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618—907）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武则天登皇位”，以及“安禄山起兵反唐”、“千古长恨马嵬驿”等故事都是这一时期皇室和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资治通鉴中
那些值得借鉴的故事
玄武门之变
春，正月，更名《破陈乐》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四卷在太原起兵时，唐高祖李渊本来迟疑不决，多亏了二儿子李世民态度坚决，想办法把他逼上了反隋的道路。以后五六年，李世民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可以说，大唐的天下，一大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由于这种原因，大唐朝廷里出名的人物，文如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武如尉迟敬德、秦叔宝、徐世勋、李靖，大都聚集在李世民帐下，他在朝中的势力无人可与之相比。
俗话说：功高镇主。李渊不是不知道李世民的实力，也曾几次跟李世民谈起，要立他为太子，但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他不但是怕应对失当，招来灾祸，还因为早在李渊称帝的时候，就按封建礼教，立了大儿子李建成为太子，他自己只被封了秦王，只怕以庶夺嫡，会构成千古大罪。
可是，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却不这么想。他虽然也带过兵，打过仗，但论起军功比不上李世民，总觉得在众人面前比这位二弟矮了一截。他想，眼下父皇健在，还可以凭太子的身份压过李世民，万一父皇不在了，他的皇位能否保得住，还是不可预知的事。于是，李建成千方百计地培养自己的势力，想方设法要拔去巩固自己皇位道路上的钉子。
于是，李建成先跟同样野心勃勃的三弟李元吉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李世民，他还拉拢了一批皇亲国戚，掌握了长安地区，特别是宫廷内守军的指挥大权，形成了与李世民抗衡的可观力量。
李建成看到，当上了大唐皇帝的李渊，比在太原当留守时更加追求享乐，成天泡在内宫，跟嫔妃们厮混。他便使劲地巴结李渊身边得宠的贵妃们，由她们在李渊耳旁吹风，中伤秦王李世民。
那些贵妃本对李世民一肚子的不满，她们生存的目的，只不过趁皇帝宠爱之时，多搜刮些金银珠宝，替自己的至亲至戚找个好饭碗，偏偏李世民志存高远，不理睬贵妃们的要求。
当李世民攻下东都回长安时，贵妃们以为秦王一定在隋炀帝的西苑大大捞了一把，纷纷向他讨取隋宫珍宝。秦王回答她们：“那些宝物已经造册送进了国库，我没法给你们。”秦王的话把贵妃们气得半死。现在她们跟李建成一拍即合，立刻开始了对秦王的攻击。
有一次，李世民见淮安王李神通立了功，便把一块田赐给了他，恰巧张婕妤也要把这块田给自己父亲，便哭着朝李渊说：“您赐给我爹的田，秦王抢去给了李神通，不知是皇上权力大，还是秦王有权!”李渊听了，把李世民骂了一通。另一次，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让家人把经过自己家门的杜如晦从马上拉下来，一边骂：“你是什么人?竟敢经过我家大门不下马!”一边打折了杜如晦一根手指。事后他怕李世民告诉李渊，竟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说秦王派手下人欺负尹德妃的父亲，引得李渊又是好一阵大怒，把李世民找去训斥了一顿。
李世民一再辩解，李渊却执意不相信。
李建成千方百计让李渊、李世民父子发生了嫌隙，便想制造事端暗害李世民，他以为即使李世民无缘无故地死了，父皇也不至于怪罪下来，只会更加倚重自己这个太子。
这年秋天，照例要举行皇室的狩猎活动，太子与秦王、齐王都到场陪伴李渊出猎。狩猎开始后，李渊下令三位皇子比赛骑马射猎，李建成牵来一匹体格骏健的胡马对李世民说：“我这匹马一跃能跨过几丈阔的山涧，二弟是马上英雄，不妨试着骑它。”李世民不防太子加害，便骑上了这匹高头大马逐鹿。谁知这匹胡马性子十分倔劣，刚骑出一段路，便在山道上发起性来，李世民只得从马背上跳下来。等他再骑上马背，那马突然又俯下前蹄，要把李世民掀翻在地。几次之后，李世民终于明白了太子的险恶用心，回头对从人说：“这是想害我呀!
