣，历任广西兴安知县、桂林知府、广东惠潮嘉道道员、福建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抚、陕西巡抚等职。

(4) 端方 （1861—1911）：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晚清大臣，金石学家，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宣统三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