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 1812—187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小说家，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的英国文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生平与创作

1812 年 2 月 7 日狄更斯生于英国朴次茅斯海港的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从小能演会唱，常被父亲带到酒店表演节目。11岁时，他的父亲因欠债太多，无力偿还，被关进负债人监狱，母亲和兄弟姊妹也随同住在监狱。为了维持生活，狄更斯到工厂当过童工、誊写员。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由于包装熟练，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任人围观。童年的艰苦生活成为他终生辛酸的回忆，对他此后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才得以重返学校读书。15岁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后，先后当过律师事务所学徒、录事和法庭记录员，甚至还想从事戏剧表演的工作。这些经历让他深入地接触到社会底层的各种人群，看到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贫困。狄更斯当记者时，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并时常在各地采访议员的竞选活动，对英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幕有着深入了解，为他以后创作打下了深厚基础。1833年他开始写作，最初写一些杂记，以幽默的笔法描写伦敦风尚，报道伦敦中下层阶级的生活。这些杂记都以博慈笔名发表，后来以《博慈杂记》（1836—1837）书名结集出版。1837年发表的《匹克威克外传》，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摆脱贫困生活，开始专业创作生涯。这部小说里的道德倾向奠定了狄更斯一生的创作基调。 在他的作家生涯中，几位优秀的女性人物的出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女性形象成为他日后圣母型人物的原型。1841年他去美国旅行，1844—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1848年回国。由于长年的大量创作，使得狄更斯晚年身体很差，于1870年病逝。

狄更斯是个多产的作家，其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书信、新闻、短篇小说、时事评论、散文、旅游见闻、儿童文学、辩论文章、演说、剧本等。其中长篇小说就有13部半。

狄更斯的创作以1841年访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风格明显不同。

狄更斯早期小说创作（1833—1841）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因为狄更斯对于英国的整体政治制度还心存希望，希望通过小说揭露出现实的弊端，革旧除新。这些小说包括《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翟述伟》《圣诞欢歌》等。

《匹克威克外传》（1837）是狄更斯的第一部小说，以流浪汉小说的模式记叙了老绅士匹克威克一行五人到英国各地漫游的经历。小说情节以匹克威克等人在旅途中的见闻和遭遇展开，作者不仅用精彩的文笔描述了匹克威克一行出游途中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故事，还以喜剧的手法对法官、律师、法庭、监狱、议会、选举等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嘲讽。小说描写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几乎描绘到所有阶层的人物。

《雾都孤儿》（1837—1839）是其第一部社会小说，在《雾都孤儿》的序中，他曾明确表示，这部小说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善的美德能够在任何逆境中生存下来，并最终取得胜利。”小说通过孤儿奥利佛的遭遇，揭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哀苦无告的生活画面，深刻描写了资本主义贫苦儿童的悲惨生活，无情地抨击了济贫院的残酷行为，揭露了贫民窟里滋生的种种罪恶。小说通过奥利弗的经历和道德观的塑造、对“新济贫法”下育婴房和贫民习艺所里孩子们的悲惨生活有详尽的描写，而善恶有报的结局安排则展现了鲜明的道德批判倾向和人道主义思想。

《老古玩店》（1841）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者的悲惨命运。作者寄予深切同情的屈兰特老汉在伦敦的小胡同内开了一家古玩店，无人光顾。老汉把一切不幸归咎于“命运不济”。他要跟命运做斗争，企图在赌博中致富，结果反而把古玩店输给了高利贷者。他和小孙女耐儿都被逐出店门。二人后来流落到了偏僻的乡村，先后在苦难中死去。

1841年，狄更斯应邀去美国访问，他的创作进入后期阶段（1842—1847）。在美期间他写有《美国纪行》（1842）、《圣诞颂歌》（1843）、《马丁·翟述伟》（1843—1844）等作品，显示了对美国式民主的失望。随后他又去欧洲旅行，创作了《圣诞故事集》。晚期作品中大多找不到前期的乐观主义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沉重、苦闷、强烈的愤懑之情。主要作品包括《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艺术风格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他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乐观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

《董贝父子》（ 1846—1848） 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狄更斯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它遵循的利润高于一切的原则。过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善良的”资产者已不复存在。他塑造了一个个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冷酷、骄傲、睥睨一切的主人公董贝，惟利是图的庞得贝，利己主义的化身克伦南姆夫人，残酷无情的埃弗瑞蒙德侯爵，等等。显然，改良主义的道德感化理想已经开始动摇，对恶的批判呈现出了以往所没有的猛烈。

