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日，捷克爱乐在国家大剧院演奏马勒《第六交响曲》前，无论是出售还是随取的两种节目册都在乐章顺序上用中英文赫然印着“第二乐章 中庸的行板（Andnte Moderato）、第三乐章 谐谑曲（Scherzo）”，翻看时为并非乐团总监的弗洛尔（Flor）能有如此举措感到惊诧。但第一乐章结束之后，一看弗洛尔伸出的给下一乐章的手势就知道他要“谐谑”，到底是乐团本来打算按照节目单的顺序演奏，还是负责印刷节目单的人士按照国际马勒协会的要求排印但却未与乐团及时沟通的结果等，内部原委不得而知也未予问询。

关于马勒《第六交响曲》中间两个乐章演奏顺序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莫衷一是，本文参考了诸多日文资料，愿将其经纬予以整理并归纳于下。

马勒写完《第五交响曲》第二年的1903年暑假就在迈尔尼格的作曲小屋开始谱写《第六交响曲》，1904年夏天在迈尔尼格将全曲完成，最初总谱的第二和第三乐章顺序是“谐谑曲”与“中庸的行板”（以下简称“行板”）。1905年1月马勒在自己誊写的总谱中曾经做过顺序颠倒的尝试，他分别在第二和第三乐章的乐章扉页上标注了“二变三”、“三变二”的字样，但抄总谱的店铺交给莱比锡的卡恩特出版社（C.F.Kahnt）抄写总谱依旧是最初总谱的第二乐章“谐谑曲”和第三乐章“行板”，而卡恩特出版社将马勒自己誊写的总谱返还给马勒之后，马勒继续进行变换乐章顺序的尝试。

《第六交响曲》于1906年5月27日由马勒在德国埃森（Essen）市指挥埃森管弦乐团首演，首演前的5月中旬马勒为指挥排练抵达埃森，然而临近演出时对于第二和第三两个乐章的顺序依然犹豫不决，直到首演前夕才最终确定将“行板”和“谐谑曲”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乐章，他将更正的纸条夹在节目单中并要求卡恩特出版社也按照他的要求更换乐章排序。当年夏天，马勒拿到了3月出版的并非是5月实际指挥时中间乐章顺序已经更换的第一版总谱，在该总谱上将中间两个乐章明确写明按“行板”和“谐谑曲”排序，并将该总谱返给卡恩特出版社责其修改。

但卡恩特出版社只是在库存的总谱上做了将两个乐章颠倒顺序的标记，其所标记的文字为：

记录的顺序：

马勒《第六交响曲》

确定如下：

Ⅰ.不太快的快板（22分）

Ⅱ.中庸的行板（14分）

Ⅲ.谐谑曲（11分）

Ⅳ.终曲（30分）

1906年11月，卡恩特出版社出版了带有这个标记的第二版，但只做了印刷次序的改变，而没有更改排练编号的序列，而且再版的封面和编号与第一版完全相同，观看埃森首演的门格尔贝格得到的就是第二版。

此后，马勒出席了奥斯卡·弗里德（Oskar Fried）指挥的柏林首演（弗里德也是1905年马勒在场时指挥马勒“第二”柏林首演的一位非常仰慕马勒的指挥家），一个月之后马勒又指挥了慕尼黑首演，中间乐章的顺序依然是“行板”和“谐谑曲”。1907年1月，马勒指挥了在维也纳的首演，当时法兰克福的报纸登出了因为马勒的原因而使其时任音乐总监的维也纳宫廷剧院债台高筑不得不辞职的消息，虽然马勒后来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离开是因为不能再忍受那些贱人的侮辱”，但当时维也纳与马勒之间已经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境地，在紧张的气氛中，有一种说法是马勒又将中间两个乐章的排序改回到最初的总谱，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如何还尚待细考，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自从维也纳首演之后，马勒就再也没有亲自指挥过他的这部作品。

埃森首演之后，门格尔贝格曾邀请马勒到阿姆斯特丹与音乐厅管弦乐团一起做荷兰首演，但却没有如愿，其原因是马勒要求门格尔贝格将总谱寄给他以便对第四乐章的管弦乐法做非常重要的修改，1909年，马勒又对门格尔贝格送来的指挥用总谱做了修订，中间乐章的顺序依然还是“行板”和“谐谑曲”。

