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明”言今说

圣人只想删去繁芜的文字，后来的儒人却要添加。

今人得“道”

人们做人、做事、做学问，走着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

一是办实事、讲实效、求真知的人，走的通常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路径。在这方面，企业人表现得最明显。凡事能省则省，能简则简，以效率和效益为最高追求。那些优秀的企业领导者，说话往往坦诚直率，言简意赅；办事往往简洁明快，绝不拖泥带水。他们对别人也有同样的要求，通常没有耐心听别人的长篇大论，不能容忍别人办事脑筋不清、要点不明。国内某著名公司的老板，听取员工的报告时，不能超过三分钟，否则就要发火。世界500强企业宝洁公司的前总裁杜普利严格要求任何分公司内部文件的字数不得超过一页纸，否则看都不看，批上“压缩字数”便扔回去重写。当然，他们不能容忍的只是废话，如果言之有物，有真材实料，则另当别论。例如，杜普利的一个下属想出了一个促销的好计划，写报告时费了很大的努力，压缩到没有一个废字，还是有三页纸，但这回杜普利却没有扔回去，一字字认真阅读后，马上要求讨论实施。

“华人首富”李嘉诚也有讲求真材实料的特点，他很忙，想求见他的人又很多，最不愿将时间浪费在没有真材实料的人身上。他讲过两件事：“曾经有一个银行的主席，他老早约好与我见面。但还没有见面，这家银行的另外一位副总裁也通过我们公司的CEO要见我，并告诉我说，这位副总裁见识不错，值得一见。不久，银行的主席来了，与我见了一面，他走了之后我就跟我的秘书讲：以后他再来我不愿见他，他没有真材实料……过了两个礼拜，那位副总裁来了。我跟他谈话，很融洽，因为他有真材实料，讲的条理清楚，资料一流。之后我告诉秘书：以后他再来找我，我还会见他的。因为他跟我谈话，我们双方得益，他要了解香港跟内地的经济，这些我知道；我想了解的世界最新消息与情报，这些他知道，所以这种交谈大家都互相得益。”

这就是办实事、讲实效、求真知的人！王阳明也是这样的人，喜欢简单，讨厌复杂；喜欢高效，讨厌低能。

二是不办实事、不讲实效、不求真知的人，走的通常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路径。在这方面，以某些学者、教授为代表。他们最大的本领是化简单为复杂，用一点点肥皂水吹出无数个绚丽的肥皂泡，美则美矣，有没有用就不一定了！有一个教授曾自诩说，对某个字的解释，他可以讲上一天。其实，他若真的懂这个字，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哪用得着讲一天？况且听众的记忆力也没那么好，他讲对了、讲错了谁又分得清？这样的长篇大论也许听着好玩，听完了却什么也得不到；如果听着不好玩，那就是折磨了！

他们为什么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呢？其实并不奇怪，他们靠做学问吃饭，如果学问都变得简明易行，三言两语就把道理讲透了，许多人就会丢掉饭碗。所以，学问一定要从复杂处做，枝枝蔓蔓越多越好。

许多人虽然不是学者、教授，也有此作风，因为功夫太差，没有真材实料，只好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使别人无法判断其货色的真假，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没事找事，把水搅混，好蒙混过关。

王阳明最讨厌“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作风，他曾祭出孔圣人，对此大加挞伐：“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王阳明竟然主张学秦始皇焚书，把那些很复杂的书都烧掉；当然这不可能，所以他又提出改进之道：一跳两千年，直接上学孔子，不理会那些没用的学问。这个主意确实很好，当代人学传统文化，只需读懂《论语》、《孟子》，再读《道德经》、《庄子》和三五部佛经，便已学了十之七八，其余的即使全不理会，损失也不大。

天下比较有用的还是那些技能之学，学可以致用，哲学方面其实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佛祖在灵山会上说法，拈花示众，不着一字，一般人莫名其妙，明白人却知道：佛四十九年说法，尽在拈花之中。“道理是明摆着的”，听不懂的终归听不懂，听得懂的终归听得懂，所以佛祖拈花，“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佛祖也将衣钵传给了迦叶这个明白人。

总而言之，简单胜于复杂，说话要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准确的意见，办事要用最简明的方法收获最大的成果，做人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开心。得一个“简”字，虽然不一定得道，已经接近得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