可惜生死有命，谁也没办法改变。”
这话传到李建成耳朵中，他立刻让贵妃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添油加醋地说秦王自称天命所归，必然会当皇上。李渊听了大怒，要治李世民的罪，幸亏这时突厥又大举入侵了，李渊还得靠秦王去打仗，这才平息了这段莫须有的公案。
这以后，李建成的凶相更加暴露，甚至在请李世民喝酒时，在酒里下了毒。幸好李神通也在座，匆匆扶李世民回西宫医治，才躲过这一劫难。
到这时，三位皇子的暗斗变成了剑拔弩张的明争。李建成迫不及待地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率兵抵抗突厥，并要把尉迟敬德等一批秦王部下调到元吉部下，削弱李世民军队的实力，阴谋把李世民及亲信一网打尽。
李世民听到消息还在犹豫，尉迟敬德可忍不住了，他和长孙无忌等人向李世民明确表示，要么先动手杀了建成、元吉，要么让他们离开长安。到这时，李世民已经无法再退一步了，只得下决心除去两位亲兄弟。
第二天，李世民进宫向李渊揭发了建成和元吉勾结嫔妃，暗害自己的事实。李渊大吃一惊，决定第三日清晨召见三位儿子，让他们当面对质。
这一夜，双方都在做决一死战的准备。早晨，李建成跟元吉一同经由玄武门进宫，他们以为宫廷卫队在自己控制下，一路上毫不介意。直到玄武门前，才发觉气氛不对，门前冷冷清清的，看不到自己的部下，两人急忙回头想离开。
李世民早已设下了陷阱，他大喝一声：“殿下别走!为什么不进宫去?”情急之中，元吉想张弓搭箭，拉了几次弓弦都没拉开，可李世民却已张弓搭箭，一箭把李建成射下马来，眼见活不成了。
远远地，尉迟敬德已率领轻骑奔来，只听一阵弓弦响，元吉的马中箭倒地。李世民催马追赶想逃入树林的元吉，却不慎被树枝挂着，倒下马，一时爬不起身来。元吉见状，飞身上前，夺过弓想扼死倒地的李世民。说时迟，那时快，尉迟敬德已飞马追近，挽弓控箭，一箭把元吉也射死了。
这时候，建成、元吉的部队已经对秦王府发动了进攻，双方相持不下。等到尉迟敬德提着建成和元吉的首级奔来，围攻秦王府的士兵们才知大势已去，一阵哄喊之后立即散去。
这时候，李渊还在宫内跟大臣、贵妃们乘舟游海池，忽见尉迟敬德全副甲胄，手执长矛大步逼近，不觉大吃一惊，急问道：“你来宫里干什么?”
尉迟敬德声如洪钟：“陛下，太子和齐王起兵作乱，秦王命臣来守卫宫殿。”再问太子、齐王的下落，李渊才知两人均已被杀，这下子李渊吓得不知怎么办好，只能问左右大臣该怎么办。
大臣们听说太子已死，眼前尉迟敬德又持矛而立，只得劝李渊改立秦王为太子。李渊无奈，只能乖乖从命，下令今后一切国家大事都由新太子李世民处理。过了几个月，李渊索性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登位后，改元为贞观，一代开明圣主踏着兄弟的血迹走上政治舞台。
这是一场为争夺皇位的权力争夺，至于谁对谁错，后人也很难评价，毕竟历史都是由人书写的，总体来说，通过这场政变，李世民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也为日后的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贤德皇后长孙氏
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法，上为秦王，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顺妃嫔，弥缝其阙，甚有内助。及正位中宫，务存节俭，服御取给而已。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唐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她祖先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代。她父亲长孙晟，是隋朝右骁卫将军。唐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继位为皇帝，立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氏从小就喜欢读书，凡事都能按礼法而行。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和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不和，长孙氏尽心侍奉李渊，尽力处好与太子、齐王妃嫔的关系，力争在李氏父子之间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对李世民帮助很大。成为一国之母的皇后之后，长孙氏厉行节俭，深受太宗的敬重。太宗曾和她探讨赏罚之事，她觉得妇人不该参与朝政，坚持不发表意见。
长孙氏身为皇后，从不为自己谋私利。她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童情很深，又很有才华，李世民多次想任用无忌为宰相，长孙氏总是提醒李世民不要造成外戚专权的后果。皇后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太宗下令要送比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多一倍的陪嫁，魏征认为这样做有悖于礼数。文德皇后闻知后，赞叹魏征“真社稷之臣也”，劝太宗听从魏征的劝谏。
一次太宗散朝后回到后官，怒冲冲地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总是在朝廷上让我难堪”。皇后闻言，回到寝殿换了一身朝服，立到庭院里向李世民行大礼。太宗惊问其故，皇后说：“妾听说主上若贤明，臣下就忠直；如今魏征忠直，是由于陛下的贤明啊，妾怎敢不祝贺呢!”李世民这才高兴了。
长孙皇后本性仁慈节俭，豫章公主幼年时母亲去世，皇后收养了她，关爱程度超过了亲生儿女。妃嫔们生病，皇后总要亲自去探看，经常把自己的药膳让给病人疗病补养，宫中的人对皇后无不爱戴。皇后训诫子女们，总是告诉他们要谦和节俭。太子的乳母曾上报东宫费用少，请求增加一些，皇后说：“作为太子，担心的是德操好坏，声名善恶，怕什么没有用的呢?”到底没有答应。
