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丹达尔（一译司汤达，1783—1842）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心理现实主义作家，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一、生平与创作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市一个资产阶级家庭。7岁丧母（母亲是意大利人后裔），父亲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律师，拥护波旁王朝，笃信宗教，对儿子严厉而冷酷。斯丹达尔崇敬母亲并喜爱意大利，憎恨父亲，这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明显痕迹。

斯丹达尔是在具有启蒙思想且学识渊博的外祖父甘尼永医生的教养下长大的。12岁时进入当地中心学校学习，受到革新派教师的教育，尤其深受数学教师雅各宾党人格罗的影响，培养了认真分析、细致推理的科学精神，数学成绩突出，对文学和唯物论哲学兴趣浓厚。

1799年11月，他参加了拿破仑的军队。1806—1814年，他参加过拿破仑在欧洲的一系列战役，担任过皇室领地总管、皇室动产与不动产审核员等职，跟随拿破仑远征过莫斯科。1814年，他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垮台，他在政治上的理想幻灭，便结束了军旅生涯。为了“不再看到被波旁王朝玷污的法国和巴黎”，他随后侨居意大利7年，大量阅读并研究艺术，开始写作。散文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是第一次用“斯丹达尔”笔名发表的作品。由于参加烧炭党的革命活动，1821年他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

回到巴黎后，他长期没有固定职业，生活十分清苦，但仍坚持读书、写作，出版了心理分析论著《论爱情》（1822）、音乐家评传《罗西尼传》（1823）和散文集《罗马漫步》（1829）。1823年至1825年，发表了著名文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强调文学应反映现实生活，必须具有时代性和真实性，用朴素真实的细节描写体现时代特点。他发现“性随物迁”，首次提出“要描写处在社会关系中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以及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这本书因此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美学宣言书。

182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1830年，发表长篇小说《红与黑》。同年9月，为维持生计，担任教皇辖区海滨小城奇维塔维基亚的法国领事，直至1842年。这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1834）、《巴玛修道院》（1839），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1839）等。

《巴玛修道院》是斯丹达尔晚年的杰作，也是斯丹达尔生前唯一得到社会承认的成功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人物性格鲜明丰满，情节结构严整紧凑，心理描写准确深刻，笔调细腻优美，其中描写滑铁卢大战的长达50页的部分，更是文学史上有名的篇章。作者以一个初次参战的士兵（法布里斯）的眼光去表现这一战役，写得逼真感人，使人如临其境。这种写法是开创性的，对左拉《崩溃》中色当战役的描写、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波罗金诺等战役的刻画，均有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得到了巴尔扎克高度的评价，他称这是“一本章章都精彩”的杰作，并称作者是“当代杰出的人物之一”。

1841年，斯丹达尔请假回巴黎治病。1842年3月23日不幸因中风死在街上。他的墓碑上用拉丁文刻着他生前自拟的墓志铭：“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斯丹达尔的小说善于再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反映个人在社会中的不幸命运，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把数学的严谨、明确与分析方法用于心理刻画之中，善于准确无误地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尤其善于深刻细致地对不同环境中的人物进行心理分析，作品的故事情节虽然复杂，但布局严整，结构紧凑，语言简洁而清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的创作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红与黑》

《红与黑》是斯丹达尔的代表作。小说的标题极富象征意义。“红” 是共和时代军人服装的颜色，象征着流血、革命、进步势力和每人凭自身的才华能够获得成功的时代，也象征着进步与人的解放；“黑”是复辟时期牧师的黑长袍的颜色，象征着黑暗、复辟、反动势力和等级森严、压抑才华的时代，也象征着旧秩序、旧信仰。“红”与“黑”合起来还可象征主人公于连两条实现人生理想、出人头地的不同道路，以及内在的矛盾。他一生都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挣扎，他的悲剧是两个时代夹缝中一代青年人的悲剧。

小说的题材来源于1827年《法院公报》上的一桩刑事案件。年轻的贝尔德是格勒诺布尔市附近一个农村铁匠的儿子。20岁时在本地富有的公证人米舒家当家庭教师，因勾引女主人而被解雇。在个人的野心受阻后，他极度失望，在教堂里朝米舒太太开了两枪。斯丹达尔以此作为情节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和改造，放进了许多社会、人生的内容，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伟大的杰作。

