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小说家，他既对现实做精细描绘，又深入人的深层意识，创立了后来被评论界称作“复调结构”的小说样式，对20世纪西方文学产生很大影响。

一、生平与创作

早期生活和创作（1821—1849）：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亲是玛利亚济贫医院的一个普通医官，后来取得了贵族身份，并且购置了两块不大的田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就在济贫医院的宿舍里度过，医院的生活留给他的最深的印象是疾病和贫穷。田庄的生活使他得以对俄国的农民有所了解，而家庭所处的市民环境又使他真正接触了19世纪俄国的平民生活。

1838—184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读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1843年毕业后进了工程局绘图处，但仅工作了一年他就决定退伍专事文学创作。彼得堡的生活，使他了解了俄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本国的和外国的文学作品，他徜徉于同代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别林斯基的作品之中，同时涉猎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经过从本国到西欧、从古代到近代、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文学探索历程，他决心要研究“人和生活”——这个需要用“一辈子”去解开的“谜”。

1844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出版。这是陀氏最初的文学尝试。

1845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小说以书信体形式表现了小公务员杰符什金悲惨的命运和人格意识，受到左翼批评界的赞扬，成为“自然派”的中坚力量。深受鼓舞的作家很快又写出了《二重人格》。这两部小说均于1846年发表。这两部作品开启了陀氏创作的基本方向：《穷人》开启了作家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小人物”心理尊严的主题；《二重人格》则在继续“小人物”主题的同时开启了对变态人格的探讨——对陀氏而言更重要的主题。这一方面说明作者认识到“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不都是明朗可爱的世界，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在形式上日渐远离“自然派”的创作规范，正在开辟一块独特的沃土。随后，作家相继创作了《女房东》《白夜》《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等富有幻想色调的作品。当时的读者和批评界大多理解并赞赏《穷人》的倾向，而对变态人格和幻想色调进入文学却多少有些不理解。

中期生活和创作（1849—1863）：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捕，被判到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苦役后流放远边充军。作家的创作被迫中止了。10年之间，外部自由的剥夺并未导致思想的停滞，相反，作家获得了直接介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加深了对俄罗斯社会的了解。于是，他重新思考俄罗斯的前途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逐渐背弃了早年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后世的革命者往往据此对他大张挞伐，似乎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但陀氏早年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既然是“空想”的，就注定不能完成解放俄罗斯的历史使命，任何一个深入到生活中、真正理解社会现实的革命者和思想者，都必然要背弃它，另外寻求改造社会现实的“有效”途径。他在流放期间开始创作的《死屋手记》，不仅记录了他在苦役营里的生活，而且记录了他对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从此之后，陀氏创作登上了新的台阶，开始深入研究社会犯罪问题。杀人、抢劫、卖**和自杀等，与知识分子的理性犯罪纠缠在一起，充斥了陀氏的小说世界。

在流放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了贵族身份和写作的权利。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重新开始创作，相继发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斯捷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并返回俄罗斯内地。这两部中篇小说是陀氏创作中最轻松的作品。

19世纪60年代初，陀氏创作并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两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的发表，恢复了陀氏作家声誉，而以作家本人在苦役期间的经历为基础的《死屋手记》，由于揭开了长期掩藏的“死屋”面纱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陀氏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期间陀氏先后主编《时报》《时代》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作品，提出了“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或译“土壤主义”）的政治文化主张。“根基主义”是对早年思想的一次清理或清算。而长篇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特别是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批判。

后期生活和创作（1864—1881）：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像“自然派”作家那样仅仅以批判社会现实为己任，而是试图深入批判人性本身的“恶”，探讨克服“恶”的途径。在作家看来，普遍存在的犯罪和黑暗现象，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恶果，还存在着更深刻的根源。186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其创作社会哲理小说的初步尝试，也是陀氏背叛空想社会主义和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的重要果实，是作家由社会批判转向“人的批判”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由描写“性格”的形象到描写“思想”的形象的转折点。在这部中篇小说中，陀氏嘲笑了浪漫主义的风花雪月，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这部小说显示了作家对人性、理性的深入思考，对利己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猛烈批判。从此开始，大量的道德说教和有关宗教哲学的长篇大论的探讨，日益成为陀氏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继续了《地下室手记》开始的探索，对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入，给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是他的代表作。

1867年春至1871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客居欧洲4年多。他在国外完成的长篇小说《白痴》（1868—1869）在揭示金钱势力的渗透导致的道德感情的沦丧、家庭纽带的断裂、健全个性的退化、美被亵渎和毁灭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的长篇小说《群魔》（1872）继续加强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但也表现出他对人类精神悲剧的深沉忧思：错误的理论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变成魔鬼。小说涉及的恐怖话题可以说是对20世纪暴力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准确预言。长篇小说《少年》（1875）深刻触及了“偶合家庭”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巨著是《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这是他一生艺术创作的总结，也是陀氏一生思想探索的总结。《卡拉马佐夫兄弟》通过老卡拉马佐夫腐朽荒谬的一生以及三个儿子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追求，深入探讨了人间罪恶、和谐世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问题，揭露了那种企图把人民大众变成“不知罪恶为何物”的畜生的傲慢理论。小说主人公伊凡·卡拉马佐夫不信上帝，主张人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明知兄长德米特里有可能弑父而不加阻止。伊凡的理论被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蔑尔加科夫接受，并且转化为实际行动，杀死了父亲，抢了钱，并嫁祸于德米特里。伊凡得知真相后，心灵受到极大震动而精神失常。伊凡讲述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以及孩子的眼泪与天国和谐的言论，表明伊凡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之主张“为所欲为”，是由于对社会现实和人性本质极端绝望而发出的愤世嫉俗之言。《卡拉马佐夫兄弟》对后世宗教哲学有极其强烈的影响。