《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在狄更斯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狄更斯是个人生奋斗的成功者，小说主人公大卫也像作者那样由一个贫苦的孤儿最终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作家，获得财产、地位，跻身于上流社会。大卫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勤奋努力、意志坚定、感情纤细、对世界怀着纯洁的爱心，一直保持着他的坦白、真诚和高尚的品德。可以这样说，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对奋斗的人生道路的满意回顾，是他自己身世的文学再现。

《荒凉山庄》（1853）是一部色调阴沉、寓意深刻的作品。作者一开头就以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11月间伦敦的大雾和泥泞的道路，象征贪污、腐败和坑害人民的英国司法机构。小说描写了一件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营私，竟拖延20年，仅诉讼费就把一对青年男女所应继承的遗产全部花光。这场官司的结果是有关的人死的死、疯的疯。其主题是揭露和抨击英国政治的腐败、司法制度的丑恶。小说最后描写了一家破烂店自行焚毁，说明腐朽事物必不可免地会受到其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而毁灭。

《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后期创作中写工人生活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以漫画式的手法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提出劳资对立的社会问题。作者描写了工人凄惨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反映了宪章运动中拥护暴力和拥护道德力量的两派之间的斗争。作者不赞成以革命手段解决劳资矛盾，而主张用爱来调和矛盾。但在阶级之间的冲突上，作者还是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

《小杜丽》（1857）是作者后期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它以象征性的手法描写了马歇尔西监狱，概括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本质。小杜丽全家老小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先后被处终身监禁的情节，揭露了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朴实、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小杜丽的形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也对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克伦南姆夫人、贪财成性的主教加斯贝、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肮脏的灵魂的银行家麦多尔，以及盘剥有方的房东等人，做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远大前程》（1861），又译《孤星血泪》。这部作品原题名是Great Expectations，意思是指一笔遗产，小说名意义双关，可以解释为“伟大的期望”，也可以解释为“锦绣前程”。小说讲述一个青年人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前程”上，最后希望破灭，“前程”成了泡影。孤儿匹普与姐姐和当铁匠的姐夫共同生活。因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钱人的庇护，开始幻想起自己的“远大前程”来。他一心想做“上等人”，疏远了真正的朋友。但他惊异地发现他的保护人实则是他帮助过的在逃的苦役犯，而并非情场失意的贵族老小姐郝薇香，他爱慕的高贵女子艾丝黛拉是罪犯的女儿，关键时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贫贱朋友。贫困帮助他恢复了纯朴的天性，对伟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场幻梦。最初的梦想以及最后梦想幻灭的种种经历，让匹普清醒、成长，使他重新认识到真正的远大前程不在于财富和地位，而在于拥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灵和勤劳智慧的双手。狄更斯始终是一位温和的人道主义者，他辛辣地抨击资产阶级的罪恶及由此造成的人性沦丧，却始终相信失去的人性是可以回归的，是可以得到救赎的，马格韦奇和郝薇香小姐的死同样表明了遭到社会残酷对待而对社会进行报复的受害者的良知是能够被唤醒的， 失去的人性是能够重新获得的。这也是狄更斯的道德观中重要的一点。

狄更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小说围绕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遗产继承问题展开情节，把人性与金钱关系作为主题。书中出现了一个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狭隘、贪财爱势的资产者波德史奈普，此后人们便把这种精神气质称为“波德史奈普主义”。

狄更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他人道主义的核心是“爱”与“善”，即仁爱、宽恕、善良、温柔、正义、同情、利他主义与真诚等。狄更斯相信人性总体上是善的，有的人变恶只是为后天环境所逼而对美好的人性道德的偏离。因此他注重人物外在的感化，而不是人物内心的挣扎省悟，是他律，而非自律。狄更斯在作品中塑造像圣人一样完美的人物，浑身散发的是心灵的美、善和对他人的大爱，通过这些他们感化那些恶者，使他们弃恶从善。从人道主义出发，狄更斯既反对贵族阶级的残忍和暴虐无道，同时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个体道德完善基础之上的温和变革。这是作者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的体现。

狄更斯的小说因为其早年经历的影响，侧重描写小人物的命运遭遇、思想情感，把关注的焦点始终放置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和贫困者身上；同时，记者、法院录事出身的狄更斯感觉十分敏锐，常常能够抓住整个社会和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写入小说，如孤儿院、教育制度、劳资矛盾等，因此，小说发表后，往往能够引起轰动；他讽刺和谴责的笔触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从济贫院、债务监狱、私立学校、工厂到法庭，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诸方面进行审视和批判，提倡博爱精神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他被读者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先知人物。

