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是德国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也是欧洲文学界最杰出的代表。海涅称他是“世界的一面镜子”，恩格斯称赞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

一、生平与创作

1749年8月28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诞生于德国中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是皇家参议员、法学博士，曾游历过法国、意大利等国；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喜欢诗歌和文学。这样一个家庭对以后歌德登上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6岁时，歌德遵从父命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大三时因生病而休学，在家休养一年后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学习，在这里，歌德结识了赫尔德。赫尔德介绍歌德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莪相的诗，促使歌德注意民歌。歌德22岁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他内心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同时对自然科学也有研究，他还掌握了七八门外语。1772年5月，歌德奉父命到魏茨拉高等法院实习。在一次前往舞会的途中，他结识了当地法官亨利·布甫的长女夏绿蒂，对她一见钟情。后来得知她已订婚，只得怀着深深的痛苦离去。这年10月，传来了他在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同学因失恋而自杀的消息。这两件事成了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动因。

177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了整个德国，甚至欧洲，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维特”风潮。《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发表，也使歌德受到了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赏识。魏玛是当时德国许多小封建城邦中的一个，人口不过10万。第二年，在公爵的盛情邀请之下，歌德到魏玛公国出任国务参议，不久，就被任命为首相。他在魏玛公国一住就是50年，直到去世。在魏玛公国的前10年，歌德力图革除弊病，做了不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并且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腐朽没落的封建宫廷中，歌德倜傥不羁的性格受到压抑，不得不时时忍让妥协，终于产生精神危机。1786年，诗人不辞而别，隐姓埋名，到意大利游历，受到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的熏陶。1788年重返魏玛，辞去宫廷公职，只任魏玛剧院监督，兼管矿业。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活动和创作中。

从1805年开始，歌德一面进行文学创作，一面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同时研究东方文学艺术和哲学，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一生，经历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重大事件，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1832年3月22日，歌德逝世，享年83岁。

歌德的一生曲折漫长，他有一种强烈的求实探索的精神，永不满足于某种现成的思想，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好学不倦，积极接受新事物。早年，他生活**，但很快就放弃了对生活享乐的追求。在“狂飙”时代，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但不久这种叛逆精神就开始冷却，转而追求冷静、和谐的生活，去魏玛做官，希望通过点滴的改良来实现社会理想。后来，他又不满足于这种安适的生活，偷偷离开魏玛去意大利，受到古代艺术美的感染，回来后从事古代艺术的研究。到19世纪初，他受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感染，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东方哲学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在创作风格上他也同样不断发展变化。早年受古典主义影响，“狂飙”时期则成了反古典主义的干将；魏玛时期又热衷于古代艺术，写了许多古代题材的作品；到了晚年，他的诗风转向了东方，追求东方文学艺术神秘和富有哲理的精神，如《西东合集》和模仿中国诗写的《中德岁时诗》等。正是这种不懈追求、不断否定自己的精神，使他直到晚年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永远向前的蓬勃朝气。

歌德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能够驰骋想象，进行自由创作，毫不留情地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鄙俗、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彻底批判；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又不得不克制自己，屈从繁琐庸俗的礼仪，与周围的环境相妥协。这一矛盾到他晚年愈加明显。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1]歌德的思想矛盾在他的后期创作中有着突出表现。

歌德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他逝世为止，长达60多年，时间漫长，著述丰富，按其思想和创作轨迹，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狂飙突进”运动时期（1770—1775）。歌德在“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并很快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将。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1773）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

