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挪威民族戏剧的开拓者，欧洲戏剧大师，以其卓越的戏剧探索和划时代的贡献，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一、生平与创作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滨海小城斯基恩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因生意上的挫败，在易卜生8岁时破产。家境的艰难导致易卜生15岁便离家到格利姆斯达城药店做学徒，一待就是7年。这是易卜生性格和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他置身于底层，与普通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利用闲暇写诗、作画和读书，尤其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在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雨果等作家的经典之作中感悟人生。可以说，广阔而严峻的自然环境，离开亲人自食其力的生活，锻造了他独立自主、崇尚思考、坚忍不拔的品性，也养成了他酷爱文学的志趣，为他踏上文学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易卜生的创作和思想的发展，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1848 年如火如荼的欧洲革命和挪威国内蓬勃开展的民族独立运动，强化了他的民族意识，唤醒了他的自由之梦。1850年，易卜生到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参加高考。落选之后，他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投身于挪威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人运动，时常参加聚会，发表慷慨演说，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把对社会的思考注入笔端。还以《觉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不久该组织机关遭到破坏。从此，易卜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通过文学坚守着向往自由的信念。他发表的第一部剧本《凯蒂琳》（1850）是一部富有浪漫色彩和反抗精神的历史剧。此后的1851—1863年间，他先后受聘于卑尔根剧院和挪威剧院担任编导，创作了一系列广受挪威人民欢迎的剧作。1864—1891年他移居国外。在此期间创作的《布朗德》（1866）奠定了易卜生的国际声誉，《社会支柱》（1877）更使他声名远播，而《玩偶之家》则使他跻身于世界伟大戏剧家之列。

1864年，易卜生离开祖国，侨居国外27年。1891年以一个名扬全欧的剧作家身份载誉回国。1906年因病去世，挪威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易卜生是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的戏剧家，其创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1848－1867）多为浪漫主义的英雄历史剧。这些剧本主要取材于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再现，宣扬民族解放和爱国主义思想，充满幻想与怪诞的情调。《勇士之墓》（1854）、《苏尔豪格的宴会》（1856）、《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7）、《海尔格伦的海盗》（1858）、《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感情充沛，冲突尖锐，人物极富个性，具有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表现了易卜生历史、整体地把握人生的尝试。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易卜生创作了旨在探求真理，讨论伦理、哲学问题的诗剧《布朗德》（1866）和《培尔·金特》（1867）。《布朗德》堪称易卜生早期人生的缩影。主人公的“全有或全无”的激烈而坚定的精神追求令欧洲人兴奋不已。《培尔·金特》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自我”，关于罪与救赎，关于爱与信念，关于对祖国爱恨交加的情感宣泄的作品，表现了易卜生对自己近40年人生历程的审视和思索。不论是布朗德追求信仰与生活的统一，还是培尔·金特充满幻想的冒险，都直逼人类灵魂的深处，表现了“个人精神反叛”的主题。

中期（1868－1883）多为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挪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易卜生的浪漫主义幻想破灭。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爆发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出现等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进一步激发了易卜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热情。易卜生渐渐发现，只停留于挖掘过去伟大历史时期的题材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转而着眼于对现实及个人道德问题的审视，尤其善于通过家庭中的各种亲情关系来透视社会痼疾。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批举世瞩目的“社会问题剧 ”。所谓“社会问题剧”，是易卜生创立的以再现现实为目的，以大胆揭露重大社会问题为核心的剧作，涉及资本主义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家庭、妇女等诸多问题。主要有《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2）等。这些剧作都直接干预现实，讽刺犀利而深刻，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社会支柱》探讨了社会道德问题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在道德上的价值。剧中，资产阶级道德的化身、道貌岸然的造船厂厂主，实际上是个盗窃别人钱财的道德败坏的伪君子。这就是所谓“社会支柱”的本来面目。《人民公敌》展示了一个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揭发社会丑行的艰难历程。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不顾市长和浴场主的威胁利诱，坚持改建矿泉浴场，并举办演讲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权者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民众，操纵“民主的”表决机器，宣布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作者通过病菌毒害问题，揭露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对现实痛加针砭；又通过斯多克芒这个孤军奋战的人物形象，鼓吹“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进一步宣扬“精神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