小说主要描写平民青年于连·索黑尔的个人奋斗及失败史。于连是法国外省小城维立叶尔市一家锯木工厂老板的儿子，从小聪明过人，有特殊的记忆力，个性倔强，酷爱读书。在拿破仑时代一名老军医的教育下，他阅读了启蒙思想家卢梭和拿破仑的著作，向往自由、民主、平等，幻想像拿破仑一样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做世界的主人。但时代变了，在等级森严的波旁王朝，平民子弟再也无法凭才干爬上将军的高位。于是，他拜西朗神父为师，发奋学习拉丁文，将一本拉丁文《圣经》倒背如流。19岁那年，这位英俊的青年被介绍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因与市长夫人的暧昧关系暴露，他不得不离开维立叶尔市，进入省城的贝尚松神学院。神学院里都是答尔丢夫式的人物，表面上和善虔诚，暗中却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于连装得比任何人都虔诚，赢得了院长彼拉神父的赏识，被提拔为辅导教师，并得到大主教的欢心。然而不久彼拉神父即因教派之争而被迫辞职，于连被他举荐给巴黎的宫廷大臣德·拉·木尔侯爵当秘书。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和才干，他很快受到侯爵的重用，并得到侯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情，正当他沉浸于30岁就能当上司令，实现人生理想时，德·瑞那夫人在忏悔教士诱骗下写的一封告发信，断送了他的前程。在失望盛怒之中，于连枪击德·瑞那夫人，被捕入狱。他拒绝上诉，在法庭上，他控诉了教会和封建贵族不容平民与他们平起平坐的罪恶后，被送上断头台，结束了充满矛盾的一生。

小说通过于连的生活经历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社会风貌和政治形势，表现了丰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

首先，小说表现了波旁王朝复辟后，复辟势力的猖獗，以及广大人民对复辟势力的强烈不满情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复辟王朝统治末年法国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预示了七月革命即将来临的政治形势。复辟势力借天主教会大肆煽动宗教狂热，并与大资产阶级勾结，严密控制政治，扼杀一切自由思想。大革命时期逃往国外的德·拉·木尔侯爵卷土重来，而且位高权重，并试图勾结外国封建势力，建立反革命政治武装，恢复绝对君权，强化贵族统治。德·拉·木尔侯爵是反动贵族的典型代表，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主要人物，他的府邸就是复辟派的大本营。小说同时还写到虽然波旁王朝复辟了，但大革命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资产阶级和农民都得到了好处。在反动势力变本加厉地恢复旧秩序的时候，广大人民对复辟王朝深为不满，热切怀念那给法国带来光荣、给平民青年带来光辉前程的时代，广大平民青年强烈要求突破等级制，向往自由、平等。

其次，小说暴露了教会的黑暗，僧侣的伪善。天主教会和反动政府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教会可以干预政事、垄断官爵，政府则利用教会来压制人民。小说中的僧侣大都是王朝的爪牙、政府的密探，居民们读什么书籍、看什么报纸、家里来什么客人都被他们打听得一清二楚。贝尚松神学院是教会的缩影，在这个“人间地狱”中，青年人遭到毒害和摧残。这里的神职人员卑鄙自私，追名逐利，假借教会的名义骗取钱财。教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整个教会漆黑一团，充满了阴谋和罪恶。

再次，描写了人们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反映了资产阶级凭借经济实力与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金钱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冷酷的金钱关系，“唯利是图”决定了维立叶尔市的一切。德·瑞那市长为了妻子将要继承的大笔遗产，宁愿忍耻蒙羞地戴着“绿帽”。老索黑尔竟在儿子临死前还要去勒索钱财，让儿子偿还养育费。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凭借经济实力，与封建贵族争权夺利，如围绕维立叶尔市第一副市长职位，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大权在握的贵族阶级随时感到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威胁，不得不哀叹“被自由党人包围了”。

小说最大的成功是塑造了于连这一杰出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浑身矛盾、性格分裂但又变化发展的艺术形象。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斯丹达尔提出“要描写处在社会关系中人物性格形成的过程”，在《红与黑》这部小说里，他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于连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正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塑造出来的。

于连出身于一个需依靠自己劳动的第三等级家庭，从小清秀文弱，不善体力劳动，因而受到父兄们的轻蔑、打骂，从小就培养了反抗性格，由于年幼弱小，这种反叛只能采取一种虚伪的形式。他聪明好学，有超人的记忆力。老军医和书本的影响，不仅强化了他的反抗性，而且造就了他性格中自尊、善良、纯洁的品质，滋长了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以及干一番大事业、建立“理想世界”的雄心。他生长于追名逐利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追名逐利、见风使舵的习气。后来他发现当教士是一条向上爬的捷径，“如今我们见到40岁左右的神父们，能拿到10万法郎的薪俸，三倍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大将的收入”，于是，他不再提起心目中的偶像拿破仑的名字，而把拉丁文《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以便将来做一个有财有势的大主教。可见，在走入社会之前，于连性格中已有诸多矛盾对立的因素：既自卑又自尊，既纯洁善良又虚伪自私，既理想高远又急功近利，既有反抗性又有妥协性。

