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行变法期间，光绪帝根据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发行纸币，设立银行，促进经济流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命亲王游历各国以考察西国之良政，译西书以灌输知识，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一系列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使国家富强。

让光绪帝为难的是，朝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而他起用的新人都位卑言轻，没有根基，孤立无援，难以成事。恭亲王奕訢居军机大臣之首，虽赞成变法，但他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心肺疾病，自三月初就在家休病假。光绪帝先后三次陪同慈禧前往他的住处看望，还命御医用最好的药为他治病，但仍未留住恭亲王的生命。四月初十，奕訢去世。慈禧随即通过光绪帝向内阁颁发慈谕：

恭亲王奕訢，谊笃亲贤，久襄密勿。溯当同治初元，予与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忱，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机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杪，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节次亲临看视，方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醊，追维畴昔，眷念成劳。恭亲王着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着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

过了几天，慈禧又下一诏，盛赞恭亲王 “王之功绩，薄海咸知；王之悃诚，祖宗昭鉴”，光绪帝呼吁朝中大臣要像恭亲王一样恪职尽守，“共济时艰，以竟贤王励相国家之志”。

在朝廷要员中，礼亲王世铎虽主掌军机处，但他是个 “和事佬”，又对慈禧言听计从，显然光绪帝无法倚仗他。李鸿章虽有心支持变法，但他已被边缘化，且慈禧未让他官复原职，眼下正闲居在京，也说不上话。军机大臣李鸿藻已离世，廖寿恒、张荫桓虽然职位较高，可以信任，但都是老臣，不完全支持维新思想。帝师翁同龢又被免职还乡。除这些人之外，朝廷中其他人基本上都属于后党。

光绪帝没有重臣可用，只得暂用新人。他赏梁启超六品衔，在译书局里处理译书事务。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了刘光第(7)、杨锐(8)，侍郎徐致靖保荐了谭嗣同、林旭(9)，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保荐了王锡蕃，御史杨深秀保荐了丁维鲁。这几个被保荐的新人都是饱学之士，但官衔都在四品以下。

新政措施中真正的新举措并不多，也未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后党顽固派势力所不容。朝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而慈禧老谋深算，在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彻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

但是，光绪帝并不妥协，他广开言路，不论官民皆可畅言变法维新，一举打破了四品以上官员才有权上折子的旧例。两江总督张之洞不仅支助维新派办强学会，还推举一些人协助出台改科举的章程；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王凤文奏请设立赈施，萧文吉奏请整顿丝茶，以兴实业；御史曾宗彦奏请开办农务，王锡蕃奏请办商业；李端棻(10)奏请整饬则例，袁永昶奏请筹办八旗生计，御史瑞洵也上章请办报馆……这些推举人的品级有高有低，但经办具体事务的人在职务上整体偏低，这给变法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朝野上下都知道，虽然光绪帝名义上已经亲政，但慈禧仍紧紧把持朝政，光绪帝并没有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结果证明，一人对抗整个利益集团，纵使是九五之尊也难逃失败的厄运。

朝中掌实权的主要有军机处世铎、荣禄、王文韶、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等要员，多属后党。其中一位大臣曾教训康有为：“你一个小小六品侍讲，满口变法呀变法，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变则招灾！”吏部尚书徐桐更声称 “宁可国亡，不可变法”。而在帝党中，除了翁同龢、廖寿恒之外，其他人也都认为与这些 “小人物”商议国事不仅滑稽可笑，还有失身份。

礼部有一位主事名叫王照(11)，他上书建议皇帝与太后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阔眼界。礼部尚书许应骙及侍郎等都不同意向上转呈，并说王照心怀叵测。光绪帝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为了 “立威”，他决定将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其中有一个名叫怀塔布的堂官，他的夫人借各层关系把此事上告了慈禧。

慈禧恼羞成怒，召来光绪帝当面责备，并希望他把康有为等人免职羁押。光绪帝一边应付老佛爷，一边设法告知康有为。他在颐和园亲手拟密旨，派人送往紫禁城。旨意写道：“谕内阁，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康有为见到圣旨后，意识到事态严重，便于次日一早赶乘首班火车逃出京师。得知这一消息后，慈禧大为恼火，但她还是按兵不动，而朝中的后党顽固派已无法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要求将康有为、梁启超斩首以谢天下；庆亲王奕劻、内监总管李莲英跪请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宫廷内外甚至传言慈禧将废除光绪帝，另立皇帝。八月中旬，光绪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维新派人士担心荣禄先动手，再次谋划武力夺权。但维新派手中没有实权，既没有兵，也没有钱，更没有权，只得向光绪帝建议重用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掌握京师兵权的步兵统领、直隶总督荣禄。他们请光绪帝下令让袁世凯发兵夺取荣禄的兵权，然后带领军队进京，包围颐和园；再派湖南籍好汉毕永年领一百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慈禧捕杀，同时派兵前往保守派官员如刚毅、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的府宅，将他们逮捕。这就是康有为的 “围园杀后”之计。

维新派的一系列举动都被报告给慈禧太后，慈禧闻报火冒三丈，她派怀塔布到天津去找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并在京畿做好军事准备，以防突发事件发生。帝党维新派与后党顽固派的斗争已到白热化程度。