晚期（1884—1899）由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转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挖掘，主要为象征主义的心理剧。所谓象征主义心理剧是指以象征、暗示、隐喻等手法，表现直觉和幻想，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的戏剧。易卜生以诗人和先知般的笔触探向人类灵魂的深处，考察和询问人间苦难及存在尴尬的种种内在因素，弥漫着感伤和神秘的气氛，而且愈到晚年这种倾向愈加明显。这类剧本在国外创作的有《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野鸭》被认为是易卜生所有戏剧创作中颇为令人困惑和茫然的一部。剧本表现了几个人物如同受伤的“野鸭”式的人生——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死啃住海藻、海带和水里的脏东西。剧本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评价——“你很有几分野鸭的味道”。1891年，身居国外多年的易卜生返回挪威，其创作热情不减当年，写作了《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我们死者醒来的时候》（1899）等。《建筑师》堪称易卜生对自己一生进行回忆、总结和评判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意味。功成名就的建筑师索尔尼斯，面对事业和婚姻的种种压力而陷入人生的迷雾，行走在道德的边缘。他随着神秘女子希尔达的出现而彻底改变，最后失去了生命。剧本引发了人们对易卜生写作目的的各式猜想，有人甚至感到“陌生，奇怪，模糊，可怕”。

易卜生始终抱着严肃的态度，密切观察周围的生活，力求在创作中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展现个人的道德理想同传统的社会风尚之间的冲突。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和他所熟悉的人都成了他创作中的基本素材。如《青年同盟》（1869）中的小镇就是斯基恩的写照；《野鸭》（1884）中艾克达尔家的阁楼，就是文斯塔普村的阁楼的艺术再现；《社会支柱》中庸俗腐朽的生活方式就是以格里姆斯达镇为背景；《玩偶之家》的矛盾冲突就是以女作家劳拉·基勒的家庭为原型；《建筑师》的心理困惑就是以易卜生的人生思考为蓝本。

易卜生对现代戏剧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戏剧倾向上，开辟了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过去的欧洲戏剧，多倾向于以浪漫主义的方式渲染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传奇或激变的故事，而易卜生则秉承现实主义风格，把生活中的人及其故事搬上舞台。易卜生的戏剧（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剧”）总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挖掘出具有深刻意蕴的问题，发人深省，留下了巨大的阐释和建构空间。

在戏剧方法上，易卜生一方面善于通过紧张的冲突（外在的或内在的）、思辨的对话去再现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多采用回溯法设置剧情。回溯法也称追溯法，属于一种纯戏剧式结构方法，它以古希腊悲剧为典范，剧情从危机开始，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一点一点补充前史和远前史。易卜生的许多剧本都是戏一开场，主要矛盾就酝酿已久或关键事件已经形成，并接近爆发。然后通过剧情的推进，把事件逐渐展开，把隐藏的矛盾的原因逐一交代。剧中人对某一关键事件及其产生的后果，态度各不相同，构成冲突，在矛盾的发展中把剧情推向**。这使戏剧结构集中而凝练。

在戏剧精神上，易卜生上承浪漫主义戏剧，下开现代主义戏剧先河，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并深入现代人的灵魂。尤其后期剧作所渗透的一些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先锋派的艺术追求，使其作品超越了特定时代和戏剧成规之界限，显示了高超的艺术魅力。其戏剧的生命力和现代性所蕴含的多重代码，使得100多年以后的今天，当人们重读其剧作时，仍然会为其思想和艺术价值感慨不已。

瑞典戏剧评论家马丁·莱姆说：“易卜生戏剧是现代戏剧的罗马，条条大道通向它而又来自于它。”易卜生戏剧影响了契诃夫、斯特林堡、奥尼尔、布莱希特、乔伊斯等人的创作，对中国戏剧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中国现代戏剧家中的佼佼者，如洪深、曹禺等在戏剧观念和戏剧形式上无不深受其益。