《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是一部最能体现“狂飙突进”精神的历史悲剧作品。歌德以古喻今，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启蒙主义的热情和理想，表达了渴望民族统一，要求自由平等的反封建思想。在戏剧形式上，剧作打破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再现了莎士比亚式的宏大场面，为此后德国现实主义历史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歌德对“狂飙突进”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774年完成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篇小说的发表，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使青年歌德一举成名，也使德国文学第一次获得世界声誉，因此被视为歌德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小说叙述市民青年维特爱上一个善良纯朴的姑娘绿蒂，但绿蒂与别人已有婚约。爱情受挫使他极度失望、痛苦，于是试图在实际工作中求得解脱，但又与周围鄙俗的环境格格不入，同僚们热衷于追求地位的欲望、上司的迂腐多疑、上流社会的傲慢自大使他陷入更深的烦恼、痛苦，无奈他只好再次回到绿蒂身边。已经成婚的绿蒂尽管依然钟情于维特，但为了忠于丈夫不得不疏远他。维特失去生活中的最后一丝眷恋后，终于开枪自杀，以表示对这个冷酷鄙俗的社会的抗议。维特的悲剧既控诉了封建末世的腐败风习，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暴露了德国青年一代在反抗乏力时的悲观颓丧的情绪。维特烦恼的实质是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个人自由愿望与古老狭隘世界的限制的冲突。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维特身上表现出来的浓烈的启蒙主义气息，维特的思想、观点和内心情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其次，小说以书信和日记的方式把叙事、抒情、描写和议论熔为一炉，直抒胸臆，使全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突出表达了德国进步青年的情绪，所以受到青年读者的狂热欢迎，掀起了热极一时的“维特热”。

小说出版后，在整个德国乃至欧洲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当时有些青年男女在争取爱情自由失败后，效仿维特，身着青衣、黄裤和棕色长靴，怀揣《少年维特之烦恼》而自杀，这使得作者不得不在小说再版时在卷首题诗中予以劝导。

歌德还写成《普罗米修斯》一诗，借希腊神话形象塑造资产阶级巨人，把斯宾诺莎思想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首诗成为“狂飙”运动的思想和诗的宣言，引发了德国思想界围绕斯宾诺莎思想展开的一场世界观论战。

魏玛古典主义时期（1775—1794）。歌德在魏玛的最初10年，由于忙于政务，文学创作被冷落一边，直到1786年意大利之行后，他才重新回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从1784年到1794年，歌德完成了剧本《埃格蒙特》《塔索》《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其中《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取材于古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格尼亚的故事。这部戏剧与《塔索》都表明了歌德的思想重心此时已经由蔑视神权、反抗暴政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对抽象人性和人类前景的探索，反映了他从“狂飙突进”精神向古典主义的转变。

成熟与辉煌时期（1794—1832）。1794年以后，随着与席勒交往的加深，诗人的思想与创作也越来越成熟。这个时期歌德完成了成就仅次于《浮士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叙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和诗剧《浮士德》。其他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亲和力》，自传性作品《诗与真》《意大利游记》，诗集《西东合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等。教育小说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文学舞台上出现的一种新兴文学体裁，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通过纷纭的体验（经常是精神危机）从少年进入成熟阶段的心智和性格上的成长，并且通常有对其在生活世界中身份和角色功能的体认。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小说，奠定了德语小说以教育小说为基本体裁的格局，使教育小说成为德语文学中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主人公威廉·迈斯特出身富商家庭，但从小厌弃庸俗狭隘的市民生活。他酷爱戏剧艺术，青少年时代就与演员一起投身流浪演艺生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生活道路，最终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理想生活方式。这部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在实践中追求人生意义，树立人生理想，不断克制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成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向现实人生的历程。

歌德的这些晚年作品重视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革，有用文艺、道德教育取代政治革命的倾向，可看作歌德世界观、人生观的总结。

二、《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这部诗剧是歌德穷其60年的精力和心血精心打造的伟大作品。歌德不断地将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感悟归纳、提炼，然后融进他这部作品里。这也是他对资产阶级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近600年成长历程的艺术总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启蒙运动的艺术总结。

早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就流传着关于浮士德的故事。在最初的德国民间故事中，主人公浮士德是跑江湖的魔术师、星相家，死后留下许多传说。1587年出版过一本《约翰·浮士德生平》的书，书中说浮士德与魔鬼订立合同，活着时魔鬼满足他一切要求，死后灵魂归魔鬼支配。因此，浮士德不外乎是贪图享受、用灵魂换取快乐的享受主义者。到文艺复兴后期，克里斯托弗·马洛用这一题材写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情节与传说大致相仿，但浮士德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文主义者。歌德从小就在故事书和民间木偶戏中熟悉了浮士德这个人物，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和对生活认识的深入，歌德在人物身上灌输了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在情节和人物形象上都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使浮士德成为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形象，也使故事富有一种哲理性和艺术性统一的美。

