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维也纳贝维迪尔宫（Belvedere）展出的克里姆特与埃贡·席勒画作的数量相比，在仅有的两幅卡尔·摩尔（Carl moll）的作品中，名为《黄昏》（Twilight）的一幅引致我驻足良久，用一种朦胧的视线站在一米开外把双眼眯到最细，类似于在音乐厅里清赏弦乐飘逸的时分闭上眼睛的那份美，当时我即刻内定，将“疏影横斜水清浅”和“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种马勒后来喜欢上的中国古韵分送给画面上我还叫不上名字的两棵树。与画面上那一排色调淡出的水木相比，左面的一棵得益于来自夕阳的有限回馈，而右面的一棵，不是伊人之恋更非随缘而起，她得益于小舟浅舱里来来去去多少位痴迷者的争相围绕，但最后依然人去舱空，水面上印映的两棵交叠的暗影是宿命，在我牵强附会的联想中，如果一棵是马勒，另一棵必然就是阿尔玛了。

1892年，阿尔玛50岁的父亲辛德勒（Emil Jakob Schindler）在海岛度假时突发肠梗阻而病故，作为辛德勒的学生与助手，摩尔第一时间来到阿尔玛与父亲居住在建于15世纪位于维也纳森林的布兰肯堡（Schloss Plankenberg），告诉阿尔玛姐妹说“你们不再拥有父亲了”。对当时的阿尔玛来说，犹如马勒《第六交响曲》第四乐章里无情的重击，阿尔玛流下了与后来在听马勒“第六”时第一次因共鸣和感动而流下的同样的泪水，从那时起，12岁的阿尔玛自感失去了童年与少女的所有梦想。摩尔是阿尔玛母亲安娜的情人，他与安娜在辛德勒过世五年之后的1897年成婚，从而变成了阿尔玛的继父，但阿尔玛却想起了五年前告诉她父亲死讯时摩尔带给她的痛苦，又将母亲现如今的“堕落”与儿时的苦楚串联在一起，新怨旧仇，恨屋及乌，她对摩尔有一种累积而成的本能的抵触与排拒，她认为生父是钟表的发条（Mainspring），而摩尔只是那个左右晃动的摇锤（pendulum），在作为奥地利最杰出山水画大师的父亲的光影之下，摩尔闪不出一点余光。

1899年当摩尔开始创作《黄昏》的时候，维也纳在精神层面正在经历并逐渐掀起巨大的变革风潮，弗洛伊德在1897年创立自我分析法并在189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版《梦的解析》，而阿尔玛的父亲辛德勒的挚友布尔克哈德（Burckhard，曾把尼采等人的著作介绍给阿尔玛，阿尔玛也曾对其产生过感情）将易卜生的戏剧介绍给了维也纳，埃贡·席勒的画风开创了新时代的先声，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和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以“青年维也纳”（das Junge Wien）的身份开创了德语文学新浪漫派的潮流并确立了奥地利在世界文坛的地位，而摩尔与克里姆特（Klimt）和另一位画家约瑟夫·恩格哈特（josef Engelhadt）有一个共识，就是摒弃形象美学大师马卡特（Hans Makart，在贝维迪尔宫挂有其两幅作品）所领导的“维也纳学院派”而成立“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摩尔与克里姆特一起成为分离派的创始人与主导者，三人的起意发生在后来成为马勒与阿尔玛婚姻“介绍人”的解剖学教授祖克坎德（Emil Zuckerkandl）的一次沙龙聚会，后来加入分离派的有40位成员，他们推举克里姆特“主政”，但有出色组织才能的摩尔却执掌协会的财政大权。当年阿尔玛的怨恨不能抹杀摩尔的艺术，也不会削弱摩尔的成就，从后来阿尔玛主要描述马勒的篇幅中，也有关于摩尔的记述，例如父女俩常去帝国酒店咖啡馆，说明继父与继女之间已经磨合良好。

摩尔在阿尔玛的一生中所起的作用低于马勒。当35岁的克里姆特疯狂追求17岁的阿尔玛的时候，摩尔夫妇从维也纳搬到意大利，希望就此阻断两人的交往，但克里姆特却如影随形，在威尼斯的街巷继续与阿尔玛幽会，直到母亲安娜偷看了女儿的日记得知两人有过亲吻，继父摩尔以一个父亲同时又是好友的名义勒令克里姆特立即退出，这样就从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角度促成了此后阿尔玛与马勒的结合。1901年夏天，阿尔玛与摩尔夫妇一起到圣沃尔夫冈湖（St.Wolfgangsee，湖边的圣吉尔根是我目前见到的最有诗情画意的小镇）度假，同年11月7日，祖克坎德夫妇邀请阿尔玛出席晚宴，阿尔玛随摩尔一道出席，坐在曾经的追求者克里姆特和未来的追求者布尔克哈德两人中间，她与男人们的笑声引起了马勒的注意，马勒要求加入他们的谈话，并有了此后与阿尔玛单独倾谈的机会。婚礼前六个星期的1902年1月5日，马勒在维也纳奥恩伯格街住宅宴请亲朋好友，阿尔玛与摩尔夫妇一起赴宴，席间她向其他来宾明确声称她一点也不喜欢马勒的音乐，但在四个月之后的1902年3月5日，怀有身孕的阿尔玛与马勒在卡尔教堂举行了婚礼。