二、《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创作的一出表现妇女觉醒与反抗的“社会问题剧”，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剧中的主人公娜拉，与海尔茂结婚8年，有3个儿女，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之中。为了筹钱给丈夫治病，娜拉伪造父亲签字（当时她父亲病重）秘密地向柯洛克斯泰借到一笔钱。事后，娜拉一直保守这个秘密，她把生活零用钱节省下来，偷偷给人抄写文件，独自还债。海尔茂原来是个律师，一直对妻子恩爱有加。出任银行经理后，他决定辞退职员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为保住职位以假签名之事要挟娜拉替他说情。娜拉努力没有结果，柯洛克斯泰给海尔茂写信揭发娜拉冒名借债。海尔茂大发雷霆，斥责她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幸福和前途。后来柯洛克斯泰接受了旧日恋人林丹太太（娜拉的好友）的劝说，写信退回了借据。当危险已过，海尔茂立即又换了一副面孔，重又拾起往日的亲昵。娜拉已经看透海尔茂的虚伪灵魂和自己在家中玩偶般的地位，毅然决然离开这个“玩偶之家”。

作家通过娜拉的觉醒与反抗，表现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人格独立、自主解放的愿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宗教、婚姻家庭等规范提出了质疑。对小资产阶级平等幸福生活外表下掩盖的利己主义关系、资产阶级虚伪，以及不合理的道德、法律、婚姻观念也进行了批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进步的历史作用。有人把它称作“妇女独立的宣言书”。易卜生所探讨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夫妻地位的不平等、妇女作为人的权利的争取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如何建立和谐、幸福的两性关系的思考，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娜拉是一个善良、热情、富于责任感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她的觉醒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初，娜拉的一举一动都洋溢着活泼可爱、乐观向上的朝气。她精心照料家庭，体贴丈夫，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爱自己的丈夫，相信丈夫也同样爱她，为自己能够想出办法给丈夫治病而感到欣慰和骄傲，对这种为丈夫牺牲、受丈夫宠爱的家庭生活十分满意。她的善良与热情也感染着她周围的人：她帮助生活窘迫的老同学林丹太太寻找工作；对身患重病的阮克医生给予人道的关爱与安慰……如果说在矛盾爆发之前娜拉只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在矛盾爆发之后，则成为一个敢作敢当、敢爱敢恨的倔强女性。这表现在她承担责任的勇气上。虽说冒名借债让她内心不安，然而，面对债主威胁，她没有逃避，而是承担责任，甚至自杀也在所不惜。而最能体现其觉醒的还是她面对自己不平等的地位和处境，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斗争与反叛。当她看清了海尔茂的自私虚伪的面目时，也终于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在这儿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象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泥娃娃女儿’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她毅然决然离家出走。面对海尔茂利用社会舆论和家庭责任的发难，她说：“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或者至少我学做一个人。”面对海尔茂利用宗教、道德的诘责，她的回答是：“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易卜生通过娜拉形象的塑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虚伪和法律的不公，寄托了妇女解放的理想。

海尔茂是资产阶级法律、道德的维护者的形象。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海尔茂无疑是个好丈夫、好公民和成功人士。他规规矩矩、奉公守法，是个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而骨子里却是一个自私虚伪的懦夫。他辞退柯洛克斯泰的理由是此人“品行不佳”，实则因为对方知道自己的底细。他对待妻子娜拉的 “爱”，建立在男权中心的基础之上。他口口声声称自己爱娜拉，用各种亲密的昵称称呼她，还信誓旦旦地盼望能有危险威胁她，好有机会表现他的真爱。一旦危险真的来临，他非但不能保护，反而大骂娜拉，“伪君子”、“下贱妇人”，毁了自己的幸福……他把妻子只当作私有财产，当作自己手中的玩物，从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他把爱挂在嘴边，认定女人理所当然为丈夫做出牺牲。妻子伪造签字借钱，不仅仅违背了资产阶级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毁坏了自己的名誉。因此，他接到威胁信而大发雷霆，还用犯罪遗传论来斥责娜拉，斥责她父亲的坏德行，并剥夺她对孩子的教育监护权。而当娜拉为争取自己独立人格要出走时，海尔茂则以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向妇女提出的“神圣”责任劝阻娜拉，用宗教观念责问娜拉，用道德意识限制娜拉。海尔茂俨然成了资产阶级法律、道德的代表和化身。易卜生通过海尔茂的形象不仅揭开了资本主义世界婚姻表面温情的面纱，而且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