太宗患有一种疾病，几年没有痊愈。文德皇后精心侍奉，昼夜不离病床。皇后时常在衣带上系有一包毒药，表示如果太宗去世，自己要追随于地下。皇后患气疾(疑为气管炎)，有一次随太宗到九成宫，柴绍晚上来报告发生变故，太宗披甲出门询问情况，皇后抱病紧随身边。左右近侍劝她不要出去，皇后说：“皇上已被惊扰，我怎能心安呢!”从此病情加剧。
皇后已预感到自己大限将到，于是和太宗诀别。当时房玄龄因故被免官，皇后对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久长，小心谨慎，奇谋秘计，从未泄露，如果没有大错误，希望不要遗弃他。我的宗亲，凭借亲近关系而获俸禄，既然不是凭才德举用，就容易招致危败，要使他们的子孙得以保全，就不要把他们安排到权要位置，保持外戚上的关系就足够了。我活着时没给人们带来好处，不可以死后害人，希望不要因为营造陵墓使天下劳心费力，只要凭借山势建坟墓，随葬器物用瓦木就行了。还希望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摒谗佞，省做役，止游猎，我虽然长眠于九泉之下，真的没什么遗憾。儿女们不必让他们来看我，看到他们悲哀，只会让人心烦意乱。”于是拿出衣带里的毒药给太宗看，说：“我已决心在陛下不测之日，以死追随乘舆，不能处于吕后的境地。”
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长孙氏死于立政殿，终年36岁。
文德皇后生前著有《女则》30卷，皇后死后，后官学官把皇后著作呈给太宗，太宗看后，悲恸不己，拿给近侍大臣看，说：“皇后这本书，足以垂范百世。朕不是不知天命而做无益的悲哀，只是进宫再听不到劝谏之言，失去了一个贤内助，所以不能忘怀啊!”于是召回房玄龄，恢复了他的职位。
长孙皇后作为李世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对“贞观之治”的出现居功甚伟。她利用自己对李世民的影响力，多次为朝臣、宫人化解危机，平息李世民的怒火。她去世以后，晋阳公主曾短暂扮演了这一角色，但随着晋阳公主的很快夭折，朝中宫中很难有人再对李世民有足够的影响以调解周旋他和臣子的关系，以至于有侯君集等人的悲剧出现。
魏征直言敢谏
昔魏征请赏皇甫德参，今涛等请黜史在德，事同言异，何其远哉！在德情在倾输，安可责也。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九卷魏征(580‐643)，初唐政治家。其时，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贞观朝谏臣云集，魏征最为杰出。他所言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旧臣，曾经劝说李建成杀害李世民。李世民继位以后，不计前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言直谏的名臣，他与唐太宗一个敢谏，一个从善如流，君臣相应，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
当初，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告发魏征说他曾参与刺杀李世民的阴谋。李世民当即将他召来，板着脸问道：“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离间？”
魏征神色坦然，不慌不忙地回答：“可惜当时太子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否则，事情绝不会搞成现在这样。”
李世民见魏征不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心中喜爱，加之他说话直爽，有胆有识，是个人才，便留他在身边做事，李世民继位后提拔魏征做了谏议大夫。
谏议大夫的职责就是当皇帝的顾问，提出意见，帮助皇帝改正行政上的过失。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使，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逆了龙鳞，捋了虎须，惹恼了皇上，就可能丢脑袋，因此，历史上很多谏议大夫只会明哲保身，顺着皇帝说话。可魏征不是这样的人，他为人正直，忠于职守，常常在朝廷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不对的事，总能当着李世民的面直说。李世民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因而很尊重他的意见。
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征：“君主为什么会有明君和昏君的区别?”魏征回答说：“君主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君；偏听偏信，便是昏君。所以君主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便可以得知民情。”李世民听了非常高兴。
魏征提的意见多了，难免与李世民发生争执。有一次，李世民想到泰山行封禅礼，来炫耀自己的政绩。封禅是由皇帝主持的在泰山祭祀天地的仪式，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举行过这种仪式，封禅无非是炫耀一番，排场一番，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魏征坚决不同意，李世民很生气，喝问道：“你不让我到泰山行封禅礼，是觉得我功劳不高，还是我德行不深厚，或者觉得天下并不安定呢？”
魏征回答说：“陛下功劳卓越，德行深厚，天下也太平。但封禅这种事情，劳民伤财，只是图个虚名不务实际的做法，陛下为什么要做呢？”由于魏征的坚持，李世民只得放弃了封禅的想法。
魏征提出的建议，李世民也不是每次都能听从。每当这个时候，李世民再与魏征说话，魏征便闭口不言。
李世民很奇怪，便问魏征这是怎么回事。
魏征回答说：“我上书劝阻的事，是我内心里觉得陛下处理不当的。陛下不听从我的意见，而我又随口应声，那是我敷衍陛下。心知陛下行为不对而又当面顺从，不符合圣贤治国的原则。”
李世民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人人都说魏征举止傲慢，而我觉得他妩媚可爱，正因为他为人忠直、表里如一啊!”