八月初一、初二两天，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问他：“如果授予你统领军队之重任，能否矢志效忠于朕？”袁世凯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被卷进了政治旋涡中，在帝、后之间摇摆不定。他向光绪帝表决心：“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光绪帝听了非常高兴，当即颁旨，大意是：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唯当勤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不负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八月初三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他杀荣禄，举兵勤王。袁世凯加入了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交往密切，在这紧要关头，他有些举棋不定。这时，有一个人对袁世凯的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就是袁世凯的谋士徐世昌(12)。变法期间，徐世昌对袁世凯及北洋军的发展功不可没。袁世凯在京师之所以能左右逢源，离不开徐世昌为其四处打点，所以当光绪帝的密诏送抵袁营时，犹豫不决的袁世凯再次询问徐世昌。一直以老成持重著称、在翰林院坐了九年 “冷板凳”的徐世昌此时也陷入沉思，最后他做出一个动作——将密诏覆于案上，背面朝天，没有任何言语，随即转身离去。徐世昌意在劝袁世凯投靠慈禧，此举既 “拯救”了袁世凯，又保全了北洋新军。

其实，慈禧早就对袁世凯心存戒备。在康有为等人策划对慈禧进行“围园”行动之前，京城已经风声鹤唳。军机大臣、直隶总督荣禄作为袁世凯发迹的恩公之一，领慈禧之命，调聂士成麾下武毅军以及董福祥(13)麾下甘军两支劲旅拱卫京畿，主要的布防方向就是北洋新军的小站。袁世凯思忖：自己率军入京，胜负难料，皇帝并无实权，许诺未必兑现，一旦失败，必会招来灭族之罪。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袁世凯经过一番斟酌后决定向荣禄告密。他回天津一见到荣禄，立马跪下请罪：“今日奉命前来，有一事万不敢办，唯有自请死。”说着掏出光绪帝的密诏，双手奉上。荣禄看后厉声说：“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一纸密书片言而定？”袁世凯就此背弃了维新派，而站到了慈禧一边。后来光绪帝被软禁后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画一个大乌龟作为箭靶，上面写着 “袁世凯”的大名，执弓箭射之。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八月初六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带着庆亲王奕劻、荣禄等人直接闯入光绪帝寝宫，但光绪帝当夜没有住紫禁城而是留宿南海。于是，慈禧命荣禄派内务府侍卫赶到南海，将光绪帝软禁在瀛台岛上，随后她发布 “训政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与此同时，慈禧下令逮捕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并追捕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所有新政措施，除七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废止。至此，变法宣告失败，前后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 “百日维新”。

八月十三日，在慈禧的授意下，朝廷颁布一道上谕，严惩 “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六君子”于当天全部被杀害。徐致靖经人说情，被判绞监候，张荫桓被判革职流放。

一夜之间，北京城内阴云密布，戊戌变法最终在慈禧的手起刀落之后惨淡落幕，许多维新志士血洒街头。变法初期，慈禧也曾寄予希望，她对光绪帝说：“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骤得政治自由的光绪帝希望自己能像开朝诸帝那样励精图治，以经天纬地之才一雪鸦片战争以后的耻辱。他迫不及待地想推翻腐朽的统治集团，用新面孔替代他们，甚至不惜激进地冒一次险。而这次冒险彻底激怒了他的 “亲爸爸”，以致慈禧不顾皇家母子的情分，将他软禁起来，重新将大权揽入手中。

(1) 严复 （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县人，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后赴英国留学，深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他是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他的著名译作有 《天演论》《原富》《法意》等。

(2) 唐才常 （1867—1900）：字伯平，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并称为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 “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前往日本、南洋集资，回上海后创 “自立会”，之后计划在汉口发动自立军起义，因事泄被捕就义。

(3) 张元济 （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曾任清代翰林院庶吉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4) 徐桐 （1820—1900）：字豫如，汉军正蓝旗人，晚清理学家，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顽固守旧，嫉恶西学。曾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

(5) 汪鸣銮 （1839—1907）：字柳门，钱塘 （今杭州）人，晚清大臣、藏书家，历任吏部侍郎、五城团防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禄大夫等职。

(6) 文廷式 （1856—1904）：字道希、芸阁，江西萍乡城花庙前 （今属安源区八一街）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词家、学者，甲午战争时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

(7) 刘光第 （1859—1898）：字裴邨，四川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人，晚清维新派骨干，“戊戌六君子”之一，著名爱国诗人。

(8) 杨锐 （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晚清维新派骨干，“戊戌六君子”之一，曾参与发起强学会、蜀学会。

(9) 林旭 （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人，晚清维新派骨干，“戊戌六君子”之一。

(10) 李端棻 （1833—1907）：字苾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 （今湖南衡阳市衡南县）人，晚清大臣，戊戌变法领袖，京师大学堂首倡者，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11) 王照 （1859—1933）：字小航，直隶宁河县 （今属天津市）人，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官话字母”方案的制定人。曾参与 “百日维新”，劝康有为循序渐进，但被康有为拒绝。

(12) 徐世昌 （1855—1939）：字卜五，天津人，光绪晚期曾任军机大臣。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颇受袁世凯器重，到袁世凯称帝时与其分道扬镳。民国七年 （1918）被选为民国大总统，后人称之为 “文治总统”。

(13) 董福祥 （1840—1908）：字星五，甘肃环县 （当时属宁夏固原）人，晚清著名将领，官至太子少保、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