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

“明”言今说

事情来了，只是尽我心里的良知来应对，那就是“忠恕违道不远”了！

今人得“道”

王阳明认为，一生只需做一件事：致良知。他说：“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无事时守着良知，如同有事一样；有事时也守着良知，如同无事一样。但是，凭良知做事，不一定都能做好，“乃有处得善与未善”，为什么呢？“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人或因才力有限，或精力不济，不可能事事都能办好。

怎么办呢？你只要“尽吾心之良知”办事，自可问心无愧，外界的毁誉，可以不放在心上。他说：“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所谓事情办得好与不好，那是以外界的毁誉得失为标准；内心的烦恼、压力又因毁誉得失而来，不利于守护良知。你若尽良知办事，那么平时所说的好未必是好，不好未必是不好。关键在于你要自己心中有数，不能全凭别人说好道歹而摇动心旌，也不能因一时得失而动摇信念。

王阳明的“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如同俗话所谓“按良心办事”。这是一项很高的功夫，说来简单，做来不易。为什么呢？讲良心的人遇到不讲良心的人，一般会吃亏。好比讲卫生的人遇到不讲卫生的人，谁会弄脏谁的衣服呢？答案不言自明。那么，讲卫生的人是否应该因为别人不讲卫生而放弃讲卫生的习惯呢？答案是否定的。你讲卫生，虽然偶尔会被弄脏，终究是个干净人，到了干净的环境，你也不觉得寒碜；反过来，不讲卫生的人，常弄脏别人，自己并没有因此变得干净，到哪儿都会惹人厌憎。那么到头来，真正吃亏的是谁呢？

王阳明的“致良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究的是“心灵卫生”。身上不卫生还好办，大不了皮肤痒痒，搔几下就止住了；洗个澡就舒服了。心灵不卫生比较难办，其痒难搔，经常折磨得人彻夜难眠；想洗也不容易，还是得做“致良知”的功夫。

王阳明依从良知办事，许多事办得很好，也有不如意处；从自身得失来说，收获了很多，也有吃亏上当的时候。他是如何在毁誉得失面前保持良知的呢？

王阳明平定了山贼，建了大功一件，外界对他的好评如潮。王阳明却对学生说：“我刚登堂理事时，凡有所赏罚，不敢丝毫大意和率性，生怕我做的跟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后，仍心有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还想着赏罚是否公正，想着如何改过。直到登堂时的心情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不用加减，这才心安理得。”他的话，表明他心里自有明镜一面，他的评价标准是自己的良知而不是他人的评价。

王阳明指挥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仗打得很漂亮，他唯一遗憾的是杀人太多，“斩擒贼党三千余级，溺水死者约三万”，当胜利消息传来，他面无喜色，平静地说：“此信可靠，但死伤太众。”

为了避免进一步杀戮，尽快平息事态，使当地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他将跟宁王交贿的大小臣僚的各类证据都一把火烧掉了。

但是，他想将浑水澄清，有人却想将水搅混。明武宗接到宁王谋反的报告后，很想建立军功，于是自封“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跟宠将江彬、许泰，宦官张忠、张永等拟订了计划，决定御驾亲征。但是，当大军刚到良乡时，捷报传来：宁王叛乱已经平定。

明武宗听了，非但不高兴，反倒很丧气，觉得好好的一个计划，被王阳明破坏了。在身边的“马屁精”撺掇下，他竟然生出奇想：派人通知王阳明，将朱宸濠放掉，让他来御驾亲征。同时率领大军，继续向江西进发。

王阳明接此通知，又好气又好笑，但这确实不是可以笑的事，朱宸濠的党羽尚多，一旦将他释放出去，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谁都不知道；何况兵凶战危，打仗不比唱戏，开战就要死人，岂能视人命如儿戏？于是，他一面上奏进谏，吓唬明武宗：宁王早就料到陛下将御驾亲征，已沿途派遣刺客，图谋行刺，请陛下为江山社稷为重，不要继续南下。

