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著名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鲁迅），其社会讽刺小说《死魂灵》，确立并开拓了俄国“自然派”文学的新时期。

一、生平与创作

早期生活阶段（1809—1829）：1809年3月20日（公历4月1日），果戈理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索罗庆采镇。他父亲是地主，也是一个作家，酷爱文学，写过一些诗歌和喜剧。1821—1828年，果戈理就读于涅仁高级文科中学。这个时期正值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后，反对专制、抗击暴政的进步社会思潮风靡一时，人们争相传诵雷列耶夫、普希金等进步诗人讴歌自由、祈求解放的诗篇。

1828年秋，果戈理中学毕业，去京城彼得堡谋求发展。在彼得堡，他谋得了一份抄写公文的工作。小公务员的卑微地位和辛苦生活，为他日后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期生活和创作（1830—1842）阶段：1830年春，果戈理在《祖国纪事》发表中篇小说《圣约翰节前夜》，深得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的热情赞扬。这部作品的成功为果戈理打开了彼得堡文学界的大门，使他的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831—1832年，果戈理出版《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部，收录了《五月之夜》《圣诞节前夜》《可怕的复仇》等8部中短篇小说。这部作品采用民间故事的形式，通过养蜂人鲁德·潘科的讲述，介绍了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和习俗，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1831年，他辞去小公务员职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坚持文学创作。

1835年，果戈理出版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标志着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和跨越。

《密尔格拉得》包括《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和《维》（又译《地鬼》）4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以17世纪乌克兰民族传奇式的英雄布尔巴为主人公，描写他与波兰入侵者的浴血斗争。其他几篇，均取材于现实生活。《旧式地主》描写地主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他的妻子普尔赫利亚·伊凡诺夫娜简单的、可笑又可悲的一生。他们整天就是吃吃喝喝，终于平静的日常生活。小说通过具体的细节，展现了一幅乡村地主的现实主义讽刺画，但其中也包含着哀伤和同情。

1842年出版的《彼得堡故事》由原来《小品集》中的《涅瓦大街》《肖像》和《狂人日记》等三篇小说，再加上后来写的《鼻子》（1836）、《马车》（1836）、《外套》（1842）等作品组成，因集中反映彼得堡社会生活，故名“彼得堡故事”。 揭露的对象从乌克兰农村移至彼得堡京城，讽刺的矛头由乡村地主转向城市官僚，撩开了彼得堡表面繁华的纱幕，暴露其糜烂腐朽的实质。《外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历尽千辛万苦做了一件外套，穿着去上班，当天晚上就在回家途中被强盗抢劫，他告到官府，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遭“大人物”一顿申斥，于是一病不起。但他死后的鬼魂却不断出没街头扒别人的外套。《外套》深化了由普希金开创的“小人物”主题。

《彼得堡故事》也是果戈理艺术风格变化的转折点。早期创作中逗人开怀发笑的幽默，已转变为令人凝神沉思的嘲讽；充满诗情画意的描绘，让位给对严峻现实的镂刻；抽象的善恶冲突，已逐步为尖锐的阶级对立所代替。

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运用夸张和讽刺相结合的手法，真实地展现了俄国官僚社会的种种丑态，深刻地揭示了官僚制度的昏聩腐朽，成为俄国戏剧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剧本的情节非常简单：潦倒落魄的花花公子赫列斯塔科夫途经某市，被当地的大小官吏误认为是微服察访的“钦差大臣”。以市长安东为首的一群贪官污吏因平时作恶多端，欺压百姓，急于巴结上司，以掩盖罪行，闹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果戈理成功地刻画了市长安东和骗子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的性格特征，具体而完整地解剖了“俄国官僚的病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喜剧中潜在的正面形象是“笑”，作者赋予这种“笑”以抨击丑恶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并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钦差大臣》在彼得堡公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在反动阵营的猛烈攻击下，果戈理思想苦闷。他匆匆离国外出，长期旅居国外。旅居国外期间，果戈理完成了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并于1842年5月出版。

晚期生活和创作（1842—1852）阶段：《死魂灵》第一部的问世，在思想界、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维护农奴制还是反对农奴制。果戈理企图回避斗争，幻想走中间道路，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陷入了新的精神苦痛。构思中的《死魂灵》第二部虽写成但于死前焚毁，第三部则根本未完成。

果戈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是《与友人书简选》（1847）。该书对俄国的农奴制度、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俄国的宗教信仰等提出自己的明确主张，引起批评界的激烈争论。保守派认为，果戈理终于回归正确的途径，成为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文化的捍卫者，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则认为果戈理已经倒退、堕落为农奴制度的帮凶。其实果戈理不过是希望尽可能“公正”地评判地主和农民而已。不过，他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思想家，因而也无法成为公正的法官。可以说，他的那些书简深深地表现了对俄国现实的焦虑。