在1873年，1876—1877年，1880年和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以《作家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大量的随笔和政论，阐述自己对文学、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意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他在对现实做精细描绘的同时，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人的主观感觉上，不仅深入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进入了深层意识的层次，而后来被评论界称作为“复调结构”的小说样式，更使叙事艺术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不仅如此，他的“逻辑的自杀”已经演变为“西绪福斯神话”，验证着存在的荒谬和人世的隔绝；[1]他本人成为长篇小说的主角；[2]他所创造的“死屋”“地下室”等概念，已经广为流传，为后世作家所继承[3]。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思考，则成为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其创作的主要特征体现在：

第一，继承“自然派”的优良传统，深入描写和反映现实，尤其善于描绘“小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同情“小人物”，而且善于揭示“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小人物”的人格尊严，以及“小人物”人格的复杂性。

第二，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幻，甚至某些隐微的潜意识等方式刻画人物的变态心理，并擅长运用“复调”小说的形式，通过多声部的对话、辩论、抗衡，展示人物复杂幽秘的内心世界，对后世文学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第三，以非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攻击各种“虚无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将暴力革命与刑事犯罪都看作 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

第四，在文学作品中深入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特别是天国的和谐与人间的罪恶问题，既抨击人间的罪恶，谴责“超人”学说，也对宗教的价值和意义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疑虑。

二、《罪与罚》

《罪与罚》的情节是围绕着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哲学”开展的。它有两条线索：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凶杀案件。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彼得堡的大学生，因为贫穷辍学多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两个年轻人关于杀死高利贷者抢劫其钱财用来行善的“戏言”，正与自己的理论契合，深受启发。退职的小公务员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命运让他更加体会世界的弱肉强食。这时他收到母亲来信，得知妹妹杜尼亚遭受地主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侮辱、后又被迫答应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律师卢仁。愤怒之余，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心立即实施自己的计划：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劫其钱财自救，同时验证一下自己究竟是那种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的不平凡的超人还是任人凌辱的虱子。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一个黄昏时分杀死了高利贷者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和她的妹妹，顺利地逃脱了别人的眼睛，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却没法逃脱心灵的惩罚。他再也没法取得心理的安宁，再也无法跟朋友乃至亲人自由交往，精神极度痛苦。最后，他在苦难的化身——妓女索尼娅的劝告和督促下，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承认自己有罪，只承认自己并非“不平凡的人”。

作品首先真实地展示了19世纪中叶彼得堡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和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草市场上的妓女、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带着孩子沿街乞讨的疯女人……与此对应的是，高利贷老太婆试图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荒**无耻的贵族地主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

但是，小说通过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触及了更深层次的主题。在作者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具有双重人格：他既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的、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时他又有病态的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创造了这样一种“理论”：人可以分为两类，即“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前者能“推动这个世界”，这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甚至杀人犯罪；后者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不过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通过犯罪来测试一下，自己是否属于“不平凡的人”之列。

小说真实地揭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的内核，这种理论尽管也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无政府主义的抗议。它不仅不能使主人公获得梦寐以求的穷人的生存权，反而肯定了少数人奴役和掠夺他人的权利。小说深刻地写出了这种“理论”的必然破产，指出了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实质。作者试图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强调：一个人如果无视传统和社会准则，那么就会导致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崩溃。最高的审判不是法庭的审判，而是道德的审判；最严厉的惩罚不是苦役的惩罚，而是良心的惩罚。

不过，作者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始终停留在伦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基点上，并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主人公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作者为他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与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索尼娅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娅看作人类苦难的象征，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苦难净化灵魂的思想。作为一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索尼娅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她却显得苍白。显然，“用宗教复活人”的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的强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

《罪与罚》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显示了他的“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巨大才华。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主人公双重人格围绕着实践他的“理论”而展开的尖锐冲突，而这种冲突对总体布局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整部小说的各个艺术要素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大大加强，这就使在一般小说中由作者叙述的客观现象更多地转入了主人公的视野，使通常的作者叙述成为了主人公的叙述和对话的内容。由此，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意识相对地变成了客体，而以往的客体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有独立意识的主体。