如何看待《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历来存在争议。有人说，娜拉是“资本主义蓄意构建的女性：一个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个人主义者。”如果妇女都如她一样出走家庭，势必引起社会混乱。还有人说，娜拉与阮克医生有某种暧昧关系。与易卜生同时代的瑞典作家斯特林堡认为娜拉是个撒谎者，而海尔茂却是个老实人。易卜生研究专家克勒曼强调，娜拉和海尔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对其不应该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如何看待娜拉的结局，也有不同理解。剧中的娜拉说“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除非有奇迹中的奇迹。对娜拉出走后的前途怎样，易卜生是提出这个问题以激发观众的思考。鲁迅先生曾经撰文对娜拉出走后的出路进行分析，认为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尽管娜拉前途未卜，但她勇敢追寻了她所追求的自由和独立，以至于在许多国家，娜拉都成为妇女寻求解放和平等的一个象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仍很突出。易卜生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乃至当代引发了人们诸多思考。应该指出的是，易卜生应被看作是一位艺术家而非革命思想家，其实，当年易卜生被各种“解放”、“反叛”的代言人的荣誉所包围的时候，他说，他只是按照生活的样子塑造艺术形象罢了。

《玩偶之家》体现了易卜生对戏剧艺术的独特探索。

第一，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玩偶之家》与当时欧洲舞台流行的渲染殴斗、情杀的庸俗轻喜剧不同，它的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直接取自挪威女作家劳拉·基勒的家庭生活。剧本以家庭生活为视角，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把观众本身当作剧中人物，把观众自己的事当作剧中情节”，极力缩短观众与演员的心理距离，从日常生活事件中，挖掘具有普遍本质意义的戏剧因素，把寻常的生活事件上升到道德批判、社会批判的高度，从而为现代戏剧创作提供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成功范例。

第二，浓厚的论辩色彩。易卜生曾坦言，自己戏剧创作的使命和工作是指出问题，引起全社会注意。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十分赞赏用讨论来代替情节，认为这是新剧本的重要技巧，并指出易卜生就是“以讨论为剧本的趣味的真正中心”。在《玩偶之家》的创作上，易卜生融入重要的讨论因素，把提出、讨论现实社会中的尖锐问题作为戏剧冲突的中心，围绕中心情节——娜拉与海尔茂的矛盾发展，提出一系列涉及法律、道德、宗教、婚姻、女性等的问题，如娜拉为救丈夫冒名签字借债的是与非，海尔茂在知晓此事后对待娜拉的态度及其推卸责任的是与非，娜拉最后出走的是与非等等……而主人公围绕这些问题的一系列论辩，尤其娜拉的震撼人心的言辞，构成全剧最强有力的部分。

第三，起伏跌宕的剧情。《玩偶之家》由三对矛盾线索构成，围绕主线娜拉与海尔茂的线索，辅以海尔茂与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与娜拉这两条副线。尤为重要的是，易卜生在安排这些剧情时采用了回溯法。剧中的关键事件——娜拉冒名借债已隐藏在开幕之先，为矛盾爆发埋下伏笔。大幕拉开时渲染的是恩爱夫妻组成的幸福之家，只因海尔茂辞退柯洛克斯泰一事，才引发了矛盾。随着柯洛克斯泰向娜拉要挟，向海尔茂揭发，矛盾步步激化。直到秘密揭开，才暴露了海尔茂的虚情假意。虽然中间又穿插了柯洛克斯泰听从林丹太太的劝说撤回对此事的追究，矛盾似乎峰回路转，但还是无法挽回娜拉与海尔茂的决裂。起伏跌宕的剧情产生了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思考题

1.简述易卜生对现代戏剧的贡献。

2.什么是“社会问题剧”？

3.如何评价娜拉与海尔茂的形象？

4.为什么说《玩偶之家》体现了易卜生对戏剧艺术的独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