643年，魏征病故。失去了这样正直敢谏的大臣，李世民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人以铜做镜子(古人使用铜镜)，可以整理衣冠；以历史为镜子，可以发现王朝兴衰更替的规律；用人做镜子，可知道自己行为言语的得失。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李世民在位期间，还有很多这样的敢于直言的大臣，而魏征是这样大臣的代表。正是有了一批像魏征这样敢谏直言的大臣，唐初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的局面。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历史上把这一时期叫作“贞观之治”。
贤相房玄龄
丁卯，世民入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籍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九卷唐朝著名的大臣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他自幼就很聪明，博览经史，工于草书、隶书，善写文章，曾跟随父亲到京城去。当时天下安宁，大家都认为隋朝国运长久。房玄龄避开左右对父亲说：“隋朝皇帝本无功德，只会迷惑黎民，不做长远打算。他混淆嫡亲和庶出，让他们互相争夺，皇太子与诸王又竞相奢侈，早晚会互相残杀。靠这些人国家将难以保全，现在天下虽然清平，但其灭亡却指日可待圣主所以能弘扬风化，在于贤臣能协力同心。公忠贞庄重、诚信贤明，为我草创王业，助成帝道。执掌尚书省，使百政通和，辅佐皇太子，实众望所归。但是公忘记了那些大事，拘于这点小节，虽然恭敬完成教谕事务，却要辞去宰相职位，这难道就是所说的辅佐朕共同安定天下吗?”房玄龄于是带本官就任太子太师。当时皇太子要行拜师礼，已备好仪仗等待。房玄龄深加谦退，不敢晋见，于是回家去了，有见识的人都推崇他的谦让精神。房玄龄认为自己居宰相位十五年，女儿是韩王妃子，儿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实在是极为显贵，于是频繁上表，请求辞去职位。太宗下诏宽慰，但并不批准。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又与高士廉等人一起撰成《文思博要》，赏赐丰厚，拜官司空，仍然总掌朝政，依旧监修国史。房玄龄上表辞官，太宗派遣使节对他说：“过去留侯张良让位，窦融辞去富贵，都是惧怕功名太盛而招惹祸端，知进知退，善察时势，及时止步，所以前代人加以赞美。公也想追随往日贤哲，实在应当嘉奖。然而国家任用公已久，一旦突然失去良相，就如同失去双手一般。公若体力不衰，就不要再辞让了。”房玄龄于是停止推让。
贞观十七年，房玄龄和司徒长孙无忌等人的像被画在凌烟阁上，赞词说：“才能兼有辞藻，思虑化入神机。为官励精守节，奉上尽忠忘身。”
房玄龄是唐代贞观名臣，公认的一代贤相。他以首席谋臣和智囊的身份辅佐李世民32年，担任宰相20年，参与缔造了“贞观之治”，帮助唐太宗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世明君。
他位居秦王府十八学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被唐太宗认为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戴胄敢与皇帝争曲直
胄，安阳人也。隋将军王隆帅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以山南兵始至东都。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人们经常把秉公执法、不循私情的官叫作清官，寇准、包拯，海瑞、况钟等清官之所以能名留史册，也正因为他们有做官的道德。在唐代贞观年间，也有这样一位清官叫戴胄，办案十分严格，甚至有时候连当朝皇帝唐太宗的账都不买。
唐时，为更好地选拔人才，实行科举制。那时考生必须有名人摧荐才可参加，而且比较看重家庭出身。平民子弟为了能考中，便假借是一些名人的亲戚来骗取朝廷的录用。后来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气愤地说：“这真是小人的做法!今后凡是遇到选中伪造家庭背景的人，都必须让本人尽快自首，否则查出来的话就要被判死罪!”
