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俄国文坛活动了近60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一、生平与创作

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克拉皮文县雅斯纳雅· 波良纳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2岁丧母，9岁丧父，由姑母抚养长大。1844年他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次年转入法律系。大学期间对哲学产生兴趣，受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到雅斯纳雅· 波良纳，经营田庄，搞农事改革。改革失败后，于1851年随兄长到高加索服兵役。后来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任炮兵连长。这期间，他一边参加战斗，一边读书并开始写作。

1855年，托尔斯泰到了彼得堡，进入文学界，翌年退役，致力于文学活动。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访问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诸国。1859年回国后，开始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创办农民子弟学校，把教育视为社会改良的重要途径。1860年，托尔斯泰再度出国，到德、法、英、意和比利时做教育考察。1861年回国后，为了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创办了教育杂志《雅斯纳雅·波良纳》。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托尔斯泰认为“农奴制改革法令”是毫无用处的空话。1862年，托尔斯泰与莫斯科著名医生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结婚。从1863年起，他停止办学和发行杂志，开始埋头于文学创作。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土战争、连年的大灾荒、第二次民主运动高涨的革命形势，促使托尔斯泰加强了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他访问教堂、寺院、监狱、法庭，了解大灾荒中农民的悲惨生活，并参加了1881年的莫斯科人口调查，在贫民窟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这一切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封建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的反动，以及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列宁指出托尔斯泰这个转变的特点：“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1]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了。

1891年至1892年，俄国发生了大饥荒，托尔斯泰参加了赈济贫民的工作。1900年托尔斯泰被选为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同年写的《爱国主义与政府》《我们时代的奴役》等文章中，对沙俄反动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01年，宗教院公布了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

托尔斯泰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的。他晚年一直致力于“平民化”，从事体力劳动，生活简朴，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1910年，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而离家出走，途中得病，11月20日（俄历11月7日）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

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19世纪50年代）：19世纪50年代的农奴制危机和社会动**促使托尔斯泰去探索解决贵族与农民矛盾的途径。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三部曲，通过尼古林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及其种种内心感受，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恶劣影响，宣扬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克服外界影响。三部曲细腻地描写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各个阶段，表现出作者卓越的心理分析才能。

1854—1855年，托尔斯泰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他根据自己在战役中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小说歌颂了那些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的士兵和军官，特别赞美他们的忘我的爱国精神。

185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首次表现了作者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书中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同情农民的贫困，在自己领地上进行农事改革，但农民不信任他。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贫困和悲惨遭遇，揭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1857年，托尔斯泰根据在瑞士小城琉森的见闻，写成短篇小说《琉森》，谴责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虚伪的“文明”、“自由”、“平等”和金钱至上的原则。

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反映了作者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他幻想以贵族地主改恶从善解决社会矛盾，并把原始的宗法制道德理想化。在艺术上，他显示了卓越的心理分析才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中指出，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却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过程的形态和规律，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这一特点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期创作（19世纪60至70年代）：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1863年，托尔斯泰连续发表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和《波里库士卡》。《哥萨克》写主人公奥列宁厌倦了贵族生活方式，参加了俄国驻高加索的军队。他对哥萨克那种纯朴自由的生活表示向往，但利己主义的思想最终使他离开了哥萨克的村庄，又回到了贵族社会。作者把哥萨克人的纯朴生活与贵族的享乐生活加以对照，首次提出贵族阶级“平民化”的问题。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后，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成了托尔斯泰创作的主旨，他想通过研究历史和道德的途径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他潜心研究史料，于1863—1869年写成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作品以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同法国的奥斯特里齐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溃退等。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家大贵族为主线，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描写中，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书中描绘了559个人物，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小说肯定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赞扬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作者说他是在“努力写人民的历史”。他将前线与后方、军与民的战斗行动结合起来，反映了人民战争的宏伟规模，体现了反侵略战争必胜的规律，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贵族。贵族被分成宫廷贵族和庄园贵族，以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同人民是否亲近作为准绳而进行褒贬。庄园贵族的代表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竺豪夫是作者歌颂的对象，他们鄙视上层贵族的庸俗，向往理想的有道德的生活，经常思索生活的意义并进行自我分析。他们热爱祖国，具有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安德烈死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义。彼尔接受了农民士兵卡拉达耶夫的宿命论思想：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 娜达莎·罗斯托娃是作者理想的妇女形象，她感情真挚，热爱生活，接近人民，富有青春活力和民族感情，与宫廷贵族妇女形成鲜明对照。小说结尾，婚后的娜达莎成了作者理想的贤妻良母。

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寻求俄国社会的出路和贵族阶级的前途，其中也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他一方面肯定了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说人民的行动只是顺从了天意，通过卡拉达耶夫宣扬宿命论思想，把他的“不抗恶”也看作美德。

