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中的革新主张虽然没有被朝廷接受，但在之后的三年里，维新变法的新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梁启超作为上海知名刊物 《时务报》的主编和主笔，被认为是变法运动最重要的宣传者。在上海取得成功后，他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离沪赴湘，成为当地维新运动的先锋人物。十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康有为重返北京，于十二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他慷慨激昂地陈述道：“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得也。陛下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在维新派人士看来，维新变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这份奏疏因言辞激烈，光绪帝没能马上御览。但康有为因多次上书，令光绪帝印象深刻，想亲自接见他。不料，朝中的顽固派从中作梗，以祖制劝说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官员，光绪帝只好谕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派大员代为接见。

光绪二十四年 （1898）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至总理衙门，与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以及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人进行了一场有关变法的大辩论。廖寿恒开门见山地问如何变法，康有为回答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已经垂垂老矣、在京城贤良寺闲居的李鸿章对于变法的前景将信将疑，问了一句： “然六部尽撤乎？”康有为的回答非常干脆：“诚宜尽撤。”这位维新派领袖和盘托出的变法主张，几乎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他甚至建议光绪帝效仿明治天皇誓众变法，由此 “举国便可风从”。康有为在他的 《日本明治变政考》中，描绘出一幅完全可以一蹴而就的变法蓝图：“欧美三百年造成治体，日本以三十年而摹成。以中国之广土众民，三年可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十年而霸图定！”

光绪帝没有亲耳听到这些变法主张，但他读到了康有为的奏书，任命他为翰林院侍讲、总理衙门上行走 （正六品），并且严令如有折上奏，任何人不得阻拦耽搁。康有为终于迎来他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日子，一雪十年前在京师拜谒显宦备受冷落之耻。正月初八，康有为再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他把自己所著的 《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呈送给光绪帝，寄望于皇帝能以此二国为榜样，变法维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

四月十三日，杨深秀上 《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 “台湾既割，胶变旋生”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 “明降谕旨，着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二十一日，徐致靖上 《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 “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下，慈禧勉强同意颁诏试行新法。四月廿三日，朝廷颁布 《定国是诏》，宣布革新变法，新政由此开始。诏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在 《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密保人才的奏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3)、梁启超五人。奏折提及张元济时言称：“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这份奏折惹来了不小的风波，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政治策略，“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就要进入政治核心决策机构，而对慈禧来说，这是禁地。奏折中还说，在变法时期须破格用人，“盖行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又称 “查康有为、张元济现供职京曹，梁启超会试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对，若能称旨，然后不次擢用。”

慈禧原以为光绪帝闹不出什么名堂，但从她的心腹提供的情报来看，光绪帝正在物色人才，准备取代她的心腹在朝中的职位。这个夏季，光绪帝表现出来的决心、采取的坚决行动，让朝臣大吃一惊。慈禧这才意识到，光绪帝只要得到机会，一样能够办大事。因此，她不能不加以重视，双方开始出招拆招，朝中暗流涌动，矛盾呼之欲出。

当初，翁同龢把康有为介绍给光绪帝是出于部分私心，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新变法。这涉及朝中很微妙的派系斗争，主要是翁同龢、李鸿藻与徐桐(4)、刚毅之间的矛盾纠葛。翁同龢、李鸿藻在恭亲王奕訢主政军机处时就是军机大臣，“甲申易枢”时被慈禧贬黜。朝中有几位重臣幸灾乐祸，其中包括与翁同龢有矛盾的徐桐、刚毅，这两人并不被光绪帝看重。当初有人推荐徐桐进军机处，光绪帝断然否决，这让徐桐对光绪帝心生不满。同样，刚毅在光绪十三年 （1887）任江苏巡抚时，曾敦促皇帝下令，更加有效率地训练满族军队，为他们配备更好的装备。光绪帝回复：“你似乎坚持认为满族士兵英勇善战，我告诉你吧，他们在战场上不堪一击。”这番话激怒了刚毅，他将此事告知慈禧，称皇帝视满人为敌，密谋将所有军队里的高级职务都给汉人。而徐桐与刚毅是关系甚好的同盟，两人时常合伙在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制造不和，翁同龢作为帝师自然也受到牵连。

甲午战争后，荣禄得以复出，翁同龢、李鸿藻再次进枢，这时刚毅也以礼部侍郎身份进入军机处，并拉拢荣禄，极力排挤李鸿藻和翁同龢两位汉臣。甲午之战以来，朝局发生重大改变，汉臣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汪鸣銮(5)、吴大澂、文廷式(6)等官员，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汉人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乘机得以增强。为了应对危局，荣禄再任步军统领，特别是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事务，获得了几乎与军机大臣同等的权力。