狄更斯的小说创作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写本领。他集中描写了中、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努力向上，摒弃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这些形象体现了狄更斯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寄寓了反抗污浊现实的理想。同时他也塑造了一批反面角色，他们是“恶”的化身，极端自私，丧失人性，是作者鞭挞的对象。到后期创作中，狄更斯的善恶有报的信念受到现实的冲击，坏人的性格变得更加复杂。他小说的第三类人是可教育者，比如董贝、葛擂梗，在人性教育和道德感化下，恢复了人性。狄更斯塑造最为出色的是各种“怪人”的形象，他能够抓住人物肖像服饰、言谈举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让读者如见其人。

狄更斯擅长以扁形的定型化的方式刻画人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他所写的人物几乎都属扁平一类，差不多每个人物都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但又令人感到具有人性深度。也许是狄更斯的强大生命力使他笔下的人物动了起来。他们也借助于他的生命力而使自己宛若真人。”“狄更斯的部分天才在于：他创造的易于被我们识别的各种类型的、漫画式的人物，其所产生的效果既不枯燥乏味，又显现人性的深度。”[1]

二、《双城记》

《双城记》发表于 1859 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经久不衰、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说以梅尼特医生的遭遇为线索展开情节。法国巴黎大贵族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了霸占一个美丽的农家少妇，几乎虐杀了这个少妇的全家。梅尼特医生耳闻目睹了这场家破人亡的惨剧，写信向朝廷告发侯爵的暴行，却反被侯爵兄弟关进巴士底狱达18年之久。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使梅尼特神智失常。出狱后，被女儿露茜接到伦敦。露茜认识了两位相貌酷似的青年代尔那与卡尔登，露茜和代尔那相爱结婚。代尔那为厄弗里蒙地家族的成员，法国大革命中，他因此而在法国被捕，受到梅尼特过去的仆人得伐石夫妇的控告，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露茜带着女儿和父亲赶来巴黎营救，未果。深爱着露茜的卡尔登来到巴黎，混入监狱，替代尔那上了断头台。医生一家在希望中返回英国。

《双城记》的创作过程是与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由于英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 英国工人阶级在 19世纪30 年代掀起了伟大的 “宪章运动”。 40 年代末， 这场运动被反动派镇压下去。 50年代，英国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繁荣局面，但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 1859年的经济危机更增加了工农群众对现实的不满。狄更斯痛恨骑在人民头上压榨人民的极端反动的封建贵族和官僚集团，深切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并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忧惧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在英国重演。因此创作了这部旨在揭露英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抨击贵族阶级罪恶，同情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警示统治阶级的作品。

《双城记》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夕封建贵族对农民的残酷迫害，描写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封建阶级、封建制度的仇恨与反抗，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原因。在狄更斯的笔下，法国的乡村是一个遍地萧条的地方，在地主贵族阶级的剥削压榨下， 广大农民从事繁重持久的体力劳动，吃的是从土地上捡来的草根，生活极度贫困，而贫困的原因并不是土地的贫瘠，更不是农民的懒惰，而是封建贵族阶级用各种苛捐杂税榨取了农民的血汗。同时，农民还受到贵族阶级的欺凌压迫，妻女被侮辱霸占，孩子被活活辗死在贵族的车轮下，得伐石太太娘家一家人家破人亡的惨剧，充分展示了贵族的暴虐与凶残。不仅农村如此，城市也一样， 到处是肮脏的疾病，工人们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圣安东尼贫民区的惨状，就是广大工人苦难生活状况的一个典型例证。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揭示了法国这场震撼欧洲以及世界的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合理性。这是一切被压迫者在封建统治下长期积蓄起来的革命能量的爆发，他们在怒吼声和欢呼声中攻下巴士底狱——这座象征封建王朝的魔窟，显示出无比巨大的战斗力。这是对正义的革命斗争的肯定，表现了狄更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作家，狄更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他把革命看作可怕的灾祸， 强烈谴责革命斗争中的暴力行为。在作者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作者反对革命的残酷性和不人道，认为暴政必定引发暴乱，流血只能引发更多流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宣扬一种仁慈、博爱与宽恕的精神，主张阶级之间的相互调和与宽容，在道德感化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

《双城记》堪称狄更斯充分宣扬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其中大部分人物的行为都闪现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彩。