果戈理的创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同时带有现代艺术的某些荒诞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敏锐地洞察生活，以夸张的手法描绘生活。果戈理善于观察生活，然后以戏剧性的、乃至荒诞性的手法将生活的真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钦差大臣》的情节是极度夸张的，但却是官场内幕的生动纪实，《死魂灵》购买死农奴的情节似乎荒诞不经，却是以果戈理家乡地主们的真实故事为原型写成的，果戈理将之凝聚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画面。

第二，从人道主义出发揭露社会矛盾，但对人性的挖掘似乎缺乏深度。果戈理在《狂人日记》《外套》等小说中描写了下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小人物的命运寄予同情，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度观照，使读者只知道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金幻想娶上司的女儿，甚至幻想当国王，不知其精神世界还有没有其他的追求。另一个九等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唯一的梦想就是一件新外套，作者也未揭示其精神世界如此贫乏的原因。

第三，以喜剧的手法处理悲剧题材，形成“含泪的笑”。果戈理在一本正经地叙述日常生活琐事时，常常让读者忍俊不禁，而在捧腹大笑之后又感受到深切的悲哀。像《旧式地主》和《死魂灵》中各类充满笑料的场面，都显露了作者对社会现状的相当悲观的态度。而像《涅瓦大街》中小市民霍夫曼和小市民席勒酒醉后关于鼻子与鼻烟的可笑对话，甚至显得极为庸俗。而“庸俗”正是果戈理讽刺艺术的一个方面。

第四，细节真实与整体荒诞相结合。早期作品《维》中神学院学生路遇地鬼的情节极其荒诞不经，但他们相遇的每一个场面却细致可信。《鼻子》是更加典型的荒诞作品，主人公柯瓦廖夫丢失鼻子后的心理活动和为找回鼻子而经历的种种遭遇都是真实可信的，唯独丢失鼻子这个背景本身很荒诞。果戈理的创作不仅上承霍夫曼等人，与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品（如卡夫卡《变形记》）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果戈理是语言艺术大师，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语言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许多不朽的典型。

二、《死魂灵》

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被公认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高尔基），它的问世“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赫尔岑语）。

小说描写专事投机的乞乞科夫为了发横财，窜到N城，勾结官吏，到农庄向五个地主收买已经死亡、但在户口册上并未注销的死农奴，然后企图以此到救济局去抵押，骗取巨款。当他正在办理转户手续时，不料事情败露，流言四起，乞乞科夫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狼狈潜逃。

《死魂灵》与一般小说不同，作品从经济关系、政治交易的角度去透视社会面貌。应该说，乞乞科夫收买“死魂灵”的故事，将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暴露无遗。小说围绕简单的故事情节，巧妙地将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城乡社会联结起来，把一个个地主串连起来，构成了一幅具有时代特点的俄国上层社会的全景图。

在这一全景图上活现着的主要人物是形形色色的地主群丑。

玛尼洛夫是乞乞科夫走访的第一个地主。他外表显得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实际上智力衰退，精神空虚。他从不经营田庄，也不过问农事，饱食终日，耽于幻想。他书房的桌子上摆着一本书，第十四页夹着一张书签，这是他两年前读的。客厅里放着一张三条腿的椅子，是准备修理却一直未修的，足见其懒散的本性。当乞乞科夫要求他转让死农奴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死农奴，也根本未能理解乞乞科夫的意图，就一口答应转让。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的人都是真诚善良的好人，他甚至想象他与乞乞科夫的“友谊”感动了沙皇，以致沙皇赏给他们将军的头衔。

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是一个务实的女地主。她拥有80个农奴，苦心经营田庄，拼命积聚财产。她虽孤陋寡闻，浅薄愚昧，却贪婪自私，生财有道。乞乞科夫向她收买“死魂灵”，她害怕吃亏，不肯出卖；但当她得知乞乞科夫愿意帮助她推销农产品时，立刻改变态度，大献殷勤。买卖成交后，她又担心受骗上当，连夜赶到省城去探听“死魂灵”价钱，致使乞乞科夫的买卖落空。

乞乞科夫结交的第三个地主，名叫诺兹德廖夫。他爱吹牛，好打赌，乱花钱，反映出乡村恶少的本性。他一出场就因为赌博时偷牌被人拔掉了胡子，接着是强迫乞乞科夫下棋，甚至命令仆人殴打乞乞科夫，最后到处散播关于死魂灵的“谣言”。这些事件表明了他花天酒地、浪**成性、为非作歹、横蛮霸道的本色。

至于那个看上去如狗熊般粗笨的索巴凯维奇，则是小说中唯一精明的地主，俄国农奴制度的支柱，但与其父辈相比，经营能力也已有所下降。在他眼里，所有的人都是骗子、恶棍，因而对人也针锋相对。他对待农奴凶残狠毒，是一个血腥的剥削者，是吸吮农奴鲜血的刽子手。在他看来，农奴“不过是苍蝇”，可以任意处置。在洽谈“死魂灵”的交易中，讨价还价，分文必争。因此，连乞乞科夫也怒骂他是“刮皮鬼”。