唐太宗的诏令刚一发布，就发现了一个伪造家庭出身的人，这个案子交给“明习律令”
的大理寺少卿戴胄判处。戴胄并没有因为唐太宗的诏令而判处那人死刑，他依照刚刚颁布的法律——《唐律》，认为此案如果判死刑未免太重了些，于是将他判为流放的刑罚。这样一来，唐太宗的脸上很是挂不住，明明自己已经诏令要杀头的罪，却让戴胄判为流放从轻处理了，这不是叫他难堪吗？为此，唐太宗很不高兴，他派人将戴胄找来，强压住心中的火气，耐着性子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新下的诏令吗？没有自首的人都要判死刑的，可你却那样判，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难道我的诏令你也不放在眼里，来和我唱对台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戴胄并没有被这番严厉的责备所吓倒，他说：“我身为法官，应该对每一个人负责，为民做主，您颁布的《唐律》上已经很清楚地写着该如何处理。现在案子交到我这里，我就严格按法律办事，因此，我当然不能按您的诏令判案了。”
唐太宗一听此话，更加生气地说：“那你就只管自己守法，难道就让我失信于民，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仍然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法律，是国家向整个天下颁布的、令人民信服的法令制度，而您的一句话，只不过是一时恼怒而信口说出的，不必大惊小怪，您已经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应该改正过来。严格按法律处理，这才是忍小愤而存大信呀！假如您只凭自己一时的感情愤怒而在百姓面前失信，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真是为陛下可惜呀!”
戴胄的耐心说服，使唐太宗终于醒悟过来，他感慨万分地说：“现在我判案出现了错误，而您能及时帮我纠正过来，使我不致酿成大错。有了您的监督，以后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
打这以后，戴胄因执法而触怒太宗的事又发生了好几次。有一次，吏部尚书，唐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在被皇帝召见的时候，无意中忘记摘下腰中的佩刀便进了东上阁。在古代封建社会，私带兵器进入朝廷便被认为是图谋不轨，蓄意谋害皇帝，是犯了杀头大罪的。可长孙无忌不仅是有功之臣，而且是皇亲，更何况佩刀入宫确实是无意举动，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置呢?
正当太宗左右为难的时候，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提出建议说：“长孙无忌违法带刀进入东上阁应罚铜20斤，而那个看门的校尉玩忽职守，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所以应该判处死刑。”
唐太宗一听便同意了。
可是戴胄却认为封德彝的建议是错误的，他反对太宗的判决，反驳说：“校尉未及时发觉和长孙无忌的带刀而入，同样都是一时疏忽，但判决却如此截然不同，这种判决根本就不是依法办事。”
唐太宗一听戴胄说得有道理，承认自己在此事上因为和长孙无忌有亲戚关系而袒护了他，他建议重新议定此案。
但封德彝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两人甚至争吵起来。戴胄感慨地说：“要论犯罪性质的话，二人都因失误引起；但若论起轻重，我认为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获罪的，依照法律，对他的处罚应该比对长孙无忌的轻才对。但重刑的只判罚金，而该判轻刑的却得处死，太不公平了。”
戴胄据理力争，敢于在皇帝面前直言，终于使案件得到公正判决，唐太宗从此也更加佩服他了。
戴胄一生不畏强权，廉洁公正，敢于进谏，并向当局者提出不同意见，可见他是一个忠诚耿直，正直无畏，秉公守法，据理力争的人。他严格依照法律处理犯事的官员，又足见其忠于职守、严于执法的品格。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三卷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人称“药王”，人们在各地建了很多座“药王庙”，在陕西耀县孙思邈的家乡有一座“药王山”。
孙思邈(581—682)，今陕西耀县人。他自幼体弱多病，为请医治病，几乎耗尽家产。这使他深感疾病对人的危害之重，萌发了从医的愿望。由于他聪慧好学，在青年时代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了。
有一次，孙思邈在路上看到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往前走，鲜红的血从棺材缝里滴出来，后边跟着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老婆婆。孙思邈赶忙走上前问：“请问，棺材里装的什么人?