梅尼特医生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他为伸张正义告发厄弗里蒙地兄弟的暴行，18年的囚禁没有使他以恶抗恶，以牙还牙，而是以爱来熄灭仇恨，明知代尔那是仇人的后代，却应允他和女儿结婚。他成了超越仇恨和革命的善人。梅尼特医生的宽恕之心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狄更斯通过梅尼特医生这一形象，目的是告诉人们:当两个阶级的人不念旧恶和睦相处时，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而当他们硬要清算往日的冤仇时，美好的生活就不复存在了。

露茜是爱的化身。她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社会丑恶，经受了生死离别的苦痛，品尝了意外重逢的惊喜。然而，她似乎超然物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善良、忠诚、温柔和献身的品性。她用爱唤醒了沉睡了 18 年的父亲的理智，用爱编织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也用爱感化了潦倒沉沦的卡尔登，使他精神复活，从而以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活在更多人的心目中。露茜像一根金线把两个有仇恨的家族连到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以小的家庭为中心向外辐射，将很多朋友也吸引进来，形成了一个大的家庭。她用爱心、温柔所营造的家庭氛围让一家人身心愉快，连看似无感情的劳雷、卡尔登和史曲勒孚都被吸引，心中的冰块也慢慢消融。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卡尔登为爱牺牲的壮举更是将爱演绎到了极致。这是一个圣母形象，是狄更斯道德理想的寄托，是人道主义的完美演绎。

卡尔登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他本性善良、才华出众，却不思进取。在学生时代他常替别人做习题，而不大做自己的习题，成年后又把才华出卖给了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史曲勒孚。他认为他的生命早已死了，并坦言自己是自暴自弃的、烂醉的、误尽终身的可怜虫，并且很难重新摆脱怠惰和酒肉。不过，在“小圣母” 露茜的感化和引导下，他如受天启而迷途知返，人性复苏、精神复活。卡尔登日渐枯萎的心被露茜的“爱”和“善”滋润了。对露茜的爱让他否定了自我的所为并燃起了对她的报答之情。露茜的孩子以及露茜所营造的温馨美好的家庭氛围已经像一张温情的网网住了他的心，使他的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变化了，所以他代替代尔那走上断头台的举动并不让人诧异，似乎是水到渠成。认识露茜之前的卡尔登肉体上存活着，精神上却已日趋死亡，认识露茜之后的卡尔登在露茜的感化和引导下，精神逐渐复活，直至最终牺牲肉体，精神彻底重生，重生在人们的心中。这个人物是利他主义的代表，无私精神的体现，人道主义的另一种形态。

代尔那是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寄托，在全书中他始终是被作者歌颂的人物。他是封建贵族厄弗里蒙地兄弟的侄子。但他是位正直高尚的人，不仅不满贵族阶层对贫农的欺压和剥削，而且极其同情贫农的不幸遭遇，甚至主动放弃贵族的财产和爵位。他是不向黑暗和邪恶势力屈服的“反抗者”。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敢于挑战贵族阶层，大胆反抗资产阶级，同情农民阶层的“仁爱”之士。代尔那这一形象具有正直、善良、勇敢等高尚品质。对狄更斯来讲，贵族阶级应该放弃自己的特权，悔过自新，自食其力，这些思想显然是作家的理想所在。

厄弗里蒙地侯爵是封建制度下的邪恶贵族的化身。这一形象彻底地展示了贵族统治的毫无人性与不人道，揭露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作者首先通过外貌描写使我们见到了一副“精致的假面具”，他表面上道貌岸然，颇有贵族气派，实际上灵魂极其肮脏、凶残。为了霸占一个农妇，他们可以满不在乎地害死四条人命。他们填写一张空白谕旨，就能随便把人拘禁起来。当他的马车横冲直撞，压死穷人加斯帕的小孩时，他一面破口大骂别人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一面从车里抛出一枚金币。侯爵的恶正是狄更斯要大力鞭挞的，是完全自私行为的代表，是人道主义思想的对立面。