果戈理笔下的地主，一个比一个更卑劣、更丑陋。他最后所写的普柳什金，兼有吝啬鬼和守财奴的特点。他拥有成千农奴，家里财物堆积如山，却衣衫褴褛，吃粗劣饮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他贪财如命，六亲不认。作者揭示了形成普柳什金性格的过程：普柳什金早年有妻子女儿，善于经营，并不特别吝啬，只是生活简朴些，他家的大门也是常年敞开的，附近的地主都向他学习经营之道。但是后来妻子死了，女儿跟别人私奔了，于是他逐渐钉上了门窗，简朴变成了吝啬，成为十足的守财奴。

作者通过对上述地主群丑的刻画，反映了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形象地揭示出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使小说成为埋葬农奴制度的挽歌。这是《死魂灵》揭露、批判力度之所在。

全景图上的中心人物是乞乞科夫，他在小说的结构上起着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他除了具有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外，还带有新兴资产阶级巧取豪夺、唯利是图的本质特点。这是一个从贵族地主过渡到新兴资产者的典型，是俄国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最初体现。

果戈理对乞乞科夫形象的描绘，是在变化发展中进行的。出身于没落贵族之家的乞乞科夫，秉承父亲的教诲，从小就想过飞黄腾达的生活，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他自中学毕业后，立刻从省税务局谋得一个职位。以后凭着吹牛拍马，巴结上司，爬上了六等文官的宝座。其间，行贿贪污，曾几度受挫，屡遭失败，但“一心想发财”的野心不变。在购买“死魂灵”的过程中，他抓住对方的特点，施展不同的手法：或甜言蜜语，彬彬有礼；或恐吓利诱，软硬兼施；或张牙舞爪，凶相毕露。例如针对普柳什金既贪财又吝啬的性格，乞乞科夫赐以小恩小惠，假惺惺地表示同情，很快博得好感，促使普柳什金廉价出售“死魂灵”。乞乞科夫的形象生动地揭示了俄国封建社会土壤里萌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同时也高度概括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乞乞科夫们”到处钻营的共同规律。这是果戈理对俄国文学做出的新贡献，也是《死魂灵》思想力度的又一标志。

《死魂灵》在艺术上的突出之处是作者用写实笔法，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刻画地主群丑，使之各具个性特点，成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

（一）以对生活现象的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塑造出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些地主尽管都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狭窄圈子里，但是作者始终将他们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加以展示。正因为这样，这些在言谈举止、嗜好秉性、处事心态等方面个个不同的人物，都成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典型形象。

（二）擅长细节描写，以鲜明生动的细节展示人物形象，渲染气氛。细节描写是果戈理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常用的一个手法。小说第二章，乞乞科夫来到玛尼洛夫家的客厅门前，两人都不肯先走进门去。经过长时间的谦让之后，两人终于侧着身子，相互稍稍挤了一下，并排跨进了客厅。于是，在这过了头的客套后面，露出了俗不可耐的虚伪和做作。再如第六章，普柳什金堆满垃圾的客厅已给人深刻的印象，而他在写委托书时把一张纸折了又折，裁了又裁的细节更加深了一步，特别是他偶有一笔笔画太长，就大骂自己浪费的场面，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三）果戈理是语言艺术大师，擅长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写景、状物、抒情，描摹人物肖像的手法也十分高明。第六章描绘了普柳什金庄园的荒芜、凄凉：“在住宅黑洞洞的深处隐隐约约闪现出一条曲折狭窄的小径，一排倒塌的栏杆，一座摇摇欲坠的凉亭，一株衰朽的、有孔洞的杨柳树干”，“屋顶千疮百孔，像筛子一样”。由境及人，在死气沉沉的氛围中引出了庄园的主人普柳什金这个“吝啬鬼”的形象。第五章提到索巴凯维奇出奇粗糙的面容时，果戈理写道：“造化似乎不必在他的脸上多费心机”，“只要简单地劈几斧就成。一下——鼻子有了，两下——嘴唇已在适当之处，再用大锥子在眼睛的地方钻两个洞，这家伙就完全成功。也无须再把他刨平，磨光，就说道‘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这样的入木三分的肖像描写使形象立时凸现出来。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且与其个性相吻合。如果说玛尼洛夫的语言矫饰空泛、索巴凯维奇的语言率直粗俗的话，那么诺兹德廖夫的语言则是冲动的、蛮横的和缺乏逻辑的。

（四）倾注着强烈的爱憎，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小说巧妙地运用抒情插笔，表达作家对人物和事件、对作家使命的思考，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对祖国前途的展望。在小说结尾时，果戈理把祖国喻为飞奔向前的、“谁也赶不上的三驾马车”，纵情讴歌俄罗斯的光明未来，深情地编织了一曲祖国颂：“俄罗斯，你是一片多么光辉灿烂、神奇美妙、至今未被世间认识的异乡远土哟。”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加强了艺术的表现力。

思考题

1.试比较欧洲文学中的吝啬鬼形象。

2.乞乞科夫形象论析。

3.鲁迅先生为什么把果戈理的讽刺风格比作“含泪的笑”？

4.对比讨论《钦差大臣》与中国新时期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等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