死去多长时间啦?”老婆婆回答说：“死了有几个时辰了，我的独生女难产，折腾了两天两夜，孩子没有生下来，倒把她的命送掉了。”孙思邈说：“打开棺材，让我看一看，好吗？”老婆婆一听，忙拉住孙思邈说：“您是医生吧？您能救得活她吗？”孙思邈回答说：“可以试一试，看流出来的血，可能还有希望。”
于是大家动手，把棺盖打开。孙思邈一瞧，那妇人脸白得像张纸，没有一点儿血色。孙思邈仔细摸了摸脉，觉出还在微弱地跳动，他赶紧选好穴位，给病人扎针，还用了特殊的捻针手法。不一会儿，“哇”的一声，一个胖娃娃生了出来。孙思邈把药给产妇喝下去，不一会儿，产妇也苏醒过来。大家看到孙思邈一针救了两条命，都惊奇地称他是神医。
还有一次，一个人患了尿潴留症，小肚子胀得受不了，孙思邈想：“尿脬盛不了那么些尿，吃药怕是来不及了，尿不出尿，怕是管排尿的器官不灵了，如果能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也许能流出来。”可是到哪里去找这又细又软的管子呢?碰巧这时，邻居的孩子正拿着一根烤熟了的葱管吹着玩，孙思邈猛然开了窍：“对啦，我不妨用葱管来试试。”他找来一根细葱管，切去尖尖的一头，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小肚子慢慢地瘪了下去，病也好了，孙思邈成为中华医学史上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人。
孙思邈医术高明，这是因为他不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而且特别注意收集民间验方，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例如久居山区的人容易得粗脖病，民间有吃海藻可以治病的验方，可是山区哪来的海藻呢？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孙思邈想：“人们常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能不能用羊靥(羊甲状腺)来治这种病呢？”他试用羊靥治了几个病人，果然都治好了。原来粗脖病是因为食物中缺乏碘，海藻和羊靥含碘比较多，所以治甲状腺肿大特别有效。
山区老百姓还容易得一种病，即病人在白天视力挺正常，到了晚上，光线不足，就像麻雀一样什么也见不到了，人们把这种病叫作“雀盲眼、旷夜盲症”。孙思邈想：“为什么有钱人不得这种病呢？”这分明是穷人身上缺少点什么才引起的。他反复考虑，认为可能是穷人少吃荤的缘故。他试用动物的肝脏来治夜盲症，果然很见效。现代医学证明，夜盲症是因为身体缺少维生素A，肝脏里含有很多维生素A，所以能治这种病。
孙思邈还发现有钱人常常得脚气病，根据治夜盲症的经验，他想到这种病很可能也和饮食有关系。他比较了穷人和富人的饮食，富人多吃精米细粮，而穷人吃的是素食粗粮。他仔细一分析，粗粮夹杂着不少米糠麸子，于是他试用米糠和麦麸来治疗脚气病，非常灵验，后来，他又发现杏仁、吴茱萸等几味中药也能治疗脚气病。现代医学证明，脚气病是因为人体内缺少一种维生素引起的，尽管当时的孙思邈对这一医学理论还不甚清楚，但他在实践中却总结出了一套治疗脚气病的有效方法，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治疗脚气病的人，比国外早了一千多年。
孙思邈医术高明，但不慕名利。在他二十多岁时，隋文帝杨坚曾召他为“国子博士”，但他讨厌那追名逐利的官场生活，推托有病而拒绝了。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又召请孙思邈到京，授予官位，他也固辞不受。以后，又多次辞绝了高官厚禄，而坚持行医，把全部精力用于钻研医学。他遍检历代医学典籍，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撰成《千金要方》。
这部医书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共30卷，编为232门，它以人体进行分类，已接近于现代医学的分类方法。
孙思邈活到101岁，在他百岁时，又完成《千金翼方》的编著。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千金翼方》偏重记载本草、伤寒、杂病、中风、疮痛等病，收载当时所用药物873种，详细记述了233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方法。因此，孙思邈不仅是我国唐代医药学家的卓越代表，而且是我国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医学发展的两千年历程中，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医药学家，其中最为杰出、贡献卓著者不过百余名。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则是最为杰出者之代表，卓越贡献者中的引领人物。如果将他们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大小予以排名的话，堪为前三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