在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尔市，他一方面保持着强烈的自尊，以高傲、鄙视对抗贵族的傲慢；另一方面，他的追名逐利的习气得到发展，宣称“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在阴森伪善的贝尚松神学院，他在保持理想、自尊的同时，伪装虔诚，等待时机，以答尔丢夫式的办法对付“答尔丢夫”们。在阴险反动的木尔侯爵府，他的自尊、善良虽还不时闪现，但已开始放弃个性，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对德·瑞那夫人他还有真情，对玛特儿小姐则只有欺骗与利用。在狱中，于连终于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因此必然遭到统治阶级的严惩，以杀一儆百，惩戒那些对现实不满、想要改变阶级地位的平民青年，后悔自己“为了漂亮出色的虚荣，而放弃了简单平凡的真理”。他拒绝上诉，拒绝忏悔，以死来表示对那个不公正社会的抗议，恢复了自己的个性。

由于上述诸多对立性格因素的冲突，于连时而理智，时而冲动。因此，理智与冲动是于连身上的又一对重要性格矛盾。一方面，于连富于理性，自制力强，凡事都周密考虑，细致分析。如为了引诱德·瑞那夫人，他像个“军事战术家”一样，“一开始就为自己起草了一份完整和细致的作战计划”。对付玛特儿小姐，他更是采用“欲擒故纵”的战术，极其高明地从精神上战胜她。另一方面，于连也极富**，容易冲动，往往不假思索便采取行动。枪击德·瑞那夫人便是一例。当时，他的美梦已破灭，在深深失望中勃然大怒，丧失了理智，在一时冲动之中本能地做出了杀人的决定。于连这一对矛盾的性格因素及双重人格，真实地揭示了其反抗性、妥协性和动摇性。由于统治阶级拒绝一个平民分享其权力的要求，所以于连最后仍以一个反抗者的身份而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

于连的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其自身性格的悲剧。从前者来看，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平民青年个人奋斗、个人反抗的典型。他不满现实，敢于冲击束缚个性与才华的封建等级观念，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以单枪匹马的方式，反抗整个上层社会，力求有所作为，但最终遭到失败。因此，他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青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等级、存在不平等现象，这一形象就有其普遍的现实意义。从后者来看，为了进行反抗，为了求得自我发展，在到处是“狼”的社会里，于连不得不先把自己变成“狼”。他动用答尔丢夫式的手法来与“答尔丢夫”们乃至整个上层社会搏斗，以卑鄙的手段来达到理想的目的。因此，他给自己戴上了一副虚伪的面罩：他本是一个无神论者，却扮演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精神和信念上倾向于雅各宾党人，却参加了保王党的阴谋；他是一位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却处处要装得像他所鄙视的贵族。这样，他性格中的好坏两面便经常处于悲剧性的自我搏斗中，当好的一面占上风时，他是一位叛逆者、反抗者，同情穷人，富有理想；而当坏的一面居优势时，他是一个狡诈、虚伪乃至道德沦丧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妥协投降者。

小说通过于连这一形象，对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从而使小说的思想内涵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文学是人学，描写人性，揭示人浩瀚多变的心灵宇宙，表现人复杂的本质内涵。认识人自身，是文学的重要任务。《红与黑》就是如此。它通过一个出身下层的平民青年，极力追求人身自由、心灵自由、人格自由，力图挤进上流社会，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理想的搏斗史及其最后的失败结局，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单枪匹马的个人与不平等社会奋斗时的不幸命运，对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奋斗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使于连成为个人奋斗的悲剧典型，引导读者思考个体在不平等的社会里该如何生存、发展这一带有哲学深度的普遍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越来越现代化，个人越来越成为庞大机器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零件，而复辟势力与大资产阶级更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出身和地位，这就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受资产阶级大革命高扬个性教育影响的平民青年，不仅要生存，而且渴望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理想。一方面，正统教育教给他们高尚、善良、博爱；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诱使他们狡诈、伪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样，他们便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在自身的矛盾中，走向毁灭。

小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是灵活而严整的情节结构。作家借鉴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形式，而又创造性地精心安排了纵线发展与横向层面的交织、反思与预言性场面的前后呼应，使情节结构灵活而又严整。

