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993年“九龙爱乐”唱片行2001年搬迁后地处上海音乐学院所在的闹中取静的商业中心，交通便捷，员工知识丰富服务周到，货品齐全而对口，深得沪上乐迷钟爱。店主汪闵华先生家财万贯，也是圈中的知名人士，酷爱古典音乐，私人收藏有大量珍贵总谱、黑胶及唱片，时不时会像梁朝伟喂鸽子那样飞到欧洲停留看几场歌剧，算是富足而高端的铁杆乐迷。汪先生供职于电力系统，这家店前身叫作“久隆电器行”，以销售空调为主业，后因店主个人爱好，开办三产，换作现名，做起唱片生意。因为经营兢兢业业，店主知识渊博，店家热情好客，“九龙爱乐”很快成了在上海购买古典音乐唱片和书籍之所的代名词，尤其在国营的音乐书店于2001年关门歇业之后，成为HMV一样的乐迷圣殿。我虽有其他途径购买唱片，但在听乐早期也时常到九龙爱乐小坐，参加那里乐迷自发组织的欣赏活动，或购买音乐类书刊，在二楼喝着咖啡，享受汾阳路的绿荫，真是惬意的时光。

后来汪先生不满足于现状，将业务范围扩大到自制唱片。他为秦立巍、潘寅林和薛伟等音乐家灌录并发行唱片，配以“九龙”品牌，无论制作还是包装都深具国际意识。他继而成功地将一些唱片以版权合作形式纳入到EMI中国旗下发行，为中国音乐家和本土音乐都做出不小贡献。以一人之力，撑起唱片行和制作的重担，汪闵华的产业应该是风行欧美古典乐界的独立唱片品牌在中国的萌芽和先驱。

因此，九龙爱乐于3月8日关闭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了乐迷夹杂着“捡便宜”和“告别礼”的双重心情。然而相较于将关闭一事与实体书店萎缩、唱片工业下滑、盗版猖獗、下载盛行相提并论并大做文章相比，我更愿意将其视为孤立事件。汪闵华先生挚友、沪上老牌媒体人沈次农先生在谈到九龙爱乐关闭时解释道：“九龙爱乐是电力系统的三产。现今全国对垄断行业政策紧缩，作为垄断行业的电力行业正处于风口浪尖，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关闭旗下的第三产业，以减少社会对垄断行业的压力，是为外因。另外唱片行面临黄金地段的高昂租金，成本飞涨，入不敷出，连年亏损，是为内因。”

可见，经营不善无疑是导致九龙爱乐陷入困境的头号杀手。虽然店家后来推出接受订单和送货上门等全新服务，可谓恪尽职守、卑微至尽，但此时的调整已经远远跟不上大众消费习惯的改变，受到来自网络销售、海淘和邮购大行其道的全新渠道的挤压。乐迷的购买力并未减少，只是渠道增多，实体店分到的蛋糕自然少了很多。还未来得及开拓或整合全新渠道，“关闭三产”就成了压垮唱片行的最后一根稻草。

九龙爱乐的黯然消失，其实也为乐迷审视其他沪上唱片店提供了一个无奈但是必需的机会。实体销售的渠道并没有因为一家的关闭而受到连锁影响。事实上在离九龙爱乐不远的永康路有一家同样以龙命名的唱片行，除了实体销售，店家凭借过硬的社会关系，将销售的摊位开到了几乎沪上所有演出场所的大厅，联合主办方和唱片公司专攻音乐家签售，竟然也收获不少。而随着以音乐会为代表的演出行业的崛起和日益增多，签售无疑是现有网络和邮购无法替代的渠道。此外店家还做起了上海老歌的音乐会，两场出票均售罄，再配合唱片销售，业绩喜人。由此可见，九龙爱乐的关闭只是个例，不应过度解读为产业的缩影。九龙爱乐关闭后所带来的进口唱片市场空缺，也很快会被其他实体店填补。但其对自主品牌的精良制作和大力发行，鲜有后来者，这也是我最为痛惜之处。而且，那种边听着唱片喝着咖啡边看书的雅致，也很难在其他场合复制了。

2012年3月《音乐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