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用其所长，而不责其备；教其不及，而勿挠其权；兴廉激懦，祛弊惩奸。

“明”言今说

运用他们的长处，而不求全责备；教导他们的短处，而不代行其权；鼓励廉洁者，激励怯懦者，防止弊端，惩治奸邪。

今人得“道”

王阳明为官，建功甚多，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全靠下属齐心协力、忠勇多能，不是他一人的功劳。但他的部下为何多忠勇多能之士呢？那就是他用人的本事了！

王阳明用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是用尽其长而不求全责备，二是放手任权而不事必躬亲，三是倡导廉洁而惩治奸弊。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个领导者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就很难说了。王阳明为官，并没有用多少高深的道理和奇巧的方法，他只是按这些大家都懂的东西去做，就把官做得很好。

除上述三法外，王阳明在用人方面，还经常运用以下一些方法，都是大家懂的，只是他用得好。

一是尊重贤才。

关于尊重贤才，五千年前的人都知道，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那是对贤才最大的尊重。王阳明怎样尊重贤才呢？他对那些德行好、真能干实事的人，务要留之于任上。只不过他留用贤才的方式的不同，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例如，赣州知府邢珣“屡立战功”，后因家事和身体原因暂时去职，到了时间，王阳明便发函通知他复任：“苟有善可及民，何厌久于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视事。”

瑞州知府胡尧元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始以忠义，兴讨贼之功；继以刚果，著及民之政”，后因与上司不和，请求告病离职。王阳明心知离职不是他的本心，因此向其上司发文，不得批准他离职，文中说：“大抵能结矩者，必推己及人；当大任者，在动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旧尽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过激，欲抗弥卑，理苟不渝，虽屈匪辱。”此文含蓄地提醒胡尧元的上司：对下属要宽容。同时对胡尧元明责暗保，明确表示不准其离职。

江西提学佥事邵锐无意官场、执意离职，经按察使伍文定再三挽留，仍不改心意。王阳明心知强留不能，于是发文，一方面表示尊重其意愿，另一方面却表露了“央求”之意：“求归者虽亦明哲保身，使皆洁身而去，则君臣之义或几乎息；挽留者虽以为国惜贤，使皆腼颜在位，则高尚之风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该司备行本官，再加酌量于去就之间，务求尽合于天理之至，必欲全身远害，则挂冠东门，亦遂听行所志。若犹眷顾宗国，未忍割情独往，且可见危受命，同舟共艰，稍须弘济，却遂初心，则临难之义，既无苟免于抢攘之日；而恬退之节，自可求伸于事定之余；兴言及此，中心怆切！”文中之意，等于将了邵锐一军：如果离职，那是为了“全身远害”；如果还有爱国心，那就应该打消念头，等“事定”之后再说。并且表示，自己对这件事“中心怆切”。邵锐见了此信，哪好意思再提辞职呢？

二是罢黜庸才。

人人都可以是人才，而且人人都以为自己是人才，但不同岗位对人才的素质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人才要在业绩中体现，只有拿出业绩，才是真正人才。王阳明对那些有罪的所谓“人才”固然会依法办理，对那些才不胜任、绩效不佳或责任心不强的庸才，也会罢黜，不让他们尸位素餐、营营私利。

例如，宁王朱宸濠谋反时，赣州卫舍人王鼐奉命带着公文去向朝廷奏报，他却“设计诈病，推托不前，显有通贼情弊”。宁王被擒后，他带着紧急公文赴京奏报，“却又迂道私赴太监张忠处捏报军中事情，几至酿成大变”。于是王阳明下令逮捕王鼐，审问罪状，依法惩处。

王阳明任两广巡抚时，当地各中下级官吏“往往辄因私事，弃职远出；或因上司经由，过为趋谄，越境送迎，往回动经旬月，上下相安，恬不为异”。对此现象，王阳明深感失望和愤懑，在公文中，他义正词严地说：“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幸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是以**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责可矣！”为了杜绝这种钻营谋私、荒废公事的行为，王阳明下令查革了大批不称职、不负责的官员，使当地的风气为之一清。

三是关心下属的利益。

在历史上，明朝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最为严厉，仅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惩处的贪官污吏不计其数，可能高达数十万人，仅勒令到朱元璋的老家“劳动改造”的官员便多达一万多人。后来的打击手段逐渐缓和，但仍可称为“酷烈”。正因为如此，大明朝的清官也比历朝都多。

王阳明并不反对打击贪官污吏，他本人就是一个清官，但他认为，光靠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官员的俸禄相当微薄，许多人沦为贪官，也是为生活所迫。王阳明看到了这一问题，认为应该设法增加官员的收入，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当他出任两广巡抚时，开始着手增加官员的俸禄。他的《议处官吏禀俸》，首先说明了官吏俸禄低微的现状和“腐败”的情有可原：“照得近来所属各州、县、卫、所、仓、场等衙门，大小官吏以赃问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询其由，皆云家口众多，日给不足；俸资所限，本以凉薄，而近例减削，又复日甚；加有上下接应之费，出入供送之繁，穷窘困迫，计出无聊。中间亦有甘贫食苦刻励自守者，往往狼狈蓝缕，至于任满职革，债负缠结，不得去归其乡。夫贪墨不才，法律诚所难贷，而其情亦可矜悯！”

接着，王阳明指出，朝廷用人，应该考虑合理报酬，不要将官员逼到“必贪”之地：“夫忠信重禄，所以劝士，在昔任人，既富方谷，庶民在官，禄足代耕，此古今之通义也。朝廷赋禄百司，厚薄既有等级，要皆使各裕其资养，免其内顾，然后可望以尽心职业，责以廉耻节义。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于例所应得，又从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于必贪之地，而责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资，将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众乎？”

最后，王阳明要求讨论，如何在朝廷定制范围内，合理增加官吏们的收入，并且表明，“务要议处停当，呈来定夺施行”。

“公务员”的工资，在中国历来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而且难以解决。按传统观念，社会精英都以“治国平天下”为志。通俗一点说，热衷于做官。如果“高薪养廉”，大家更会削尖脑袋往官场钻，官场定会挤得满满的，远远超过社会能负担的限度，必将导致国家衰败、政权崩溃；如果低薪阻官，一味要求官员无私奉献，他们又不乐意，终至贪腐成风。究竟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似乎还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但王阳明适当增加官员的收入，仍不失为治本之法。官员的收入合理了，接下来打击贪官污吏就更理直气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