其一，小说在纵向线索上让若干连续的插曲，随着于连生活的进程，以一种自由的节奏向前推进，类似主线分明的流浪汉小说的情节形式；同时，又以于连的个人奋斗史为情节主线，以他与德·瑞那夫人、玛特儿小姐两次恋爱的成败作为维系情节的关键，从而使情节发展不枝不蔓，集中紧凑。

其二，小说在横向层面的安排上精心选择了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尔市、阴森虚伪的贝尚松神学院、阴谋腐败的权力中心木尔侯爵府这样三个典型环境。这里，既有外省小城的庸俗生活，又有宗教教会的钩心斗角，还有反动势力大本营的阴谋活动。这三个环境基本上构成了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社会全景。在这个社会里，到处唯利是图，到处是阴谋、伪善，到处是统治阶级的飞扬跋扈及其对平民阶级的仇视和轻蔑。这样的典型环境，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三个典型环境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下而上、由边缘而中心（由外省小城维立叶尔市到省城贝尚松再到首都、政治中心巴黎），一切都显得层次井然，严谨有序。与此同时，这个阶梯式的环境同于连的向上爬也正好相符。这种典型环境很好地塑造了于连这一典型人物，展示了其典型性格的发展变化。

其三，小说还巧妙安排了两次反思和两个预言性场面，使上述各方面的内容丝丝入扣。小说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末尾，于连进了贝尚松神学院，对以往进行反省；第二部分末尾，他进了监狱，临死前再次反省了自己这一生。第一次反省未曾觉醒，第二次反省则恢复了反抗者的个性，既互相对比又相互呼应，从而深化了主题，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小说中的两个预言性场面历来为评论界称道。第一个出现于维立叶尔大教堂。一次于连来此祈祷，发现一张字迹残缺不全的纸条：“路易·索黑尔的处决和最后时刻的详情……”，路易·索黑尔正好与于连同姓，他的死刑预言了于连上断头台的命运。第二个出现于木尔侯爵府。某年4月30日，玛特儿小姐身穿黑丧服，为祖先守孝。她的这位祖先是因参加宫廷政变而被砍头的，死后，他的情人吻着那高傲的头颅，亲手把它埋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这和一年后玛特儿小姐在黑夜的烛光下埋葬于连的头颅正相响应。两次反思，两个预言性的场面，使作品前后呼应，大大增加了结构的凝聚力和巧妙性，避免了流浪汉小说情节结构的自由、散漫。此外，多数人物在最后阶段出现，出场人物都和于连有关，也使作品有机相连，更加紧凑。

二是独特、深刻的心理描写。斯丹达尔的心理描写分为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两种。心理分析主要由作家进行，往往通过风景、建筑、摆设、肖像、服饰、对话、动作等外部细节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人物的欲望、观念的细微变化，解剖矛盾、复杂的内心运动。其中最出色的是对德·瑞那夫人个性解放思想与宗教观念的交战、玛特儿小姐恋爱心理的分析。内心独白往往与个性特征、典型环境紧密结合，表达一个人物从强烈欲望的产生到行动所经历的内心运动过程，其中于连的内心独白尤为出色，充分展示了于连对不同环境的感受，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以及决定性时刻的内心冲突和瞬息间思想感情的变化，真实可信而又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他那自尊与自卑、勇敢与怯懦、幻想与颓丧、欢乐与痛苦、狂热与郁闷、爱慕与憎恶共存的种种双重心理。这种方法对后来作家的心理描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斯丹达尔不仅写了在文化、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的约束之下人的理性心理，而且深入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如前述之于连枪击德·瑞那夫人的举动，即为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又如于连之占有德·瑞那夫人，表面上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实际上在潜意识中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当他初次来德·瑞那家按门铃时，一时怯懦，犹豫不定，恰好被德·瑞那夫人撞见，而他对此非常看重，认为有失尊严，必须挽回。正因为如此，斯丹达尔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三是清晰自然的艺术风格。斯丹达尔宣称：“绝对的清晰——是风格上唯一的美。”他一向以清晰自然的语言来表现生活的真实，因而清晰自然不仅是《红与黑》的艺术特点，也是斯丹达尔整个创作的特点。斯丹达尔能做到清晰自然，主要得益于他所受的唯物论哲学、法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是数学的影响。在《红与黑》中，一切都显得清晰自然：结构清晰严整，情节发展自然；人物清晰明朗，音容笑貌、服饰心理，如在眼前；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晓畅，更是一种清晰自然之美。

思考题

1.《红与黑》中“红”与“黑”象征意义。

2.为什么说《红与黑》是一部政治小说？

3.试比较于连与高加林（路遥《人生》）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