1910年，马勒与万有音乐出版社（Universal Edition）签约，但万有音乐出版社只是在卡恩特出版社出版过的总谱上盖上自己的印戳刊行，沉睡在卡恩特出版社仓库里的总谱又开始以“Universal Edition”的名义继续流传，这也成为后来的研究者作为马勒也同意调换到最初顺序的一个书面的证据。

1916年，门格尔贝格将其老师的作品在阿姆斯特丹首演，其中间乐章的顺序仍是“行板”和“谐谑曲”。在当年10月由门格尔贝格倡办的阿姆斯特丹马勒音乐节开幕之前的几个月，身为音乐厅管弦乐团经理的堂兄向门格尔贝格提出了质疑，于是门格尔贝格致电询问阿尔玛，在10月1日的电报中，阿尔玛只写了“开始是谐谑曲（Scherzo），然后是行板（Andante）”，没有更详细的解释与说明。收到阿尔玛的电报之后，门格尔贝格便在指挥用总谱上写下了“遵从马勒的指示，Ⅱ是谐谑曲，其后Ⅲ是行板”的标注。

阿尔玛是在迈尔尼格听到马勒用钢琴演奏《第六交响曲》先“谐谑曲”再“行板”的第一人，但阿尔玛并不是一位有着惊人记忆力的超女，她在此后出席了众多马勒第六的音乐会，听到很多将“谐谑曲”作为第三乐章的演奏却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在其回忆录中，她还说第三乐章的谐谑曲是马勒描写两个女儿在沙滩上嬉戏，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和马勒的大女儿在马勒开始写《第六交响曲》的1903年时才8个月，而二女儿也刚降临人间尚在襁褓之中，她说的两个女儿的玩耍显然是一种母爱的幻觉，也证明其记忆力并非过目不忘。门格尔贝格为了准确起见除了咨询阿尔玛别无选择，但阿尔玛对马勒在首演之后改动的过程并不十分了解，她以师母的名义和一言九鼎的语气所发的寥寥数语的电报，成为影响至今的歧义之源。

1963年，国际马勒协会（IGMG）出版了《第六交响曲》的校订版总谱，但按照协会创办人也是马勒全集总谱的总编纂者拉茨（Erwin Ratz）的意见，又把中间乐章改为先“谐谑曲”再“行板”的顺序，而拉茨在序言中却没有给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拉茨曾经询问过门格尔贝格堂兄有关乐章顺序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收到过阿尔玛的电报，他对那封电报很感兴趣，便向阿尔玛求证但一直没有回音，在其再三催促之下，终于得到阿尔玛的回复：“马勒在阿姆斯特丹演奏的顺序确实是正确的。”如上所述，马勒并没有在阿姆斯特丹亲自指挥过此曲，阿尔玛显然又在闭门造车信口雌黄。并未指挥过《第六交响曲》的瓦尔特曾经说过：“就我所了解的情况，马勒并没有关于调换‘行板’‘谐谑曲’顺序的言行，我绝不同意随意变更乐章的顺序。”拉茨知道瓦尔特的这一说法，但因与他喜欢先“谐谑曲”后“行板”的个人好恶有着明显的矛盾，所以他在其文章中根本未予引用，他的做法显然是为了迎合自己的音乐理论而歪曲了历史事实。

1998年6月在修订出版的时候，国际马勒协会继续采用拉茨的做法。当时一位新的编纂者福瑟（Fussl）也未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音乐理论的观点，认为“行板”“谐谑曲”的顺序是对调性关系的破坏，因而主张继续按照1963年协会的顺序刊行。

拉茨的继任者莱因霍尔德·库比克（Reinhold Kubik）起初也认同拉茨的观点，但却逐渐起疑，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库比克得出结论，拉茨的观点完全基于阿尔玛的电报和门格尔贝格在指挥总谱上的修改，然而这与马勒的初衷相悖，也不是马勒的既有做法而完全是阿尔玛的错误。库比克还对拉茨故意隐瞒1962年就知道瓦尔特上述言论进行了揭露，并认为拉茨为了让出版社将“谐谑曲”改为第二乐章而求助阿尔玛时得到的解释没有任何根据和证明，阿尔玛向时任音乐厅管弦乐团经理的门格尔贝格的堂妹说：“马勒在晚年觉得，还是最初的顺序为好。”

