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教化兴行，风俗可美。后之守令，不知教化为先，徒恃刑驱势迫，由其无爱民之实心。若使果然视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诲劝勉，而辄加棰楚鞭挞？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于爱民者，其盍思之！

“明”言今说

教化工作开展起来后，可以使风俗和美。后来的太守、县令，不懂得以教为先，只知道依恃刑法驱使、强势逼迫，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爱民的真心。倘若真的视百姓如己子，哪忍心不先行教诲、劝勉，而总是加以棒打鞭笞的呢？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何况不是善政呢？有志于爱民的太守、县令们，好好想想吧！

今人得“道”

儒家重教化，用现代话来说，重视宣传工作。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先进行教化就运用刑罚，谓之暴虐，那是有良心的官员不肯做的事。通过教化，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善当地的风气，该用刑法惩治的顽劣之徒自然就少了。因教化可以使很多人得到“挽救”而免于刑罚，不失为善政。

王阳明是儒士，熟悉儒家的教化之道，并且心首肯之。所以他每到一地为官，“为政不事威刑，推以开导人心为本”，都从教化开始。他任庐陵知县七个月，便发了十三道文告。当时没有报纸、电视，文告是对百姓的主要宣传工具。后来他官任巡抚，军务、政务繁忙，仍亲自写作文告，散发各地，广告周知。

王阳明写文告，从不写那些读之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其文风平实，明白易懂，不卖弄辞藻，但功力深厚，读来朗朗上口，且时有真知灼见，而且他往往摆事实、讲道理，读来令人信服，况且内容确实跟民众切身相关，且对民众生活有益，自然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人们争相传抄，很快就能传遍境内。

例如，为了取消神会、禁止迷信，他发了一篇《告谕》：“告谕百姓，风俗不美，乱所由兴。今民穷苦已甚，而又竞为**侈，岂不重自困乏。夫民习染既久，亦难一旦尽变，吾姑就其易改者，渐次诲尔。”

“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为佛事，竭赀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师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费无益……”

为了劝民众息讼止争，他写了《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循循劝道：“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怒，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父老子弟曾见有温良逊让、卑己尊人而人不敬爱者乎？曾见有凶狠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嚣讼之人争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见疾于官府，内破败其家业，上辱父祖，下累儿孙，何苦而为此乎？”

王阳明不仅教化民众，也教化官吏，经常官民同教。为了筹措军粮、军饷，他不得不下令加重对商人的征收，但同时下令主管官吏不得对商人横征暴敛、任意侵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商人的权益。他的《禁约榷商官吏》说：“照得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但因南赣军资无所措备，未免加赋于民，不得已而为此，本亦宽恤贫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桥子人等止许关口把守开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凌骚扰，违者许赴军门口告，照依军法拿问。其客商人等亦要从实开报，不得听信哄诱，隐匿规避，因小失大，事发照例问罪，客货入官……”

王阳明的教化之方，不仅仅是发文告而已，他每到一处，往往推行以下三法：

一是颁布“乡约”，建立约长制度，指导和督促民众自治；

二是恢复社学（官督民办的义学），聘请名师，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三是推行“十家牌法”，这是他模仿古代的连坐法而创的一种新法，其要求是“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此法在今天来说不合理，但在当时来说，倒也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方子。不过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王阳明并不喜欢用这种法子，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王阳明“恳切开谕”，施教化之功，不仅是他为政治民的方法，也是他“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他的成功，可以告诉人们一件事：加强道德修养、学问修养确实有用，还可以是对那些“读书无用论”者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