与之相反，光绪二十一年 （1895），朝廷下诏不准翁同龢继续在毓庆宫教授皇帝功课。此后，他便无法像之前那样随时影响光绪帝，而他的政敌却能够在光绪帝和太后面前恶意中伤他。翁同龢当时最想得到的一个差事就是担任特使前往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仪式。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慈禧对他的敌意与日俱增，他想赶在危机来临前脱身，免受其害。结果，洋人瞧不上他，慈禧又把这个差事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出使回国后又闲居了一段时间，经多次请求慈禧诉求才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与先前的直隶总督相比，显然有贬谪之意。

朝中满族权贵排挤汉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加上李鸿藻不久去世，徐桐加紧 “窝里斗”，翁同龢有一种朝不保夕的紧迫感，并有了隐退的打算。恰逢光绪帝求才变法，他想借助皇帝变法巩固自身地位和党派势力，于是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等人，以求一举两得。他对朋友兼同僚廖寿恒说，等觐见结果出来后再作定夺。如果康有为给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他就继续留任，否则他就请辞。他又说，如果端午节皇帝按往年惯例派人给自己送来赏赐，那就意味着自己暂时安全。他希望能够借机躲避慈禧的惩处。光绪二十四年 （1898）四月二十日，翁同龢请了一周病假，想避避风头，也有人认为是光绪帝有意保全他，让他提前规避风险。他深知数日之内朝廷将发生巨大变故。

在此期间，光绪帝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送到颐和园征求慈禧的意见，当时慈禧给出积极评价 “良是”，并指示 “今宜专讲西学”。她还特地召见了荣禄，同时提醒光绪帝，翁师有鼓动汉人造反的言行，切不可大意。荣禄则极力向光绪帝推荐有名的进步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

自古以来，改革都无可避免地要抑制既得利益者，即权贵集团，并裁汰无能之辈。而慈禧等满族权贵认定的改革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权力，显然，二者的初衷完全相反。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光绪帝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希望从思想上促使权贵集团接受改革。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变法圣旨：着派遣皇族成员到欧洲留学，皇族亲王也被鼓励出国，考察国外的政治状况；裁减冗官及闲散衙门。这一道圣旨在满族官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第一次感觉清朝的统治受到了威胁。

毫无疑问，光绪帝的良苦用心遭到慈禧及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慈禧将责任全推到帝师翁同龢的身上，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光绪帝的有力警告，也削弱了帝党实力。

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休假一周后回朝，天未亮就前往颐和园参加军机大臣朝会。他刚走进仁寿门，就从御前大臣手里接到一份罢免他所有官职的上谕。圣谕曰：“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慈禧罗列的翁同龢罪责有两个：其一，翁同龢近来在朝中行事张狂，导致 “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意思是朝中官员们指责翁同龢做事难服众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弹劾他。其二，在召对时 “喜怒见于词色”，态度不够恭谨，因个人情绪影响了皇帝对正误的判断。

据说，“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诏书，惊得瞠目结舌。堂上宣诏时，他更是 “战栗变色”，“惊魂未定，涕泪千行”。

就在这次朝会上，慈禧还发布了一道谕旨，将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京师步兵统领荣禄晋升为大学士，调往天津，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谕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这就意味着慈禧牢牢地控制了朝廷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任免权，光绪帝在变法中对任何高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都必须经过慈禧允肯。

荣禄晋升为从一品，在离京前答谢皇太后、皇上时，光绪帝特意叮嘱他，除了在天津办差外，还要全力支持维新变法，竭诚听令。荣禄承诺誓死效忠皇太后、皇帝，效忠朝廷。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荣禄再一次被慈禧倚重。

光绪帝虽然感到大事不妙，但他并不准备退缩，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在南海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初入朝房，就遭到荣禄的轻视鄙薄，康有为随即还之以 “礼”，直言变法，言之凿凿，态度坚决。他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并具体陈述了三大策：一是大聚群才，以谋变政；二是采取西法，以定国是；三是听凭疆吏各自变法，改良政治。

五月五日，康有为奉明旨废八股。此消息一经传出，“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此时，顽固派刚毅跳出，对废科举大加挞伐。但康有为此时仍对光绪帝的改革决心深信不疑，鼓吹变法的言辞更加激烈，维新派人士没有丝毫妥协、退缩之意。此时身在颐和园的慈禧以及后党势力更迫切地要维护封建皇权及统治，京城里风云诡谲，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