得伐石太太是疯狂的复仇者，革命暴力的体现。从她的身世来看，本是值得我们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她的姐姐被厄弗里蒙地侯爵迫害而死，哥哥也因营救姐姐而死于非命，父亲则不堪打击而撒手人寰，只剩下幼小的她逃出魔掌。因此，她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家族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作品中，作者把她写成仇恨的化身和一个石头一样“冷”的“复仇女神”。她把仇恨迁延到了所有贵族头上，就连无辜的贵族后裔小露茜她也想斩草除根。她所代表的复仇、反抗的暴力和残酷也是狄更斯所要谴责的，因为这违背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的宽恕、仁爱精神。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模式在《双城记》的人物设置和塑造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如果把代尔那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分为一组的话，那么梅尼特医生和得伐石太太则是另一组，互为对比。代尔那和厄弗里蒙地侯爵同为贵族，一个不分等级差别，与下层女子相亲相爱，一个却严守等级观念，视下层人民为猪猡；梅尼特医生与得伐石太太同为下层受害者，一个捐弃前嫌，化仇恨为仁爱，一个却将仇恨扩大，伤及无辜。最终，没有人性、被仇恨支配的厄弗里蒙地侯爵和得伐石太太不得善终，恶有恶报；没有阶级偏见、充满爱的代尔那和梅尼特医生收获了幸福，善有善报。狄更斯想表达的就是：爱会带来彼此的幸福，恨只会导致更加的不幸甚至灭亡，爱远比恨伟大，人们应该抛弃阶级偏见和仇恨，用仁爱和行善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狄更斯早期作品的幽默。

小说的情节安排跌宕起伏、极富戏剧性。不仅小说整体富有戏剧性，而且有很多独立描写的戏剧性细节场面。不时出现的巧合与意外令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曲折迂回。此外，在人物的出场安排和主辅层次上，狄更斯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他让为数不多的几位主要角色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场景和故事编排，次要一点的人物不时贯穿串联，其他更次要的人物则以较为模糊的形象出现在故事发生、发展的背景中，所有这些都十分具有舞台戏剧的艺术效果。

《双城记》有着独特的小说结构。从线索布局看，该书采取了一种二元结构，一横一纵互相配合。横向的二元对立是两个相对的人物团体和理念，两条线索，两个国度（两个大的场景巴黎和伦敦）；纵向而言则是全书前后可以明显划分为两部分。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切换、交互和交叉的，这就是情节的双线螺旋结构。小说采取了双线平行发展的叙事，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但又相互渗透、交叉和联系。双线指的是得伐石夫妇的经历和梅尼特医生一家人的遭遇，由他们又牵扯出厄弗里蒙地家族、卡尔登和克朗丘的生活，随各自发展又互有纠葛，环环相扣，情节紧凑，最后由卡尔登代替代尔那走上断头台，将小说情节推向**。两个城市场景互相对照，交替出场，使叙事更加生动。两个场景的叙事笔调，作者也采取了不同的倾向，前一部分法国大革命前叙事节奏相对舒缓和沉郁，作者重在交代人物的背景，场景变换缓慢；后一部分法国大革命后节奏加快、冲突加强、矛盾加深，场景变换转快，这一部分是小说的重心，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在这一部分开始交织。而在叙述方法上，狄更斯也同时运用了顺序、倒叙、插叙、乱序和平行叙述等多重叙述方法，将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或疏或密。

《双城记》有很多夸张、象征笔法的运用。小说中的夸张似一幅漫画，如对革命前宫廷近侍的主子的描写:“公爵喝朱古力茶的时候， 没有四个侍从帮助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 为的是不在天国居民面前失去自己的尊严，大概天国居民也在天上温情地凝望着他”，“如果喝朱克力茶只有三个侍从帮助，他认为会辱没自己的家声;如果只有两个侍从，那更是要他的命了”，“他是这样文雅而善感，所以在处理国家行政或国家机密的枯燥无味的问题时，他对于歌剧和喜剧比对于整个法国的需要还要关心得多”。这些漫画式的夸张，活画出贵族阶级特有的寄生、空虚的生活。同时，狄更斯还大量地采用了象征手法，如书中反复出现的血红的流淌着的“葡萄酒”、“戈尔公的头”、“回响的足声”，特别是不断闪现的作为复仇者化身的得伐石太太的形象，加深了小说的寓意， 加深了作品的悲愤情绪和深刻的批判力量，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小说蒙上一种悲凉、感伤的情调。

在细节描写上，狄更斯不仅做到了真实性，同时也注意了细节描写之间的相互照应，加强了小说在情节上的整体性，也使得故事环境和人物更加真实可信。比如对小酒店的描写，以小酒店外面推酒喝那幅画面为例，它不仅渲染了圣安东尼小街的环境气氛，揭示了法国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对该书开卷大段描述的“时代”，做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图解，是一定历史时期阶级关系的缩影。

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 19 世纪及之后的一大批小说家的创作，如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哈代，美国的亨利·詹姆斯以及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思考题

1.《双城记》的思想意义与艺术成就。

2.比较雨果与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异同。

3.总结、分析欧洲文学史上比较著名的复仇者形象。

4.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

[1] \[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62、6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