《浮士德》共12111行，分成两部，第一部序章后有25场，不分幕，第二部分成5幕。诗剧主体部分描述主人公浮士德一生奋斗追求的5个阶段。

（1）学者生活阶段。故事开篇，浮士德皓首穷经，钻研中世纪的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各种学问，但以神学为中心的知识毫无实际用处。他很苦恼，甚至想自杀。这时复活节的钟声响起，使他想起屋外还有大千世界，便信步来到人群中，这坚定了他投身社会的决心。回家后，他打开《圣经》寻求答案，但《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他将其改成“太初有为”，强调人活着就要从事实际工作，在行动中寻找真理。这时魔鬼靡非斯特出现，与他签约。此时浮士德非常自信，因为他洞晓生活的辩证法：快乐必然同时包括痛苦，一种欲望得到满足后，必然又唤起新的欲望。他和魔鬼打赌时觉得胜利在握。这段描写表明歌德对中世纪学问的否定，象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摆脱中世纪学问投身社会、探索社会人生真理的战斗历程，表现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扩展自己，要求获得新知识，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了解自然的愿望。

（2）爱情生活阶段。浮士德走出书斋，魔鬼先用感官享受引诱他，又带他到魔女之厨让他喝下魔汤返老还童，并帮助他得到少女葛丽卿的爱情。可他们的爱情很快酿成悲剧。浮士德为体验爱情而毁掉了葛丽卿，他感到负疚，认识到围绕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追求理想是不可能的，必须向着更高境界，克服“小我”走向“大我”。这段描写实际上是对文艺复兴时期那种过分追求官能享受和个人主义泛滥的否定。

（3）政治生活阶段。浮士德从德国市民社会的小世界进入广阔的大世界，去探索真理。魔鬼带他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宫廷，帮助他成了大臣，但浮士德在那儿为宫廷服务，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充当弄臣而已。这段描写不仅反映歌德思想历程的一个阶段，也反映了欧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历程。许多人都曾走向为朝廷服务的道路，把改革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而害怕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歌德比他们高明之处就在于晚年认清现实，否定了这条道路。

（4）追求古典美阶段。浮士德对现实政治失望后，转向对古典艺术美的追求。他来到古希腊，与海伦结婚并生下一子欧福良。这象征着现代人与古典艺术美的结合，古典艺术同启蒙思想的结合。欧福良死后，浮士德怀抱中只剩下海伦的面纱。面纱象征美的形式，而海伦的真身即美的力量本身只是幻影，从而否定了用艺术力量改造社会的幻想。这也是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历史经验，许多人由于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改革社会的途径，就把目光转向古代，转向艺术，认为古代艺术体现了崇高理想，用这种美去陶冶人们的精神、启迪人们的思想就可以改造社会。

（5）改造自然阶段。浮士德总结经验后感到一切脱离实际的幻想都是徒劳的，应该脚踏实地面对现实。他希望通过改造大自然，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理想。他帮助皇帝镇压叛乱后获得一片领土。他在领土上发动群众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终于开辟出一块新国土，创造了新乐园，在其中他悟出了人生的真理，这就是：“人必须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自由地生活和享乐；我愿看见人群熙来攘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这是浮士德一生探索的总结，同时也是歌德一生探索的结论。从这个结论看，歌德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鼓舞，认为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因此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只有通过集体劳动创造丰富的财富，才能开拓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而个人只有在集体的、为人类服务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是欧洲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探索的最高归宿，强调劳动的意义，只有靠劳动才能创造出人人幸福的新世界。

《浮士德》的思想意义主要体现在：

首先，《浮士德》歌颂了崇高的进取精神。在诗剧中，浮士德是象征性形象，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对现实永不满足，对理想和真理永远不断地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不断发展，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辨明进取的方向，并不断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最终实现人类的自我拯救，这就是所谓“浮士德精神”。这正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性的表现。歌德通过浮士德在这种精神驱使下不断追求的过程，展示了欧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人文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探索过程。同时，歌德把浮士德作为人类的代表，总结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探索经历。