与此同时，王阳明下令押解宁王及一众伪官，兼程前进，赶去向明武宗献俘。

王阳明还尽量劝说明武宗宠信的张永说：“江西百姓久遭宸濠的毒害，又经历一场这么大的祸乱，加上遇到罕见的旱灾，生活十分困苦；为了供奉勤王军的军饷，更是雪上加霜。若有大军再度入境，哪有供奉的力量？必然逃窜山谷，聚众为乱。一旦地方糜烂，形成土崩之势。再想兴兵定乱就难了。”

张永颇有良知，默然良久，叹道：“我此次前来，是为了保护皇上，不是为了争功。皇上身边宵小环顾，进言很难，倘若顺着皇上的意思，或可挽回一些；若逆意而行，只会给宵小留下攻击的把柄，无补于天下之大计。”

王阳明看出张永的诚意，于是将朱宸濠交给他，然后静观其变。

明武宗执意要放朱宸濠，再打一仗，于是派一个锦衣卫官员来找王阳明追取朱宸濠。王阳明不肯出迎，部下怕他惹麻烦，苦苦相劝。王阳明正色道：“儿子对于父母的乱命，如果可以说话就要涕泣相劝。我不能做阿谀之人。”部下又问打发锦衣卫多少酬劳，王阳明说：“只给五两银子。”锦衣卫一看钱这么少，好像打发叫花子似的，心里发怒，拒不接受。次日，锦衣卫辞行，王阳明却又拉着他的手，热情地说：“我曾被关锦衣卫的监狱很久，从未见像您这样轻财重义的。昨天的薄礼只是聊表心意，您不要，令我很惶愧。我别无长处，只会作文。他日当撰文记述此事，让大家知道锦衣卫还有像您这样的义士。”那个锦衣卫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王阳明所做的工作，使新的平叛战争终于没有打起来，而明武宗对王阳明也无好感，不想封其功，反倒想治其过。

大学士杨廷和忌恨王阳明的功劳，趁机顺着明武宗，想陷害王阳明。宦官张忠也进谗说：“王守仁在杭州，竟敢不来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他眼中就根本没有皇帝。”只有张永敬佩王阳明的为人，在明武宗面前尽述王阳明的忠诚，终使明武宗不忍对王阳明下手。

此时王阳明的处境很微妙，他立有大功，可能受重赏；可他惹得皇上和宠臣们不高兴，也可能有大祸，他并不以一身得失为念，只是由着良知去做。张忠、许泰以清查宁王余党的名义，领大兵进驻南昌，弄得鸡飞狗跳，王阳明为免百姓受到骚扰，让城区百姓出城避难，只留下老年人看门。又亲自劳军，安抚北军，以感化他们，保持纪律。

对张忠和许泰，王阳明当然知道，如果卑躬与之结交，对前途大有好处；得罪了他们，则可能有隐祸。王阳明不管这些，每次召开会议，必定居中而坐，从不谦让。张忠、许泰心中不快，有意让王阳明出丑，他们以为王阳明只是文人，不懂武艺，于是在校场上，要求他表演射箭。王阳明不慌不忙，三箭全中，赢得了北军的阵阵喝彩。张忠、许泰见此计不成，心里更是不快。

大军在江西搅扰一番后，因确实无仗可打，明武宗只好下令班师回朝。张忠等人尚不罢休，开始积极诋毁王阳明，给他总结与宁王朱宸濠勾结的多条罪状，企图将他功臣变成罪臣。王阳明知道他们的小动作，却一笑置之。他们无非怕他凭功劳争夺权势，可他又何尝想争夺权势？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倒是想立即辞官，退归田园，奉养老父。

后来，明武宗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封赏王阳明。王阳明淡然受之，仍是一心清净。

按政治家的标准，王阳明在处理官场关系，确实不够精明，甚至还很“嫩”，明明对自己有好处的事，他认为不该做便坚决不做；明明可能惹麻烦的事，他认为该做还是坚决去做。这便是“按良心办事”，不一定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却可以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