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 （1861）底，正在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上奏折称，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以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可以获取永久收益。

曾国藩的奏折引起了慈禧的重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要想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必须寻求一条新路。议政王奕訢也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慈禧将这项工作交给了由奕訢牵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此一来，总理衙门这个机构越来越庞大，位居六部之首，而且在职能上几乎要取代内阁和军机处。它实际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还管理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等事务，实际上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

不过，当时的人们对于办哪些洋务并不清楚。同治二年 （1863）四月，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兴致勃勃地来到总理衙门，向奕訢报告说，他在英国为清廷购买军舰，已经组建了英中联合海军舰队，又称 “阿思本舰队”。这让奕訢大吃一惊。原来，李泰国擅自做主，跟舰队司令阿思本海军上校订立合同，并制定了 《英中联合舰队章程》。合同规定，这支舰队由英国人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任期四年，而他只执行中国皇帝的命令，不接受皇帝以外清廷下达的任何命令。凡是作战中缴获的船和货物，其中三分之一归清廷，剩下的由阿思本舰队自行分配。

很显然，这支所谓的英中联合舰队的大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个莫名其妙的合同是谁批准的呢？慈禧和奕訢事先都没有见过这份合同。奕訢听了李泰国的汇报后，当场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为此僵持了将近一个月，“阿思本舰队事件”成为慈禧垂帘听政以来遇到的第一起棘手的外交事件。

到了八月初六，阿思本率领舰队到达天津后，亲自到北京跟李泰国一起到总理衙门接洽。奕訢决定拒绝英国的讹诈。他向两宫太后奏准以后，下令免去李泰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解散阿思本舰队。这件事让清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数次谈判，清廷须支付舰队全体官兵的工薪、酬劳、来往经费，以及数万两赏银。解散阿思本舰队，表明了清廷维护主权的坚决态度，也表明了慈禧的强硬立场。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中悟到 “自强”的重要性，洋务活动正是在 “阿思本舰队事件”后逐渐形成潮流。

在洋务运动正式启动之前，清廷主要支持 “借师助剿”。这一点在奕訢等人的奏折中表达得很清楚。奕訢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 “心腹之害”，俄国是 “肘腋之忧”，英国是 “肢体之患”，所以在处理次序上应 “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具体而言，奕訢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重臣的主张基本一致，他们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清廷高层已基本达成共识，即 “自强”首先是强军。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曾考察湘军水师的舰船与洋人的炮舰。有一天，他登上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大船，这艘船开起来速度并不快，但船上见不到船公的身影，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黄鹄”号。这是中国第一艘自制的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设计者徐寿、华蘅芳告诉曾国藩，这是仿照英国人的炮舰制造的，只是没有像洋人那样安装舰炮，也不是全铁甲，航速也不及英国舰船。曾国藩很感慨，一台机器竟能代替十几个橹手，而且船行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心中 “徐图自强”的想法愈加强烈。

当然，也有一些朝臣反对兴办洋务。他们认为，照猫画虎很难画出虎的风貌和气质，学洋人的一点皮毛于事无补，于国无益。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至次年正月二十一日，议政王奕訢连续呈上三份奏折，都得到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的首肯。但朝廷里一批反对学习西方的保守大臣对奕訢的奏折进行了抨击，由此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从正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发端，张盛藻指责奕訢是在提倡 “重名利而轻气节”，学习 “机巧之事”。奏折呈上去后，慈禧认为这是冥顽不灵之辞，授意内阁拟旨驳斥。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二月十五日，德高望重的保守派领袖倭仁出场了。倭仁上奏折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他说国家的昌盛在于世道民心，而不在于各种各样的技术。他把争论的重要性归结到 “何以立国”上，得出的结论是以清朝之大、人口之多，必定有精于天文数学的人，何必向外国人学。他担心清朝在向外国学习时 “变夏为夷”，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表面尊崇祖制的慈禧对倭仁的奏折很不以为然。

同治六年 （1867）三月初二，奕訢向朝廷上奏折重申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倭仁既然不认可这件事，想必有更好的办法，希望能够追随倭仁。三月初八，倭仁绕过奕訢的反击，提出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 “夷人”以授人权柄，意在单靠自身使中国自强起来。三月二十九日，奕訢再上奏折，表示兴办洋务的结果确实很难预料，接着话锋一转，要求倭仁保举几个人才，择地另开一个馆，由倭仁督导以观其效。慈禧接受了奕訢的建议，而倭仁不得不上折承认，他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举荐，不敢妄保。

作为朝廷的最高实际决策者，慈禧的态度令人有些费解，因为这一年她和奕訢之间已开始暗中的权力斗争，而倭仁是支持太后的。那么，在这场争论中，慈禧为什么不偏向倭仁呢？事实上，慈禧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和稳固。