其次，《浮士德》体现了强烈的批判否定精神。诗剧是对资产阶级300年思想探索的历史总结，其间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丑恶的揭露批判，如对中世纪僵死的经院哲学的批判，对德国落后的、封建的小市民社会愚昧庸俗习气的批判，对封建王朝内部丑恶和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带来的罪恶的批判；二是对主人公探索过程中表现出的失误的批判和否定，如否定脱离实际的知识追求，为王权服务的妥协道路等。主人公正是在否定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不断否定现实，否定自己，才找到了前进的勇气、动力和方向。

再次，诗剧《浮士德》还贯穿着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作品告诉我们，在浮士德身上（即人类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是不满现实、骋目远方的精神；另一种是贪图安逸、易于弛靡的思想。这两种矛盾的精神非常和谐地存在于人类身上，使人类成为复杂的对立统一的存在物。歌德认为正因为人类具有惰性的一面，所以上帝要创造出魔鬼来刺激人，鼓舞人，推动人类前进。这里就表现出辩证思想，就是说善与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恶的作用并不全在破坏，它还是人类前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动力，人类就是要在同恶的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矛盾而取得进步，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在作品中，靡非斯特是恶的化身，是否定精神的代表。他贯穿全剧始终，几乎与浮士德居于同等地位，在每一个有浮士德的地方必有靡非斯特。他对于浮士德是一个永恒的矛盾，是一个障碍，同时又是一种激发的力量。每当他引诱浮士德，浮士德惰性的一面居于上风时，浮士德就犯错误。但浮士德有向崇高境界追求的一面，这促使他从错误中获得教训，向更高境界迈进，终于找到真理。所以靡非斯特从反面推动了浮士德不断前进，成为他前进的动力，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作恶造善的力于一体”。

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辩证关系告诉人们，人类由于主客观原因总会犯错误，但只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能克服矛盾，不断前进，这是《浮士德》的精华所在。所以《浮士德》最后不是悲剧，人类最终也不会是悲剧。

浮士德是诗剧的中心人物，是欧洲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和渊博的知识，充满反抗封建、追求真理、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在他一生经历的知识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建功立业五个阶段的探索中，经受了物质享受、爱情欢乐、名誉地位等方面的**，虽有过迷误和过失，但他总能在挫折和失败中清醒并重新振奋起来，由“小我”到“大我”，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取向上，最后在为人民谋福利的创造性劳动中找到美和理想。这充分体现了他坚毅不拔、奋勇进取的品格和永不满足、积极向上向善的美德，这也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精神品质的典型反映。但是，浮士德在探索过程中又充满矛盾，他既想创建人人幸福的理想王国，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这使他既有勃勃雄心，又不免经常感到忧愁。有时他决心“节欲精进”，但有时又想贪图享乐，这说明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有平庸的欲念，这种矛盾实际上正是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作为革命力量的代表，它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它又必然会追求安乐生活，在斗争中表现出妥协和软弱性。后者使浮士德在探索中一再失误，步入歧途，但前者又使他不断从挫折中得到领悟，并转化成新探索的动力。正是在这种辩证发展中，浮士德的精神不断升华，认识逐步深化。但是，浮士德所探索到的最高人类理想，实际上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这样的理性王国，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既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长存。浮士德的这些局限，表现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局限。但他勇于追求真理、敢于自我否定、毕生努力不懈的品格表现了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正面的精神素质，从而全方位、多层次地体现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