摩尔并不是马勒在精神上直接的导师，实际上就在摩尔创作（Twilight）的那一年，马勒正在阿特·奥斯湖（Alt-Aussee）进行《第四交响曲》的构思与创作，1900年马勒来到沃特湖（Worthersee）畔迈尔尼格（Maiernigg）新建的作曲小屋完成后两个乐章的时候，尚未与阿尔玛擦出火花的马勒已经看到了那些新艺术（Art Nouveau）中“伟大的维也纳设计复兴风潮”，他受到了当时那些激进理念的强烈吸引，但当时他还不认识那些激进分子中的任何一个人，他是在认识了阿尔玛之后才认识了摩尔，后来又于1902年在被别称为“金色卷心菜”的维也纳分离派会馆的第十四届分离派画展中，为马克斯·克林格（Max Kliger）创作的贝多芬雕像揭幕而指挥演奏了亲自为管乐曲改编的贝多芬“欢乐颂”（克里姆特为雕像创作了《贝多芬带饰》），马勒认识了除摩尔以外的“给时代以艺术，给艺术以自由”的其他分离派人士。此后在马勒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以及纽约大都会的辉煌生涯中，摩尔只是一位岳父，并没有在马勒的艺术上给予马勒任何的帮助，但摩尔却请人和自己动手制作了两个固化的马勒，这也是我们纪念马勒时所能看到的马勒形象的两个唯一立体的实物。

1909年春天，马勒在出任刚成立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之后返回维也纳休假，但在巴黎下船后却耽搁了几天，因为摩尔为他联系到了罗丹，而当时马勒与罗丹素不相识，彼此也互不了解，摩尔与罗丹商定了雕塑头像的价位之后，经过两回十几次的端坐（第一回坐了八九次，然后马勒回到维也纳，此后在返回纽约途中又在途经巴黎时在罗丹身前坐了三四次），当年11月，摩尔来到巴黎，与罗丹一同确定了铸模所使用的石膏模。于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现今摆放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休息大厅的马勒青铜头像，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它都是罗丹的杰作，而摩尔是这一杰作的第一推手。

1910年春天，马勒与阿尔玛再次乘船返回欧洲，因为卖掉了奥恩伯格街的住宅，他们住在了摩尔夫妇新迁居的别墅，白天，摩尔陪马勒在维也纳城郊寻觅新的住所。8月26日，在莱顿得到弗洛伊德一语道破的精神治疗之后，因进行《第八交响曲》首演前的排练无法分身，马勒委托摩尔为他物色准备送给阿尔玛8月31日的生日礼物。这一年的10月25日，马勒最后一次抵达纽约，1911年2月21日在指挥了门德尔松的《第四交响曲》等曲目之后，罹患的因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亚急性心脏内膜炎愈益严重，因为当时能对症的盘尼西林并未发明出来，一个多月的治疗无济于事，马勒希望回到维也纳，当他与阿尔玛等人一起乘船于4月18日抵达巴黎的时候，摩尔为他们订好了酒店，此后摩尔陪同马勒夫妇乘坐东方快车返回维也纳，5月12日到达维也纳之后马上住进了吕弗疗养院。1911年5月18日晚刚过11点，阿尔玛在隔壁房间休息，只有摩尔一个人陪伴在马勒的身边，他听见马勒嘶哑声息的突然中断，目睹了马勒对人世悲痛的告别，看着马勒的遗容，摩尔说：“那是一张因为衰老而变丑的面孔，还带着绝望的微笑。”他与疗养院一起负责处理马勒的遗体，按照马勒的遗愿刺穿了马勒的心脏，并亲手套制了马勒的面模。

这些经历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欣赏摩尔的《暮色》，摩尔创作的本意我无从知晓，但却看到了画作中很多未卜先知的预感。马勒不及阿尔玛的身高，所以右侧的阿尔玛明显高人一等。左侧的“马勒”最能验证与病重的马勒乘坐同一条船从纽约返回巴黎的茨威格的话：“他的侧影映在天与海无尽的灰色间，显出无限的悲怆。”整个画面的阴沉色调，只能让我从那些明显的倒影之中推测摩尔当时的思绪，在没有任何提示的境况之下，我把摩尔与他的女儿和女婿联系在一起，也许这是对此幅作品的异样解读，不论正误，只作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