小说结构宏伟，布局严整，广泛地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及人们的道德精神面貌。在体裁方面是一种革新，它结合了小说和史诗的特点，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历史小说。

19世纪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巨变，这种历史变动的特点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中得到了精确而深刻的反映。书中列文所说的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及其相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所涉及的问题极广，不但描写了婚姻家庭、道德伦理、农业经济等问题，还探索了社会制度、政治思潮、教育、艺术、宗教及哲学问题，几乎包罗了所有的重要领域。可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小说通过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变化，深刻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道德堕落和荒**无耻，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也暴露了他世界观的矛盾。

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一个被虚伪道德所束缚和扼杀的悲剧人物。她美丽动人，真挚诚恳，具有丰富的内心生活和高尚的道德情感。她不满于封建婚姻，不愿意做官僚丈夫卡列宁的装饰，勇敢地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当她不顾丈夫的威胁，公然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整个上流社会一起对她进行诽谤和侮辱。安娜之所以不能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爱上了丈夫以外的男子，而是由于她竟然敢于公开这种爱情。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挑战，上流社会不能容忍安娜公开与丈夫决裂这种不“体面”的行为，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安娜勇敢地要求感情的权利，要求过有爱情的生活，体现了贵族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她的自杀是对沙皇俄国黑暗的社会制度和上流社会的控诉。托尔斯泰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社会原因，愤怒地谴责了压抑她、摧残她并造成她惨死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势力。他既对安娜的不幸寄予深切同情，又对她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有所谴责，表现了他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列文是一个精神探索型的人物，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代力图保持宗法制关系的贵族代表。他憎恶都市生活的浮华、空虚和腐败，对于农村旧基础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崩溃感到极大的恐惧和忧虑。他认识到自己的富足和农民的贫困是不公平的现象，力图寻求普遍富裕的道路。最后，他从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力求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非常清晰地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变动，但同时也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和向‘精神’呼吁”。

小说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小说结构完整统一，拱形衔接天衣无缝，两条平行的线索互相呼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人物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辩证过程，体现了“心灵的辩证法”的特点；肖像描写富有独创性，不仅展示了人物的一般性格特征，而且还展示出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

从托尔斯泰的中期创作来看，作家的思想探索继续深入，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逐步加强，艺术上也达到成熟的地步。但他仍然没有找到社会的出路，而宿命论、不抗恶的基督教“博爱”思想在作品中日益明显，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也在继续发展。

后期创作（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托尔斯泰这时期的创作一方面是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影响下，托尔斯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宗教、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探索，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文艺观也随之改变。他认为，过去的文艺都是为了满足有闲阶级，而不是为了人民。他开始创作一些戏剧、小说、民间故事、政论文章，宣传自己的学说。主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活尸》（1891），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尖锐批判，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观点。

1889—189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他转变后的宗法制农民观点本身的矛盾：“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2]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除了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以外，还热切鼓吹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俄国革命的镜子”。他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他的思想和艺术是博大精深的。他的文学传统不仅为苏俄作家所继承，而且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复活》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是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托尔斯泰原想写一部道德心理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构思发生很大变化。他参加1891年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后，体会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民的贫困是由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现存制度的揭露上，使它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的作品。

小说写贵族聂赫留朵夫出席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告杀人而遭判罪的妓女，正是他8年前诱奸过的农奴少女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曾和他有过纯洁的爱情，被他诱奸、抛弃而沦落为妓女，又被诬陷坐牢。面对她的苦难和被流放的命运，聂赫留朵夫良心觉醒，开始悔罪，提出和她结婚，极力为她上诉申冤。上诉失败后，他又陪她去西伯利亚，终于感动了她。玛丝洛娃在政治犯的影响下，走向了新生。聂赫留朵夫逐步背离贵族阶级，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他痛恨社会罪恶，但看不到改造社会的有效办法，他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致力于道德的自我修养，从《福音书》中发现了真理，最后两人都在精神和道德上得到复活。

小说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无情地批判，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资本主义以及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是，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制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小说还宣扬了“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宽恕”和“博爱”等思想。

小说揭露了上级法院和专制机构的腐败。那些道貌岸然的庭长、法官、副检察官，个个都昏庸无耻，拿犯人的命运当儿戏。陪审员们把精力集中在各种谣言上，由于这些人的玩忽职守，草菅人命，结果造成了玛丝洛娃被判处四年苦役的冤案。执法机关从上到下都是昏天黑地，毫无公理和正义，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都是与人民为敌的。

小说谴责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伪善和宗教仪式的欺骗性。教会已经成了官办的机构，神甫也已是身披袈裟的官吏。无论是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还是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祈祷仪式都充满了虚伪。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的工具。