歌德是将浮士德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浮士德的形象有着深层的哲学含意。浮士德精神是浮士德性格的内核，也是理想生命的特质。浮士德精神首先是重视实践和现实的精神。浮士德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一生怀疑、绝望，企图自杀未果。魔鬼靡非斯特乘虚而入，给他机会去品尝过去为了追求知识而放弃的一切生命体验。走出书斋是他实践意识的朦胧觉醒，追求葛丽卿、参与政治生活、与海伦结合、为皇帝平定叛乱、建设理想社会等都说明了浮士德企图通过实践来把握现实，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其次是永不满足于现实的追求进取精神。浮士德想“摘下天上最美的星辰”，想“获得人间最大的快乐”，他是一个不断前进，永不停止的雄心勃勃的追求者。最后是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浮士德一生上下求索，他一次次地追求，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次无可奈何地退回来，却又一次次重新冲上去。浮士德的一生是追求美、追求理想的奋斗历程，从而经历了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这五大悲剧。

当然，浮士德又有贪图享受、安于现状的一面，这就构成了浮士德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受生命本能的驱使，常常沉迷于名利、地位、权势、女人和美等现实欲望中；另一方面，他又未被这些所彻底迷惑，不断地超越自我，走向新生活。他一方面追求真理创造事业，一方面又迷恋儿女私情；一方面是理想社会的追求者，一方面又是王权的支持者。在这样“灵与肉”、“善与恶”的辩证发展之中，歌德展示了人类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也反映了人类追求真理的艰辛 。浮士德的经历表明，人类总是给自己提出难以企及的高尚目标，而每向这目标靠近一步，人类都要以自己的错误甚至牺牲为代价。这种庄严的悲剧性，决定了人类进步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决定了人类必须一刻不停地努力向上。

浮士德身上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他把社会改造看成是个性完善的过程，回避了社会革命，反映了他轻视群众、害怕革命的思想，也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诗剧《浮士德》是歌德毕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具有高超的艺术成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基本创作方法的结合。诗剧中充满了奇异虚幻的故事、大胆虚构的形象和绮丽诡谲的描写，剧中各式人物随着作者丰富的想象上天入地，或入梦幻，或达仙境，展示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艺术画面。诗剧中海伦的形象、理想王国的场景是浪漫主义的，而瓦格纳的形象、乌烟瘴气的封建王朝的描写等又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也交替使用了这两种手法，如浮士德形象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成分，但其精神面貌是以启蒙主义者的真实性格为基础的；靡非斯特主要是浪漫主义形象，但他否定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时，又有很强的现实性。

第二，诗人善于运用象征手法，使诗剧达到形象性与哲理性的高度统一。《浮士德》以主人公的一生奋斗概括西方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历程，概括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其中涉及人类意义及价值、人类前途及命运等哲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浮士德代表人和人类，他的五段生活经历象征人生的几个主要方面，他辩证的生命运动过程象征人的生存状态，他性格的二重性象征人性的二重性。但读者直接面对的却是多姿多彩的艺术画面和形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说教。一切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都被诗人用象征的手法融进了画面和形象之中，实现了作品诗的意境与人生哲理完全融会一体。

第三，歌德有意识地将辩证法精神贯穿到艺术实践中，在作品中大量运用矛盾对立的方法配置人物、安排场景。在人物方面，浮士德与靡非斯特，靡非斯特与上帝等都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对比关系贯穿了全剧。浮士德肯定人生，提倡有为，充满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靡非斯特否定人生，主张无为，是一个否定一切的悲观主义者。两个形象的对比体现了善与恶、美与丑、乐观与悲观的矛盾对立，同时也使两个形象的性格鲜明突出，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场景安排上，诗人喜欢将两个强烈对照的场景放在一起，让它们交替出现，如第一部序曲是光明的天堂，紧接着第一场就是阴暗的书房。这种运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来互相映衬的手法，使作品描写的一切既各自鲜明突出，又构成和谐统一的图景。

第四，作品采用了多样化的文体。作品以诗剧为主，中间夹有叙事诗、抒情诗等多种形式。歌德善于根据内容的不同选取最适当的表现形式，如塑造海伦则多用希腊悲剧诗体，给人以典雅、庄严之感；描写浮士德常用哲理诗的形式抒发议论；描写靡非斯特则用机智和讽刺性的诗句，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十分吻合。

思考题

1.《浮士德》中的辩证法思想。

2.《浮士德》的艺术成就。

3.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形象。

[1]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3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