在奕訢的强力推动下，洋务运动的步伐开始加快，而慈禧也看出洋务运动对于挽救时局的重要意义。面对改革派与保守派大臣的争论，她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表明立场。

洋务企业的创办最早是在同治四年 （1865）。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筹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简称江南制造局），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同治六年 （1867），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在购置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他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说，“兹局之役，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后改称船政学堂，延请熟习中外语言文字的老师教授英法两国语言、算法、画法。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

另外，清廷派遣了一批官员、学者出洋考察。同治五年 （1866）春天，总税务司赫德(19)要回国结婚，向奕訢请了六个月假，并建议清廷派人到西方考察。这正合奕訢的心意，于是奏请派遣人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廷派斌椿(20)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之举。

创办洋务企业缺少资金，洋务派便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募捐，鼓励民办；二是将军工产业商业化，兼办民用企业，如经营轮船、电报、采矿冶炼以及纺织等。开学堂、购军舰、买机器、设炮台、翻译书籍、派遣留学生等工作次第展开，这个古老的国家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洋务初兴，慈禧非常支持，但到同治七年 （1868）捻军被剿灭之后，她的热情开始冷却。她把李鸿章调去做湖广总督，那是政务最繁重的地方；左宗棠则从东南调去西北做陕甘总督，平定回民起义，那里贫穷闭塞、民风剽悍，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但慈禧却坚信能者多劳，仍然很器重他们。

在 “剿贼”和兴办洋务中，议政王奕訢和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声望日高，权势越来越大，让慈禧产生了一种大权旁落的危机感。为了遏制这种势头，她开始构思权力的再分配计划。

对于议政王奕訢，她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处置办法，但对曾国藩，处置的借口却很多。一是国内已基本平定，裁军已成必然，可借机削减其兵权；二是曾国藩生性耿直，傲骨铮铮，不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不宜担当通商大臣之职。巧合的是，同治九年 （1870）四月到六月发生了“天津教案”。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肆意宣教，攻击天主教教会，杀了数十人。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陈兵于天津港口，七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自然难辞其咎。

不过，曾国藩是汉臣的标杆，直接将他降职或免职，会给官场造成巨大震动。偏巧，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案件——两江总督马新贻(21)遇刺，使慈禧面临的问题迎刃而解，她借曾国藩在处理此案时的失误将其重新调回到两江总督任上。但是，谁来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呢？慈禧心中早有人选——李鸿章。原因有四点：第一，他是曾国藩的门生；第二，他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第三，他善于跟洋人打交道，有外交才能。还有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李鸿章善于体察上意，对慈禧俯首帖耳。

其实，慈禧大可不必费这番心思，因为曾国藩此时已是重病缠身。曾国藩离开北京前，正逢他六十大寿，慈禧和同治皇帝御赐给他许多贺礼，同治帝还亲手写了一首贺诗并御书 “勋高柱石”的匾额相赠。

到同治九年 （1870）十一月，曾国藩入朝觐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慈禧与他的对话看似平淡，实含深意。

慈禧：“你什么时候从天津起程的？”

曾国藩：“回太后，臣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慈禧：“天津教案的凶手归案正法了吗？”

曾国藩：“还未行刑。听驻天津的领事说，俄国公使即将到天津，法国公使将派人专程前来验看，所以尚未将凶手正法。”

慈禧：“李鸿章计划什么时候对这些人行刑？”

曾国藩：“臣二十三日晚上接到李鸿章来信，信中说他将在二十五日行刑。”

慈禧：“天津百姓现在还惹是生非、刁难洋人吗？”

曾国藩：“此事之后，百姓都已安谧，不再尚勇斗狠。”

慈禧：“府、县官员之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曾国藩：“府、县官员最初撤任时，并未拟罪，所以他们才敢放胆出门。”

慈安：“你右眼现在能看见东西吗？”

曾国藩：“右眼没有一隙之光，已看不到。左眼尚且能模糊视物。”

慈安：“别的病都好了吗？”

曾国藩：“别的病算好了些。”

慈安：“我看你起跪的时候，身体还算利索，精神尚好。”

曾国藩：“精神总没有复原。”

慈禧：“马新贻这事岂不是很奇怪？”

曾国藩：“这事确是很奇怪。”

慈禧：“马新贻办事可好？”

曾国藩：“他办事和平、精细。”

慈禧：“你在直隶练了多少兵？”

曾国藩：“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七千。计划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

慈禧：“南边练兵也是很要紧的，眼下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理。”

曾国藩：“洋人确实可虑，现在尚无战事，应当防患于未然。臣计划在长江的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外国船只强行驶入长江。”

慈禧：“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洋人的教堂就常常多事。”

