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明”言今说

求学者贵在内心体验。心里真切感受到那不对，即使那些话出自孔子，也不敢认为是对的，何况出于不如孔子的人呢？心里真切感受到那是对的，即使那些话出自一个普通人，也不敢认为是错的，何况是出自像孔子这样的人呢？

今人得“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是“崇古非今”，圣贤都是死人，经典都是死学问；二是“迷信权威”，活人向死人学死学问，需要很好的脑筋，消除腐尸味，弄出一点新意，不然无法跟新时代契合。秦汉之后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解释学”，谁解释得好，谁就成了权威，大家都不加分辨地听他的；三是“服从权势”，由于大家迷信古人和权威，缺乏一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只有“固执己见”的愚执，离真知已经很远了，是非对错难以分辨，最后听谁的呢？谁权力大就听谁的，谁拳头硬就听谁的。

很显然，此三者都不是为学的正途。

王阳明跳出上述三个怪圈，提出“求之于心”，张扬的正是“坚持真理”的精神，只要是对的，谁说的都听；只要是不对的，谁说的都不信。问题是，对与不对，用什么做判断标准呢？按王阳明的理论，当然要按自己的良知为标准——我真切感觉到那是不对的，我就不能深信不疑；我真切感觉到那是对的，我就可以听信。这样有没有可能判断失误呢？当然可能。通向真理的途径本来不是一览无余，走错路势所必然，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始终坚持真理，离真理自然越来越近。

王阳明并不迷信权威，在当时，最权威的学问是朱熹的理学，科举考试一定不能偏离朱熹所注六经范围。王阳明遍学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宋儒的理学，吸收了很多营养，对自己认为不对的却不盲从，敢于大胆提出新见。例如，他认为朱熹对大学的注解有错误地方，曾对弟子徐爱说：“原句当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亲民’，不是‘新民’。程颐将‘亲’改为‘新’，曲解了曾子的意思，朱熹沿袭了程颐的错误，将后人引入歧途，以后读书当以旧本为正，不必尽信朱熹之言。”

按朱熹的解释，明德是本，新民是末，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达成目的的方法，而按照王阳明的解释，明德即亲民，亲民即明德，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行合一。两种解释，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究竟谁对？不管王阳明的解释是否真的跟《大学》原旨相合，他以良知求解，其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也值得佩服，何况他的见解确实很有现实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一个人如果真心“亲民”，难道不是“明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