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曹操在起家时，所采用的也是《厚黑学》中的“恐”字谋略。曹操知道，在群雄并起的战乱年代，要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因此，他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举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人都不能预料到的。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讲究名分的传统社会，旗帜和号令都属于那些具有天子血统的皇亲国戚，任何人都不能染指。作为一支异军突起的政治力量，曹操当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这就使得他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以至于不突破这个瓶颈就难以找到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好的时机突然从天而降，来自汉献帝身边的董昭给他带来了一个奉戴天子，营造自己政治优势的大好机会，他又岂能错过。

曹操奉汉献帝之诏打败李傕、郭汜后，在城外驻扎。有一天，汉献帝命人到曹操军营，宣召曹操入宫议事。曹操闻听汉献帝的使节到了，赶快请进相见。只见那人眉清目秀，精力充沛。曹操心中暗想：今东都大荒，官僚军民皆有饥色，此人何得独肥？于是问道：“公尊颜充腴，以何调理而至此？”来人回答说：“某无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曹操点头称是，又问道：“君居何职？”回答说：“某举孝廉。原为袁绍、张杨从事。今闻天子还都，特来朝觐，官封正议郎。济阴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站起来，重施一礼，说道：“闻名久矣！幸得于此相见。”于是曹操在帐中摆酒相待，令与荀彧相会。忽有人报告说：“一队军往东而去，不知何人。”曹操急令人打探。董昭说：“此乃李傕旧将杨奉，与白波帅韩暹，因明公来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曹操说：“莫非疑操乎？”董昭说：“此乃无谋之辈，明公何足虑也。”曹操又说：“李、郭二贼此去若何？”董昭说：“虎无爪，鸟无翼，不久当为明公所擒，无足介意。”

曹操见与董昭说话很是投机，便问到朝廷大事。董昭说：“明公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辅佐天子，此五霸之功也。但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若留此，恐有不便。唯移驾幸许都为上策。然朝廷播越，新还京师，远近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决计之。”曹操握着董昭的手笑着说：“此吾之本志也。但杨奉在大梁，大臣在朝，不有他变否？”董昭说：“易也。以书与杨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师无粮，欲车驾幸许都，近鲁阳，转运粮食，庶无欠缺悬隔之忧。大臣闻之，当欣从也。”曹操大喜。董昭谢别。曹操牵着他的手说：“凡操有所图，唯公教之。”董昭称谢而去。

第二日，曹操进见汉献帝，奏告说：“东都荒废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转运粮食艰辛。许都地近鲁阳，城郭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用。臣敢请驾幸许都，唯陛下从之。”汉献帝不敢不从，群臣也都畏惧曹操势力，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于是择日起驾。曹操引军护行，百官皆从。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计谋就这样实现了。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群雄的势力各有优势，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借着“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形势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几经周折，也决定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曹操洛阳护驾后，吸取了董卓失败的教训，接纳了荀彧“奉天子以从众望”的建议，将汉献帝迎奉自己军中，这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一步。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移到许昌，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可谓是曹操创业伊始的得意之作，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可以把献帝变成自己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为自己的霸业奠定了政治基础。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人事任命都可以利用献帝的名义，可谓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借天命，一来可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正义之师，二来可以吸引那些根深蒂固崇拜王权的顺民，三来可以将其他力量划归自己的属下，难怪自古以来，拉大旗做虎皮者比比皆是。所以曹操认为，借地利之便虽然可发挥优势，但终不能压服人心；借人和之便虽然可以共同对敌，但最终还要看实力如何；而假借天命，挟天子以令诸侯，领王命而威天下则可能不战而胜，这也就是曹操所总结的雄霸天下的奥妙所在。在封建君主统治的国家里人们对天命存在着绝对的敬畏，所以，假借天命是想得天下者最常用的手法。它既可用来鼓舞士气，又可用来号令天下，而当时能用它来成就自己霸业的曹操可谓是天下第一人。

人要成事，必须造势，而造势之法一定要借用某种力量，这种计谋全在“借”字之上。而曹操这种“借”是靠“恐”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