曾国藩：“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总欺压不信教的百姓，教士出面庇护教民，领事官又庇护教士。明年与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以整顿。”

从这段对话可见，慈安只是关注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对答之间更像普通的 “拉家常”，而慈禧的问题都是简明扼要又一针见血的，这位端坐帘后的权力操控者高高在上，以不容置疑的姿态问询，而曾国藩则回答得小心翼翼。

曾国藩离开京城后，马不停蹄前往任所南京。一个月后，他接任两江总督，到任第一件事便是审办刺杀前任总督马新贻的刺客，判凌迟处死。

同治十年 （1871）夏季，曾国藩坐船巡视、游览两江各地名胜，对那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颇为满意，此前因为被太平天国占领多年，那里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狼藉一片，现已恢复安定，百姓生活归于平静。在到任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一年 （1872）初，曾国藩中风昏厥，紧急救治后苏醒过来，但第二天阅览一份公文时再次中风，他强打精神，嘱咐长子曾纪泽，丧事要从简。二月初四早晨，尽管身体非常虚弱，曾国藩依然强行起身，坚持处理了一些公务。傍晚，曾纪泽搀扶他到花园中散步，回屋路上再次中风。家人将他抬入正室，他口述对子孙的教诲，在家人陪伴下，他笔直端坐而逝，终年六十二岁。慈禧闻讯下旨盛赞这位忠臣，称其为 “股肱心膂之臣”。

与此同时，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很快成为慈禧最得力的帮手，也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力干将，并开始探寻海军的近代化之路。

(1) 程学启 （1829—1864）：字方忠，安徽桐城人，清末淮军名将，原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属，后降清，官至南赣镇总兵，攻嘉兴时中弹负伤，死于苏州。

(2) 郭松林 （？—1880）：字子美，湖南湘潭人，晚清湘军名将，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赐黄马褂，授轻车都尉世职。

(3) 郑元善 （1799—1878）：字体仁，顺德府广宗县 （今河北邢台市广宗县）油堡村人，清朝大臣，官至河南巡抚，以爱民与军事著称。

(4) 张曜 （1832—1891）：字朗斋，浙江钱塘 （今杭州）人，晚清名臣、将领，军政才略突出，为收复新疆、阻遏英俄侵略做出了贡献，在山东巡抚任上也多有建树。

(5) 李续宜 （1823—1863）：字克让，湖南湘乡 （今湖南湘潭）人。晚清湘军名将，浙江布政使李续宾之弟，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转战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累立战功。

(6) 沈葆桢 （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 （今福建福州）人，林则徐之婿，晚清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7) 刘长佑 （1818—1887）：字子默，湖南新宁人，清朝大臣，湘军重要统帅，担任过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

(8) 丁宝桢 （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 （今贵州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清廉刚正，勇于担当，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

(9) 多隆阿 （1817—1864）：字礼堂，满洲正白旗人，清朝著名将领，擅长指挥马队，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 “多龙鲍虎”之誉。

(10) 冯子材 （1818—1903）：字南干，广东钦州沙尾村 （今属广西）人，晚清抗法名将，官至贵州提督。

(11) 曾国荃 （1824—1890）：字沅甫，曾国藩之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 “曾铁桶”之称，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

(12) 蒲安臣 （1820—1870）：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

(13) 杜文秀 （1823—1872）：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义领袖，在蒙化 （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起兵，攻占大理，建立 “回教国”，自立为 “总统兵马大元帅”，通用阿拉伯语。政权极盛时占有东至楚雄、西至腾越、南至耿马、北至丽江等地。

(14) 岑毓英 （1829—1889）：字彦卿，广西西林人，晚清大臣，历任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曾镇压金田起义、援越抗法。

(15) 刘铭传 （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 （今安徽肥西大潜山麓）人，清朝名臣，台湾省首任巡抚，洋务派骨干之一。

(16) 张树珊 （1826—1867）：字海柯，安徽合肥人，晚清淮军著名将领，曾任广西右江镇总兵，在周家口 （今河南周口市）镇压捻军时战死。

(17) 吴长庆 （1829—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县南乡沙湖山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之父。

(18) 潘鼎新 （1828—1888）：字琴轩，安徽庐江县广寒乡人，晚清淮军著名将领，官至广西巡抚，中法战争时率部入越南与法军作战。

(19) 赫德 （1835—1911）：英国政治家，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20) 斌椿 （1804—1871）：中国第一个跨出国门的官员，是最早被英国女王非正式接见的中国官员，也是将标点符号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21) 马新贻 （1821—1870）：字谷山，山东菏泽人，晚清大臣，历任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在任期间，处理漕运、盐政和河工之弊政，并着手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颇受百姓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