2003年10月，由库比克主政的国际马勒协会（时任副主席）纠正了协会既往的论断，发表了一份更正声明，认为应该遵照马勒1906年首演的排序。专攻马勒《第二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柔板的卡普兰，2003年12月14日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专稿中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他着重指出，马勒在首演时将中间的两个乐章予以对调，此后的五十年包括1947年米特罗普洛斯的美国首演（没有录音）一直是按照先“行板”再“谐谑曲”的顺序的，拉茨自己主观武断的见解显然是歪曲事实。

尽管有权威性的国际马协提出了更改要求，但由于大量发行的总谱其先入为主的巨大影响，很多指挥家继续对新要求“熟视无睹”。我赞同库比克的新主张，因为如果前两个乐章全都是进行曲，而每个乐章伊始的风格虽力度不同但节奏相近，其悲剧性的层层累积大有山雨欲来之势，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双重压抑极易使人万念俱灰。马勒在《第五交响曲》里已经采用了第一乐章要在一种极其严格、精确得像一个葬礼的过程的速度之中的葬礼进行曲以及“暴风雨般激烈而且更加激动（心灵的剧痛与悲愤）”的第二乐章紧密相连咄咄逼人的方式了，在那个五乐章的大作里，为了平衡前两个乐章的沉郁，马勒用了最温婉的柔板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抚慰，但如若在四个乐章的《第六交响曲》里依然采用连续血刃的方式，低血压会变成高血压，低血糖会变成糖尿病，听交响曲而染疾，也许并不是马勒的初衷。

将手头的七十多个马勒《第六交响曲》的唱盘进行了比对，遵循马勒遗训或者遵从“国际马协”声明的指挥家中的马勒专家和非专家不多，据我不完全统计只有十位：

01.巴比罗利 柏林爱乐 1966年1月13日 大T公司（TESTAMENT）

02.巴比罗利 新爱乐 1967年8月16日 大T公司（TESTAMENT）

03.邦加茨 莱比锡广交 1969年6月30日 远见公司（WEITBLICK）

04.拉特尔 柏林爱乐 1987年11月14～15日 百代唱片公司（EMI）

05.杨松斯 伦敦交响 2002年11月27～28日 伦敦交响乐团（LSO）

06.阿巴多 柏林爱乐 2004年6月 德国留声机公司（DG）

07.伊万·费舍尔 布达佩斯节日管弦 2005年2月 钱多斯公司（CHANNEL）

08.阿巴多 琉森节日管弦 2006年8月 杰尼奥恩公司（GENEON）

09.津曼 苏黎世市政厅 2007年5月14～16日 RCA（美国广播公司）

10.捷杰耶夫 伦敦交响 2007年11月 LSO（伦敦交响乐团）

在已发行的唱片中，偏爱将“行板”作为第二乐章的马勒专家巴比罗利和阿巴多都是两次，但巴比罗利1967年8月16日与新爱乐的实况录音之后旋即在百代唱片公司再次录音时又将“行板”调到第三乐章，由于没有相关讯息可以查询，只好臆断这是巴比罗利对于演奏效果的故意尝试。而阿巴多则是健在的指挥家中最坚定执行国际马协精神的马勒专家，他说的话其实值得依然没有“觉悟”的指挥家们省思：“我发现马勒所表达的对阿尔玛的爱，其实主题旋律上一直没有改变，只不过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色彩出现而已。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让我明白它的本意——行板作为第二乐章，以求通过强烈的音色对比来突出与第一乐章完全不同的氛围。”在阿巴多的影响下，津曼和捷杰耶夫已大梦初醒看到了另一番新天地，但2008年海丁克与芝加哥交响的演绎继续着他在音乐厅管弦时代的约定俗成，中生代拉特尔的下一次能否成为一个风向标？什么时候在世的指挥家们都会认同阿巴多的“音色对比”？国际马协不是国际法庭，建议不是决议，今后的音乐厅或者新唱片估计依然会曲高和寡，我行我素的局面可能还会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