小说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占有制。作者不仅描写了农民的贫困，而且指出了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因而他大声疾呼，土地不能够成为私产，土地不能够作为买卖的对象，正如水、空气、阳光一样，应为人人所享用。

小说还暴露了贵族地主阶级的腐败，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聂赫留朵夫及其亲戚等贵族过着浮华奢侈的生活，而农民们则极端贫困，农村是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许多农民靠求乞度日，儿童的腿细得跟毛毛虫差不多，不能站立，脸上露出病态的、痛苦的“笑容”。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进城当马车夫、工匠、洗衣女工，照样受到城市资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这是《复活》在思想上极其深刻的一点。

《复活》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丰满而又复杂的形象，他们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的艺术概括。

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作为一个贵族青年，他有才学，有理想，正直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贵族社会和沙俄军队**腐败的生活风气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随后抛弃她。当他在法庭上看到玛丝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决心赎罪，决定和她结婚。在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的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进一步认识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落后及不合理性。通过访问贫苦农民，他认识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在出入法庭和监狱的过程中，他看到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是地主阶级和专制社会造成的。他的思想开始升华，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猛烈抨击本阶级和社会罪恶，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上诉失败后，他放弃贵族生活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作者认为聂赫留朵夫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托尔斯泰认为，人身上皆有“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的矛盾，即人性和兽性的对抗。他把聂赫留朵夫“人性”的胜利看作是他向善、忏悔和精神的“复活”，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局限。

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少女时代，她是个天真、纯洁、乐观的姑娘。但是，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美好幻想。聂赫留朵夫对她的玷污和遗弃是她悲剧命运的开端。在等待聂赫留朵夫的凄风苦雨的黑夜，她意识到自己同他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被地主婆赶出庄园后，她走投无路，堕入青楼，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怒斥，表达了一个受尽凌辱的妇女对贵族社会的控诉和抗议。聂赫留朵夫的转变使她重新看到了人身上的善，她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信念。她开始把自身不幸的遭遇和底层劳苦群众的命运联结起来，她的爱憎荣辱观念也变得和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相同。她放弃旧的恶习，内心有了对新生活的热切渴望。西蒙松等革命者为解除人们的苦难而甘愿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她，促使她迅速向新生的道路上迈进，她的精神最终得到了“复活”。

《复活》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小说采用单一的情节结构。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上诉奔走、处理田庄、去西伯利亚，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政府的衙门到省长的官邸，从贵族的厅堂到农民的茅舍，从剧院的包厢到三等客车的车厢，从警察局到停尸房等，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俄国社会、专制制度和习俗风尚，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可谓一部成功的社会全景小说。该书打破了欧洲传统小说首尾完整的封闭结构的固定模式，戏剧性的**和结局消失了，作品的内容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像生活一样流动无尽。这种开放型的结构，给20 世纪的小说形式开创了新风。

其次，小说在描绘艺术画面和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无论景物对比、人物对比、贫富对比等，都能鲜明地暴露社会的矛盾对立，突出表现人民群众的苦难，从而加强作品的批判力量。作者把一个被压迫、被凌辱的下层妇女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而贵族男主人公完全以一个罪人和赎罪者的身份出现。法庭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执法者，实际上是一群冷酷无情、荒**无耻的坏蛋，而受审的玛丝洛娃和民众却是无辜的受害者。

再次，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用“心灵的辩证法”，深入各种人物的内心，抓住瞬息间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他们内心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斗争，展现其辩证的发展过程。尤其善于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来体现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既怕被认出来当众出丑，又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不安。这种情感很难用自私、冷酷和虚伪或者真诚、质朴和善良来概括。这里有朦胧的忏悔，也有淡淡的思情；有真实的良心自我谴责，又有虚假的道德自我完善。这种性格深层结构中两极内容的拼搏与争斗，使形象充满艺术张力。玛丝洛娃在风雨中苦苦等候聂赫留朵夫乘坐的列车时，他却在明亮的车厢里谈笑风生，早已把她抛在脑后。她深深感到被侮辱和被遗弃的痛苦，开始意识到自己同他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了解到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

最后，《复活》是“一部铁面无情的书”，充满了批判的**。它用鲜明的哲理和道德说教来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表明作者的思想观点。作者或采用质朴简练的语言，或采用大声疾呼、直接诉诸读者的形式，使作品具有简洁的宣言式的风格。

思考题

1.分析《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形象及其悲剧成因。

2.《复活》的思想艺术成就。

3.如何看待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复活”？

4.如何看待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探索主人公”（忏悔主人公）形象。

5.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异同。

[1] 《列宁全集》，第20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2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