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为学大病在好名。

“明”言今说

做学问的最大毛病是喜好名声。

今人得“道”

有一次，王阳明对学生薛侃说：“为学大病在好名。”

薛侃坦率地说：“我前年自称这个毛病已经减轻了，近来仔细检查，才知道全未消减。难道我喜欢表现，听见赞誉就高兴，听见批评就郁闷，就是由这个毛病而来？”

王阳明说：“对极了！名和实成反比关系，务实之心重一分，求名之便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求名之心；倘若务实之心如饥似渴，哪里还有功夫求名？”

但是，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听这意思，好像是说：君子痛恨到死都不能出名。又好像是说：君子担心死后没有好名声为人称颂。不管怎样理解，都表明孔圣人比较“务名”。孔子还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意思好像是说，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不出名，就没什么了不起了。言下之意，好像是说出名要趁早，不要混了大半辈子，从“后生可畏”混到“不足畏”的地步。王阳明提倡“学做圣贤”，既然孔圣人也“务名”，“务名”有什么不可以呢？

王阳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又对薛侃解释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称’字，应该读去声，也就是‘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意思。名实不相称，活着时还可以弥补，死了就来不及了。‘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而不是闻名于世。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怎么会用出名要求别人呢？”

应该说，王阳明解释得真好！真漂亮！不愧是一个悟了道的人，一下子就将孔子至高境界的学问贯通起来了，达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高度。但客观地说，此一解释非常勉强，就“疾没世而名不称”来说，据《史记》介绍，孔子在生时，只能算小有名气，他倡导的儒学也不被天下诸侯看好，所以到处找不到工作，后来是他的弟子子贡利用自己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不遗余力地为他“打广告”，他死后才名声大振，儒学也渐成显学。所以，孔子当时最担心的是出不了名，而不是名不副实。就“四十、五十而无闻”来说，当时的平均寿命较短，四五十岁就可以称“老”，已经日薄西山了，如果还默默无闻，确实很难再有大的作为。而“闻道”不分早晚，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焉！”四五十岁还来得及，即使到咽气时大彻大悟，也可无憾而终。

王阳明的解释既对又不对，对的地方是：孔圣人不会用出名要求别人，也不会用出名要求自己。不对的地方是：孔子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圣人，他的悟境也要逐步提高，“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平日的一些精彩言论，不一定全是悟道后说的话。况且年岁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个人的名声好比企业的品牌，相当重要，孔子青壮年时积极求官，为的是推销自己的“仁道”，不出名就很难如愿以偿，所以他对出名有一种紧迫感，也在情理之中。将近七十岁时，他打消了从政的念头，专心教学和编辑诗书，想法自然不一样了。

王阳明所说的“为学大病在好名”，并没有错；一个人最好名实相称，也没有错。出名没有什么不好，喜欢出名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为出名而出名，就是毛病了。比方说，曹雪芹写了一部《红楼梦》，天下人争相传阅，他即使想不出名，有可能吗？但他写《红楼梦》时，根本不需要考虑出不出名的问题，更不用浮想联翩，幻想凭此书轰动天下。他只须老老实实写《红楼梦》就行了，写好了自然轰动天下，写不好就是废纸一堆。正因为他像王阳明说的，“全无务名之心”，而“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生活穷困潦倒也不放在心上，呕心沥血十余年，才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写出了这部巨著。

反观有的文学青年，偶尔写出一部还算过得去的小说，便急急忙忙搞“炒作”，“务名”之心过甚，“务实”之心全无。可是功夫有限，又没有落到实处，光靠玩虚的能玩多久？很快便销声匿迹，再也听不到他（她）的名字了。

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做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本在哪里，抓住了根本，一切都顺理成章。想出名，一定要务实，这才抓住了根本。

此外，“好名”还有一层意思，即太意外界的评价。世上的“批评家”往往多于实干家，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总有人说好道歹，说三道四。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听到好话就沾沾自喜，听到坏话就心情不安，那么，你的心一定会被搅得不得安宁。一个聪明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优点和弱点，知道自己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够，那么，你就可以当自己的“考评官”，无须期待别人的评价。如果你专在实处下功夫，明了自己的目标和进益，就可以达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