《罪与罚》具有突出的艺术特征：

首先是人物心理的刻画。作品里有许多章节都有关于心理、意识，甚至是“潜意识”的描绘。不仅如此，作家还设计了不少梦境和幻觉的场面来衬托潜在意识的过程。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前做的那个噩梦就是一个例子。他梦见了他的童年，和父亲一起看一群醉汉活活将一匹老马打死。这个梦预示着种种后来要发生的灾难或罪行，他不仅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还感到了心头的重压。醒来后却又正好在街上遇见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的异母妹妹丽扎韦塔，知道她次日晚七点不会在家，于是决定行动。杀人之后，他还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见自己又走到了作案现场。他拿出斧头猛击老太婆的天灵盖，老太婆却坐着发笑。他越是用足力气砍，老太婆笑得越厉害。他狂奔逃命，发现四周都是交头接耳望着他的人，他的心揪紧了，两脚挪不动了，觉得无路可逃。这一梦境描写重现了主人公杀人犯罪时的心理体验，也充分反映出罪犯的恐惧心理和精神失常。书末写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自杀之前的梦境和幻觉，把这个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的内心写得出神入化，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先是听见“发大水了”，接着梦见一口棺材，棺材中躺着一个投水自杀身亡的幼女。然后他感觉老鼠在他身上爬来爬去，他“醒来”了，点着蜡烛抓老鼠，老鼠没抓到，却在走廊发现一个瑟瑟发抖的女孩，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将她抱到被窝里取暖，却发现这个年仅五岁的女孩用****的目光看着他。他挥拳要打女孩，然后才真的醒了。这段描写充分展现了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潜意识深处隐藏的秘密：他曾经强暴一个幼女致使其自杀，所以他害怕谈到水，一听到“发水”的话，压抑多年的潜意识就像老鼠一样在他身上爬来爬去。于是他在潜意识中虚构了女孩“****”的景象，以便为自己的可怕罪行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破坏人对爱的美好希望是最大的罪行，所以以此来惩罚斯维德里加伊洛夫。

其次是几条线索同时发展，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对照。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心灵受罚、投案自首是主线，马尔美拉多夫一家备受凌辱特别是索尼娅的命运，构成第二条线索。马尔美拉多夫的遭遇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暴力杀人的社会必然性，索尼娅的逆来顺受及其心中的上帝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形成对照，验证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行为的犯罪性。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和卢仁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从另一方面证明，如果彻底按照拉斯柯尔尼科夫理论行事，不但成不了拿破仑，只能成为卢仁式的无耻之徒。卢仁极端自私，乘人之危向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亚求婚，却不想有任何付出，在遭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嘲弄后，竟然威胁未婚妻“退出”，在未婚妻下逐客令之后，竟又丧心病狂地诬陷索尼娅偷盗，以此达到证明其“不规矩”的目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是个外省地主，早年因欠债被迫给那个比自己大好多岁的女人玛尔法当丈夫，整日想着拈花惹草，还曾经强奸幼女致使她自杀，后来又引诱杜尼亚，导致杜尼亚被玛尔法赶走，“名誉败坏”。在此之后，他竟毒死妻子，继续追逐杜尼亚到彼得堡，甚至偷听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谈话，以告密要挟杜尼亚服从自己。只是由于杜尼亚的坚决拒绝，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才绝望了，最后自杀身死。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都是无视道德和法律的“不平凡的人”，所以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很像自己。小说还叙述了拉祖米兴的艰苦奋斗、充满乐观主义的人生，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荒谬逻辑形成对照，并通过列别佳特尼科夫对索尼娅的同情和对卢仁的揭露，对空想社会主义给予善意的嘲讽。

第三，时间高度浓缩，空间极度开放，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罪与罚》人物众多，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一切都浓缩在短短12天的时间里，令人目不暇给。如果扣除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昏睡的3天，所有清醒的活动不足10天。与此相应，小说中各行各业的人物活动的空间又是高度开放的，甚至有些故事就在街头广场展开。人们随意进进出出的小酒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里认识了马尔美拉多夫，以此将两条主线联系在一起。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房间是没有门锁、常年敞开的房间，才使他因心灵剧烈刺激而病倒之后，各类不速之客纷至沓来，拉祖米兴、卢仁、杜尼亚、索尼娅等突然现身他的房间。索尼娅家的葬后宴，人人均可参加，为卢仁的拙劣表演提供了舞台。拉斯柯尔尼科夫关着门向索尼娅坦白之时，也隔墙有耳，被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听了个不亦乐乎。马尔美拉多夫死后，其妻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带着孩子们去寻找正义，强迫孩子们在街头表演高贵的舞蹈。所有这些极度开放的空间，导致各种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见性。时间的压缩和空间的延展，共同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这部小说给作家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尽管他后来的几部小说也许在有些方面更为深入，但无疑《罪与罚》是最能代表作家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一部杰作。

思考题

1.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例，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特色和成就。

2.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复调结构”。

3.《罪与罚》的艺术特色。

[1] ［法］加缪：《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见《文艺理论译丛》（3），392~39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2] 参见［南非］J.M.库切：《彼得堡的大师》，王永年、匡咏梅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3] ［俄罗斯］马卡宁：《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载《旗》，199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